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應：馬太效應抑或涓滴效應？*

汪虹希

引 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著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時至今日，收入不平等問題已不再簡單地體現為高位徘徊的基尼系數，而是切實地被公眾所感知，其不僅會作用于微觀經濟，也會影響宏觀經濟運行、激發社會深層次內在矛盾，成為制約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桎梏囹圄。①張軍：《堅持改革開放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經濟研究》2017年第12期。脫離社會公平搞經濟發展似乎是“緣木求魚”，而離開經濟發展抓社會公平則是“竭澤而漁”，在共同富裕綱領下，效率與公平必須兼顧。作為實體經濟的“血液”，金融業既是一國產業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一種分配機制，具有強大的分配和再分配功能。長期以來，金融發展與收入分配關系的研究一直被隱含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之中，直至Greenwood和Jovanovic指出金融發展與收入不平等之間存在類似“庫茲尼茨效應”的倒U型關系后，②Greenwood, J., Jovanovic，B.,“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8,no.5,1990, pp.1076-1107.相關研究如雨后春筍般開始涌現。部分學者通過研究支持了這一非線性關系結論，③胡宗義、劉亦文：《金融非均衡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的庫茲涅茨效應研究——基于中國縣域截面數據的實證分析》，《統計研究》2010年第5期。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金融發展與收入不平等存在負相關性，④Galor,O.,Zeira，J.,“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60,no.1,1993, pp. 35-52; Jalilian H, Kirkpatrick C.,“Does Financial Development-contribute to Poverty Reduction,”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ol.41,no.4,2005, pp.636-656.其通過經濟增長的“涓滴效應”能夠有效緩解收入不平等。⑤Dollar,D.,Kleineberg,T.,Kraay,A.,“Growth Still is Good for the Poor,”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81,no.1,2016, pp.68—85;楊俊、王佳：《金融結構與收入不平等：渠道和證據——基于中國省際非平穩異質面板數據的研究》，《金融研究》2012年第1期。此外，也有研究發現金融發展因效率優先原則以及人為設定進入障礙等問題或可導致金融市場不平衡，⑥Claessens,S.,and Enrico P.,“Finance and Inequality:Channels and Evidence,”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35,no.4,2007, pp.748-773.從而會擴大收入不平等。⑦葉志強、陳習定、張順明：《金融發展能減少城鄉收入差距嗎?——來自中國的證據》，《金融研究》2011年第2期;孫永強：《金融發展、城市化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研究》，《金融研究》2012年第4期。

不難看出，學術界與實務界關于金融發展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關系尚存在爭議，但普遍形成的共識之一是：完善的金融市場是促使金融發展、縮小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前提。⑧Galor, O., Zeira, J.,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60, no. 1,1993,pp.35-52.作為提高金融服務覆蓋廣度、優化金融服務效率的重要手段，“普惠金融”的提出，無疑為解決收入差距問題帶來了新的活力。普惠金融關系普通百姓對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直接影響著小微企業、農民、城鎮低收入人群、貧困人群和殘疾人、老年人等金融弱勢群體，能夠通過平滑消費、擴大就業、風險管理、降低交易成本等途徑減緩貧困，縮小收入分配差距。⑨李建軍、韓珣：《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與經營風險》，《經濟研究》2019年第8期。而現階段，隨著數字技術的蓬勃發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新一代技術再次助推了傳統金融機構的普惠金融實踐發展，如何充分利用“數字”蘊含的潛能，通過“數字技術+普惠金融”構建數字普惠金融體系，破解共同富裕難題，成為社會各界重點關注的問題。

數字普惠金融能否兼得經濟效率與公平分配，從而推動我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關鍵在于普惠效應的大小?！皵底旨夹g”與“普惠金融”的結合能否成為改善收入分配不均、消除貧困的重要途徑？當前的研究大多基于傳統的普惠金融展開，而數字普惠金融減緩收入不平等的研究較為空缺，據此本文基于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和城市層面的統計數據，深入考察數字普惠金融對我國城市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效應及機制，從而驗證數字普惠金融對于收入分配作用的有效性，為厘清數字普惠金融的利弊、服務于實現共同富裕提供理論借鑒與實踐指導。

