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體定性·依法定教·依文定旨

摘要：《石鐘山記》是蘇軾“隨物賦形”文藝思想的集中演繹，隱喻技法的運用更使得其思想情感幽微內隱，教與學極難破局深入。面對問題與困境，一種構想的“三步走”——辨體為先，依體定性；循序漸進，依法定教；批文入情，依文定旨——不失為《石鐘山記》教學梯級拓進的有益嘗試。

關鍵詞：依體定性；依法定教；依文定旨；梯級拓進

《石鐘山記》是蘇軾記游作品典范之作，教材配套的《教師教學用書》“課文解說”有桐城大家方苞“瀟灑自得，子瞻諸記中特出者”與劉大櫆“坡公第一首記文”的贊語。從文首的疑之又疑，至其暮夜親訪，再有“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的所謂“文眼”，似可見蘇軾探求自然本相的求真意向及科學精神。但《教師教學用書》又引明人羅洪先《石鐘山記》、清人彭玉麟《石鐘洞序》觀點，彰顯自然科學認知的發展性之外，又消解著蘇軾求真的科學性。那此文“特出者”何？又何以為“坡公第一首記文”？該文入選高中語文教材，其教學內容如何確定？面對問題與困境，一種構想的“三步走”——辨體為先，依體定性；循序漸進，依法定教；批文入情，依文定旨——不失為《石鐘山記》教學梯級拓進的有益嘗試。

依體定性：《石鐘山記》“考察性”文體辨析

《教師教學用書》強調《石鐘山記》是一篇“帶有說理性質”“考辨性質”的游記，似乎也坐實了蘇軾探求自然本相——石鐘山命名客觀由來——的創作目的。但如此“前理解”是否準確，值得審慎對待。

《石鐘山記》以“《水經》云……酈元以為……”起手。統編版語文教材八年級上冊編選了酈道元的《三峽》一文。教材配套《教師教學用書》的“課文研讀”部分提供了三點信息：一、酈道元《水經注》作者、“北魏地理學家”的身份；二、課文是酈道元為《水經？江水》中“又東過巫縣南，鹽水從縣東南流注之”一句的部分注釋；三、指出酈道元當時南北分裂的身處及并未踏足三峽地區的事實，《三峽》是他在袁山松《宜都記》、盛弘之《荊州記》等前人記述基礎上整理加工而成?！暗乩韺W家”身份，讓酈道元的寫作姿態更加理性克制；《水經》注釋條目，要求《三峽》寫作強烈關注地理真實的客觀性；缺席型整合式寫作，最大可能地隔絕了酈道元當下個人情緒對《三峽》文本的介入。這些特質，促成了《三峽》地理科學小品文的文體風貌?！督處熃虒W用書》中“進入課文情境，感受長江三峽雄偉的形勢和綺麗的景色”的教學重點設計，無疑尊重了這種文體風貌。

由酈道元《三峽》返視蘇軾《石鐘山記》，一些被忽略或遮蔽的教學信息漸次清晰。相較而言，蘇軾的文化身份更為豐富，政治家、文學家、書法家、畫家等等，皆有濃厚的人文色彩，蘊含其求善、求美的人文精神追求。酈道元“北魏地理學家”身份所凝聚的科學求真精神，在蘇軾身上表現得并不強烈，甚至被他輕視。抒情性的文學寫作中，蘇軾于客觀真實的錯謬，不乏將錯就錯之舉，比如“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念奴嬌·赤壁懷古》）。即便明知此刻身處的黃州赤鼻磯或非三國周郎赤壁，但并不妨礙蘇軾的文學創作。說理性的策論寫作中，蘇軾于客觀史實啟用，更有無中生有之作，比如其應考之作《刑賞忠厚之至論》中有“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句。吳楚才、吳調侯《古文觀止》對此段注文：“皋陶曰二句，諸生不知其出處。及入謝，歐陽公問其出處，東坡笑曰：‘想當然耳。數公大笑?！盵1]不同于酈道元缺席型整合式寫作對個人主觀因素的純然隔絕，蘇軾的石鐘山親臨式考察則有豐富的情緒性背景。因反對王安石新法而發“烏臺詩案”，蘇軾被責授黃州團練副使。元豐三年正月赴黃，至元豐七年四月得量移汝州團練副使之命，釋放政治起復訊號?！妒娚接洝匪洝爸坌羞m臨汝”“送之至湖口”“元豐七年六月丁丑”，無不將其嵌入如此情緒性背景，并使成為蘇軾辭舊迎新、繼往開來的特殊記錄——在特殊時刻，有特殊情緒。而這些，自然需要一種特殊的形式，《石鐘山記》順勢而來，這或許才是其“特出者”“坡公第一首記文”之所在。

