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合理信念維護心理健康：緩和作用與拓展

徐榮華 丁毅 張躍 郭永玉

摘? 要? 系統合理信念是指個體對社會系統公正性與合理性的感知。理論與研究表明， 系統合理信念具有防御威脅的緩和作用。它通過緩解意識形態失調、補償個人控制感缺失以及否認或淡化威脅這3類心理機制維護心理健康， 并受到情境、個體與時間邊界的影響。然而， 心理防御的解釋忽視了系統合理信念通過“應對”威脅的路徑以維護心理健康。未來研究應進一步檢驗與發展防御?應對整合模型， 重視緩和作用的消極后果， 并完善相關測量和拓展研究領域。

關鍵詞? 系統合理信念， 心理健康， 緩和作用， 防御?應對整合模型

分類號 ?B849： C91

1? 引言

社會公正既是個人幸福的重要基石， 又是人類社會的永恒追求（郭永玉 等， 2017）。相較于客觀社會公正， 社會心理學者更關注個體對社會公正性的主觀感知以及它如何影響個體的態度、情感與行為。個體對社會系統的公正性、合理性與正當性的感知被定義為系統合理信念（system- justifying belief; Kay & Jost， 2003）。研究者發現， 系統合理信念并不總是能夠客觀反映真實的社會現狀。即便不平等作為社會現實廣泛存在， 甚至嚴重威脅到了個人福祉（Buttrick & Oishi， 2017; Zhang & Churchill， 2020）， 個體（甚至是弱勢者）仍然表現出強烈的認可社會現狀公正性與合理性的傾向（丁毅， 紀婷婷， 2021; 楊沈龍 等， 2013）。對這一怪異現象的種種解釋中， 系統合理化理論（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Jost & Banaji， 1994; Jost et al.， 2004）的視角與邏輯被研究者們廣泛認可。

系統合理化理論認為， 個體支持與捍衛當前社會系統， 滿足了自身三類需要， 其一是認識性需要（epistemic need）， 以降低不確定性與含糊性; 其二是存在性需要（existential need）， 以緩解威脅與不安全感; 其三是關系性需要（relational need）， 以維護社會聯系與共同現實感（Hennes et al.， 2012; Jost， 2019）。換言之， 個體接納系統合理信念，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維護社會現狀的動機性需要（Kay & Jost， 2003）。該理論進一步指出， 在面對社會不平等現狀時， 系統合理信念具有緩和作用（palliative function; Jost & Hunyady， 2002）：它有助于個體在壓力情境中降低負性情緒（如焦慮和抑郁）、提升正性情緒（如希望）并對生活境況更為滿意， 進而維護心理健康（Jost， 2019）。簡而言之， 個體認可與捍衛系統現狀， 其目的在于應對由社會不平等所產生的各類壓力， 即體現為威脅與防御的心理過程（Jonas et al.， 2014）， 而緩和作用則表現為這一防御過程的積極心理效應。

緩和作用的提出， 吸引了大量研究者對該效應進行探究， 并將其從社會經濟領域拓展至了諸如種族、性別和性少數等領域（如Bahamondes et?al.， 2020; Connelly & Heesacker， 2012; Napier et?al.， 2010; OBrien & Major， 2005; Vargas-Salfate， 2019）。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 近來也有一些研究開始考察這一效應的內在機制， 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Bahamondes et al.， 2020; Li et al.， 2020; McCoy et al.， 2013; Vargas-Salfate， 2019）。盡管目前已有少量文獻對緩和作用進行了描述和介紹（如Napier， Bettinsoli & Suppes， 2020）， 但內容較為零碎， 缺乏對心理機制與邊界條件的深入探討和梳理。此外， 隨著研究證據的不斷積累， 僅基于防御視角解釋系統合理信念對心理健康的維護功能面臨重重挑戰：研究發現依據防御視角所預測的緩和作用的邊界效應并不一致（Li et al.， 2020; Vargas-Salfate et al.， 2018）; 研究者對系統合理信念的動機性成因提出了質疑（Owuamalam et al.， 2019; Rubin et al.， 2023）; 有研究表明系統合理信念與某些應對資源間具有正向聯系（Li et al.， 2020; Mara? Ta?kin & ?ingir， 2022; Samson， 2018）。鑒于此， 本文旨在進一步揭示系統合理信念與心理健康之間的積極關聯， 突破現有理論視角的局限， 引導后續研究的方向。首先， 基于對以往文獻的整合， 本文概括并闡明了系統合理信念緩和作用的心理機制與邊界條件。其次， 通過分析被動防御路徑的不足， 本文提出潛在的主動應對路徑， 并最終構建出系統合理信念維護心理健康的防御?應對整合模型。

