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的耦合協調關系及障礙因子診斷
——以山西省為例

王冠孝， 王 偉， 張娟娟

（1.運城學院黃河文化生態研究院/文化旅游系，山西 運城 044000；2.河南大學文化產業與旅游管理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3.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上海 200433）

自黨的十九大做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決策部署以來，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對鄉村旅游發展和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的重視程度不斷增強。在條件適宜的地區發展鄉村旅游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途徑，也有助于改善農村人居環境［1-3］；推進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環節，也有助于為鄉村旅游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4-5］。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繼續強調，實施鄉村休閑旅游精品工程和推進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在此背景下，推動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持續協調發展，已成為促進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農村人居環境改善和實現鄉村振興的客觀要求。鄉村旅游和農村人居環境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領域，已有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6-8］。然而，目前關于二者之間關系的研究還較少，相關文獻集中于：（1）鄉村旅游對農村人居環境的帶動效應及機制。李伯華等［9］認為，旅游發展能夠從經濟發展、社會文化、居住環境等方面促進傳統村落人居環境改善；陳新新等［10］認為，旅游發展能夠加強人口、資本、土地和政策等要素對傳統村落人居環境轉型發展的驅動作用；楊興柱等［11］基于對皖南旅游區的研究發現，鄉村旅游地人居環境受到了旅游資源、旅游經濟等因素的較強影響；李伯華等［12］根據演變機制差異，將景區邊緣型鄉村旅游地人居環境演變過程劃分為入侵、競爭、反應和調控4個階段。（2）農村人居環境對鄉村旅游的支撐效應及機制。李創新［13］、馮楠［14］認為，農村人居環境為鄉村旅游開發提供了生態資源、人文資源和服務設施；鄭義等［15］認為，農村人居環境改善能夠擴大鄉村旅游需求和鄉村旅游供給，促進鄉村旅游發展；林恩惠等［16］基于農業普查數據研究發現，農村人居環境對鄉村旅游的支撐效應受到了交通條件和農村集體經濟水平的較強影響。（3）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協調發展的思路與策略。崔昕［17］基于全域旅游理念提出，以鄉村旅游為導向來整治農村人居環境，以農村人居環境為基礎來尋找鄉村旅游特色定位；盧淑瑩［18］、王成［19］認為，應在旅游開發和資源保護之間找到提高農村人居環境適宜度的平衡點，因地制宜地促進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協調發展；方法林等［20］提出，依托鄉村人居環境優勢，采取優化生態環境、促進農業景觀升級、鄉村旅游文化建設等策略，提升鄉村旅游吸引力。綜觀相關研究文獻，在研究內容上，以對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之間單向關系的研究為主，而缺乏對二者之間雙向互動關系的關注；在研究尺度上，以基于微觀尺度對單一鄉村旅游地的調查研究為主，而較少從宏觀尺度探討二者關系的區域差異及形成機制；在研究方法上，以定性方法為主導，量化方法與模型的運用還需深入。因此，本文在構建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綜合運用層次分析法、耦合協調度模型、障礙度模型等，定量分析了山西省11個地級市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的耦合協調關系及其障礙因子，明確了推動其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持續協調發展的工作重點，以期為學術界深化相關研究和推動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提供理論參考。

1 數據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山西省地貌景觀多樣，文化底蘊深厚，是全國知名的旅游資源大省，且山西農村集聚了全省70%的旅游資源。目前，山西省擁有鄉村旅游重點村39處，國家森林鄉村255 處，中國傳統村落620 處，鄉村旅游示范村247 處，旅游扶貧示范村300 處。2019 年，山西省休閑農業接待游客5500 余萬人次，營業收入達82.1×108元，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成為促進其旅游業發展的強勁動力。與此同時，山西省是重要的煤炭工業基地，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生態環境有待改善，農村農業發展面臨諸多難題，亟需推進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

2019年以來，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強調，要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黃河旅游帶。2019年11月，山西省被文化旅游部批準為全國第8家省級國家全域旅游示范區創建單位?！渡轿魇　笆奈濉蔽幕吐糜伟l展規劃》《山西省全域旅游發展規劃綱要》等規劃文件，明確了促進鄉村旅游發展的戰略部署和工作重點，強調了推進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對鄉村旅游發展的重要意義。在此背景下，推動山西省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協調發展的時機逐漸成熟。