《石鐘山記》一課的教學，如果忽略蘇軾的藝術家氣質，無視課文豐富的情緒背景，而將之視為《三峽》一般的地理科普小品文，以突出蘇軾之于石鐘山的辨難求真精神；甚而引入后世石鐘山文章群，構成所謂“大單元教學”“批判性閱讀”，得出科學認識發展性、蘇軾觀念局限性等教學結論，其教學設計皆不過“買櫝還珠”，其教學效果更大約“隔靴搔癢”。

《石鐘山記》教學思路，還需由其“考察性”文體辨析切入，依體定性；繼而循序漸進，再依法定教。

依法定教：蘇軾的隨物賦形心法與隱喻技法

在《畫水記》一文中，蘇軾談及奔湍巨浪畫法，以為“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但“隨物賦形”觀念，不止畫技一端，更是蘇軾整個藝術理論，特別是文學理論的外露。比如《記承天寺夜游》，蘇軾欲以承天寺明月竹柏實現困頓黃州的精神突圍，但寺中卻無蘇軾苦悶的現實情境承載。為此，他只能“隨物賦形”——化天上明月為地上空明積水，化眼前竹柏為水中交橫藻荇。藉此，一種仕途暗涌之下個人身不由己、隨波逐流的人生境遇凸顯，一種蘇東坡式的解決方案也呼之欲出。[2]由藻荇之例可見“隨物賦形”內隱的一種精妙三元關系：內在文學情緒動機，如蘇軾苦悶；外在現實真切物象，如物質性的明月竹柏；文學創造的變幻意象，如幻化的庭中積水、水中藻荇。本質上，“隨物賦形”的文學力量是一種隱喻邏輯——借隨物所賦之形，暗示作者的一種處境、心境。所謂隱喻，是指在兩個物體或情狀被置于特定的言語或文化情境里，或者一個物體或情狀在特定言語、文化情境中，使人聯想到另一物體、情狀。兩者之間能夠建立起某種想象性或現實性聯系，言語主體指向目標物體、情狀的情緒、思想，凝注在言語呈現的物體、情狀之上，此時，隱喻發生了。[3]

《石鐘山記》教學淺化、偏斜的關鍵，便是忽視蘇軾的“隨物賦形”文學創作心法理念，將互動的“我·物·象”三元關系，簡化為離合的“我/物”二元關系，將內蘊復雜的石鐘山名實問題、風物問題，簡化為考察以求真的“科學問題”。對于“考察”石鐘山之外施設的千尺大石、山上棲鶻、鸛鶴閑筆，及回程“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的插敘，這種簡化近乎無法予以合理教學釋讀而回避。由蘇軾“隨物賦形”心法，依隱喻修辭技法邏輯，這些閑筆卻可做《石鐘山記》最有效的教學突破口、最扎實的教學內容。