2? 系統合理信念的緩和作用：心理機制

日常生活中， 個體通常面臨各類威脅事件， 并由此引發不確定感與不安全感， 這將導致個體產生防御反應（Jonas et al.， 2014）。系統合理化理論指出， 個體認可系統合理信念， 就是為了應對由社會威脅產生的各類壓力， 從而起到維護心理健康的緩和作用（Jost & Hunyady， 2002）。那么緩和作用的內在機制是什么？它如何維護心理健康？現有研究者對該問題的回答通常是零碎的。因此， 通過整合過往文獻， 本文總結出緩和作用的三類心理機制：緩解意識形態失調、補償個人控制感缺失與否認或淡化威脅。

2.1? 緩解意識形態失調

意識形態失調（ideological dissonance）是認知失調理論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拓展（Jost et al.， 2003）。它凸顯了個體（尤其是弱勢者）對社會不平等現狀的知覺與自身默認這一不平等現狀的行為或態度間的矛盾。具體而言， 個體對自身所處社會系統的評價包含了兩個部分， 其一為規范性信念（prescriptive belief）， 代表了一個社會的公民想要爭取與實現的理想社會狀態; 其二為描述性信念（descriptive belief）， 代表了個體對真實社會狀況的認識（Zimmerman & Reyna， 2013）。因此， 當個體意識到現存社會系統無法滿足自身預期時， 就會產生意識形態失調并引發負性情緒反應。由于焦慮等情緒困擾是無法長期忍受的， 個體必須采取措施緩解心理失調。系統合理化理論認為， 與直接挑戰社會不平等現狀相比， 解決意識形態失調的最簡便方式就是通過改變自身關于現存系統的認知框架（即系統合理信念）， 以使自身關于系統的認知重新恢復至一種協調狀態（楊沈龍 等， 2018）。也就是說， 借助于改變個體對社會系統的公正性認知， 縮小描述性信念與規范性信念之間的差距， 個體就能夠緩解由意識形態失調引發的情緒困擾?；诩幽么髮W生群體， Kay， Gaucher等人（2009）證明， 通過實驗誘發被試的系統合理化動機（如系統依賴性、不可回避性與系統威脅）后， 被試確實表現出了強烈的應然化（injunctification）傾向， 即將實然（what is）視為應然（what ought to be）， 將當前社會現狀視為最理想與最合意狀態的傾向。

相關研究表明個體接納系統合理信念有助于促使其社會理想與現實協調一致， 進而緩解自身負性情緒并提高幸福感。例如， 精英主義信念（meritocracy belief）認為現存系統的財富差異主要源于個人能力與努力等績效（merit）因素（Jost & Hunyady， 2005）， 因而更贊同當前社會現狀與精英主義理想間的一致性。作為廣泛根植于各類國家社會體系中的系統合理信念， 精英主義信念與個人福祉密切相關。一項基于歐洲36個國家樣本的跨文化研究表明， 高精英主義信念者更快樂， 對生活也更滿意（Hadarics et al.， 2021）。另一項研究也證實了精英主義信念與自尊和身體健康間的積極關聯（McCoy et al.， 2013）。相似的， 經濟系統合理信念（economic system justification）也反映了人們認可當前經濟系統為每個人提供了平等的機會， 并贊同個人的經濟成功只取決于個人的績效因素。Goudarzi等（2020）發現， 持高經濟系統合理信念的美國工人或學生， 在觀看了無家可歸者的采訪視頻（即經濟不平等事件）后， 更不容易產生失調反應， 因而報告并且體驗到了更少的悲傷、憤怒以及厭惡等負性情緒， 該效應同樣適用于日常生活情境（即偶遇窮人或富人）。此外， 還有一些研究認為互補刻板印象（complementary stereotypes）具有合理化社會系統的功能， 因而有助于緩解歧視現實與平等理想間的矛盾關系（Kay et al.， 2007）。研究表明， 善意性性別歧視（benevolent sexism）， 即承認女性善良與溫暖的同時也認為其應受男性的保護的互補性刻板印象， 具有正向預測女性生活滿意度的作用（Connelly & Heesacker， 2012; Napier et al.， 2010）。

