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戰略競爭背景下美國戰備概念的演進

吳瑞芳

【內容提要】 美國的戰備觀念基于國家安全預判、直接關聯國防戰略并影響國防預算，但其核心概念并無國家層面的法律定義，在跨部門運用中出現內涵外延、層級劃分及適用范圍等領域的多重釋義，這種動態的概念切換常常引發爭議。自2011 年時任國防部長蓋茨提出“空心部隊”警告論以來，美國官方和學界大肆渲染“戰備危機”，熱議話題此起彼伏。本文從美國國會研究服務局及國防部官方文件等資料入手，透過戰備概念爭議現象分析原因，探討當前大國戰略競爭背景下美國戰備概念演進特征對我啟示，形成了三點認識：一是戰備概念爭議的表象是戰備配合國家戰略調整的動態需求保持可塑性和開放性，通過國會立法和預算編制等途徑完成資源運籌管理并實現服務國家安全的使命，其實質卻是美國超前預置戰備方略、爭取防務資源、維持全球絕對軍事優勢的霸權慣性；二是戰備概念演進呈現狹義化特征，運維與軍事人員等典型狹義戰備要素預算占比未受研發、測試和評估項目投入增長的影響，相反軍事人員素養和權益保障投入逆勢提升；三是美國應對“戰略競爭對手”的戰備觀念所突顯的危機意識和自我糾正驅動力、穩規模與高科技為核心的內涵式發展態勢、突出對自然人作為原始戰備因素投入等新思維邏輯，值得進一步關注和深究。

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后，大國博弈競爭加速升級，拜登政府2022 年發布的《美國國防戰略》繼續將大國競爭置于戰略層級，以抓住新的戰略機遇、維護美國國家安全為目標，首次將戰略與資源作為整體進行審視，全力應對未來幾十年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①DoD, “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ctober 27, 2022, p.III,https://media.defense.gov/2022/Oct/27/2003103845/-1/-1/1/2022-NATIONAL-DEFENSE-STRATEGYNPR%0 2MDR.PDF.并宣布建立新的戰略性戰備框架。②Ibid., p.18.在大國關系走入“一個戰略競爭的新時代”背景下，③秦亞青等：《全球治理新形勢下大國的競爭與合作》，《國際論壇》2022 年第 2 期，第17 頁。美國的戰備概念必然不會局限于狹義防務領域，其與美國的國家戰略、軍事文化、科學技術、經濟水平、社會現狀等要素密切相關，實現戰備并保持戰備水平愈發成為美國在全球實施包括遏制、威懾、談判、作戰等一切霸權行動的前提和基礎。由于戰備沒有國家立法層面的統一規范概念，美國國會、國防部和相關各方對戰備的覆蓋范圍、層級劃分等內容進行本部門的闡釋和應用，特別自2011 年“戰備危機”話題被重新挑起以來，戰備概念在跨部門、跨領域使用時出現層級混淆、邊界不清、優先級沖突等矛盾爭議，甚至本部門和同一系統談及戰備時也因概念切換和連貫性缺失產生歧義，對國防預算編制、戰備報告有效性、戰備效果評估等核心關注事項形成直接制約。2018 年的《美國國防戰略》就已經把“恢復戰備”（restore readiness）和“重建戰備”（rebuilding readiness）作為緊跟形勢任務需求、建設強大聯合部隊的首要一步，④DoD,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SA,” 2018, pp.1-5,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mod=article_inline; 另參見RAND, “The Demand for Responsiveness in Past U.S. Military Operations,” 2021, p.vii,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4200/RR4280/RAND_RR4280.pdf。既彰顯了戰備在國防戰略總體布局中的突出地位，也表明了美國國防部積極改進戰備狀態的決心意志。美國國會同樣認為，戰備的“概念含糊性”（definitional ambiguity）干擾其對軍隊情況的判斷并由此影響決策制定，戰備概念的爭議遂成為國會關于戰備問題的三大重點關注之一。⑤CRS, “Military Readiness: DOD 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Requirements,” October 26, 2022,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2240, 文中提到的另外兩個關注點分別是戰備報告信息的有效性和國防部關于戰備報告要求的完成度。

戰后以來，美國就已從國家安全高度把戰備放在國家安全戰略的首位。⑥石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思想根源》，《國際政治研究》2021 年第1 期，第18 頁。即便地位作用如此重要，戰備概念的爭議仍然廣泛存在，其中的現實合理性及深層次原因富于研究價值。美國的戰備問題研究既跨領域又涉及多個維度，國內研究或聚焦戰備體制機制運行，①楊磊、胡博：《美國國防戰備體制特點淺析》，《國防》2019 年第10 期?；騻戎赜趹饌湓u估標準化特點分析，②付東、齊飛、崔莉等：《美軍戰備評估標準化特點探析》，《軍事運籌與評估》2022 年第4 期。也有學者關注戰備某一要素或具體領域，如航母戰備、海外物資儲備戰備、外語戰備、家庭戰備等，對美國戰備的整體把握和理念思維等宏觀層面的研究還有廣闊的深進空間，尤其對戰備涉及跨領域使用時的概念分歧需要進一步剖析。為了避免預設情境或自帶主觀預判，更好地“將研究重心下沉，把觀察的觸角延伸，從而觸摸當下美利堅脈搏的真實律動”，③吳白乙：《美國研究要堅持人民史觀》，《美國研究》2018 年第1 期，第10 頁。本文以美國國會研究服務局（以下簡稱CRS）戰備相關報告為研究的經線，以國防部文件、國防部高級官員講話、智庫研究報告、國會聽證會等官方資料為緯線，通過觀點比對、數據印證等批判性的觀察方式，探究戰備概念的動態爭議特質和內核本質，解讀分析大國戰略競爭背景下美國戰備概念的演進特征，嘗試從防務資源配置角度對美國國家安全和國防戰略布局作出分析并闡發對我啟示。

