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戰略變化幅度影響會計信息可比性嗎

劉旭原 王惠 張世興

【摘要】提高會計信息可比性是實現高質量會計信息披露的重要途徑， 而微觀企業隨外部環境變化所發生的不同幅度的戰略變化是否會影響會計信息可比性值得深入探究。本文以2011 ～ 2021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 研究發現企業戰略變化幅度與會計信息可比性負相關。機制檢驗發現： 企業金融化行為在二者關系中發揮中介作用， 即戰略變化幅度較大的企業通過提高金融化程度進而降低會計信息可比性。異質性研究發現： 在國有企業、 分析師關注度較低以及管理者短視程度較高的上市企業中上述抑制關系更加明顯。本文不僅豐富了企業戰略變化與會計信息可比性研究領域的研究成果， 同時也為管理者在應對激烈的市場競爭時把握戰略變化幅度、 提高信息披露質量、 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合理可行的建議。

【關鍵詞】戰略變化幅度；會計信息可比性；企業金融化；分析師關注

【中圖分類號】F230?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4-0994（2024）04-0056-7

一、 引言

在我國從高速發展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 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在保護投資者權益、 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完善資本市場信息環境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較高的會計信息可比性不僅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李青原和王露萌，2019）， 同時也有助于提高外部利益相關者的決策有用性（Barth等，2012）， 在資本市場信息傳遞與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等方面都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 在現行會計制度與會計準則要求下， 如何提高企業會計信息可比性是值得深入探討的重要問題?，F有研究中， 學者們從宏觀的制度環境（方紅星等，2017；劉焱等，2020）、 中觀的地區與行業特征（潘臨等，2021；鐘廷勇等，2022）以及微觀的公司治理（劉斌等，2019；聶興凱等，2022）等不同視角探討了會計信息可比性的影響因素， 鮮有研究關注企業戰略變化是否對會計信息可比性產生影響。因此， 探討企業戰略變化幅度對會計信息可比性的影響不僅從企業戰略層面發現了影響會計信息可比性的重要內部因素， 同時也有助于為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把握戰略變化幅度以適應外部環境變化提供經驗啟示。

作為企業整合資源配置并柔性應對環境變動的一項重要動態能力， 戰略變化幅度體現了整個戰略變化中涉及戰略內容的變化深度、 廣度或者大?。ㄟ畞喨旱?，2007；王貞潔和王惠，2019）。合理的戰略變化幅度可以使企業充分適應市場環境變化， 降低生產成本， 并且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取競爭優勢（Nadlkarni和Herrmann，2010）， 從而進一步提升企業績效； 不合理的戰略變化幅度則會提高企業的經營風險， 造成投資不足或投資過度等一系列消極影響（王貞潔和王京，2018）。理論上來看， 戰略變化幅度越大的企業面臨越高的經營風險與財務風險， 可能會出于降低信息成本或平滑財務業績等目的進行選擇性披露或者盈余操縱， 進而損害會計信息可比性。因此， 企業的戰略變化幅度是否會降低會計信息可比性亟待檢驗。

企業戰略管理通過發揮資源配置功能， 降低外部環境變化造成的資源錯配風險。然而， 金融資產作為企業的重要資源對企業的資源配置具有重要影響。企業金融化的動因之一是金融資產具有資金預防儲蓄作用， 即企業持有金融資產不僅可以在短期內獲取超額回報， 還可以在遭遇資金短缺等財務困境時將其及時變現， 化解資金鏈斷裂的風險（孫潔和殷方圓， 2020）， 在主業經營不善時可以利用金融收益平滑主業業績。與此同時， 企業金融化可能會為管理層避免戰略變化失敗或戰略變化幅度過大造成的業績波動提供盈余操縱空間， 導致會計信息失真， 從而損害會計信息可比性?；谝陨戏治?， 本文認為戰略變化幅度可能會降低會計信息可比性并且企業金融化行為在此過程中發揮一定作用， 所以厘清三者之間的關系及影響機制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的邊際貢獻主要有： 第一， 從企業戰略變化幅度這一微觀企業行為視角探究其對會計信息可比性的影響， 得出了戰略變化幅度大會損害會計信息可比性的研究結論。第二， 基于企業金融化的研究視角， 發現戰略變化幅度較大的企業會通過提高金融化程度來降低會計信息可比性， 從而揭示了戰略變化幅度影響會計信息可比性的作用機制。第三， 通過異質性研究發現， 在國有企業、 分析師關注度較低以及管理者短視嚴重的上市企業中， 戰略變化幅度對會計信息可比性的削弱作用更加明顯。這一發現既為上市企業進一步緩解股東與管理者之間的代理沖突、 提高內部治理水平提供了經驗證據， 同時也為相關部門加強對上市企業戰略變化與信息披露的監管提供了理論依據。

