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市域城鄉收入差距時空演化及影響因素

江岳坤， 石鵬娟

（青海大學財經學院，青海 西寧 810016）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1］。統計數據顯示，2012—2021年中國收入差距基尼系數在0.462～0.474上下波動，超出0.4的國際警戒線，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是新時代中國發展面臨的困難與挑戰之一。諸多研究表明，城鄉收入差距已成為中國收入差距的最重要貢獻因素，中國的收入差距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城鄉收入差距問題［2-3］，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不僅是共同富裕的應有之義，也是區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

城鄉收入差距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國外學者更多關注理論模型研究，Kuznets［4］提出了著名的“倒U 假說”，認為在一國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收入差距會逐漸增大，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工業化的實現和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收入差距會逐漸減小。Ahluwalia 等［5］基于多個國家的數據，論證了經濟發展與收入差距之間“倒U 型”曲線存在的必然性。Secular等［6］提出地理位置是影響城鄉收入的重要因素。國內主要以實證研究為主，從研究內容上看，現有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鄉收入差距的測度與社會影響［7-8］、時空分異特征［9］和影響因素研究［10-11］等方面，尤其是近年來，學者們的研究重點主要集中在某一經濟要素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上面。在研究方法上較多采用泰爾指數［12］、基尼系數［13］、ESDA-GIS［14］和空間回歸模型［15］等方法。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既有全國［16］、區域［17］和省域［18］等宏觀尺度，也有市域［19］和縣域［20］等微觀尺度。從研究結論上看，江孝君等［21］基于區級、省級和地級3個層面進行研究，認為空間尺度的選擇會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衡量結果，而較小的空間尺度通常更能揭示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區域異質性；潘竟虎［22］認為市域尺度下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空間分異顯著，呈現出中部>西部>東部、中部>南方>北方的趨勢；王小魯等［23］的研究表明合理的政策調整能夠有效防止收入差距的擴大；萬廣華等［24］認為積極主動推進城鎮化和市民化，是消除城鄉差異、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陳東平等［25］基于中國市域尺度的數據，認為數字金融能夠通過推動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來提高工資性收入水平，進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既有研究成果為本論文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提供了諸多助益，但仍有待進一步完善：（1）近10 a來有關城鄉收入差距的研究多集中在省域或區域的角度，現有基于全國市域尺度城鄉收入差距的相關研究已是10 多年前的文獻，其數據、方法和結論都有待更新。（2）借助地理加權回歸模型對所有市域城鄉收入差距影響因素的回歸系數進行空間可視化表達，能夠更全面直觀地反映出各影響因素對中國不同地區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程度的空間分異特征?；诖?，本文以2012—2021 年中國366 個地級行政單位（包括直轄市和省直管縣）為研究對象，運用核密度估計和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方法探析市域尺度下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時空演化特征，并借助地理加權回歸模型探究各影響因素對中國不同地區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程度的空間分異特征，為不同區域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提出對策建議，以期為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政策提供參考。

1 數據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本文以2022 年的中國地級行政區（地級市、地區、自治州和盟）和直轄市為研究對象，不包括臺灣省、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為保持空間上的完整性和便于分析，將中國31個屬于省直轄的縣級行政區也納入了研究范疇之中，包括湖北省的天門市、仙桃市、潛江市和神農架林區；河南省濟源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阿拉爾市、北屯市、胡楊河市、可克達拉市、昆玉市、石河子市、雙河市、鐵門關市、圖木舒克市、五家渠市和新星市；海南省的五指山市、文昌市、瓊海市、萬寧市、定安縣、屯昌縣、澄邁縣、臨高縣、東方市、樂東黎族自治縣、瓊中黎族苗族自治縣、保亭黎族苗族自治縣、陵水黎族自治縣、白沙黎族自治縣和昌江黎族自治縣。由于深圳市和三沙市的城鎮化率已到達或接近100%（2021 年深圳市城鎮化率為99.82%，三沙市城鎮化率為100%），基本不存在鄉村人口，為保證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科學性，將上述2 個地級市排除在研究范圍之外。據此，得到366個地級行政單位（包括直轄市和省直管縣）參與研究。

1.2 數據來源

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比是衡量城鄉收入差距的最常用指標，該研究亦使用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來測度市域尺度下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狀況，數據來源于2012—2021年《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366個地級行政單位（包括直轄市和省直管縣）的統計公報。