一、數字普惠金融影響收入分配的理論邏輯

（一）數字普惠金融的“數字紅利”：涓滴效應

伴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迅速推進，城鎮金融得到空前發展，但金融市場的不完備使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逐漸向企業和政策傾斜，加劇收入不平等。①陳斌開、林毅夫：《金融抑制、產業結構與收入分配》，《世界經濟》2012年第1期。然而“普惠金融”的出現，以其“寬內涵”“多維度”“惠民性”等基本特征，通過提高金融服務廣度、降低門檻效應、提升減困效應等作用，有效解決了弱勢群體金融支持問題，對縮小收入不平等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②李志軍、張名譽：《普惠性金融發展與收入差距的非線性關系研究》，《統計與決策》2015年第22期。普惠金融與收入不平等之間存在因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而產生的經濟效應和因降低金融服務成本而產生的分配效應，普惠金融通過這兩種途徑有效破除了促進經濟增長與收入公平分配之間的矛盾。但需要指明的是，若忽視金融效率和服務質量，普惠金融對收入不平等的負向作用也難以為繼。很長一段時期內，我國地區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普惠金融服務觸達最末端的能力相對不足。

依托于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和云計算等科學技術，我國的數字普惠金融體系逐步走上歷史舞臺。在延伸普惠金融功能的前提下，數字普惠金融可通過進一步降低門檻效應、緩解排除效應和發揮減貧效應縮小收入差距。首先，傳統的金融機構依托實體網點提供普惠金融服務，這一高運營成本使得偏遠且經濟基礎較差的地區難以獲得金融機構的青睞，進而導致普惠金融服務缺失和不足的門檻效應。加之該類地區缺少完善的征信系統，金融機構往往會通過實施類似提高風險評估要求和減少金融產品類別的金融排斥行為以降低風險。而普惠金融借助數字技術，能有效降低金融服務成本，通過縮小地區間的金融科技基礎設施“接入差距”，進一步提升普惠金融服務的覆蓋廣度，成功解凍貧困及偏遠地區“尾部”客戶；③宋曉玲：《數字普惠金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實證檢驗》，《財經科學》2017年第6期。其次，支付寶、微信支付等數字金融的興起，可以惠及那些原來被傳統金融、傳統征信排除在外的群體，有助于緩解他們的借貸約束，而這些缺乏信用記錄和抵押的群體，收入往往偏低。④張勛、萬廣華、張佳佳、何宗樾：《數字經濟、普惠金融與包容性增長》，《經濟研究》2019年第8期。最后，數字普惠金融可達性的提高，增強了對貧困及偏遠地區或群體的實際金融支持力度，進而促進他們的投資和經營活動，通過創業效應、⑤張呈磊、郭忠金、李文秀：《數字普惠金融的創業效應與收入不平等：數字鴻溝還是數字紅利?》，《南方經濟》2021年第5期。就業機會增加⑥何燕、李靜：《授人以漁：數字普惠金融的減貧效應及就業機制》，《消費經濟》2021年第3期。和人力資本提升⑦李娜：《數字普惠金融、人力資本與城鄉收入差距》，《金融與經濟》2021年第3期。等推動收入分配的均衡。

因此，通過金融科技產生的“數字紅利”，數字普惠金融進一步解決了金融弱勢地區或群體的客觀金融需求，克服了正規金融機構高門檻、服務成本高以及逆向選擇等問題，推動其以可負擔的成本將金融服務惠及至相對貧困人群，從而提高了他們獲取“種子式”啟動資金的可能性，最終通過“自我雇傭”“創業創新”等途徑減緩貧困，切實實現普惠金融“涓滴效應”的初衷。

（二）數字普惠金融的“數字鴻溝”：馬太效應

普惠金融因搭乘數字技術順風車得到了快速發展，但我們不得不面對一些無法忽視的事實。伴隨金融科技的高速發展和全面滲透，數字鴻溝正在從以數字基礎設施“接入差距”為特征和以數字技術“使用差距”為特征向以數字化“收入差距”為主要特征過渡，且數字鴻溝與收入差距同方向變動。①李怡、柯杰升：《三級數字鴻溝：農村數字經濟的收入增長和收入分配效應》，《農業技術經濟》2021年第8期。

