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中資企業的慈善和文化責任與東道國員工對華認知*

關 萌

(廈門大學 東南亞研究中心/南洋研究院,福建 廈門 361005)

引 言

東南亞是中國周邊外交優先方向和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重點地區。然而,雙方在“一帶一路”倡議合作項目的達成數量與日俱增之時,當地中資項目遭受“污名化”、經濟行為“政治化”攻擊的情況也變得愈加頻繁和猛烈,政治假新聞的泛濫又極易煽動民眾對中資企業的仇視情緒,(1)畢世鴻,宋洋.東盟國家社交媒體政治假新聞治理研究[J].南洋問題研究,2022,(4).某些中資項目甚至被迫擱置,例如緬甸密松水電站、馬來西亞東海岸高鐵項目等。美日等西方國家污名化“一帶一路”倡議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炒作“債務陷阱”“環境危機”“過度依賴”等,貶損中國在東南亞的戰略信譽。(2)包廣將,范宏偉.“一帶一路”在東南亞面臨的挑戰與機遇:美日聯盟政治的視角[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1).這類“污名化”不僅直接影響中資企業營商環境,也對中國形象帶來了巨大損害,所以一些海外中資企業也開始通過不斷加強履行自身企業社會責任來改善企業形象與輿論環境,中資企業社會責任也不再只是一種企業單純出于自利性社會投資動機和利他性回饋社會的行為,更肩負改善中國、投資對象國與其社會三者之間復雜互動關系的使命。通過踐行“一帶一路”倡議理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資企業與西方跨國企業的本質差別,因此中資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不只是物質層面的慈善行為,更包含文化層面的深刻內涵。這為學界提出了一個亟待研究的學術命題:海外中資企業通過履行社會責任來推進兩國民心相通過程中,慈善責任和文化責任發揮何種效用、扮演何種角色,以及兩者間的相互作用關系是什么?；诶孀尪伤季S的慈善行為是否始終能換取獲贈方的好感?而基于理念的文化是否能夠左右一項慈善行為的價值?換句話說,給錢一定有用嗎?錢的價值是怎么被定義的?本文期望對這兩個問題提供理論闡釋與數據支撐。

一、研究綜述

(一)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指企業具有按照社會期望的目標和價值觀來制定政策、進行決策或采取行動,自愿承擔社會責任的義務。(3)Howard R. Bowen.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Businessman[M]. New York: Harper &Row, 1953:13.利益相關者理論則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對象界定為“任何能夠影響公司或受公司影響的群體或個人”(4)R. Edward Freeman. A Stakeholder Theory of the Modern Corporation[J]. Perspectives in Business Ethics Sie, 2001,(144).。綜合社會契約理論對利益相關者進一步區分為顯性契約方(直接利益相關者)和隱性契約方(間接利益相關者)。(5)Thomas Donaldson, Thomas W. Dunfee. Toward A Unified Conception of Business Ethics: Integrative Social Contracts Theor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4,(2).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目的與動機,學界也分別從利我性角度和利他性角度進行了有益詮釋。(6)Carroll A B, Shabana K M. The Business Case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Review of Concepts, Research and Practi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10,(1).企業社會責任研究還衍生出企業社會績效評估,以及客觀環境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以及企業財務績效之間關系的影響(7)Torugsa, N. A., O’Donohue, W. &Hecker, R. Proactive CSR: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its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apabilities and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3,(2).等?！敖鹱炙Ｐ汀碧岢銎髽I除了創造利潤的經濟責任外,還需遵守法律責任、承擔倫理責任和進行慈善責任。(8)Carroll A B.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volution of a Definitional Construct[J]. Business &Society,1999,(3).隨著社會科學的文化轉向,非物質層面的文化因素也越來越受到重視,不過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文化責任的相關研究卻相對較少。

