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城市群經濟增長效應研究
——基于257 個地級市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

龐 沖，陳 奮，程 健

（1.華南農業大學珠江學院 商學院，廣州 廣東 510900；2.北京市朝陽區審計局，北京 100027；3.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北京 100033）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關于如何推進我國的城鎮化進程出現過不同的發展思路。1980 年全國城市規劃工作會議提出“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目的是為了避免城市規模過大導致“大城市病”的出現，主要表現為城市環境污染嚴重、市內交通擁擠、貧民窟聚集涌現、公共服務超載等問題，希望依托小城鎮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改善產業布局，縮小城鄉差距。但是小城鎮經過一段時間快速發展后，普遍出現發展動力不足的問題，地區產業低位循環，難以形成規模效應。在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我國逐漸探索形成以城市群為主要載體的城鎮化發展道路。2013 年以來，中央要求把城市群作為推進國家新型城鎮化的主體形態。2014 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和發布，拉開了跨省城市群規劃的序幕，接著多地城市群規劃紛紛出爐。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為依托構建大中小城市協同發展的格局”?！笆奈濉币巹澓投鹑迥赀h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發揮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帶動作用，建設現代化都市圈”。城市群戰略發揮著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增長極作用，目前，我國重點建設的19 個城市群承載了全國75%以上的人口、貢獻了85%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城市群已經成為是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平臺。

現階段，我國以城市群為主要載體的城市發展格局已基本形成。從空間布局看，我國城市群分布與經濟帶分布基本一致，經濟發展水平整體較高的東南沿海地區城市群分布密度也較高，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城市群數量較少。當前，我國經濟已經進入到高質量發展階段，城市群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區域和主要載體。深化城市群內在發展規律相關研究，完善城市群發展配套措施，對于提升我國城市群發展水平，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城市群發展戰略不僅受到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國內學者對城市群發展理論的研究也逐漸增多，但當前針對城市群經濟增長效應的量化研究還相對缺乏，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關于城市群的定義尚未在學術界形成共識，如何度量城市集群程度缺少公認的計算方式，導致量化研究缺乏概念基礎。二是控制變量不易獲取，相關變量涉及的數據來源多，處理難度較大。本文借鑒Portnov 和Schwartz（2009）[1]的研究思路，使用城市空間隔離程度與城市邊緣性之比來度量城市集聚程度，作為城市經濟增長效應的核心解釋變量。同時，基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城市建設統計年鑒》等公開數據，選取我國257 個地級市為研究樣本，基于2004—2020 年的面板數據模型，以此為基礎對城市群經濟增長效應開展實證研究，以期對我國城市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借鑒。

二、城市群經濟效應文獻綜述

Gottmann（1957）[2]是較早研究城市群經濟增長效應的學者，他發現城市集聚區比其他地區經濟發展速度更快，市場活躍程度更高。他通過分析城市群的形成及衍變過程，認為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在規模擴張的同時通?？梢詭又苓叺貐^發展，而相鄰的核心城市之間由于存在競爭關系，逐漸使得核心城市向專業化發展，使得城市間依賴程度增強，一體化水平提升。因此，城市群的形成需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存在相鄰的多個核心城市，二是城市間要素流動順暢。

集聚經濟效應的提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城市群經濟增長快速的原因。Weber（1909）[3]認為經濟的區位因素包括地理因素和集聚因素，兩方面共同影響企業的生產及運輸成本。其中，產業的適度集聚有利于提升產業分工的專業水平，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企業的市場競爭力。此外，產業集聚區可以共享交通、水電等公共設施，生產成本通常也較低。Button（1976）[4]探討了產業集聚與技術創新的關系，一方面產業在地理空間上的集聚必然導致充分競爭，而充分競爭有利于技術創新；另一方面，地理空間上的集聚天然有助于信息在生產者、銷售者和消費者之間的傳播，信息的快速傳播在消費需求和生產供給之間建立橋梁，很多的創新正是解決需求與供給匹配的結果。

近些年，國內學者對于城市群的研究也日趨豐富和深入。方創琳等（2005）[5]在對中國城市化進程進行系統性梳理的基礎上發現，中國城市群整體發展水平仍較低，城市群之間整體水平差異明顯，這種差異性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并隨不同發展階段呈現明顯的分化性和異質性。孟可強和陸銘（2011）[6]基于新地理經濟學理論，針對以北京、上海和深圳為中心的三大城市群的溢出效應及城市群內城市之間的關聯程度進行了測度，結果發現上海對周邊城市的輻射效應要高于北京及深圳。張學良和李培鑫（2014）[7]研究發現基礎設施情況、生產要素集聚水平及環境承載能力都對城市群的形成及發育有顯著的影響。張永恒等（2022）[8]研究發現近年來我國城市群的運行效率整體上呈現出穩步上升的趨勢，勞動生產率、城市之間的互聯互通是影響中國城市群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蔡順和楊丹萍（2023）[9]以長三角城市群為例進行研究，發現數字經濟發展能夠顯著促進城市群產業結構升級，有利于城市群運行效率的提升?！吨袊鞘腥阂惑w化報告》（2022）中明確指出，2020 年我國12 個城市群的GDP 總量占全國GDP 的比重已經達到74.6%，反映出我國經濟活動向城市群集中的趨勢[10]。

