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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領域視角下中美在東南亞的地緣影響力比較研究

2024-02-03 03:00紅,張晶,韓軍,常耀偉,杜
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 2024年1期
關鍵詞:中美東南亞影響力

唐 代 紅,張 晶,韓 志 軍,常 耀 偉,杜 樹 坤

(1.信息工程大學,河南 鄭州 450001;2.智慧中原地理信息技術河南省協同創新中心,河南 鄭州 450052;3.中國人民解放軍32021部隊,北京 100094)

0 引言

東南亞地處太平洋與印度洋交匯處,地理位置極其重要,中國80%的進口石油要經過位于東南亞地區的馬六甲海峽,且每年途經馬六甲海峽60%的船只前往中國[1]。地區內多國與中國聯系密切,特別是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助力下,雙邊貿易往來頻繁,但同時中國在安全與投資等領域也面臨現實的地緣政治風險[2]。此外,以美國為首的域外大國更是借助中國在南海領土主權與東南亞多國存在的爭議,渲染中國“威脅”論,拉攏多國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積極擴大自身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致使東南亞地緣環境越發復雜。在國際政治中,影響力實際上就是一個或多個國際行為主體的需要、愿望、傾向和意圖向其他國際行為主體傳播,導致其行動傾向改變[3]。地緣實體之間同樣存在相互影響的能力,即地緣影響力,充分分析中美在東南亞的地緣影響力是認知該地區復雜地緣環境的重要途徑。

目前多數學者從國家實力或權利的視角進行地緣影響力分析[4],也有學者在國家實力的基礎上強調依賴性和距離因素[5]。從研究主體和對象看,施加影響國家主要涉及中、美、日、俄等大國,受影響對象有釣魚島[6]、南海[7]、中南半島[8]、南亞[9-11]、中亞[12]、烏克蘭[13]、南美[14,15]、伊朗[16]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博弈論[1]、社會網絡分析法[17]、事件分析法[12]等;在評價模型方面,主要運用指數模型[18]、區位勢模型[4-7,19]、冪律型[12,16]、簡單加權算數型[15]等基礎模型對地緣影響力進行評估。但上述研究存在以下不足:①忽視了地理位置、交通條件、文化制度等對地緣影響力的制約作用;②未考慮國家間的地緣關系互動,國家實力資源的對外影響是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地緣關系互動中進行的轉化;③多數定量研究是從綜合視角進行分析,但僅以貿易、投資等經濟關系數據作為相互依賴的依據,未考慮政治、軍事等其他地緣互動關系因素,也未區分不同領域的地緣影響力。

地緣影響力異常復雜,影響因素眾多,但本質上是國家基于一定的地理位置,在空間關系制約下,由國家實力和國家之間的地緣關系互動共同作用,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產生影響的能力,國家實力、地緣關系互動、空間關系制約是其基本構成要素。其中,地緣關系互動可以具體體現在不同領域中的地緣互動事件,但僅通過互動事件不能完全表達雙方的互動關系,如在經濟領域中,經濟貿易和投資是衡量國家間地緣關系的重要指標,互動事件并未體現,軍事領域中的軍事同盟關系和武器貿易是國家間軍事關系的重要指標,因此,地緣關系互動選取領域互動事件和領域關系兩個要素表達。綜上,本文將中、美及東南亞地區國家作為研究對象,在構建地緣影響力分析框架的基礎上,利用地緣影響力評價模型分析2010—2021年中美兩國在東南亞的地緣影響力及其變化特征。

1 研究區域與數據

東南亞地區包括新加坡、泰國、越南、柬埔寨、老撾、緬甸、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文萊、菲律賓和東帝汶共11個國家,由于缺乏東帝汶數據,本文未將該國納入研究范圍。研究數據來自不同網站或開源數據庫,其中,基礎實力、經濟實力、科技實力指標數據以及港口集裝箱吞吐量數據和經濟貿易數據來自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軍事實力數據和武器貿易數據來自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www.sipri.org),國際規則制定數據來自世界銀行官網(www.worldbank.org),政治實力數據來自WGI世界治理數據,文化產品數據來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研究所(http://data.uis.unesco.org),留學生數據來自美國開放門戶網站(https://opendoorsdata.org)、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外國留學生教育管理分會(www.cafsa.org.cn)、《來華留學生簡明統計分析》,條約數據來自COW數據庫(correlatesofwar.org),直接投資數據來自中國對外投資統計公報(fec.mofcom.gov.cn/article/tjsj/tjgb/)、美國經濟分析網(www.bea.gov/),國家間距離數據來自法國CEPII數據庫,文化距離數據來自霍夫斯泰德六維文化數據網(http://geerthofstede.com)等。