2.2? 補償個人控制感缺失

補償性控制理論（compensatory control theory; Kay et al.， 2008）為系統合理信念的緩和作用提供了另一解釋視角。在該理論看來， 個體具有追求與維持個人控制感——個人關于自身預測、影響、掌控當前和未來事件的信念——的基本動機， 其本質目的在于滿足將外部世界知覺為有序且非隨機性的需要（Kay， Whitson et al.， 2009）。然而個人控制感并不是恒定的， 不同的情境與威脅事件總是使得個體對自身控制感的知覺處于波動狀態。因此當個人控制感過低時， 將無力應對由外部無序世界產生的焦慮感， 此時個體必須依賴控制感補償策略以重建秩序感并緩解情緒困擾（Kay， Whitson et al.， 2009）。事實上， 控制感補償的核心在于重新建立個體關于外部世界的秩序性與可預測性的認知（Landau et al.， 2015）。就系統合理信念而言， 它為社會系統的運轉提供了明確且清晰的解釋， 滿足了個體關于外部世界確定性知覺的需要， 并提供了個人控制感， 故能夠成為一種有效的控制感補償策略， 進而降低焦慮情緒與維護心理健康。

相關研究證實了控制感缺乏是引發個體合理化現存系統的關鍵因素。例如， 基于北美和歐洲的橫斷數據， Kay等人（2008）發現， 個體的控制感知覺負向預測對外部系統控制（即政府）的依賴。研究者進一步采用實驗設計， 通過要求被試回憶自身缺乏控制感的某一事件以威脅個人控制感。研究表明， 相較于控制組， 控制感威脅組的被試更傾向于捍衛現存社會系統， 即表現出了更高的系統合理信念。后續研究同樣證實， 威脅個人控制感將導致個體更支持精英主義信念（Goode et al.， 2014）或層級結構（hierarchy; Friesen et al.， 2014）， 甚至是那些最具反權威特質的個體， 在感受到自身控制感不足時也更加捍衛現存的政治系統（Knight et al.， 2014）。作為補償控制感的有效手段， 系統合理信念為個體提供了關于世界運行的秩序性與確定性信念， 有助于恢復個人控制感， 而個人控制感往往被認為是促進心理健康的核心因素（Thompson， 2021）。McCoy等人（2013）基于美國樣本發現， 那些信奉精英主義信念的弱勢地位者（女性、低地位女性或非白人女性）， 對于自身的生活狀況具有更高的控制感， 這進而導致她們表現出了更高的自尊與身體健康水平（以身體功能、整體健康和疼痛體驗為指標）。Kiral Ucar等人（2019）在土耳其大學生中也觀察到了類似的效應， 研究者發現假若個體相信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生活事件都是公平公正的， 即贊同個人公正世界信念（person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那么就能體驗到更多的控制感并對生活更為滿意。

2.3? 否認或淡化威脅

個體于生活中遭遇的各類威脅， 既包括發源于社會系統內部的威脅， 如歧視; 又包括源自社會系統外部的威脅， 如自然災害或恐怖襲擊。緩和作用的第三種心理機制體現為防止個體感知到威脅的存在， 即否認或淡化威脅。

有關歧視（discrimination）的研究首先為這一機制提供了支持證據。歧視是對某一群體成員（如女性、少數族裔或LGBT群體）的消極態度、判斷或不公平對待， 當個體感知到這些歧視時（即歧視知覺，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可能因此產生各類身心健康問題（Pascoe & Smart Richman， 2009）。歧視不僅是對個體福祉的威脅， 也是對系統公正性的威脅（Napier， Suppes & Osborne， 2020）。為防御來自歧視的負性影響， 系統合理信念通過構建心理屏障， 阻礙或歪曲了個體對于歧視的感知。研究表明， 系統合理信念是導致個體否認或淡化歧視的重要前因。McCoy和Major （2007）通過一項混亂句子任務（scrambled sentence task）啟動了女性被試的精英主義信念后發現， 當被試在實驗任務中申請“職位”但被拒絕時， 更不愿意將這一消極結果歸因于他人的性別歧視， 同時在閱讀性別歧視文章后也感知到了更少的性別歧視。一項縱向研究也證明少數族裔較高的系統合理信念導致了其后更少的歧視知覺（Bahamondes ， Suppes & Osborne， 2021）。研究進一步表明， 系統合理信念否認與淡化歧視的作用具有維護個體身心健康的功能。例如， Napier， Suppes和Osborne （2020）發現女性對其群體歧視的否認或忽視都與個人福祉具有積極聯系。Bahamondes等（2020）以智利LGBT群體為樣本也發現， 高系統合理信念者更少感知到針對其內群體的性污名（sexual stigma）， 因而更少受到心理困擾的影響。

