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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隱《碧城三首》新詮

2024-02-28 01:37宋荻
文史雜志 2024年2期

宋荻

摘 要:李商隱《碧城三首》釋義紛紜,各家解讀“各有偏見,互持莫決”,各家之間還偶有“不可通”“未融洽”“援據支離”的相互指摘,詩歌的閱讀詮解尤有隱晦不明之處。聯系唐代仙道文化語境與詩人自己的生命經驗,《碧城三首》所詠,當是詩人關于修習仙道的所感所思。此詩首章幻想仙界場景;次章寫仙界神妙,令人神往;末章借漢武帝故事表達對于求修仙道的疑慮與困惑。三首主旨統一,情感流暢,邏輯自洽。從詩中情感與意識看,組詩可能作于詩人早年學仙玉陽期間。

關鍵詞:《碧城三首》;神游仙境;好仙慕道;《漢武帝內傳》

碧城十二曲闌干,犀辟塵埃玉辟寒。閬苑有書多附鶴,女床無樹不棲鸞。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若是曉珠明又定,一生長對水晶盤。

對影聞聲已可憐,玉池荷葉正田田。不逢蕭史休回首,莫見洪崖又拍肩。紫鳳放嬌銜楚佩,赤鱗狂舞撥湘弦。鄂君悵望舟中夜,繡被焚香獨自眠。

七夕來時先有期,洞房簾箔至今垂。玉輪顧兔初生魄,鐵網珊瑚未有枝。檢與神方教駐景,收將鳳紙寫相思。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

千百年來,李商隱《碧城三首》釋義紛紜,“莫定其解”[1]。這些解讀所依循者大致三種徑路:朱鶴齡、馮浩為代表的比興寄托派,紀昀及梁啟超所代表的不求甚解派和蘇雪林所代表的索隱派。三者之中,不求甚解固非文學閱讀審美可以滿足的境界,索隱也因其鄰于穿鑿附會而難得學者首肯,[2]惟比興寄托作為此詩詮釋的主流路徑成就最豐富。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所搜匯的如“志不得伸”(朱鶴齡)、“君門難近”(姚培謙)、“幕府失意”(徐德泓)、“青樓望郞”(胡以梅)等十數種詮釋,[3]多在古典文學香草美人的隱喻傳統中展開,不斷地以超文本與再生文本的形式,豐富著詩歌的感性內容,開拓著詩歌的意蘊空間。但是另一方面,各家解詩或重于興,或本于賦,“各有偏見,互持莫決”[4],始終為讀者的詩歌閱讀與審美體驗帶來困惑。這里以諸說中影響較廣的朱彝尊、王士禛、錢良擇“諷明皇太真”與胡震亨“刺貴主為女冠”二說為例。對朱、王、錢的“刺李楊”說,不僅張宗柟表示對第三章“尚不能無疑”[5],馮浩也說“首章總不可通”,其余“亦未融洽”。而胡震亨的“刺貴主為女冠”說也遭到紀昀“既無本事,難以確主第”、只是“各就所見領略”的批評。此外,紀氏還批評眾人解詩大都“援據支離,于詩無當”[6],因此他自己剝落種種猜測臆想與過度詮釋,而回頭主張不求甚解說,承認《碧城三首》為“所寓之意”“不甚可知”的“寓言”(這一主張后為梁啟超所繼承)。

上述諸說之外,也有人摒棄比興寄托,單從詩歌語匯、境象、事典出發而主張“游仙”之說,如黃周星“非仙境安得有此”[7],陸鳴皋“(《碧城》)三首泛作游仙”[8]。惜二氏立論之余,皆無更進一步闡說。文學是思想意識形態的外化,與特定的社會文化語境緊密相關。聯系詩歌文本中與神仙世界相關的語匯,結合晚唐仙道文化語境與詩人早年修習仙道的真切生命體驗,二氏將三首主旨歸于“游仙”的說法頗有意義。根據詩人自述,他早年曾“學仙玉陽東”(《李肱所遺畫松詩兩紙得四十一韻》)、“習業南山阿”(《安平公詩》),經年修習仙道之學。晚唐詩人之中,李商隱的道教文化修養最為深厚,因此元代茅山道士文人張雨稱美他說“消得羊權火浣布,詩中唯數玉溪生”(張雨《李商隱學仙》)。李商隱詩歌中不僅表白自己一度“心懸紫云閣,夢斷赤城標”(《送從翁從東川弘農尚書幕》),對于道教神仙世界有過真誠的向往,而且還記錄自己“戲擲萬里火,聊召六甲旬”(《戊辰會靜中出貽同志二十韻》)的入靜實修體驗。在唐代仙道文化環境與詩人生命經歷的整體視野中考察,李商隱《碧城三首》極可能是他早年關于仙道信仰、情感與認知的組詩書寫。