2 地緣影響力評價模型構建

考慮到中美對東南亞各國產生地緣影響力是一個多途徑、多要素相互作用的復雜過程,為在分析過程中科學評估地緣影響力,將地緣影響力拆分為地緣政治影響力、地緣經濟影響力和地緣軍事影響力,每個分量通過計算國家實力評價值、地緣互動水平、領域關系評價值、地理衰減4個要素進行建模評估。其中,國家實力是地緣影響力產生的基礎,是國家在地理場中的客觀存在,通過構建國家實力評估指標體系,利用三角模糊數—層次分析法、熵權法等進行計算;領域事件互動利用事件分析法,通過確定事件篩選標準得到對應的地緣互動事件,從而計算雙邊互動水平;領域關系主要指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的雙方關系,如政治上的伙伴關系、軍事上的同盟關系等,主要通過選取代表性指標計算國家間領域關系值;地理衰減是指產生地緣影響力過程中需要克服的阻力,利用距離衰減函數對地理距離、交通條件、文化距離等要素進行綜合計算(圖1)。

圖1 地緣影響力分析框架

地緣影響力本質上就是一個國家(地區)的各種要素對另一個國家(地區)由于地理區位的現實情況產生的綜合影響,需要考量多種因素,地緣領域評價模型需充分利用專家打分法、層次分析法、模糊綜合評價等方法開展量化研究和實踐[20]。胡志丁等[4,9]基于區位勢理論,在定量評估地緣影響力方面進行了開拓性嘗試。因此,本文綜合考慮各方面影響因素,以區位勢模型為基礎,構建地緣影響力評價模型(式(1))。

(1)

2.1 國家實力

國家實力是國家地緣影響力產生的基礎,包括基礎實力、經濟實力、軍事實力、科技實力、政治實力、國際事務參與、文化吸引力等,本文參考文獻[12,21-23]建立國家實力評價指標體系(表1),采用定性和定量賦權相結合的方式確定各指標權重。定性確定權重的方法采用三角模糊數—層次分析法(TFN-AHP),通過三角模糊數(即專家給出指標相對重要性的判斷區間)替換傳統AHP中的判斷值,大大提高了評價結果的準確性[24],定量確定權重的方法為熵值法,然后將TFN-AHP法和熵值法計算得到的權重分別賦予0.9和0.1的系數,得到綜合權重(表1),最后通過綜合加權法計算得到國家實力。

表1 國家實力評價指標體系

2.2 互動事件

國家之間的地緣互動關系具體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或威懾、對抗,在現實中表現為各種地緣事件,因此,可以依據國家之間地緣事件帶來的影響計算互動事件分值。GDELT是一個免費開放的新聞數據庫,它實時監測世界上印刷、廣播、網絡媒體中的新聞,通過對該數據庫進行文本分析可提取出人物、地點、組織和事件等關鍵信息[25]。每條數據包含事件發起者對接受者互動的各類信息,其中,事件的屬性通過字段EventCode區分,事件的重要性及其影響借助戈爾德斯坦分值量化。本文以年為單位,參考文獻[18],篩選出2010—2021年中美與東南亞各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的互動事件,得到政治互動事件11 143條、經濟互動事件908條、軍事互動事件2 097條。計算每類事件沖突和合作的戈爾德斯坦分值絕對值之和,得到中美與東南亞各國事件互動的量化值[26]。

2.3 領域關系

1)政治領域關系。中國與東南亞各國政治領域關系通過外交部的官方語言表達進行評價,伙伴關系由深至淺通常分為全面戰略合作伙伴、戰略合作伙伴、戰略伙伴、全面合作伙伴、建設性合作伙伴和合作伙伴7種形式[27]。美國在政治領域與東南亞的關系參考朱陸民等對美國與東南亞各個國家政治關系的研究[28],并結合專家打分法對各政治領域關系賦予不同分值,得到中美與東南亞各國政治領域關系評價值(表2)。

