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聯盟體系數字治理互操作性提升及其戰略效應*

李宏洲 夏梓方

【內容提要】 近年來，美國及其盟友持續提升在數字技術上的互操作性，這一趨勢伴隨著數字治理工具的普及而愈發顯現。數字技術互操作性提升不僅體現為數字工具共享、數字技術標準趨同和數字信息跨國流動，其更深遠的影響在于，平臺化建設打通了國家之間的治理邊界，使得各國從合作推動“數字治理”轉向共享“基于數字的治理”。治理互操作性的提升將對聯盟的凝聚力形態產生變革性影響，可能改變傳統上主要基于外部威脅和有效制度設計的凝聚力形態，凸顯基于內部兼容的聯盟凝聚力形態。本文將這一過程視作聯盟的內向化進程，伴隨著數字化以及大模型通用化發展，聯盟成員國間的國內議題相互嵌入、治理工具多國共享、治理模式走向趨同，成員國間的互動模式從傳統的跨國協調模式轉變為算法彌散模式。本文認為美國推動與其盟友技術互操作性的下一階段，是實現基于國內治理互嵌的治理互操作性，進而使得美國聯盟體系成員國凝聚力走向內向化進程，表現為高科技產業鏈重塑、情報信息實時共享、國內議題框架同質化等趨勢，并在聯盟內跨國戰略協調、楔子戰略效用、美國聯盟伙伴國擴展以及國際格局陣營化等方面產生相應的戰略效應。

一、引言

在2023 年5 月19 日至21 日舉行的七國集團（G7）首腦廣島峰會上，東道國日本將生成式人工智能納入峰會議程，積極承諾支持國內各行業應用人工智能工具。2023 年4 月10 日，OpenAI 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山姆·阿爾特曼（Sam Altman）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會面并商討開設日本辦事處。①Yuki Hagiwara and Yuki Furukawa, “OpenAI CEO Plans Japan Expansion after Meeting Prime Minister Kishida,” April 10, 2023,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3-04-10/openai-ceo-plansjapan-expansion-after-prime-minister-meeting.日本政府急切將人工智能應用于政府治理，組建了跨部門工作機構“人工智能戰略小組”，制定針對人工智能技術的基本規則，研究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術提高行政效率，同時設立“人工智能戰略會議”統籌負責人工智能相關的戰略決策。②文威入：《日本新設人工智能戰略決策機構》，《中國國防報》2023 年5 月10 日，第4 版。目前，包括日本總務省、日本農林水產省在內的各級政府機構正在密切關注生成式人工智能，計劃將其運用于日常工作之中。在對技術供應方不具有管轄權的情況下，一方面，類ChatGPT 工具可能造成商業或軍事信息的泄露；另一方面，日本的國家數字主權可能面臨風險。那么，日本為什么愿意將美國主導的這項技術工具融入國內治理？

理解日本愿意承擔此類風險的原因，需要深入探索人工智能時代的治理邏輯與國際合作模式。本文認為，日本積極將ChatGPT 融入國內治理，是美國及其盟友近年來不斷提升數字技術與數字工具互操作性趨勢的典型體現。實際上，數字技術正深刻改變國家治理模式乃至國家間的聯盟形態。日本并非是與美國加強數字互操作性的特例。近年來，美國與英國、德國、韓國、澳大利亞等盟友皆制定了加強彼此間數字技術互操作性的政策，并付諸行動，推動數字化平臺建設以及國內治理的銜接互通。③United Nations, The United Nations E-Government Survey 2022: The Future of Digital Government,New York, 2022, pp.143-147;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 U.K. Working to Build Seamless Command and Control Network,” June 10, 2022,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3054443/usuk-working-to-build-seamless-command-and-control-network/; NATO, “NATO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Sign New Partnership Programme,” November 21, 2019,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71177.htm.在中美競爭加劇的時代，理解和應對西方國家數字治理模式變革及其國際戰略效應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本文聚焦于探索美國聯盟體系從加強數字技術層次的互操作性，轉向治理層次的互操作性趨勢的內在邏輯，并嘗試廓清治理互嵌對聯盟凝聚力形態的影響及其可能造成的國際戰略效應。

二、從“數字治理”到“基于數字的治理”

風險伴隨著數字技術應用的方方面面，人類運用數字技術的過程正是治理風險的過程。風險治理需要各方的高效合作，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是促進各方有機合作、系統化運行的關鍵?；ゲ僮餍宰钤缭诂F代信息技術領域中出現，指在不同系統、平臺、設備或軟件之間交換、共享和使用信息或數據的能力。①Peter Wegner, “Interoperability,” ACM Computing Surveys (CSUR), Vol.28, No.1,1996, pp.285-287.技術互操作性偏重標準化規則的制定，當前功能性國際組織中的大部分標準、規則以及國際慣例都屬于技術互操作性范疇?；ゲ僮餍砸馕吨鴶底旨夹g合作共享與標準化運用，是“數字治理”效率和能力的提升。同時，不同技術、主體間互操作性提升最終會積累演化到系統層面，實現基于平臺化的數字治理。這一過程實質上是從強調治理效率的“數字治理”階段向強調系統化操作的“基于數字的治理”階段的演化。

當前，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加速了人類的數字化進程，成為人類社會變革的主要驅動力。②Herry A. Kissinger, Schmidt Eric, Huttenlocher Daniel, The Age of AI and Our Human Future,London: Hachette, 2021.美國及其盟友協商重塑聯盟構建邏輯，通過北約、七國集團（G7）、“五眼聯盟”和“奧庫斯”（AUKUS）等平臺，在軍事、經濟、情報、安全等方面全面提升數字治理的互操作性?？梢钥吹?，美國聯盟體系內部平臺化與外部排他性同步提升的背后，是步入了從 “數字治理”走向 “基于數字的治理”的進程，其實質是從技術互操作性到治理互操作性的邏輯重構。

（一）技術互操作性與“數字治理”

技術互操作性的關鍵在于標準化。在信息技術發展的早期階段，許多技術和系統都是封閉式發展的，數據和信息的孤島問題使得數據交換和共享變得復雜且困難。隨著全球化時代對信息流動的需求上升與信息技術的普及，人們意識到通過數據治理客體——格式、接口和系統的標準化，可以實現更便捷、更高效的數字治理，其本質在于通過標準化來提升互操作性。首先，標準化使得用戶無需學習不同界面和操作方式，從而降低了學習成本。其次，標準化避免了大量重復開發與重復客制化的工作，①客制化（Customization）是指根據特定需求或要求，對產品、服務或系統進行定制化設計和生產，以滿足個體或特定群體的獨特需求和偏好，這一過程可確保最終產品或服務與客戶的期望相匹配。參見王鳳彬、王驍鵬、張馳：《超模塊平臺組織結構與客制化創業支持——基于海爾向平臺組織轉型的嵌入式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19 年第2 期，第121—150 頁。 丁兆明等：《大數據存儲和分析技術應用及標準化》，《信息技術與標準化》2013 年第5 期，第31—35 頁。提高了運行效率。此外，標準化還減少了系統間數據的傳輸環節，降低了安全風險。②Nancy Ide and James Pustejovsky, “What Does Interoperability Mean, Anyway? Toward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Interoperability for Language Technology,” Presented at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lobal Interoperability for Language Resources, Hong Kong, 2010. 章燕翼：《現代電信名詞術語解釋》（第2 版），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09 年。

