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后”公安大學生警務化管理認知偏差及對策研究
——以M省警校為例

張云峰

(浙江警察學院公共基礎部,浙江杭州,310053)

一、引言

警校是培養公安人才的重要基地,公安大學生是未來的公安工作者。徐曉明認為,在警法類院校實行警務化管理,目的是要求學生做到紀律嚴明、令行禁止,使學生養成政治堅定、遵紀守法、廉潔奉公、艱苦奮斗、勤奮學習的高尚品質。[1]金誠認為,公安實戰能力已經從能打善拼的傳統能力向科技素養、統籌指揮、解決復雜問題能力轉型,需要培養科技素養高、法治意識強、綜合能力強的高素質警務人才。[2]“00后”是新時代的主力軍,他們有著與前輩不同的成長環境、價值觀和思維方式,體現出具有創新精神但缺乏鑒別能力,獨立意識強但交往能力一般,追求生活質量但功利色彩較濃的特點。[3]“00后”公安大學生的思維習慣直接決定了其行為模式、學習模式和生活方式,對警務化管理的人才培養成效具有直接且重大的影響。

認知偏差是指人們在知覺自身、他人或外部環境時,常因自身或情境的原因使得知覺結果出現失真的現象。在本研究中,認知偏差在數據層面表現為不同學生群體間的認知差異及與認知變量總體平均值的偏離程度,在現實層面表現為因各種主客觀因素所導致的學生對警務化管理初衷和正常價值觀的偏離。在實際工作中,警務化管理因管理理念、管理方法、管理環節中存在某些不平衡、不充分的因素,導致某些“00后”公安大學生對警務化管理產生認知偏差,影響他們對公安工作的正確理解和適應。在“新公科”背景下,為應對信息化時代的機遇與挑戰,警校應對“00后”公安大學生實施更有效率、更加科學、更具成效的警務化管理,引導學生建立正確的認知體系,為他們今后從事公安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本研究以M省警校為例,探討“00后”公安大學生警務化管理認知偏差及改進對策,為公安院校人才培養提供一定參考。

二、研究過程

(一)研究目的與對象

本研究主要采用調查法,包括問卷調查、座談會和個別訪談。問卷調查對象為學生,座談會分學生座談會、公安實戰部門領導和政工干部座談會,個別訪談對象包括學生和公安實戰單位領導等。

(二)問卷設計與發放

調查問卷由開頭、正文和結尾三部分組成。開頭部分包括問候和說明。正文部分共計38題,其中,個人基本信息題11題,均為單選題;警務化管理認知現狀調查17題;警察意識和生涯規劃調查4題;在校學習生活體驗調查6題。多選題均為五級評分制。結尾為開放性題,由學生填寫意見和建議。

問卷設計涉及常規人口統計學變量、多維度警務化管理認知測量量表、特色型單多選認知調查問題、開放型意見收集等問題,參考了傳統經典社科群體認知測量問卷,并結合學工管理一線師生經驗意見,具有較好的反映性與科學性。

問卷通過線上問卷星平臺發放,由學工部門組織學生填寫,覆蓋度較好,累計回收有效樣本3304份,回收率達94.4%。根據匿名填寫情況,參與調查的學生樣本平均年齡為20.4歲(SD=1.4),與研究目標中的設定對象“00后”學生相符。具體而言,男生2790人,女生514人;大一學生961人,大二學生878人,大三學生803人,大四學生662人。

(三)數據初步處理

1.數據篩選

從填寫時長來看,全部問卷作答時長均長于180秒,符合基本實際,問卷“697”填寫時間異常過長,將其剔除;從高考成績來看,結合學生高考分數實際,剔除明顯有誤的問卷“408”“243”“516”“771”“486”“877”“136”,以及填寫空值的27份問卷,在后續賦值時發現明顯偏離的問卷也進行剔除(如問卷“1526”,杭州涉外警務專業,高考分數為417分)。經清洗后,本研究調查對象剩3266個,屬大樣本研究,具有較好的參考價值。

2.數據賦值

把部分非五級制問題進行量綱放縮,保持五級一致?？紤]到多年級,對省內生源的高考分數進行應屆位次轉換(數據來源:浙江省教育考試院)。在賦值方面,以先進、從嚴治警為正向高值,對部分題目原始值進行負向轉換,具體可參照原始數據表與清洗數據表對比后確認。