三、模型設計及變量說明

現有研究顯示，城市群內經濟活動更加活躍，經濟增長更加快速。為進一步研究城市集聚程度與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本文構建計量模型如下：

其中，i和t分別代表城市和年份，核心被解釋變量為市區人均GDP（gdp_per），核心解釋變量為城市集群程度ic。同時，模型中還引入了一些控制變量，根據生產函數GDP=f（L，K）（L為勞動力，K為資本，f為使用勞動力和資本的效率），因此引入城市市區人口（pop）、勞動力受教育程度（edu，用城市每萬人大學生數量衡量）、資本存量（cap，采用永續盤存法計算）及固定資產投資（inv）作為控制變量。以上相關變量的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各地區歷年統計年鑒，部分缺失數據采用插值法補齊。

模型中ui代表未觀測的個體特征，包括氣候水文、區域文化和資源稟賦等。vt代表時間上未觀測到的宏觀經濟沖擊，在t年份時為1，其他年份為0。εit是隨機擾動項。

當前，關于城市集聚程度的度量尚未形成統一的規范，但應至少反映兩方面因素：一是能反映一定范圍內一定規模城市的數量；二是能反映一定范圍內所包含人口總量。本文借鑒原倩（2016）[11]的研究方法，利用城市空間隔離程度（IS）與邊緣性（IR）之比衡量城市集群程度，具體公式如下：

其中，城市隔離程度（IS）用城市一定范圍內總人口衡量，城市的邊緣性（IR）用該城市距離臨近中心城市的距離衡量?？紤]到同一城市群內，次臨近的中心城市普遍也會對該城市產生影響，因此本文采用該城市距離最近的兩個中心城市距離平均值能更好地反映該城市的邊緣性。中心城市及臨近距離的選擇需要根據各個國家實際情況確定。本文根據中國實際情況，確定中心城市標準為人口規模在150 萬以上，并且城市經濟總量在所在省份排名前2名，符合該標準的中心城市包括北京、天津等36 個城市。在臨近城市距離的選擇上，通過計算臨近城市距離顯示，各城市與最近的5 個城市的平均距離約為140 公里，與最近10 個城市的平均距離約為180公里，與最近20 個城市的平均距離約為240 公里。根據計算結果，本文選擇150 公里作為臨近城市距離標準，并用200 公里進行穩健性檢驗。

根據上述計算方式，首先計算2004—2020 年全國257 個地級市平均集群程度，結果如表1 所示。

表1 城市集群程度平均值

根據表1 所示結果，城市集聚程度整體保持較為穩定的上升趨勢。通過ic計算公式可以發現，任一城市與中心城市距離較為穩定，ic數值的增加主要是城市市區人口流入所導致，與我國持續推進的城市化進程基本保持一致。從具體城市來看，ic數值較大的城市主要包括廊坊、無錫、嘉興、佛山等，這些城市的特點是周邊城市分布密集，距離中心城市較近。ic數值較小的城市則主要為克拉瑪依、嘉峪關等較為偏遠的西部城市。

模型中各變量統計性描述如表2 所示。

表2 主要變量統計性描述

四、實證模型

（一）基本回歸結果

為考察城市集群程度對城市的經濟增長效應，本文根據公式（1）進行計量回歸，結果如表3 所示。列（1）為OLS 回歸結果，城市集群程度ic系數顯著為正。列（2）為采用固定效應（FE）回歸的結果，城市集群程度ic的系數為2.571，且在1%水平下顯著。表明城市集群程度每提高1 個單位，城市人均GDP 增加約2.57%，回歸結果顯示城市集群程度的提高能顯著推動城市經濟發展水平。

對比OLS 和固定模型的回歸結果，兩組回歸結果在核心變量及控制變量的結果方面存在一定的偏差，表明數據異質性對回歸結果造成了一定的影響。為進一步控制模型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問題，本文采用聚類穩健標準誤回歸，結果如列（3）所示，聚類穩健標準回歸結果與雙向固定效應回歸結果基本一致，城市集聚程度對城市人均GDP 增長存在顯著性影響，進一步確認了城市集聚程度的提高對城市經濟增長的正向效應。

（二）經濟增長作用機制研究

根據表3 的回歸結果，城市集群程度的提高顯著推動了城市經濟的快速增長。為深入城市群經濟增長作用機制的研究，本文總結已有理論及相關文獻研究，結合數據可得性，從技術創新、就業匹配、產業協同及疏解效應四個方面進行量化研究，分別構建模型如下：

