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號”中的歷史流變

胡阿祥

【關鍵詞】國號 國家 中國古代歷史名實互證

【中圖分類號】K207 【文獻標識碼】A

國號、名號與域外稱謂，見證了國家的歷史、民族的成長、我國與外部世界的交往，凝聚著傳統文化的精華、展現出方塊漢字的魅力、反映了中國人濃重的名號情結；推而廣之，如果我們立足于“名實互證”的視角，那么這些國號、名號與域外稱謂，既能豐富、強化與鮮活我們對歷史中國與現實中國的理解，也能增強我們對中華文化與華夏傳統的自認、自信與自豪。

國號，顧名思義就是國家的稱號。在中國悠久綿長的歷史進程中，舉凡擁土聚眾、建立政權的統治者，不論其肇創的是局處一隅、割據偏安的小國，還是擁有天下、統御四方的一統國家，開國伊始，無不定立國號。國號者，從來就是家天下的標志，而且逐漸成為天命所鐘、歷數所在、萬民擁戴的象征，乃至國家政治文化的符號。

國號是伴隨著國家的形成才出現的?！妒酚洝肪硪弧段宓郾炯o》載：“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倍罁鄶惮F代學者的研究結論，公元前21世紀的黃河中下游地區，部落聯盟首領禹最終傳位于他的兒子啟，從此，由部落首領推選部落聯盟首領的原始社會傳統，轉變為一姓世襲、父兄死后由子弟繼承的君主制國家，即由“天下為公”的“大同”之世，轉變為“天下為家”的“小康”之世。而啟所建立的，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君、家、國三位一體的國家，啟用作國號的“夏”，則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可信國號。

一姓世襲君位的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傳承了約4000年。在這4000年中，出現了眾多的國號。按某一姓帝王家族的延續統治，中國傳統史學稱為一朝或一代。一朝或一代，基本有著同一國號。而國號的變易，也就大體意味著國家統治權的轉移，即所謂的“改朝換代”?！案某瘬Q代”有著復雜多樣的形式，或通過外部的軍事征服，或通過內部的和平“禪讓”，又或天下分裂、政權并立、諸方力爭，最終定于一尊?？傊?，國號是家天下——某一姓帝王家族擁有國家最高統治權的標志。不同國號的遞嬗，反映著不同帝王家族的更迭；原國號尚在使用時，新國號的崛起，則顯示了在國家母體內或國家范圍外，新的國家的創立與新的帝王家族的出現。

帝王家族在中國結束于1912年中華民國創立，其標志性的人物是所謂“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從溥儀上溯到啟，在“歷史中國”的時空范圍內，漢族及其前身華夏族，各種非華夏族及非漢族，所建立的國家，所定立的國號，實在是紛繁復雜，難以勝數。雖然這些國家的疆域有大小、歷時有長短、地位有高下、影響有深淺，指代這些國家的國號，卻有著諸多的共同點：國號的來源與取義，總有具體原因與文化背景，即便是因襲或雷同的國號，也自有其顯明的意義與特別的緣故。其中，作為“天下”共號的統一王朝的國號，由遠及近，有夏、商、周、秦、漢、新、晉、隋、唐、周（武周）、宋、大元、大明、大清，這14個國號不僅是中國傳統史學紀年的依據，而且是中國在相應歷史時期的代稱；至于那些在分裂時代出現的國號，如“三國”“十六國”“南北朝”“五代十國”等統稱所涵蓋的40多個國號，也是地位并不低、影響并不小的國號。綜而論之，統一王朝與分裂時代的這60多個國號，可謂中國古代的典型國號與代表國號。

