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決策邏輯、冗余資源與數字商業模式構建

胡保亮 劉記海 劉廣 閆帥

摘 要：研究旨在探討企業如何組合戰略決策邏輯與冗余資源來構建數字商業模式。研究分析了戰略決策邏輯與冗余資源對數字商業模式構建的單獨與聯合作用。在此基礎上，通過對浙江177家企業數據應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研究了數字商業模式構建所需的戰略決策邏輯與冗余資源組態。結果顯示，企業構建數字商業模式的組態是多樣的，主要包括穩健的外部機會探索型、積極的內部條件利用型與雙元型3種類型；構建效率型數字商業模式的組態與構建新穎型數字商業模式的組態存在顯著的差異。研究結果也發現構建新穎型數字商業模式相比于構建效率型數字商業模式更強調投入企業內化的冗余資源與弱化因果邏輯影響而顯得更激進。關鍵詞：商業模式；數字商業模式；戰略決策邏輯；冗余資源；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中圖分類號：G27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7312（2024）01-0001-08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Logics，Slack Resources and

Digital Business Model：A fsQCA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of 177 Enterprises in Zhejiang

HU Baoliang，LIU Jihai，LIU Guang，YAN Shuai

（School of Management，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how firms combine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logics and slack resources for building digital business models.It examines the role of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logics and slack resources on digital business model，and uses the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study configurations of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logics and slack resources for digital business model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177 enterprises in Zhejiang Province.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diverse configurations for building digital business models，including three main types：prudent exploration of external opportunities，proactive exploitation of internal conditions，and ambidexterity；an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configurations for efficiency-centered and novelty-centered digital business models.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configurations of novelty-centered digital business model are more aggressive than configurations of efficiency-centered digital business model because they emphasize the input of absorbed slack resources and weaken the influence of causal logic.

Key words：business model；digital business model；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logics；slack resources；fsQCA

0 引言在數字化時代，諸如誰是顧客、如何為他們創造價值、如何實現盈利等決定企業生存與發展的根本問題都因數字技術有了新的答案[1]。數字技術正在從根本上改變或重塑企業的傳統商業模式[2]。企業亟須利用數字技術探索新的商業邏輯并構建能夠支撐數字化時代生存與發展的商業模式[3]?！丁笆奈濉睌底纸洕l展規劃》也明確指出，推進數字技術、應用場景和商業模式融合創新。因而企業構建適應時代發展的數字商業模式成為必然。

企業如何構建數字商業模式已經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學者們著重探討了數字商業模式構建的影響因素。顧客的數字化需求[4]、對手的數字化競爭與新興數字技術的出現，常被認為是誘發企業構建數字商業模式的影響因素。例如，CAPUTO等[5]發現數字技術浪潮、市場激烈競爭引發了靈活的公司創新自身的商業模式。

HARTING等[6]指出數據競爭激烈行業，企業會主動構建數字商業模式并充分挖掘它的潛力。然而，當前研究還存在以下2個問題。首先，現有研究著重探討了影響數字商業模式構建的企業外因，關于企業內因的研究較少，這導致研究給出的企業如何構建數字商業模式行動方案的視角與要素單一。此外，企業內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數字化動態能力上，這對于大多數企業都提出了挑戰，因為大多數企業都是非數字化原生企業，很難在短時間內發展出數字化動態能力[7]。第二，當前研究鮮有考慮數字商業模式構建影響因素的組態[8]，這不僅割裂了影響因素之間的聯系而且忽略了數字商業模式構建需要整合多個因素的事實，因此給出的企業如何構建數字商業模式的理解是簡單甚至是失真的。文中旨在通過研究數字商業模式構建所需的戰略決策邏輯與冗余資源有哪些組態這一問題，改進以上研究不足，進而提升企業如何構建數字商業模式。一方面，戰略決策邏輯與冗余資源均是數字商業模式構建的關鍵內因且均易被企業操作。具體來說，數字商業模式構建是戰略變革，因而受戰略決策邏輯影響并在戰略決策邏輯引導下開展[9]。資源作為企業開展重要戰略性創新活動的基礎，支撐著數字商業模式構建的整個過程。尤其是企業積累的冗余資源，是超出企業傳統商業模式所需，企業易掌控的、容易獲取與利用的資源，也是企業適應環境壓力與保持動態性的關鍵[10]，為構建數字商業模式提供了動力與資源。另一方面，組合戰略決策邏輯與冗余資源對于數字商業模式構建是必須的，因為數字商業模式構建同時需要戰略決策邏輯引導與冗余資源投入支撐。