城市群經濟增長作用機制量化模型均以城市集群程度為核心解釋變量，分別測算城市集群程度對城市技術創新、就業匹配、產業協同及疏解效應的影響。根據上述模型，回歸結果如表4 所示。

表4 城市群經濟增長作用機制回歸結果

1.技術創新機制。本文選擇人均專利數量來衡量地區技術創新能力，人均專利數量的多少可以很好地反映創新市場的活力和發達程度。表4 列（1）匯報了城市集群程度對城市技術創新水平的影響?；貧w結果顯示，城市集群程度對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向推動作用，隨著城市集聚程度的提升，人均專利數量也隨之提升，城市集群程度每提高1 個單位，人均專利數提高約1.96%。

城市集聚水平對技術創新的影響主要基于“知識溢出效應”，知識溢出過程中會產生模仿效應、競爭效應、帶動效應及激勵效應等，這些效應綜合影響城市技術創新水平。在城市集聚程度更高的地區，知識流動速度更快，知識交叉傳播網絡更為密集和寬闊，能夠促進城市內居民更頻繁地向他人學習及相互學習，激活創新思維，更容易激發創新觀點的產生，知識溢出的效果也更加明顯，從而提升城市技術創新效率和高度。

2.就業匹配機制。失業率水平是衡量一個地區勞動力資源是否充分利用的重要指標。通常情況下，失業率較高說明該地區的勞動力資源沒有能夠充分利用，社會產出減少，個人需求下降，對經濟增長帶來負面影響。低失業率表明該地區勞動力資源得到較為充分的利用，社會產出提升，同時個人需求旺盛，有效推動地區經濟增長。表4 列（2）回歸結果匯報了城市集聚程度對城市失業率的影響，結果顯示城市集群程度ic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城市集群程度對失業率有顯著性影響，集群程度越高，失業率越低。城市集群程度每提高1 個單位，城市失業率降低0.317%。由于本文采用面板數據，可以有效消除宏觀經濟波動對結果的影響，從而增加回歸結果的無偏性和有效性。

居民失業可以分為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及季節性失業。由于周邊城市的距離相對較近（本文選擇150 公里），居民往周邊城市流動難度較低。城市集聚程度的提高，意味著居民所在城市及臨近城市可以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提高就業匹配的可能性，降低摩擦性失業。此外，在城市群內的失業人群，可以獲得更多的學習及培訓機會，提升就業能力，轉換就業方向的可能性也更高，因此能夠有效降低結構性失業。

3.產業協同機制。產業協同發展有利于區域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實現以產業升級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有利于上下游產業鏈的高效互補，對地區及全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具有重大發展意義。

由于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通常是城市經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相關統計數據可得性較高，本文用制造業及生產性服務業之間的協同水平來代表城市整體產業協同指數，具體計算方式參照陳國亮和陳建軍（2012）[12]的方法：

ri為城市i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之間的產業協同指數，LQim為城市i制造業的區位熵指數，LQis為城市i生產性服務業區位熵指數。其中，城市i產業j的區位熵指數LQij計算方式如下：

其中，eij表示城市i產業j的從業人員數，Ej表示全國產業j的從業人員總數，ei表示城市i所有產業的從業人數，E表示全國所有產業的從業人員總數。

表4 列（3）匯報了城市集群程度對產業協同的影響，回歸結果表明：城市集群程度對該城市產業協同水平具有正的顯著影響，城市集群程度越高，產業協同水平也越高。城市集群程度每提高1 個單位，產業協同水平提高約1.11 個單位。

產業協同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優化資源配置，進而有效推動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城市群整體產業發展水平的提升與本地區產業協同情況密切相關，更高程度的產業協同意味著城市群內中心城市與周邊中小城市之間產業分工更加深化，產業互補效應更加明顯，上下游產業相互賦能，從而使得城市群內產業優勢更加突出，產業網絡進一步完善，城市的綜合比較優勢均得到顯著提升。

4.疏解效應。單個城市規模的不斷增大可能導致交通擁堵、物價過高等問題的出現，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城市經濟的發展。城市集群化發展是否可以發揮疏解效應，緩解城市規模擴張導致的負外部性？為檢驗這一問題，本文在模型中還引入城市規模與集群程度的交互項pop.ic，回歸結果如表4 列（4）所示。交互項pop.ic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城市集群程度的提高在緩解大城市病、疏解大城市規模不經濟方面可以發揮積極作用。

城市集群化發展可以發揮疏解效應的原因在于，城市群中不同規模的城市在競合過程中，會逐步整合城市功能，城市間的關系越發緊密，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從更大范圍內優化調整城市職能，疏解核心城市擴張導致的規模不經濟，降低負外部性的影響，提升城市群內中心城市的發展活力和市場競爭力。