以數字技術為依托的新型基礎設施接入，弱化了不同地區的金融科技基礎設施“接入差距”，有效提升了金融機構為鄉村、欠發達地區等地區或群體提供普惠金融的可達性，產生了“數字紅利”。然而，金融科技的使用程度或者熟練度在不同群體之間存在明顯的差別，這種“使用差距”或在不同群體間產生有差別的“數字紅利”，進而引發“數字鴻溝”。與高收入群體相比，低收入群體的金融科技傳播曲線時滯更短，原因在于收入水平和技術水平不足以提高數字普惠金融的參與度，參與度不足自然會使收入水平陷于停滯，從而導致平均收入差距越來越大。②王寧、胡樂明：《數字經濟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文獻述評與研究展望》，《經濟與管理評論》2022年第5期?？梢灶A見，隨著相關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這種偏向性技術進步賦予普惠金融的變化所帶來的收入效應更加復雜，其或許并不能像預期那樣縮小收入差距，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加劇和擴大了原有的內部收入差距。③王修華、趙亞雄：《數字金融發展是否存在馬太效應?——貧困戶與非貧困戶的經驗比較》，《金融研究》2020年第7期。其次，金融素養作為一種重要的人力資本，對居民財產性收入獲得和規模提升均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同時也是影響家庭金融市場參與度的重要因素。④Rooij, M. V., Lusardi, A., Alessie R.,“Financial Literacy and Stock Market Participation,”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vol.101,no.2,2011,pp.449-472.以借貸意愿為例，較低金融素養的家庭相比于借貸而言，更偏好于非正規融資渠道，其原因可能就來自金融知識的匱乏，我國居民金融素養也表現出城鎮居民顯著優于農村居民的“知識鴻溝”特征。⑤廖理、初眾、張偉強：《中國居民金融素養與活動的定量測度分析》，《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1第7期。

因此，通過金融科技“使用差距”產生的“數字鴻溝”，數字普惠金融可能會加深多維貧困的程度，且影響逐年增大。⑥何宗樾、張勛、萬廣華：《數字金融、數字鴻溝與多維貧困》，《統計研究》2020年第10期。具體作用機制在于金融科技對使用程度差異、個體知識技能差異等原本對收入分配起到關鍵作用的因素均產生負面影響，最終帶來收入在不同群體之間不平等的擴張，即“馬太效應”。

綜上，數字技術可賦予傳統普惠金融更廣覆蓋、更高效率和更低成本的“數字紅利”，即通過“涓滴效應”緩解收入不平等。但與此同時，對數字化信息和知識是否有平等的接入機會、對金融科技應用是否有足夠的現實場景條件、如何對數字金融進行運用等，都會帶來有差異的“數字紅利”，即通過“數字鴻溝”引致收入分配的“馬太效應”?；诖?，本文提出以下競爭性假說：

假說1a：數字普惠金融會顯著緩減收入不平等，引致了收入分配的“涓滴效應”。假說1b：數字普惠金融會顯著加劇收入不平等，引致了收入分配的“馬太效應”。假說1c：數字普惠金融對收入分配不存在顯著影響。

二、研究設計與數據來源

（一）模型構建

為分析數字普惠金融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本文設定如下計量模型進行實證檢驗：

其中，i代表城市，t代表年份，Giniit為模型中的被解釋變量，代表城市i在t年的基尼系數；index_aggrateit-1為模型中的核心解釋變量，代表城市i在t- 1年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Xit-1代表模型中的控制變量；μi、vt分別代表城市固定效應以及年份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為了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反向因果問題，本文對核心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都作滯后一期處理。