1 文獻回顧與研究框架

1.1 數字商業模式商業模式是近年來不斷受到關注的一個概念。它本質上是企業的體系設計或架構安排，目的是創造、傳遞和獲取價值。長期以來，實踐非常重視效率與新穎這2種價值的創造、傳遞和獲取，學者們主張它們為主題來牽引編排目標市場、核心資源、核心流程、收入機制、成本方式等要素進行商業模式設計。相應地，學者們提出了效率型商業模式與新穎型商業模式。前者強調效率，后者強調創新[11]。數字商業模式是價值主張、價值創造和交付以及價值捕獲都體現或依賴數字技術的新商業模式[12]，即數字技術從根本上影響企業結構和開展業務的方式，從而為顧客、企業自身和合作伙伴創造價值。在當前的數字化研究中，學者們認為數字技術不僅提供了更高效率或更低成本的解決方案，還為創造新穎要素或市場提供了可能性[13]。這意味著效率和新穎仍是牽引數字商業模式設計的關鍵主題。據此，數字商業模式也可劃分為效率型與新穎型兩類。具體而言，效率型數字商業模式強調利用數字技術提升效率，如利用數字技術降低交易不確定性、簡化交易流程與減少利益相關者的交易成本。新穎型數字商業模式則強調利用數字技術進行創新，如利用數字技術探索相關者交易的新方式與開發新的細分市場[14]。值得注意的是，兩類數字商業模式并不是非此即彼，它們可能共存于同一企業中。

1.2 戰略決策邏輯與數字商業模式企業進行戰略決策遵循兩種不同的邏輯：因果邏輯和效果邏輯。因果邏輯源于理性決策觀點[15]，強調明確計劃和最大化預期收益，是一種根據預期結果選擇最優執行方案的邏輯。效果邏輯則與因果邏輯相對，它基于決策的有限理性，主張從可立即支配的資源開展行動，是手段驅動的通過不斷實踐達成目標的邏輯[16]，涵蓋手段驅動、可承受損失、伙伴關系、承認意外4項原則與組件。新的商業模式由戰略決策邏輯引導構建。在過去，學者們建議企業應通過市場研究和環境分析制定計劃，以因果邏輯構建新的商業模式。然而，隨著市場復雜性和環境動態性的提升，學者們發現企業制定完備的計劃是困難的，因而主張企業應以效果邏輯構建新的商業模式[17]。文中主要考慮效果邏輯對數字商業模式構建的影響。首先，手段驅動組件能夠誘發管理者思考并幫助企業充分發掘并釋放各種資源（例如人力、財務等一般資源和數字技術、各種數據等數字資源）在數字商業模式構建中的價值。其次，企業在數字化情境中受高度不確定性影響，導致它們對預期收益的估計遠沒有對可承受損失的計算可靠?？沙惺軗p失組件通過預先設定閾值降低了數字商業模式構建失敗的風險。第三，伙伴關系組件幫助企業從外部合作伙伴那里擴增自身資源，并提供了獲取外部合作伙伴數字化轉型經驗的機會。最后，企業構建數字商業模式是高度不確定的過程，承認意外組件有利于企業識別過程中未預料的風險，并挖掘新的市場機會。相對效果邏輯，因果邏輯盡管更加適用于引導低不確定性環境中的新商業模式構建，但它的目標導向特性對用戶需求識別、資源規劃與利用等商業模式構建的關鍵環節發揮了獨特效用[18]。近期的研究發現，因果邏輯與效果邏輯的組合有助于數字商業模式構建。因此，在主要考慮效果邏輯影響的同時也考慮因果邏輯的影響。

1.3 冗余資源與數字商業模式冗余資源是企業內部保持和控制的超出日常需求的資源。這類資源為企業帶來了諸多優勢，它們既幫助企業減輕了內部調整與外部環境變化對資源需求的壓力[19]，又為創造性戰略行為（例如數字商業模式構建）提供了額外資源。在數字商業模式構建過程中，冗余資源一方面允許和引導企業嘗試新的探索并不斷支撐著探索，另一方面作為解決沖突的資源緩沖調和了數字商業模式與傳統商業模式間的資源沖突[20]。根據存在狀態，冗余資源被劃分為未吸收冗余資源和已吸收冗余資源。未吸收冗余資源是組織中多余、非承諾的流動資源，它們具備高靈活性特征，能在數字商業模式構建過程中迅速轉換為應急性或必要性資源[21]。已吸收冗余資源是運營活動中被吸收的超額成本，是低靈活性資源。企業構建數字商業模式并不能完全脫離原有業務。已吸收冗余資源內化于企業原有運營過程，為數字商業模式的構建提供了資源基礎。這些資源通過重新部署與再開發實現新的價值，提升了數字商業模式構建的效率，抵御了環境不確定帶來的風險[22]。