3.主成分降維

本研究采用主成分提取與因子分析結合,經檢驗,KMO和巴特利特檢驗值均符合主成分提取基本要求(KMO=0.971,p<0.001)。將問卷中涉及警務化主客觀認知態度的量表題篩選出,共篩選出19-1-13、25、26、36-1-8、40、42、43共計27個問題。進一步進行因子分析,經旋轉,發現提取三個因子較為合適,具體如圖1所示。

圖1 K值折線圖

如表1所示,進一步進行旋轉分析,除27題(自我遵守警務化自覺度)外,其他題項均可較好地列入成分矩陣,故剔除27題。剔除后的主成分降維結果整體符合19大題、36大題,總體性單列問題的劃分,累積解釋度達74.138%,達到一般社科調查要求。

表1 旋轉后的成分矩陣a

綜上所述,可提取三類反映學生對警務化管理主客觀認知的相關因子,結合具體題目,可將其分別命名為警務化管理直接認知因子(直接認知因子)、警察職業深層感知因子(職業認知因子)、學校警務化管理客觀評價因子(學校認知因子)。

在大隊警務化管理嚴格度和認同度上,對問卷題目20-1-8、21-1-8進行主成分提取,發現題目順利通過KMO和巴特利特檢驗,累積貢獻率達76%,且經旋轉后,各成分未發生題目間偏移,故直接將其作為認知因子進行計算。

三、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根據以上數據合理性和可信度檢驗結果,采取描述性統計、聚類分析、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和相關性分析,得出各種不同類型的結論。

(一)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對性別變量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共有3266個有效學生樣本,其中男性占84.5%,女性占15.5%,男性明顯多于女性,符合警校學生實際狀況。

第一,在“是否為獨生子女”上,獨生子女占61.5%,非獨生子女占38.5%。

第二,在“父母職業”和“家庭警察背景”兩個方面,父母均非公務員的占77.7%,占比最高;其次是父母均非人民警察但至少有一方為公務員的,占13.0%;最后是父母至少一人為人民警察的,占9.3%。這說明本研究的學生樣本中大多數沒有公務員或警察的家庭背景。此外,近親屬中無從警人員的占80.8%,近親屬有從警人員的占19.2%,總體比例較少。

第三,在家庭收入方面,學生家庭收入在10萬—15萬元的占21.1%,占比最高;其次是家庭收入在10萬元以下的占17.2%;再次是家庭收入在16萬—20萬元的,占15.9%;最后是家庭收入在100萬元以上的,占2.1%,占比最低。這說明本研究的樣本中大多數的家庭收入水平較低,只有少數學生家庭收入水平較高。

第四,在“警務化管理的意義”(單選題)一問中,首先認為“培養良好的政治素質和紀律作風很有必要”的占58.8%,占比最高;其次是認為“培養忠誠意識,能服從命令聽從指揮的”,占21.2%;再次是認為“管住學生不出事為好的”,占11.0%;最后是認為“搞形式主義給別人看,無太大意義的”,占9.0%。

第五,在“大學期間最想要達成的目標”(多選題)上,學生選擇最多的兩項分別是“掌握未來工作中需要的警務技能”“提高待人處事的能力”,選擇最少的兩項是“認真學習每門課程,盡量取得好成績”和“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盃幦〕蔀辄h員”“提升政治素養”選項選擇比例僅為中等。

第六,在“警務化管理最不適應的方面”(多選題)上,“作息時間”被最多提及,遠高于其他選項,“內務衛生”被多次提及,“禮節禮貌”被選擇得最少?！熬瘎栈芾碜钚韪倪M”的選項的相關情況與此一致。

第七,在“心目中的輔導員”一問(多選題)上,“平易近人,善于與學生溝通”“關心學生,有親和力”被最多學生提及,而選擇“嚴格要求,一絲不茍”的學生最少。

第八,在“違紀行為的處理方式”(多選題)一問上,絕大部分(88.0%)的學生認為“個別指正并加以教育”處理輕型違紀行為即可,僅有12.0%的學生選擇了“張貼書面通報”,6.0%的學生認為應向家長通報;而對嚴重違紀行為,66.0%的學生認為應當“張貼書面通報”,選擇“向家長通報”的學生則提高到39.0%。

第九,對即將畢業前往派出所工作,大部分學生選擇了“期待的”“坦然的”“平靜的”等積極型心情選項,極少學生表達了“厭煩的”“難以接受的”等消極選項。

第十,根據對學生文字建議的統計,制作出關鍵詞云圖,學生對“管理”“時間”“老師”“學生”最為看重,其次是“學習”“嚴格”“外出”“集合”“大隊”,大致可以判斷出,學生對管理方法、生活作息時間和與教師的溝通交流最為看重,其次是學習、外出這類大的層面的事務,而對警務化管理的具體內容則并未提及太多具體意見。