（二）變量選擇

1. 被解釋變量

參照以往經驗研究，洛倫茨曲線及其變種形式十等分組分析法、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和泰爾指數（Theil index）是度量收入不平等的常用指標?；诒疚难芯磕康?，選用基尼系數用于基準回歸分析，泰爾指數以及家庭成員平均收入第90百分位數與第10百分位數的比值P90/P10用作穩健性檢驗。數字普惠金融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存在地域層次的差異，①張呈磊、郭忠金、李文秀：《數字普惠金融的創業效應與收入不平等：數字鴻溝還是數字紅利?》，《南方經濟》2021年第5期。因此本文在選擇CSS2013和2015年調查樣本的基礎上，將基尼系數的測量層次限定為地級市一級。

2.核心解釋變量

本文采用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來衡量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該課題組結合數據的可得性和可靠性，從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廣度（cover?age_breadth）、使用深度（usage_depth）和數字化程度（digitizatial）三個維度來構建數字普惠金融指數（index_aggrate），②郭峰、王靖一、王芳、孔濤、張勛、程志云：《測度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編制與空間特征》，《經濟學（季刊）》2020年第4期。能較為全面地反映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

3.控制變量

對于模型中的控制變量，將現有研究成果中常涉及的影響收入不平等的因素歸類為家庭稟賦和社會環境兩個層面：（1）家庭稟賦層面特征包括人力資本、政治資本和社會資本，其中人力資本具體指家庭成員數（hhsize）、家庭成員平均年齡（age）和家庭成員平均受教育年限（medu）；政治資本指家庭成員中黨員人數（pc）；③程名望、Jin Yanhong、蓋慶恩、史清華：《中國農戶收入不平等及其決定因素——基于微觀農戶數據的回歸分解》，《經濟學（季刊）》2016年第3期。社會資本指家庭紅白喜事往來支出（sc）。（2）社會環境層面包括政策因素、經濟因素和對外開放水平，其中政策因素由每小時最低工資的對數（wage）表征；經濟因素由剔除價格因素的實際人均GDP的對數（rgdp）衡量；對外開放水平由實際利用外資的對數（fdi）表示。

（三）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自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2013年、2015年）、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和城市層面的統計數據進行合并的混合截面數據庫。其中CSS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于2005年發起的一項全國范圍內的大型連續性抽樣調查項目，調查采用概率抽樣的入戶訪問方式，覆蓋全國31個?。▍^、市）的151個縣（市、區），該數據中部分年份可以識別具體的地級市信息，因而適合測度基尼系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來自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城市層面的統計數據由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wind數據庫、《中國城市統計年鑒》整理而得。通過對變量的缺失值、錯誤值處理后，本文最終得到11733個觀測值的樣本。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

三、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分析

根據方程（1）的計量模型，表2給出了數字普惠金融對城市基尼系數的作用效應。在只控制年份和城市固定效應的條件下，第（1）列結果顯示數字普惠金融（index_aggrate）的回歸系數為正，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第（2）列加入了包括家庭稟賦和社會環境層面的多項控制變量，數字普惠金融（index_aggrate）的回歸系數仍顯著為正，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總體上不利于收入分配，反而加劇了收入不平等。以上結果驗證了假說1b，數字普惠金融在我國城市層面并未產生明顯的“涓滴效應”，而是引致了“馬太效應”。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二）穩健性檢驗①限于篇幅，穩健性分析的結果未在本文列示，留存備索。

1.內生性處理

數字普惠金融與收入不平等之間可能存在雙向因果關系，盡管本文在研究設計中已使用核心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滯后一期進行回歸，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反向因果關系的影響，并不能完全消除模型中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因而需要尋找合適的工具變量進行回歸。本文參照既有文獻的經驗做法，②傅秋子、黃益平：《數字金融對農村金融需求的異質性影響——來自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證據》，《金融研究》2018年第11期；張勛、萬廣華、張佳佳、何宗樾：《數字經濟、普惠金融與包容性增長》，《經濟研究》2019年第8期。選取利用地理信息系統（GIS）所計算的家庭所在城市與杭州的距離的對數作為工具變量，原因在于以支付寶為代表的數字金融發展起源于杭州，因此可以預計在地理上距離杭州越近，越容易受到杭州數字金融領先水平的輻射，相應的數字金融發展程度應越高。③張勛、楊桐、汪晨、萬廣華：《數字金融發展與居民消費增長：理論與中國實踐》，《管理世界》2020第11期。