二、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 戰略變化幅度與會計信息可比性

幅度較大的企業戰略變化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損害會計信息可比性： 一是當企業發生較大幅度戰略變化時將會加大對各項資本要素的投入， 包括研發投入、 人力資本投入等， 通過新產品、 新技術、 新服務等競爭優勢， 形成企業獨特的核心競爭力， 進一步提高市場占有率； 同時， 為了防止同行業企業通過公開披露的信息對本企業的戰略變化進行模仿或制定針對性戰略， 戰略變化幅度較大的企業可能會對相關財務信息進行選擇性披露或推遲披露（李健等，2020）， 而這些行為將會直接使得企業的經濟業務核算異于同業標準， 極大地降低企業會計信息可比性。二是戰略變化幅度較大的企業同時也面臨著更高的經營風險與業績波動性， 基于委托代理理論， 管理層薪酬與企業經營績效掛鉤， 當企業發生大幅度的戰略變化時， 管理層可能會選擇盈余操縱等機會主義行為（羅忠蓮和田兆豐，2018）， 以降低由戰略變化引起的業績波動， 從而減輕對自身薪酬造成的消極影響， 但因此也會致使會計信息失真， 降低會計信息可比性。三是基于信息風險角度， 企業與投資者以及內部的股東與管理層之間普遍存在信息不對稱現象， 當戰略變化幅度較大的企業管理層出于避免同行業企業模仿、 提高自身薪酬等不同原因而選擇性進行信息披露時則極大加劇了信息不對稱， 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也為管理層盈余操縱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進而嚴重損害會計信息可比性。因此， 提出如下假設：

H1： 企業戰略變化幅度與會計信息可比性負相關。

（二） 戰略變化幅度、 企業金融化與會計信息可比性

一方面， 與實體經濟投資相比， 企業投資金融資產具有收益率高、 持有時間短、 變現速度快、 交易市場活躍等優點， 導致諸多非金融類企業在資本逐利的驅使下不斷加大金融資產配置。因此， 戰略變化幅度較大的企業在考慮未來經營風險的預期后， 更有可能做出金融化的決策。盡管企業戰略變化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業的經營風險與違約風險， 從而進一步影響財務業績， 但是， 企業金融化的“蓄水池”效應能夠在企業面臨經營風險時及時提供可靠的流動性供給， 降低融資約束（黃賢環等， 2018）， 緩解投資不足， 既可以避免企業因資金鏈斷裂而影響正常的生產經營（彭俞超等，2018）， 又可以起到平滑主業財務業績的作用， 向外界釋放積極信號， 吸引外部投資， 此時管理層會樂于披露真實的會計信息， 進而提高會計信息可比性。

另一方面， 金融化行為可能會影響管理層的信息披露動機與會計準則執行力度， 從而降低會計信息可比性。企業戰略變化幅度通過金融化的“擠出”效應對會計信息可比性產生的消極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基于資源配置理論， 任何企業的資源都是有限的， 當企業把有限的資本過多投向金融領域， 則必然會減少技術創新、 固定資產等實體投資， 造成產業“空心化”， 加劇業績波動性和財務風險。此時， 為了掩飾主業業績不佳， 管理層可能采取選擇性披露會計信息或扭曲會計準則等手段， 隱藏壞消息， 掩蓋金融化行為， 這就極大地損害了會計信息可比性（羅忠蓮和田兆豐，2018；李慧云等，2013）。二是企業金融化行為可以在短期內實現超額收益， 提高企業經營業績?；谖写砝碚?， 當管理層出于自身薪酬考慮或短視主義而忽視企業未來長期發展時， 會通過配置大量金融資產實現超額收益， 而管理層的這種機會主義行為會嚴重降低會計信息可比性。因此， 提出如下假設：

