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生產主體對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認知、意愿及影響因素

楊素雅，林君瑜，汪祎銘，馬嘉若，虎陳霞

(中國計量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農田化肥施用一直是影響農業面源污染治理進程的重要因素，不規范施用化肥引發的成本問題和環境污染問題是當前我國農業綠色發展和農村生態治理研究領域中的攻堅點。2015年農業部提出“實施化肥零增長”，202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中再次明確要求要持續打好農業農村污染治理攻堅戰，提高化肥利用效率。隨著我國耕地流轉市場的快速發展和農業資本的不斷深化，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生產和經營主體不斷涌現，施肥主體多元化和施肥行為復雜化加劇了我國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制定和實施的難度。

大量國內學者借助各類模型研究了不同區域農戶施肥行為的影響因素和控制對策。李立朋等[1]運用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研究了陜北地區農戶施肥行為的關聯效應，發現不同綠色施肥技術的影響因素間存在異質性，在推廣過程中要注重綠色施肥技術之間的關聯。唐艷[2]基于四川省1 061份問卷，結合計劃行為理論做線性回歸分析發現，有機認證制度可以有效提高農戶改變施肥行為的概率。肖新成等[3]以重慶市涪陵區榨菜主產區的農戶為調查對象，利用隨機前沿生產函數和雙變量Probit模型預測了過量施肥程度及化肥利用率，并分析了影響農戶施肥認知的影響因素。同時，為提高化肥的利用率，實現精準施肥，學者們對影響農戶使用測土配方施肥技術等農業技術的影響因素展開了集中研究[4-6]。但現有研究多集中于以小規模傳統農戶為主體，少有學者關注新型農業生產主體的施肥認知、意愿和行為。由于經營方式和目標不同，新型農業生產和經營主體與小規模傳統農戶對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措施的響應行為和能力具有較大差異。因此，明確不同類型農業生產和經營主體的施肥行為和意愿及影響因素，有利于設計更有針對性的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和多元化的治理體系。本文基于浙江省711份農戶調查問卷，通過分析不同類型農業生產主體對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認知和施肥行為響應意愿及影響因素，以期為有效開展農業面源污染“靶向治理”提供依據。

1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1 數據來源

本文以浙江省下轄的11個地級市為研究區域，在文獻查閱和政策分析的基礎上設計問卷，通過預調研對問卷進行了修改和完善?；诔闃诱{查樣本量的計算方法，結合2020年浙江省農業從業人口數量，確定了問卷調查樣本量。2021年7—8月，采用分層抽樣和隨機抽樣結合的方法開展正式問卷調查，共發放問卷780份，收回有效問卷711份，問卷有效回收率為91.2%。

1.2 問卷設計

問卷分別從受訪者基本特征、施肥現狀、政策認知、環境認知、政策響應意愿、科學施肥行為意愿等幾個方面設計問卷題項和變量，變量定義及描述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1.3 模型設定

由于農業生產主體實施科學施肥行為的意愿被解釋為一個二分變量(0為不愿意，1為愿意)，所以本文借助SPSS23.0軟件，運用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探究影響農業生產主體實施科學施肥行為意愿的因素。農業生產主體對實施科學施肥行為的意愿可分解為改變耕種習慣的意愿、采納科學施肥農業技術指導的意愿、采納測土配方施肥技術服務的意愿，將這三項意愿分別作為因變量，政策認知、環境認知、政策響應意愿等變量作為自變量開展模型擬合。則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為：

logit(p)=β0+β1X1+β2X2+，…，+βkXK。

式中：p為被解釋變量y=1的概率；參數β=(β0，β1，β2，…，βk)為回歸系數；k表示影響因變量個數，k=14。

2 多元生產主體對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措施的認知與響應意愿

本文利用Cronbach′s Alpha系數來檢驗問卷量表的信度水平，結果顯示，整體變量的α系數為0.850，說明樣本數據的信度水平較高；采用KMO及巴特利特球體檢驗對問卷量表的效度進行檢驗，KMO值為0.850，巴特利球形檢驗顯著值為0.000<0.050，說明樣本數據效度較理想。