蘇軾于石鐘山所見閑筆風物雖異，但其“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的目之所見，“聞人聲亦驚起，磔磔云霄間”“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的耳之所聞，卻并不讓蘇軾愉悅，甚至讓初至山下的他內心恐懼而“心動欲還”。從“隨物賦形”的三元關系看，這些風物可視作蘇軾為其文學書寫創造的變幻意象，是隱喻修辭中作為喻體的此物此狀。只有依隱喻之法循序漸進至本體的蘇軾彼物彼狀，借隱喻生發的含蓄幽微的文學意義才能清晰。懼怖風物下的“心動欲還”，于蘇軾并非孤案（事實上，不止蘇軾作品有類似筆法情境，柳宗元《小石潭記》“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亦有異曲同工之妙，限于文章篇幅不做過多展開。但教學設計中，可適當滲透，以拓寬學生理解視野），同屬“元豐作品群”而稍早的《后赤壁賦》即有類似情境——“予乃攝衣而上，履讒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耙磺芯罢Z皆情語”，展露細部的赤壁孟冬風物，被蘇軾“隨物賦形”而變得恐怖陰森?！罢沁@種冬日恐怖陰森的物象，才能與蘇軾‘烏臺詩案后的一路政治處置暗合，與他的人生冬日暗合，由此達成‘物我相通的同病相憐之感?！盵4]依循同樣的隱喻邏輯，石鐘山風物作為喻體，暗示的正是他“烏臺詩案”后五年的政治生存境況——“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的政治施壓、“聞人聲亦驚起，磔磔云霄間”的風聲鶴唳、“若老人咳且笑”的戰戰兢兢?！皟缮介g……有大石當中流……空中而多竅”，并發出與石鐘山相似且令“舟人大恐”之聲，這筆插敘讓不及防備細察、本能初聽的蘇軾感受到的正是別樣版本的“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恐怖之相，是“隨物賦形”的文學變形與生活遭遇的暗合。

以隱喻修辭為理解支架，確定蘇軾閑筆插敘為教學突破口，為有益的教學內容。教學設計中，適時引入《后赤壁賦》《小石潭記》等已學課文，既可作教學支架，幫助學生理解蘇軾的生命境遇，亦可構建“描寫與隱喻”議題的“大單元專題教學”。此可謂“依法定教”。

至于蘇軾為何這般操作，還需批文入情地依文定旨。

依文定旨：山名臆斷的事感，夜游見聞的物觸

《教師教學用書》配套教學設計《多棱鏡中的石鐘山》認為“：《石鐘山記》雖不像《記承天寺夜游》《赤壁賦》那樣直接與蘇軾貶謫黃州的情感思想相關，但也不是毫無聯系”?！暗膊皇呛翢o聯系”一語頗有見地，且極富教學啟示。蘇軾黃州去來，皆與王安石新法相關，誕生于如此“特殊時刻”的《石鐘山記》，怎不有一些“特殊情緒”？

與《后赤壁賦》“反而登舟，放乎中流”的落荒而逃不同，在蘇軾“心動欲還”一刻，一種“噌吰如鐘鼓不絕”的大聲發于水上。其與之后大石所發“窾坎鏜鞳之聲”，被蘇軾喻為“周景王之無射也”“魏莊子之歌鐘也”。無論周王所鑄無射鐘，還是魏莊子所受晉侯歌鐘，在實際的樂器之名外，又都與廟堂、君王等政治性意味關切。以蘇軾“隨物賦形”心法看，從石鐘山恐怖風物，一轉而王侯歌鐘妙音，不過他黃州去來的人生輾轉沉浮。當然，此刻蘇軾要表達的不是時來運轉的人生得意，而是在人生漸覺無望而“心動欲還”時，一種“走一步，再走一步”的堅持哲學、樂觀思想——人生不來趟一遭，怎知有何可愛驚喜。這種夜游見聞的風物觸動，是蘇軾“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的人生智慧落處。這樣的生命達觀，與《赤壁賦》“自其變者而觀之”“自其不變者而觀之”一脈相承，與《定風波》等“元豐作品群”主旨一以貫之。