跨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則試圖解釋更加復雜的企業母國-東道國-東道國社會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9)余官勝,吳琦琦,董直讓.社會責任提升是否有助于我國跨國企業應對國際投資保護?——基于海外子公司視角的實證研究[J].財經研究,2021,(7).研究對象也從在華外資企業研究擴大到“走出去”的“一帶一路”中資企業研究。但這類研究中大多都將研究對象視為幾個大的整體,如企業、社會、政府等,而企業與員工間關系、母國員工與當地員工等獨特作用與微觀區別方面仍缺少關注?？捉▌椎热颂岢隽藮|南亞中資企業當地員工民心相通測量指標,并從企業履行與員工認知兩個層面來測量了中企在瀾湄國家的發展合作成效,以及文化制度距離對中企與當地員工認知的影響,(10)孔建勛,張志偉.東南亞中資企業社會責任的“自述”與“他述”——基于文化制度距離的實證研究[J].南洋問題研究,2021,(2);孔建勛,沈圓圓.“一帶一路”倡議下東南亞中資企業推進民心相通的實證分析[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6);孔建勛,任欣霖.中資企業在湄公河流域國家的發展合作[J].東南亞研究,2022,(4).但這類研究中的企業社會責任都只選取了企業的慈善責任行為作為衡量指標,雖然注意到文化制度的影響,但在實證層面并未將企業的文化責任行為納入考量。

綜上所述,本文將同時選取慈善責任與文化責任兩個維度,來測量當地員工對中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認知。

(二)認知泛化

群際接觸理論主張不同群體間的接觸能夠有效消除群體間偏見,而且群際接觸具有泛化性與次級傳遞的特點。(11)郝亞明.西方群際接觸理論研究及啟示[J].民族研究,2015,(3).既往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只關注企業社會責任能為企業所帶來的直接效應,隨著越來越多企業走向國際化運營,跨國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所附帶的泛化性和次級傳遞功能開始凸顯?？鐕髽I為兩國民眾提供了最為直接且天然的群際接觸場所,就職于跨國企業的當地員工得以與企業母國人員發生直接接觸,他們了解企業母國的渠道不再僅限于新聞報道,部分媒體的虛假報道在真實的接觸當中能夠得到證偽,對企業母國的刻板印象能夠得到一定程度消除,并提高員工們對企業母國社會的接觸意愿。此外,社會系統理論將社會信任分為制度信任與人際信任,(12)Luhmann, Niklas. Trust and Power[M]. Chichester: John Weley and Sons, 1979:40,48.社會嵌入選擇理論的學者們則強調制度信任最終將取代人際信任。(13)Bachmann R, Zaheer A. Landmark Papers on Trust[M]. Edward Elgar, 2008:338.有學者對此類觀點做出了如下總結:“基于制度的信任一旦將制度約束或制度控制的信任上升為普遍內在于心的共享價值的信任文化,即由契約合同的管控性信任上升為普遍主義的自覺信用關系,就可以自然轉換為一套關于市場秩序的和諧話語?！?14)周怡.信任模式與市場經濟秩序——制度主義的解釋路徑[J].社會科學,2013,(6).具體到跨國企業而言,企業與當地員工間基于契約合同而產生的管控性信任向當地員工與企業母國之間的一般化信任進行過渡的過程中,跨國企業可以通過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向當地傳遞信任的信號,解決信任缺口,完成自身社會化結構功能。因此,本文將選用東南亞中資企業的實證案例來探索當地員工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認知如何泛化至對企業母國形象的認知。在具體操作上,本文選擇當地員工對中國在員工所屬國內的影響力大小和影響力正負兩個層面的評價來作為當地員對華認知的兩類測量指標。

(三)文化的作用

國內學界日漸意識到文化對于行為體所起到的作用,具體議題開始轉向中國與投資國間的制度壓力、制度距離、“外來者劣勢”等客觀文化因素在中資企業海外營商中帶來的影響,(15)肖紅軍.相關制度距離會影響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社會責任表現嗎?[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4,(4).但主觀層面的文化因素尚未受到應有重視。