1.4 戰略決策邏輯、冗余資源與數字商業模式數字商業模式構建同時需要戰略決策邏輯引導與冗余資源投入支撐。從戰略決策層面來看，數字商業模式構建被視為是一系列復雜的戰略決策，例如數字技術應用決策、數字資源使用決策、數字渠道整合決策以及合作伙伴選擇決策等。這些戰略決策是在決策邏輯的引導下制定的。然而，僅進行決策制定顯然是不夠的，數字商業模式構建還依托于戰略執行，需要資源投入。充足的資源是保證數字商業模式構建系列戰略決策高效執行的基礎。冗余資源是這些資源投入的重要來源，因為它們是易于直接使用的資源。從資源投入層面來看，數字商業模式構建是一個高資源消耗的過程。企業無論出于何種考量（長遠戰略發展的主動行為或數字化壓力的被迫行為），在不具備充足冗余資源時只能聚焦現有商業模式運營，往往缺乏條件和信心去嘗試構建數字商業模式。然而，即便具備冗余資源，企業仍會十分謹慎地進行數字商業模式構建，因為數字商業模式構建對冗余資源使用效率與效益要求極高。戰略決策邏輯正好滿足這一要求，它通過引導制定正確的戰略決策來對冗余資源進行既有效率又有效益的配置，從而滿足數字商業模式構建的需要?；谏鲜龇治?，文中構建如圖1所示的研究模型。

2 研究設計

2.1 方法選擇

選擇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fsQCA）進行研究。首先，數字商業模式構建同時受多要素共同作用，fsQCA分析方法能較好地探索現實問題復雜的因果非對稱關系[23]。其次，fsQCA方法有利于挖掘戰略決策邏輯與冗余資源影響數字商業模式構建的各類組合。

2.2 數據來源研究選擇我國浙江省的企業作為樣本。首先，浙江省企業近年來廣泛采用數字技術并進行數字化轉型，例如積極構建數字商業模式。其次，浙江省企業快速發展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它們能夠并善于在挑戰性環境中利用現有手段去達成看似不可能的目標（即它們善于實施效果邏輯）。問卷發放前，面向5家企業進行了預測試。預測試結果表明變量測量與問卷設計是恰當的。問卷調查發生于2021年4月至6月。在浙江省企業信息化促進會的幫助下進行隨機調查。指定企業的中高層管理者為問卷填寫人。207份問卷被返回?？紤]到問卷回答有規律、問卷回答人員不符要求等因素，排除了30份問卷，最終得到了177份有效問卷。177份問卷來源于多樣的企業。25.4%的企業的年齡小于8年；50.8%的企業的年齡處于（9～19）年；23.8%的企業的年齡大于20年。24.9%的企業的銷售收入小于1.5億元；32.2%的企業的銷售收入為（1.5～10）億元；20.9%的企業的銷售收入為（10～20）億元；22.0%的企業的銷售收入大于20億元。41.8%的企業來自于制造業部門；58.2%的企業來自于服務業部門。

2.3 變量測量研究采用Likert七級打分法進行變量測量。變量測量及其信度、效度分析結果見表1。通過改編Zott和Amit的量表，使用5個題項測量效率型數字商業模式以及6個題項測量新穎型數字商業模式。通過改編FUTTERER等的量表，分別使用16個題項測量效果邏輯與因果邏輯。跟隨TAN和PENG，使用3個題項測量未吸收冗余資源?；赥AN和PENG與VOSS等，也使用3個題項測量已吸收冗余資源。信效度分析結果表明，各變量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見表1。

2.4 變量校準研究采用RAGIN提出的直接校準法，參考先前的研究[24]選取案例樣本95%、50%、5%分位數對應的值作為界定條件變量和結果變量的完全隸屬點、交叉點和完全不隸屬點，并通過fsQCA 3.0軟件將原始變量數據相應賦值為從0到1的模糊隸屬度分數。