1.2 理論基礎

耦合是多個系統之間或系統內部各個要素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現象［21］。協調是多個系統之間或系統內部各個要素之間相互配合、和諧一致的良性相互關聯［22］。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之間存在顯著的雙向互動作用（圖1）。一方面，鄉村旅游發展能從資源基礎、產業機構、市場需求等方面，帶動農村人居環境改善；另一方面，農村人居環境能從經濟發展、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生態環境等方面，為鄉村旅游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二者的耦合協調關系會影響鄉村旅游發展與農村人居環境改善，鄉村旅游發展水平越高、農村人居環境狀況越好、二者的耦合協調關系越優良，就越有利于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持續協調發展。與此同時，二者的耦合協調關系既會受到鄉村旅游中資源基礎、產業機構和市場需求等因素的制約與影響，又會受到農村人居環境中經濟發展、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生態環境等因素的制約與影響，其中任何一個或多個因素的相對劣勢，都可能使其成為二者耦合協調關系的障礙因子，從而不利于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持續協調發展。

圖1 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的耦合協調機制Fig.1 Coupling coordinative mechanism between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1.3 模型構建

1.3.1 指標體系的構建文中基于對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耦合協調機制的理論分析，并借鑒已有鄉村旅游評價、農村人居環境評價研究成果［23-25］，初步構建出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的評價指標體系；然后咨詢了20位從事旅游研究與鄉村研究的資深專家，根據專家反饋的建議，最終確定從資源基礎、產業機構、市場需求3個維度來評價鄉村旅游發展水平，從經濟發展、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4 個維度來評價農村人居環境狀況，并分別篩選出12項鄉村旅游評價指標和19項農村人居環境評價指標（表1）。

表1 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的評價指標體系Tab.1 Evaluation indices system for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1.3.2 耦合協調關系的測度

（1）無量綱化處理。為了消除指標量綱與測度量級差異的影響，首先運用功效函數對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計算公式為：

式中：uij為指標i在區域j的功效系數（即經過無量綱化處理后的值），其取值范圍為0～1，uij值越小，說明指標的貢獻度越小，反之，則越大；xij為指標i在區域j的初始值；αi和βi分別為指標i的上限值和下限值。為了避免出現uij值為0 或1 的情況，文中將各項指標的極大值放大1%作為上限值，并將其極小值縮小1%作為下限值。

（2）權重賦予和子系統評價得分計算。為了盡量避免人為偏差對測度結果的影響，運用熵值賦權法對各項指標進行客觀賦權，并運用線性加權法來測度鄉村旅游和農村人居環境的評價得分，計算公式為：

式中：R1、R2分別為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的評價得分；ωi為指標i的權重。

（3）耦合協調水平的測度。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來測度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的耦合協調水平。根據相關研究［22,26］，耦合協調度可分為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其中，耦合度能夠反映子系統間的相對強弱程度（即協調水平），而耦合協調度能夠反映系統整體的耦合協調水平。因此，將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的耦合度、耦合協調度分別表示為：

式中：C、D分別為耦合度、耦合協調度，二者的取值范圍均為0～1，C值越大，說明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的協調水平越高，D值越大，說明二者的耦合協調水平越高；α和β為待定系數，表示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的相對重要程度。由于鄉村旅游非常依賴于農村人居環境提供的發展環境，農村人居環境改善能在較大程度上促進鄉村旅游發展，而鄉村旅游發展對農村人居環境改善的帶動作用卻相對較弱，專家反饋的建議也印證了這一判斷；因此，借鑒相關研究［27］，文中將α和β的取值分別確定為0.4和0.6。