另一些研究則注意到了系統合理信念在防御系統外部威脅中的積極心理效應。系統外部威脅不僅直接損害了個體的心理健康， 也間接威脅了系統的穩定性與合法性（Napier et al.， 2006）。例如在2005年颶風卡特里娜災害中， 研究者發現， 盡管美國政府在災后救援過程中暴露出了種種弱點， 民眾仍然通過捍衛社會現狀、指責受害者或接納刻板印象等系統合理化方式， 否認了這一威脅對于美國社會系統合法性的侵害， 以此重建關于社會系統的公正性信念并緩解情緒困擾（Napier et al.， 2006）。類似的， Vasilopoulos與Brouard （2020）發現， 在2015年巴黎恐怖襲擊背景下， 那些更贊同社會系統公正性與合理性的個體， 更少受到恐怖襲擊的影響， 即表現出了更低的恐懼與憤怒情緒以及更高的希望感。

2.4? 小結

總的來說， 上述三種機制從不同視角闡釋了系統合理信念維護心理健康的心理機制， 它們各自擁有不同的特點與適用范圍。具體而言：（1）緩解意識形態失調從個體關于現存系統實然與應然信念的矛盾出發， 突出了系統合理信念在維護個體內在認知一致性中的積極作用， 即通過將社會現狀視為理想狀態， 個體得以緩解負性情緒; （2）補償個人控制感缺失則聚焦于系統合理信念在補償個人控制感并滿足個體確定性需要中的重要作用， 通過提供穩定的外部秩序與個人控制感， 系統合理信念消解了個體因控制感缺失而引發的心理困擾; （3）否認或淡化威脅強調系統合理信念為個體構建心理屏障， 這一機制過濾并弱化了個體對于系統內外部威脅的感知， 進而在威脅情境中維護心理福祉。

3? 對系統合理信念緩和作用的再檢驗：邊界條件

上文指出， 緩和作用通過3類心理機制維護個人心理健康。理論上而言， 防御動機作為被動的威脅應對反應， 其緩和作用應當在高威脅情境中表現更為凸顯， 即只有當外部威脅達到一定程度時， 其防御動機才能夠被激活， 并且其積極心理效應才能夠體現出來（Hadarics et al.， 2021）?；谶@一分析， 一些研究者試圖檢驗緩和作用是否受到某些邊界因素的影響。從現有文獻來看， 研究者主要考察了兩類重要的邊界條件， 其一為情境邊界， 即社會不平等（Hadarics et al.， 2021; Onraet et al.， 2017; Sengupta et al.， 2017）; 其二為個體邊界， 即（低）社會地位， 包括財富、性別和種族等（Hadarics et al.， 2021; Li et al.， 2020; Vargas- Salfate， 2019）。除此之外， 也有研究者指出系統合理化作為心理防御機制， 僅能夠暫時緩解當下威脅對于個體的負性影響， 而不能夠真正改善個體的生活處境， 因而緩和作用可能存在短期與長期效應的不一致（Harding & Sibley， 2013; Napier， Bettinsoli & Suppes， 2020）， 即時間邊界。

3.1? 情境邊界：社會不平等

一個國家社會經濟系統的不平等程度， 決定了身處其中的個體面臨潛在健康風險的多寡。那些生活在經濟分配嚴重不平等國家中的個體， 往往面臨更多的心理疾病、暴力行為或藥物濫用等身心或行為問題（Wilkinson & Pickett， 2009）。社會不平等往往意味著個體對社會現狀的知覺與社會理想間嚴重的矛盾與失調（Jost et al.， 2003）， 并且一個嚴重的不平等社會通常也預示當前社會的功能處于失調與混亂的失范狀態（Casara et al.， 2022）， 進而導致個體產生無序感與低控制感。因此， 倘若緩和作用的確能夠維護個人心理健康， 那么在社會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地方， 個體合理化社會現狀就應該能夠獲得更多的心理益處（潛在增益但非絕對值）。正是基于這一邏輯， 研究者發現無論采用經濟不平等（Gini系數）或社會威脅（GDP、失業率、通貨膨脹率、壽命、兇殺率）為指標， 在高度不平等的國家， 個體若贊同社會系統的公正性與合理性， 則將獲得更高的主觀幸福感收益（Hadarics et al.， 2021; Onraet et al.， 2017）。相似地， Sengupta等（2017）探究了象征性偏見（symbolic prejudice， 一種認為弱勢群體不應該因其較差的社會地位而得到任何補償的系統合理信念）的緩和作用在新西蘭不同地區間是否存在差異。該研究證實， 持有高象征性偏見的被試報告了更高的健康、關系、生活及安全滿意度， 且這一正向預測關系確實在高經濟不平等地區表現更強。