表2 中美同東南亞各國政治領域關系分值

2)經濟領域關系。采用雙邊進出口貿易額和國家直接投資量表示,權重分別為0.6和0.4,公式為:

Eji=0.6Tij+0.4Fji

(2)

式中:Eji為j國與i國的經濟領域關系值,Tij為i國與j國的貿易總額,Fji為j國對i國的直接投資總額。

3)軍事領域關系。武器出口反映了進出口國家軍事關系甚至是整體關系的密切程度[29],故軍事領域關系通過軍事盟友和武器出口表達,權重分別賦予0.8和0.2,公式為:

Mji=0.8Aji+0.2Wji

(3)

式中:Mji為j國對i國的軍事領域關系值;Aji表示j國與i國是否為軍事盟友,是軍事盟友取值為1,否則為0;Wji為j國對i國的武器出口價值。

2.4 衰減系數

地緣政治的空間維度隨著生產力和技術的變革及其引發的政治、經濟社會關系變化而不斷拓展[30],如交通條件的發展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地緣影響力在地理空間傳播產生的損耗。有研究表明,國際貿易中80%的貨物通過海洋運輸[31],而海洋運輸最重要的基礎設施就是港口,港口的連通性越高,表明該港口在全球海運網絡中越重要,且與吞吐量顯著相關[32]。因此,選取國家港口集裝箱吞吐量衡量其對外交通發展水平,吞吐量越高,表明該國對外交通水平越發達。同時,文化相近的兩個國家在國民認知和態度上往往一致性較高,有利于地緣影響力形成,相反,文化傳統大相徑庭的國家間地緣影響力傳播衰減更明顯。綜上所述,本文地緣影響力傳播衰減系數計算公式為:

βij,t=(0.6rij+0.4cij)/εi,t

(4)

(5)

式中:rij為i、j兩國首都間地理距離,cij為兩國間的文化距離,基于霍夫斯泰德六維文化數據參考文獻[33]計算得到,εi,t為t年i國的港口集裝箱吞吐量,Ini、Inj分別為i、j國在第n個文化維度的得分,Vn為各國在第n個文化維度得分的方差,缺少數據的國家采用相鄰國家的平均值代替[34]。

在模型構建完成后,為消除量綱和數值本身對計算結果的影響,將經過標準化處理后的數據代入模型,得到中美在東南亞各國的地緣影響力評估值。

3 中美在東南亞的地緣影響力分析

3.1 地緣影響力時空特征分析

由圖2可知,2010—2021年中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三方面的地緣影響力均呈上升趨勢,地緣經濟影響力上升最快,而美國在東南亞的地緣政治和地緣軍事影響力相對穩定,地緣經濟影響力呈現緩慢增長。中國在政治、經濟兩個領域的影響力分別于2015年、2017年以后超越美國,在軍事領域的影響力與美國差距逐漸縮小。

圖2 2010—2021年中美在東南亞的地緣影響力變化

3.1.1 地緣政治影響力 將中美在東南亞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分為兩個階段:①第一階段(2010—2014年),中國在東南亞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低于美國,但持續增長(2011—2012年增長最多),兩國差距不斷減小。②第二階段(2015—2021年),中國在東南亞的地緣政治影響力超過美國,且呈波動上升趨勢,與美國差距不斷拉大,在2020年達到最大值4.39。伴隨2015年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關系取得重要進展,中國提出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三點倡議、瀾湄合作機制成功建立、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談判結束,中國在東南亞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占據優勢。

3.1.2 地緣經濟影響力 中美在東南亞的地緣經濟影響力也可分為兩個階段:①第一階段(2010—2016年),中美兩國地緣經濟影響力均保持增長,美國地緣經濟影響力大于中國。該階段美國重視以多邊方式強化與東南亞地區的聯系,通過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為核心的經濟機制,輔以不同部門提供的援助及項目,美國構筑起與東南亞地區的多邊經濟合作網絡[35];特別是馬來西亞和越南在2010年加入TPP,美國在東南亞的地緣經濟影響力不斷增強,但中國增速大于美國,兩國差距不斷減小。②第二階段(2017—2021年),中國地緣經濟影響力超過美國,且優勢越來越大。2017年美國退出TPP,對美國同東南亞各國的貿易往來產生不利影響,而中國與東盟在2016年7月正式簽訂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議定書,給雙邊經濟交往注入強大活力。