通過標準化提升技術互操作性，需要制定通用的技術標準和規范，使不同系統遵循同一套規則，具體體現為三個方面：數據格式的標準化、接口的標準化和系統的標準化。數據格式的標準化是指通過制定通用的數據交換格式，使不同系統間可以輕松交換數據。接口是不同系統之間進行交互和通信的橋梁。通過制定公共的接口標準，不同系統可以按照事先定義好的方法進行交互。例如，ChatGPT 等大模型的遷移應用就是通過應用程序編程接口（API）來實現的，這本質上是提升系統間互操作性的過程。系統的標準化則指的是通過制定通用的系統邏輯和規范，以確保不同系統能在相同的運行環境下運行。①客制化（Customization）是指根據特定需求或要求，對產品、服務或系統進行定制化設計和生產，以滿足個體或特定群體的獨特需求和偏好，這一過程可確保最終產品或服務與客戶的期望相匹配。參見王鳳彬、王驍鵬、張馳：《超模塊平臺組織結構與客制化創業支持——基于海爾向平臺組織轉型的嵌入式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19 年第2 期，第121—150 頁。 丁兆明等：《大數據存儲和分析技術應用及標準化》，《信息技術與標準化》2013 年第5 期，第31—35 頁。一般情況下，標準化的過程不會改變原有的系統基礎架構，而更多關注系統的整合。

美國及其盟友推動數字治理工具與技術的共享，迅速提升了聯盟內部數字技術的互操作性。通過“接口”的標準化以實現可及的“數字治理”，一系列技術性國際組織的形成正是這一趨勢下的產物。首先，在通信領域，美國及其盟友通過提升技術互操作性以推動信息交流與合作。例如，國際電信聯盟負責推進實施的全球信息基礎設施標準正是在美國國家信息基礎設施的基礎上推進而來。該標準確定的各類數據格式標準使媒體信息能在不同的系統、設備中聯通共享。②Nancy Ide and James Pustejovsky, “What Does Interoperability Mean, Anyway? Toward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Interoperability for Language Technology,” Presented at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lobal Interoperability for Language Resources, Hong Kong, 2010. 章燕翼：《現代電信名詞術語解釋》（第2 版），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09 年?？梢钥吹?，美國國內的技術標準經由互操作性提升，逐步推廣為聯盟內乃至世界范圍的統一標準。近年來，隨著技術的快速進步，進一步提升與盟友間技術互操作性的標準提上美國的日程表。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就認為，美國及其盟友“共同制定一套標準認證流程可以保護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互不傷害”。③Daniel Fata, “NATO’s Evolving Role in Developing AI Policy,” November 8, 2022, https://www.csis.org/analysis/natos-evolving-role-developing-ai-policy.基于此，北約制定了一個名為窄帶波形（Narrowband Waveform, NBWF）的新一代通信標準，以解決各成員國之間的陸地戰術通信電臺的波形互通性和安全性問題。①關杰、謝映海：《北約新一代VHF 窄帶通信標準研究》，《無線電通信技術》2015 年第4 期，第12—16 頁。此后，2021 年成立的“奧庫斯”就將增強聯合能力和互操作性作為安全協議的第二支柱，②第一支柱指為澳大利亞提供“弗吉尼亞”級核動力攻擊潛艇。企圖在關鍵通信和操作系統、電子戰、信息共享等方面合作，實現技術的標準化以提升互操作性，加強作戰效率和作戰能力。③John Christianson, Sean Monaghan, Di Cooke, “AUKUS Pillar Two: Advancing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and Australia,” July 10, 2023, https://www.csis.org/analysis/aukus-pillartwo-advancing-capabilities-united-states-united-kingdom-and-australia.

其次，美國及其盟友間的人員、物資往來也受益于技術互操作性的提升。2014 年，美國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一致通過《烏克蘭自由支持法案》，提案給予烏克蘭主要非北約盟友關系。④The U.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The Ukraine Freedom Support Act,” September 19,2014,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MRW14623.pdf.盡管奧巴馬政府修改了此項條款，但實際上北約與烏克蘭就此展開了一系列合作。⑤The 113th Congress, “The Ukraine Freedom Support Act of 2014,” December 18, 2014, https://www.congress.gov/113/plaws/publ272/PLAW-113publ272.pdf.為了幫助烏克蘭提升軍力并在2020 年前實現與北約軍隊的互操作性，北約對烏克蘭實施了長期的綜合援助計劃（Comprehensive Assistance Package）。從人員跨境訓練到戰略物資整備，北約進行了一系列標準化合作以提升烏克蘭軍隊與北約間的互操作性。⑥NATO, “Comprehensive Assistance Package for Ukraine,” July 2016,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pdf_2016_09/20160920_160920-compreh-ass-package-ukra.pdf.俄烏沖突爆發后，北約支持的物資裝備能夠快速運抵前線并迅速投入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互操作性的提升。

同時，美國及其盟友也通過提升技術互操作性，建構利于自身的國際金融系統。金融機構需要交換支付信息和金融數據，以實現國際匯款和跨境交易。美國憑借領先全球的金融產業，在全球性貿易談判中把推進金融自由標準化作為其重要目標。這實質上服務于美國及其盟友的利益，形成了一種對敵對國家有威懾作用的金融制裁體系。例如，俄羅斯在冷戰結束后雖然一度被吸納加入了八國集團，⑦俄羅斯于1997 年加入使G7 轉變為G8，2014 年因克里米亞危機俄羅斯被排除在外，重又變為G7。但一直未被允許參加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俄烏沖突發生后，美國及其西方盟友決定將俄羅斯排除在西方金融體系之外，切斷了俄羅斯銀行同SWIFT系統的聯系，①SWIFT 系統是國際金融機構之間的一個信息交換系統，以該系統為支撐的銀行卡支付功能是國家金融安全的集中體現。參見許文鴻：《SWIFT 系統：美俄金融戰的博弈點》，《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9年第6 期，第17 頁。以打擊俄羅斯的境外支付系統。聯合盟友加強國際反洗錢和反恐融資監測上的技術合作和平臺建設，也是美國盟友體系金融系統互操作性提升的表現。特別是近年來，數字資產犯罪增多，美國執法機關和監管部門加強數字資產案件國際執法合作，從交流分享專業技能、參與制定國際標準、政府部門協作聯動三個方面積極加強治理。②孔繁勇：《美國加強涉數字資產犯罪國際執法合作》，《現代世界警察》2023 年第1 期，第46—49 頁。

技術互操作性多作用于各主體接觸的邊界上，聯通的是國家等實體的外層“接口”。正是在提升技術標準協作的過程中，美國與盟友不僅在全球治理上加深了技術上的合作共享，更重要的是，這些共享對各國國內治理協作產生了顯著影響，促進了各國治理模式和觀念的一致化調整，為聯盟各國的緊密協調奠定了技術基礎的同時，也加強了國內政治和治理規范上的共識。

（二）治理互操作性與“基于數字的治理”

如果說標準化的技術互操作性解決了“鋪路建橋”的技術問題，那么平臺化的治理互操作性則是“路網規劃”的戰略問題。美國及其盟友在提升技術互操作性的實踐中，逐步從“數字治理”向“基于數字的治理”跨越。換言之，美國及其盟友在數字技術互操作性上的標準化實踐，讓其有機會建立以數字空間為基礎的兼容性治理平臺，進而實現治理上的互操作性。平臺化為各種標準化過程提供了協作制定規則的“場所”，盟友間合作的制度與機制可在此形成。這將能提升不同領域、各類議題的溝通效率和協作效率，同時有助于建構一個基于算法規則的治理體系。

治理互操作性是技術互操作性的升級，指的是在國家間實現各部門、機構、系統之間的跨國協同治理。這種形式的互操作性不僅僅局限于技術層面，更加強調以平臺化來實現信息共享、資源整合和決策協調。具體來說，這表現為國家之間推動共享信息和數據的標準化過程，以平臺化的方式合作解決社會問題，同時確保政策與法規之間的銜接與一致性。不同于技術互操作性的治理需求導向，治理互操作性將邁向算法共識與算法治理的未來。算法基于規則，而規則就是治理得以實現的載體，③董青嶺、朱玥：《人工智能時代的算法正義與秩序構建》，《探索與爭鳴》2021 年第3 期，第82—86 頁。其重點在于塑造平臺化的治理方式，核心在于新的共識性規范替代風險回應的治理模式。

