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貌取人：兒童基于面孔的信任判斷

鄭遠霞 劉國雄 辛聰 程黎

摘? 要? 兒童可以像成人一樣快速地根據面孔做出信任判斷。這種基于面孔的信任判斷對兒童的知識學習、社會適應和自我保護具有重要作用。影響兒童信任判斷的面孔特征包括性別、種族、面孔吸引力、可信度、能力、支配性和表情。面孔特征可能通過知覺基礎、情緒情感、一般認知能力和社會經驗等四個方面作用于信任判斷， 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兒童基于面孔的信任判斷模型。未來的研究方向包括：1）改進研究方法; 2）探索兒童基于面孔特征信任判斷的發展特點; 3）深入探究面孔特征影響兒童信任判斷的機制以完善其理論模型。

關鍵詞? 信任判斷， 面孔特征， 面孔吸引力， 面孔可信度， 兒童

分類號 ?B844

1? 引言

人們從小就被教育“人不可貌相， 不能以貌取人”， 但是在社會互動中， 個體在幾十毫秒內就會根據他人的面孔形成第一印象（Eggleston， Flavell， et al.， 2021; Sutherland & Young， 2022）， 并由此影響信任判斷（Li et al.， 2016; Ma et al.， 2016; Todorov， Mende-Siedlecki， & Dotsch， 2013; 張坤坤 等， 2019）。信任判斷（trust judgment）指在特定的情境下， 個體依據各種線索信息判斷對方及其觀點是否值得信任（Mayer et al.， 1995）。兒童基于面孔的信任判斷在整個童年期都在發展變化?；诿婵椎男湃闻袛嗄芰τ谧晕冶Ｗo和社會適應至關重要， 得到了研究者的廣泛關注。然而目前尚未有文獻對影響兒童信任判斷的面孔特征、發展及其機制進行全面綜述。因此， 本文旨在梳理兒童基于面孔的信任判斷過程、發展及相關機制， 以便更好地理解面孔特征對兒童信任判斷的影響。這不僅有利于深化對兒童信任判斷的理解， 還有助于了解個體何時及如何將面孔作為信任判斷的重要信息。

兒童的信任判斷研究主要采用經濟信任博弈游戲（Trust game）、“沖突信息源”范式（“conflicting sources” paradigm）及其相關變式（Ewing et al.， 2015; Ewing et al.， 2019; Koenig et al.， 2004， 見表1）。經濟信任博弈游戲是測量信任的經典范式， 偏向于測試對被信任者的信任， 旨在測量社會性信任。在該游戲中， 玩家A有一筆錢可以投資給玩家B， 而玩家B會得到三倍的回報， 然后決定返還給玩家A多少。投資/回報的數額分別是信任/可信賴度的行為指數。已有學者將該范式應用于面孔對信任決策的研究（Ewing et al.， 2015; Ewing et al.， 2019）， 通過操縱玩家面孔的可信度觀察投資/回報的金額差異?！皼_突信息源”范式是經典的選擇性信任范式， 偏向于測量被試對被信任者觀點/證言的信任， 旨在測量認識性信任（張耀華， 朱莉琪， 2014）。此范式由Koenig等人（2004）提出， 用于評估影響兒童選擇性信任的因素， 如性別（Rackoff et al.， 2022）、表情（Clément et al.， 2013）、吸引力（Bascandziev & Harris， 2014）等。該范式一般分為兩個階段：熟悉階段和測試階段。在熟悉階段， 研究者會操縱信息提供者的特征， 讓他們呈現出相反的特征， 如高吸引力與低吸引力（Bascandziev & Harris， 2014， 2016）。在測試階段， 通過一些問題測量兒童對不同信息提供者的信任。

雖然研究表明面孔特征會影響兒童的信任判斷， 但目前研究面臨多個挑戰。首先， 現有研究關注于不同面孔特征（如性別、表情、面孔吸引力和可信度）對兒童信任判斷的影響， 但這些研究缺乏系統性的框架， 難以得出全面的結論。其次， 已有理論從進化視角、認知視角和社會文化視角闡述面孔對社會判斷的影響， 但均是關注成人的相關研究， 限制了對兒童基于面孔特征信任判斷內在機制的理解。再次， 現有研究結論也存在矛盾， 例如有研究表明面孔特征顯著影響兒童的信任判斷（Bascandziev & Harris， 2014， 2016）， 但也有研究表明這種影響很弱（唐衛海 等， 2019）。最后， 主要的研究證據來自西方文化背景， 但不同文化背景如印度（Rottman et al.， 2020）、埃及（Shenouda & Danovitch， 2014）和伊朗（Mirtaheri et al.， 2023）下的研究表明， 社會文化環境可能會影響基于面孔特征的信任判斷， 而目前對這一認識還不深入。

鑒于此， 本文從兩個方面系統梳理影響兒童（3～12歲）信任判斷的面孔特征和機制。首先， 梳理了實證研究中影響兒童信任判斷的面孔特征（表1）， 主要集中在性別、種族、吸引力、可信度、能力、支配力和表情等7個方面。其次， 本文梳理了兒童基于面孔信任判斷的發展及可能機制， 并基于以往研究提出一個面孔特征影響兒童信任判斷的模型（圖1）。最后， 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未來研究的可行方向。

2? 影響兒童信任判斷的面孔特征

面孔可以傳遞多種信息， 如吸引力、意圖或情緒（張坤坤 等， 2019）。在面對陌生人時， 面孔是做出信任判斷的重要依據， 并且人們似乎很愿意根據外表線索做出信任判斷和行為（Ewing et al.， 2015）。Hassin和Trope （2000）調查結果顯示大約75%的人認為可以從面部推斷性格信息， 而且這一過程只需要幾十毫秒（Charlesworth et al.， 2019; Cogsdill & Banaji， 2015; Cogsdill et al.， 2014; Ewing et al.， 2015; Jack & Schyns， 2015; Sutherland & Young， 2022）。而目前文獻中對面孔的分類一直復雜多樣， 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礎上將影響兒童信任判斷的面孔特征分為靜態特征（包括生物特征和社會特征）和動態特征（表情）。

2.1? 面孔的生物特征

面孔的生物特征包括性別、年齡和種族， 它們也提供了社會分類信息（劉燊 等， 2020; 張林 等， 2016）。通過面孔的社會分類信息， 兒童輕易地將他人分為同一群體或是不同群體。根據發展性群體間理論（developmental intergroup theory）， 當兒童能夠認同一個群體并辨別群體成員身份時， 就會出現內群體偏好， 如同性偏好（Ma & Woolley， 2013; Rackoff et al.， 2022）， 類似的還有“異族效應” （other-or own-race effect， Masuda & Fu， 2015）和年齡偏差效應（own-age bias， 李海峰 等， 2019; Rhodes & Anastasi， 2012）。在以往實證研究中， 很少有研究探討面孔年齡對兒童信任判斷的影響， 僅有的兩篇文獻也都發現兒童在對面孔進行可信度判斷時沒有表現出本年齡偏見（Ewing et al.， 2019; Li et al.， 2021）， 因此下文僅對性別和種族進行分析。