3.2? 個體邊界：社會地位

社會地位不僅是反映個體差異的標簽或特征， 其本質是由個人資源（resource）以及感知到的等級（rank）共同構建的社會地位情境（Kraus et al.， 2012）。地位的差異根本體現在生活情境的差異。具體來說， 低地位者收入少、教育程度低、職業不穩定， 居住環境充滿了各類潛在風險與不確定性; 相反， 對于高地位者， 資源的富足與地位的顯赫使其更少受到外部威脅的影響（Kraus et al.， 2012）。社會地位的情境差異事實上構成了基于地位的社會不平等， 在這一不平等中， 低地位者生存的生活環境更為惡劣， 并且自身也更為缺乏控制感與應對資源。因此， 研究者認為在這一劣勢情境下， 低地位者合理化現存系統必然能夠獲得更大的心理裨益（Hadarics et al.， 2021）。相關研究證實了這一假設， 表明系統合理信念的緩和作用確實在低地位者中更強。例如， Hadarics等（2021）基于歐洲大規模調查數據發現， 個體對經濟系統的合理信念正向預測了自身的快樂及生活滿意度， 且該積極效應在低家庭收入者中表現更強。類似的效應也在秘魯樣本中被證實（Vargas-Salfate， 2019）。

3.3? 時間邊界：長期與短期效應

系統合理化作為系統維護動機， 尤其對于低地位者而言， 可能與自我維護動機存在沖突（Jost et al.， 2004）。張躍等（2022）指出， 社會不平等同時為低地位者構成了象征性威脅（symbolic threat）與現實威脅（realistic threat）。象征性威脅挑戰了低地位者對于社會系統的公正性信念， 激活了系統合理化動機; 而現實威脅則加重了低地位者的不利處境并損害了其身心福祉， 激活了自我合理化動機。這兩類動機的沖突， 使得低地位者即使認可了系統合理信念， 現實存在的不平等現狀仍可能對其個人福祉造成實質性且持續性的消極影響。這一現象暗示， 緩和作用可能具有短期與長期效應的不一致。就短期而言， 系統合理信念通過3類心理機制， 暫時緩和了當下威脅事件對于個體的負性影響， 表現出維護心理福祉的短期積極效應。但就長期而言， 由于緩和作用并沒有真正改善個體（尤其是低地位者）的生活境況， 長期存在的外部威脅仍舊持續威脅著個體， 腐蝕個體的心理健康， 最終引發長期的消極效應（Harding & Sibley， 2013）。盡管大量橫斷或實驗研究證明了緩和作用的短期積極效應， 但目前鮮有研究考察其長期效應， 僅一些初步研究為上述觀點提供了支持證據。例如， 一項基于新西蘭樣本的縱向研究發現， 若被試當下具有高系統合理信念， 確實能夠降低社會性傷害經歷（如受到威脅或攻擊）對生活滿意度的負向預測作用， 但這一積極效應僅適用于短期; 當時間跨度拉伸至1年后， 高系統合理信念表現出了長期消極效應， 反而加劇了傷害經歷對生活滿意度的消極影響（Harding & Sibley， 2013）。又如， Godfrey等（2019）以來自美國低社會地位家庭的小學生為被試進行追蹤調查， 發現系統合理信念與學生6年級時的自尊、課堂行為管理正相關， 與越軌行為負相關， 但對于8年級時的預測作用則發生了倒轉。因此， 緩和作用可能存在短期的積極效應與長期的消極效應。

3.4? 小結

綜上所述， 基于防御動機的邏輯， 研究者提出了影響緩和作用的情境、個體與時間邊界， 并為此提供了支持證據。但是， 對于上述邊界條件的影響， 也有一些研究提供了反對證據。一項基于18個國家樣本的縱向研究同時考察了國家不平等、社會地位以及時間跨度對緩和作用的影響。研究發現， 系統合理信念具有正向預測生活滿意度以及負向預測焦慮與抑郁情緒的積極效應， 但這一效應并非暫時的， 而是具有一定的長期性（至少為6個月）; 并且研究也未證實國家不平等程度（以Gini系數與人類發展指數HDI為指標）與主觀社會地位的調節作用（Vargas-Salfate et al.， 2018）。此外， 有研究考察了緩和作用在不同地位者中的效應差異， 但結果同樣發現系統合理信念并未給弱勢地位者帶去更多的心理益處（如Li et al.， 2020; Sengupta et al.， 2017）。上述證據揭示了緩和作用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跨情境、地位以及時間一致性， 這事實上挑戰了基于防御視角所預測的緩和作用的邊界效應， 同時也暗示了系統合理信念維護心理健康的功能可能還存在某種非“防御”的路徑。