一、美國戰備概念的動態爭議及理論闡釋

美國國防部是建設和維持戰備的第一責任人，依法享有對戰備術語的最高解釋權，但在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下，國會依據憲法為國防部審批資源、管理并約束軍事力量發展，因而國會對戰備概念的解釋和運用直接影響國防預算分配和戰備撥款決策，靈敏地反映了各個時期美國戰備政策的發展走向。同時，各類智庫和相關領域研究者也在影響國會決策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戰備概念在國防預算擬制、體現美國國家戰備意志的頂層規劃中必然涉及跨部門、跨領域使用，各方的不同定義方式往往引發爭議。

（一）戰備內涵整體把握層面的爭議

依據CRS 文獻考證，美國國會和國防部使用戰備術語始于19 世紀30 年代，用于討論軍事人員、訓練、裝備和其他相關活動的狀態，但戰備概念隨著時間推移不斷演進，內涵也隨之發生了變化。④CRS, “The Fundamentals of Military Readiness,” October 2, 2020,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6559.討論戰備概念，首先需要把握戰備的整體內涵，戰備問題研究也應當建立在對戰備定義和作用范疇形成共識的基礎上，而這恰是當前難以跨越的一道障礙。由于討論各方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同，戰備概念被賦予了多樣的形態和各異的用途。美國國防部將戰備定義為“軍事力量作戰和完成指定任務的能力”，①“The Ability of Military Forces to Fight and Meet the Demands of Assigned Missions,” quoted from JP 1-02: DOD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Washington D.C.: Joint Chiefs of Staff,November 2019, p.180.戰備內涵和外延并不固定，需要結合國防部具體討論事項的特定語境來分析。美國國會的戰備話題討論普遍沿用廣義戰備和狹義戰備的概念劃分，②CRS, “Defining Readiness: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June 14, 2017,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4867.廣義戰備考量國家戰略、軍事文化和長期利益，狹義戰備以軍隊規模結構不變為前提聚焦當下能力提升。智庫和學者方面，時任哥倫比亞大學薩爾茨曼戰爭與和平研究所（SIWPS）所長理查德·貝茨（Richard Betts）1995 年出版的經典專著《軍隊戰備：概念，選擇，結果》中，對戰備的概念認識頗為深刻且具備普遍的啟發性，“或許人們并不知道戰備是什么，但是當他看到戰備的情形，會意識到這就是戰備。更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恰是那些沒做到的，我們會認識到是應當在戰備工作中補充加強的”。③Richard K. Betts, Military Readiness: Concepts, Choices, Consequences,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5, p.5.貝茨富于哲理性的論斷揭示了美國戰備問題研究始終受到強烈的危機意識驅使，對未雨綢繆、超前預置和超遠預設極度關注，也指出了戰備事項和戰備要素深遠的覆蓋范圍。2014 年，美國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CSBA）發布高級研究員托德·哈里森（Todd Harrison）發表報告《戰備再思考》（Rethinking Readiness）。這項美國戰備問題研究領域影響廣泛的報告同樣認為，雖然對戰備的重要性早已達成共識，但戰備基本概念仍沒有固定答案，因為戰備可以指部隊訓練水平和軍事人員配備程度，也可以指裝備維護程度和軍需物資供應能力，戰備程度可以是低水平也可以是高水平，但幾乎不可能達到很高的程度。④Todd Harrison, “Rethinking Readiness,”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Fall 2014, p.38, https://csbaonline.org/uploads/documents/Rethinking-Readiness.pdf.由此可見，職能部門對戰備內涵的把握更傾向于實用性，而智庫學者的思考更具備抽象性和啟發意義。

（二）戰備具體定義和層級劃分層面的爭議

值得注意的是，國防部的戰備定義具有典型的能力導向特征，跳過準備過程，直接指準備完畢、能打能勝的積極狀態。歷年來各版美國《國防部軍事及相關術語字典》中戰備術語都使用“readiness”而非“preparedness”。①JP 1-02: DOD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Washington D.C.: Joint Chiefs of Staff,February 2016, p.195; DOD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November 2019, p.180; DOD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May 2022, p.179.在美軍參聯會主席的戰備體系里，戰備分為戰略戰備、作戰戰備、戰術戰備三個層級，無論在哪個層級，部隊完成上級賦予任務的能力始終是美軍界定戰備概念所遵循的主線。②DoD, “CJCS Guide to the Chairman’s Readiness System,” November 2010, pp.1-2, quoted from Todd Harrison, “Rethinking Readiness,”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Fall 2014, p.38.根據2011 年《美國國家軍事戰略》報告，戰備指“完成作戰指揮員賦予任務所需的提供和整合資源的能力”，該版本的定義同樣使用了戰略、戰役、戰術的戰備分級方式。③DoD,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1,” February 2011,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1-National-Military-Strategy.pdf.與此同時，依據國會的廣義和狹義劃分方法，廣義上的戰備概念被用來描述軍隊遂行國家所賦予各種任務的能力，幾乎包括軍隊職能的每個方面，如軍隊規模結構、裝備現代化程度、戰備問題等；相對狹義層面，戰備僅被用來指代軍隊能力的某一方面，是從屬于廣義戰備的低一層級概念。狹義概念里的戰備應當與軍隊架構、現代化程度等其他軍事因素平行考量，事實上在很多戰備討論案例中，即便是美國官方機構和業內研究者也常?；煜拍顚蛹?、甚至引起誤解。④CRS,“The Fundamentals of Military Readiness,” October 2, 2020.本文依據2017 年CRS 報告《定義戰備：背景和國會關注》，對美國國會的戰備觀梳理后作表1 展示。