韋伯(Max Weber)在他的“扳道夫”理論中提出,人的行動主要受物質利益與理念利益的支配,物質利益提供行動動力,理念利益決定行動方向,結合企業社會責任而言,“慈善責任作為一種物質利益的讓渡,能夠做出利益讓渡行為的支援點在捐贈者的精神理念”(16)周怡,胡安寧.有信仰的資本——溫州民營企業主慈善捐贈行為研究[J].社會學研究,2014,(1).。既然慈善行為是捐贈者基于精神理念而發起的,那么獲贈者也同樣能夠基于精神理念來選擇如何評估和接收對方的“善意”。對此,澤利澤指出人們會用一套文化標準給金錢“標記”上不同類型的社會意義來處理復雜的社會互動關系,(17)維維安娜·澤利澤.金錢的社會意義[M].姚澤麟,李澤坤,王彥珂,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50.這就意味著慈善行為的意義價值并不直接等同于慈善捐贈的數額大小,這種意義價值在不同的社會關系和社會情境下依據不同的文化標準會得到不同程度的放大或弱化。關于人們進行文化“標記”的過程,米歇爾·拉蒙提出了兩種模式:進行分類的“身份化”和進行打分的“合理化”。(18)Lamont M, Beljean S, Clair M. What is Missing? Cultural Processes and Causal Pathways to Inequality[J]. Socio-Economic Review, 2014,(3).應用到跨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獲贈者會對捐贈者的身份與目的進行分類(身份化過程),也會對慈善行為的好壞利弊進行打分(合理化過程)。具化到本文的研究問題上,獲贈者首先將對捐贈者的身份與目的分類為可信任的或假意的、“我者的”或“他者的”,而不同的分類結果則對應著不同的評分標準:被分類為“他者”的捐贈者可能會被以更嚴苛的評價標準來進行“打分”,被分類為“我者”的捐贈者卻只需稍做努力便能取得同等成績。因此,避免被分類為“他者”或是弱化自己的“他者”身份至關重要,如道格拉斯指出,人們對“污染”評價并不來自客觀的衛生標準,而是基于維護文化中既有的分類與秩序,在秩序之外的事物是“污穢”和“危險的”。(19)瑪麗·道格拉斯.潔凈與危險[M].黃劍波,柳博赟,盧忱,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95.所以在跨文化環境中,中資企業被分類為既有秩序之外的“他者”,那么中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可能將面臨嚴苛的評估標準,如果中資企業通過構建良好的文化責任來嘗試改變原有“他者”身份時,獲贈者對企業慈善責任的評價是否會有所改變?這是本文試圖解釋的核心問題。

基于上述理論梳理,本文測量跨國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中,除了慈善責任以外,新增了企業的文化責任維度;其次,不同于既有研究中主流的中宏觀分析視角,本文選擇將研究對象移至微觀層面的跨國企業當地員工之上;最后,不再只關注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在當地員工對企業形象認知塑造上的影響,而是進一步探尋在當地員工對企業母國認知上的影響。

二、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文以云南大學“海外中國企業與員工綜合調查(OCEES)”數據庫作為測量東南亞中資企業慈善責任與文化責任履行成效與當地員工對華認知的數據來源。該數據庫是一套涵蓋東南亞、南亞、非洲18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中國海外企業雇主——雇員匹配調查數據,是具有唯一性、創新性和實用性的中資企業與當地員工匹配調查數據,其中包含861家中資企業有效樣本及其13205個相對應的當地員工樣本。本文主要利用該數據庫中7300個東南亞員工樣本(文萊、東帝汶除外),并運用Stata軟件進行數據處理和定量分析,通過當地員工視角來測量東南亞中資企業慈善責任與文化責任履行效果,以及當地員工對華影響力的評價,并研究分析相關性和因果關系。依據本文的研究問題,選取的測量指標如下。

(一)自變量

1. 企業慈善責任。原數據問卷中關于企業慈善責任的測量問題為“企業在當地會做一些改善當地居民物質條件或生活環境的事情,您看看哪些是本企業做過的?(1)教育援助;(2)培訓項目;(3)衛生援助;(4)基礎設施援助;(5)修建寺廟;(6)水利設施;(7)電力設施;(8)文化體育設施;(9)文體交流活動;(10)社會服務設施;(11)以錢或實物形式進行公益慈善捐贈”,針對上述11個子選項的答案均為1=有;2=沒有;3=不清楚。本文將1和2重新編碼處理為0=沒有、1=有,將3處理為缺失值,并將11個子選項的回答進行了加總,以測量東南亞中資企業的慈善責任總得分。

2. 企業文化責任。企業的文化責任履行通過以下兩個問題進行測量:“您是否同意‘這家企業尊重本地的風俗習慣’這一說法?”與“您是否同意‘這家企業尊重我的宗教信仰’這一說法?”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選項均為:1=完全不同意;2=不同意;3=一般;4=基本同意;5=完全同意。本文重新合并分類為不同意與同意,分別賦值0=不同意;1=同意,并對兩個問題的回答進行了合并,當地員工對上述兩個問題之一作出肯定回答便視作企業履行了文化責任,并重新編碼為0=企業未履行文化責任;1=企業履行了文化責任。