4? 拓展與展望

大量研究證實了系統合理信念對心理健康的維護功能， 相關研究也正呈現蓬勃發展之勢。本文基于心理防御視角， 概括并闡述了系統合理信念維護心理健康（即緩和作用）的3類作用機制， 即緩解意識形態失調、補償個人控制感缺失與否認或淡化威脅; 以及影響緩和作用的3類邊界條件， 即社會不平等、社會地位與短期長期效應。然而， 需要指出的是， 近來一些研究證據開始挑戰防御視角的主流解釋， 并指出該視角無法完整揭示系統合理信念對心理健康的維護功能， 因此亟待對相關問題進行梳理和澄清?；诖?， 下文首先對防御視角的批評進行整理與回應， 并試圖通過構建防御?應對整合模型以期解決理論與研究間的分歧。此外， 該領域還有一些其他關鍵問題值得研究者們關注。

4.1? 突破防御視角的局限性：防御?應對整合模型的構建

系統合理化理論從心理防御的視角闡明了系統合理信念如何以及何時維護心理健康， 該視角已成為相關領域的主流解釋。但由于系統合理化理論過于聚焦動機的解釋， 導致其遭致一系列挑戰（如Owuamalam et al.， 2019; Rubin et al.， 2023）， 并且緩和作用的實證領域也積累了一些非“防御”的證據（如Li et al.， 2020; Mara? Ta?kin & ?ingir， 2022; Samson， 2018）。立足于這些質疑與事實， 本文首先提出并回應有關心理防御視角的2項主要批評：其一， 忽視了系統合理信念構成中的認知成分; 其二， 忽視了系統合理信念依靠“應對”路徑促進心理健康的潛在功能。然后， 在此基礎上構建系統合理信念維護心理健康的防御?應對整合模型， 以洞悉兩者關聯的內在邏輯。

第一， 個體對系統公正性的感知并不僅僅是某種防御動機的結果， 也可能體現了個體非動機過程的產物。系統合理信念作為個體對社會系統公正性與合理性的判斷或評價， 本質上是一種態度或信念。有研究者指出， 系統合理信念能夠體現為個體純認知過程的結果， 如它是對客觀現狀的真實反映（Owuamalam et al.， 2019; Thomas， 2022）或源自某一基本認知過程的副產物（Hussak & Cimpian， 2015）。當然， 本文并不否認系統合理信念的動機性來源， 而是提出僅將系統合理信念視為動機的產物是片面的， 對系統合理信念的動機與認知構成進行概念性區分有助于理解其后續積極心理功能。本文推論， 假若系統合理信念的動機構成在維護心理健康中扮演了應對威脅的暫時性的、被動性的心理防御功能， 那么其認知構成， 即對社會系統公平程度的感知和判斷（胡小勇 等， 2016）， 可能具有一種較為穩定的、主動的維護心理健康的功能。