為了理解方便，本文進一步將家庭所在城市與杭州的距離的對數取倒數，以此構建工具變量（distance）納入回歸分析?？紤]到北京、深圳等核心城市雖距離杭州較遠，但數字金融水平明顯較高，因此存在弱工具變量的可能性，本文同時報告工具變量的兩階段回歸結果。第一階段結果顯示，工具變量（distance）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表明distance越大（即家庭所在城市與杭州的距離越近），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越高，符合現實預期，即本文選取的工具變量滿足相關性條件。第二階段結果顯示，Kleibergen-Paap rk LM 統計量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識別不足的原假設，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統計量大于Stokc-Yogo弱工具變量識別F檢驗在10%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16.38，拒絕弱工具變量的原假設，且數字普惠金融（index_aggrate）的回歸系數仍顯著為正，與基準回歸的結果相一致。

2.替換核心變量

為避免收入不平等的測度方式不同影響實證結果，本文在基準回歸使用的城市基尼系數基礎上，補充使用泰爾指數家庭人均收入的90分位數和10分位數之比（P90/P10）作為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指標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顯示，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數字普惠金融（index_aggrate）回歸系數依然顯著為正。以上結果再次證明了數字普惠金融會擴大收入差距，佐證了本文核心結論的穩健性。

（三）機制檢驗

如前文所述，對數字化信息和知識是否有平等的接入機會、對金融科技應用是否有足夠的現實場景條件、如何對數字金融進行運用等數字技術“使用差距”，都會帶來有差異的“數字紅利”，從而對收入分配產生不利影響。為證明這種由于數字技術“使用差距”導致的“數字鴻溝”機制是否存在，本文分別從金融科技使用程度和個體知識技能兩個維度進行檢驗。

1.金融科技使用程度

本文依據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發布的數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usage_depth）來刻畫金融科技使用程度差異，通過構造金融科技使用程度與數字普惠金融的交互項（index_aggrate*us?age_depth）納入回歸方程，①為避免引發明顯的多重共線性問題，本文對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數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進行了中心化處理。本處感謝審稿人的建設性意見?；貧w結果如表3 第（1）列所示。結果發現，數字普惠金融（in?dex_aggrate）的回歸系數仍顯著為正，而交互項的回歸系數為負，且在1%的水平上表現顯著，這表明金融科技使用程度的加深能夠減弱數字普惠金融對收入分配產生的不利影響，即數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越低，收入不平等將愈加嚴重，這印證了金融科技使用程度差異而引致的“數字鴻溝”作用的存在。

表3 機制檢驗結果

2.個體知識技能

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了解受眾需求并對人群進行正確有效的科普尤為重要。從數字普惠金融發揮效應的機制路徑看，受眾的知識水平以及對于新技術、新產品的了解程度扮演著重要角色。不同收入或學歷的人群一般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所受教育程度以及新技術、新產品介入和使用的途徑、種類等都會影響數字普惠金融的實際效果。換言之，不同群體由于個體知識技能差異，對待數字普惠金融的接受度不同，收入水平和技術水平不同或將影響對數字普惠金融的熟練度，進而引發“數字鴻溝”，擴大收入分配差距。根據這一邏輯，本文分別以家庭人均收入（rincome）和家庭成員學歷水平（edu）刻畫個體知識技能差異，通過構造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與數字普惠金融的交互項（index_aggrate*rincome）、家庭成員學歷水平與數字普惠金融的交互項（in?dex_aggrate*edu）納入回歸方程，回歸結果如表3第（2）—（3）列所示。結果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與基準回歸保持一致，而交互項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這表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以及家庭成員學歷水平都能夠緩解數字普惠金融對收入不平等的加劇作用。這一結果預示著低收入或低學歷人群由于較低的個體知識技能，對數字普惠金融的參與度或熟練度亦相對較低，繼而導致更大程度上的收入不平等效應，進一步印證了“數字鴻溝”作用的存在。