H2： 企業金融化行為在戰略變化幅度與會計信息可比性之間發揮中介作用。

三、 研究設計

（一）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1 ～ 2021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 并對樣本數據進行如下處理： ①剔除金融類、 ST類、 ?ST類公司數據； ②剔除資產負債率（Lev）大于1或小于0的樣本企業； ③剔除財務數據缺失或異常的樣本； ④對連續型變量兩端進行1%的Winsorize處理。最終得到5159個觀測值。本文用到的數據均來自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和萬得（Wind）數據庫。

（二） 變量定義與說明

1.被解釋變量： 會計信息可比性（Comp）。本文參考Franco等（2011）的衡量方法來測度會計信息可比性。首先， 采用企業i第t年連續前16個季度的數據構建模型（1）來估計上市企業的會計信息系統：

Earningi，t=αi+βiReturni，t+εi，t? （1）

其中： Earningi，t表示企業i在第t年各季度凈利潤與季度期初權益市場價值的比值； Returni，t為企業i在第t年各季度的股票收益率， 用以反映經濟業務和交易事項產生的凈影響； α和β為估計參數； ei，t表示殘差。

然后， 用Returni，t描述相同的經濟業務和交易事項， 將模型（1）中估計的參數α和β代入以下模型（2）和模型（3）中， 測度相同經濟業務和交易事項下企業i和j的預期盈余。E（Earnings）iit和E（Earnings）ijt分別表示第t期企業i和j的預期盈余， 其根據企業i和j各自的會計信息系統及企業i第t期的季度股票收益率計算而得。

E（Earnings）iit=? ? i+? ? iReturni，t? （2）

E（Earnings）ijt=? ? j+? ?jReturni，t? （3）

再次， 將預期盈余代入模型（4）中， 根據企業i和j預期盈余差異絕對值平均數的相反數定義兩家企業的會計信息可比性程度。

Compijt=-1/16×? ? ? ? |E（Earnings）iit-

E（Earnings）ijt|? （4）

最后， 計算第t期企業i的年度會計信息可比性。本文采用企業i與同行業其他企業配對組合計算的會計信息可比性的均值（Comp1）與中位數（Comp2）， 衡量企業i的會計信息可比性水平。

2. 解釋變量： 戰略變化幅度（Ssc）。本文借鑒Boeker（1997）、 王貞潔和王京（2018）的研究方法， 定義戰略變化幅度為企業在兩個不同時段多元化戰略程度的變化， 運用企業多元化戰略程度的熵值衡量戰略變化幅度。具體計算方法如模型（5）所示：

熵值（s）=? ? ? piln（1/pi） （5）

其中： 多元化戰略程度用代表企業經營業務離散程度的熵值（s）表示； pi表示上市企業第i類業務占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例。之后用第t期的熵值減去第t-1期熵值的絕對值衡量企業多元化戰略程度的變動情況， 即戰略變化幅度（Ssc）， 其中t取2011 ～ 2021年。

3.中介變量： 金融化程度（Fin）。借鑒王紅建等（2017）的研究方法， 以企業年度金融資產占總資產的比值來衡量金融化程度（Fin）。其中， 金融資產包括交易性金融資產、 衍生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長期股權投資、 持有至到期投資、 投資性房地產、 發放貸款及墊款。

4. 控制變量。選取重要的企業特征作為控制變量， 同時對行業與年度層面進行控制。具體變量定義如表1所示。

（三） 模型構建

為驗證前文假設， 構建如下檢驗模型（6） ～ （8）：

Compi，t=γ0+γ1Ssci，t+Controlsi，t+ε1? （6）

Fini，t=δ0+δ1Ssci，t+Controlsi，t+ε2? （7）

Compi，t=θ0+θ1Ssci，t+θ2Fini，t+Controlsi，t+ε3? （8）

其中： Comp表示企業會計信息可比性的均值和中位數； Ssc表示企業戰略變化幅度的代理變量； Controls表示其他控制變量； ε為殘差項。在實證檢驗中， 若模型（6）中Ssc的系數g1顯著為正， 意味著戰略變化幅度與會計信息可比性呈正相關關系（H1不成立）； 若系數g1顯著為負， 則意味著戰略變化幅度與會計信息可比性呈負相關關系（H1成立）。若模型（7）中Ssc的系數d1顯著為正， 表明戰略變化幅度越大則企業金融化程度越高； 若系數d1顯著為負， 表明戰略變化幅度越大則企業金融化程度越低。模型（6） ～ （8）為企業金融化行為中介效應的檢驗， 若同時滿足模型（6）中Ssc的系數g1顯著、 模型（7）中Ssc的系數d1顯著， 且模型（8）中中介變量Fin的系數q2也顯著， 則系數乘積d1×q2所代表的中介效應成立， 表明企業金融化程度在企業戰略變化幅度與會計信息可比性的關系間發揮中介作用（H2成立）。

