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數字化轉型與綠色技術創新
——來自制造業上市公司的證據

劉志銘 童 琳 鐘華明

引 言

當前，中國經濟處于數字化轉型關鍵時期，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推動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助力我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加快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低碳化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通過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實現綠色技術創新鏈與產業鏈的深度融合，是助力綠色低碳發展的重要環節。企業作為經濟發展中重要的主體，數字化將推動企業擁有更多的發展機會，新技術、新工具的應用將幫助企業解決發展戰略以及其他內外部問題，帶來整體競爭實力的進一步提升，因此數字化轉型正成為數字經濟時代下企業技術變革的重要方向。

綠色技術創新主要是指以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為目標，能夠降低能耗、減少污染、改善生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技術革新，有助于推動經濟發展方式從資源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支撐和核心動力。①徐佳、崔靜波：《低碳城市和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中國工業經濟》2020年第12期。綠色技術創新協調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有助于實現環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贏”，這不僅是國家和社會的共同追求，也是企業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關鍵因素。與此同時，綠色技術創新還具有資金投入大、技術風險高、回報周期長等特點，這代表企業需要投入更多的資本進行實質性創新。綠色技術創新已經成為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動力，也將成為企業進行綠色轉型升級的核心要素，因此考察傳統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是否能促進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對于理解企業的綠色創新行為和推動企業綠色低碳發展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目前已有一些學者對于企業數字化和綠色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展開了初步的探究。El-Kassar和Singh（2019）通過從215名在中東、北非地區（MENA）還有海灣合作組織（GCC）工作的受訪者樣本中收集的數據，發現企業注重應用數字化技術會有效驅動企業的綠色創新活動進而提高企業的競爭地位，這些技術主要通過提高信息的傳遞效率和加大知識的累積效果來實現綠色技術創新效應。②El-Kassar A N and Singh S K,“Green Innov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The Influence of Big Data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anagement Commitment and HR Practices,”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 144,2019,pp.483-498.另外也有部分國內學者就本問題進行分析，宋德勇等（2022）通過實證檢驗重污染行業上市公司的微觀數據后發現，數字化轉型能夠顯著提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特別是對更具實質創新性的綠色發明專利影響更明顯，并總結出“信息共享”和“知識整合”的渠道機制。③宋德勇、朱文博、丁海：《企業數字化能否促進綠色技術創新？——基于重污染行業上市公司的考察》，《財經研究》2022年第4期。靳毓等（2022）發現，數字化轉型驅動綠色技術創新在非高新技術企業、重污染行業企業中表現更為顯著。④靳毓、文雯、何茵：《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基于中國制造業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財貿研究》2022年第7期。肖靜和曾萍（2023）基于資源的視角，提出數字化不僅能顯著提升綠色創新數量，更能提高綠色創新質量。⑤肖靜、曾萍：《數字化能否實現企業綠色創新的“提質增量”?——基于資源視角》，《科學學研究》2023年第5期。劉暢等（2023）的研究指出數字化通過加強媒體關注和應用虛擬仿真技術來驅動綠色創新。⑥劉暢、潘慧峰、李珮、馮雅欣：《數字化轉型對制造業企業綠色創新效率的影響和機制研究》，《中國軟科學》2023年第4期?，F有文獻雖然對企業數字化與綠色技術創新的關系開展了一些探索和闡述，但對企業數字化水平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路徑尚未達成一致觀點，后續仍然需要進一步地深入分析與實證檢驗。鑒于此，本文對數字化轉型與綠色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展開分析，為進一步理解中國制造業上市公司數字化轉型如何影響綠色技術創新提供實證證據。