不過，蘇軾的石鐘山風物觸動，內嵌于《石鐘山記》前“疑”后“笑”的邏輯鏈條之內。這使得其石鐘山風物觸動僅有文本局部意義，而缺乏文本全局整合力量。由文本外延，《石鐘山記》完成后不久，六月底蘇軾至金陵與王安石相會，兩位因新法而敵對的文化巨擘終于歷史性和解。詩詞唱和之余，并邀約金陵買田、相鄰而居，蘇軾作《次荊公韻四絕》記之。情感的和悅，必以思想的理解為前提。二人思想分歧起于新法，理解與和解也必基于新法。新法之初，蘇軾的“炮轟”更多受陣營之分的裹挾。但蘇軾是篤定的實踐主義者，即便在新法熾烈的元祐四年自請外放杭州之初，蘇軾已在試行以驗新法成效——“臣自熙寧以來，從事郡縣，推行役事，及元祐改法，臣忝詳定，今又出守，躬行其法，考問吏民，備見雇役、差役利害，不敢不言”（《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作于元豐六年的《與騰達道書》更是深刻自省其早初新法態度：“某欲面見一言者，蓋謂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于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而此書作時，蘇軾正貶居黃州，距《石鐘山記》創作不過一年。這種新法認知的實踐性深化，一方面促成了蘇軾的金陵謁見、巨擘和解，更早地則影響了《石鐘山記》一文的創作。

如果以蘇軾“隨物賦形”心法綜觀全篇，將石鐘山命名事件視為隱喻技法的喻體呈現，綜合蘇軾身處的政治文化背景，新法認知作為本體事件的可能性急劇升溫。如果將新法認知問題與石鐘山命名問題對位，蘇軾《石鐘山記》寫作的現實動機便明確了。此刻，在蘇軾看來，新法具體措施的益害問題，近乎石鐘山命名的確謬問題。石鐘山之名來由，要深入真切的具體實踐，新法益害問題何嘗不是如此。如將“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視作各種新法觀；蘇軾的認知里，隔岸觀火而口舌爭辯，不對；心知肚明但口不能言，可惜；觀念先行又不切實際，危險。無論對酈道元所述的不確定，還是李勃的懷疑，抑或寺僧斧斤考石的質疑，及與漁工水師的現場尋訪，都隱含著蘇軾強烈的現實關切。他愿意到民生實踐的一線去考評新法利弊。當然，這種不阿諛、不諂媚的政治姿態讓他吃盡苦頭，比如被貶黃州的新黨清算，又及哲宗親政后貶謫遭遇。當無論如何，他看清了新法真相——比如小馬過河，河水既不像老牛說的那樣淺，亦不如松鼠所言那般深。這算蘇軾“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的政治處置落處。這種山名臆斷的事感，蘊藉蘇軾卓爾不群的的正直不阿，在“元豐作品群”中少見，在整個傳統士大夫文化群體更是少見。這樣的政治磊落里，內蘊著其“心動欲還”卻又“走一步，再走一步”的堅持哲學，為看清某種真相而受難潛行的樂觀思想，而使整個寫作邏輯渾然?！白诱爸T記中特出者”“坡公第一首記文”標的，其實在此。

參考文獻：

[1]吳楚材，吳調侯選.古文觀止（全二冊）[M].北京：中華書局，1959：470.

[2]袁海鋒.蘇軾的精神困頓與生命突圍——析《記承天寺夜游》中的藻荇與竹柏[J].語文建設，2019（07）.

[3]季廣茂.隱喻理論與文化傳統[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15.

[4]袁海鋒.古典寫景散文中的情緒與寄托——《小石潭記》《后赤壁賦》對比分析[J].七彩語文（教師論壇），2021（7）.

（作者：袁海鋒，廣東省中山市中山紀念中學高級教師）

[責編：芮瑞；校對：夏家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