四、 實證分析

（一） 描述性統計

表2的結果表明， 會計信息可比性變量的均值均為

-0.01， 中位數均為-0.01， 標準差均為0.006。由此可見， 我國上市企業會計信息可比性水平整體分布較為均勻， 但會計信息可比性水平整體偏低， 有待進一步提高。企業戰略變化幅度（Ssc）變量的均值為0.76， 中位數為0.17， 標準差為1.749， 最大值為12.16， 最小值為0。這表明不同上市企業戰略變化幅度存在明顯差異， 即部分上市企業會在一定程度上進行相應的戰略調整， 也有企業戰略幅度不發生變化。其他控制變量如企業規模、 資產負債率等統計結果均在合理范圍之內。

（二）多元回歸結果分析

表3列示了模型的回歸結果。列（1）和列（4）回歸結果顯示， 企業戰略變化幅度（Ssc）對金融化程度（Fin）的回歸系數均為0.0023， 且均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 即企業戰略變化幅度越大則金融化程度（Fin）越嚴重。列（2）和列（5）回歸結果顯示， 戰略變化幅度（Ssc）對會計信息可比性均值Comp1和中位數Comp2的回歸系數均為

-0.0002， 且均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 意味著戰略變化幅度（Ssc）越大則越會降低企業會計信息可比性（Comp1和Comp2）， 驗證了H1。對金融化程度（Fin）在戰略變化幅度（Ssc）和會計信息可比性（Comp1和Comp2）之間的中介效應進行驗證， 回歸結果表明， 列（1）、 列（2）和列（4）、 列（5）中戰略變化幅度（Ssc）的系數均在1%的統計水平上與金融化程度（Fin）顯著正相關， 與會計信息可比性均值（Comp1）和中位數（Comp2）顯著負相關， 且列（3）和列（6）中金融化程度（Fin）對會計信息可比性均值（Comp1）與中位數（Comp2）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 即企業金融化降低了會計信息可比性， 驗證了戰略變化幅度對企業會計信息可比性影響過程中金融化程度（Fin）中介效應的存在， 即H2得到支持。由此可見， 當前我國上市公司戰略變化幅度越大， 越會損害會計信息可比性， 較大的戰略變化幅度通過加劇金融化程度為盈余操縱等行為提供有利條件， 進而降低企業會計信息可比性。這一結果既驗證了戰略變化幅度與企業會計信息可比性之間的關系， 同時又為企業金融化行為影響因素與經濟后果研究提供了戰略層面的微觀證據。

（三）穩健性檢驗

為檢驗結論的穩健性， 本文進行了如下穩健性檢驗。第一， 內生性問題。選取滯后一期戰略變化幅度（Ssct-1）作為工具變量， 回歸結果如表4列（1）、 列（2）所示， 企業戰略變化幅度與會計信息可比性依然呈顯著負相關關系， 與前文研究結論相符。第二， 更換被解釋變量。參考羅忠蓮和田兆豐（2018）的做法， 選取企業與同行業內其他企業配對組合計算的會計信息可比性前四名和前十名的均值作為會計信息可比性的替代指標?；貧w結果如表4列（3）、 列（4）所示， 戰略變化幅度與企業會計信息可比性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 實證結果穩健可靠。第三， 聚類檢驗。本文對研究假設進行企業層面的Cluster聚類調整， 回歸結果如表4列（5）、 列（6）所示， 企業戰略變化幅度依然對會計信息可比性具有削弱作用， 研究結論依然成立。第四， 中介效應的Bootstrap檢驗。本文對H2的中介效應進行Bootstrap檢驗。結果（因篇幅所限，未予列示）顯示， 企業戰略變化幅度通過金融化行為對會計信息可比性的間接中介效應顯著為負， 95%的置信區間都不包含零， 表明采用Bootstrap進行中介效應穩健性檢驗的結果依然支持上述研究結論。