1.3 研究方法

1.3.1 核密度估計核密度估計是一種重要的非參數估計方法，該方法對于模型的依賴性較弱，具有較強的穩健型，已成為眾多學者研究不均衡分布的常用方法。核密度估計能夠以連續的密度曲線表示隨機變量的分布形態，比較不同年份的核密度曲線可以揭示隨機變量的時序演化特征和趨勢。

式中：f(y)為隨機變量y的密度函數；n為市域數量；yi為城市i的城鄉收入比；yˉ為366個市域研究單元城鄉收入比的均值；h為帶寬；K(·)為核函數，本文均使用Eviews軟件默認的帶寬與核函數。

1.3.2 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

（1）三維趨勢分析

三維趨勢分析是一種基于GIS平臺的趨勢分析方法，能夠基于研究對象的空間位置將研究對象的數據值轉化成空間高度，并分別在X、Z平面和Y、Z平面形成研究對象數據值的投影散點圖，通過散點圖可以擬合出一條最佳曲線，用來反映研究對象在特定方向上的總體趨勢，揭示研究對象在空間上的總體分布規律［26］。

（2）空間自相關

空間自相關模型可以用來度量同一變量處于不同空間位置時的相關性，包括全局自相關和局部自相關。全局自相關通過全局莫蘭指數（I）來表示，可以從整體上描繪出市域尺度下城鄉收入差距的空間集聚程度。局部自相關用局部莫蘭指數（Ii）來表示，能夠反映出集聚中心的空間位置。計算公式分別為：

式中：n為市域數量；wij為空間權重矩陣，本文使用鄰接矩陣，即城市i和城市j存在公共邊界時wij=1，否則wij=0；yi和yj分別為城市i和城市j的城鄉收入比。

全局莫蘭指數（I）的取值范圍為[-1, 1]，在給定的顯著性水平上，如果I>0 或I<0，分別表示市域尺度下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存在空間正相關或空間負相關；I=0則表示不存在空間相關關系。對于局部莫蘭指數（Ii）而言，當Ii>0時，說明城市i周圍表現為相似的空間集聚性（高-高或低-低）；Ii<0則表現為相異的空間集聚性（高-低或低-高）。

1.3.3 地理加權回歸模型相較傳統線性回歸模型，地理加權回歸模型將數據的空間位置信息納入回歸方程，能夠有效反映回歸關系在不同空間位置的空間非平穩性，具有處理空間異質性的優勢［27］。計算公式為：

式中：yi為城市i的城鄉收入比；為城市i的地理中心坐標；為城市i的第k個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xik為城市i的第k個解釋變量的值；β0和βk為參數；εi為隨機誤差項。

2 結果與分析

2.1 城鄉收入差距的時序演化特征

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變化來看（圖1a），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演化趨勢與Kuznets提出的隨著經濟發展收入差距呈現先增加后減少的“倒U 型”曲線基本吻合，值得注意的是，2007 年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達到頂峰（城鄉收入比為3.144），之后城鄉收入差距開始逐漸降低，說明自2007年開始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總體上進入了“倒U型”曲線的右側這一發展階段。

圖1 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時序演化特征Fig.1 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China

2012—2021 年不同研究尺度下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均呈現出逐漸縮小的態勢（圖1b），市域尺度下的城鄉收入差距明顯低于省域和全國尺度。從城鄉收入差距的變化幅度上來看，市域尺度下中國的城鄉收入比由2012 年的2.644 下降至2021 年的2.125，下降幅度約為18.59%，高于全國尺度（12.21%）和省域尺度（12.90%）?？梢园l現，3 種研究尺度下城鄉收入差距的變化有一個共同特征，即2014年之前城鄉收入比的下降速率較快，2014年之后城鄉收入比進入平穩下降時期，這可能與2013年前后中國大部分省市農村居民收入的統計口徑發生變化有關。2019 年之后城鄉收入比的下降速率又逐步開始提升，這得益于中國2018年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推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提高了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從而加速了城鄉收入差距的下降。