3 實證分析與結果

3.1 單個條件的必要性分析文中運用fsQCA 3.0軟件對各條件變量及其邏輯非變量進行單一條件變量的必要性檢驗。結果顯示，前因變量中最高一致性分數為0.826、低于閾值0.9（見表2），這表明任一獨立的前因條件對數字商業模式的解釋力度都是不足的[25]。因此，研究不存在單項必要的前因。

3.2 條件變量的組合分析首先，研究構建了真值表。我們以案例頻數、一致性閾值進行篩選并保留PRI一致性大于0.7的前因組合，其中案例頻數和一致性閾值分別設為1和0.8。其次，我們執行了如下操作來獲得精簡后的清晰集真值表：將一致性分數超過臨界值的前因組合指定為結果的模糊子集并賦值為1，低于臨界值的組合賦值為0。

研究通過對清晰集真值表進行標準分析來生成3種不同的解：簡約解、中間解和復雜解。通過分析，研究得到效率型和新穎型數字商業模式構建的兩類組態結果。表3和表4分別展示了7條用于構建效率型數字商業模式的組態與5條用于構建新穎型數字商業模式的組態。兩類組態結果的總體一致性分數大于0.8，并且每個組態的一致性分數均高于0.9，這表明各個組態均能充分導致數字商業模式。

3.2.1 效率型數字商業模式的組態分析結果表3展示了7個用于構建效率型數字商業模式的組態。文中對6個同時包含戰略決策邏輯與冗余資源的組態進行了分析。

C2a和C2b都強調效果邏輯（承認意外、伙伴關系）以及因果邏輯和一種類型的冗余資源。它們主張企業要充分利用意外情況（例如新興數字化技術的出現）與伙伴關系（例如合作伙伴的數字化能力）等外部要素帶來的機會構建效率型數字商業模式，即主張效率型數字商業模式是外部機會探索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它們雖然強調利用外部機會，但也強調企業應該謹慎地投入冗余資源，認為企業要么投入未吸收冗余資源、要么投入已吸收冗余資源。故可將C2a和C2b命名為穩健的外部機會探索型組態。

C3a、C3b、C3c和C3d都強調效果邏輯（手段驅動）、因果邏輯（C3d除外）和兩類冗余資源。它們主張企業可以利用現有手段（例如現有的數字化技術、手段、資源、架構等）構建效率型數字商業模式，即主張效率型數字商業模式是內部條件利用的結果。與穩健的外部機會探索型組態一致，它們也強調因果邏輯被用于構建效率型數字商業模式（C3d除外）。與穩健的外部機會探索型組態不同，它們主張企業應該積極投入冗余資源，包括未吸收冗余資源與已吸收冗余資源。故可將它們命名為積極的內部條件利用型組態。

3.2.2 新穎型數字商業模式的組態分析結果表4顯示共有5個組態被用于構建新穎型數字商業模式。它們均強調戰略決策邏輯與冗余資源的組合。

C4依賴效果邏輯（可承受損失、伙伴關系、承認意外）、因果邏輯與已吸收冗余資源。這一組態主張企業應該通過伙伴關系（例如合作伙伴的數字化經驗）與承認意外（例如新興數字化技術的出現）識別與利用外部環境中的機會來構建新穎型數字商業模式，即主張新穎型數字商業模式是外部機會探索的結果。故可將C4命名為穩健的外部機會探索型組態。C5a與C5b都強調效果邏輯（手段驅動、可承受損失）和兩類冗余資源。它們主張企業應在明確可承受損失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它們已有的手段（例如現有的數字化技術、手段、資源、架構等）以及各種冗余資源構建新穎型數字商業模式。換句話說，它們強調積極地利用內部條件構建新穎型數字商業模式，故將它們命名為積極的內部條件利用型組態。

C6a與C6b強調效果邏輯（手段驅動、伙伴關系與承認意外）、因果邏輯和未吸收冗余資源。它們不僅主張企業通過積極的利用外部伙伴關系與承認意外（外部環境變化）來構建新穎型數字商業模式，也主張通過利用現有手段（例如現有的數字化技術、手段、資源、架構等）構建新穎型數字商業模式。故將它們命名為外部機會探索與內部條件利用相結合的雙元型組態。

3.2.3效率型數字商業模式與新穎型數字商業模式的橫向比較分析

首先，通過對比C2a與C4可以發現，相較C2a，C4更加依賴已吸收冗余資源。這預示著構建新穎型數字商業模式的外部機會探索型組態比構建效率型數字商業模式的外部機會探索型組態更強調投入已吸收冗余資源，因而新穎型數字商業模式的外部機會探索型組態顯得更為激進。

