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地區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研究
——兼論“數字鴻溝”的調節效應

羅 潤,尤 瑋,周 年 興,李 在 軍

(1.南京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2.無錫旅游商貿高等職業技術學校,江蘇 無錫 214046;3.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江蘇 南京 211168;4.揚州大學蘇中發展研究院,江蘇 揚州 225009)

0 引言

近年來,5G、大數據、物聯網、區塊鏈、工業互聯網、虛擬現實、增強現實等數字技術為新型城鎮化發展提供了支撐,數字經濟[1]已成為促進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重要抓手。當前,數字經濟對城鎮化發展的影響引起學界關注,主要形成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數字經濟對城鎮化發展具有積極影響[2]。①數字要素與生產生活生態場景的融合形成“鯰魚效應”[3],有助于破除技術創新和社會經濟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現象[4],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5],優化就業結構[6],促進人口城鎮化發展;②數字經濟有助于促進經濟高質量增長[7]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8],增加外商投資[9],推動經濟城鎮化進程;③數字經濟的發展促進數字要素與生活空間融合,推動交通、醫療、教育、文化、旅游等行業的數字化轉型[10],助力社會城鎮化發展;④數字經濟發展有助于減少資源和能源消耗[11],減少碳排放[12]和污染[13],促進生態城鎮化發展;⑤數字經濟增長有助于促進農村產業數字化轉型升級,提高農民收入[14],推動城鄉協調發展[15]。

第二種觀點認為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引發了“數字鴻溝”等問題,不利于新型城鎮化發展。依據集聚—擴散理論和極化—涓滴理論,數字技術創新具有投資大、風險高、研發過程復雜等特點,因此,數字技術率先在經濟和科技基礎優良的地區發展,數字要素加速向該地區集聚,其他地區因缺乏數字技術創新能力,最終落入“比較優勢陷阱”[16],不同地區之間的“數字鴻溝”由此形成,不利于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社會城鎮化、生態城鎮化、城鄉協調發展。①“數字鴻溝”的擴大強化市場壟斷、降低企業創新能力,不利于經濟持續增長和結構優化,阻礙經濟城鎮化發展[17];②農民工群體原生性“數字鴻溝”的泛化和深化會加劇該群體在就業、創業、財富、交往、權利等方面的衍生性“數字鴻溝”,不利于該群體實現市民化身份的轉變,阻礙人口城鎮化進程[18];③“數字鴻溝”阻礙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發展,加劇城鄉數字教育資源不平衡和社會階層分化,影響社會民生福祉[19],降低居民幸福感[20],阻礙社會城鎮化發展;④“數字鴻溝”對農村家庭收入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21],增強數字經濟對農村相對多維貧困產生的 “倒U形”影響[22],農村處于數字紅利的邊緣地帶,而城市處于數字紅利的核心地帶,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不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異,進而阻礙城鄉協調發展[23]。

綜上,當前學界側重于分析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積極影響,對非線性影響的關注不足,且較少探討“數字鴻溝”對數字經濟與新型城鎮化關系的調節作用?；谏鲜鑫墨I綜述與理論機制分析,本文認為數字經濟與新型城鎮化發展之間可能存在“倒U形”關系,且兩者間的關系受到“數字鴻溝”的影響。具體而言,當數字經濟穩步增長時,“數字鴻溝”相對較小,數字經濟增長有助于促進新型城鎮化發展,但當數字經濟增速過快時,“數字鴻溝”擴大,數字經濟增長阻礙新型城鎮化發展。為驗證該猜想,本文以長三角地區為例,構建數字經濟和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運用空間計量模型等方法分析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及“數字鴻溝”的調節效應。

1 研究區概況、指標體系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概況

長三角地區由江浙滬皖三省一市組成,區內高校、科研院所眾多,科技創新能力較強,是中國數字經濟發展高地?！稊底职l展報告(2020)》顯示,江浙滬的信息化發展水平位居全國第一梯隊,而且自2014年以來,江蘇省、安徽省以及浙江省的寧波、嘉興等多地被納入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名單,因此,以長三角地區為研究區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1.2 指標體系與數據來源