（4）耦合協調關系級別類型的劃分。借鑒相關研究［28-29］，依據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耦合協調度的取值區間，將二者的耦合協調關系劃分為5 個級別，即：初級（0.0～0.2）、勉強（0.2～0.4）、中度（0.4～0.6）、良好（0.6～0.8）和優質或耦合協調級（0.8～1.0）。在確定耦合協調關系級別的基礎上，運用領先度L值[L=R1(j)-R2(j)]反映區域j鄉村旅游對農村人居環境的領先程度，并采用自然斷裂點分級法將各區域L值從大到小劃分為3 個區間，分別表示鄉村旅游領先、同步和滯后于農村人居環境。依據此方法，理論上可將耦合協調關系劃分為5 個級別15種基本類型，其中每個級別都可能包括鄉村旅游領先型、同步型、鄉村旅游滯后型3 種基本類型，這一分類方法能夠反映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的耦合協調關系及二者的相對發展狀況。

1.3.3 障礙因子的診斷為了甄別限制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耦合協調發展的關鍵障礙因子，文中運用障礙度模型分析準則層7個維度對二者耦合協調水平的障礙程度。計算公式為：

式中：Qij為因子i在區域j的障礙度，其取值范圍為0～1，值越大，說明該因子對二者耦合協調水平的障礙程度越高；uij為經過無量綱化處理的指標值；ωi為因子i的貢獻度?？紤]到文中構建的指標體系涉及維度較多，不適合采用學者們運用等間距法確定的障礙度級別劃分標準［30］。為了更加客觀地反映障礙因子分布狀況，借鑒相關研究對區位熵、親景度等指標取值區間的劃分標準［31-32］，并結合指標體系的維度數量特征，以7 個維度的障礙度均值（即1/7）的0.5 倍、1 倍和2 倍為界，將障礙度的取值區間劃分為4 個級別，即：極弱（0～7.14%）、較弱（7.14%～14.29%）、較強（14.29%～28.57%）和極強（28.57%以上）。

1.4 數據來源與說明

文中所用數據來源于：（1）權威部門發布的統計資料，包括《山西統計年鑒》、各地級市統計年鑒、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等。（2）鄉村旅游地和旅游景點名錄，包括：①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網站公布的鄉村旅游重點村名錄；②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官方網站公布的國家森林鄉村名錄；③傳統村落網公布的中國傳統村落名錄；④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廳公布的鄉村旅游示范村、旅游扶貧示范村和旅游景點名錄。此外，由于2020年以來鄉村旅游發展受到了新冠疫情的較強影響，文中涉及的統計指標均采用了2019年統計數據。

2 結果與分析

2.1 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的水平

根據式（1）～（2），計算出山西省各地級市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的綜合得分及各維度得分（表2）。

表2 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的綜合得分及評價維度得分Tab.2 Overall scores and evaluation dimensional scores between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從鄉村旅游的綜合得分來看，山西省鄉村旅游的區域差距懸殊，綜合得分最高的晉中達到最低的朔州的145.80倍。其中，晉中、臨汾、運城和太原的綜合得分在0.609～0.729之間，說明4市鄉村旅游處于全省較高水平；長治、晉城、呂梁和忻州的綜合得分在0.385～0.522之間，說明4市鄉村旅游處于全省中等水平；大同、陽泉和朔州的綜合得分在0.005～0.327 之間，說明3 市鄉村旅游處于全省較低水平。從農村人居環境的綜合得分來看，山西省農村人居環境的區域差距也較為顯著，綜合得分最高的太原為最低的忻州的3.38 倍。其中，太原、陽泉、朔州、晉中的綜合得分在0.474～0.773之間，說明4市農村人居環境處于全省較高水平；晉城、臨汾、長治和運城的綜合得分在0.377～0.427之間，說明4市農村人居環境處于全省中等水平；呂梁、大同和忻州的綜合得分在0.229～0.295之間，說明3市農村人居環境處于全省較低水平。

可見，鄉村旅游水平較高的地級市集中于晉中、晉南地區，農村人居環境水平較高的地級市集中于晉中、晉北地區，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之間存在明顯的空間錯位。此外，各地級市在7 個維度的得分差距也較大，意味著其鄉村旅游和農村人居環境耦合協調關系的關鍵障礙因子可能并不一致。