2.1 受訪者基本特征

對受訪者的基本特征進行了描述性統計(表2)，在711位受訪者中，男性受訪者占70.9%，女性占29.1%；在年齡段分布上，40歲以下的受訪者僅占5.1%，15.5%的受訪者處于40～49年齡段，33.1%的受訪者介于50～59歲，32.2%的受訪者在60～69歲，而70歲及以上的受訪者占14.2%，由此可見，浙江省從事農業生產的群體年齡偏高；受教育程度上，文盲、小學、初中、高中及以上分別占17.3%、43.0%、23.2%、16.5%，農業生產者的文化水平以初中和小學為主；在農業生產主體類別中，小規模傳統農戶、家庭農場、農業合作組織或企業分別占比69.9%、18.1%、12.0%，可見雖然新型農業生產主體涌現，但小規模傳統農戶仍是目前我國農業生產的主要群體。

表2 受訪者基本特征Table 2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dents

2.2 科學施肥現狀

對受訪者近3年的農田施肥現狀調查結果顯示，有62.2%的受訪者曾施用過有機肥；38.8%的受訪者有接受化肥減施技術的經歷；37.8%的受訪者曾接受過科學施肥的技術培訓，可見科學施肥技術正在被越來越多的農戶所認可與接受。進一步對實施科學施肥的農業生產者進行了分析，發現受生產規模和經營目標的影響，新型農業生產主體是目前參與科學施肥的主力，家庭農場和農業合作組織或企業的占比要高于傳統農戶。

2.3 政策認知

在關于農業環境稅、農業部門推廣的測土配方施肥技術、農業補貼政策的認知調查中，受訪者對國家農業補貼類型和標準的了解相對較好，可見農業生產者作為理性經濟人對涉及自身利益的激勵政策有著認知層面的積極性。超過60%的受訪者對農業部門推廣的“測土配方施肥技術”目前還處于初步了解的狀態，普遍認為還需接受更多的相關技術指導。同時，從3種不同農業生產主體類型來看，農業合作組織或企業、家庭農場和小規模傳統農戶的政策認知水平依次遞減(圖1)。

圖1 不同農業生產主體間的認知和意愿差異Fig.1 Differences in cognition and willingness among different agricultural producers

2.4 環境認知

從近3年居住環境質量變化和污染認知兩方面來考察農戶的環境認知水平，可知受訪者對耕地質量、水源質量和居民生活質量的評價均值分別為3.08、3.42和3.82，大部分受訪者認為近3年居住環境質量沒有顯著變化。在化肥的污染認知上，大部分農業生產主體能夠認識到減施化肥對防治農業面源污染的重要性。區分3種主體來看，家庭農場的環境認知水平要高于農業合作組織或企業和小規模傳統農戶(圖1)。

2.5 政策響應意愿

通過設置激勵型和限制型兩類政策情景，探索分析農業生產主體參與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意愿。結果顯示(圖2)，農業生產者對激勵型政策的采納意愿較高，77.3%的受訪者表示愿意接受減施給予綠色農補的政策，并主動改變自身的種植習慣；88.4%的受訪者表示愿意接受有機肥推廣補貼政策，82%的受訪者愿意接受耕地治理提升的獎勵政策。相較之下，農業生產者接受限制型政策的意愿明顯偏低，愿意接受立法限制化肥施用、化肥超標征收農業環境污染稅、征收化肥稅的農業生產主體分別占到總體的49.2%、45.5%、29.7%。因此，未來政府施策宜以激勵型政策為主，限制性政策為輔。區分三種主體來看，農業合作組織或企業的政策接受意愿依次高于家庭農場和小規模傳統農戶，同政策認知呈現正向影響(圖1)。

圖2 政策響應意愿情況Fig.2 Policy response willingness

3 多元生產主體對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措施響應意愿的影響因素

3.1 改變耕種行為意愿的影響因素

以受訪者改變耕種習慣的意愿作為因變量進行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模型系數檢驗值為208.188，顯著值為0.000<0.05，說明模型系數具有顯著性。模型Hosmer-Lemeshow(HL)檢驗的擬合優度值為7.925，自由度為8，B為回歸系數，顯著值為0.441>0.05，說明模型擬合效果較好，擬合結果具有較好的可靠性，影響因素分析結果見表3。

表3 改變耕種行為意愿的影響因素Table 3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willingness to change farming behavior

受訪者對農業面源污染防治重要性的認知是影響受訪者改變耕種習慣意愿的首要因素，農業生產者越是認可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重要性，其改變耕種習慣意愿越高。其次，作為政策響應意愿的耕地治理獎勵和立法限制化肥施用分別是影響改變耕種習慣意愿的第二、第三大因素，對改變耕種習慣意愿起著正向作用，表明具有較高政策接受意愿的農業生產主體更愿意改變耕種習慣來響應科學施肥。此外，隨著受訪者對測土配方施肥技術和農業環境稅等政策認知的提升，也能夠增加農業受訪者改變耕種習慣的意愿。