治理互操作性的平臺化根植于數字治理自身的特點。不同于傳統安全議題，數字空間的治理無法由單一主體完成。數字空間是多層次、多節點的網絡系統，涉及諸多復雜的風險和挑戰，任何相關節點出現漏洞都會導致治理的低效。國家等實體在數字空間中面臨著重塑軍事、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等的挑戰，運用數字技術推動政府改革和政府轉型是必由之路，美國聯盟體系內的國家近年來正積極推動數字化治理，制定了一系列相關戰略和政策（見表1）。

表1 美國及其盟友近年來的主要數字治理舉措

美國聯盟體系不僅在積極推動內部治理的數字化轉型，也積極建立共享的數字平臺，從而將各國內部的數字化轉型轉化為一個跨國的系統化進程。例如在美國歐盟貿易和技術委員會（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TTC）等平臺中開展雙邊合作，該委員會是一個就高科技和數字經濟議題進行合作的議事機制，清潔能源技術和人工智能發展等議題都經由此平臺得到了充分交流。①參 見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 Trade Representative, “U.S. -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August 11, 2023, https://ustr.gov/useuttc。另外，美日之間也于2019 年簽署了《美日數字貿易協定》，以高標準確定了美日數字貿易的模式。②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 Trade Representative, “U.S.-Japan Digital Trade Agreement Text,” October 7, 2019, https://ustr.gov/countries-regions/japan-korea-apec/japan/us-japan-trade-agreement-negotiations/usjapan-digital-trade-agreement-text.聯盟體系的其他國家之間也在加強數字治理合作平臺的建設，比如日本和歐盟也啟動了日本—歐盟數字伙伴關系，旨在推進如5G、Beyond 5G、③指5G 之后正在開發中的下一代通信標準。參見施南翔等：《5G 核心網標準化進展及B5G 演進初探》，《移動通信》2020 年第1 期，第2—7 頁。人工智能、半導體供應鏈、數字基礎設施和數據等領域的合作。④European Commission, “Japan-EU Digital Partnership – Factsheet”, May 12, 2022,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library/japan-eu-digital-partnership-factsheet.總體而言，美國及其盟友提升治理互操作性的核心邏輯在于數字治理上的成本分擔與風險可控，即通過平臺化建設，可與盟友共同分擔數字工具大規模應用的成本，同時可與盟友協調管控其潛在風險，進而實現數字治理風險與效能的平衡。

目前，美國及其盟友在提升治理互操作性方面已取得了顯著進展。軍事領域作為新技術與理念應用的前沿領域，成果尤豐。自冷戰結束以來，互操作性一直是北約在新安全環境中繼續存在的可行性爭論核心。①Dr. James Derleth, “Enhancing Interoperability: The Foundation for Effective NATO Operations,”June 16, 2015, https://www.nato.int/docu/review/articles/2015/06/16/enhancing-interoperability-thefoundation-for-effective-nato-operations/index.html.基于保持與盟友的互操作性對未來安全風險治理的重要作用，北約將應對安全挑戰的互操作性作為日常工作的重點，于2014 發起了《伙伴關系互操作性倡議》，開啟了增強互操作能力的一系列舉措?；诨ゲ僮餍运璧膹V度和深度，北約通過互操作性平臺（interoperability platform）匯集北約委員會等機構促進協調管理。值得一提的是，烏克蘭也于2020 年6 月以第六個“增強機會伙伴”的身份加入了該平臺，以更好地獲得北約的情報、物資等戰略資源。②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Partnership Interoperability Initiative,” April 25, 2023,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132726.htm.

在北約之外，美國嘗試將本國軍隊內部建設的互操作性平臺擴展至聯盟體系之中。美國國防部于2022 年3 月簽署了《國防部聯合全域指揮與控制（JADC2）實施計劃》，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在現代戰爭空間中實現快速感知并理解信息，提供智能化解決方案。這一目標的實現需要加強與合作伙伴的信息共享和系統對接，因此美國及其盟友加強了跨國軍事互操作性系統的開發。比如，通過舉辦戰術環境安全互操作性（SITE）峰會、美日澳三邊防務部長會議（TDMM）等活動，美國推動跨域、跨系統的互操作性系統開發，以提高軍事指揮與控制能力。同時，美國嘗試通過互操作性平臺擴大聯盟的地緣范圍，比如在“印太戰略”中明確提出將繼續通過“奧庫斯”來深化與盟國的合作并加強互操作性，以增強印太地區安全。③參見唐新華：《美國綜合威懾戰略中的技術互操作性》，《太平洋學報》2022 年第12 期，第18 頁；The Defence Depart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oD Announces Release of JADC2 Implementation Plan,”March 17,2022,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2970094/dod-announces-release-0f-jadc2-implementation-plan/；The Defence Depart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dvancing JADC2: Second SITE Summit Includes FVEY Partners,” January 5,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259862/advancing-jadc2-second-site-summit-includes-fvey-partners/；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1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2/11/fact-sheet-indo-pacific-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

在軍事領域之外，美國及其盟友在新興技術標準、產業規劃協同、法律體系驅動與協商、人才培養與交流深化等方面，大幅提升治理互操作性平臺建設。G7 集團作為美國主導下以其盟友為主要成員的非軍事集團，近年來加強平臺化建設的動作不斷。在新興技術標準上，2023 年G7 峰會科技部長聯合宣言稱將致力于建立包括數據、新興網絡技術、基礎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新興技術標準提案，以全面提升互操作性。①“Ministerial Declaration: The G7 Digital and Tech Ministers’ Meeting,” April 30, 2023, http://www.g7.utoronto.ca/ict/2023-declaration.html.不同于早期聚焦于技術層面的標準化提升，G7 當下更加強調內部治理標準化、規范化進程。

在產業規劃協同上，G7 財政和金融行業領導人（各國財長與央行行長）聯合聲明中提出要讓成員國供應鏈更具彈性，強調“通過有效利用各自的公共財政工具，加強G7 成員和伙伴國之間的合作”，②“G7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 Statement,” April 12, 2023,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3/04/12/g7-finance-ministers-and-central-bank-governorsstatement/.同時宣布了一項促進向清潔能源過渡的經濟行動計劃，以改善投資環境并加強供應鏈。③“G7 Clean Energy Economy Action Plan,” May 20, 2023, https://www.mofa.go.jp/files/100506846.pdf所謂加強供應鏈，實際上是要形成將中國排除在外的內部可控供應鏈。在人才培養與深化交流上，2023 年G7 科技部長會議聯合聲明中強調研究基礎設施與產出的合作共享以及為強化各國的研發能力促進所謂擁有“共同價值觀”的青年學者間的人才流動。④“G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isters’ Communique,” May 12-14, 2023, https://www8.cao.go.jp/cstp/kokusaiteki/g7_2023/230513_g7_communique.pdf.可以說，G7 以所謂“共同價值觀”來強化人才的內部交流和流動，從人才培養的基礎環節打造科技合作平臺。

在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迅猛發展的當下，人工智能風險治理成為各國面臨的難題。美國及其盟友通過推動法律體系的協調來加強合作治理。面對新出現的大語言模型，不同國家的法律體系相互齟齬，比如，美國針對大模型的隱私保護漏洞，發布指導性方針草案，保障公民的隱私安全；加拿大因ChatGPT 母公司擅自搜集用戶隱私信息對其展開了調查；⑤Office of Privacy Commissioner of Canada, “OPC to Investigate ChatGPT Jointly with Provincial Privacy Authorities,” May 25, 2023, https://www.priv.gc.ca/en/opc-news/news-and-announcements/2023/an_230525-2/.意大利更是以侵犯用戶隱私、泄露個人數據為由嚴格限制ChatGPT的使用。⑥The Italian Data Protection Authority, “ChatGPT: OpenAI Reinstates Service in Italy with Enhanced Transparency and Rights for European Users and Non-users,” April 28, 2023, https://www.garanteprivacy.it/home/docweb/-/docweb-display/docweb/9881490#english.因此，提升治理互操作性成為當務之急，2022 年G7 峰會將協調各國法律體系、提升互操作性視作“共同的愿景和目標”，①“G7 Calls for Developing Global Technical Standards for AI,” May 20, 20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g7-calls-developing-global-technical-standards-ai-2023-05-20/.科技部長宣言更是強調要“繼續開展監管合作，圍繞包括增強隱私技術、數據中介、網格跟蹤、緊急風險、跨境沙盒②沙盒（Sandbox）本為計算機術語，表示能夠為運行中的程序提供隔離環境的一種安全機制，主要針對難以預知或判定風險的程序進行實驗和測試?？缇成澈袆t主要指在提前采取安全措施的情況下，推動對新產品、服務、法律等在跨國環境中測試，以保證未來推進中的安全性。以及促進數據保護框架互操作性的監管方法進行討論”。③“Ministerial Declaration: The G7 Digital and Tech Ministers’ Meeting,” May 11, 2022, http://www.g7.utoronto.ca/ict/2022-declaration.html.