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首先，本文基于微觀企業層級的數據探討數字化轉型對綠色創新的影響與機制，加深了數字化技術的應用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活動影響的理解。既有研究主要考察了數字化轉型通過緩解融資約束、提高信息整合能力等機制增強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能力。本文的機制分析表明數字化技術通過提升企業信息透明度和加大研發投入從而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豐富了有關綠色技術創新驅動因素的研究。其次，本文詮釋了如何激勵企業自主開展綠色創新活動，目前文獻大多聚焦于“環境規制—綠色創新—企業績效”理論框架展開分析，而對企業如何利用自身資源實現“主動式綠色創新”的具體過程和機制研究較少。本文揭示了數字化轉型與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之間的影響路徑，為推進企業綠色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視角。上述實證結論既在現有基礎上加深了對企業綠色創新行為的理解，又為政府部門在制定數字化轉型相關政策時提供有價值的參考，對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說

隨著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信息技術手段以互聯網為橋梁與制造業企業的傳統生產模式互相融合，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并調整現有經營架構和生產流程，①Goldfarb A and Tucker C,“Digital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57,no.1,2019,pp.3-43.對當下的生產經營模式產生了巨大的沖擊。企業借助數字化技術能夠加快信息傳播速度，降低知識搜尋成本，提升企業生產要素配置效率，優化企業創新技術資源，從而充分賦能企業綠色創新活動。具體來說：首先，企業應用數字技術可以實時動態監測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環境污染物，從而及時對污染進行處理，提高綠色技術發展水平。②申明浩、譚偉杰：《數字化與企業綠色創新表現——基于增量與提質的雙重效應識別》，《南方經濟》2022年第9期。其次，數字信息技術的廣泛運用悄然改變了市場的競爭格局，進而打破了原有市場中信息要素傳遞不順暢的問題，③焦豪、楊季楓、王培暖、李倩：《數據驅動的企業動態能力作用機制研究——基于數據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數字化轉型過程分析》，《中國工業經濟》2021年第11期。不僅促進了跨空間的信息互動，而且減少了實物市場的交易成本，④陳德球、胡晴：《數字經濟時代下的公司治理研究：范式創新與實踐前沿》，《管理世界》2022年第6期。因此企業有了更多的資本可以用于進一步的發展。此外，交易市場數字化轉型也打破了傳統商品本地化交易習慣，全面放開商品交易時間和場所，從而實現了商品交易的全面互聯網化。特別地，資源要素的流動能夠打破技術壁壘，整合綠色技術創新要素，推動企業拓寬創新邊界，更好地找到綠色技術創新路徑，并通過人力資源與科技的跨地域流轉從而促進企業綠色創新能力全面提升。⑤Acemoglu D,Dorn D,Hanson G H,and Price B,“Return of the Solow Paradox?IT,Productivity,and Employment in US Manufacturing,”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4,no.5,2014,pp.394-399.總體來說，數字化轉型既降低了企業交易成本，又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還幫助企業有了更多的資源可以投放于有利于提高長期生產效率的創新研發，可以說制造業數字化改造是一個有效推動企業綠色質量升級的新動力?；诖?，本文提出以下假說：

H1：企業數字化轉型會提升綠色技術創新水平。

在企業全面提高數字化管理水平之前，信息數據管理中所蘊藏的規律往往只能在企業內部無效沉淀。一方面，當企業意識到利用數字化技術的重要意義并有效推進企業數字化變革時，這表明了企業將有實力更好地利用數字化技術來管理公司內外的海量、非規范、非結構性數據，由此增加了公司數據系統的可利用率。⑥楊俊、李小明、黃守軍：《大數據、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大數據作為生產要素的一個內生增長理論》，《經濟研究》2022年第4期?？梢酝茢?，企業能夠充分利用這類信息數據服務，從而對企業的經營決策、市場導向、技術前沿和綠色創新發展等關鍵信息進行持續追蹤，進而及時調整生產流程和優化創新系統，通過數字平臺有利于搭建由企業、政府平臺和科研機構共同組成的創新鏈，優化創新模式，由此帶來企業知識集成能力的增強和綠色創新質量的提高。從這個角度來看，企業數字化轉型在有效地管理和傳遞標準化數據的前提下，還可以向更廣泛的市場傳遞和收集信息，企業包括市場參與者和投資人都可以獲得較以往更全面更有效的數據，由此減少了雙方的數據不對稱問題，同時為外部更好地監督企業的轉型情況創造了良好環境。①沈洪濤、馮杰：《輿論監督、政府監管與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會計研究》2012年第2期。另一方面，數字中國建設作為我國重要的決策部署，數字化轉型取得成效的企業往往會更容易獲得機會向外界披露正面資訊，這種正面形象的“曝光效應”會提升市場預期，而在獲得媒體更多的關注度后，企業將有動力進一步規范自身的經濟和社會行為。外界的關注度使得企業主動選擇推動綠色創新來增加公眾認可度，②劉暢、潘慧峰、李珮、馮雅欣：《數字化轉型對制造業企業綠色創新效率的影響和機制研究》，《中國軟科學》2023年第4期。從被動接受市場環境規制政策轉為主動尋求綠色技術創新機會來滿足綠色轉型的需求，從被動式綠色創新轉為主動式綠色創新，同時盡力達到來自投資者、市場和政府的預期。鑒于此，本文提出第二個假說：