(二)因子分析

在對警務化的總體認知上,根據所提取的三個認知因子,進行不同群體間認知偏差分析。

第一,在性別方面,女生的直接認知因子顯著高于男生,說明女生對警務化管理的內心接受度更高,而在職業認同感和學校管理評價上,女生顯著低于男生。

第二,在專業方面,偵查學和警務指揮與戰術專業的學生三個認知因子都顯著高于其他專業,說明這兩個專業的學生警務化認知最積極和全面,而涉外警務和智能交通(交通管理工程)的三個認知因子都顯著低于其他專業,說明這兩個專業的學生對警務化管理認知最為消極和片面。

第三,在獨生子女方面,非獨生子女的三個認知因子都顯著高于獨生子女,說明非獨生子女對警務化管理認知更積極和全面,獨生子女因家庭寵愛度高等因素對警務化管理的認知相對更顯得不足。

第四,在年級方面,大四學生的直觀認同因子和生活感知因子陡然下降,而其警察身份主觀認同因子卻為四個年級最高,大一學生的三因子認同最均衡,大二學生的主觀認同因子最低,大三學生的生活感知因子最高。

(三)聚類分析

基于三個因子的提取,采用K-means聚類算法對“00后”公安大學生進行分類。在K值的選取上采取主流的手肘法。經觀察K值在選取4后SSE值波動明顯放緩,故選取3作為本次聚類的理想簇數,具體如圖2所示。

圖2 K值聚類

SPSS自動選擇適合數據的初始中心,并進一步進行基于三個警務化認知因子的聚類,經33次迭代后,聚類收斂,如表2所示。

表2 因子方差分析

經方差分析,三類因子對聚類影響顯著,通過了線性相關檢驗,反映本次聚類效果較好。各類人數分別為1411、624、1231。

根據基于三個反映警務化管理認知程度的因子的K-means聚類結果,警校學生大體可分為三類,分別為服從型、理想型和現實型。結合其相關特征,可做出初步解釋。

第一,服從型。該類學生對警務化的主觀認知、警察職業的深層認知和學校警務化管理認知上均較為積極,其中對警務化管理的主觀認同和學校警務化管理的整體感受為三類學生中最高,占全體學生的43.0%。網安專業學生中的此類學生比例最低,偵查專業學生中此類學生比例遠高于其他兩類。

第二,理想型。該類學生的顯著特征為對警察身份的主觀認同度最高,但對警務化管理的主觀認知遠低于其他兩類學生,同時對學校警務化管理的主觀感受也最差。此數學生在全體占比中最低,僅有19.0%。治安學、公情、法制專業中此類學生比例高于其他兩類。結合獨立樣本檢驗發現,該類學生在年級上與另外兩類學生差異顯著,該類學生更多為高年級學生。此外,此類學生的家庭收入與另外兩類學生差異顯著,普遍高于另兩類學生。

第三,現實型。該類學生在警察職業認同上為三類學生最低,其顯著特征為在警務化管理主觀認知和學校管理整體感受上處于平均略微偏消極的狀態,此類學生占比約為38.0%。此類學生中女性比例相對高于另外兩類學生,涉外、刑技、交通專業中此類學生比例高于其他兩類,警指、治安、公情、法制專業中此類學生比例低于其他兩類。結合獨立樣本檢驗,發現該類學生在高考位次上與服從型學生差異顯著,該類學生更傾向是入校成績較高的學生。此外,此類學生在政治面貌上與另外兩類學生也存在顯著差異,在政治先進性追求上明顯弱于其他學生。

根據對樣本數據的分類統計,不同群體中三種類型的學生分布體現出如下特點。

第一,從是否為獨生子女角度看,獨生子女理想型學生占比較非獨生子女更高,非獨生子女服從型學生比獨生子女更高。從中可以看出,非獨生子女在人際交往、紀律觀念上均優于獨生子女。

第二,從不同年級角度看,大一至大四,服從型學生人數占比總體呈下降趨勢,理想型學生在大一至大三人數占比均較低,在大四階段陡然上升,現實型人數占比在大二的達到最高值,然后逐步下降。

第三,從不同性別角度看,男生中服從型學生所占比例比女生高,男生中的理想型學生比例和女生持平,男生中的現實型學生比例比女生低。

第四,從不同專業角度看,偵查、公情專業服從型學生占本專業學生比例較高,交通專業現實型學生所占比例較低;交通、涉外專業現實型學生占本專業學生比例較高,偵查、公情專業現實型學生所占比例較低?？傮w來看,7個專業的服從型學生占比高于現實型學生,此外,除公情專業外,理想型學生在各專業學生中比例均為最低。