中國古代這些典型國號與代表國號的特點何在？若以一個字眼來作極度概括，最合適的大概莫過于“美”字。

先證以統一王朝國號。如上所述，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可信國號，是啟用作國號的夏；“夏”字的初義，則是一只夏季的鳴蟬。至于啟以“蟬”形的夏字作為國號，應與蟬所代表的居高鳴遠、飲露清高、生命永駐等美義有關。這些美義，既反映了繼禹而立的啟傳世萬代的心志，也彰顯了全新意義上的夏朝在政治上以及文化上的非凡地位；而取美義為國號，更成為后世命名國號的一種常用方法，比如由夏而下、直到大清的統一王朝國號，都具有或顯或隱的美義，并成為各自國家的政治文化符號。這種符號，在商為鳳，在周為重農特征，在秦為養馬立國，在漢為“維天有漢”，在新為“應天作新王”，在晉為“代漢者當涂高”的預言，在隋為扭轉短促的宿命，在唐為道德至大，在周（武周）為攀附三代之周（姬周），在宋為“天地陰陽人事際會”，在大元為“大哉乾元”，在大明為“光明所照”，在大清為勝過大明?？傊?，這些國號都屬于“受命王者”為了“表著己之功業”“顯揚己于天下”①，進而“奄四海以宅尊”“紹百王而紀統”②的“美號”。這些“美號”，既與君主的統治息息相關，也照應了部族民眾的心理需求，并進而使政權蒙上了濃重的順天應人的色彩，乃至發揮出多樣的現實功能。比如忽必烈在漢臣建議下所定國號“大元”，取義既與漢族儒家經典《易經》密切相關，也符合蒙古族敬天的習俗，并與“大蒙古國”“大朝”一脈相承?！按笤眹柕亩?，包含了贏取中原正統的政治追求與文化企圖，反映了蒙古從游牧國家到中原王朝轉變的完成。又如努爾哈赤所建的“金”國號，作為女真族政治與民族共同體的鮮明標識，助力努爾哈赤成就了一番前所未有的偉業；及至皇太極審時度勢地改“女真”為“滿洲”、改“金”為“大清”，又不僅在五行、方位、字義、政治等方面勝過了“大明”，而且順應了漢人一般的思想觀念，還為女真或滿族所認同、為蒙古族各部所贊成，從而成為皇太極對大明斗爭的“獨門暗器”。諸如此類，真是“美”哉國號！

再證以分裂時代國號。若“天下三分”的魏、漢、吳，紛紛擾擾的“十六國”（國號用字有漢、趙、成、涼、燕、魏、秦、夏），此起彼伏的“南北朝”（國號用字有南朝的宋、齊、梁、陳，北朝的魏、齊、周），相承的“五代”（梁、唐、晉、漢、周），分立的“十國”（吳、唐、吳越、楚、閩、南平以及兩個漢、兩個蜀），這些國號不僅同樣屬于各別意義上的“美號”，而且特別體現了其中非漢族的漢化傾向。即以“漢”國號為例，匈奴劉淵、沙陀劉知遠、沙陀劉崇以非漢族的身份而國號為“漢”，目的在于掩蓋種姓來歷，強攀劉邦、劉秀等劉漢宗族，依傍正統漢朝，這樣的事實充分說明，在中國古代，但凡非漢族欲在中原立國，就必須認可、接納乃至融入漢地的文化傳統與歷史系統，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漢化”；而他們直接用“漢”國號，則從心理層面直接且鮮明地反映了非漢族不自外于中國，即中國不僅是漢族的中國，也是非漢族的中國，中國是多民族國家。進而言之，匈奴、沙陀之沿用“漢”國號說明了以上問題，夏國號的沿用如匈奴劉勃勃（赫連勃勃）的夏，周國號的沿用如鮮卑宇文覺的周，秦國號的沿用如氐人苻健、羌人姚萇、鮮卑乞伏國仁的秦，魏國號的沿用如鮮卑拓跋珪的魏，晉國號的沿用如沙陀石敬瑭的晉，唐國號的沿用如沙陀李存勖的唐，以及與宋并立的契丹之遼、黨項之夏（西夏）、女真之金所采用的漢式國號，也都說明了以上問題。從終極意義上說，這些非漢族政權采用漢式國號以及大多力求與前代統一王朝或中原王朝攀附關系，表明了他們決不自外于中國，而正是這一點，奠定了我們這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思想基礎與政治根本。斯義更是大“美”！

國號是名，國家是實，名與實之間的關系，就像毛與皮之間的關系，“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立足于“名實互證”的視角，解析國號與國家之間的名實關系，相當有趣。