(二)因變量

1. 東南亞中資企業的當地員工對中國影響力大小認知(下文簡稱為:中國影響力大小認知)。中國影響力大小認知水平測量采用的是典型的里克特量表,具體問題為:中國對我國的影響力有多大?回答從1到4編碼,1=沒有影響;2=沒多大影響;3=有些影響;4=很大影響。

2. 東南亞中資企業的當地員工對中國影響力正負認知。(下文簡稱為:中國影響力正負認知)。與中國影響力大小認知的測量一致,同樣采用里克特量表,具體問題為:總體而言,中國對我國的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回答從1到5編碼,1=非常負面;2=相對負面;3=相對正面;4=正面;5=非常正面。

除了上述主要的自變量與因變量以外,我們還控制了互聯網使用頻率(1=從不;2=幾乎不;3=一年幾次;4=一個月至少一次;5=一周至少一次;6=一天至少一次;7=一天半小時到一小時;8=一天數小時)、性別(0=男;1=女)、是否管理人員(0=普通員工;1=管理人員)、受教育水平以及戶口類型(0=農村;1=城市)。

按照前述研究思路和測量指標,本文對相關變量進行數據處理,各變量的具體特征表述說明如表1。

表1 相關變量特征描述表

三、東南亞中資企業慈善、文化責任履行效果與當地員工對華影響力認知分析

(一)東南亞中資企業慈善、文化責任履行情況

圖1展示了東南亞中資企業慈善責任履行總體情況和企業履行慈善責任的領域劃分?？梢钥闯?一半(50.1%)東南亞中資企業當地員工認為其企業履行了1～5項慈善責任;近三成左右(26.6%)的東南亞中資企業當地員工認為其企業履行慈善責任的領域較全、數目較多(6～9項);少數(6.10%)東南亞中資企業當地員工認為所在企業履行了問卷中所有11項慈善責任。但與此同時,也有近兩成(接近17.2%)東南亞中資企業當地員工認為所在企業完全沒有履行慈善責任履行(得分為0)?？傮w來看,東南亞中資企業慈善責任履行水平居于中等。而在慈善責任履行方式上,選擇以錢或實物的形式進行慈善援助的中資企業居多。

圖1 東南亞中資企業慈善責任履行情況

文化責任方面,如圖2所示,大多數(73.5%)當地員工都表示所屬中資企業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或員工自身的宗教信仰,但另有接近三成(26.5%)的員工也提出自己所屬中資企業并不尊重當地風俗習慣或宗教信仰。

圖2 東南亞中資企業文化責任履行情況

(二)東南亞中資企業慈善文化責任履行與當地員工中國影響力正負認知相關性分析

基于線性回歸模型,我們考察了當地員工對東南亞中資企業慈善責任與文化責任履行程度的評價在當地員工對“中國影響力正負”認知水平上所產生的效應(表2)。數據結果顯示東南亞中資企業的慈善責任履行在當地員工對中國影響力正負面的認知水平上沒有顯著影響,意味著東南亞中資企業更多的慈善責任履行并不一定能夠促進當地員工對中國的正面認知;企業的文化責任履行卻能顯著提升當地員工對中國影響力正負的正面評價,也就是說,企業越尊重當地的宗教信仰與風俗習慣,越有可能促進當地員工對中國形象形成正面認知。這表明,如果僅依靠“贈予越多錢、越多慈善捐助就能樹立正面形象”這一工具理性邏輯來向當地員工傳遞中國國家的正面形象未必有效,而“尊重當地宗教信仰與風俗文化”這一非物質層面的價值理性邏輯發揮著穩定、正向的作用。