第二， 系統合理信念維護心理健康的功能不僅來自被動防御， 也源于其對個體主動應對過程的影響。臨床心理學中對適應性過程（adaptational process）的研究表明（Cramer， 1998; Kramer， 2010）， 個體對逆境（adversity）的反應可以區分為兩類模式， 其一為防御（defense）， 其二為應對（coping）。防御是無意識的、被動的且缺乏意向性的反應， 而應對則是意識的、主動的并聚焦于問題解決的反應（Cramer， 1998）。防御與應對兩類反應模式的區分， 為理解系統合理信念維護心理健康的功能提供了更為全面的視角。本文認為， 系統合理信念作為一種認知構念， 同樣也具有影響個體“應對”反應的功能， 即通過促進個體獲取應對資源（coping resource）， 從而維護個體心理健康（Taylor & Stanton， 2007）。一些證據為這一“應對”路徑的存在提供了支持。例如， 研究發現系統合理信念能夠正向預測樂觀心態（Mara? Ta?kin & ?ingir， 2022）、提升人際信任與合作（Samson， 2018; Zhang & Zhou， 2018）、增進群體認同感（Bahamondes， Sengupta et al.， 2021; Owuamalam et al.， 2023）。此外， 當個體認可系統的公正性時， 也有助于提高個體的向上流動感知（perceived upward mobility; Li et al.， 2020）， 而該信念往往與心理健康具有積極關聯（Sagioglou et al.， 2019）。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如圖1所示的系統合理信念維護心理健康的防御?應對整合模型（the defense-coping model）。該模型提出， 系統合理信念通過兩條路徑維護個人心理健康， 其一為防御路徑， 其二為應對路徑。防御路徑指出， 個體合理化現存系統是個體應對外部威脅的防御反應， 它有助于個體在高壓情境中緩解意識形態失調、補償個人控制感以及弱化威脅感知， 從而降低負性情緒、提升正性情緒并對生活更為滿意， 并且該防御路徑受到情境、個體及時間邊界的影響。應對路徑指出， 個體對社會系統公正性與合理性的感知間接影響個體對壓力事件的應對反應， 它與樂觀心態、信任與合作、群體認同和流動知覺等應對資源具有積極關聯， 這些資源有助于促進個體采取積極應對策略進而維護心理健康。盡管防御與應對都具有維護心理健康的功能， 但本文認為兩者的作用機制間可能存在如下區別。從情境維度來看， 心理防御的產生具有強情境限定性， 即只發源于那些誘發個體產生系統合理化的情境， 如個體面臨系統威脅、低控制感或系統依賴和不可逃避性時（Friesen et al.， 2019）; 應對路徑則具有更寬泛的情境適用性， 它有助于個體應對各類或大或小的生活與工作壓力（Correia et al.， 2009）。從個體維度來看， 心理防御的積極心理功效更適用于弱勢者， 即使它也可能引發消極的反作用（Bahamondes-Correa， 2016）; 而應對路徑則同時適用于不同地位者。從時間維度來看， 防御路徑的緩和本質決定了它僅具有短期的積極效應但長期的消極效應; 應對路徑則更有利于個體真正解決問題， 因而可能帶來更為長久的積極效應（Hobfoll， 2002; 周春燕， 郭永玉， 2013）。從能動性維度來看， 防御路徑表現為被動的壓力管理過程， 其往往缺乏個體的意識性與意向性（Cramer， 1998）， 系統合理化理論也曾多次強調該動機具有內隱屬性（如Jost et al.， 2004）; 應對路徑則反映了個體主動追求目標的潛能與意向， 由社會公正感帶來的樂觀心態、人際信任、群體認同等， 都有助于個體主動趨近期望的生活或經濟目標（Hobfoll， 2002）。

防御?應對整合模型清晰地呈現了系統合理信念與心理健康間的積極關聯， 不僅回應了過往研究中存在的矛盾與誤解， 也為后續研究提供了可供參照的研究與解釋思路。當然， 目前這一模型仍缺少堅實的研究證據， 需要未來研究進行更加細致地探索和完善。

4.2? 重視緩和作用的消極后果

盡管本文旨在分析系統合理信念維護個體心理健康的積極效應， 但也必須指出其消極后果。這些消極影響主要體現在個體、群際以及社會3個層面， 需引起研究者的重視。在個體層面， 人們（尤其是低地位者）贊同系統合理信念可能面臨“雙刃劍”效應。例如， OBrien和Major （2005）發現， 若低地位者（黑人和拉丁裔）具有低群體認同感， 則系統合理信念確實能夠正向預測個體心理福祉（以自尊和抑郁為指標）; 但若低地位者認同感較高， 則系統與群體合理化兩種動機間就發生了沖突， 上述積極效應就發生了倒轉。又如， Dover等（2020）以少數族裔大學生為被試， 發現倘若他們持續遭遇歧視威脅， 高系統合理信念便會損害其心理健康。再如前文所述， 系統合理信念具有短期的積極效應但長期的消極效應。在群際層面， 系統合理信念強化了群際刻板印象。研究發現， 低階層個體如果認為社會體制是公平合理的， 往往更傾向于偏愛高地位群體， 即表現出外群體偏好（outgroup favoritism; Jost et al.， 2004）， 并且該現象多具內隱性質（Axt， 2018; Essien et al.， 2021）。此外， 高系統合理信念可能致使個體否認不公平事件并貶損受害者（victim derogation）， 如性侵受害者（St?hl et al.， 2010）、經濟失敗者（Kay et al.， 2005）或災害受難者（Napier et al.， 2006）。在社會層面， 系統合理信念則不利于社會的變革與發展。研究者指出， 正是由于高系統合理信念弱化了個體對于系統的負性情緒（如憤怒感）， 導致民眾更不愿意采取措施改善社會現狀， 如支持再分配政策（Wakslak et al.， 2007）、參與改善不平等現狀的集體行動（Solak et al.， 2021）或關注氣候變化議題（Jylh? & Akrami， 2015）。