2.1.1? 性別

兒童會選擇信任同性信息提供者的證詞， 即表現出同性偏好（Rackoff et al.， 2022）， 進而影響信任判斷。例如， Ma和Woolley （2013）探討了4歲和6歲兒童對男性和女性信息提供者關于不同顏色物體功能相互矛盾證詞的信任判斷。他們假設兒童更可能信任男性關于藍色物體的說法， 女性關于粉色物體的說法。結果與此相反， 4歲和6歲幼兒對物體功能的判斷都表現出強烈的同性偏好， 無論物體的顏色如何， 他們都優先信任同性信息提供者。采用“沖突信息源”范式， 研究者們均發現， 在沒有其它有效判斷信息時， 3～8歲的幼兒會選擇信任同性信息提供者及其證詞（Ma & Woolley， 2013; Rackoff et al.， 2022; Taylor， 2013; Terrier et al.， 2016）。

盡管在缺乏其他信息的情況下， 同性偏好會影響兒童對不同性別信息提供者的信任判斷（Rackoff et al.， 2022）。但是在獲取關于信息提供者的認識線索（如知識狀態）之后， 性別的影響會被削弱。例如， Taylor （2013）的研究發現， 4～7歲兒童信任提供可靠信息的異性信息提供者， 而非提供不可靠信息的同性信息提供者。類似地， Terrier等人（2016）發現， 3～4歲幼兒更傾向于信任見過物品的異性信息提供者， 而非沒見過物品的同性信息提供者的證詞。3～5歲幼兒在決定誰更了解特定職業相關技能時， 優先考慮專業知識而非性別（Shenouda & Danovitch， 2014）。6～8歲的兒童更傾向于信任異性的專家， 而非同性的非專業人士（Boseovski et al.， 2016）。Mirtaheri等人（2023）的研究結果表明， 在提供明確的認識線索（準確性）之后， 兒童的信任判斷不受信息提供者性別的影響。因此， 即使幼兒在初步信任判斷時會受到同性偏好的影響， 但獲取更多信息之后， 則能夠根據任務要求做出理性的判斷。

以上研究表明， 性別影響兒童的信任判斷， 但少有研究關注面孔的性別二態性對兒童信任判斷的影響。面孔二態性是指在青春期第二性征發展后形成的面孔男性化女性化特征（陳麗君 等， 2017）。相比于信任判斷中的同性偏好， 兒童可能更傾向于信任女性化的面孔。例如， 陳麗君等人（2018）采用信任博弈游戲， 考察學齡前兒童對搭檔的信任判斷是否受到面孔二態性的影響， 結果發現學齡前兒童對女性化面孔信任行為更多， 對男性化面孔更少。而成人的研究結果卻更為復雜， 女性而非男性更信任面孔更男性化的男性（Rostovtseva et al.， 2022）。因此， 性別和面孔的性別二態性對兒童信任判斷的影響可能具有差異。未來研究應該探索面孔性別和性別二態性對兒童信任判斷的交互作用， 例如， 女性化高的男性面孔和男性化高的女性面孔如何影響兒童的信任判斷。此外， 不同的任務情境也可能影響對不同面孔特征的信任判斷。Luo等人（2023）設置捐贈和投資兩種情境， 結果發現， 成年人傾向于向女性化面孔捐贈， 向男性化面孔進行投資。這表明人們在不同的情境下對于溫暖和能力特征的認知有所不同， 并且會影響他們對陌生人的信任判斷。未來研究有待進一步探討在不同情境下兒童對二態性面孔的信任差異。

此外， 性別對幼兒信任判斷的影響在不同社會文化環境下也可能表現出差異。兒童自出生開始學習其所處文化定義的性別觀念。性別圖式作為一種認知結構， 受個體所處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Taylor， 2013）， 如父母教養（Morawska， 2020）、學校教育（Briole， 2021）和媒體（Anindya， 2022）等。性別圖式在實證研究中概念化為性別分型（sex-typing， Signorella et al.， 1993）， 包括很多與性別相關的認知結構（Bigler， 1997）， 如性別角色態度、性別刻板印象和性別類型偏好。Bigler （1997）用性別分型代表兒童對自己和他人的性別分類， 會影響他們的社會信息加工（Bigler， 1997）， 從而影響到他們對不同性別信息提供者的信任判斷。例如， Taylor （2013）探討了性別分型如何影響4～7歲兒童信任判斷的影響， 結果發現， 美國女孩在自我性別分型得分越高（即更偏好女性化）， 就越傾向于信任女信息提供者， 無論其是否可靠。Mirtaheri等人（2023）在伊朗重復了這一研究， 發現性別分型得分更高的（即更女性化）伊朗女生更信任男信息提供者的信息。此外， Shenouda和Danovitch （2014）發現埃及兒童在將與職業相關的知識歸因于反刻板印象性別專家方面存在更大的困難， 這表明埃及兒童比美國兒童在做信任判斷時更容易受到性別的影響。因此， 不同文化下塑造的兒童持有不同的性別信念， 進而影響對不同性別信息提供者及其證詞的信任判斷。

2.1.2? 種族

異族效應導致內群體偏愛（Masuda & Fu， 2015）， 使得個體更傾向于信任本種族的面孔。研究發現， 嬰兒在3個月時就表現出對本種族面孔的偏好（Kelly et al.， 2005）。McDonald和Ma （2016）研究了學前兒童對他人錯誤證詞的輕信程度， 發現4歲兒童信任本種族的虛假證詞， 而懷疑其他種族的虛假證詞。Li等人（2016）探討了自閉癥兒童對中國人和白人女性的信任， 結果表明自閉癥兒童的表現和正常發展兒童一致， 即都選擇信任本種族而非其他種族的面孔。盡管面孔的種族特征非常明顯， 并且影響兒童的信任判斷， 但目前探討面孔種族特征影響兒童信任判斷的研究相對較少， 更多是在研究與種族有關的非面孔變量及其交互作用。