利用非參數核密度估計方法可以進一步展現研究期內市域尺度下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演化特征及市域間的差異，為便于展示，選取2012、2015、2018 年和2021 年各市域城鄉收入比的數據繪制核密度分布圖（圖1c）。從整體來看，4 個年份對應的核密度曲線都是單峰的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波峰逐漸升高，曲線明顯收窄，反映出研究期內市域間城鄉收入差距的相對差異在不斷縮小。

2.2 城鄉收入差距的空間演化特征

2.2.1 空間分布格局利用ArcGIS 10.8軟件的自然斷點分類法，將2012 年和2021 年各市域的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聚為5類：低收入組、中間偏低收入組、中間收入組、中間偏高收入組和高收入組。從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空間分布上來看（圖2a～b），2012年農村高收入組主要集中分布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2021年在以上城市群的基礎上增加了北京市、長沙市和克拉瑪依市等城市；2012 年和2021 年中間偏高收入組主要分布在遼東灣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山東半島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以及中西部的一些省會城市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部分城市；低收入組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區的青藏高原、云貴高原、黃土高原和內蒙古高原東部以及河南省東部等交通不便或經濟落后的地區。從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空間分布上來看（圖2c～d），2012 年和2021 年城鎮高收入組主要集中分布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以及北京市和廈門市；低收入組主要分布在黑龍江省北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西部和北部、河南省東部、湖南省西部和河西走廊地區。

圖2 2011年和2021年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及城鄉收入差距空間分布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urban-rural disposable income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2011 and 2021

從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變化來看，10 a 間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空間分布格局的變化要比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變化更劇烈，主要表現在四川省、西藏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河南省和安徽省等中西部地區眾多城市的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低收入組轉化為中低或中間收入組，說明近10 a間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顯著，逐步縮小了與東部地區和中部部分地區的差距。

依據研究期內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現狀和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經驗［22］，本文將各市域研究單元的城鄉收入差距劃分為4類：低城鄉收入差距（城鄉收入比<1.5）、中城鄉收入差距（城鄉收入比1.5～2.5）、高城鄉收入差距（城鄉收入比2.5～3.5）和極高城鄉收入差距（城鄉收入比>3.5）。從研究期內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空間分布格局及其變化來看（圖2e～f、表1），2012 年極高城鄉收入差距的城市有44 個，占366 個市域單元的12.02%，主要分布在云貴山區以及甘肅省、青海省和山西省的部分地區；高城鄉收入差距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中國的西南部和西北部，少量零散分布在中國的中部和東部的一些城市；中城鄉收入差距的城市主要連片分布在中國的東北部、西北部和東南部；不存在低城鄉收入差距的地區。2021 年極高城鄉收入差距的城市僅剩青海省的玉樹州、果洛州和云南省的迪慶州；高城鄉收入差距類型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中國的西南山區以及黃河中上游部分城市，數量由2012年的154個減少到56個；中城鄉收入差距城市的數量由168個增加至298個，低城鄉收入差距城市增加至9個，主要分布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北屯市、胡楊河市和石河子市，黑龍江省的雞西市、鶴崗市和伊春市，廣東省的中山市、東莞市和潮州市。

表1 2012—2021年市域尺度下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變化Tab.1 Change of urban-rural income gap at the city-level scale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21

2.2.2 三維宏觀趨勢進一步運用三維趨勢面來反映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及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宏觀趨勢特征（圖3），以Z軸表示各市域的城鄉收入比或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X軸表示城鄉收入比或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東西方向的總體趨勢，以Y軸表示城鄉收入比或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南北方向的總體趨勢。由圖3 可知，2012 和2021 年2 個時間截面上的投影趨勢線基本一致，即就宏觀趨勢而言，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在東西方向呈現出西高東低、中間高兩邊低的特征，在南北方向上呈現出南高北低、中間高兩邊低的特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東西方向呈現出東高西低的特征，在南北方向上呈現出南高北低、中間高兩邊低的特征。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東西方向上呈現出東高西低、兩邊高中間低的特征，在南北方向上呈現出北高南低的特征。

圖3 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和城鄉收入差距的全局趨勢Fig.3 Overall trend of urban-rural income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China