H1a：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會提升企業信息透明度，進而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

數字化轉型能夠激勵和倒逼企業管理層加大研發投資，推動企業自主創新和協同創新，進而提高綠色技術創新能力。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是在工業4.0時代中的先進技術改造方式，有助于企業尋求新的創新路徑，降低創新失敗的風險，③Dmitry I,Alexandre D,and Boris S,“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4.0 on the Ripple Effect and Supply Chain Risk Analytic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vol.57,no.3,2019,pp.829-846.可以有效賦能于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過程。第一，在當前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時代下積極參與數字化變革的企業能夠更好地向外界展示正面形象，吸引資本市場更全面地評估其潛在價值，從而通過市場激勵的方式推動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加速了人才、資本、技術等資源要素的流動，進而催生了協同研發平臺，促進企業間技術交流與融合，縮短了企業自主研發周期，④張葉青、陸瑤、李樂蕓：《大數據應用對中國企業市場價值的影響——來自中國上市公司年報文本分析的證據》，《經濟研究》2021年第12期。從而為綠色轉型升級夯實了良好基礎。第二，在公司的數字化變革進程逐漸展開之際，利用新興信息技術可以大幅提高公司運營績效，特別是數字技術的開放高效等特性能夠幫助企業以更低的成本獲得更多的信息，由于數字技術具有跨界融合和連接一切的特征，最終結果是企業能夠通過跨界實現信息整合而帶來更多創新產出效益，鼓勵企業增加創新性投資，增強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研發方式的改進有助于實現綠色技術創新的突破。第三，這種在技術創新方面的“投入—產出”效益提升，會在較大程度上影響公司的產品發展走向，也是決定企業綠色創新技術水平的關鍵。⑤Amore M D and Bennedsen M,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Green Innova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vol.75,no.1,2016,pp.54-72.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三個假說：

H1b：數字化轉型會促使企業加大研發投入，進而提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我國2007年至2020年滬深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的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實證檢驗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本文使用的上市公司財務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企業專利數據來源于Incopat數據庫。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數據通過對上市公司年報進行文本分析和詞頻統計得到。本文在剔除ST類公司后，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上下1%的縮尾處理（Winsorize），最終得到22375個觀測值。

（二）模型設定

為了探究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本文構建如下實證模型：

其中，被解釋變量Envpatrit表示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解釋變量Digitit表示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Xit表示控制變量組，同時引入公司個體固定效應δi和時間固定效應?t，εit是隨機擾動項。

（三）變量說明

1.企業數字化轉型（Digital）。本文參考吳非等（2021）的做法，利用相關關鍵詞在公司年報中出現的次數來度量公司的數字化轉型程度。①吳非、胡慧芷、林慧妍、任曉怡：《企業數字化轉型與資本市場表現——來自股票流動性的經驗證據》，《管理世界》2021年第7期。具體地說，首先借鑒戚聿東和肖旭（2020）的研究，將關鍵詞細分為“底層技術研究”與“技術實踐研究”兩個層面。②戚聿東、肖旭：《數字經濟時代的企業管理變革》，《管理世界》2020年第6期。其中“底層技術應用”圍繞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區塊鏈（Blockchain）、云計算（Cloud Computing）、大數據（Big Data）等“ABCD”四項主流技術方向展開，“技術實踐運用”則對多種數字實踐技術的核心詞匯進行歸類，兩個部分共同構建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詞詞庫。值得說明的是，由于數字化轉型指標由五個部分的關鍵詞組成，本文將主要解釋變量數字化轉型程度Digital取值為該詞頻總數的算術平均值。