個體通常從面孔、語言（包括方言和口音）判斷他人的種族， 基于種族信任判斷的相關研究中還包括語言的影響。說話者的語言提供了其國家、社會和種族身份等信息（Kinzler， 2021; Kinzler et al.， 2011; Kinzler et al.， 2009）。目前研究主要關注說同一種語言（英語）的不同口音（如西班牙口音和本地口音）對兒童信任判斷的影響。發現學齡前兒童更信任本地口音者而非其他外國口音者傳達的新知識（Corriveau et al.， 2013; Kinzler et al.， 2011）。當面孔和口音相互沖突時， 口音對兒童信任判斷的影響可能大于面孔。Kinzler等人從認知進化的角度分析了個體在做社會判斷時對口音的偏好， 且通過實驗操縱信息提供者的面孔和口音， 發現4～5歲幼兒信任本地口音異族面孔的說話者而非本族面孔外國口音的說話者（Kinzler et al.， 2009; Kinzler & Spelke， 2011）。因此， 他們認為口音可能比面孔對兒童信任判斷的影響更大。以上關于種族的研究都來自西方群體， 這些研究結果可能適用于西方的文化背景， 要理解在中國文化背景下面孔的種族特征如何影響中國兒童的信任判斷， 需要進一步深入探索。

2.2? 面孔的社會特征

個體對面孔社會特征的推斷是快速、必要且普遍的（劉燊 等， 2020）， Todorov等人對面孔的社會特征做出了一系列的探討工作， 分別提出了二維和三維模型， 近期用計算模型分析出了7個面部特征， 包括吸引力、能力、支配力、外向性、可愛、威脅性和可信度（Todorov， Dotsch， et al.， 2013）。目前實證研究中影響兒童信任判斷的面孔社會特征主要有面孔吸引力、可信度、能力和支配力（見表1）。

2.2.1? 面孔吸引力

面孔吸引力指個體對面孔美感的感知（張倩 等， 2018）， 影響信任判斷（Li et al.， 2016）。兒童像成年人一樣， 將面孔吸引力作為啟發式線索， 用于對陌生人的信任判斷。

兒童可能選擇信任面孔吸引力更高的信息提供者， 表現為更喜歡從他們那里尋求信息并傾向于信任他們的證言。例如， 采用“沖突信息源”范式， 研究者們發現學齡前兒童更認可高面孔吸引力者對新異物體的命名（Bascandziev & Harris， 2014; 唐衛海 等， 2019）。Bascandziev和Harris （2016）設置3種情況（相同吸引力不同正確率， 相同正確率不同吸引力， 不同吸引力不同正確率）考察面孔吸引力對4～5歲兒童信任判斷的影響。結果發現， 當正確率相同時， 被試選擇信任面孔吸引力更高的信息提供者。然而， 唐衛海等人（2019）發現， 當兩位信息提供者的正確率都為50%時， 幼兒并未表現出對高面孔吸引力信息提供者的選擇性信任。

信息提供者的認識性線索可能會影響兒童基于面孔吸引力的信任判斷， 但目前的研究結果不一致。唐衛海等人（2019）要求幼兒對不同正確率（50% vs 50%， 25% vs 75%）和面孔吸引力（高 vs 低）的信息提供者所提出的合成物品的命名做出信任判斷， 發現當高面孔吸引力者的正確率為25%時， 幼兒選擇信任正確率為75%的低面孔吸引力者。在幼兒對物品具有相關知識經驗時， 面孔吸引力的影響變弱。然而， Bascandziev和Harris （2016）發現， 4～5歲兒童對吸引力低正確率高和吸引力高正確率低的信息提供者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偏好， 他們的選擇性信任更多受到面孔吸引力而非正確率的影響。這可能表明在對他人的信息做出判斷時， 吸引力和正確率對兒童的信任判斷同等重要。兩個研究在被試群體、實驗材料和實驗流程等方面的差異可能都是導致結果不一致的原因， 未來研究需要深入探討面孔吸引力對兒童信任判斷的動態影響。

2.2.2? 面孔可信度

面孔可信度是指對面孔值得被信任程度的感知（張倩 等.， 2018）， 是對他人做出信任判斷的重要指標之一（張坤坤 等， 2019）。Todorov等人（2009）發現個體能夠在100ms以內對面孔可信度做出判斷， 這表明個體對他人面孔可信度的判斷是自動化、非理性的過程。一些研究在概念上并未嚴格區分面孔可信度判斷和基于面孔可信度的信任判斷， 在概念上使用信任判斷， 而在方法操作中要求被試對不同面孔進行可信度評分?？尚哦扰袛嗍敲婵?特征過程（內隱印象）， 屬于面孔的一種社會特征; 而基于面孔的信任判斷是面孔?特征?信任判斷過程（外顯行為）， 而面孔可信度是面孔影響信任判斷的特征之一。本文關注體現兒童面孔?特征?信任判斷的外顯行為。

相比于可信度低的陌生面孔， 個體更傾向于信任可信度高的面孔（張坤坤 等， 2019）。在信任游戲中， 個體更多地投資面孔可信度高的伙伴。Ewing等人（2015）采用經濟信任博弈范式探索5歲和10歲兒童是否像成年人一樣， 更容易信任面孔可信度高的伙伴， 結果發現兒童和成人一樣， 更信任面孔可信度高的伙伴， 選擇將代幣投資給面孔可信度高而非面孔可信度低的伙伴。Siddique等人（2022）采用多回合經濟信任游戲范式， 也發現8～10歲兒童更愿意給面孔可信度高的伙伴投資更多。在人際交往中， 兒童也更傾向于信任面孔可信度高的陌生人。有研究者采用對偶選擇范式， 探索兒童對不同面孔的社會交往行為的信任判斷， 結果發現兒童認為面孔可信度高的陌生人更可能遵守承諾（馬鳳玲 等， 2014）、幫助別人或分享自己的玩具（Charlesworth et al.， 2019; Palmquist & DeAngelis， 2020）。Mondloch等人（2019）采用故事書的方法研究了在合作任務中兒童對不同面孔特征的使用， 發現4～11歲兒童更愿意選擇面孔可信度高的伙伴接受挑戰， 因為他們相信面孔可信度高的伙伴更可能保守寶藏的秘密且不會偷走斗篷。此外， 兒童還可能從個體的面孔可信度推廣到他人的知識狀態。例如， Palmquist等人（2020）發現4～5歲兒童認為面孔可信度高的人更熟悉物體功能。然而， Li等人（2016）發現4～8歲的自閉癥兒童與5～7歲的正常發育的兒童的選擇性信任與面孔可信度無顯著相關。

兒童基于面孔可信度的信任判斷隨著社會互動而發生動態變化。Siddique等人（2022）改編經典的信任游戲， 采用多回合經濟信任游戲， 探討8～10歲兒童在多輪信任判斷中基于面孔可信度和行為（對方是否公平）做出的動態變化， 以及兒童是否能夠克服基于面孔可信度的印象。結果顯示， 兒童初步的信任判斷受同伴的面孔可信度影響， 更傾向于投資給面孔可信度高的同伴。然而， 隨著進一步互動和游戲伙伴公平或不公平的回報行為之后， 兒童可以克服同伴面孔可信度的影響， 基于對方的公平行為做出新的信任判斷。這些發現表明， 兒童基于他人面孔可信度的信任判斷是一個復雜的過程， 其判斷可能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 兒童可能可以通過社會互動逐漸克服面孔可信度的影響， 基于對方的行為特征做出更理性的信任判斷。