表1 美國國會戰備概念的二分法簡明圖示

美國國會積極借助CRS 報告為其戰備概念釋義尋求學理支撐。如CRS 援引理查德1995 年經典專著中的相關論述來印證國會的戰備概念分類，即“結構性戰備”術語對應國會的廣義戰備，“行動戰備”對應狹義戰備。2017 年，美國海軍陸戰隊格倫·沃爾特斯上將（Glenn Walters）使用了“機制性戰備”（institutional readiness）和“單位力量戰備”（unit readiness）術語，分別對應國會的廣義戰備和狹義戰備。①CRS, “Defining Readiness: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June 14, 2017.其中，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機制性戰備”由五個方面要素組成，分別是單位作量戰備、滿足聯合作戰要求的現有能力和未來潛力、高素質軍事人員、軍用設備安裝能力及裝備現代化程度。前國防部高級官員布拉德·卡森（Brad Carson）和摩根·普盧默（Morgan Plummer）使用“戰略戰備”和“軍事力量戰備”概念，也分別對應廣義和狹義戰備。②Ibid.上述對戰備術語不同領域、不同維度的闡釋均普遍認同一個觀點，即廣義戰備是指軍隊全方位履行職責的能力，狹義戰備則描述軍隊規模和裝備狀態保持不變的前提下，軍隊完成任務的能力。假定保持軍力規模和結構相對固定，國防部的定義僅指向狹義戰備；相反，如果設定軍力規模和結構圍繞滿足“完成所賦予任務”的需要而相應變化，該定義將包括更廣義的戰備要素，遠遠超出狹義戰備概念。由于廣義和狹義戰備概念劃分在內核上相互依存且緊密關聯，難以清晰區分邊界，因此廣義和狹義戰備概念的定義分歧一直未能有效解決。如果說國防部“軍事力量作戰和完成指定任務的能力”的定義過于寬泛，無法清晰指導戰備建設，也不能有效服務國會決策，實際上國會對戰備問題的辯論也難以形成邏輯閉環，對預算擬制和指導戰備建設等事項形成制約。

（三）戰備層級和戰備要素價值評估領域的爭議

戰備概念分歧也體現在戰備層級和戰備要素的價值評估和優先級排序上。著名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專家加里·施密特（Gary Schmitt）把狹義戰備稱為“行動戰備”，認為“如果沒有行動能力作為基礎，行動戰備將毫無意義，還有可能帶來危險”，所以相對而言廣義戰備更加重要。③Gary Schmitt, “Contrary to Optimistic Claims, Military Has a Readiness Crisis,” The Hill, August 19, 2016, https://thehill.com/blogs/congress-blog/foreign-policy/291974-contrary-to-optimistic-claimsmilitary-has-a-readiness/.前國防部審計官羅伯特·黑爾（Robert Hale）持相左意見，認為“小戰備”即狹義戰備更有價值。④Robert Hale, “Defense Priorities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February 21,2017, quoted from CRS,“Defining Readiness: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June 14, 2017.CRS 報告《定義戰備：背景和國會關注》研究認為，在某些特定軍事任務中，狹義戰備水平完成程度越高，例如軍事人員更加訓練有素，可以一定程度上抵消裝備和技術上的劣勢；同樣，軍隊在數量規模和武器先進程度上實現高度戰備，也可以彌補諸如訓練演練不足或者實戰經驗缺乏的短板。戰備定義側重不同，直接影響國防預算相關項目的資金投放。例如從狹義戰備觀出發，運維費（O&M）作為典型開支項目會得到更快更穩定的撥款；如果根據資源投入數量評估戰備完成狀況，會導致關注重點放在證明資源投入的必要性上，似乎能夠得出“戰備效果和經費投入成正比”的邏輯關系。實際上，增加資源投入，戰備水平是否提高取決于更加復雜的評判體系。即便從狹義層面看，很多獨立、完整且高價值的運維預算項目有時也不一定和戰備概念直接關聯，例如美國針對高中生的初級后備軍官訓練團（Junior ROTC）資助項目，雖然是隸屬于運維的預算子項目，但其目標是長遠規劃、儲備未來的軍官人選，并不具備直接的狹義戰備意義。何種層級的戰備要素更加具備資源傾斜意義，即便在同一時期、相同情境下，相關各方由于代表領域不同，其優先級排序也可能普遍存在爭議。即便如此，上述分析只是為廣義和狹義戰備粗略框定范疇，各層級、各要素及具體預算子項目之間并不絕對割裂或對立。①CRS, “Defining Readiness: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June 14, 2017.廣義戰備和狹義戰備，直接戰備和間接戰備，定義的多元思路實則帶來更為全面的辯證考量。

二、美國戰備概念動態演進的原因及本質

戰備的關鍵要素被多維度闡述，既是國會擬制國防預算的重要依據，也跟進服務國家戰略調整，甚至被用來制造戰備危機爭議并強化資源虹吸效應，維持美國在全球的軍事絕對優勢，呈現出極強的可塑性和適用性，能夠最大程度地實現其服務國家戰略的使命。

（一）國防預算動態調整要求戰備概念具備開放性

戰備概念討論的落腳點是如何更好地服務國會決策，而國會戰備研究的首要關切是國防預算擬制，以及如何為防務資源配置提供最優支持、更好地通過預算杠桿提升軍隊戰備水平。哈里森在專題研究報告《戰備再思考》中認為，討論國防預算的本質就是討論戰備，因為國防預算必然關聯戰備的某方面因素，②Todd Harrison, “Rethinking Readiness,”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Fall 2014, p.38.可見戰備概念演進的核心還是防務資源管理和配置。美國國會通過戰備概念解構和重新建構的反復循環，力求達成防務資源分配的最優方案，助力實現理想化戰備水平。但戰備的外在體現絕不僅僅是武器裝備使用維護、先進國防科技研發、軍事基礎設施建設及后勤保障能力鞏固提升，而是所有軍事力量要素以及影響各要素發揮作用的其他相關因素的大集成和大平衡，并且各個時期不同利益方對戰備概念的不同闡述同樣作用于資源分配和走向。防務資源的配置和平衡、國防預算的總額和預算項目占比、國防戰略和國家戰略制定，是戰備核心本質由表及里的逐步遞進。正如美國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所戰略研究中心（CSR, INSS of NDU）2017 年研究指出，階段時期內的防務資源永遠都是有限的，能否以現有資源生成高度的戰備能力，直接關系到美國的國家安全，資源的稀缺性也決定了不可能同時滿足所有戰備需求，因此需要平衡風險、把握優先級，根據國家和軍事戰略需求調整資源分配方案。①Laura J. Junor, “Managing Military Readines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Strategic Perspectives, No. 23, Washington, D.C.: NDU Press, February 2017, https://inss.ndu.edu/Portals/68/Documents/stratperspective/inss/Strategic-Perspectives-23.pdf?ver=2017-02-07-160518-893.從狹義戰備的角度出發，該研究指出了管理和配置現役作戰力量作為稀缺資源的重要性，強調為了確保國家安全，“國防部必須在全球范圍內平衡可調遣部隊的部署需求和實際部署能力”。②Ibid.2020 年CRS 報告在討論戰備基本要義時指出，不論戰備概念如何演進，“戰備往往是防務預算辯論的核心”。③CRS, “The Fundamentals of Military Readiness,” October 2, 2020.戰備作為防務資源管理和配置議題的關鍵性不斷被印證。