2.企業綠色技術創新（Envpatr）。本文依據綠色專利申請數量來測度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具體來說，將企業在當年度的全部綠色專利申請數量加1后取對數值，以消除綠色專利數據右偏分布的問題。

3.控制變量：本文參考宋德勇等（2022）和齊紹洲等（2018）的做法，選擇以下變量作為控制變量。（1）現金流比率（CashF），即經營活動現金流占總資產比重；（2）資產規模（Asset），即企業資產總額的自然對數；（3）企業年齡（lnAge），即企業年齡的自然對數；（4）財務杠桿（Lev），等于企業負債總額和資產總額的比值；（5）資產收益率（Roa），等于稅前利潤比上總資產；（6）托賓Q值（Tobinq），等于企業總市值與總負債之和除以企業總資產；（7）環境規制力度（Enregulation），即地級市政府工作報告中環保詞頻數量。③宋德勇、朱文博、丁海：《企業數字化能否促進綠色技術創新？——基于重污染行業上市公司的考察》，《財經研究》2022年第4期；齊紹洲、林屾、崔靜波：《環境權益交易市場能否誘發綠色創新?——基于我國上市公司綠色專利數據的證據》，《經濟研究》2018年第12期。

（四）描述性統計④限于篇幅，描述性統計結果未在本文列示，留存備索。

由于本文樣本為非平衡面板，因此數據存在一定缺失值。結果顯示：制造業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總體水平較低，且在不同企業之間差異較大；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標均值為1.0598，標準差2.4879，表明中國制造業企業間數字化轉型差距明顯。此外，控制變量中標準差最大的是企業托賓Q值，表明樣本中企業價值存在較大差異。

三、實證分析

（一）基準結果

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回歸結果見表1，考慮到企業從實施數字化轉型到產生實質性影響有滯后效應，本文對解釋變量數字化轉型分別做當期數據和滯后一期處理。結果發現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有顯著促進作用，其中當期數據和滯后一期Digital的所有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結果說明隨著企業數字化程度越高，其綠色技術創新水平也越高，并且這種正向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愈加明顯。從經濟意義上看，以表1第二列結果為例，如果企業數字化程度提升1%，將帶來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增加0.0488，也意味著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就樣本期均值而言提升了0.9%（即0.05/5.1916×100%）?；谝陨戏治?，本文的假說H1得到經驗證據的支持。

表1 數字化程度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基準回歸結果

（二）穩健性檢驗

為保證上述實證結果更加穩健，本文通過引入工具變量、Heckman兩階段法等方法減輕模型的內生性問題，以進一步確保實證結果的穩健性。

1.內生性問題

根據Fisman and Svensson（2007）構造工具變量的方式，①Fisman R and Svensson J,“Are Corruption and Taxation Really Harmful to Growth?Firm Level Evidence,”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83,no.1,2007,pp.63-75.本文使用同一產業相同省份其他公司的數字化轉型測量指標的平均數來構建此公司數字化轉型數據的工具變量（IV）?？紤]到有些行業的上市公司數量過少，因此進一步剔除上市公司總量不足三個的所有行業。理由在于，由此所構建的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均值通常與該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標是有相關關系的，而它難以直接影響制造業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表2中的第一列和第二列報告了使用2SLS方法進行實證分析的估計結果，企業數字化轉型（Digital）的系數依然顯著為正，這說明本文的基準回歸結果仍然是穩健的。