此詩首章首聯“十二闌干”“辟塵”“辟寒”諸語,摹寫“碧城”的宮觀規模與整體氛圍?!氨坛恰?,朱鶴齡引《太平御覽》“元始天尊居紫云之闕,碧霞為城”之說,[9]以為元始天尊所居。依《元始上真眾仙記》,元始天尊所居,“在天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10]。唐人詩中,“天上白玉京,五城十二樓”(李白《經亂離后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玉京十二樓,峨峨倚青翠”(孟郊《長安旅情》),“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瑤臺十二層”(李商隱《無題》),“十二(闌干)”不僅是玉京規模的傳統語匯,也泛寫神仙居所。又《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載,玉京山“在三清之上,無色無塵”[11]。三清之上的大羅天,是道教“三十六天”最高天界,這里不染塵俗,使人聯想起博物神話中“其角辟塵,置之于座,塵埃不入”的海獸“卻塵犀”;[12]而凡人想象中最高天上的玉京山恐怕要“高處不勝寒”,需以玉辟之方能“溫潤而澤”。頷聯“書附鶴”“樹鸞棲”,是對仙界虛擬境象的呈現?!伴佋贰?,傳說為西王母所居,此處有玉樓十二;“女床”,是《山海經》所載的殊方之山,此山有鳥“狀如翟而五彩文,名曰鸞鳥”[13]。仙道文學的異世間敘事,不惟景觀與人間不同,時空結構方式也相迥異。在這里,仙人以鶴傳書,鸞鳳為駕,是精神逍遙自虞的重要外在表征。但是,“山兄望鶴信”(李洞《贈王鳳二山人》),“鶴探丹丘信”(褚載《贈通士》),鶴信并非總是情書?!胞[音鶴信杳難回,鳳駕龍車早晚來”(羅隱《淮南高駢所造迎仙樓》),仙人凌虛蹈空,乘龍跨鳳,閑弛時鸞棲于樹,這也是仙境敘事對情境細節的合理想象。前人對此二句的種種解說,在“書憑鶴附,樹許鸞棲,密約幽期,情狀已揭”(馮浩)[14]、“鶴書皆得上達,鸞鳥皆得棲止,無不彈冠相慶,如增州縣官三百八十三員之類是也”(姜炳璋)[15]之類隱曲迂遠或拘狹泥實的索解之外,陸昆曾“仙境自然無塵埃,無寒暑。而鸞鶴往來,非人間世之所得同”[16]的解說算得上明白曉暢。

首章頸、尾兩聯“星沉海底”“雨過河源”“曉珠”“水晶盤”等語匯,進一步寫想象的天上景觀。上古宇宙神話敘事中,羲和浴日,常羲浴月,日月星辰皆住于海,故魏武觀滄海而生日月“若出其中”,星漢“若出其里”的感慨(《觀滄?!罚?。兩漢以后的文學想象,在“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案:渾天說)[17]等天文學認知的支撐下發展出天上人間混一的世界作為仙話敘事的空間結構。張華《博物志》的“八月槎”在“天河與海通”的天地結構中講述了海渚之人乘浮槎訪天河牛女的仙話。[18]到南朝宗懔的《荊楚歲時記》中,這個仙話進一步演繹出張騫“尋河源”登天河而得“天上織女支機石”的故事。[19]天河不僅與海相通,還與(黃)河源相通。唐人趙璘批評前輩詩人用典“張騫槎”者“相襲謬誤”之“不足據”[20],正說明“天河與河源通”已然成為唐人共享的普遍空間意識。李太白詩“黃河之水天上來”中浪漫瑰麗的文學想象,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唐人空間意識的自覺流露。李商隱此詩寫“星沉海底”“雨過河源”的天上景觀,并未超出這一空間意識的框架,只是觀察視點的轉換,導致“當窗見”“隔座看”這一景象的奇特呈現方式。視點是敘事者發現、記錄與敘述場景的眼晴,視點的位置同時是場景敘述的立場。隨著觀察者視點向最高天界的提升,“星沉海底”“雨過河源”這些在地上為凡人目力所不能及的宏大景觀遂成為當窗可看、隔座可見的平常景象?!皶灾椤薄八ПP”是想象在天上所見的日月。道家謂“日為流珠”,如“西摩月鏡,東弄日珠”(皇甫湜《出世篇》),是文學修辭與教義譬喻的結合。在虛構的現實中,從最高天界看,太陽就像一?!懊饔侄ā钡膶氈?,而月亮晶瑩通透像一個水晶盤。末二句的仙境想象敘事在視點上保持了與全詩的整體統一性。