首先，中國古代統一王朝的國號與國家之間，大多是名實相副的。如以養馬立國的秦，恰好也是馬上得天下、馬上失天下的王朝；與銀河般浩瀚悠長、帝堯般道德完美有關的漢、唐國號，指代的正是備受稱贊、國運長久的漢、唐王朝；來自《易經》“大哉乾元”的大元國號，與擁有廣袤疆域、信仰長生天的元朝之間，也是名實相副。至于名實不副的國號與國家，巍巍高大的晉國號，沒有形象高大的晉朝（西晉）與之匹配；一切求新的新國號，對應的卻是一切復舊的新朝；力圖走出短促宿命的隋國號，終究無法改變隋朝的短命。

其次，比較而言，代表著中國“創世記”的夏，是中國史上模糊不清、居高鳴遠的王朝；“玄鳥”生出的商，是中國史上既迷信又神秘的王朝；以重農為特征的周，是中國史上備受稱道與尊敬的王朝；以統一與暴虐而出名的秦，是中國史上國運短促而又影響深遠的王朝。至于漢是得也天命、失也天命的王朝，新是“始作俑者，其多后也”的王朝，晉（西晉）是看似“道德”、實則虛偽的王朝，隋是是非功過評價存在較大分歧、國號取義甚受嘲諷的王朝，唐是既昂首自豪又低首痛惜的王朝，武曌的周是尷尬而無奈的女主的王朝，宋是否極泰來、斯文與變革的王朝，大元是非漢族建立的民族多元、“一國多制”的王朝，大明是“老農”治國、皇帝集權的王朝，大清是前期精神的力量顯著、后來卻不能自主的王朝，也都標示了這各具地位的統一王朝在中國歷史長河中的特征所在。而順著這樣的思路說下去，中國歷史上的那些分裂時代，也可概括出各自的特征或地位，如“春秋”是名分混亂卻又“講究”名分的時代，“戰國”是戰爭頻繁、競爭激烈的時代，“三國”是在后世“接受史”中被文學化、戲劇化、道德化的時代，“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是民族矛盾、地域沖突、文化融匯表現極為充分的時代，“五代十國”是建國者的出身等而下之、社會道德淪喪的時代。然則這樣的一部中國歷史，也就仿佛一臺起承轉合、悲喜交加的多幕大戲，值得我們仔細品味。

再次，仔細品味乃至探賾索隱中國古代國號與國家的關系，還能發掘出不少隱而不彰的重要內容。如在中國歷史上，因為后來沒有哪個王朝沿用商國號，所以一般人都認為商國號缺乏繼承者，至少與屢被后世繼承的夏、周、秦、漢、唐等國號相比，商國號要等而下之，商朝的政治形象與文化地位也就連帶著相對次要。其實不然，這里可以舉出非常有趣的兩點證據：

第一，趙匡胤的宋朝是隱性地遠承商朝的。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的父親名弘殷，“弘”是推廣、光大的意思，“殷”是商的別號、他稱，“趙弘殷”的字面意思就是“趙家要發揚光大商朝”。具體到趙匡胤本人，稱帝之前做過宋州（今河南商丘市）歸德軍節度使，宋州歸德軍就在古代的商丘，這里既是商朝的發祥地，也是商朝帝王之后微子啟始封的宋國的國都。這些機緣巧合，遂決定了趙匡胤建國以宋為國號，而且這個宋，還是正兒八經地接續夏、商、周三代的商朝的。更加重要的是，后來1368年朱元璋開國的大明，是打著“反元復宋”的旗號成功的，1912年孫文創建的中華民國，某種意義上又是告慰“我高皇帝”朱元璋、“反清復明”的成功。換言之，商—宋—大明—中華民國屬于一個傳承系統，而這樣的傳承系統所彰顯的歷史事實是：在大約公元前1046年商朝滅亡以后，經歷了大約2000年的隱伏，到了公元960年趙匡胤建立宋朝，一個新的“商朝”又橫空出世了，而且這個“商朝”，還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此后將近千年的中國國號歷史的走向。