表2 慈善責任與文化責任在當地員工對中國影響力正負認知上的回歸模型

控制變量中互聯網使用頻率、職位、性別在中國影響力正負認知上的影響也都具有穩健的顯著性。具體而言,互聯網使用頻率越高的當地員工越傾向于認可中國對本國具有正面影響力;任管理職位的當地員工比普通員工、男性比女性更認同中國對本國有著正面影響力。首先,根據群際接觸理論,間接接觸時常能發揮與直接接觸相似的改善群際接觸意愿效應,(20)郝亞明.西方群際接觸理論研究及啟示[J].民族研究,2015,(3).所以互聯網使用頻率越高的當地員工更有能力通過互聯網來獲取有關中國的多元信息,以媒體接觸這一間接接觸方式輔助加強或改善直接接觸的正、負面效應,建構中國整體國家形象的正面認知。任企業管理職位的當地員工往往比普通員工更能獲得更多企業的內部信息,更能理解和認同中資企業的總體目標與價值觀,與中資企業形成共同知識、“自己人”意識,從而將該信任有效泛化至對中國的一般化信任之上。關于中國影響力正負認知上的男女差異,本文認為主要是東南亞社會普遍仍以父權制為主而導致。相比女性,男性可能更有能力和渠道參與政治與社會生活,接觸外界事務和信息的機會增加,有助于理性處理有關中國的不實負面信息。

(三)東南亞中資企業慈善文化責任履行與當地員工中國影響力大小認知相關性分析

表3展示了慈善責任、文化責任與中國影響力大小認知三者間的線性回歸嵌套模型結果。數據結果表明,無論是企業的慈善責任履行還是文化責任履行都可以顯著影響當地員工對“中國影響力大小”的認知情況,不過兩者卻起著完全相反的正負向作用。具體來看,當中資企業履行慈善責任得分越高時,當地員工卻越傾向于認為中國對本國的影響力小;當中資企業履行了文化責任,當地員工就越傾向于認為中國對本國影響力大。模型4同時考慮了兩種責任的效用,但其正負性仍然沒有變化,說明中資企業的慈善責任和文化責任履行在中國影響力大小認知上都具有穩健的顯著效果。模型5中考察了慈善責任和文化責任的交互作用,結果發現其統計顯著,且效應為正。在進一步繪制了交互效應圖來詮釋慈善責任和文化責任之間的交互效應后發現,履行文化責任可以改善慈善責任在當地員工對中國影響力大小認知上的負面效應:在慈善責任履行相同的情況下,履行了文化責任的企業當地員工們更認為中國對本國的影響力大。

表3 慈善責任與文化責任在當地員工對中國影響力大小認知上的回歸模型

其他控制變量中,互聯網使用頻率、受教育水平、職位、性別都有著穩健的顯著作用:互聯網使用頻率越高、受教育水平越高的當地員工越傾向于認可中國對本國的影響力大。該結果與上文關于當地員工對中國影響力正負認知上的結果一致。而另外任管理職位的當地員工比普通員工、男性比女性更認同中國對本國的影響力小這一結果的理解上,本文認為企業高管相較于普通員工普遍擁有更高的社會與經濟地位,相應有著更高的評估標準,因此任企業管理層的當地員工會以更“嚴格、理性”來評價中國對本國所具有的影響力大小。男女差異也同理:男性參與更多社會事務,也會以更高的需求和更理性的評價來對待中國對本國的影響力大小。

綜上所述,從企業慈善責任和文化責任兩個維度來考察東南亞中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對于當地員工在“中國影響力正負”“中國影響力大小”兩個問題上的認知所產生的影響,本文發現東南亞中資企業的慈善責任履行僅能影響當地員工對“中國影響力大小”的評價,且是顯著的負向作用;而企業履行文化責任不論是在“中國影響力正負”還是“中國影響力大小”上都能提升當地員工的正面評價。除此以外,企業文化責任的履行對前述慈善責任在當地員工對“中國影響力大小”上的負面效應具有調節作用。

結果與討論

本文從跨國企業可以通過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將當地員工對企業形象的認知泛化至企業母國的視角出發,利用“海外中國企業與員工綜合調查(OCEES)”數據中7300個東南亞員工樣本(文萊、東帝汶除外),并運用Stata軟件進行數據處理和定量分析,測量東南亞中資企業慈善責任、文化責任的履行對當地員工對中國影響力大小和正負兩方面認知的影響。并針對主要的3個研究結論進行以下理論探討:

第一,慈善責任的履行在當地員工對“中國影響力正負”認知泛化上沒有顯著作用,而文化責任的履行能夠顯著提升當地員工對“中國影響力正負”的正面評價。換言之,東南亞中資企業對當地社區慈善捐贈的多寡與其當地員工對中國形象的正面認知之間的關系并不明顯,但是當中資企業越尊重當地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就越能使企業的良好形象成功地泛化至中國的國家形象之上,其當地員工就越認為中國具有正面的形象。如何理解慈善責任“無效”這一有悖于常理的結果,本文認為可以從韋伯的“扳道夫”理論進行拓展解讀,也就是文化責任作為理念利益的載體,決定著受眾對施與者形象認知的方向(正負面),而慈善捐贈作為物質資源交換形式,其主要功能并不作用在受眾對施與者形象認知方向上。