2.2.3 空間相關性地理學第一定律認為：所有事物都彼此相關，但空間距離近的事物比遠的事物更相關［28］。利用公式（2）計算出2012—2021年市域尺度下中國城鄉收入比的全局莫蘭指數，并進行相應的顯著性檢驗（表2），計算結果顯示，研究期內全局莫蘭指數在0.3 上下波動，正態統計量Z值遠超相應置信區間下的臨界值，說明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表現出極為顯著的空間正相關性，即城鄉收入差距大的市域和城鄉收入差距小的市域均趨于集聚。

為進一步探究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局部空間聯系類型，繪制LISA集聚圖（圖4），從城鄉收入差距集聚類型的空間分布上看，低-低集聚主要分布在中國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東北地區和東部沿海地區；高-高集聚主要連片分布在廣西壯族自治區、云貴高原和黃河中上游地區，形成了巨大的連綿區域。從數量上來看，2012 年和2021 年高-高集聚類型的城市數量均為73 個，低-低集聚類型的城市數量從2012 年的133 個減少到2021 年的122 個，說明中國城鄉收入差距低的市域的空間集聚程度有所減弱，城鄉收入差距高的市域的空間集聚程度基本沒有變化。

圖4 2012年和2021年中國城鄉收入比的LISA集聚圖Fig.4 LISA cluster map of urban-rural income ratio in China in 2012 and 2021

2.3 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

城鄉收入差距的形成和影響因素十分復雜，即涉及地理位置、海拔高度、資源稟賦和生態環境等自然因素，也包括經濟發展水平、城鄉發展政策、城鎮化水平以及區域發展戰略等社會經濟因素。本文在參考已有研究的基礎上［20-25］，以2021年各市域研究單元的城鄉收入比為被解釋變量，以當年經濟發展水平（用人均生產總值的對數表示）、城鎮化率（城鎮人口與常住人口之比）、產業結構高級化（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之比）和金融發展水平（金融機構年末存貸款余額占GDP 比重）為解釋變量進行地理加權回歸，同時對各影響因素的回歸系數進行空間可視化表達（圖5）。

圖5 影響因素回歸系數的空間分布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1）經濟發展水平。如圖5a 所示，從市域尺度來看，2021 年中國大多數城市已經處于Kuznets“倒U型”曲線的右側，即經濟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是負

相關關系，經濟發展將會縮小其城鄉收入差距。但是海南省和中國東北地區的大部分城市仍然處于“倒U 型”曲線的左側，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其城鄉收入差距會逐漸擴大?？赡艿脑蛴校孩俸Ｄ鲜〗洕Y構多以旅游業為主，東北則有重工業，這些行業在城市更為集中，提供的高收入職位大多對城市居民開放，加大了城鄉收入差距。②隨著經濟不斷發展，更多的資源（如教育、醫療等）可能會集中在城市，而農村則可能面臨資源短缺。③在海南省的旅游熱點城市和中國東北地區的大城市，隨著經濟發展，房價可能快速上漲，城市居民的財富因此增加，而農村居民無法享受到房地產增值，使貧富差距加大。

（2）城鎮化率。如圖5b所示，對于中國大部分城市而言，城鎮化率與城鄉收入差距呈負相關關系，但是對于北京市、河北省北部、內蒙古自治區西部、黑龍江省南部、吉林省和遼寧省這些地區的城市而言，城鎮化水平的提升將會擴大這些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赡艿脑蛴幸韵聨c：①在城市化進程中，尤其是在北京市這樣的大城市中，房地產價格可能會上漲，這會使城市居民的財富增加，而農村居民無法享受到房地產增值，從而擴大城鄉貧富差距。②遼寧省和吉林省等東北地區因其歷史產業結構問題，城市與農村經濟發展的脫節可能更為嚴重，農村地區可能因為產業結構單一，缺乏發展動力。③隨著城市化的發展，更多的公共資源、高薪工作機會和服務可能會集中在城市，使城鄉之間的差距加大。

（3）產業結構高級化。如圖5c 所示，產業結構高級化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北部、山西省、河南省西北部、河北省北部以及中國東北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是負向影響，這些地區大多是屬于工業發達的“資源型”城市，可以通過產業結構升級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產業結構高級化對于中國大部分地區都是正向影響，尤其對于青海省、四川省、貴州省、重慶市、湖南省西部、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北部等長江中上游城市而言，通過產業結構升級、提升第三產業在區域經濟結構中的比重將會導致城鄉收入差距擴大，這可能是由于發展第三產業往往需要良好的通信、交通等基礎設施支持，而在長江中上游以及中國中西部的廣大農村地區，這些基礎設施不盡完善，限制了第三產業在農村地區的發展，并且第三產業往往需要更高的教育程度和專業技能，農村地區由于教育資源和機會可能較為匱乏，農村居民可能無法獲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教育和培訓機會，從而無法從第三產業的發展中受益，加大了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