第二，鳳這種神鳥，演化成了中國人的精神之鳥。自從商朝建立以后，作為商族名、商國號來源的鳳，形象越來越神奇，象征意義也越來越豐富。發展到后來，鳳更全面代言了中華文化的品質，所謂“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③是也。而到了今天，與夏朝有關的、從原始夏人的蛇圖騰演化而來的、集走獸形象之大成的、“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④的龍，已經與集飛禽形象之大成的鳳一起，共同成為華夏民族乃至中華民族最顯眼的符號、最主要的吉祥物。再說大些，如果我們把中國內地農耕社會劃分為東部與西部的話，那么，源自西部的夏、周、秦、漢、唐等國號以及龍的文化形象，主宰了中國歷史的前半段，大約3000年的時間；而源自東部的商以及鳳的文化形象，深刻作用于中國歷史的后半段，也有大約千余年的時間。

最后，特別值得強調的是，就中國古代國號與國家的影響或“溢出”效應言，也有很多亟待表彰的方面。如有國號轉為名號者，由夏國號而產生了諸夏、華夏、中華等名號，即為其例；后來，華夏又成了族稱，迄今也還是漢族的雅稱，而取“中國”與“華夏”各一字組成的“中華”，更成了“中華民族”“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專名。有國號轉為域外稱謂者，這方面的例子更多。如由秦國號而出現了中國的域外稱謂China，China又回譯為震旦等，“震旦”在漢語的語境中則可以理解為“東方日出處的國家”。又如由漢、唐國號而出現了中國的域外稱謂漢、唐，這是中國歷史上聲教遠暨、超邁前古的時代，中外之間的經濟與文化交流也非常繁盛；時至今日，國外有關中國的學問還稱“漢學”，世界各地還把華僑或有中國血統的外籍人聚居的城市街區稱為“唐人街”，英文則寫作Chinatown，翻譯過來就是中國城、華埠的意思。還有國號轉為族稱者，除了上述的由夏而華夏，更典型的例證則是漢國號演化為中國主體民族漢族的族稱。然則這樣的夏、秦、漢、唐，都可謂中國歷史上最富影響力的國號，也堪稱中國歷史上具有開創性或偉大、光榮、持久的國家或王朝。

從理論上說，國號是國家的稱號，稱號的本質屬性是起區別作用，國號當然也不應該例外。然而，出于復雜的政治、文化、民族、心理等原因，聯系著中國歷史上富有特色的“托古改制”傳統、“五德終始”理論、攀附祖先做法，中國歷史上還是出現了大量的相同國號，這就模糊了國號的區別作用。而為了避免由此造成的各種麻煩，后人采取了多種處理方法，以求區別這些相同國號。⑤

在相同國號前冠以順序詞。劉秀重建漢朝，為了區別于劉邦始建的漢朝，后人稱為“后漢”，而把劉邦的漢朝稱為“前漢”，并把劉備再建的“漢朝”稱為“季漢”。類此者有：劉曜的“前趙”與石勒的“后趙”，張寔的“前涼”與呂光的“后涼”，苻健的“前秦”與姚萇的“后秦”，慕容皝的“前燕”與慕容垂的“后燕”，王建的“前蜀”與孟知祥的“后蜀”。

也有僅以“后”字冠于重出之國號前面者。拓跋珪的魏，為了區別于曹丕的魏，史稱“后魏”，但曹丕的魏并不稱“前魏”；唐、宋之間的梁、唐、晉、漢、周，五個國號以前都出現過，所以史稱“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但并不存在與“后”相對而言的“前梁”“前唐”“前晉”“前漢”“前周”。

在相同國號前冠以方位詞。一種情況是，一個王朝經歷了重大變動（如疆域的巨大變遷、都城的遠距離遷移），后人便根據變動前后的疆域特別是都城的相對位置，在國號前冠以方位詞，以資區別。如“西周”（都鎬，今陜西西安市）與“東周”（都雒邑，今河南洛陽市），“西漢”（都長安，今陜西西安市）與“東漢”（都雒陽，今河南洛陽市），“西晉”（都洛陽，今河南洛陽市）與“東晉”（都建康，今江蘇南京市），“北宋”（都開封，今河南開封市）與“南宋”（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市）。

又一種情況是，依據相對的疆域所在地區或都城所處位置，用方位詞來區分同時代或不同時代出現的相同國號。如孫權的“東吳”，慕容沖的“西燕”、慕容德的“南燕”、慕容云的“北燕”，乞伏乾仁的“西秦”，禿發傉檀的“南涼”、李暠的“西涼”、沮渠蒙遜的“北涼”，拓跋珪的“北魏”，元善見的“東魏”、元寶炬的“西魏”，蕭道成的“南齊”、高洋的“北齊”，宇文覺的“北周”，李昪的“南唐”，劉的“南漢”，李元昊的“西夏”等。