第二,慈善責任的履行在當地員工對“中國影響力大小”認知泛化上有顯著的負面作用,而文化責任的履行在當地員工對“中國影響力大小”認知泛化上有顯著的正向作用。也就是說,東南亞中資企業慈善捐贈行為越多,其當地員工越傾向于認為中國對本國的影響力偏小;但當中資企業越尊重當地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其當地員工越認為中國對本國具有強大的影響力。本文認為,文化責任作為理念利益與價值理性的具體表現,東南亞中資企業良好的文化責任履行確實能夠促使當地員工對中國影響力大小和正負兩方面的認知都沿著為中資企業、中國所期待的正向路徑發展。這再次拓展了韋伯的“扳道夫”理論——文化理念不僅影響方向,還提供動力。

按照常理,慈善捐贈數額越多代表捐贈者具有更高的經濟實力與影響力,然而本文的實證統計卻得到了相反的結果。這反而印證了澤利澤關于“金錢的標記”重要性,“一美元并不總是等于一美元”(21)維維安娜·澤利澤.金錢的社會意義[M].姚澤麟,李澤坤,王彥珂,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1:11.,當金錢涉及社會關系時,人們就會依據一套文化標準賦予金錢不同的價值與意義,從而應對不同的復雜社會關系。也就是說,人們對慈善捐贈的評價并不總是客觀理性的,慈善捐贈的數額與所得到的評價并不總是等同的。那為什么本文案例中東南亞中資企業的慈善捐贈行為被反向“標記”了?正如前文所述,拉蒙提供了進行分類的“身份化”和進行打分的“合理性”兩種文化過程,但沒有解釋這兩種文化過程是如何作用于同一個人、事、物上的。本文的數據結果為回答該問題提供了一次嘗試的機會:當一個群體進入另一個文化群體時,首先要經歷“身份化”,然后才能“合理化”,也就是先分類,后打分。具體來說,當東南亞中資企業到當地進行投資時,由于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文化制度具有客觀的差異性,雙方的文化距離較遠,東南亞中資企業首先會被分類為“他者”,人們天然對“他者”持有的不信任感和排斥,使人們傾向于弱化“他者”對自身產生的影響。所以即便東南亞中資企業做了更多慈善捐贈,但當地員工主觀上卻更傾向于弱化中國對本國的影響力,這與人類學家道格拉斯所說的“位置不適當,是對秩序的威脅,因而被看作令人討厭并須趕緊掃除出去”(22)瑪麗·道格拉斯.潔凈與危險[M].黃劍波,枊博赟,盧忱,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95.不謀而合。

第三,文化責任的履行在慈善責任對當地員工對“中國影響力大小”認知泛化上具有調節作用。換句話說,東南亞中資企業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能降低當地員工對中資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排斥”,進而改善當地員工對“中國影響力大小”的負面認知。東南亞中資企業履行文化責任,拉近了與當地員工之間的文化距離,中資企業作為“他者”的形象得到了弱化,增強了“自己人”的認同感,慈善責任履行因為“身份化”文化過程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得到了緩解,當地員工能夠更理性、合理地評價中資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

從“走出去”戰略到“一帶一路”倡議,海外中資企業作為公共外交的重要部分,一直在向世界傳遞中國話語、塑造中國形象。隨著中國經濟制度的完善和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深入,海外中資企業都意識到了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選擇通過慈善捐助的方式來回饋當地社會,向當地社會傳遞友好信號,形塑企業及中國的正面形象。本文認為,中資企業在東南亞國家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時,僅僅通過對當地社區進行捐資捐贈并不能顯著促進當地員工對中國的積極認知,也不能顯著地提升他們對中國影響力的正面評價。作為“一帶一路”倡議踐行者的中資企業,還需要充分了解和尊重當地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通過履行文化責任來拉近雙方文化距離,才能讓當地員工對中國有更加正面的認知,也更加正面地理解中國的影響力,并且通過當地員工來進一步推動更多群體對中國形象和中國影響力的積極正面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