依據防御?應對整合模型， 系統合理信念的消極效應事實上來源于其緩和作用， 因為“緩和”僅僅起到的是麻痹自我的功能， 而并不能根本“治愈”不平等現狀的病癥（Napier， Bettinsoli & Suppes， 2020）。因此， 這就提醒相關領域的研究者與政策制定者， 若想要真正提升弱勢群體的福祉， 就不應使其依賴一種表面的、虛幻的系統公正（即依賴緩和作用）， 而應當切實縮小貧富差距， 建立開放包容的社會環境， 最終使得弱勢群體真正能夠在公正、平等的社會中受益（即促進應對資源的獲?。?。

4.3? 完善測量與拓展研究領域

首先， 關于系統合理信念的測量有待進一步完善。第一， 當前研究廣泛使用的是Kay與Jost （2003）編制的一般系統合理信念量表或其改編版本。這一量表反映了個體對當前社會現狀的公正性感知與捍衛傾向， 實質是對描述性信念的測量。但在具體研究中， 研究者往往使用該測量結果表征個體維護系統的動機， 這一簡化的操作性定義并不妥當， 它不僅無法有效區分“合理化的動機過程”與“合理化的結果與反應” （張躍 等， 2022）， 也導致了態度與動機概念間的混淆。因此， 有必要先對系統合理信念的動機與認知構成進行概念和測量上的區分。本文建議可使用差異性術語， 即當研究關注動機構成時可使用系統合理信念（system-justifying belief）或系統合理化（system justification）這兩個術語， 當關注認知構成時可以使用系統公正信念（system fairness belief）這一術語。第二， 僅僅使用描述性信念表征個體對系統公正性的知覺也是不全面的。Zimmerman與Reyna （2013）指出， 個體對于社會系統的公正性信念一般包含了兩個部分， 即描述性信念與規范性信念， 當且僅當兩種信念協調一致時， 才能夠準確預測個體對系統合法性的認可程度?；诖?， 結合上述防御?應對整合模型， 本文嘗試提出一種區分系統公正信念（認知）與系統合理化（動機）的有效測量方式。具體而言， 通過同時測量個體對于系統公正性的描述性信念與規范性信念， 將兩者一致性程度（即將兩者的差值進行反向編碼）的絕對值操作性定義為系統公正信念， 即高一致性程度表明高系統公正信念; 而將兩者一致性程度的變化值（即應然化過程， 見2.1部分）操作性定義為系統合理化動機， 即高變化值表明高系統合理化動機。

其次， 關于“系統”的研究領域仍有待進一步拓展。在系統合理化理論中， “系統”指各種社會實體及實體之間的關系和運行規則， 其外延涵蓋了從較大規模的社會、經濟、政治系統到較小規模的家庭、組織或學校系統等（Jost & Banaji， 1994; Van der Toorn & Jost， 2014）。然而當前多數研究聚焦的“系統”仍然以社會、政治或性別等宏觀系統為主， 倘若個體認可某一微觀系統的公正性， 如學校、社區或公司等， 這些微觀系統合理信念是否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維護個體心理健康呢？同時， 在現實生活中， 個體往往處于多個重疊的系統之中并具有不同的身份與地位（Jost et al.， 2019）。例如對于一位經濟富裕的女性而言， 其在社會經濟系統中處于優勢地位， 但在性別系統中又處于弱勢地位， 那么多個系統合理信念之間是否會相互影響？它們如何共同作用于個人心理健康？總之， 未來研究應進一步完善研究方法， 不斷拓展理論及實踐， 以更好地回答系統合理信念與心理健康間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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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justifying beliefs and mental health：The palliative function and an extension

Abstract： System-justifying belief pertains to perceiving the fairness and legitimacy of the existing social system. It fulfills a palliative function in safeguarding mental health through thre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alleviating ideological dissonance， compensating for personal control， and denying or minimizing threats. The efficiency of these mechanisms is also shaped by contextual， individual， and temporal factors. Nevertheless， the psychological defense viewpoint overlooks the potential role of system-justifying beliefs in fostering a “coping” approach to preserve mental health.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urther validate and refine the defense-coping model， focus more on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palliative function， enhance the measurement tools， and expand the breadth of inquiry.

Keywords： system-justifying belief， mental health， palliative function， the defense-coping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