(三)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如表3所示,以學校認知因子為目標變量,大隊嚴格度、大隊認同度(一層)、直接認知因子(二層)和職業認知因子(三層)為影響變量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在層級步進后,擬合優度分別為0.163、0.250、0.266,說明影響變量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目標變量?；貧w模型的德賓—沃森值為2.338,在1.134和1.264之間,說明殘差無自相關性。

表3 多元線性回歸模型檢驗

具體方程如下:

學校認知因子=-0.060×大隊嚴格度+0.661×大隊認同度+(-0.393)×直接認知因子+(-0.137)×職業認知因子。

回歸模型的顯著性檢驗結果為F=296.950,p<0.001,說明模型具有統計學意義,即影響變量對目標變量有顯著影響。其中,大隊嚴格度的系數為-0.060,p<0.001,說明大隊嚴格度對學校認知因子有顯著負向影響,即大隊嚴格度越高,學校認知因子越低。大隊認同度的系數為0.661,p<0.001,說明大隊認同度對學校認知因子有顯著正向影響,即大隊認同度越高,學校認知因子越高。直接認知因子的系數為-0.393,p<0.001,說明直接認知因子對學校認知因子有顯著負向影響,即直接認知因子越高,學校認知因子越低。職業認知因子的系數為-0.137,p<0.001,說明職業認知因子對學校認知因子有顯著負向影響,即職業認知因子越高,學校認知因子越低。

一般而言,在假設問卷具有良好的反映性和一致的量綱的情況下,學生大隊管理的實際嚴格度對學生和學校的整體評價僅起弱負效應,而對管理做法的主觀認同度起到了最強的正效果,因此,在警務化管理過程中除了重視行為養成以外,還需要重視對學生的警務化管理理念的說服教育,真正做到入腦入心。

(四)相關性分析

根據調研數據,結合整體性的變量做相關性分析,可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家庭職業背景因素對學生的整體認知類型劃分幾乎沒有影響,即家庭職業背景差異對一個學生是否為服從型、理想型和現實型并不起作用。

第二,入學素質(高考位次越低)越高的學生,對學生大隊現行警務化管理、警務化主觀認知、警察身份榮譽感、學校整體滿意度上越呈消極狀態。根據訪談可以發現,成績越好的學生思維復雜程度顯得越高,其自由思想的傾向越明顯。

第三,年級越低,家庭職業背景越弱,對警務化管理直觀認知越認同,對學校滿意度越高。根據訪談可以發現,這與人生閱歷程度和家庭期望值有關。

第四,政治先進性和家庭職業背景關聯不大。在警務化相關認知方面,無論是主觀認知還是客觀評價,都與政治先進性關聯不大,政治先進性僅與警察身份認同有正關聯。根據統計數據分析,家庭職業背景越強的學生,其入黨動機并非越強,兩者間無明顯相關性。

第五,家庭職業背景越強,近親屬警察背景越強,對學生大隊現階段的管理認同及整體在校評價越低。根據訪談可以發現,學生易受父母實際工作經驗的影響,尤其是體制內家庭背景的學生容易將實際工作經驗作為標準來評判在校期間的學習生活。

四、認知偏差原因分析

根據以上數據分析,“00后”公安大學生警務化管理的確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認知偏差,梳理其背后存在的原因,可歸結為以下三個主要方面。

(一)學生個性化追求與警務化管理的標準化不一致

一方面,從問卷問題和學生主觀建議來看,學生對平易近人、有親和力的輔導員呼聲最高,希望輔導員作為直接管理者,可以更多地考慮“00后”公安大學生的個性化特征,為他們提供更人性化的管理手段,同時,結合信息化時代的特點,與時俱進改進管理理念和方法,密切關注與其生活舒適程度最緊密相關的一些管理規定,如作息時間、隊列訓練、請假外出等,以上從學生對違紀行為處理方式的看法上也可看出其傾向性。另一方面,警務化管理的標準化程度還需要進一步統一,不同大隊學生的警務化管理認知在各維度上均差異明顯,不同大隊的警務化管理具體舉措存在差異,影響了學生的認知狀況。