表2 G7 集團多領域強化治理互操作性

三、基于數字的治理互嵌與聯盟凝聚力形態

數字技術互操作性向治理互操作性的轉變，將凸顯聯盟這一經典國際政治現象的新邏輯。通常認為，國家之間結盟的根本原因在于應對共同的外部威脅，無論是為了制衡強者而結盟，還是為了追隨強者而結盟，都是基于外部威脅而做出的戰略抉擇。⑤斯蒂芬·沃爾特：《聯盟的起源》，周丕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因此，聯盟凝聚力（alliance cohesion）受到外部威脅大小的影響，當外部威脅式微或者戰略利益格局發生變化時，聯盟將瓦解或者重新調整。⑥劉豐、董祚壯：《聯盟為何走向瓦解》，《世界經濟與政治》2012 年第10 期，第4—31 頁。同時，當聯盟內部制度設計科學合理，較好解決了成員國之間的成本分擔問題時，聯盟則具有較高程度的凝聚力。然而，數字時代催生了美國及其盟友在國內治理上的互嵌趨勢，意味著聯盟凝聚力形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盡管將中國、俄羅斯等國塑造為主要的威脅對象仍是美國提升其聯盟內部凝聚力的重要方面，但在數字時代，在治理方式和治理模式上提升互操作性，成為美國及其盟友提升凝聚力的更典型邏輯。

（一）聯盟凝聚力：三種經典形態

聯盟凝聚力指的是聯盟內各國間合作的緊密程度，①李澤：《戰略行為匹配程度與美國亞太聯盟凝聚力》，《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 年第1 期，第129 頁?？梢员灰暈槁撁说摹罢澈蟿?，直接影響著聯盟的穩定性、持續性以及整體表現，是聯盟存續主要因素。比如，對于擁有龐大聯盟體系并借其支撐霸權地位的美國而言，投入資源經營并提高聯盟凝聚力是其對外戰略的重要方面，因此北約就將維護共同愿景以提升聯盟凝聚力作為長期戰略目標。②The NATO Defense College, “NATO Allies’ Geopolitical Diversity and the Cohesion of the Alliance,”December 15, 2022, https://www.ndc.nato.int/news/news.php?icode=1783.一般來說，聯盟凝聚力主要對應傳統軍事安全領域的合作緊密程度。但在數字時代泛安全化的趨勢之下，安全領域和經濟、文化等領域交織影響、關系密切，在低級政治乃至日常領域的合作關系也成為聯盟凝聚力的體現之一?？傮w而言，廣泛的聯盟凝聚力有助于全面提高聯盟內各國的合作效率，更好應對共同威脅和挑戰。反之，聯盟凝聚力下降，聯盟瓦解的可能性就會提高。③劉豐、董祚壯：《聯盟為何走向瓦解》，《世界經濟與政治》2012 年第10 期，第12 頁。影響聯盟凝聚力的因素主要可分為外部威脅、有效機制與內部兼容三種，學界的相關研究也體現了這一點（見表3）。部分學者認為聯盟凝聚力受外部威脅影響，當成員國有一致的外部威脅時，他們更有可能在聯盟中保持緊密合作。④Stephen. M. 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 Vol.39, No.1, 1997, pp.156-179.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內部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聯盟凝聚力。具體來說，聯盟成員國在政治制度、法律體系以及文化觀念等方面的相似性，可以增進成員國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合作，促進聯盟的凝聚力。⑤斯蒂芬·沃爾特：《聯盟的起源》，周丕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33 頁。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為，合理的聯盟內機制設計事關聯盟內成本分擔、義務履行以及日常運作，制度設計科學合理、受到成員國廣泛支持時，聯盟的凝聚力將得到加強。

表3 關于聯盟凝聚力的主要學術觀點

（續表）

本文認為，基于外部威脅的聯盟凝聚力形態，主要指的是聯盟成員面臨的共同威脅或挑戰，其具有提升聯盟成員合作必要性和緊迫性的作用。③孫德剛：《國際安全合作中聯盟概念的理論辨析》，《國際論壇》2010 年第5 期，第54—60 頁。隨著主要威脅對象的整體實力或利益格局發生變化，聯盟成員國間的關系疏密程度會相應發生變化。當成員國有一致的外部威脅，且這種威脅巨大且緊迫的情況下，他們更有可能在聯盟中保持緊密合作。④Stephen. M. 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 Vol.39, No.1, 1997, pp.156-179.在這些聯盟中，成員國的主要合作領域通常是軍事防御和安全合作，聯盟的凝聚力主要體現在共同抵御外部威脅的決心和能力上。近現代歷史上的一些主要軍事聯盟，如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協約國與同盟國，反法西斯同盟國與軸心國，都是面臨嚴重的軍事外部威脅而形成并維系的典型例子。

基于機制設計的聯盟凝聚力形態，主要指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實現聯盟日常運行高效推進、成本合理分擔、收益合理分配以及集體身份高度認同。這一類聯盟的生命周期之所以得到延續，根本原因在于聯盟內部有效的制度設計大大降低了成員國之間的交易成本。具體體現在成員國因信息共享提升了聯系便利度，因制度塑造增強了預期的穩定和遵約的動力，因議題間的廣泛跨國聯系而形成了多層次的議題聯通與議程共享。⑤John Duffield, “NATO’s Func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9, No.5,1994, p. 765.可以說，這一路徑因冷戰后北約的存續而得到了更多重視。蘇聯和華約解體后，北約的外部威脅不復存在，也并無國家替代蘇聯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北約通過有效的制度設計和戰略調整，不僅接納新成員加入，而且擴展了盟友之間的合作議題。

基于內部兼容的聯盟凝聚力，指的是成員國在政治制度、法律體系以及文化觀念方面的相似性，起到了增進成員國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合作，促進聯盟凝聚力的作用。尤其是，聯盟成員國的社會秩序兼容性（compatibility of social orders），即國內政治經濟秩序或者政治體制具有相似性并呈現社會層次的一體化趨勢，對聯盟內部的共同利益塑造和分歧處理都具有顯而易見的好處。①Charles A. Kupchan, 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 The Sources of Stable Peac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53.其根本原因在于，成員國內秩序高度兼容意味著彼此之間存在高度的身份認同以及相似的合作前景認知，即使原有的共同戰略利益消失，聯盟仍然能夠健康存續。②宋偉、宋卓如：《聯盟的維持與瓦解：理論分析與案例檢驗》，《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 年第12 期，第142 頁。實際上，北約的存續也可視作成員國內部兼容的典型案例：成員國在內部治理、法律體系、信息流動等方面的緊密合作，實現了高度的制度兼容，使得二戰后德國的重新崛起也不至于讓聯盟內部其他國家產生疑懼。③Christian Tuschhoff, “Alliance Cohesion and Peaceful Chang in NATO,” in Helga Haftendorn，Robert Keohane and Celeste Wallander, eds., Imperfect Unions: 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40.