2.2.3? 面孔的其它社會特征

能力和支配力是重要的面孔特征， 對成人社會生活中的各種決策（如選舉、就業等）具有重要影響， 比吸引力和可信度更具體。目前面孔的能力和支配性受到的關注較少（Palmquist & DeAngelis， 2020）， 因此并未得出清晰的結論。有研究表明兒童3歲時就能辨認出面孔的能力和支配性等特征， 但是到5歲才能使用這些特征做出符合行為的判斷（Charlesworth et al.， 2019）。Charlesworth等人采用對偶選擇范式探討兒童是否根據不同的面孔特征對他人的行為做出判斷， 結果發現兒童5歲開始能夠根據任務情境選擇不同特征的面孔。具體而言， 他們認為支配性高比支配性低的面孔更可能做出支配性的行為（如拿起重物或主導游戲）， 而看上去有能力的面孔比沒有能力的面孔更可能做出有能力的行為（如畫出最好的畫）。然而， 兒童更愿意將禮物送給面孔支配性低（看上去順從）的人。Mondloch等人（2019）采用故事書的方法探討在合作任務中兒童對不同面孔特征的使用， 發現4～11歲兒童更愿意選擇高支配性的面孔一起接受挑戰， 因為他們相信面孔支配性高的伙伴更可能與巨龍戰斗而且能移動巨石。然而， 有研究提供了相反的證據。Palmquist等人（2020）發現兒童在5歲以前對能力相關的面孔特征并不敏感， 而且在推斷他人的知識狀態時不能使用面孔的能力特征， 而是依賴面孔可信度。

2.3? 表情

表情在社會交往中起關鍵的作用， 可以被個體直接感知， 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個體對他人的信任印象（Olivola et al.， 2014; Sutherland et al.， 2017）， 影響信任判斷。研究發現微笑代表真誠和友好， 因此更容易獲得信任。成年人傾向于信任一個表情積極的人， 表情微笑的被信任者在信任游戲中獲得更多的金幣（Centorrino et al.， 2015）。而表情憤怒的面孔是不友好的， 在最后通牒游戲中的接受率較低（Mussel et al.， 2013）。

兒童的信任判斷同樣受面部表情影響， 他們傾向于在人際互動中信任表情積極的面孔。具體表現為給表情積極的伙伴更多的代幣， 例如Ewing等人（2019）采用經濟信任游戲探討面部表情對5～12歲兒童信任判斷的影響， 結果發現兒童從5歲開始就表現出和成人一致的面孔偏好， 選擇信任快樂的面孔而非憤怒的面孔。而在更復雜的社會互動模擬游戲中， 面孔表情對兒童的影響也更為復雜。研究者們采用故事書的方法探討在更復雜的合作任務中如何根據面孔特征選擇伙伴。Mondloch等人（2019）發現4～11歲兒童選擇信任表情快樂而非憤怒或恐懼的伙伴， 而Van Der Zant等人（2021）則發現5～8歲兒童并未像成人一樣選擇表情積極的伙伴， 他們認為表情快樂和中立的伙伴同樣值得信任。此外， 兒童還認為表情積極的面孔在人際交往中更可能保守秘密（Caulfield et al.， 2014）和遵守承諾（Tang et al.， 2019）。

除了影響兒童的社會互動， 還影響兒童的知識學習。例如， Clément等人（2013）使用電腦生成兩個虛擬面孔， 分別表達快樂、憤怒或中性情緒， 采用選擇性信任范式， 同時對一個未知物體提出不同的語言標簽。結果發現3～5歲的兒童更傾向于信任由快樂而非憤怒面孔提出的物體名稱。在另一項研究中， 4～5歲幼兒傾向于信任表情積極而非表情消極的人及其證詞（Tang et al.， 2019）。這些發現表明， 兒童更愿意從表情積極的人那里獲取信息， 因為快樂和憤怒能傳達合作意圖的情緒， 很可能在信息收集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Clément et al.， 2013）。

另外， 需要注意的是， 面部表情作為一種特殊的面孔特征， 不僅會直接影響到兒童的信任判斷， 還會調節兒童對面孔社會特征的判斷。研究表明兒童對面孔可信度的判斷會受到表情的調節， 表現為憤怒的表情減弱可信度， 快樂的表情增加可信度（Caulfield et al.， 2016; Mondloch et al.， 2019; Van Der Zant et al.， 2021）。且這種影響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強， 憤怒表情的影響比快樂表情更強烈。在自閉癥兒童群體中也有相似的結果， 他們認為憤怒面孔不值得信任， 而快樂面孔值得信任（Caulfield et al.， 2014）。同一種情緒對面孔特征的調節也存在差異， 實驗結果表明， 憤怒會降低可信度， 但是會提高支配性（Mondloch et al.， 2019; Van Der Zant et al.， 2021）。

3? 兒童基于面孔信任判斷的發展

基于面孔特征的信任判斷模型（圖1）， 本文將兒童的面孔?信任判斷這樣一個快速發生的過程細分為面孔?特征?信任判斷。因此， 可以從兩個角度分析發展趨勢： （1）基于面孔的特征判斷（第一印象）的年齡差異; （2）結合任務的信任判斷的年齡差異。

首先， 兒童對面孔的生物特征和表情的識別總體早于面孔社會特征的識別。研究表明嬰兒從幾個月開始就能對人類面孔的性別（Johnson et al.， 2021）、種族（Liu et al.， 2018）、年齡（Damon et al.， 2016）和表情（Lee et al.， 2015）做出差異反應， 而需要到三歲以后對面孔的社會特征做出判斷（Palmquist et al.， 2020; Palmquist & DeAngelis， 2020）。兒童對面孔社會特征的判斷遵循從整體效價判斷發展到具體特征判斷的規律。年幼的兒童更傾向于基于面孔的整體效價（如， 好或壞）進行判斷， 無法識別具體的面孔特征（Cogsdill et al.， 2014; Palmquist & DeAngelis， 2020）。隨著年齡的增長， 兒童能夠明確區分面孔的不同特征。此外， 基于面孔特征判斷也表現出發展的時間差， 兒童對面孔社會性特征的判斷早于認識性特征。Jessen等人發現兒童在嬰兒期開始對吸引力和可信度的面孔特征敏感（Jessen & Grossmann， 2016， 2020）， 到3歲開始才能從面孔中形成關于能力和支配性的印象。Cogsdill等人（2014）也發現對面孔能力特征的判斷晚于對可信度和支配性的判斷。這種能力在整個童年時期得到發展， 然后在10至13歲之間達到與成人相當的水平（Siddique， Jeffery， et?al.， 2022）。