1.2.1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目前學界針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尚未形成統一的評價指標體系,本文借鑒徐維祥等[12,24,25]的研究,從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數字信息化產業規模、數字經濟創新能力、數字普惠金融發展4個維度構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表1)。數字經濟發展依托于互聯網等基礎設施建設,故采用每萬人寬帶互聯網用戶數、每萬人移動電話用戶數表征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與普及水平;數字技術從業人員與電信服務是數字經濟產業發展的基礎條件,故采用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從業人員數以及電信業務收入衡量數字經濟產業規模;數字專利數量是區域創新能力的重要體現,研究與開發經費是保障數字創新的重要條件,故采用數字專利申請授權數量和R&D經費支出占GDP比重衡量數字經濟創新能力;此外,引入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衡量數字經濟在電子商務和金融交易領域的發展情況。首先運用極差標準化方法對原始數據進行處理以消除量綱的影響,再運用熵值法計算各指標(均為正向指標)權重,最后采用綜合加權法計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

表1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標體系

1.2.2 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頒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明確指出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應堅持以人為本,在推動人口城鎮化的同時促進經濟、生態、社會、城鄉等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實現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由“土地本位”向“以人為本”、由“重城輕鄉”向“城鄉協調”的發展格局轉變?；谛滦统擎偦膬群c延伸,本研究從人口城鎮化、社會城鎮化、經濟城鎮化、生態城鎮化和城鄉協調發展5個維度選取指標構建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表2)。其中,人口城鎮化包括人口密度、人口結構、從業結構,經濟城鎮化包括經濟規模、產業結構、財政收入、工資水平、開放程度;社會城鎮化包括社會消費、信息通信、醫療衛生、交通發展、教育事業、文化事業,強調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和共享化,因此從人均角度量化處理社會城鎮化指標;生態城鎮化主要表現為生態綠化、環境美化和污染治理能力的提升,城鄉協調主要表現為城鄉居民收入的協調和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表2 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標體系

1.2.3 數據來源 電信業務收入、每萬人移動電話用戶數與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從業人員數等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12—2021)》;常住人口數來源于《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2021》;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公共圖書館藏書量、醫療機構床位數、人均道路面積及二、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等數據來源于EPS數據庫,并采用插值法補全缺失數據;在佰騰專利網以“數字+城市”為搜索關鍵詞整理得到數字經濟專利數據;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來源于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36],該指數自2011年開始發布,故將研究期定為2011—2020年。

1.3 研究方法

1.3.1 探索性空間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全局莫蘭指數[37]考察數字經濟和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的空間自相關性,取值范圍為[-1,1],大于0表明呈空間正相關,小于0表明呈空間負相關,等于0表明不相關,絕對值越大,表明相關性越強。在此基礎上,運用雙變量空間自相關方法分析長三角地區數字經濟與新型城鎮化的空間相關性(式(1))。

(1)

1.3.2 空間計量模型 本文采用空間計量模型(式(2))分析數字經濟對長三角地區新型城鎮化的影響[38],LeSage等認為模型的估計系數并非真實的偏回歸系數,因此需要采用偏微分形式分解,則式(2)可改寫為式(3)[39],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Y對第K個解釋變量的偏微分矩陣如式(4)所示。

(2)

式中:Yit為第t年i城市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Xjt為第t年j城市自變量的觀測值,β為回歸系數,ρ為因變量的空間滯后系數,φ為自變量的空間回歸系數,μi為空間效應,vt為時間效應,εit為隨機誤差項。當φ=0、ρ≠0時,模型為空間滯后模型;當φ+ρβ=0時,模型為空間誤差模型。

Y=[1-ρW]-1clN+[1-ρW]-1[X′β+WX′β]+

[1-ρW]-1ε*

(3)

式中:Y、lN、X′分別為N×1維被解釋變量的向量、N×1維元素為1的向量、N×K維解釋變量組成的向量,W為空間權重矩陣,c和ε*分別為常數項和誤差項。

(4)