（二）國家戰略意圖調整要求戰備概念具備可塑性

美國的戰備概念運用超越了狹義的軍事術語范疇。如前文所述，戰備雖然沒有國家層面的法律釋義，但國防部不但對戰備概念做出了定義，④“The Ability of Military Forces to Fight and Meet the Demands of Assigned Missions,” quoted from JP 1-02: DOD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Washington D.C.: Joint Chiefs of Staff,November 2019, p.180.而且進一步指出軍隊完成的“指定任務”（assigned missions）特指實現美國國家戰略（national strategy），而國家戰略又包括國家軍事戰略（NMS）、國防戰略（NDS）、國家安全戰略（NSS）等三項戰略目標，⑤CRS, “The Fundamentals of Military Readiness,” October 2, 2020.這些戰略概念和實現途徑又必然隨著國際和國內安全環境變化而不斷調整?；貧w貝茨提出的戰備三要義，即戰備目的、戰備時間、戰備主體，⑥Richard K. Betts, Military Readiness: Concepts, Choices, Consequences,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5, p.33.如果目標、時間、主體對象不同，即便是國防部明確定義的戰備概念也必然相應作出調整且一定會動態配合。國家戰略意圖轉移和防務政策調整，要求戰備釋義做到實時服從和及時支撐。利益各方從不同維度出發，窮盡戰備服務國防的可能性，表面上看似矛盾突出、爭議不斷，實則有助于激發戰備服務國家安全的最大潛能。國會為了確保國防部得到最恰當的防務資源支持，同時監督國防部對聯邦資源的有效使用，也會相應調整戰備概念的使用，始終確保戰備概念具備適度的彈性和韌性。極端情況下，假定國會從單一維度使用戰備概念，將直接導致戰備效果的極化差異：在某單一財年國防預算一定的前提下，國防部增加運維費預算而軍購經費維持不變，從狹義層面觀察會認為既定軍費已最大化地增強了戰備水平，從廣義維度觀察，就會認為預算嚴重短缺。因此在實際操作中，為實現服務國會立法和審批預算的使命，美國戰備概念的動態演進，在每個時期都根據特定時限、圍繞國家戰略選擇的具體情境來闡述。

（三）戰備危機爭議生動揭示戰備概念存在爭議的本質

美國的戰備危機話題最早誕生于1980 年，①時任陸軍參謀長愛德華邁耶（Edward C. Meyer）1980 年首次提出“空心部隊”概念，描述越戰后美國陸軍面臨的戰備危機。參見Todd Harrison, “Rethinking Readiness,”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Fall 2014。隨后在20 世紀90 年代又一次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②Jack Miller, “Hollow Force: The Tradeoff between Readiness and Modernization,” August 24, 2014,Modern War Institute at West point, https://mwi.usma.edu/hollow-force/.2011 年8 月初，奧巴馬總統簽署頒布《2011 年預算控制法案》，計劃對國防預算特別是國防部可自由支配經費進行長達10 年的大額限制，③十年期的大額限制是指計劃在2011 至2021 財年期間削減預算4900 億美元，作為對比，2011 財年預算總額為6870 億美元，即此次削減幅度超過2011 財年預算的71%。數據參見“Budget Control Act of 2011，”Public Law 112-25-AUG. 2, 2011, https:www.congress.gov/112/plaws/publ25/PLAW-112publ25.pdf。直接觸發了本次戰備危機爭議；當年5 月，該法案尚在國會審議期間，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認為這種“切香腸式”（salami-slicing）的經費削減將導致美國再次面臨“空心部隊”危機；④Robert Gates, “Speech to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May 24, 2011, https://www.americanrhetoric.com/speeches/robertgatesamericanenterpriseinstitute.htm.7 月，萊昂·帕內塔（Leen Panetta）在接任美國國防部長的就職典禮上宣稱，即使美國國內面臨財政挑戰，他的任期內也不會出現“空心部隊”危機；同年8 月底，美國陸軍上將、中央情報局局長戴維·彼得雷烏斯（David Petraeus）在其退役演說中嚴正提出，美國正面臨著“空心陸軍”危機，①General David Petraeus, “Military Farewell Retirement Address,” August 31, 2011, https://www.americanrhetoric.com/speeches/davidpetraeusretirementspeech.htm.戰備危機爭議就此迅速升級。2013 年，帕內塔態度急轉，改口稱“經費預算的不確定性或將導致過去十幾年來最嚴重的戰備危機”，將戰備危機挑戰渲染到了極致。②Leon Panetta, “Statement on the Attacks on the U.S. Facilities in Benghazi, Libya before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February 7, 2013, quoted from CRS, “Defining Readiness: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June 14, 2017.2016 年，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高級研究員賈斯汀·約翰遜（Justin Johnson）斷言美軍面臨全球范圍內的各種危機挑戰；③Justin Johnson, “The Military’s Real Readiness Crisis; Petraeus & O’Hanlon Are Wrong,” Breaking Defense, August 17, 2016.前美國陸軍上將卡特·漢姆（Carter Ham）認為，“美軍已實現戰備”的論斷很大程度上只是2016 年美國針對反恐的戰備完成度，真實的軍隊規模和訓練程度遠不足以保障美國國家安全；④Carter Ham, “The Army’s Coming Readiness Challenge Is No Myth,” Defense One, August 12,2016.相反，2017 年時任美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資深專家的托德·哈里森（Todd Harrison）認為戰備危機并不存在，所謂危機狀況只是軍事力量結構出現嚴重問題；⑤Todd Harrison, “Trump’s Bigger Military Won’t Necessarily Make the US Stronger or Safer,” Defense One, March 16, 2017, https://www.defenseone.com/ideas/2017/03/trumps-bigger-military-wont-necessarilymake-us-stronger-or-safer/136212/.戴維·彼得雷烏斯和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邁克爾·奧漢?。∕ichael O’ Hanlon）則完全否認了“美軍正面臨戰備危機”這一論斷，同時認為美軍毫無疑問依舊穩居世界第一。⑥David Petraeus and Michael O’Hanlon, “The Myth of a U.S. Military ‘Readiness’ Crisis,”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0, 2016.美國是否面臨戰備危機，取決于戰備的概念和內涵，更在于定義者的出發點及其所代表的領域，主要存在以下兩方面原因。