（四）進一步分析①限于篇幅，進一步分析的表格結果未在本文列示，留存備索。

1.不同數字普惠金融維度的影響效應

本文將數字普惠金融指數進一步劃分為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結果顯示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廣度（coverage_breadth）、使用深度（usage_depth）和數字化程度（digitizatial）三個維度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這與基準回歸的結果相一致。但是相較于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廣度，數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回歸系數的絕對值較小，這表明二者對收入不平等的加劇作用相對較弱。這進一步表明了“數字技術+普惠金融”的目標不應僅僅是擴大金融服務的覆蓋面，更為重要的是，要切實提升各地區人群對數字普惠金融的認識度、接受度，進而提高數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熟練度，例如培養人們對移動支付、線上信用貸款、線上投資業務等業務活動的習慣，才能夠盡享數字普惠金融對收入分配產生的“數字紅利”，否則會通過數字技術“使用差距”引發“數字鴻溝”以擴大收入差距。

2.不同地區的影響效應

為進一步探究數字普惠金融對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效應是否在不同地區間存在差異。本文基于不同戶籍、不同地區重新劃分樣本進行了實證檢驗。首先，本文將總樣本分為城鎮家庭和農村家庭，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index_aggrate）在城鎮家庭樣本和農村家庭樣本中的回歸系數均與基準回歸保持一致，且系數的絕對值相差不大，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對收入分配的“馬太效應”在城鄉之間不存在明顯差異。進一步地，本文將總樣本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index_aggrate）在東部地區樣本和中部地區樣本中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但在西部地區樣本中顯著為負，這表明在我國東中部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收入分配產生了相對明顯的“馬太效應”，而在西部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對收入分配則產生了相對明顯的“涓滴效應”，這側面印證了已有文獻的研究結論，①黃燕輝：《普惠金融與城鄉收入差距：基于廣東省的實證分析》，《廣東財經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即普惠金融發展對縮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性存在邊際遞減效應，且普惠金融發展速度的提升對收入差距的縮小幅度呈現西部地區大于東中部地區的特點，本文將這一結論拓展到了數字普惠金融領域。

四、結論與啟示

普惠金融是世界性的難題，而數字技術、金融科技的發展為其注入了新的生機與動能，數字普惠金融究竟能否真正推動收入分配改善是學術界與實務界共同關注的熱點問題。本文基于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和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構建城市層面的混合截面數據，探討數字普惠金融對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效應。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總體上會顯著加劇收入不平等，對收入分配引致了相對明顯的“馬太效應”，而并未實現“涓滴效應”的初衷。背后的機制在于，數字普惠金融會通過金融科技使用程度差異、個體知識技能差異產生有差異的“數字紅利”，即通過“數字鴻溝”作用引致收入分配的“馬太效應”。進一步分析發現，相較于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廣度，其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對收入不平等的加劇作用較大。相較于欠發達的西部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在東中部地區中對收入分配產生了相對明顯的“馬太效應”。

本文結論有如下啟示：一是要繼續加大云計算、大數據、區塊鏈、互聯網平臺等新型基礎設施的接入水平，特別是在鄉村、欠發達地區中加大對金融新基建的投入力度，實現對銀行等金融機構服務、監管、資產、風險等數據資產的數字化，通過支付、信用和數字化技術的全面融合，縮小不同地區金融科技基礎設施的“接入差距”，以可負擔的成本將普惠金融服務惠及更多的地區和群體，盡可能地釋放數字普惠金融的“數字紅利”；二是在加大數字普惠金融覆蓋廣度的基礎上，要重點關注低收入群體、欠發達地區對數字技術、金融科技的接受度，通過媒體宣傳、金融機構社區入戶等普及手段，加大民眾對數字普惠金融的認知度和信任度，切實提高移動支付、線上信貸、線上保險等受眾群體規模與使用深度，盡可能地避免由于金融科技使用程度差異而可能造成的“數字鴻溝”問題；三是銀行等金融機構要重視數字普惠金融產品創新，依托于數字技術促使金融產品的數字化，創造出低門檻、低風險的普惠金融產品，特別是要倡導“因人制宜”“因地制宜”，精準錨定目標群體提供相應普惠金融服務，避免“灌溉式扶貧”，而推動普惠金融層面的“精準扶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