式中:右側矩陣主對角線上元素的均值βk表示直接效應,反映解釋變量對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的影響;右側矩陣主對角線之外其他元素的均值表示間接效應,反映本地解釋變量對鄰域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的影響,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之和即為總效應。

2 數字經濟與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時空格局

2.1 長三角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時空格局

運用綜合評價法測算得到2011—2020年長三角各地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并基于自然斷點法對2011年、2014年、2017年、2020年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可視化(圖1)?？梢钥闯?長三角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由2011年的0.061增至2020年的0.189,呈“南高北低、東高西低”的空間格局。其中,上海市始終位居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第一梯隊,數字經濟呈快速增長態勢,由2011年的0.333增至2020年的0.942;安徽省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呈現“中心—外圍”結構,合肥市對其他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產生了“虹吸效應”,皖北和皖南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多位居第五梯隊;江蘇省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呈“南高北低”的空間分布格局,蘇南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多位居第二、三梯隊,蘇北地區多位居第四、五梯隊;浙江省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呈現出“浙東北高、浙西南低”的空間分布格局,浙東北地區多數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位居第二、三梯隊,浙西南地區多位居第三、四、五梯隊。

注:基于自然資源部審圖號為GS (2020) 4619 號的標準地圖制作,底圖無修改,下同。

2.2 長三角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的時空格局

借鑒方創琳[40]對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劃分,并結合長三角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的測算結果,將長三角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劃分為起步期(0.01～<0.3)、成長期(0.3～<0.6)和成熟期(0.6～0.8)3類,借助ArcGIS 10.2軟件進行可視化分析(圖2)?？梢钥闯?2011—2020年長三角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總體呈上升態勢,由0.227增至0.382,新型城鎮化整體發展水平由起步期演變為成長期。其中,2011年處于新型城鎮化成長期的城市有9個,主要分布于上海、蘇南、浙東北、皖南地區;處于起步期的城市有32個,主要分布于蘇北、浙西南、皖中、皖北地區。2014年處于新型城鎮化成長期的城市有18個,主要分布于上海、蘇南、蘇中、浙東北、皖南地區;處于起步期的城市有23個,主要分布于蘇北、浙西南、皖北地區。2017年處于新型城鎮化成長期的城市有23個,主要分布于上海、蘇南、蘇中、浙東北、浙西南、皖南地區;處于起步期的城市有18個,主要分布于蘇北、皖北、皖中、皖南地區。2020年滬、寧兩市處于新型城鎮化成熟期,處于成長期的城市有30個,主要分布于蘇南、蘇中、浙東北、浙西南、皖南、皖中地區,處于起步期的城市有9個,主要分布于蘇北和皖北地區?？傮w看,2011—2020年長三角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呈“中間高、兩翼低”的空間格局,處于新型城鎮化起步期的城市數量呈減少趨勢,處于成長期的城市數量呈增加趨勢,處于成熟期的城市實現從無到有。

圖2 長三角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的時空分布

2.3 長三角地區數字經濟與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的空間相關性

由全局莫蘭指數(表3)可知,2011—2020年長三角地區數字經濟和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的單變量與雙變量全局莫蘭指數在多數年份顯著為正,表明長三角地區數字經濟和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具有顯著的空間正相關性,而且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的空間正相關性比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正相關性更強。趨勢變化方面,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單變量空間正相關性呈現減弱趨勢,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的單變量空間正相關性呈現增強趨勢,數字經濟與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的雙變量空間正相關性呈現減弱趨勢。