（二）數字時代的聯盟凝聚力形態變遷

數字時代推動了聯盟從基于外部威脅的凝聚力形態與基于有效制度的聯盟凝聚力形態，逐漸向基于內部兼容的凝聚力形態轉變，可將其視作聯盟的內向化趨勢。無論是基于外部威脅還是基于有效制度的聯盟凝聚力形態，都建立在成員國之間主權邊界清晰、內部治理壁壘分明的情況下。然而，數字空間改變了聯盟成員國之間的跨國信息流動模式，國家間的主權邊界變得模糊，內部治理相互交融，內政議題與對外戰略議題相互融合。這種趨勢造成的顯而易見的影響是，基于內部兼容的聯盟凝聚力形態將成為主流。尤其是當聯盟成員國從數字技術互操作性跨越到治理互操作性的過程中，聯盟凝聚力的基礎將轉變為基于數字的治理互嵌。

據此可以根據聯盟凝聚力形成的主要模式將聯盟分為外向化和內向化的聯盟（如圖1 所示）。外向化的聯盟是由應對外部威脅的功能或者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制度而維系，聯盟成員之間的主權邊界清晰、國內治理結構相互獨立，聯盟的基本功能是外向的。近現代歷史上的主要軍事同盟就屬于此類，從拿破侖戰爭時的反法同盟到一戰、二戰兩大陣營的對抗，其基本的功能都是應對外部威脅；而北約的存續讓人們看到基于降低交易成本邏輯的聯盟管理也具延長聯盟生命周期的作用，但這并沒有改變聯盟進行跨國安全合作、制造假想敵等外向化功能。因此，可以將外部威脅和有效制度兩種經典聯盟凝聚力形態都視作外向化聯盟，前者強調聯盟成員國的戰略利益格局，后者強調聯盟成員國之間的跨國協調。

內向化的聯盟則是基于內部兼容的需求而維系的。成員國在聯盟主導國構筑的公共治理平臺下，基于同質化的貿易體系、軍事體系、技術平臺、文化與價值觀，跨國治理逐步滲透國內治理，聯盟的基本需求發生了內向化的轉變。數字時代為聯盟的內向化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條件，聯盟成員國之間在提升數字互操作性的同時，逐步實現了內部治理的深度綁定和相互嵌入。換言之，在數字時代，聯盟成員國逐步放棄了原子化的聯盟內部結構形式，形成了國家主權邊界相互滲透、交流更加頻繁、結合更加緊密的聯盟形態。同時，數字治理內外溝通的高度信息化、組織架構的網絡化，①翁士洪：《數字時代治理理論——西方政府治理的新回應及其啟示》，《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9年第4 期，第145 頁。使得聯盟成員的主要合作范圍有了大幅拓展。聯盟成員國之間在內部治理、法律體系、信息共享領域逐步形成了一套遵循共同治理規范的算法體系，這套算法反過來擴散至整個聯盟系統，甚至有向聯盟邊緣國家滲透的可能。

需要明確的是，聯盟凝聚力內向化的發展趨勢并不是推翻外向化凝聚力邏輯，而是數字時代聯盟演化過程中更凸出的特征。本文承認外部威脅和有效制度也是聯盟凝聚力的主要因素，但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聯盟凝聚力與聯盟成員國的內生動力有更加密切的關系，可以說，數字時代加速了聯盟凝聚力內向化的過程：數字技術的治理過程導致了技術互操作性提升，后者進一步導致聯盟內部各國逐步在治理上兼容互嵌，這是一個現實邏輯?？傮w上，當聯盟成員國逐步走向治理互嵌，內向化的凝聚力模式將逐步占據主導。

在聯盟成員國之間的關系上，算法平臺不同于傳統同質化平臺，后者容易引發激烈的競爭而難以合作。②孫德剛、安然：《“同質化聯盟”與沙特—卡塔爾交惡的結構性根源》，《西亞非洲》2018 年第1 期，第68—87 頁。實際上，聯盟成員國之間的互操作性提升不能簡單等同于聯盟成員的同質化：一是從技術擴散與技術依賴機制上來說，數字技術互操作性的提升是一個客觀的技術擴散過程，通常是基于治理數字技術造成的潛在風險的需求下，各國加強技術合作的過程。但這一過程同時導致各國治理技術進一步共享，相互之間的技術分工和依賴程度進一步加強，進而為各國間實現治理互操作性打下基礎，加強彼此間的凝聚力。二是很多加強互操作性、加強平臺建設的行動是以聯盟框架為場域發起的，換言之，加強平臺建設是聯盟作為主體提升組織效率的必然產物。三是技術互操作性深入發展，最終會逐步會過渡到內部治理的互操作性。這雖不會直接導致各國的利益走向趨同，但如上文提到的，無論多邊協議還是雙邊協議，當內部治理的技術和理念走向趨同時，將在較大程度上有利于雙方之間的利益協調。

在與聯盟對手的關系上，不同于傳統時代以對抗對手為核心職能的外向化聯盟，數字時代的聯盟更傾向于制造對手。一方面，聯盟成員國之間在治理上的互操作性意味著，觀念、信息、議程極易在國家之間和民眾之間擴散?；趦炔空J同的需要，制造群體外威脅成為一項可能的實現路徑，創造一個共同的敵人則是最便捷的辦法。比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亞與中國在地緣上相隔甚遠，在中國對其并無軍事威脅的情況下，兩國卻派軍機到中國南?！暗纸鼈刹臁?，更多是因為美國聯盟體系內部對中國敵對觀念的擴散。①《2022 年6 月國防部例行記者會文字實錄》，國防部網站，2022 年6 月30 日，http://www.mod.gov.cn/gfbw/xwfyr/lxjzhzt/2022njzh/2022n6y/4914388.html。另一方面，聯盟主導國具備數字技術優勢，意味著其有能力引導成員國將對手國家“塑造”為整個聯盟的對手。首先，聯盟主導國在聯盟內獲得了更高的話語權，可以利用共享平臺操縱聯盟整體的對外戰略以實現自身戰略需求。其次，聯盟主導國主導了聯盟各項制度的制定，而制度又深入滲透聯盟成員國的內部治理系統，從而可能影響成員國的議題設定與戰略決策。②趙明昊：《大國競爭背景下美國對“一帶一路”的制衡態勢論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 年第12 期，第4—31 頁。

綜上所述，在數字時代背景下聯盟的主導凝聚力形態正在發生轉變。數字和信息已不再是治理的客體，而成為社會關系、社會生活本身和公共治理本身，③戴長征、鮑靜：《數字政府治理——基于社會形態演變進程的考察》，《中國行政管理》2017 年第9 期，第21—27 頁。這使得國家不得不放棄原子化的結構形式，形成相互滲透、結合更加緊密的聯盟形態。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急速發展的當下，聯盟的內向化進程可能被加速。這是因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制造虛假信息和錯誤信息方面的“獨特優勢”：該技術將使這一過程自動化、隱秘化、規?；?，能在短時間內輸出大量具有說服力且適應不同環境的虛假信息。而且，大模型所產出的內容會經過意識形態“對齊”，體現科技優勢方，尤其是美國的意識形態觀點。④對齊是指ChatGPT 團隊為了讓生成式人工智能和人類的“價值觀”保持一致，一次次地給生成式人工智能反饋價值并及時調整，以讓其“理解”這個所謂的“價值觀”的過程。這說明研發團隊可以塑造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價值觀。參見王延川、趙靖：《生成式人工智能誘發意識形態風險的邏輯機理及其應對策略》，《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學版）2023 年第4 期，第5 頁。因此，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形成的治理互嵌，可能導致西方意識形態色彩成為內嵌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靈魂”，進而可能使聯盟對不同意識形態的排斥性增強，加強聯盟對外部威脅認知的一致性，并加速通過社會動員塑造對手“邪惡形象”的過程。