一是集優資源、鞏固全球絕對軍事優勢的需要。哈里森認為，美國面臨的挑戰在于維持戰備資源投入的平衡，使之既能夠適應資源緊縮的狀況，又能為國防戰略提供充分支持。一旦戰備資源分配失衡，就可能引發戰備危機。⑦Todd Harrison, “Rethinking Readiness,”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Fall 2014, p.108.但是一方面，至少自二戰以來，美國不論是GDP 總量還是國防預算總額，均在全球范圍內居于絕對首位，擁有降維打擊式的防務資源優勢。根據國防部2023 年3 月公布數據，美國2024 財年國防預算申請8420 億美元，對比 2023 財年公布的 8160 億美元增加了 260 億美元，增幅為3.2%；與 2022 財年執行水平相比，2024 財年國防預算增長了近 1000 億美元，兩年間漲幅高達13.4%。①DoD, “Defense Budget Overview-FY2024 Budget Request,” March 13, 2023, https://comptroller.defense.gov/Portals/45/Documents/defbudget/FY2024/FY2024_Budget_Request_Overview_Book.pdf.另一方面，美國國內不斷掀起以“空心部隊”為代表的戰備危機熱議話題，稱美軍戰備水平被嚴重削弱并呈下降趨勢，宣稱要“恢復”和“重建”戰備。然而從內核到表象，既沒有發現防務資源危機，也不存在分配失衡，更未出現戰略層面的誤判或重心偏移。恰恰相反，美國以全球管控、超前預設的霸權思維，從大國戰略競爭和國家安全高度對戰備問題給予重視和傾斜，對全球范圍內呈快速上升趨勢的經濟體嚴防死守、抵近遏制，以維持其絕對軍事優勢。②DoD, “Defense Budget Overview-FY2024 Budget Request,” March 13, 2023, https://comptroller.defense.gov/Portals/45/Documents/defbudget/FY2024/FY2024_Budget_Request_Overview_Book.pdf.

二是兵員短缺的現實挑戰。從戰備話題新的關注熱點觀察，兵員短缺或是美國當前面臨的現實困境。2023 年4 月19 日，眾議院軍事委員會戰備分委員會（House Armed Services Subcommittee on Readiness）舉辦的聽證會上，時任陸軍副參謀長蘭迪·喬治（Randy A. George）上將公布，陸軍預計2023 年僅能招募到5.5 萬名新兵，相比計劃員額短缺了1 萬名；時任海軍作戰部副部長麗莎·弗蘭切蒂（Lisa M.Franchetti）海軍上將稱，海軍同期應征入伍新兵缺額0.6 萬名；時任空軍副參謀長大衛·阿爾文（David Allvin）空軍上將也承認，空軍現役和預備役總共預計將缺員1萬。③DoD, “Vice Chiefs Talk Recruiting Shortfalls, Readiness Issues,” April 20,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3369472/vice-chiefs-talk-recruiting-shortfalls-readiness-issues/.本場聽證會發言的3 名美軍上將均在當年得到晉升，也為其觀點延續性提供了佐證。具體為：蘭迪·喬治于2023年9 月升任美國陸軍參謀長，麗莎·弗蘭切蒂于2023 年9 月升任海軍作戰部部長，大衛·阿爾文2023 年11 月升任空軍參謀長。兵員是戰備最原始、最基本的要素，僅擁有隊伍規模遠遠不夠，作戰和訓練是實現戰備、完成美國全球和全域作戰任務的必要前提。美國當前在全球140 多個國家部署了超過13.7 萬名現役軍人，如果征兵難題無法解決，現有軍事部署狀態將不得不逐步收縮。海軍上將弗蘭切蒂表示，海軍戰備必須基于人的要素，而美國海軍必須提升軍人服役質量和個人職業發展后勁，改善軍人住房、子女保育教育等條件。①DoD, “Vice Chiefs Talk Recruiting Shortfalls, Readiness Issues,” April 20, 2023,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3369472/vice-chiefs-talk-recruiting-shortfalls-readiness-issues/.實際上，兵員不足、征兵困難并非2023 年的新話題，從國會2022 年就已經研究設置新的軍人“基本需求津貼”（BNA）、2023 年2 月頒布加強軍人和軍人家庭戰備法案可以得到印證。兵員問題已經成為美國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進一步保障軍人權益、吸引國民參軍的實際舉措已經在實施當中。綜上分析，所謂戰備危機，只是美國利用戰備概念爭議塑造態勢、呼吁關注、集聚資源，從而維持其全球絕對軍事優勢的手段之一。

三、近年來美國戰備概念的演進特征分析

當前，美國戰備研究的關注點更多聚焦狹義概念上的戰備，即便提及廣義戰備，往往以假定狹義戰備已完全實現為基礎。②CRS, “Defining Readiness: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June 14, 2017.作為典型的狹義戰備要素，運維費基本體量維持穩定并逐年小幅增長的同時，廣義戰備要素軍購費占比則呈現微降態勢，軍事人員素養提升和軍人及軍人家庭戰備正通過立法得到加強。美國國會還尋求通過立法途徑為戰備定義，但由于美國國防戰略動態調整等因素，此愿景或無法短期內實現。