表3 長三角地區數字經濟和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的全局莫蘭指數

3 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影響

3.1 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

長三角地區數字經濟與新型城鎮化存在顯著的空間正相關,如果僅用簡單的面板OLS方法分析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可能會使模型估計結果形成偏誤,因此,本文運用空間計量模型分析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效應。借鑒文獻[26],選取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Xopen)、GDP(Xgdp)、政府財政支出占GDP比重(Xfin)為控制變量,為消除量綱的影響,對數據進行對數化處理。為避免偽回歸現象,對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數據不平穩,對數據進行一階差分處理后數據平穩,可用于回歸分析;協整性檢驗結果顯示數字經濟與新型城鎮化存在長期協整關系;格蘭杰因果檢驗顯示數字經濟是新型城鎮化的格蘭杰原因,新型城鎮化不是數字經濟的格蘭杰原因;各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小于5,表明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此外,采用最常用的鄰接矩陣并對模型進行LM檢驗、效應檢驗、Hausman檢驗、Wald檢驗、LR檢驗。如表4所示,LM檢驗中,Spatial lag Lagrange multiplier不顯著,說明SEM模型優于SLM模型;LR和 Wald檢驗結果拒絕原假設,且SDM模型的Log Likelihood 值最大,SDM無法退化為SEM或SLM;效應檢驗結果表明個體固定效應優于時間固定和雙固定效應,Hausman檢驗結果表明固定效應模型優于隨機效應模型。因此,個體固定效應SDM最適合本研究。

表4 檢驗結果

首先以數字經濟的一次項(Xdig)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并進行分析,由表5可知,在個體固定效應模型下,空間自回歸系數顯著為正,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系數為0.168,表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每提高1%,帶動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提升0.168%?？刂谱兞恐?政府干預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系數顯著為正,說明政府的宏觀調控能為新型城鎮化發展提供指導意見和政策支持,促進新型城鎮化發展;對外開放程度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系數為正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表明當前長三角地區的對外開放程度不足以支撐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需要進一步提升對外開放和國際貿易合作的深度和廣度以促進新型城鎮化發展;經濟發展水平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系數為正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表明經濟發展應注重規模、質量、結構、效率的全方位提升,僅擴大經濟規模不足以支撐新型城鎮化的高水平發展。

進一步將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總效應分解為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由表6可知,數字經濟對本地新型城鎮化發展產生顯著的“倒U形”影響,數字經濟的一次項對鄰域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影響系數顯著為負,平方項影響系數不顯著,表明本地數字經濟的發展對鄰域新型城鎮化發展產生顯著的抑制作用。根據集聚—擴散理論,數字核心要素和資源率先在具有經濟和科技發展優勢的城市聚集,并對鄰域的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形成“虹吸效應”,數字經濟欠發達地區面臨高素質人才流失、外商投資短缺、數字產業核心競爭力薄弱等發展難題,因此,本地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對鄰域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產生顯著的負向空間溢出效應。

表6 效應分解

控制變量中:①對外開放程度對新型城鎮化產生顯著的正向直接效應(0.024),間接效應不顯著,說明本地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加強國際合作和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資,推動城鎮人口集聚和經濟增長[41],提高人口城鎮化和經濟城鎮化發展水平,進而促進本地新型城鎮化發展,但對鄰域新型城鎮化發展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不顯著。②政府干預對新型城鎮化產生顯著的正向直接效應(0.129)和負向空間溢出效應(-0.195),說明政府制定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規劃,頒布一系列促進本地新型城鎮化發展的財政補貼政策、稅收優惠政策、人才引進政策、社會保障制度等,有助于吸引鄰域的資本、技術、人才等要素,甚至促進鄰域的部分產業向本地轉移,促進本地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社會城鎮化發展,進而顯著促進本地新型城鎮化發展,而高素質人才流失、資金不足、產業轉移、政府調控缺失等因素阻礙了鄰域新型城鎮化發展。③經濟發展水平對新型城鎮化產生顯著的負向空間溢出效應(-0.016),說明本地經濟發展有助于提高收入水平和投資回報率,導致鄰域的勞動力受就業機會和高收入吸引以及資本在高投資回報率的誘導下流向本地,削弱鄰域的經濟發展能力,導致鄰域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下降;直接效應不顯著,說明僅擴大經濟規模已不能顯著提升本地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經濟發展規模、質量、結構、效率的全面發展才能顯著推進本地的新型城鎮化進程。