其次， 兒童基于面孔的信任判斷從最初的基于面孔效價進行推斷逐漸發展為能夠根據不同的任務需要使用某種特定的面孔特征進行判斷的能力（Palmquist et al.， 2020）。例如， Charlesworth等人（2019）發現3～4歲兒童傾向于根據面孔效價預測他人的行為， 5歲兒童更可能根據不同面孔特征預測特定的行為。但是面孔特征和效價之間的關系很復雜， 整個童年期都在發生變化（Palmquist & DeAngelis， 2020）。兒童對他人面孔社會性特征識別比認識性特征更早發展。具體表現為， 年齡越小的兒童更容易根據他人面孔的社會性特征（如吸引力或可信度）做出社會性或認識性的信任判斷（Cogsdill et al.， 2014; Palmquist et al.， 2020）。隨著年齡的增長， 兒童對面孔的不同特征變得更為敏感， 在不同任務目標（認識性或社會性）中能夠靈活切換對他人面孔的認識性特征（如勝任力）和社會性特征的關注。在幼兒時期， 兒童認為面孔可信度或吸引力高的人更有知識（Palmquist et al.， 2020）， 傾向于信任面孔可信度或吸引力高的陌生人提供的信息（Bascandziev & Harris， 2014）。在不同任務的信任判斷中也表現出差異， 在社會性的信任判斷（如更愿意和誰互動）中， 兒童從早期開始就能夠選擇信任效價積極（如可信度高或吸引力高）的面孔， 而且不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改變; 在認識性的信任判斷任務中（如信任誰提供的信息）， 兒童早期會根據面孔的社會性特征（如可信度或吸引力）推斷他人的認識狀態（Bascandziev & Harris， 2014; Palmquist et al.， 2020）， 隨著年齡的增長， 兒童對不同的面孔特征更加敏感， 并且能夠根據任務要求選擇匹配的面孔特征。

此外， 面孔?特征和特征?信任判斷之間呈現發展時間差（Charlesworth et al.， 2019）。面孔?特征判斷更直接且發展更早， 而特征?信任判斷需要兒童理解相關任務和特征的關系才能做出判斷， 因此發展得更晚。研究結果表明兒童可能在5歲以后才能在信任判斷中使用面孔的特征信息（Charlesworth et al.， 2019）。

4? 面孔特征影響兒童信任判斷的機制

信任的社會化始于生命的最初幾年， 分析兒童基于面孔信任判斷的機制有助于揭示面孔影響人類信任判斷的過程。盡管目前還沒有研究對兒童基于面孔特征信任判斷的內在機制進行系統的論證和闡述， 但已有不少研究探討了面孔特征影響成人社會判斷的內在機制， 通常從進化視角（寇慧 等， 2013; 李鷗， 陳紅， 2010; 徐華偉 等， 2016; 張超 等， 2022）、認知視角（寇慧 等， 2013; 李鷗， 陳紅， 2010; 張超 等， 2022）和社會文化視角（寇慧 等， 2013）進行分析。許多實證研究都指出兒童基于面孔的信任判斷在童年早期就表現出和成人相似的趨勢， 直到童年晚期達到和成人相當的水平。趨勢的相似性表明兒童和成人在機制上有共同之處， 如進化視角。而整個童年期都在發展表明存在獨特的發展機制， 如童年期基于面孔信任判斷的發展伴隨著面部知覺、一般認知能力的發展和人際交往中社會經驗的積累?；诖?， 本文歸納梳理了以下幾種機制：知覺基礎、情緒情感、一般認知能力和社會經驗。

4.1? 知覺基礎

解釋面孔影響社會判斷最廣泛的兩種理論是進化論視角和認知視角， 雖然兩種理論的解釋角度不同， 但都是在討論面孔結構如何及為何影響人類的社會判斷。面孔結構， 如平均化、對稱性、性別二態線索和臉部膚色等， 會影響個體對面孔吸引力和可信度的知覺（韓尚鋒 等， 2018; 齊玥 等.， 2022; 張倩 等， 2018）。人們更偏好平均化程度高（Trujillo et al.， 2014）、對稱性強（Vingilis- Jaremko & Maurer， 2013）、女性化程度高（Yang et al.， 2015; 陳麗君 等， 2018）、皮膚紅潤（Pazda et al.， 2016）且光滑（Tsankova & Kappas， 2016）的面孔， 這些面孔特征也使得人們更容易信任具有這類特征的群體。這些面孔結構會直接影響個體的面孔知覺， 進而影響到對他人的信任判斷。

進化視角從繁衍的角度解釋了人類知覺偏好的面孔結構。個體的面孔知覺印象系統可能是在漫長的進化適應過程中建構起來的（Siddique， Sutherland， et al.， 2022）。在數萬年的進化過程中， 基于面孔的信任判斷幫助個體迅速識別潛在威脅或利益（?hman et al.， 2001）， 從而增加了生存和繁衍的機會。個體傾向于信任具有代表優良基因和健康的面孔（陳麗君 等， 2017）， 對這些面孔特征的知覺偏好是人類多年進化的產物。因此， 在個體的發展早期開始表現出這種偏好。而認知視角從節約認知資源的角度解釋了符合個體視知覺加工的面孔特征（陳麗君 等， 2017）。通過基于面孔特征的啟發式判斷來做出對他人的信任判斷， 個體可以有效地節約認知資源（Kahneman & Tversky， 1973）。此外， 當缺乏聲譽或行為信息時， 基于面孔形成對其意圖的印象可以減少認知負荷， 并促進社會互動和自我保護（Siddique， Sutherland， et al.， 2022; Todorov et al.， 2015）。無論是進化視角還是認知視角， 本質上都是在探討面孔的知覺基礎對信任判斷的影響。因此， 對面孔結構的知覺基礎可能是影響兒童信任判斷的主要機制。

4.2? 情緒情感

面部特征會傳遞情緒， 吸引力高的面孔會激活大腦的獎賞系統（Aharon et al.， 2001）。面部評價是對情緒表達能力的過度延伸（Todorov， 2008）， 根據情緒過度概括假說（emotion overgeneralization hypothesis， Todorov et al.， 2008）， 即使是中性情緒的面孔也會引起感知者的情緒波動。Baccolo和Macchi Cassia （2020）發現面孔可信度判斷與情緒理解相關。此外， 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證據表明， 不僅對有情緒效價面孔的信任判斷涉及杏仁核（Bzdok et al.， 2011）， 對中性表情面孔的可信度判斷也涉及到杏仁核（Rule et al.， 2013）。由于杏仁核是情緒中樞， 因此對面孔的評價是由潛在的情緒表達感知機制支持（Todorov， 2008）。