表2 穩健性檢驗：工具變量法與Heckman兩階段模型回歸

2.Heckman兩階段模型回歸

參考李青原和肖澤華（2020）的做法，①李青原、肖澤華：《異質性環境規制工具與企業綠色創新激勵——來自上市企業綠色專利的證據》，《經濟研究》2020年第9期。本文采用Heckman兩階段法對樣本選擇偏誤導致的內生性問題予以控制。首先，生成綠色技術創新的二值選擇變量EnvpatrCode，當綠色技術創新變量Envpatr大于0時EnvpatrCode為1，等于0時EnvpatrCode為0。然后，Heckman兩階段法第一步需要加入影響選擇變量但不影響結果變量的一個或者多個控制變量。參考郭玥（2018）的做法，本文將滯后一期的綠色技術創新變量Envpatr加入第一階段作為控制變量。②郭玥：《政府創新補助的信號傳遞機制與企業創新》，《中國工業經濟》2018年第9期。

表2中第三列和第四列的回歸結果表明，模型中lambda的系數顯著為正，且似然比檢驗的P值為0，拒絕原假設；這表明研究樣本中存在樣本選擇偏誤問題。表2中的第四列結果顯示，第二階段得到的綠色技術創新的系數仍然正向顯著，說明基準回歸結果仍然是顯著的。

3.此外，本文還進行了以下一系列穩健性檢驗，確保研究結論的可靠性：③限于篇幅，結果未予列示，留存備索。

（1）解釋變量分類回歸。為進一步精準分析數字化技術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本文將企業整體的數字化轉型指標按照特征詞中數字化運用的關鍵詞詞庫分解為人工智能（AI）、區塊鏈（BD）、云計算（CC）、大數據（DT）和實踐應用層面（ADT）5個子指標。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在區塊鏈技術（BC）這個指標部分在所有制造業企業年報中均沒有出現過任何描述，因此本次分類檢驗中刪除了BC這一子指標。實證結果發現，所有數字化轉型子指標的回歸系數均為正值（且都在1%的水平上統計顯著），該結果沒有改變本文的主要結論。（2）替換解釋變量。為進一步契合制造業的行業特點，本文參考趙宸宇等（2021）構建的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指標，①趙宸宇、王文春、李雪松：《數字化轉型如何影響企業全要素生產率》，《財貿經濟》2021年第7期。從數字技術應用、互聯網商業模式、智能制造和現代信息系統四個維度篩選關鍵詞，并通過統計關鍵詞在企業年報中的披露次數重新測度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實證結果與本文結論保持一致。（3）更換回歸方法。由于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變量（Envpatr）在0處存在左截斷的特征，因此，本文采用To?bit回歸方法重新進行檢驗，結果與本文的基準回歸結果保持一致。（4）縮尾時間窗口?？紤]到2012年以前大部分企業數字化轉型數據都為0，這可能對實證結果產生影響。為消除可能存在的干擾，本文通過剔除2012年以前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發現實證結果仍然保持一致。（5）加入省份×時間固定效應與行業×時間固定效應。為控制由于遺漏變量帶來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加入了省份×時間固定效應和行業×時間固定效應（根據證監會行業分類標準，取兩位代碼細分）。結果依然穩健，說明本文的結論較少受遺漏變量的影響。（6）加入管理層特征控制變量?？紤]到本文選用文本分析法來測度解釋變量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實踐中可能存在管理層為實現自利目的而炒作熱點概念、操縱文本信息披露的結果。為控制管理層操縱信息披露行為的影響，本文在控制變量中增加管理人員持股比例和管理人員薪酬這兩個管理層特征變量，實證結果依然一致，說明本文的結論較少受到管理層面人員特征的影響。

（三）異質性分析②限于篇幅，異質性分析結果未在本文列示，留存備索。

1.企業所有權異質性

可以隨機生成2N個長度為dimsize(2N代表初始種群數，dimsize代表參與重構的網絡開關總數)的二進制串作為初始種群，將產生的種群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用PSO迭代，另一部分進行GA迭代。