2.2 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的耦合協調關系

根據式（3）～（4），計算出山西省各地級市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的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圖2a和圖2b），并根據自然斷裂點分級法的分析結果，將領先度從小到大依次劃分為：-0.503～-0.164、-0.163～0.157 和0.158～0.263 3 個區間（圖2c）；然后，根據耦合協調關系的級別類型劃分方法，確定各地級市耦合協調關系的級別類型（圖2d）?？梢?，各地級市的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均處于中低水平，這一狀況可能是受到了山西省社會經濟水平相對滯后的影響；且其耦合協調關系分布于3 個級別5 種基本類型。

圖2 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的耦合協調關系Fig.2 Coupling coordina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2.2.1 中度耦合協調級鄉村旅游領先型該類型包括晉中、臨汾和運城。該類區域的耦合協調關系處于中度耦合協調級，且鄉村旅游水平明顯領先于農村人居環境水平。3 市的耦合度在0.484～0.489 之間，耦合協調度在0.480～0.530之間，領先度在0.246～0.263 之間。3 市的耦合協調度在全省排序（2、3 和4）較為靠前，說明其耦合協調程度處于全省較高水平，但農村人居環境明顯限制了鄉村旅游發展。因此，3市應大力改善農村人居環境，為鄉村旅游創造更好的發展環境。

2.2.2 中度耦合協調級同步型該類型包括晉城、長治和呂梁。該類區域的耦合協調關系處于中度耦合協調級，且鄉村旅游水平與農村人居環境水平基本同步。3 市的耦合度在0.492～0.499 之間，耦合協調度在0.412～0.475 之間，領先度在0.060～0.140之間。3 市的耦合協調度排序（5、6 和8）居中，說明其耦合協調程度處于全省中等水平，且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基本同步發展。因此，3 市應對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給予同等重視，推動二者向更高耦合協調水平發展。

2.2.3 中度耦合協調級鄉村旅游滯后型該類型包括太原和陽泉。該類區域的耦合協調關系處于中度耦合協調級，且鄉村旅游水平明顯滯后于農村人居環境水平。2 市的耦合度在0.412～0.496 之間，耦合協調度在0.419～0.593 之間，領先度在-0.433～-0.164 之間。2 市的耦合協調度排序分別為1 和8，說明其耦合協調程度處于全省較高、中等水平，且農村人居環境為鄉村旅游提供了較大的發展空間。因此，2 市應依托優良的農村人居環境來促進鄉村旅游發展。

2.2.4 勉強耦合協調級同步型該類型包括忻州和大同。該類區域的耦合協調關系處于勉強耦合協調級，且鄉村旅游水平與農村人居環境水平基本同步。2 市的耦合度在0.483～0.495 之間，耦合協調度在0.373～0.375 之間，領先度在0.078～0.157 之間。2市的耦合協調度排序分別為9 和10，說明其耦合協調程度處于全省較低水平，且二者基本同步發展。因此，2 市應對鄉村旅游發展與農村人居環境改善給予同等重視，推動二者關系向更高耦合協調水平發展。

2.2.5 初級耦合協調級鄉村旅游滯后型該類型僅包括朔州。該類區域的耦合協調關系處于初級耦合協調級，且鄉村旅游水平明顯滯后于農村人居環境水平。朔州的耦合度、耦合協調度和領先度分別為0.099、0.174和-0.503，且耦合協調度排序全省末位，原因在于其鄉村旅游水平嚴重偏低、且大幅滯后于農村人居環境水平。因此，今后應依托相對優良的農村人居環境來促進鄉村旅游發展。

2.3 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耦合協調關系的障礙因子

根據式（5）計算出準則層各維度對山西省各地級市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耦合協調水平的障礙度（表3）。

表3 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耦合協調關系的障礙度及障礙因子排序Tab.3 Obstacle degrees and obstacle factors ranking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

從各維度的障礙度均值來看，7 個維度的障礙度均值為11.11%～17.88%，其排序為：基礎設施（R23）>公共服務（R22）>產業機構（R12）>生態環境（R24）>資源基礎（R11）>經濟發展（R21）>市場需求（R13）。其中，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產業機構的障礙度均值達到較強級別，其余4 個維度的障礙度均值均處于較弱級別，說明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產業機構是限制山西省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耦合協調發展的關鍵障礙因子。因此，今后應將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提升公共服務水平和優化鄉村旅游供給作為重中之重，同時還應重視對三者的空間布局進行優化。