情緒會影響信任判斷（Zhao et al.， 2017）， 其機制較為復雜。情感一致性理論認為， 情緒通過認知推理和記憶過程兩條互補的路徑相互作用（Forgas， 2008）， 從而影響信任判斷。不同的情緒狀態會觸發特定的認知推理和判斷策略（Forgas， 2008）。積極情緒可能導向啟發式判斷， 傾向于根據被信任者的面孔特征激活的印象進行信任判斷， 即進行整體加工; 而消極情緒則可能增加對信息的系統處理， 即促進對細節的加工。實證研究支持這一理論， 但也存在異議。Zhao等人（2017）發現， 個體情緒積極時， 更容易依賴同伴的面孔特征做出信任判斷， 更傾向于信任面孔吸引力高而非面孔吸引力低的人; 而情緒消極時， 面孔吸引力對個體的信任判斷沒有影響。然而， Dong等人（2014）操縱信任者的情緒狀態， 發現信任者的情緒狀態不會影響對不同面部表情被信任者的信任判斷。由此對情感一致性理論提出異議， 他們認為無論感知者的情緒狀態如何， 快樂面孔比悲傷和中性面孔更值得信任。對比兩項研究， Zhao等人（2017）要求被試回憶并寫下快樂或悲傷的事情以激活相應的情緒， 而Dong等人（2014）通過播放快樂或悲傷的音樂或電影片段激活參與者的情緒。激活情緒的方式不同可能會影響被試對情緒的控制性評估從而產生差異。評價傾向框架（Lerner & Keltner， 2000）認為， 除了情緒效價和對情緒的認知評價（Dunn & Schweitzer， 2005）， 對情緒的控制性評估會調節情緒對信任的影響。具體而言， 他人控制評價為特征的情緒會影響信任判斷， 積極效價的情緒（如感激）增加信任， 消極效價的情緒（如憤怒）減少信任; 而以自我控制評價為特征的情緒（如自豪或內疚）和環境控制的情緒（如悲傷）對信任則相對更弱。

綜上， 被信任者的面孔特征會激活信任者的情緒反應， 進而影響其信任判斷。此外， 信任者自身的情緒狀態及對情緒的認知是重要的調節因素。當信任者評估自身的情緒受他人控制時， 由被信任者面孔特征激活的情緒效價將影響信任判斷， 如果面孔特征引發積極情緒則增加信任， 否則減少信任。然而， 當信任者評估自身的情緒為自我控制或環境控制時， 由被信任者的面孔特征激活的情緒效價對信任判斷的影響則較弱。

4.3? 一般認知能力

從兒童基于面孔的信任判斷過程（圖1）分析， 知覺基礎和情緒情感是面孔?特征這一過程的機制， 一般認知能力主要在特征?信任判斷這一過程發生作用。兒童要順利完成對不同面孔的信任判斷， 需要記住不同面孔陌生人提供的信息， 理解他人的心理狀態。此外， 當涉及到不同任務需求時， 兒童還需要能夠在任務需求和面孔特征之間進行靈活切換和匹配。該過程對兒童的一般認知能力（如記憶、語言、執行功能等）都有一定的要求， 這些認知能力在3～5歲迅速發展， 而兒童基于面孔的信任判斷在這一階段也發生了顯著變化。因此有研究者在解釋研究結果時提出了選擇性信任與一般認知能力之間的理論假設（Koenig & Harris， 2005）。一般認知發展理論（General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ory）認為面孔感知在兒童早期就已經成熟， 此后所有任務表現的發展都反映了注意力、外顯記憶能力、任務策略能力等一般認知機制的改善（Crookes & McKone， 2009）。心理理論、執行功能也可能是影響面孔特征對兒童信任判斷的一個重要發展機制（Palmquist & DeAngelis， 2020）。

有研究者初步探索了選擇性信任、心理理論與執行功能之間的關系， 但目前并未形成一致的結論。Lucas等人（2013）對比了土耳其、中國和英國學齡前兒童在選擇性信任的社會認知過程方面的差異。他們測量了三個國家學前兒童的選擇性信任、錯誤信念和執行功能， 發現土耳其而非中國幼兒的選擇性信任與錯誤信念顯著相關， 但并未發現選擇性信任與執行功能之間的關聯。而來自中國的樣本則提供了不一致的證據。丁雪辰等人（2017）對3～5歲中國學齡前兒童的選擇性信任、心理理論和執行功能進行了為期7個月的追蹤。交叉滯后回歸分析顯示選擇性信任與心理理論既不存在同時性也不存在繼時性的關聯， 這表明幼兒對于不同信息提供者的判斷與對他人心理狀態的理解在統計學上沒有直接關系。結果還顯示選擇性信任可以顯著正向預測第二年的執行功能， 但第一年的執行功能無法預測第二年的選擇性信任。這一研究結果表明選擇性信任的發展影響著執行功能的發展， 但不受執行功能的影響。丁雪辰等人提供了一種與一般認知發展理論相反卻合理的解釋， 隨著兒童選擇性信任能力的提高， 他們更能注意不同信息提供者的特征并記住， 當面臨未知領域需要做出選擇時可以更好地提取記憶， 同時可以更好地動態監控和控制自己以選擇可靠的信息提供者， 這促進了注意集中、工作記憶、抑制控制和認知靈活性等能力的發展。這些實證研究結果挑戰了現有的理論假設， 因此未來需要更多實證研究探明兒童的信任判斷與一般認知能力之間的關系， 尤其是基于面孔的信任判斷與兒童一般認知能力的實證研究。

4.4? 社會經驗

基于面孔的信任判斷發展變化的一種機制可能還來自于個體關于面孔特征與目標行為之間聯系的經驗變化（Charlesworth et al.， 2019）。從個體接觸到面孔到信任判斷這一過程還涉及到面孔經驗和對特征及信任的理解， 這些都需要通過充分而復雜的人際交往和經驗來獲得（Charlesworth et al.， 2019; Li et al.， 2016）。兒童在社會互動過程中會積累對不同特征面孔的認知， 并且學習到不同特征面孔與社會行為之間的關聯， 這種社會學習過程對第一印象的形成十分關鍵（Ewing et al.， 2019）。此外， 面孔空間理論的一個關鍵假設是， 面孔知覺受經驗影響， 并且在整個生命發展過程中不斷調整（Crookes & McKone， 2009）。研究表明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的兒童對性別和種族等面孔特征會產生不同的信任判斷（Ma & Ganea， 2010; McDonald & Ma， 2016; Mirtaheri et al.， 2023; Taylor， 2013）。這表明社會經驗會影響個體對陌生面孔的判斷（馬鳳玲 等， 2014; 張林 等， 2016 ）。