本文依據產權差異將制造業企業劃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實證結果表明企業數字化轉型對于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都有顯著促進作用，且對于國有企業的促進效應更顯著?？陀^來看，國有企業在獲得持續性創新資源支持方面，相比于非國有企業存在著明顯優勢。特別地，由于和地方政府的不可分割，國有企業不僅是節能減排的重要監督對象，而且也是政府環境保護任務的主要分擔者。綜上可知，國有企業不僅承擔著政府更重的節能減排任務，而且自身在綠色技術領域無論是在資源獲取方面還是在融資壓力方面都具有一定優勢，這可能也是激發其綠色技術創新意愿的主要因素。非國有企業往往面臨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并且在獲取銀行貸款和政策優惠方面難度更大，為追求利潤最大化，非國有企業雖然同樣尋求高質量發展機會，但很難做到穩定持續地投入研發資金去追求更具環境績效的綠色技術創新，因此非國有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行為對綠色技術創新雖然也有促進作用，但不如國有企業那么明顯。

2.行業技術屬性異質性

作為技術進步與企業發展緊密結合的主體，高新技術企業一直是我國科技戰略布局中的核心部分。本文參考夏冠軍和陸根堯（2012）、鐘華明和劉志銘（2023）的做法，③夏冠軍、陸根堯：《資本市場促進了高新技術企業研發投入嗎——基于中國上市公司動態面板數據的證據》，《科學學研究》2012年第9期；鐘華明、劉志銘：《公司特質不確定性與創新投資》，《南方經濟》2023年第3期。根據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2012版行業分類辦法，將醫藥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專業設備制造業等行業歸類為高新技術行業，其余行業則為非高新技術行業。本文依據企業是否屬于高新技術企業將全樣本分為兩組，并基于此進一步分組檢驗數字化轉型對于綠色技術創新方面的重要影響。結果證明在高新技術企業組別和非高新技術企業組別，企業數字化轉型均提升了綠色技術創新水平。高新技術企業組別中，這種正向影響更明顯。

本文認為，高新技術企業無論在推動數字化轉型的自主意愿方面還是在企業自身的客觀基本條件方面，都顯著優于非高新技術企業，這決定了其在數字化轉型的進程上更具效率，同時與數字技術的深度融合也將對企業的綠色創新研發能力產生更大的作用效果。相反的是，非高新技術企業通常屬于傳統產業，生產經營模式和創新研發能力相對落后，對數字技術運用的廣度和深度也較為有限，同時也并不具備相應的資源投入和技術基礎條件，不成熟的條件下強行推進轉型升級反而可能導致無謂的資源浪費。數字化技術雖然可以明顯提升制造業企業的生產力，但其門檻高、投資大、使用場景不完善等特性也不容忽視，這些技術尚未得到大面積廣泛應用，因此對于這類技術創新水平較低的企業，盲目推進數字化轉型有可能讓企業陷入資源錯配、效率低下的境況。

四、機制檢驗

（一）提高企業信息透明度

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一個關鍵特點是幫助企業提高數據處理能力，并推動企業加強信息共享交流，從而激勵企業從事綠色技術創新活動。參考Zhong et al.（2023）的做法，本文選取分析師關注度lnAnaatten和研究報告關注度lnReporta表示一個企業的信息透明度，其中，lnAnaatten表示在一年內有多少個分析師（團隊）對該公司進行過跟蹤分析，lnReporta表示在一年內有多少份研報對該公司進行過跟蹤分析。①Zhong H M, Al-Duais Z A M, and Peng B Y, “The Impact of Idiosyncratic Risk on Corporate Financialisation—Evidence from China,”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vol.86,2023,102491.表3的實證結果表明，企業數字化轉型Digital 對分析師關注度lnA?naatten和研究報告關注度lnReporta的回歸系數為正值且高度顯著，這表明公司數字化轉型后更易于向外界傳遞標準化、結構化特征的數據，從而更易于被外部環境接受，因此帶動了投資行業分析師和研報團隊關注度增加。