從各維度的障礙分布狀況來看，資源基礎對太原的障礙度為極強級別，對朔州的障礙度為較強級別，說明2市應注重鄉村旅游業態創新、提升鄉村旅游品質。產業機構對除太原、大同外其余9 市的障礙度為較強級別，說明這些區域應注重培育鄉村旅游企業、優化鄉村旅游供給。市場需求對陽泉、朔州、長治和晉城的障礙度為較強級別，說明4市應加強鄉村旅游營銷、促進鄉村旅游需求擴容與升級。經濟發展對呂梁、大同、忻州、臨汾、晉城和長治的障礙度為較強級別，說明6 市應著力推動農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公共服務對除太原外其余10市的障礙度為較強級別，說明這些區域應加強農村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提高農村公共服務質量?；A設施對除太原、陽泉外其余9 市的障礙度為較強級別，說明這些區域應著力推進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生態環境對太原、運城的障礙度為極強級別，對晉中的障礙度為較強級別，說明3 市應加強農村生態環境保護、促進農村產業綠色發展。

3 討論

發展鄉村旅游和推進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已成為當前的重要使命，已有研究證實了鄉村旅游能夠帶動農村人居環境改善［9-12］，而農村人居環境能夠為鄉村旅游發展提供支撐［13-16］。文中選取山西省作為研究區域，進一步研究了二者的耦合協調關系及障礙因子，發現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產業機構是最關鍵的障礙因子，這與楊興柱等［11］、林恩惠等［16］對單向關系制約因素的研究結論有一定相似性；二者耦合協調關系的區域差異較為懸殊，且不同區域的障礙因子并不一致，這能夠為盧淑瑩［18］、王成提出的發展思路提供支撐［19］。

與已有研究相比，文中的主要貢獻在于直接關注二者的雙向互動關系，研究了耦合協調關系的機制、測度和障礙因子。在制定耦合協調關系級別類型劃分標準時，文中將耦合協調度與領先度相結合，在反映耦合協調關系級別的同時兼顧了二者的相對發展狀況，從而更精準地區分了不同類型耦合協調關系。在制定障礙度級別劃分標準時，文中結合研究區域的實際情況和指標體系的維度數量，對已有研究采用的劃分標準做了修正，提升了其對文中研究的適用性。

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耦合協調關系是涉及多主體、多要素的系統性問題。鑒于數據獲取有限，文中選取了31 項指標來研究該問題，但仍有一些未能納入考慮的因素（如：政策制度、社會治安等）也會對二者的耦合協調關系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同時，由于鄉村旅游涉及的資源基礎等方面的指標較難獲取時間序列數據，文中僅基于截面數據對二者的耦合協調關系進行了分析；理論上講，若能基于時間序列數據來開展研究，必將更加準確地反映二者的耦合協調關系及障礙因子。

4 結論

（1）從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的發展水平來看，各地級市鄉村旅游水平和農村人居環境水平的區域差距較大；且鄉村旅游水平較高的地級市集中于晉中、晉南地區，而農村人居環境水平較高的地級市集中于晉中、晉北地區，二者之間存在空間錯位現象；各地級市在7 個維度的得分也存在較大差距。

（2）從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的耦合協調關系來看，各地級市的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均處于中低水平，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的耦合協調關系尚且有較大提升空間。其中，晉中、臨汾和運城為中度耦合協調級鄉村旅游領先型，晉城、長治和呂梁為中度耦合協調級同步型，太原和陽泉為中度耦合協調級鄉村旅游滯后型，忻州和大同為勉強耦合協調級同步型，朔州為初級耦合協調級鄉村旅游滯后型。

（3）從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耦合協調關系的障礙因子來看，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產業機構是限制山西省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耦合協調發展的關鍵障礙因子，且各維度的障礙分布狀況差異較大，各地級市的關鍵障礙因子并不一致。

（4）從促進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持續協調發展的工作重點來看，山西省應將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提升公共服務水平和優化鄉村旅游供給作為重中之重；還應結合各區域的耦合協調關系及障礙因子狀況，因地制宜地采取合理措施推動鄉村旅游與農村人居環境持續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