個體的面孔視覺經驗會影響對面孔的心理表征（Tham et al.， 2017）。面孔經驗是在與他人互動中形成， 幼兒的信任和面孔經驗均源于關系親近的照顧者（Ma et al.， 2016）。由于兒童從重要他人那里獲取有限的面孔經驗， 而經驗會塑造面孔偏好（Heron-Delaney et al.， 2018）， 因此兒童的面孔感知與成人之間存在差異， 對同一張面孔的評價也會褒貶不一（韓尚鋒 等， 2018）。例如， Cooper等人（2006）發現日常生活中看到的面部比例影響個體對吸引力的感知， 每個年齡段的人都認為比例最熟悉的面孔最有吸引力， 4～9歲的兒童認為五官在低位置最有吸引力， 到12歲和成人一樣， 認為五官在平均位置最有吸引力。兒童與成人在面孔經驗上的差異可能是影響兩個群體在基于面孔特征做出信任判斷的主要差異來源。

面孔經驗可能通過兩條路徑實現對信任判斷的影響。首先， 被信任者的面孔激活信任者的面孔記憶， 如果激活積極記憶則增加信任， 如果激活消極記憶， 則減少信任。其次， 個體從面孔感知到的熟悉性也會影響信任判斷。兒童廣告的相關研究可以為此提供證據， 兒童熟悉的人物會誘發兒童的積極情緒， 為產品提供記憶線索， 對廣告中出現的人物表現出良好的回憶和識別能力（Danovitch & Mills， 2014）。研究表明， 3～5歲幼兒選擇信任更熟悉而非不熟悉的人提供的信息（Danovitch & Mills， 2014; Tong et al.， 2021）。

5? 小結和展望

5.1? 小結

信任判斷是參與社會生活所必需的認知能力， 面孔特征作為影響信任判斷的重要因素受到了廣泛關注。本文從性別、種族、面孔吸引力、可信度、能力、支配力和表情等7個方面綜述了面孔對兒童信任判斷的影響?？傮w而言， 在面對陌生人時， 兒童對不同面孔特征表現出選擇性。他們傾向于選擇信任與自己相似（如同性別或同種族）和有積極面孔特征（如表情積極、高面孔吸引力和可信度）的陌生人。

除了梳理影響兒童信任判斷的面孔特征及其機制， 本文還解決了以往文獻中存在的一個主要問題， 即基于面孔信任判斷過程的模糊不清。許多研究將信任判斷與可信度判斷混淆， 導致許多文獻中特征判斷和信任判斷等概念的混用， 容易引起研究者的混淆。在本文提出的模型（見圖1）中， 將該過程區分為面孔?特征?信任判斷兩個過程。其中， 面孔?特征這一過程屬于第一印象形成， 決定了特征?信任判斷過程。明確區分這兩個過程有助于了解兒童基于面孔判斷的機制及發展機制。面孔?特征過程是快速、非理性的， 涉及到人類對面孔結構的知覺基礎及面孔誘發的情緒體驗。特征?信任判斷過程涉及到對任務、特征與行為的關系及對信任的理解， 這一過程需要兒童具備一定的認知水平， 也體現了兒童基于面孔信任判斷的不斷發展。此外， 社會經驗是兒童基于面孔判斷發展變化的一個重要機制， 源于兒童日常的社會互動， 直接影響了兒童對面孔特征及其與目標行為之間關系的理解。

5.2 ?未來研究展望

回顧面孔特征對兒童信任判斷影響的相關文獻時發現， 面孔特征會影響兒童的信任判斷且存在年齡差異， 這種影響的內部機制較為復雜， 涉及到諸多因素， 有待進一步探究。雖然此類研究的數量并不多， 但所有的結果都指向共性的結論：兒童在做信任判斷時會像成人一樣受到面孔的影響， 不同的面孔特征對兒童信任判斷的影響呈現出發展變化的趨勢。隨著年齡的增長， 兒童基于面孔的信任判斷逐漸趨向與成年人一致。目前的研究已經揭示了一定的趨勢與規律， 但是仍有一些問題有待進一步解決和完善。

5.2.1? 改進研究方法

面孔材料是影響基于外貌特征的信任判斷研究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研究中面孔刺激種類繁多， 存在著多個面孔維度（如種族、性別、年齡和真實性）上的差異， 這可能是造成目前研究結果無法直接比較的原因之一。研究發現面孔材料的性別、年齡和真實性均會影響信任者的信任判斷（Rottman et al.， 2020; 陳麗君 等， 2017）。例如Rottman等人（2020）在實驗1中將成人面孔作為實驗材料， 發現成人的信任傾向比兒童更明顯， 而在實驗2中將兒童面孔作為實驗材料， 則發現相反的模式。這也許是因為個體對于和自己年齡相仿的人的面孔評價可能更加嚴格。同一個研究中， 由于使用了不同年齡的面孔材料， 結果存在差異， 這表明面孔材料可能和被試群體間存在交互作用。未來研究中應該關注面孔材料對研究結果的影響， 并充分考慮面孔材料的年齡、性別、種族和真實性， 進而深入系統地探討面孔各個維度對研究結果的影響， 并區分每個面孔特征對兒童信任判斷的獨特影響。此外， 面孔的各個特征維度可能存在交互效應（張倩 等， 2018）。Silvestri等人（2022）發現個體對本種族面孔的可信度感知更敏感。種族是否會調節面孔可信度對兒童信任判斷的影響？另外， 吸引力和可信度是兩個重要的面孔特征， 它們之間存在高度相關， 并且在概念上有重疊（Li et al.， 2016）， 因此高吸引力面孔很可能是高可信度面孔。未來可以研究不同面孔特征之間的交互作用及在不同需求任務中的變化， 探索不同年齡段兒童在不同任務中整合和權衡這些面孔特征的年齡差異和發展變化， 由此揭示不同面孔特征對信任判斷影響的發展趨勢。

當前研究集中在行為實驗，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對不同特征面孔的信任判斷的行為模式和規律， 但無法捕捉到內在的注意和心理過程， 這可能導致在揭示基于面孔信任判斷的內在機制時存在誤差和局限性。因此， 未來研究可以利用眼動、ERPs或近紅外等技術， 以探索基于面孔進行信任判斷的內在注意和神經機制。理想情況下， 可以同時使用多項技術， 如腦電圖和眼動同時記錄（Jessen & Grossmann， 2020）， 以明確地探測兒童對面孔做出信任判斷時的注意機制， 并確定它們如何與神經過程相聯系。這種方法可能可以區分潛在的隱蔽注意力轉移（可能反映在ERP反應中， 但不反映在實際觀看行為中）和在觀看行為中反映的明顯注意力轉移（Jessen & Grossmann， 2020）， 從而識別從面孔進行推斷時使用的特定視覺線索， 確定哪些線索促進或阻礙理性的信任判斷。注意是信任判斷差異的來源（Shevlin & Krajbich， 2021）， 探討注意和神經過程將有助于認識信任判斷的潛在認知策略和機制， 完善當前的理論。