（四）異質性分析

1. 產權性質。根據企業終極控制人性質的不同， 我國上市企業可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在不同產權性質下， 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在治理模式、 運營方式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異。為了進一步探究不同產權性質下， 企業戰略變化幅度對會計信息可比性的影響， 本文依據企業產權性質將總樣本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兩組子樣本。表5列示了在不同產權性質下， 企業戰略變化幅度對會計信息可比性的回歸結果。實證結果表明， 非國有企業戰略變化幅度未對會計信息可比性產生明顯影響， 而國有企業的戰略變化幅度對會計信息可比性均值與中位數的回歸系數均為-0.0002， 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 即國有企業進行較大幅度的戰略變化會顯著降低會計信息可比性。造成差異影響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兩點： 一是國有企業的主要管理者一般是由政府任命， 任期內企業的經營業績是影響管理者薪酬和政治晉升的主要因素， 因此， 國有企業管理者有更強的動機進行大幅度的戰略變革， 通過金融化等方式進行盈余操縱， 改善經營業績， 從而降低企業會計信息可比性。二是與非國有企業相比， 國有企業面臨更低的破產風險與更寬松的融資環境， 因此國有企業更傾向于施行較大幅度的戰略變革， 從而導致企業會計信息可比性降低。

2.分析師關注。企業的戰略關乎著其未來的發展方向、 經營結構以及資源配置， 分析師作為資本市場重要的信息中介， 必然會關注企業戰略選擇、 戰略變化以及戰略信息披露等問題。因此， 在分析師不同程度的關注下， 企業戰略變化幅度是否會對會計信息可比性產生差異影響， 值得進一步探究。本文以各家上市企業發布投資評級意見和盈余預測的證券分析師數量為基礎來衡量分析師關注度的高低（潘越等， 2011）， 將總樣本中高于年度行業中位數的分為分析師關注度較高組， 低于年度行業中位數的分為分析師關注度較低組。表6報告了在不同分析師關注度下， 企業戰略變化幅度對會計信息可比性的差異影響?；貧w結果顯示： 當分析師關注度較高時， 企業的戰略變化幅度未對會計信息可比性產生明顯影響； 當分析師關注度較低時， 戰略變化幅度會顯著降低會計信息可比性。分析師作為資本市場中重要的金融中介， 具有深厚的專業背景、 強大的信息分析和挖掘能力， 他們通過對某些行業和企業的長期持續跟蹤和關注， 既能夠全面了解企業經營狀況， 實現有效監督， 也能夠及時發現管理層和財務信息的異常之處（劉星等，2021）。即使當企業施行較大幅度的戰略變革時， 分析師的高度關注也可以對公開披露的信息進行甄別與比較， 抑制管理層的信息操縱行為， 極大地降低其對會計信息可比性造成的消極影響。

3. 管理者短視。除外部市場環境變化影響之外， 企業的戰略變化幅度在很大程度上會受管理者決策的影響。近年來， 已有學者發現， 作為管理者重要特質之一的管理者短視主義對企業的戰略規劃、 生產經營、 信息披露等諸多方面產生重要影響（胡楠等，2021；鐘宇翔等，2017）， 而企業的戰略變化幅度又與企業當前的經營和未來的發展緊密相關。因此， 管理者短視是否會影響戰略變化幅度與企業會計信息可比性的關系值得進一步探究。本文借鑒胡楠等（2021）的做法， 以上市公司年報中管理層討論與分析（MD&A）中短期視域詞匯占總詞匯的比例衡量管理者短視主義， 并根據其年度行業中位數， 將總樣本分為管理者短視程度較高和管理者短視程度較低兩組子樣本。表7報告了在不同程度的管理者短視下， 企業戰略變化幅度對會計信息可比性的差異影響?；貧w結果表明： 當管理者短視程度較高時， 戰略變化幅度會顯著削弱會計信息可比性。主要原因可能是， 管理者為了追求短期業績提升而進行信息操縱， 在準則允許范圍內， 推遲信息披露或選擇有利信息披露， 執行異于同行業標準的會計信息系統， 從而極大地損害了會計信息可比性。由此可見， 管理者短視主義會嚴重阻礙企業的長遠發展。