（一）戰備概念討論和戰備建設呈現狹義化特征

第一，戰備基本概念的狹義化闡釋。2020 年《戰備的基本要義》從廣義角度將戰備過程描述為，“軍事部門在一定時間內進行戰備建設并維持戰備水平，且這些部門的戰備核心是執行作戰任務的軍事人員”。③CRS, “The Fundamentals of Military Readiness,” October 2, 2020.2022 年《軍隊戰備：國防部評估和報告要求》進一步指出，戰備概念更多地被用于指代特定任務部隊成功遂行其天然職責使命的能力。④CRS, “Military Readiness: DOD 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Requirements,” October 26, 2022.在這種戰備概念闡釋角度下，往往假定軍隊規模、力量結構和裝備類型保持不變，戰備概念很大程度上被用來描述人員編配和訓練水平，或特指物質資源的可獲取程度及維護水平。圖1 整編自《戰備的基本要義》附表A《戰備能力生成要素》。該表描繪了狹義戰備的生成要素，而非全面體現戰備概念的整體樣貌。

圖1 戰備能力生成要素示意圖

第二，戰備建設步驟分解狹義化?！稇饌涞幕疽x》從國會視角將戰備建設分為三個基本部分：首先是初始戰備，包括初級階段的訓練和測試，并提供適當資源保障，以促進作戰人員能發展到更高一級的訓練；下一步是強化戰備，為戰備相關的個人和單位提供高一層級的訓練、測試和適當的保障，以便作戰人員能夠勝任相關任務，并能夠伴隨作戰部隊同期部署；第三層級是維持戰備，即在作戰部隊部署前和部署后，持續組織訓練并提供資源保障，確保部隊始終保持戰備狀態，隨時可以受領下一階段作戰任務。三級戰備水平環環相扣，討論部隊作戰力量的建設、加強和維護，實際上是將作戰力形成這一單項戰備因素，與其他軍事因素（如軍隊架構和現代化程度）作為平級概念討論，是戰備概念狹義化使用的實例。這項報告中對戰備概念的釋義代表了美國最高立法機構的權威解讀，戰備生成的步驟緊扣狹義戰備的各個環節，廣義戰備概念的要素并未得到體現。

第三，狹義戰備要素在國防預算中的占比呈現小幅漲勢。依據美國國防部定義，運維費可細分為四個預算子項目：部隊運行、國防動員、訓練招募、行政管理和支持類活動，其預算經費適用于維護服務、民事人員薪酬、差旅、小規模軍事基建工程、訓練教育、軍事倉庫維護、部隊日常營運資金、基地運行支持等相關科目。①Defense Acquisition University, “Operations and Maintenance (O&M) Funds,” DAU, July 1, 2020,CRS, “The Fundamentals of Military Readiness,” October 2, 2020.以上分類幾乎涵蓋了軍隊維持基本面運行的每個維度，因而國會和國防部通常都高度認可“運維類撥款本身就是戰備”這個理念。②CRS, “The Fundamentals of Military Readiness,” October 2, 2020.國防部每年向國會提出申請，要求批準并授權撥付高達數千億美元的運維費，如2021 財年，國防部申請了高達2900 億美元的運維費，約相當于國防部該財年可自主支配經費的41%。運維投入的穩定高占比反映了美軍維持當前規模、致力于軍事訓練和裝備維護等當下能力提升的戰備傾向。本研究從CRS官網獲取的一系列研究報告都是基于美國國會意圖向全球公布的開源信息，需要作批判性研讀，因此基于美國國防預算官方數據對2011 財年以來的運維費實際開支以圖表形式進行比對，分析實際國防開支是否與CRS 報告相呼應。其中運維費的穩定高占比可由圖2 直觀展示。

圖2 2011-2023 財年國防預算占比排名前五位的項目對比（單位：百萬美元）

為考察運維費用作為傳統開支項目的預算占比是否受到新興戰備投入項目的影響，以下分別選取狹義戰備的典型要素運維和廣義戰備的典型要素軍購作為分析對象，以《2023 財年美國國防預算概算》①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Comptroller), “National Defense Budget Estimates for FY 2023,” https://comptroller.defense.gov/Portals/45/Documents/defbudget/FY2023/FY23_Green_Book.pdf.為依據，通過比對2011 財年至2023 財年美國國防預算數據及執行數據，對其十年間經費開支（2023 財年為預算數據）占比發展趨勢作圖3 展示。

圖3 2011-2023 財年兩項典型戰備要素的國防預算占比走勢圖

分析發現，從2011 至2018 財年，國防運維費共降低了3.6 個百分點，2018 至2022 財年基本持平。2023 財年，運維項目預算3093 億美元，比2022 財年增加了19.4 億美元，增幅接近0.7 個百分點，和國防預算占比均呈現穩定上升趨勢。相反，軍購開支占比在十年間先升后降，2022 財年基本回到2011 財年的占比，2023 年預算減少4.99 億，微降0.3 個百分點。2011 年美國再次觸發“空心部隊”爭議，主要受2011 至2012 財年國防預算大幅縮減的影響，即2012 財年預算相較前一財年預算減少6.2%，2013 財年比2011 財年減少了16%。在此背景下，比對圖4 可以發現，甚至在本研究期內國防預算最低的2015 財年，相應時期的運維費并未等比縮水，運維費仍然達到了2015 財年的43.9%。綜上，美國國會對以運維為代表的狹義戰備要素高度重視，國防部預算及實際經費開支和預算也與CRS 研究報告描述相吻合。