3.2 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分維度的影響

運用空間計量模型分析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分維度的影響。由表7可知,數字經濟對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和社會城鎮化產生顯著的“倒U形”影響,但對生態城鎮化和城鄉協調發展未產生顯著的“倒U形”影響,可能是生態城鎮化和城鄉協調發展的影響因素和驅動機制較復雜,更多受生態政策、環境規制、農業農村政策、產業集聚、產業轉移、區域合作網絡、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的綜合影響,受數字經濟的影響相對較小。

表7 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分維度的影響

1)就數字經濟對人口城鎮化的影響而言,在數字經濟穩步增長階段,數字技術的發展有助于提高農業生產率,解放農村勞動力;數字經濟增長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有助于創造就業崗位,吸引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在提高城鎮人口密度的同時調整就業結構,促進勞動力由第一產業向二、三產業轉移(配第—克拉克定理),推動人口城鎮化進程;但當數字經濟進入快速增長階段時,傳統就業結構受到挑戰,“數字鴻溝”擴大,導致失業率提高、地租價格上漲、住房壓力和生活成本增加,抑制人口城鎮化進程。因此,數字經濟對人口城鎮化產生“倒U形”影響。

2)就數字經濟對經濟城鎮化的影響而言,在數字經濟穩步增長階段,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數字產業規模的擴大、數字創新能力的提高、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為企業發展注入活力,刺激實體經濟增長,提高二、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產業地位,推動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發展,同時,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和寬松友好的金融營商環境有助于吸引外商投資;但當數字經濟進入快速增長階段時,區域之間和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進一步擴大,數字經濟發達地區對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信息、資金等形成“虹吸效應”和“掠奪效應”,不利于經濟城鎮化的高質量發展。因此,數字經濟對經濟城鎮化產生“倒U形”影響。

3)就數字經濟對社會城鎮化的影響而言,在數字經濟穩步增長階段,衍生出新零售、智慧醫療、數字文化、智慧交通、在線教育、智慧旅游、數字政務等新業態,對居民的社會生活方式產生深刻變革,極大推動了社會城鎮化發展;但數字經濟進入快速增長階段時,可能會引發資源壟斷、人口過度集中、交通擁堵、分配不公、貧富差距與城鄉差距擴大等一系列社會問題,不利于社會城鎮化的高質量發展。因此,數字經濟對社會城鎮化產生“倒U形”影響。

3.3 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影響的空間異質性

參考尹上崗等的研究[42]將研究區域劃分為長三角核心城市(27個)和非核心城市(14個),探究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影響的空間異質性。由表8可知,數字經濟的一次項和二次項對長三角核心城市新型城鎮化的影響系數均顯著,表明數字經濟對核心城市新型城鎮化產生顯著的“倒U形”影響;數字經濟的二次項對非核心城市新型城鎮化的影響系數不顯著,但數字經濟的一次項顯著為正,表明數字經濟對長三角非核心城市新型城鎮化的影響更接近線性關系,即對非核心城市新型城鎮化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這是由于長三角核心城市具有高素質的人才資源、豐富的數字業態、龐大的數字產業規模、完善的數字產業結構和全球化的數字創新網絡,顯著促進核心城市新型城鎮化發展,但數字經濟增長過快易引發“數字鴻溝”擴大、地價上漲、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失業率提高等城市問題,因此數字經濟對長三角核心城市新型城鎮化產生顯著的“倒U形”影響;非核心城市的數字產業規模和創新能力相對薄弱,數字經濟處于穩步增長狀態,受核心城市的影響相對較小,因此現階段數字經濟增長顯著促進非核心城市新型城鎮化發展。

3.4 穩健性檢驗

為確保研究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采用3種不同的空間權重矩陣[43]計算長三角地區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效應。由表9可知,在3種不同的空間權重矩陣下,長三角地區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仍產生顯著的“倒U形”影響,估計結果基本不變,研究結果較穩健?？紤]到雙向因果或遺漏變量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借鑒選取歷史數據作為工具變量的內生性處理思路[44,45],將2000年長三角地區各市每萬人年末電話用戶數(體現個體變化)與上一年全國互聯網普及率(體現時間變化)相乘,構建數字經濟指數的面板工具變量(2000年之前研究區域行政區劃變動較大,故選擇2000年數據)。歷史電話數據對數字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影響,滿足工具變量的相關性要求,但對近年來的新型城鎮化無明顯影響,可看作外生變量。第一階段的弱工具變量檢驗結果顯示,最小特征統計量為10.153 5,大于經驗值10,因此不存在弱識別問題,結果顯示:在考慮內生性情況下,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仍然產生顯著的“倒U形”影響,研究結果較穩健。