3.1.3 地緣軍事影響力 2010—2021年美國在東南亞的地緣軍事影響力相對穩定,中國呈現快速增長,但仍低于美國。美國常年在東南亞開展雙邊和多邊軍事演習,積極對東南亞國家進行軍事援助和武器出售,特別是在東南亞多國建有軍事基地并部署部隊;中國近年來海軍實力不斷增強,為維護南海領土主權,中國在南海軍事行動頻率明顯上升,地緣軍事影響力增長顯著,2021年較2010年增幅為98.3%。2012年美國以軍事手段介入南海事務,中美在南海發生對峙,美國在東南亞的地緣軍事影響力出現最大值(2.94),同年中國在東南亞的地緣軍事影響力突增。

3.2 領域地緣影響力對比分析

3.2.1 地緣政治影響力 對比2010—2021年中美在東南亞各國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大體可將東南亞國家分為3類(圖3和表3):①中國對其地緣政治影響力大于美國,包括柬埔寨、老撾、緬甸,并且中國較美國優勢不斷擴大;②美國對其地緣政治影響力大于中國,包括菲律賓、新加坡、泰國;③中美兩國對其地緣政治影響力相對大小存在波動,包括文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越南。在東南亞國家中,中國對柬埔寨、緬甸、老撾的地緣政治影響力較大,對文萊的影響力最小。柬埔寨、緬甸、老撾與中國建有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政治往來密切;中越政治往來頻率較高,2013年雙方發表新時期深化中越全面戰略合作的聯合聲明,2015年中越最高領導人完成歷史性互訪,此外,越南內部政治變化也使中越關系更親密,但容易出現波動[36];中泰于2012年將雙邊關系提升為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2013年馬來西亞成為中國的全面戰略伙伴,中國在泰國、馬來西亞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得到大幅提升。美國對新加坡、菲律賓的地緣政治影響力較大,對老撾的影響力最小。美國將新加坡、菲律賓視為親密伙伴,防務關系密切;美越自2013年全面伙伴關系建立以來,在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多次發表聯合聲明,美國對越南地緣政治影響力在2011—2019年持續增長,2010年越南為東盟輪值主席國,成功舉辦多項東盟高級別活動,中美等世界大國與越南政治互動頻繁,對其地緣政治影響力達到較高水平。

表3 中美在東南亞各國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對比

注:審圖號為GS(2016)1665號,底圖無修改,下同。

3.2.2 地緣經濟影響力 對比2010—2021年中美在東南亞各國的地緣經濟影響力,將東南亞國家分為3類(圖4和表4):①中國對其地緣經濟影響力大于美國,包括越南、印度尼西亞、老撾、緬甸、馬來西亞、柬埔寨、泰國;②美國對其地緣經濟影響力大于中國,包括文萊;③中美兩國對其地緣經濟影響力相對大小存在波動,包括菲律賓、新加坡。中國對越南、新加坡地緣經濟影響力較大,增長率分別為163.6%和53.8%,對文萊影響力最小。中越、中新雙邊貿易額分別從2010年的279.5億和700.3億美元增至2020年的1 330.8億和987.1億美元,越南取代新加坡成為東南亞地區中國最大貿易伙伴;文萊主要以油氣出口產業為主且與中國地理距離較遠,中國對其地緣影響較小。美國對新加坡的地緣經濟影響力最大,對老撾影響力最小,對越南的地緣經濟影響力增長最顯著,增長率達60.8%。美國在新加坡的投資流量和存量最多,且新加坡經濟以外貿為主,高度依賴美國的海外市場;美越雙邊貿易額從2010年的180.3億美元增至2020年的908.4億美元,越南超過新加坡,成為美國在東南亞地區最大的貿易伙伴。