圖4 2011-2023 財年國防預算總額對比圖

（二）軍人和軍人家庭戰備得到全面加強

如前文圖1 所示，人員是狹義戰備的三大基本要素之一，然而重視軍人和軍人家庭戰備并非美軍傳統。1973 年美國取消征兵制后，通過實行自愿兵役制極大地增加了軍人隊伍規模，但軍人家庭的重要性被嚴重忽視，削弱了軍隊士氣和戰斗力。直到1983 年，時任陸軍參謀長小約翰·亞當斯·威克姆（John A. Wickham, Jr.）上將發表了名為《陸軍軍人家庭》（TheArmyFamily）的白皮書，軍人及軍人家庭對戰備的重要性才逐漸受到關注。①DoD, “Military Family Readiness System: Supporting Military Family Well-being,” August 28,2018, https://nap.nationalacademies.org/resource/25380/Department%20of%20Defense%20Military%20 Family%20Readiness%20System-thompson.pdf.2022 年CRS 報告《軍人家庭及其財務戰備》論證通過“定期軍事補償”（RMC）條款，并設置新的“基本需求津貼”等多項保障措施提升軍人家庭基本福利，①CRS, “Military Families and Financial Readiness,” January 12, 2022,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6983/4.這還只是國會借由立法途徑來提高軍人家庭戰備一攬子方案中的一項。從國會討論可以看出，美國已將軍人家庭福利經費保障視為直接影響戰備水平的重要因素。國會通過立法對軍人家庭戰備進行監管，具體措施包括加強軍人家庭財務安全保護，向軍人和軍人家屬普及財務知識，在國家緊急狀態下或有必要時，向極端低收入家庭和需要幫助的軍人家庭提供直接經濟支持等。2023 年2 月，美國政府問責局還向美國國會委員會提交了《軍人子女保育——國防部努力向軍人家庭提供高質量、可負擔的兒童保育項目》，②GAO, “Report to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Military Child Care: DOD Efforts to Provide Affordable, Quality Care for Families,” February, 2023, https://www.gao.gov/assets/gao-23-105518.pdf.致力于為軍人家庭解決子女保育教育的現實困難，為軍人安心服役排除后顧之憂。

（三）國會積極尋求從國家立法層面厘清戰備概念

雖然戰備概念的可塑性和動態演進長期以來契合美國國防戰略的調整需要，但也由于邊界難于厘清等問題，一定程度上引發了歧義并且影響國會決策程序。為了更好地服務國會在戰備事項上的決策工作，美國國會正在致力于改變現狀，考慮給出戰備法律上的定義。③CRS, “Military Readiness: DOD 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Requirements,” October 26, 2022.同時，由于戰備概念法律釋義的長期缺位，盡管國會、國防部、研究機構各自對戰備的定義均盡量寬泛，且保留足夠的彈性和演進空間，但戰備概念在應用實踐中還是傾向于被狹義化使用，國防部內部在使用戰備概念時也出現前后不一致的情況。④Ibid.這種應用層級的誤解和認知代差既區別于戰備概念宏觀把握的爭議，也不同于概念定義方式的爭議，往往貽誤決策時機甚至加劇分歧。2022年CRS報告《軍隊戰備：國防部評估和報告要求》在闡述戰備水平評估要求之前，同樣還需要反復界定戰備概念及其適用范圍，多角度評論、分析，解剖、重構所有戰備事項的可能性和作用力。國會希望通過立法手段明確戰備概念的這一嘗試，一方面有利于國會對國防資源的管理、約束和調配，也是確保戰備各要素協調融合，從而更有效地圍繞國家戰略意圖做出呼應和配合。如果戰備各要素不能實現平衡，就可能再現1969 至1975 年美國第一次遭遇戰備危機的局面，因為問題“根本在于國防資源和國家安全承諾沒有實現平衡，導致國防部不能同時滿足戰備需求和軍隊現代化需求”。①“Yet the Underlying Problem May Have Been an Imbalance between Defense Resources and National Security Commitments that Made it Impossible for DOD to Buy Both Readiness and Modernization,” From Trends in Selected Indicators of Military Readiness,1980 Through 1993,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March 1994, pp.3-4.另一方面，由于戰備在宏觀和微觀領域的各要素內在聯動、互相制約，國會通過立法渠道定義戰備有助于實現更嚴謹的論證，維持國防預算的精準投放，做到財年預算效益的最大化，確保戰備概念始終圍繞美國國家戰略重心并服務美國國家安全。

四、大國戰略競爭背景下美國戰備概念的演進特征對我啟示

依據2022 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當前是“美國和全世界未來關鍵十年的起步階段”；②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同期發布的《美國國防戰略》強調，在這“關鍵十年”期間地緣政治、技術、經濟和環境的巨大變量影響下，要確保將戰略與資源緊緊捆綁，③DoD, “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ctober 27, 2022, p.III.全方位服務大國戰略博弈。戰備概念演進的焦點是國家資源配置策略的調整，因此在美國同樣對世界面臨前所未有之大變局作出戰略判斷的背景下，其戰備概念在爭議中不斷發展和演進所呈現出來的變量和不變量具備啟示意義。

（一）強烈的危機意識和自我糾正能力仍然是美國維持全球霸權的內驅力

自建國之初，美國始終維持高度戰備的安全戰略就已經深植其軍事文化基因之中。早在1790 年，喬治·華盛頓就表明了對戰備的極端崇尚，認為時刻做好戰爭準備是維持和平最有效的途徑之一，④George Washington, “First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 January 8, 1790, https://www.mountvernon.org/library/digitalhistory/digital-encyclopedia/article/first-annual-address-to-congress/.“尚武主義”“絕對安全意識”“戰略憂患意識”等美國傳統安全觀念都和戰備息息相關。美軍真實經歷過兩次“空心部隊”危機后，⑤CR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Hollow Forces’,” February 9, 2012,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2334.前兩次戰備危機如同“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頭頂，迫使美國時刻關注戰備形勢，預防戰備危機再次來襲。近年來，國會、國防部、智庫對戰備研究始終持續，一方面分析應對2011 年以來“戰備危機”挑戰，另一方面以強烈的危機意識為維持其全球霸主地位掃清戰備能力盲點弱項，以期實現“恢復戰備”和“重建戰備”的國防戰略目標。針對由于戰備概念動態釋義引發爭議的問題，美國不斷強化對戰備認知的創新研究，除了國防部戰備事項聽證會之外，關于戰備問題的公開研究報告包括《定義戰備：背景和國會關注》（CRS 2017）、《軍隊戰備管理》（INSS of NDU 2017）、《戰備的基本要義》（CRS 2020）、《軍隊戰備：美國國防部 2017-2019 財年投入領域變化》（GAO 2021）、《美國以往軍事行動中對反應能力的要求》（RAND 2021）、《軍隊戰備：國防部評估和報告要求》（CRS 2022）等；與此同時，國會自2022 年起就已動議為戰備從最高立法層面規范釋義。自我批判和糾正的路徑是優化提升的過程，而自我糾正機制對美國國家興衰起到關鍵作用。①趙梅：《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資中筠先生訪談錄》，《美國研究》2011 年第1 期，第23 頁。以上觀察側面表明，應理性看待近年來的美國“衰敗論”甚至“崩潰論”提法，美國軍事文化內嵌的自我糾正力任何時候都不容輕視，從辯證的視角看待相對“衰敗”，更有助于清醒認識當前美國對全球霸權的維持能力。