3.2 采納農業技術指導意愿的影響因素

以受訪者采納科學施肥農業技術指導意愿作為因變量進行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其影響因素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采納科學施肥農業技術指導意愿的影響因素Table 4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illingness to adopt scientific fertilizatio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guidance

影響農業受訪者接受科學施肥農業技術指導意愿的首要因素也是對農業面源污染治理重要性的認知，具備較高認知的農業生產者也具有較高采納科學施肥農業指導的意愿。耕地質量變化則顯示出負向影響，即耕地質量下降的情況下，農業生產主體對學習農業技術、接受農技服務有著較高積極性。同時，受訪者對測土配方施肥技術和農業補貼政策的認知對他們采納農業技術指導的意愿有顯著正向影響，這一分析結論與徐金海等[7]的研究結果一致。受訪者的政策響應意愿對他們采納農技指導意愿也有顯著的影響，愿意接受減施肥給予綠色農補和耕地治理獎勵政策的農業生產者，對采納農技指導有更高的積極性，說明激勵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農業生產者的積極性，增加了他們接受農技指導的參與意愿。這與部分學者[8-9]認為政府補貼、惠農政策顯著正向影響農戶技術采納意愿的觀點一致。

3.3 采納測土配方施肥技術服務意愿的影響因素

以受訪者采納測土配方施肥技術服務意愿作為因變量做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其顯著影響的因素具體如表5所示。

表5 采納測土配方技術服務意愿的影響因素Table 5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illingness to adopt soil testing formula technical service

耕地質量變化是影響受訪者接受測土配方施肥技術服務意愿的首要因素，耕地質量的降低會提高農業主體對測土配方施肥技術服務的接受意愿。同時在環境認知方面，受訪農業生產者對防治農業面源污染重要性的認知與接受測土配方施肥技術服務的意愿之間呈正相關。在政策認知方面，隨著農業生產主體對農業補貼種類和標準的認知加深，他們采納測土配方施肥技術服務的意愿會得到提高。在政策響應意愿方面，耕地治理獎勵和立法限制化肥施用均會正向影響測土配方施肥技術服務的采納意愿。

綜合改變耕種習慣、接受科學施肥農業技術指導、接受測土配方施肥技術服務3種治理措施響應意愿的影響因素分析結果來看，農業生產主體對農業面源污染治理重要性的認知對他們的響應意愿均有顯著正向影響。在耕地質量下降的情況下，農業生產主體對學習農業技術、接受農技服務有著較高積極性，這說明農業生產主體的生態環保意識較強，已形成綠色發展理念，生態理性在施肥行為中有一定的主導作用，許多學者在相關研究中有同樣的發現[10-13]。同時，愿意接受有機肥補貼政策的農業生產者普遍認為施用有機肥與接受農業技術和測土配方技術有一定的替代性，在接受補貼施用有機肥后就沒必要再接受農技指導和配方施肥的技術服務。對于接受農業補貼和接受農業技術指導意愿所呈現的反向關系，林黎等[14]認為，這主要源于綠色補貼的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共同作用帶來的環境效應不確定性。此外，較高政策認知和政策響應意愿會促進農業生產者實施科學施肥的意愿與行為，調查結果顯示新型農業生產主體在政策認知和參與意愿上，要高于傳統農戶。因此，許多學者[15-17]認為，政策環境對農戶科學施肥行為有顯著影響，需要通過政策引導農戶規范施肥行為。

4 結論

本文以浙江省711份不同農業生產主體類型的調查問卷為樣本，運用描述性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對農業生產主體的環境認知、政策認知與政策響應意愿進行分析，并探討了多元生產主體對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措施響應意愿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

新型農業生產主體是目前參與科學施肥的主力軍，農業生產主體的政策認知處于中等水平，未來還需進一步提升農業生產主體對農業政策和環境政策的全面理解；農業生產者對于不同政策情景的響應意愿具有差異性，激勵性政策的響應積極性明顯高于限制性政策。

從不同農業生產主體類型來看，他們在政策認知、環境認知和政策意愿方面均存在差異，作為新型農業生產主體的家庭農場和農業合作組織或企業在認知與意愿上均高于傳統農戶，其中在政策認知上的差距比較明顯。

農業生產者的生態理性與補貼性政策對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措施響應意愿的影響明顯，隨著政策認知與政策響應意愿的提升，農業生產者會更愿意接受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