目前研究主要在實驗室中探討兒童信任判斷在認識上的發展， 屬于遠距離信任， 與近距離互動的日常信任還存在差異（Weiss et al.， 2021）。兒童如果在實際生活中做出了錯誤的信任判斷， 甚至會威脅到他們的人身安全， 如遭受誘拐， Li等人（2020）在實際場景中探討兒童的信任判斷， 發現兒童傾向于信任女性。未來研究應該加強對兒童信任判斷的生態研究， 擴大到更多的實際場景中， 在現實情境下探討不同外貌特征的人如何影響兒童的信任判斷。此外， 還應該擴大被信任對象的身份， 而不應只局限于陌生人， 如老師、朋友的父母和網友等（Siddique， Jeffery， et al.， 2022）， 這對于幼兒的社會交往和安全十分重要。

基于面孔的信任判斷存在風險， 因此其可靠性也是值得研究的方向。近期有研究提出了一種新的研究方法來探討面孔可信度與行為之間的關系（Slepian & Ames， 2016）， Li等人（2019）改編Slepian等人的研究方法， 探討了陌生人對8～12歲兒童面部可信度的判斷是否能預測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可信度和同伴接受度， 結果表明面孔可信度高的兒童在現實生活中表現出更高的可信度和同伴接受度。該研究中的面孔是兒童面孔， 未來研究可以探討兒童對成人面孔的判斷及可靠性。此外， 還可以縱向追蹤涵蓋更廣年齡跨度的群體， 以探討不同可信度的面孔及其行為在發展軌跡上的差異。

5.2.2? 探討基于面孔特征信任判斷的發展特點

雖然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礎上分析了兒童基于面孔特征信任判斷的年齡及發展特點， 但是由于缺乏縱向研究及研究中年齡段的選擇和研究設計等方面的局限， 發展軌跡仍存在爭議和不確定性。例如， 兒童對不同面孔特征識別， 尤其是社會特征的識別目前仍存在爭議。有研究表明兒童在嬰兒期對面孔可信度表現敏感（Jessen & Grossmann， 2016， 2020）， 而還有研究發現兒童到3歲才能識別面孔可信度（Palmquist & DeAngelis， 2020）。為了更好地理解兒童基于面孔特征信任判斷的發展， 需要深入探討不同年齡段兒童的信任判斷特點， 這將有助于揭示基于面孔信任判斷的發展過程， 并減少存在的爭議。

5.2.3? 深入機制探討

雖然本文從知覺基礎、情緒情感、一般認知能力和社會經驗四個方面梳理了面孔特征影響信任判斷的潛在機制， 但主要基于成人研究的證據， 未來研究需要在兒童群體中探索其發展變化的機制。信任判斷作為一種復雜的社會決策， 其潛在機制十分復雜。社會經驗是影響面孔對兒童信任判斷發展變化的重要機制之一， 目前直接的實證研究還較少， 未來研究可以探討兒童在社會互動中積累的社會經驗如何影響他們的面孔感知， 并據此調整其基于面孔特征的信任判斷。例如， 有研究表明親子互動中對外貌的交談可能影響兒童對陌生面孔的第一印象（Eggleston， McCall， et al.， 2021）， 不利的社區環境（如鄰里關系混亂）可能會影響對面孔可信度的感知（Chang & Baskin- Sommers， 2020）。未來需要更多研究明確不同的社會經驗如何影響兒童對陌生面孔的信任判斷。

此外， 文化差異也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經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個體可能對面孔特征有不同的評估和認知。例如印度的種姓制度對外表干凈程度的信任判斷產生潛在影響（Rottman et al.， 2020）， 伊朗文化中的性別觀念對伊朗兒童信任判斷產生影響（Mirtaheri et al.， 2023）。Ma等人分別在2010和2016年發表的研究報告表明不同種族文化背景會影響兒童對不同種族信息提供者的選擇性信任。Ma和Ganea （2010）等人的研究被試來自美國一個種族較為單一的小城市， 而McDonald和Ma （2016）等人的研究被試來自一個高度多元文化的大都市。研究結果顯示有豐富的多種族交往經歷的兒童更容易輕信本種族的成人的錯誤證詞（McDonald & Ma， 2016）， 而來自與單一種族交往的兒童則不會輕易相信本種族成人的錯誤證詞（Ma & Ganea， 2010）。盡管我們已經認識到文化的潛在影響， 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 目前96%的研究結果來自16%的歐美樣本（Wang， 2016）。因此， 未來研究需要探討不同文化下兒童對于面孔特征的感知及其對信任判斷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 例如在哪些特征上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哪些特征表現出文化差異等。此外， 還應該進一步揭示在不同文化下產生差異的機制（Wang， 2016）， 這有助于揭示面孔特征影響信任判斷的機制， 從而更好地理解面孔特征如何影響信任判斷。

面孔和信任判斷之間的關系還取決于決策者的特征（Olivola et al.， 2014）， 信任者的自身特征如年齡（Caulfield et al.， 2014; De Neys et al.， 2015）、性別、人格（Mattarozzi et al.， 2015; 陳麗君 等， 2017）、氣質（Baccolo et al.， 2021）、信任傾向（馬鳳玲 等， 2014）、動機、態度和認知方式（劉晨 等， 2019; 張林 等， 2016）等個體因素等都會影響對面孔的判斷。這些研究多采用橫斷面的問卷調查法， 在因果結論推斷時需要注意其局限性， 未來研究可以采用實驗設計或縱向研究， 以進一步深入探討信任判斷的心理過程和機制、完善基于面孔信任判斷的理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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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ging a book by its cover： The influence of facial featureson childrens trust judgments

Abstract： Children can make trust judgments based on facial features as quickly as adults. Such trust judgments based on facial feature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childrens knowledge acquisition， social adaptation， and self-protection. The facial features that influence childrens trust judgments include gender， race， facial attractiveness， trustworthiness， competence， dominance， and expressions. These facial features may influence trust judgment from four aspects： perceptual foundation， emotion and affect， general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social experience. Based on these factors， a childrens trust judgment model for children based on faces is proposed. Accordingly，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presented， including： 1） improving research methods， 2）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trust judgments based on facial features， and 3） investigating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facial features influence childrens trust judgments to improve the theoretical model.

Keywords： trust judgments， facial features， facial attractiveness， facial trustworthiness， childr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