四、美國聯盟體系的內向化及其戰略效應

數字時代為打破國家間內部治理的邊界創造了條件，從技術互操作性向治理互操作性的跨越，意味著聯盟的凝聚力形態相應發生了變革：從基于外部威脅和有效制度設計的外向化聯盟向基于內部兼容的內向化聯盟形態跨越。這一聯盟凝聚力形態的轉變是近些年美國聯盟體系重塑的根本邏輯，進一步改變了國家間安全戰略的傳統模式。因此，對以美國為中心的聯盟體系內向化所造成的戰略效應進行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聯盟凝聚力形態轉變的戰略后果以及全球格局的演化。

（一）美國聯盟體系的內向化

拜登政府上臺以來，加強聯盟凝聚力成為其最重要的對外戰略之一。白宮發布的《2022 年國家安全戰略》強調“遍布世界的聯盟和伙伴關系是美國最重要的戰略資產”。①The White Hous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12, 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然而與前數字時代加強盟友關系的模式不同，拜登政府主導制定標準打通數字技術壁壘，通過數字技術共享為聯盟成員國提供數字平臺公共產品，從而提升了聯盟成員國內治理的互操作性?？梢园l現，美國聯盟體系的內向化趨勢愈發明顯，比如提出建立基于“技術多邊主義”下的“技術聯盟”，正是使用數字技術工具打通各國內部治理設立的排他性聯盟框架。②唐新華：《西方“技術聯盟”：構建新科技霸權的戰略路徑》，《現代國際關系》2021 年第1 期，第38 頁?？傮w而言，可從高科技產業鏈重塑、情報信息實時共享、國內議題框架同質化三個方面分析美國盟友體系近年來的內向化轉型。

首先，基于產業分工在聯盟體系內重塑高科技產業鏈。為了保證所謂的經濟韌性和經濟安全，美國及其盟友積極謀劃“友岸外包”戰略，試圖建立對聯盟成員國完全可控、有效分工的產業鏈體系。③李向軍、李萌萌：《美國關鍵產業供應鏈韌性重塑計劃及啟示》，《宏觀經濟管理》2023 年第3 期，第85 頁。同時，產業合作與分工也是美國升級聯盟關系的主要措施。例如最近美國總統拜登與英國首相蘇納克會晤并發布了《大西洋宣言》，宣稱將加強在國防工業和清潔能源轉型中必不可少的礦物供應方面的合作，并繼續調整和提升兩國的伙伴關系。該宣言提到，拜登將要求國會將英國產礦物在《美國國防生產法案》中標記為等同于美國生產的“國產”來源，從而為英國的供應商提供更優惠的條件。④The White House, “The Atlantic Declaration: A Framework for a Twenty-First Century U.S.-UK Economic Partnership,” June 8,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6/08/the-atlantic-declaration-a-framework-for-a-twenty-first-century-u-s-uk-economicpartnership/.除此之外，高科技產業是大國競爭的前沿領域，美國試圖建立一個在其盟國間“內循環”的高科技產業鏈體系，以此將盟國國內生產體系重新銜接、整合。①戚凱、李燕：《拜登對華半導體政策：競爭認知、遏制路徑與效果制約》，《國際論壇》2022 年第6 期，第64 頁。比如，美國與歐盟計劃建立半導體供應鏈中斷早期預警機制，以更好地預測潛在半導體供應鏈中斷風險并加以解決，進一步還將制定人工智能、量子計算、3D 打印、新一代移動通信網絡等的跨大西洋標準。②The EU-U.S.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EU-U.S. Joint Statement of the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May 16, 2022,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56726/eu-u-s-joint-statement-of-the-tradeand-technology-council.pdf.這在未來可能形成對內兼容、對外構筑壁壘的高科技標準體系。

另外，與盟友協同運用制裁工具，打擊和制裁競爭對手的產業鏈、供應鏈完整性，也是美國重塑高科技產業鏈的重要一環。在2023 年5 月末于瑞典呂勒奧召開的美歐貿易和技術委員會（TTC）第四次部長級會議上，美國、歐盟與其他G7 成員國，決定對半導體和其他軍事用途產品實施出口管制、外國投資管制等措施。③The White House, “U.S.-EU Joint Statement of the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May 31, 2023,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5/31/u-s-eu-joint-statement-of-thetrade-and-technology-council-2/.2023 年8 月，拜登簽署行政令設立對外投資審查機制，限制美國主體投資中國半導體和微電子、量子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領域。④The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Addressing United States Investments in Certain National Security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in Countries of Concern,” August 9,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3/08/09/executive-order-on-addressing-united-states-investments-incertain-national-security-technologies-and-products-in-countries-of-concern/.美國對華供應鏈的打擊行動不僅限于其聯盟體系，目前還有擴展至非同盟國家的趨勢。2023 年5 月，“亞太經濟框架”（IPEF）參與國舉行貿易部長會議，文萊、斐濟、印度尼西亞等非同盟國家也參與其中。會議簽署了首個供應鏈協議，聲稱將在“未來供應鏈中斷時”提供支持。這實際上是為了在亞太地區建立一個與《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平行的多邊框架，與中國的供應鏈隔離開來。⑤Ong Tee Keat, “Trojan Horse for the Asia-Pacific,” China Daily Global, July 7, 2023, p.13.

其次，建立實時共享的智能化情報網絡。數字時代改變了傳統的情報收集和情報信息共享模式。一是情報信息源的數字化和情報分析工具的智能化，為美國建立覆蓋聯盟架構的復雜情報網絡體系創造了條件。二是美國及其盟友整合了雙邊、多邊的情報信息平臺，從而實現了情報偵測結果的實時共享，極大提高了其戰略協作能力和反應敏捷度。三是人工智能在軍事領域的運用，進一步提高了情報反應能力與分析精確度。在上述背景下，美國及其盟友建立了多層次的跨國情報平臺，從而構筑起多元化的情報信息源以及分析能力高度整合的情報體系網絡。

第一，整合盟國情報能力。美國利用“五眼聯盟”情報機構和系統收集整理情報信息。在數字時代出現網絡、衛星、光纖等情報新載體的情況下，“五眼聯盟”共同開發新技術，依照地理位置、技術能力進行分工合作。作為“五眼聯盟”成員，澳大利亞在美國構建的全球情報監控網絡中的亞太地區發揮著重要作用。據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透漏，澳大利亞至少有四個機構在幫助美國搜集情報。同時，澳大利亞政府還參與了美國獲取分析互聯網信息的多個項目。①Glenn Greenwald, “XKeyscore: NSA Tool Collects’ Nearly Everything a User Does on the Internet,”July 31, 2013,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jul/31/nsa-top-secret-program-online-data.“五眼聯盟”也得到了其他盟友的協助，例如，美澳在亞洲鋪設海底通信電纜時，韓國政府和相關企業在其中發揮了很大作用。通信電纜完成后，“五眼聯盟”可以通過鋪設在韓國附近的海底電纜獲取關于中國的情報信息。②蔡翠紅、李娟：《美國亞太同盟體系中的網絡安全合作》，《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 年第6 期，第51—77 頁。

第二，提升不同情報系統的兼容性。日本與美國就在統一情報傳輸標準、建立聯合數據系統、開發新型偵察預警系統方面開展了全方位的兼容性合作。日美兩國正推進情報技術深度融合，一方面合作研發先進的裝備和技術，提高了雙方的情報獲取能力，另一方面共享了彼此技術裝備的各項參數，使得雙方的情報共享能夠更加實時、精確。③張衛娣：《日美軍事一體化下情報共享機制及其影響》，《日本學刊》2017 年第1 期，第75—91 頁。同時，美國也支持其他盟友之間開展情報合作，在美國的支持下，日韓兩國恢復了《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該協議使得雙方不必經過美國即可迅速進行情報共享，極大提升了兩國的情報系統兼容性。④詹德斌：《尹錫悅政府對日政策大調整面臨的突出問題》，《東北亞論壇》2023 年第4 期，第5 頁。通過加強美日韓、韓日澳新等小多邊合作，盟友間不同情報系統兼容性得到提升，增強了美國聯盟體系整體上的信息汲取和共享能力。⑤詹德斌：《從“新南方”到“印太”：韓國“印太戰略”的延續與變化》，《國際論壇》2023 年第5 期，第118—137 頁。