表9 穩健性檢驗

3.5 “數字鴻溝”對數字經濟與新型城鎮化關系的調節效應

表10 “數字鴻溝”對數字經濟與新型城鎮化關系的調節效應

4 結論與討論

針對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及“數字鴻溝”對兩者關系調節效應的研究結果表明:①2011—2020年長三角地區數字經濟和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呈上升態勢,數字經濟呈“南高北低、東高西低”的空間分布格局,新型城鎮化由起步期演變為成長期,呈“中間高、兩翼低”的空間分布格局;研究期內長三角地區數字經濟和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具有顯著的空間正相關性。②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產生顯著的“倒U形”影響,數字經濟穩步增長有助于促進新型城鎮化發展,但增長過快易導致“數字鴻溝”擴大,進而阻礙新型城鎮化發展;長三角地區大多數城市位于拐點左側,僅個別城市在個別年份位于拐點右側,整體而言,長三角地區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以促進作用為主;政府干預對新型城鎮化產生顯著的正向直接效應和負向空間溢出效應,對外開放程度對新型城鎮化具有顯著的正向直接效應,間接效應不顯著,經濟發展規模對新型城鎮化產生顯著的負向空間溢出效應,直接效應不顯著。長三角地區數字經濟對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社會城鎮化產生顯著的“倒U形”影響,但對生態城鎮化和城鄉協調發展的非線性影響不顯著。③長三角地區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存在空間異質性,對長三角核心城市的新型城鎮化發展產生顯著的“倒U形”影響,對非核心城市的新型城鎮化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數字使用鴻溝和數字能力鴻溝會增強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倒U形”影響。

為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賦能作用,減少“數字鴻溝”對新型城鎮化的不利影響,提出如下政策建議:首先,完善5G互聯網、移動基站、數據中心等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優化區域間、城鄉間數字基建空間布局。如大力實施“東數西算”工程,將東部的數據處理需求合理有序地引到西部地區,加強東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的區域聯動;大力提升鄉村地區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促進城鎮地區的數字經濟相關中小微企業向鄉村地區轉移,促進農業、鄉村旅游、鄉村物流等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升級,有序推進數字經濟城鄉一體化發展,進而推動新型城鎮化高質量、高水平發展。其次,加強區域數字經濟合作,構建區域數字創新網絡。以“區域一體化”政策為指導,以城市群和都市圈為依托,加強數字經濟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區域中心城市與非中心城市、城市與鄉村地區在技術、資金、人才、市場等方面的資源共享和要素合作,構建區域數字經濟創新協同發展網絡,充分激發區域內科研機構、企業、高等院校等數字經濟創新主體的活力,提高長三角地區數字經濟的創新能力和整體競爭力,以數字經濟作為驅動人口城鎮化、經濟結構轉型、社會生活方式變革、生態治理水平提升、城鄉協調發展的動力,為推進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最后,重視數字經濟發展質量,逐漸縮小“數字鴻溝”。正確處理好發展速度與發展質量間的關系,在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賦能作用的過程中,必須扎實穩步推進數字經濟發展,數字經濟發展觀念應由“追求發展速度”向“追求發展質量”轉變,由“規模擴大”向“結構優化”轉變,由“發展不均”向“均衡發展”轉變,促進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社會城鎮化、生態城鎮化和城鄉協調的高質量發展,克服城鄉之間以及不同地區、行業、群體之間的“數字鴻溝”對新型城鎮化發展的不利影響。

受限于數據可得性,本研究所構建的數字經濟和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還需在實踐中進一步檢驗,后續研究可構建更科學合理的評價指標體系,或基于縣域和鎮域等尺度分析數字經濟對新型城鎮化的影響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