（4）金融發展水平。如圖5d所示，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北部、中國東北地區、山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安徽省、湖南省、江西省和西藏自治區等地區的大部分城市而言，提升金融發展水平能夠縮小其城鄉收入差距，這主要是因為金融發展水平的提升可以增加農村地區的金融服務供給，農村可以獲得更多的資金支持，從而增加產業投資和就業機會，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為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創造條件。除了上述地區外，金融發展水平對于中國其他城市是正向影響，尤其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部、四川省和云南省等地區的大部分城市影響較為強烈。

3 結論與建議

3.1 結論

（1）2012—2021年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呈現出逐漸縮小的態勢，總體上已處于Kuznets“倒U型”曲線的右側這一發展階段。研究期內中國各市域間城鄉收入差距的相對差異也在不斷縮小。

（2）研究期內城鄉收入差距較大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中國的西南地區，少量分布在黃河中上游的一些城市，城鄉收入差距較小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中國的東部沿海地區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黑龍江省的部分城市。從全局趨勢來看，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在東西方向呈現出西高東低、中間高兩邊低的特征；在南北方向上呈現出南高北低、中間高兩邊低的特征。

（3）市域尺度下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呈現出顯著的空間正相關性，城鄉收入差距大的市域和城鄉收入差距小的市域均趨于集聚。城鄉收入差距低-低聚類區域主要分布在中國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東北地區和東部沿海地區，高-高聚類區域主要連片分布在廣西壯族自治區、云貴高原和黃河中上游地區，形成了巨大的連綿區域。

（4）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化率對中國大部分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是負向影響，但對中國東北地區的部分城市是正向影響；產業結構高級化對中國大部分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是正向影響，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北部、山西省、河南省西北部、河北省北部以及中國東北地區是負向影響，這些地區大多是屬于工業發達的“資源型”城市。金融發展水平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北部、中國東北地區、山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安徽省、湖南省、江西省和西藏自治區等地區的大部分城市的城鄉收入差距是負向影響，提升金融發展水平能夠縮小以上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除了上述地區外，金融發展水平與中國其他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是正相關關系。影響因素存在區域異質性，各地區在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統籌城鄉發展的過程中要實施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的政策。

3.2 建議

（1）研究期內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較大的城市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區，少量分布在黃河中上游的隴南市、天水市、慶陽市和忻州市等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化率對中國西南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具有負向影響，西南地區可通過發展生態旅游、特色農業和傳統文化產業等方式，為農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收入來源，促進農民增收，也可通過完善農村地區道路、橋梁、電力、通訊等基礎設施及易地扶貧搬遷等方式，推動城鄉融合發展，逐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2）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化率對黃河中上游的天水市、慶陽市、隴南市和忻州市等城市具有負向影響，同時，產業結構高級化和金融發展水平對忻州市的城鄉收入差距具有負向影響。天水市、慶陽市和隴南市可通過農村電子商務產業的發展，助力區域特色農產品的生產和銷售，提高農民收入的同時拓寬農民就業門路，推動區域經濟發展。提升城鎮化水平也有助于縮小上述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具體而言，政府可以通過提供住房補貼、改善居住環境、提供多元化的工作崗位以及技能培訓等方式，讓更多的農村人口能夠在城市安家。忻州市除了提升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化率之外，還可以通過調整優化產業結構、深化產業鏈、優化傳統產業、鼓勵新興產業發展、擴大金融服務覆蓋面、加強金融教育和培訓、鼓勵金融科技發展等方式逐步縮小其城鄉收入差距。

（3）中國各市域間的城鄉收入差距具有較為顯著的空間正相關性，可以依托區域經濟建設規劃，充分發揮經濟帶、城市群中城鄉收入差距的局域“冷點”對周邊城市城鄉收入差距降低的輻射帶動作用。同時也需要注意，城鄉收入差距的變化具有一定的階段性和穩定性特征，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并非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循序漸進，久久為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