表4 中美在東南亞各國的地緣經濟影響力對比

圖4 中美在東南亞各國的地緣經濟影響力對比

3.2.3 地緣軍事影響力 對比2010—2021年中美在東南亞各國的地緣軍事影響力變化,可將東南亞國家分為兩類(圖5和表5):①美國對其地緣軍事影響力大于中國,包括越南、柬埔寨、菲律賓、緬甸、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②中美兩國對其地緣軍事影響力相對大小存在波動,包括文萊、印度尼西亞、老撾。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地緣軍事影響力均在波動中出現明顯增長,其中2010—2019年對越南的地緣軍事影響力最大,2020—2021年對菲律賓的地緣軍事影響力最大,對柬埔寨的地緣軍事影響力最小。2012年由于黃巖島事件等南海島礁爭端,中國對菲律賓、越南的地緣軍事影響力最大。美國在菲律賓的地緣軍事影響力最大,泰國次之,2014年之后對越南的地緣軍事影響力超過新加坡,對老撾、緬甸、柬埔寨、文萊的地緣軍事影響力較小。菲律賓、泰國為美國在東南亞的傳統盟國,特別是美菲簽訂有共同防御條約;2010年美越舉行首次副部長級直接國防政策對話,美國多次派遣核動力航母在內的軍艦??吭侥?雙方還在南海舉行聯合軍事演習[37],但雙方的軍事合作并不對稱,且各自的戰略打算不同,特別是越南防衛白皮書中明確的“四不”對外國防政策[36],導致雙方的實質軍事合作有限。

表5 中美在東南亞各國的地緣軍事影響力對比

圖5 中美在東南亞各國的地緣軍事影響力對比

4 中美在東南亞的地緣影響力演變因素及機理

國家地緣影響力受國家實力、地緣關系互動以及地理區位、交通發展、文化制度等諸多因素共同作用。其中,國家實力是地緣影響力產生的原生動力,互動事件是地緣影響力的現實表現,領域關系是地緣影響力的重要變量,三者均受到地理區位、交通發展、文化制度等因素的制約,上述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中美在東南亞地緣影響力的演化。

4.1 國家實力是地緣影響力的作用基石

中國國家實力相比美國仍有較大差距(表6)。中美在東南亞地區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地緣經濟影響力和地緣軍事影響力變化趨勢與其國家實力變化趨勢并不相同,說明國家實力與地緣影響力并不呈嚴格的正相關性,同時,美國在地理區位不具優勢的情況下,在部分東南亞國家的地緣影響力仍超過中國,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國家實力的主導作用,故需持續注重國家實力的發展,打好施展地緣影響的基石。

表6 中美國家實力比較

4.2 互動事件是地緣影響力的外在表現

隨著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發展,公眾能夠實時獲取國際社會每天發生的海量事件數據,為實證分析地緣環境提供了途徑,使對復雜地緣環境的量化評價成為可能[18]。國家間互動事件是國家地緣體在現實地緣環境中多種要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是事件發起者基于自身考量對外產生具體行為的過程,在這一過程,國家地緣體間不同類型的事件可以直接體現不同類型的地緣影響力。

4.3 領域關系是地緣影響力的重要變量

1)政治關系方面。截至2021年,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系得到全方位發展,其中,緬甸、老撾、越南、泰國、柬埔寨為中國全面戰略合作伙伴,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為全面戰略伙伴,文萊為戰略合作伙伴,新加坡為全方位合作伙伴,中菲開展全面戰略合作。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高層互訪頻繁,包括雙邊直接訪問、借助國際組織平臺交流等,中國與東盟積極對話,簽署多份聯合聲明,推動中國地緣政治影響力在東南亞迅速增長。美國也不遺余力與東南亞多國開展交流,如2012年奧巴馬歷史性訪問緬甸、2015年美國與印度尼西亞雙邊關系提升為戰略伙伴關系。但美國與東南亞國家間關系深化存在許多矛盾,如譴責緬甸國內侵犯人權、不滿泰國軍事政變中的民主倒退、越南戰爭遺留問題,導致美國與東南亞多國雙邊關系沒有實質性進展。

2)經濟關系方面。中國連續12年成為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東盟也于2020年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37],同時,緬甸、老撾、越南等國工業基礎薄弱,需要中國的投資以及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中國也需要從這些國家進口大量生產原材料,經濟方面的互補性使中國與該地區地緣經濟關系進一步增強。特別是伴隨RCEP的落地,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全面建成及升級,東南亞國家與中國經濟合作將更緊密。雖然美國在東南亞的投資流量遠遠超過中國,但總的地緣經濟影響力已被中國超越。