表3 企業數字化轉型影響綠色技術創新的機制識別：提高企業信息透明度

分析師關注度和研報關注度越高的公司，在多重信息渠道網絡的交織作用下，企業的真實情況越會被更全面化和多角度解讀。這可以有效緩解信息不對稱，并為外界監督創造良好環境。①潘越、戴亦一、林超群：《信息不透明、分析師關注與個股暴跌風險》，《金融研究》2011年第9期。實證結果顯示，企業數字化轉型后，分析師關注度和研報關注度就會提高，一方面企業數字化轉型后吸引的關注越多，信息披露的成本就越會降低，企業有更多的機會對外釋放積極信號；另一方面更多的關注也會激勵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并有機會獲得更多的金融資源和跨界合作的平臺，進而帶來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因此形成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增強）分析師/研報團隊關注度→（提升）綠色技術創新”的正向路徑，這也佐證了本文的假說H1a。

（二）提高企業研發投入

綠色技術創新是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會帶來明顯的環境效益和正外部性，但在經濟效益方面往往缺乏對企業的正向激勵，導致企業研發投入不足，最終影響綠色創新研發能力。數字化轉型可以有效緩解這個現象，一方面企業數字化轉型后可以更好地向外界傳遞公司內部的經營狀況，有利于資本市場更好地評估企業的發展潛力，進而幫助企業獲得外部的優質資源投入，驅動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另一方面企業數字化轉型后給社會各界和利益相關者提供了更好的監督平臺，倒逼企業維護自身良好形象，加大研發投入，通過節能減排、打造綠色產品等途徑體現社會責任，這些都會為公司綠色創新能力的提高打造優質的環境。

表4 企業數字化轉型影響綠色技術創新的機制識別：加大研發投入

五、結論和政策啟示

本文運用2007—2020年中國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微觀數據，考察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結果表明：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有顯著正向影響，在使用工具變量法、Heckman兩階段法以及變換估計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后，實證結果仍然是一致的。異質性分析表明，相比民營企業和非高新技術企業，國有企業和高新技術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水平對綠色技術創新表現出更顯著的驅動作用。機制分析顯示，數字化轉型顯著提升了企業信息透明度，還加大了企業研發投入，從而促使制造業企業有機會申請更多的綠色專利，明顯提高了綠色創新水平。

根據本文的實證結果，相關政策啟示如下：

首先，在加快數字中國建設的頂層目標之下，政府應當積極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鼓勵數字技術與產業組織深度結合。特別是針對傳統制造業的轉型提升而言，在政府層面給予必要的扶持與指導，才能推動其在生產技術與企業組織結構等層面上實現企業與數字信息技術深度融合發展，以便于更加夯實企業利用數字化轉型服務于企業價值提升的科技基礎與組織結構基石。另外，針對企業數字化轉型驅動所表現出的所有制、企業屬性等異質性差異，政府扶持系統的建設也應當著重關注精細化和差異性管理，給予企業更具針對性的幫助。

其次，政府應當持續推動企業信息披露體系的進一步優化和調整。一方面，政府應健全企業信息披露機制，提高市場信息傳導效率，有效提升外部環境對企業信息披露活動的監督功能，為建立企業、投資者和用戶三方之間的信息交互通道，增強市場對企業的引導作用提供政策保障；另一方面，政府應積極強化企業披露信息的標準化和結構化，持續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化交易進程，這將有效加快企業向數字化信息技術轉變進程，同時帶來企業的科技創新、信息獲取和大數據集成能力的整體提升，從而使企業有能力追蹤行業前沿技術的發展動向和市場技術供求情況，進而主動調節并有效提升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能力。

最后，政府與企業應共同致力于建設以市場為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并為此提供優質外部環境和高效創新平臺?；诒疚难芯拷Y論，就外部環境來說，政府應發揮數字化產業人才與數字化技術的積極引領作用，打造信息高效流通的多主體創新生態。就企業內部創新機制來說，一方面從產品研發、生產運營和供應鏈管理等各個環節全面強化對數字化信息技術的有效運用，并借助數字化信息技術實現企業內部信息的有效流動，優化企業內部資源配置效率，降低經營成本并提升經濟效益；另一方面，企業還須提升內部的研發創新效率，積極利用數字技術打造企業自主研究平臺，探尋適合企業自身實踐的數字化綠色轉型方案，進一步提高企業綠色創新效能，以數字信息技術助力企業綠色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