以上兩種情況其實又有明顯的不同。第一種情況，是指一個王朝的兩個階段，只是疆域形勢或都城位置發生了重大變動，所以藉方位詞加以區別；而且，這前后兩個階段的同一王朝，總是先西后東，先北后南，這事實上反映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現象乃至一條規律，即該王朝的統治中心，是由西北向東南轉移，這種轉移又往往是被迫的，是由于受到了其他民族的強力壓迫乃至入主中原所致，其背后的歷史事實，則是該王朝的國勢由盛而衰、疆域由大而小的變遷。第二種情況，藉方位詞加以區別的相同國號，代表的是不同的甚至是對峙的國家，“東”“西”“南”“北”依據的是各自的相對地理位置，所以并不存在由西而東、由北而南的承續意義，也不一定東、西或南、北對應出現，如有“西燕”但無“東燕”，有“西涼”但無“東涼”，有“北魏”但無“南魏”，有“北周”但無“南周”，有“南唐”但無“北唐”。

還有一種情況是，一個王朝的主體滅亡后，其殘余勢力不改國號，后人或也依據其相對地理位置，加上方位詞以資區別，如漢（劉知遠的“后漢”）與劉崇的“北漢”，遼與耶律大石的“西遼”，大元與妥歡帖睦爾的“北元”，大明與諸多的朱氏“南明”，都屬此類。

在相同國號前冠以國姓。在家天下的時代，冠以帝王姓氏即國姓，是區分相同國號的常用方法之一。如曹氏的魏和拓跋氏的魏，分別稱“曹魏”“拓跋魏”；拓跋氏后來改姓元，所以又稱“元魏”。類似的情況很多，如姬周、宇文周、武周，嬴秦、苻秦、姚秦，孫吳、楊吳，劉宋、趙宋，蕭齊、高齊，蕭梁、朱梁。至于楊隋、李唐、完顏金、朱明等，也常見諸史籍。

區別相同國號的其他方法。古有蜀國，分布在今四川中部偏西。蜀后來也成為地域名稱。劉備的漢因稱“蜀漢”。這是在同名國號前綴以地名、以資區別的方法。

王莽以劉邦的漢為火德，而劉秀即以火德王天下，劉邦、劉秀、劉備的漢遂稱“炎漢”；劉裕的宋為水德，趙匡胤的宋為火德，于是劉宋又稱“水宋”，趙宋又稱“火宋”。這是在同名國號前綴以五德、以資區別的方法。

劉邦的漢定都長安，劉秀的漢定都雒陽，長安在西稱西京，雒陽在東稱東京，于是以“西京”作為西漢的代稱，以“東京”作為東漢的代稱?！赌鲜贰肪砹摹锻趿諅鳌罚骸暗湮鐚?，徐廣為晉家遺老；當涂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边@里的“典午”指晉朝，“當涂”指曹魏。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代稱呢？曹氏代漢，自以為應了“代漢者當涂高”的讖語，“當涂高者，魏也……當道而高大者魏”⑥，所以“當涂”成了曹魏的代稱；晉朝的國姓是司馬，典與司都有掌管的意思，而十二地支配十二生肖，午配馬，所以典午就是司馬，晉朝是司馬氏的王朝，故以“典午”代稱晉朝。宋太祖趙匡胤之父趙弘殷，后周時封天水縣男，趙宋因此又有代稱“天水”，而知道了這一點，如王國維所謂“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⑦，陳寅恪所謂“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⑧，也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凡此種種，都是以各種代稱相區別的相同國號。

（作者為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六朝博物館館長）

【注釋】

①[東漢]班固撰：《白虎通德論》，《百子全書》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57頁。

②[明]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138頁。

③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6頁。

④[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82頁。

⑤楚莊：《我國古代的“國號”》，《天津師院學報》，1981年第3期，第47-49頁。

⑥[西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64頁。

⑦王國維：《靜庵文集》，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08頁。

⑧陳寅?。骸逗眉?，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182頁。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