次章寫存思所現仙境神妙,油然神往而生修仙之志?!按嫠肌保ɑ蛑^“存神”“存想”)是道家(尤其是李商隱所修上清派)流行于六朝唐宋間的靜功修持技術?!墩嬲a》:“存五神于體……則去仙近”[21],存即“存思”。存思的方法,如禮太微天帝君:“存己身如在太微天帝玉闕下”,禮太上玉晨道君:“存己身如在太上玉晨道君玉闕下”(《登真隱訣》)[22],入山卻邪:“閉眼思五色之云奄冠一山,及我身在云氣之中,良久,見五岳仙官及山形林中,草木禽獸萬物悉來朝己……”(《上清修身要事經·玉清消魔道士游行山澤祝法三十》)[23],其中包含著極力設想身臨其境的想象力思維訓練因素。存思過程中,除了存想神靈境象(“對影”)之外,有時常常伴隨特定的聲音元素(“聞聲”),如存白元君:“呼玉房神名,呼之耳象聞如人應聲,或有誦經音,則其應”(《太上洞房內經注》)[24]。對于熟諳上清存思技術的李商隱,我們有理由相信,此詩首句所言“對影聞聲”,即使不是對于某次存思靜修的記錄,僅是作為一種文學想象,也與存思活動緊密相關。下文中的仙境美景(玉池荷葉正田田)、仙人活動(“蕭史”“洪崖”)以及樂舞場景(“紫鳳放嬌”“赤鱗狂舞”),都通過這種與存思活動有關的想象呈現出來。

頷聯“蕭史”“洪崖”二句,在二位仙人之間結構出一種明顯的選擇關系,歷來為解詩者聚訟。根據胡以梅的說法,此二句“言止可與郎依戀,切勿更與他人相親,妨猜而丁寧,癡情之畢露”,陸昆曾則認為這兩句是說“(明皇太真)神人道殊,未明促別,豈復能回首拍肩,時時相遇”,而姚培謙又將二句釋讀為“若使逢蕭史而回首,遇洪涯而又拍肩,則專一之志荒”[25],分岔衍義,不一而足,正所謂“各就所見領略”??肌笆捠贰薄昂檠隆睘樘圃娛斓?,但此聯選擇語境設置了一個對二仙差別進行索解的問題,需要聯系六朝以來的道教神仙品級觀念來解決。東晉之時,葛洪提出了神仙三品之說,謂“上士舉形升虛,謂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蛻,謂之尸解仙”[26],初步建立了道教神仙等級體系。到唐五代,神仙之中,“沖天者為優,尸解者為劣”[27],尸解仙“是仙品之下第”,“應得尸解之仙者,或稟受使然,或志行替敗,或學尋淺狹,情向頹住”[28],早已成為修仙道者的普遍認知。蕭史“善吹簫……日教弄玉作鳳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29],是白日“舉形升虛”的神仙之上者。洪崖“吞瑯玕之華而方營丘墓(其墓在武威姑臧)”[30],他死后受《太上洞玄靈寶滅度五煉生尸妙經》鎮墓,“百廿年墓開,尸形飛騰”[31],是典型的尸解仙。在道家神仙等級體系的文化語境中,二仙的不同品級必然代表不同的兩種修仙技術途徑。詩中“不逢蕭史休回首,莫見洪崖又拍肩”二句,表達了立志擇修上仙的決心與有志修成上仙的信念。后“紫鳳”“赤鱗”一聯,狀存思所見之熱鬧非凡的仙境樂舞場景?!白哮P放嬌”“赤鱗狂舞”,既是對湘靈鼓瑟之音樂效果的渲染,也是仙境樂舞合一的場景呈現。其中“赤鱗”句,不光如杜詔、杜庭珠所說“暗用瓠巴鼓瑟,游魚出聽語”[32],同時赤鱗者,赤鯉也,也是對干寶《搜神記》琴高能鼓琴、后成仙乘赤鯉魚出這一仙傳事典的變形運用。唐詩中以虛構增補的“赤鯉聽琴”來烘托音樂效果的寫法,時亦已成為常典,如顧況之用“兩聲赤鯉露鬐鬣”(《鄭女彈箏歌》)來寫鄭女琴藝的高超。