(二)教學管理與警務化管理的銜接不緊密

本研究發現,不同專業學生的警務化管理認知存在較為明顯的偏差,而通過訪談發現,這一現象與不同專業的課程思政融合、政治教育工作成效等因素存在較大關聯,現階段教學部門與學工部門在圍繞“三全育人”目標開展共同育人工作的銜接度與配合度上仍有較大提升空間。此外,與學生生活學習緊密相關的學校其他部門,如后勤、安保等部門在以學生為中心的管理理念與其實際工作的結合程度上仍有待加強。

(三)對警務化管理多方主體參與模式的重視不充分

本研究發現,“00后”公安大學生的警務化管理認知偏差受家庭背景和父母認知觀念影響較大,不同生源地的文化觀念和價值思維也對學生警務化管理理念產生較大影響。此外,不同年級學生受社會思潮影響、參與實習活動和其他社會實踐活動的程度不同,也產生了警務化認知上的偏差,此現象在大四學生群體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而傳統警務化管理以學校內部管理為主,輔之以實習、社會實踐為代表的校局合作,對家庭、社會組織等多方主體間共同參與,以及其對“00后”公安大學生認知影響的重視度不夠,未能很好地構建多方聯動、共同參與的警務化管理模式。

五、認知提升的對策建議

近年來,M省警校在警務化管理方面打造出了全國性的金字招牌,在強化警務化管理的同時,需要針對新時代新青年的特點進行與時俱進的管理創新,進一步提升警務化管理的科學性和專業性水平,向管理要效益,更好地肩負新時代“新公科”教學的歷史使命,適應現代化警務模式的轉型。

一是落實“三全育人”目標,提高學生工作標準。隨著時代發展,“00后”公安大學生的心理背景、家庭環境、客觀認知、人際交往和行為模式均發生了極大變化,需要對他們的行為和思維特征進行全方位的了解。不同大隊學生群體間認知存在較大偏差,且傾向性明顯,從側面反映出不同大隊管理方式的標準不一所帶來的認知影響。因此,警校要在堅持警務化管理嚴的總基調的基礎上,以互聯網為抓手,培育一批用網、知網、懂網的新一代學工人。一方面,借助互聯網平臺打破學校、行政部門、系部和大隊與學生間的信息屏障,全方位、及時性地了解學生各方面狀況;另一方面,通過信息化等手段提高不同大隊輔導員學生管理事項的標準化程度,以信息化助推標準化,以標準化保障嚴格化,提高學生警務化管理認知水平,提升學生的認同度和滿意度。[4-5]

二是開展柔性化管理,落實意見反饋機制。不同的時代培育不同特色的學生風貌,新時代大學生多向往自由、獨立,渴望被人尊重,輔導員需要即時了解掌握學生的個性發展特點加強學生管理工作。[6]在服務學生過程中,真正做到對學生精準分類、因材施教,根據每個學生的特點,諸如性別、來源地和所在年級,提供相應的關心、指導和幫助,增強柔性化管理中的人性化色彩。同時,構建學生意見反饋落實閉環,讓學生意見得以及時傳達與采納,保護好學生隱私,加強師生之間的信任和理解,切實解決學生在調研中提出的問題,做到全心全意為學生服務,從根源上解決學生網絡不當言論所體現出的獲得感缺失、滿意度不足等問題。

三是探索多方合作機制,保證學生工作公平。推進教管體制改革,打通學工隊伍橫向交流渠道,實現學工隊伍高質量發展。一方面,學校行政部門與學工部門通力配合,推進思政融合,加強警務化管理思想支持力度,后勤、信息中心、心理健康中心等職能部門也要把育人工作融入自身工作[7];另一方面,通過家校聯動、校際聯誼、校局合作、校企合作等多方合作,廣泛開展育人活動,建立師生情誼、鍛煉學生素質、凝聚大隊力量,完善與之相關的學生綜合測評體系,例如,可以將校外見習獎勵、實習單位意見等納入學生綜合評價,規定每個年級應當達到的公安實踐分數。[8]根據多方主體意見,因人制宜選拔任用學生干部,盡量做到公平公正,跟進考核標準,實現能上能下,盡量做到讓學校、教師、家長和學生都滿意。

六、結語

“00后”公安大學生作為警務化管理的對象,其對警務化管理的認知水平直接決定了警務化管理的成效,而其認知偏差的形成又是由內外部綜合因素共同導致的,借助對學生問卷調查得出的量化分析結論,可以從中獲得對學生認知偏差的規律性認識。針對學生認知偏差背后的深層原因,警校應以“三全育人”理念為指引,以學生為中心,多方合力、分類施策,不斷提升管理標準化和柔性化水平,只有這樣方能在警務化管理的實施過程中實現對學生認知偏差的有效矯正,最終實現高素質、現代化警務人才的培育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