3)軍事關系方面。中國與東南亞多國開展雙邊、多邊聯合演習,如中新海軍海上聯合演習、“和平友誼—2018”中馬泰聯合演習等,內容以應對安全威脅、國際救援、聯合搜救、維和等為主,演習規模較小,持續時間短。美國與東南亞多國持續開展大規模年度雙邊、多邊聯合軍事演習,如“肩并肩”“哥魯達盾牌”“金色眼鏡蛇”“對抗虎”等,參演人數多,演習內容豐富,緊貼實戰;2005年美國與新加坡簽署《戰略框架協定》,雙邊防務合作關系進一步提升;2011年1月美菲開啟年度雙邊戰略對話機制,2014年4月雙方簽署了《強化防務合作協議》,并于2016年3月就落實該協議、允許美國使用菲律賓5處軍事基地達成共識[38];特朗普政府時期繼續加強與泰國、菲律賓、新加坡等國的軍事合作[39],導致美國在東南亞的地緣軍事影響力較高。

4.4 地理區位、交通條件、文化差異是地緣影響力的制約因素

從地理區位上看,中國緊鄰東南亞,比美國更具優勢,導致中國在東南亞多國的地緣經濟影響力迅速發展并超越美國。例如:云南和廣西同屬我國西南邊疆地區,均與陸上東盟國家直接接壤,并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GMS)[40]。瀾滄江—湄公河合作機制推動下,柬埔寨、老撾、緬甸、泰國和越南大量使用中國資金和基建技術,使進出口貨物運輸便捷、成本低廉,區域經濟整體性得到加強。

文化上的相近與認同也是提升地緣影響力的重要因素,擁有相似文化傳統的國家在地緣互動過程中更能相互信任、相互吸引。中國與東南亞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據《史記》記載,早在兩千多年前的兩漢時期,中國已經與東南亞地區產生了人員往來,鄭和七下西洋以及南方絲綢之路的開通更是增進了官方與民間人員和物資的往來,這是大量華人華僑分布在東南亞各國的重要原因。據相關資料統計,全球華僑華人約6 000萬人,東南亞是最主要的聚居區,約占全球華僑華人的68.3%[41]。此外,中國還在全球超過100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數量眾多的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其中,在東南亞建立孔子學院31所,孔子課堂19個[42],極大促進了中國傳統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播,提升了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

5 結論與討論

本文從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和地緣軍事3個領域視角分析地緣影響力形成的關鍵要素,提出地緣影響力分析框架,并構建領域地緣影響力評價模型,對比分析中美對東南亞國家不同領域地緣影響力的時空差異,同時剖析其演變機理。結論如下:①2010—2021年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地緣軍事影響力均呈上升趨勢,其中地緣經濟影響力上升最快,美國在東南亞的地緣政治和地緣軍事影響力相對穩定,地緣經濟影響力增長緩慢。中國在政治、經濟兩個領域的地緣影響力已超越美國,地緣軍事影響力與美國差距逐漸減小。政治領域上,中國對柬埔寨、緬甸、老撾的影響力較大,對文萊的影響力最小,美國對新加坡、菲律賓的影響力較大,對老撾的影響力最小;經濟領域上,中國對越南、新加坡的影響力較大,美國對新加坡的影響力最大,對老撾的影響力最小;軍事領域上,美國對菲律賓的影響力最大,泰國次之,中國對菲律賓、越南的影響力較大。②中美國家實力是地緣影響力的作用基石,但國家實力并不與地緣影響力呈嚴格的正相關性。中美與東南亞各國地緣關系互動是地緣影響力的核心變量,體現在互動事件和領域關系兩方面:不同領域的互動事件是地緣影響力的具體外在表現,直接反映地緣影響作用效應;領域關系反映了中美與東南亞國家之間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關系緊密程度,領域關系越緊密,地緣影響力越大。地理區位、交通條件、文化距離等對中美在東南亞施加地緣影響力具有制約作用,距離較近、交通便捷、文化認同感強等有利于增強地緣影響力。

上述研究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地緣環境研究內容,為地緣影響力分析提供了思路與方法;同時為充分認知東南亞地緣環境,正確處理我國與東南亞國家、與域外大國的關系,促進大國間、大國與小國間國際交往的良性互動提供有益借鑒。但本研究仍有待改進:①地緣影響力評價模型還需進一步細化和完善,目前模型中國家實力、領域關系等評價指標的選擇不全面,不同指標權重的計算方法有待進一步優化;②本文主要從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和地緣軍事3個領域視角評價中美在東南亞各國的地緣影響力,能否從地緣文化、地緣科技等其他領域視角進行分析,或者如何將多個領域地緣影響力進行綜合計算以得到科學的國家綜合地緣影響力等,有待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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