（三）穩健性檢驗

首先，本文在確定城市集群程度指標時，參考Portnov 和Schwartz（2009）[1]的計算方法，但做了一定的調整，將城市隔離程度（IS）的選取由距離最近中心城市距離調整為距離最近兩中心城市距離的平均值。為確保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同樣采用距離最近核心城市距離作為城市隔離程度并重新進行實證分析，回歸結果如表5 列（1）所示，結果顯示城市集群程度對城市經濟增長仍具有正向顯著影響，本文選擇對指標進行合理調整具有良好穩健性。

表5 穩健性檢驗

其次，在確定臨近城市范圍時，本文根據中國城市與距離最近的5、10、20 個城市的平均距離選擇150 公里作為界限，并以此計算臨近城市的人口總和。臨近城市距離界限的選擇沒有明確的定義，數值選擇上具有一定的主觀性，為檢驗結論穩健性，本文進一步選擇200 公里作為臨近城市范圍，重新計算ic指標并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5 列（2）所示，在調整指標計算方式后，城市集群程度對城市經濟增長仍具有正的顯著影響，表明臨近城市距離的選擇具有合理性和穩健性。

最后，城市的集群程度對城市經濟的增長效應面臨內生性問題，二者之間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關系或互為因果關系，即城市經濟的增長也會導致城市集群程度的提高。為此，本文對城市集群程度和城市人口兩個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的變量滯后一期重新進行回歸，結果如表5 列（3）所示，結果表明，在對核心變量進行滯后處理后，城市集群程度的經濟增長效應依然十分顯著，其他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也基本與前文保持一致，說明本文結論具有很好的穩健性。

五、結論及建議

本文利用2004—2020 年全國257 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對城市群經濟增長效應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城市集群程度的提高可以有效地推動城市經濟增長，結論具有良好的穩健性。進一步研究表明，城市集群程度的適度提高可以提高城市的知識溢出效應，提高城市技術創新能力，同時提高城市居民與企業之間的匹配程度，降低失業率。城市集群水平的提高還有利于提升產業協同水平，推動城市實現產業升級和結構優化。同時，城市集群化發展還可以與臨近城市形成疏解效應，避免城市規模擴大造成的規模不經濟，推動城市間協同發展。為了能夠進一步發揮城市群的功能，促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促進城市群內要素自由流動，推進經濟一體化發展。城市群經濟增長效應內在機制顯示，在城市群內各類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至關重要。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能夠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也能夠實現自身在區域間的優化配置，進而推動經濟體系達到系統性均衡。在生產要素自由流動背景下實現經濟系統性均衡是一種高效率的動態平衡，能夠動態調整市場行為，提升經濟發展質量。為此，在城市群建設過程中，更加注重發揮區域市場一體化的重要作用，應當逐步淡化甚至打破行政區劃的觀念[13]，打破區域之間的行政壁壘，促進市場一體化，降低生產要素流動及交易成本，有效破除城市群內限制人才、技術、資本自由流動的各類體制機制障礙，建設公平的市場環境，推動區域一體化發展水平。

第二，加大中心城市建設力度，充分發揮中心城市在城市群高質量發展中的引領和帶動作用。一方面，中心城市是城市群空間形態的關鍵組成部分，在城市群中具有“提綱挈領”的引領作用。中心城市的整體發展水平對城市群的綜合承載能力具有決定性作用，因為中心城市通常集聚了城市群內的先進研發能力、高端制造產業、高端服務業及重大新興產業，在區域產業升級發展過程中具有引領及帶動作用。另一方面，中心城市的發展又通過溢出效應，推動周邊中小城市的升級發展，進而反哺中心城市?？梢?，中心城市在城市群發展建設中具有先發性、引領性和帶動性，做好中心城市建設就能抓住城市群發展建設的關鍵節點。為此，要更加注重發揮核心城市輻射帶動功能，應提升中心城市政務服務能力，破除制約城市營商環境建設的痛點、堵點和難點，營造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完善綜合交通體系，打造區域交通樞紐，推進現代化物流服務平臺建設。同時，加強文化建設，提升區域文化影響力，充分發揮傳統文化的凝聚力[14]。

第三，提升城市群內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研究表明，城市群內部越均衡越協調，一體化程度越高，城市群發展活力越高。以醫療、教育為代表的公共服務跨地區共享是城市群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重要標志，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城市群實現協同發展的關鍵，也是推進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目標和主要抓手。為此，應當進一步完善城市群公共服務體系，切實加大基本公共服務的資源投入。在發揮基本公共服務兜底作用的前提下，加大投入力度，向薄弱環節、貧困地區、弱勢群體進行適度傾斜。同時，深化放管服改革，健全公共服務財政保障和監督問責，創新服務方式，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普惠化[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