第三，將人工智能工具應用于情報收集、分析和共享的各個環節，是美國及其盟國加強其聯盟體系情報能力的新舉措。美國將人工智能運用于情報上將極大提高信息收集和判斷的效率。比如，在俄烏沖突中，烏克蘭利用美國帕蘭提爾科技公司（Palantir Technology）的元星座（Meta Constellation）人工智能系統，幫助其辨別干擾目標（如迷惑衛星監測的模型裝甲部隊等）以及識破處于偽裝的目標（迷彩掩護的潛伏部隊等）。據此，指揮官可以快速實時估計敵人在此區域的真實力量。①Jeffrey Dastin, “Ukraine Is Using Palantir’s Software for ‘Targeting’, CEO Says,” February 2, 2023,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ukraine-is-using-palantirs-software-targeting-ceo-says-2023-02-02/.英國等國也在同步推進人工智能的情報化應用。2022 年英國發布《國防人工智能戰略》論述了國防領域運用人工智能的基本原則、地位作用并詳細分析了英國國防部要如何開展人工智能軍事化研究。②許可、黃孔雀：《從“軍工復合體”到“軍工學復合體”——英國大學軍工研發的背景、現狀與特點》，《現代大學教育》2023 年第1 期，第49 頁。2023 年英國情報部門提出了創建一個使用人工智能處理信息的新部門的計劃。人工智能將用于處理大量信息并篩選出重要情報細節。該部門將與英國其他情報部門密切合作，并將收到的情報與盟國共享。③《英國副內政大臣：英國情報部門將創建使用AI 的新單位》，俄羅斯衛星通訊社，2023 年3 月30日，https://sputniknews.cn/20230330/1049150911.html。美國及其盟友在情報領域的密切合作、實時共享將極大增進聯盟凝聚力，進一步加速聯盟內向化的趨勢。

再次，國內議題框架的同質化趨勢。近年來，美國同其盟友的軍事聯盟出現了“全域化”的趨勢，在空間上突破物理空間走向虛擬空間，在議題上突破軍事議題下沉到日常議題。軍事聯盟的空間范圍也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物理空間，還擴展到了網絡空間、數字領域以及元宇宙等虛擬空間?？臻g的擴展意味著聯盟從高政治領域下沉到低政治領域，可能將大眾日常生活的領域安全化。比如，有學者發現西方傳統的文明中心論在網絡空間中重新以碎片化、去中心化的方式，以新媒體的多樣化媒介形式選擇性展現其所謂“普世價值觀”的優越。④陳新宇：《“西方中心論”在網絡空間的傳播態勢及應對策略》，《理論建設》2022 年第5 期，第94—104 頁。2019 年，美國聯合27 個國家簽署了《關于在網絡空間促進負責任的國家行為的聯合聲明》，提出要以實際行動共同“保護自由、開放和安全的網絡空間”，確?！氨车蓝械膰摇睘椤熬W絡空間的不良行為承擔后果”，聲明將中國和俄羅斯排除在外，實際上構建了一個網絡空間中的“北約”。這一聲明將進攻性軍事行動在網絡空間合法化，延續了美國聯合盟友力量在打壓戰略對手的一貫做法。⑤《關于在網絡空間促進負責任的國家行為的聯合聲明》，美國駐華大使館，2022 年9 月26 日，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joint-statement-on-advancing-responsible-state-behavior-in-cyberspace-zh/?？梢?，在虛擬空間中，美國及其盟友在技術、意識形態、社會觀念等方面構筑的壁壘初步成形，并有進一步加強的趨勢?？傊?，在空間上的擴展和下沉，使得西方各國更易從社會層面進行全面的對外戰略動員，與主要競爭對手的對抗展現出更加綜合性和復雜性的特點。

議題范圍向社會生活層面擴展，實質上是社會議題框架同質化的過程。美國聯盟體系內部的合作已不局限于軍事層面，而是涵蓋了包括價值觀、經濟、科技、能源、教育等廣泛議題。這些議題間的交融整合影響個體對客觀世界的認知和闡釋，塑造其信息處理模式和認知結構。具體而言，將使個體更易接受反映美西方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框架，進而導致成員國社會議題框架的同質化趨勢。尤其是隨著社交媒體數字平臺的普及，美國及其盟友共享推特等社交媒體平臺，意味著其遵守同一套算法機制，從而在輿論傳播的模式、政府公關手段等方面更趨相似。進一步而言，社會議題框架的重塑影響聯盟內部的大眾動員模式，比如在將中國塑造為“威脅對象”的過程中，社交媒體算法工具操縱信息，將中國同西方各國在意識形態、制度等方面的差異擴大化，造成西方各國民眾對華好感持續降低。①Tanner Brown, “American Views of China Have Plummeted in Recent Years. Here’s What the Chinese Think of the U.S.,” April 26, 2023, https://www.marketwatch.com/story/american-views-of-chinahave-plummeted-in-recent-years-heres-what-the-chinese-think-of-the-u-s-e4cb1acb.

（二）聯盟內向化的國際戰略效應

美國聯盟體系內向化轉型是數字時代國際政治變遷的主要現象之一，盡管這一過程尚未完成，但可以清楚地觀察到其基本軌跡。內向化的根本在于聯盟成員國之間在國內治理層次上的互操作性提升，這將變革聯盟內部的組織模式和動員過程。因此，需要對美國聯盟體系內向化所造成的國際戰略效應進行深入分析。

首先，國內秩序兼容與國際戰略協調。美國及其盟友在國內治理互操作性提升，最可能對聯盟內部的戰略溝通效率與戰略協調能力造成影響。第一，戰略利益與戰略目標同步確認?；趦炔考嫒輲淼男湃魏驼J同以及戰略精英具備的相似教育背景，在界定戰略利益、制定戰略目標上，美國及其盟友更易達成一致。比如，起初美國和歐洲盟友在對華制裁目標上不協調，尤其是對華“脫鉤”的程度上存在分歧。2023 年4 月18 日，在歐洲議會上討論歐盟對華關系政策時，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中國是歐盟重要的貿易伙伴，“歐盟與中國‘脫鉤’不可行、不可取、不切實際”。②Von der Leyen, “At the EP Plenary Session Debate on EU-China Relations,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Calls for Europe’s Own Distinct Approach to China,” April 18, 2023,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AC_23_2346.但隨即，5 月份美國便在G7 峰會的聯合聲明中確定了對華新的“去風險”政策口徑?？梢哉f，戰略目標上的快速溝通與再確認使得美歐最近達成了“去風險”新政策。③魏建華、徐超、劉贊：《從對華“脫鉤”到“去風險”》，《新華每日電訊》2023 年7 月6 日，第7 版。第二，內部動員與跨國動員相銜接。由于在數字媒體、輿論宣傳、制度形式等方面的趨同，成員國精英不僅容易獲得本國大眾的支持，也更易說服盟國國內觀眾?；谙嗨萍軜嫷乃惴ㄏ到y，軍事系統、媒體運作、情報系統等方面互嵌趨同，最終導致相似的社會議程設置和社會共識形成，進而起到較好的動員效果。當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已得到了大規模應用，隨著技術和平臺的進一步發展，未來信息傳播速度以及傳播規模將指數級增長，具備相似意識形態色彩和觀念結構的內容將深刻影響受眾認知。那么，當美國及其盟友越來越廣泛地運用遵循同類標準的內容生成工具時，可能進一步加強同對手國家的認知鴻溝，改變國際競爭的常規模式。①羅昕、張驍：《人工智能時代美西方認知戰的運作機制與中國應對》，《統一戰線學研究》2023 年第4期，第130 頁；戚凱：《ChatGPT 與數字時代的國際競爭》，《國際論壇》2023 年第4 期，第12—19 頁。