（二）規模相對穩定、科技含量密集、內涵更為豐富是當前美國戰備的基本特征

從防務資源投入及配置占比的角度分析可以發現，截至2023 財年，美國在應對“步步緊逼的挑戰”（pacing challenge）中尚未發生大規模增加軍購等明顯擴張性戰備行為，但對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所屬的科技創新能力預算科目經費申請給予高度支持。②CRS, “Defense Primer: RDT&E,” November 10, 2022,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0553.具體表現為，結合2011-2023 財年預算項目投入占比分析（本文圖2），盡管國防預算總額增長，但基礎性運維費持續走穩，甚至2023 財年較上一財年增加近0.7 個百分點；與之相反，2022 財年的軍購開支占比為19.2%，幾乎回到2011 財年的預算份額；2023 財年軍購預算占比18.9%，相較前一財年降低了0.3 個百分點。2023 年國防預算綠皮書也顯示，研究、開發、試驗與鑒定（RDT&E）預算從2012 財年的11.2%上升到2022 財年的15.7%，2023 財年的預算繼續高達16.8%。③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Comptroller), “National Defense Budget Estimates for FY 2023”.同時，國防部和國會關于戰備次層級概念的細分和挖掘不斷更新，出現了諸如“個人醫療戰備”④DOD Instruction (DODI) 6025-Executive Services Directorate, Individual Medical Readiness (IMR),June 9, 2014.“牙科戰備”“家庭戰備”“財務戰備”“體能戰備”“后勤戰備”①CRS, “Defining Readiness: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June 14, 2017.以及“預備役戰備”②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Improving the Readiness of the Army Reserve and National Guard:A Framework for Debate,” CBO, 1978, p.15, quoted from CRS, “The Fundamentals of Military Readiness,”October 2, 2020.“外語戰備”③陸丹云:《美軍外語戰備指數項目：戰略理念、生成流程與數據挖掘》，《外語研究》2021 年第3 期,第46 頁?！拔幕瘧饌洹雹蹹LNSEO, “Cultural Intelligence (CQ) Assessment After-Action Report,” August 30, 2016, https://www.cultureready.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019-08/CQ_DLNSEO_Aug%202016%20Report.pdf.等專項領域戰備的新提法。在上述新的戰備視角中，“家庭戰備”作為獨立詞條被收錄進了2019 年11 月版的《國防部軍事及相關術語字典》，其他新興戰備概念也被廣泛使用和傳播。綜上，聚焦軍隊規模結構不變為前提的專項能力提升，戰備內涵更加豐富，這種縱向挖潛式的發展為戰備領域拓展保留了通道，為滿足美國應對全球大變局多維多元戰備需求提供了保障。從其規模相對穩定、科技含量密集、內涵更為豐富的基本特征入手，可從戰備視角輔助研判大變局下的美國戰略布勢。

（三）更加關注戰備中人的因素是美國國家安全思維邏輯的新變量

智能化時代，不論戰爭樣式如何更新迭代，新型高端戰爭都突出強調信息技術和科技賦能，自然人在現代戰爭中的定位似乎有所淡化。但智能化和信息化的盡頭仍然是人的智慧和運籌，軍事人員是最基礎、最根本的戰備要素，軍事人員素養提升更是適應新型高端戰爭需求的必然選擇。美軍一方面需要應對兵員不足、征兵困難的挑戰，2023 年上半年國會聽證會上時任陸軍副參謀長、海軍作戰部副部長和空軍副參謀長三位美軍上將公布的兵員缺額數據可作為佐證；另一方面是國會通過設置新的“基本需求津貼”項目保障軍事人員權益，出臺一攬子措施提升軍事人員素養。通過全方位的制度保障和密集的資源傾斜，兵員短缺的困境或可緩解。而當兵員數量不再成為消極因素后，軍事人員預算的穩定投入必然作用于提升人員專業素養，從而提升戰備水平及聯合部隊戰斗力。美國近年來戰備概念演進特征反映出美軍對軍事人員關注度的上升趨勢，啟發我們關注美國國家安全思維邏輯中人的要素，跟蹤美國對軍事人員加大投入的后續舉措，更全面深刻地把握高端戰爭的制勝肌理。

結語

戰備概念的爭議映射出美國軍事文化中的危機意識，也展現了三權分立特色政治制度下美國獨有的戰備理念。戰備概念圍繞國防戰略調整作出伴隨式的變化，這種動態平衡契合了戰備服務國防戰略和國家安全的核心目標。戰備概念的爭議性同時賦予了戰備話題的開放性和成長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美國戰備體系的獨特優勢，即不會因概念固化而在國家決策層面限制相關資源，必要時還可以利用概念的爭議性制造話題。如2011 年以來“戰備危機”熱議就是美國利用戰備概念的動態爭議深度渲染、制造輿論，為集聚資源、維持全球絕對軍事優勢提供議題，確保戰備絕對服務國家戰略。

當前大國戰略競爭不斷升級的背景之下，隨著戰備認知迅速更新和理念深度創新，美國的戰備概念演進呈現出了極強的適應性：一方面概念內涵更加廣泛，軍隊實現國家戰略（包括國家軍事戰略、國防戰略和國家安全戰略）目標的全方位能力都屬于戰備范疇；另一方面次層級戰備概念更加具體，日趨細分化、專業化，對實現美國國家戰備意志形成更有力的支撐。在新型作戰力量備受推崇的今天，美軍作為基因編碼、高超音速武器、作戰機器人等顛覆性裝備研發應用的全球領先者，正對自然人作為戰備要素加大投入。如果說科技競爭是當下大國戰略競爭的高點，軍事人員競爭就是大國競爭的戰略基點，美國軍事人員全方位素養提升是未來一個時期值得特別關注的戰備研究方向。同時，跟蹤美國對戰備內涵拓展和資源配置的規劃，尤其可為大國戰備深遠經略和國防戰略超前預置提供參考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