五、 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會計信息可比性作為反映會計信息質量的重要屬性之一， 在資本市場中發揮著重要的信息傳遞作用。一方面， 會計信息可比性有助于提高會計信息的決策有用性和價值相關性， 從而推動會計準則的執行與發展； 另一方面， 會計信息可比性有助于增強資本市場的信息透明度， 幫助投資者等利益相關者更好地識別企業各經營事項， 及時發現異常， 提高投資效率。因此， 探究企業會計信息可比性的影響因素一直是理論界與實務界關注的重點問題。本文從企業內部的戰略變化幅度出發， 探討戰略變化幅度對會計信息可比性產生的影響及作用路徑?；?011 ～ 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數據， 實證檢驗戰略變化幅度對企業會計信息可比性的影響。研究發現： 企業戰略變化幅度與會計信息可比性負相關， 該結論經過一系列內生性和穩健性檢驗后依舊成立。機制檢驗發現： 金融化程度在二者關系中發揮中介作用， 即戰略變化幅度較大的企業通過提高企業金融化程度進而降低會計信息可比性。異質性研究發現： 在國有企業、 分析師關注度較低以及管理者短視程度較高的上市企業中上述抑制關系更加顯著。

（二） 建議

針對上述結論， 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 對于管理者而言， 通過學習等方式不斷提高戰略眼光， 提升根據外部市場變化準確把握戰略變化幅度的能力， 較為有效地預測市場波動和變化趨勢， 盡量保持財務彈性， 增強戰略變革幅度的準確性和有效性。在日常的經營管理中， 加強對資源配置、 人力組織等關鍵資源的結構安排與運行環節的優化， 以縮短企業為適應戰略變化所需的周期， 降低由于戰略變革失誤而引發的糾錯成本， 防止為掩蓋戰略變革而做出短視化行為。

第二， 對企業而言， 加強對管理層的約束與監督， 不斷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企業在施行大幅度的戰略變革時應注重管理層與股東之間的信息溝通， 盡量避免由于雙向溝通不及時而造成的不利影響， 加強對管理層戰略調整和信息披露行為的約束與監督， 嚴格按照規章制度對相關事項進行披露， 不斷提高信息披露質量。尤其對于國有企業而言， 盡管其承擔著政治使命， 但也要降低戰略變化幅度對會計信息可比性產生的負面影響， 分類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 減少宏觀干預、 優化治理體系， 進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質量。同時， 引導管理層樹立正確的經營理念， 以企業長遠發展為目標， 不斷提高企業價值， 避免管理層短視主義對企業發展造成的消極影響。

第三， 對于投資者等外部信息使用者而言， 注重戰略變化幅度較大和金融化程度較高的企業。戰略變化幅度較大的企業在其信息披露過程中更有可能出現選擇性披露、 推遲披露、 信息操縱等機會主義行為， 從而影響信息的決策有效性。因此， 外部信息使用者在進行投資決策時不能僅僅關注財務信息， 也應對企業發展戰略、 戰略變化幅度和金融化程度等多方面信息進行收集和參考， 尤其是國有企業。同時， 分析師作為專業的外部信息分析者， 需對戰略變化幅度較大與金融化程度較高的企業重點關注， 對發現的異常變化及時向外披露， 幫助投資者及時減小投資損失。

第四， 對于監管部門而言， 進一步完善上市企業的信息披露制度， 規范上市企業信息披露行為， 鼓勵上市企業披露詳盡的戰略信息。一方面， 可以使機構投資者和分析師等外部監督力量共同參與公司治理， 避免戰略變化幅度過大與金融化程度過高而有損會計信息可比性； 另一方面， 要加強引導上市企業對非財務信息的披露， 及時發現存在的潛在風險， 更加全面地保障投資者權益。與此同時， 監管部門要規范上市企業管理層的資產配置行為， 避免金融化行為損害會計信息質量， 引導實體企業合理進行金融資產配置， 防范金融化可能造成的潛在風險。

第五， 社會各界共同努力打造良好的信息披露環境， 充分發揮會計的決策有用性效能， 為信息使用者提供高質量的會計信息， 從信息質量層面降低各方潛在風險。同時， 結合時代背景下的數字化轉型等技術， 推動會計信息化的發展， 準確反映新時代會計業務發展趨勢， 進一步驅動企業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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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項目編號：23BGL036）

【作者單位】中國海洋大學管理學院， 青島 26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