其次，因果邏輯在構建效率型數字商業模式的大多數內部條件利用型組態中（即C3a、C3b與C3c）都為核心條件，而在構建新穎型數字商業模式的內部條件利用型組態中（即 C5a與C5b）要么為邊緣因果條件、要么為不相關因果條件。這預示著構建新穎型數字商業模式比構建效率型數字商業模式更弱化因果手段的限制與規范、因而更激進。第三，雙元型組態僅在構建新穎型數字商業模式時出現。雙元型組態（即C6a與C6b）強調企業不僅依賴外部機會（即伙伴關系與承認意外作為核心因果條件）而且依賴內部條件（即手段驅動作為核心因果條件），這表明構建新穎型數字商業模式更強調效果邏輯多個維度的出現與平衡。

3.3 穩健性檢驗研究通過調節一致性閾值、重新分類條件變量來檢驗結果的穩健性。首先，參照林艷等的做法[26]，研究將一致性閾值從0.8調整至0.85，分析結果沒有產生任何新的或邏輯上不兼容的解，一致性仍然高于0.9，覆蓋度指標也沒有較大的變化。其次，研究將手段驅動、可承受損失、伙伴關系和承認意外合并為效果邏輯因素進行實驗，分析結果與原有結論一致[27]。表明研究的組態分析結果具備良好的穩健性。

4 結語

1）戰略決策邏輯與冗余資源是數字商業模式構建的重要前因。研究結論顯示，戰略決策邏輯、冗余資源出現在了兩類數字商業模式的絕大多數組態中，表明它們是數字商業模式重要的影響因素。其次，效率型數字商業模式與新穎型數字商業模式的絕大多數組態都包含戰略決策邏輯與冗余資源，這表明獨立使用戰略決策邏輯或冗余資源構建數字商業模式是極其困難的。第三，企業對于效率型數字商業模式構建與新穎型數字商業模式構建是不同的。相比于效率型數字商業模式構建，新穎型數字商業模式構建更激進，表現在更加重視冗余資源投入與減少因果邏輯約束。這種激進存在的可能原因是，新穎型數字商業模式強調創新與不斷試錯，這對冗余資源的依賴度更高，以及對以目標導向為特征的因果邏輯的依賴度更低。

2）研究對數字商業模式理論有貢獻。研究發現戰略決策邏輯與冗余資源是數字商業模式的前因，為數字商業模式構建識別出了新的存在于企業內部且可操作的影響因素。進一步地，研究是組合不同前因研究數字商業模式構建的一次有益與成功的嘗試，為后續數字商業模式影響因素的組態研究提供了依據。其次，研究對效果理論有貢獻。研究探討了企業在具有冗余資源條件下如何通過效果邏輯構建數字商業模式，完善了效果邏輯發生作用的情境，并為效果理論特別是如何部署效果邏輯提供了補充。另一方面，效果理論主張因果邏輯、效果邏輯與March利用、探索之間的一對一簡單對應。研究發現了它們之間的新關系：因果與效果的組合可能與利用和探索是對應的，即March的利用和探索都可能同時包含因果邏輯與效果邏輯。

3）管理者需要時刻保持戰略決策邏輯與冗余資源敏感性并具備組合和協調兩者的意識，從而選擇契合自身的數字商業模式構建策略，更好地探索外部機會和利用內部條件。其次，管理者構建數字商業模式應避免“一刀切”，原因是不同類型數字商業模式的構建存在較大的差異。與此同時，構建同一類型的數字商業模式也可遵從不同的行為模式。例如，企業既能通過謹慎地投入冗余資源穩健地探索外部機會構建效率型數字商業模式，又可大膽投入冗余資源積極地利用內部條件構建效率型數字商業模式。第三，企業可以靈活地調整決策風格與資源條件為數字商業模式構建制定有效的方案。例如，企業既能根據自身穩健或激進的決策風格選擇投入單一或多種類型的冗余資源構建效率型數字商業模式，也能通過調整決策風格突破冗余資源的限制構建效率型數字商業模式。

4）雖然揭示了戰略決策邏輯與冗余資源的組合對數字商業模式的影響，但缺乏數字商業模式構建過程的動態性認知。未來的研究可以針對數字商業模式構建的動態過程，探討戰略決策邏輯與冗余資源動態組合問題。其次，數字商業模式的構建可能還涉及其他因素，如數字技術等不確定性因素。未來的研究需要進一步探索更多的解釋機制，從而對企業如何構建數字商業模式形成全面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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