其次，楔子戰略與聯盟分化邏輯重塑。楔子戰略是分化聯盟的主要手段，尤其在以外部威脅來凝聚聯盟的傳統時代，通過降低威脅程度、提供利益獎賞，楔子戰略可以起到很好的戰略效果。然而，在內部兼容凝聚聯盟的數字時代，聯盟成員國之間的主權邊界變得模糊、內部治理相互交織，傳統的楔子戰略分化聯盟的效果將大打折扣。那么，分化聯盟需要從內部治理入手，影響對象國精英與觀眾的認知，削弱其對所屬聯盟的認同感。換言之，楔子戰略要起到效果，需要從利益分化的邏輯，轉變到認知分化的邏輯。認知過程將重塑聯盟分化邏輯，因此要對精英的認知決策規律和大眾的認知傳播規律有深入了解，并結合數字時代的前沿工具展開認知競爭。

再次，數字規范擴散與潛在聯盟伙伴架構。美國聯盟體系內向化不僅意味著聯盟內部凝聚力的加強，也可能產生外溢效應，吸引潛在的伙伴國遵循同樣的治理模式與戰略觀念。具體而言，美國及其盟友主導下的治理平臺所塑造的數字規范，可能通過便利性和影響力吸引聯盟體系邊緣的國家接受這些規范，而這些國家是未來中美戰略競爭的前沿地帶。比如，近年來美國正大力開展與發展中國家的數字合作，在所謂的“2021 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中明確要同中國進行數字經濟競爭，表示要加強與非洲、拉美、東盟、中東等地區的數字合作，包括提升數字基礎設施、加強網絡信息自由流動以及推廣數字治理模式等。另外北約正加強與中國周邊國家的網絡合作。通過“科學促進和平與安全計劃”，2021 年北約幫助蒙古完成了軍隊網絡安全中心建設，期間為蒙方提供了最新設備和技術培訓，并計劃未來共建數據庫。②NATO, “Relations with Mongolia,” May 24, 2033,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85297.htm.可以看到，在美國龐大的聯盟體系外圍，可能形成美國主導推動下的、遵循其治理規范的潛在聯盟伙伴組成的數字“保護帶”。

最后，陣營化與國際秩序的悲觀未來。美國試圖構造一個內部資本、人員、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局部全球化體系。這一體系可能意味著聯盟內部各國逐步走向以美國為中心的緊密合作分工模式。換言之，美國聯盟體系內凝聚力增強，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走向趨同，這可能是國際政治陣營化的前奏。一般而言，意識形態動員是自上而下的精英驅動模式，比如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的對抗加劇，很大程度上源于兩國精英之間戰略疑慮和對抗。①劉勝湘、陳飛羽：《大國競爭關系生成與傳導機制論析——兼論美蘇冷戰與中美戰略競爭的比較》，《當代亞太》2021 年第5 期，第4—38 頁。然而，在內向化的聯盟凝聚力模式下，基于意識形態不兼容而導致的不信任可能從社會起源，形成一種自下而上的過程?？梢哉f，美國及其盟友試圖在聯盟體系內走向局部深度全球化愿景的戰略選擇，最終可能形成陣營內部開放、外部對抗的“新冷戰”模式。2023 年8 月，美日韓三方首腦首次在戴維營舉辦峰會，展現未來美日韓三邊同盟的機制化、寬領域、外向型趨勢，亞太版“北約”呼之欲出。②項昊宇：《美日韓同盟協作的“戴維營時刻”》，《世界知識》2023 年第17 期，第26—28 頁。

五、結論

本文發現，數字時代美國聯盟體系正在發生一項重大轉變：從基于外部威脅和有效制度設計的凝聚力形態，轉向更加凸顯基于內部兼容的凝聚力形態。這一趨勢的出現是提升數字工具互操作性的產物，即美國聯盟體系內部從工具層次的互操作性提升跨越到治理層次的互操作性。在人工智能大模型飛速發展、數字技術推動國家治理模式變革的當下，美國不僅推動與其盟友共享數字技術工具、數字規范標準，更重要的是主導推動數字治理平臺建構。如果說美國世界霸權維系有賴于遍布全球的軍事聯盟體系，那么，聯盟內各國走向治理互嵌的演進，是美國霸權滲透力加強的標志。未來，隨著數字治理平臺建設進一步加強，美國聯盟體系內國家間的主權邊界壁壘可能更加模糊，戰略協調效率可能提升，跨國戰略動員更加便利，對伙伴國的吸引力加強，這一系列趨勢需要引起關注和警惕。

美國聯盟體系的內向化對未來的國際秩序可能產生深遠影響。首先，以商貿規則為基礎的全球化逐步轉變為以算法為基礎的全球化。由于算法背后天然蘊含著設計者和主導者的意識形態色彩，因此美國聯盟體系對相異意識形態的寬容度可能下降，進而形成算法壁壘，在實質上削弱全球化。其次，美國聯盟體系內各國間針對敵對國家的民意可能同頻變化。各國通過數字平臺建設逐步實現了內部議題框架的同質化，同時各國在社交媒體、生活方式、人員流通、信息流動等方面實現互聯，因此，在將中國、俄國等塑造為敵對國的過程中，這種負面輿論觀點的流動將更加容易。最后，美國聯盟內部治理互操作性提升的同時，意味著與對手國家內部治理模式更加難以兼容，這可能導致未來的國際格局走向陣營化。

隨著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關系加強，更應重視美國聯盟體系凝聚力形態變革造成的戰略后果。首先，基于為第三國提供物質收益的楔子戰略效用可能呈下降趨勢。楔子戰略是分化美國聯盟的主要邏輯，但在美國聯盟體系內部治理互嵌的趨勢下，聯盟認同與民眾的生活方式緊密相關。因此，可以更多探索基于軟實力塑造的楔子戰略，更多從治理能力、數字平臺規范、加強信息和人員溝通等方面降低第三方的疑慮心態。其次，潛在的伙伴國是美國聯盟體系的外圍，是中國擴展戰略空間的前沿地帶。美國正通過構造數字治理平臺將聯盟“外圍”國家納入其中，這將進一步壓縮中國的周邊戰略環境，而中國可以加強自身的數字治理平臺，提升與這些國家的治理互操作性來擴展合作范圍。最后，治理互操作性重構了關于開放和安全的內在邏輯關系，進行大戰略設計時應將該項要素考慮在內。數字時代的開放已不僅局限于人員和商品的流動上，其更多在于數字治理工具和治理觀念的銜接，二者在本質上是治理互操作性提升的過程?？梢哉f，如果安全是互操作性所帶來的包容性，那么開放本質上是通過提升互操作性以重塑安全的最主要手段。

本項研究呈現了數字時代互操作性提升所造成的聯盟凝聚力形態變革邏輯，并在近年來美國聯盟體系通過數字平臺化實現內部治理互嵌的趨勢上得到了印證。然而，由于這一趨勢仍處于發展演變的過程中，未來如何界定其性質仍有不確定性。本文的研究啟發我們可供進一步研究的幾個方面：首先，數字與人工智能時代相較傳統時代存在不同的聯盟內戰略溝通模式，這種溝通模式的形態及其對聯盟存續邏輯的影響；其次，社會層次與國家治理層次上的趨同與互嵌，是數字時代西方各國出現的新趨勢，這對聯盟內部溝通和外部溝通將造成何種影響；最后，美國聯盟凝聚力形態內向化對中美戰略競爭造成何種影響，中國如何應對這一現象？以上問題的答案均需要嚴謹的研究來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