尾聯“鄂君”云云,典出劉向《說苑·善說》。楚國襄成君始封日,立于流水之上,楚大夫莊辛希望能“把君之手”以“渡王”,卻引起襄成君的不悅。于是莊辛向襄成君講述了鄂君子皙的故事:一日,鄂君子皙“乘青翰之舟”,“泛舟于新波之中”,音樂結束的時候,一位榜枻越人“擁楫而歌”,為他獻唱“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的越人歌,鄂君大受感動,“揄修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與榜枻越人“交歡盡意”。聽完故事,襄成君“奉手而進”,向莊辛表示“愿以壯少之禮謹受命”[33]。對于這一句的諸種詮讀,或謂詩以“鄂君”之典“極寫其放蕩”(程夢星)[34],或稱鄂君“獨自眠”為“尚有欲親而未得者”之“悵望”(馮浩)及“今之凄涼”(屈復)[35]的托喻,大多著眼于鄂君“繡被”這一語言符號的色情屬性。在劉向《說苑·善說》鄂君敘事的整體話語中,鄂君是“親楚王母弟”,又“官為令尹,爵為執珪”,他的個人魅力還為他贏得世人的慕戀,因此是一個典型的世間成就者形象。而鄂君對榜枻越人“擁之”“繡被覆之”的舉動,實在是他滿足于這種令人艷羨的人間福份而擁抱并享樂于現世生活的象喻。詩中在仙界境象整體呈現之后,再寫及鄂君中夜悵望而焚香獨眠——對“鄂君”一典如此反其意而用之,蓋欲表達仙境美景、活動、樂舞等的整體場景感染力之大,使得曾經如此滿足于現世享樂的鄂君也覺歉然,不由生求仙慕道之情,何況是他人呢?

第三章全詩用《漢武帝內傳》典,包含詩人對于修習仙道的復雜情感與認知?!稘h武帝內傳》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四月戊辰,武帝閑居承華殿,王母侍女王子登來與武帝約定:“從今百日清齋,不閑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武帝于是“登延靈之臺,盛齋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于冢宰”,清齋百日,至七月七日,武帝又“修除宮掖之內,設座殿上,以紫羅薦地,墦百和之香,張云錦之帳”,燃燈,設棗,酌酒,盛服“以俟云駕”,二更后,王母果至。王母向武帝傳授了長生之術與《五岳真形圖》等,上元夫人(召青童小君)授武帝“五帝六甲左右靈飛”等十二事。王母及上元夫人去后,武帝不能從誡,于是仙真遂不復來,武帝求仙不得。[36]此詩首聯“七夕來時”“洞房簾箔”兩句,述王母下降之前先遣侍女與武帝有清齋百日之約,以及漢武帝七月七日為王母下降修除張設等盛禮。頷聯“玉輪顧兔初生魄,鐵網珊瑚未有枝”,述七月七日王母降真,但武帝“實非仙才”,因終未能修成正果。句中“玉輪”“顧兔”“月魄”,皆為寫月之語。嚴格說,三詞本有差別,“玉輪”為滿月,如“素娥睡起,玉輪穩駕”(盧炳《水龍吟·賡韻中秋》)的中秋月;而“月魄”,據“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37]之說,當是農歷十六之后漸虧之月。但是唐人作詩,多數不拘細義。李商隱詩,以“常娥照玉輪”(《七夕偶題》)寫七夕新月,“顧兔飛難定”(《賦得月照冰池》)寫“似鏡”的“皓月”,“扇裁月魄”寫團團圓月(《無題·鳳尾香羅薄幾重》),語用亦不囿于特定的月象。此句即以“初生(魄)”一詞,指義王母七夕降真時的上弦新月?!逗V薪洝份d:“取珊瑚,先作鐵網沉水底,珊瑚貫中而生……因絞網出之,皆摧折在網中,故難得完好者?!盵38]以鐵網采集珊瑚,常摧折而無獲,合為“鐵網珊瑚未有枝”之謂?!稘h武帝內傳》說,初,王母以武帝尋道精勤,“有似可教者”,因而見降,可惜武帝“形慢神穢”,“每事不從王母之深言,上元夫人之妙誡”,因此王母“遂不復來”,武帝求仙無果,直若以鐵網采集珊瑚而未有所獲。下句“檢與神方教駐景”,述王母始降,為武帝講說養性之道,向傳授可以“后天而老”的“太上所服”、可以“后天而逝”的“天帝所服”、可以“白日升天”的“飛仙所服”,以及可以延年益壽“得為地仙”的“下藥”各種仙方,并“敕侍笈玉女李慶孫書出,以相付”一事。武帝“收將鳳紙寫相思”,述王母與上元夫人去后,武帝將二仙所教延年之訣、致靈之法、乘虛之數、步玄之術等諸要妙辭,撰為一卷,與二仙所傳真形經書、六甲飛靈之事等“盛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安著桐梁臺上”,以為“神真見降,必當度世”的見證,以安慰自己的慕仙之情?!傍P紙”,為道家青詞用紙,帝王亦用之。行文至此,末句“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總言眾仙真降會武帝一事,已見錄于書,歷歷可見,此事人間應知。但《漢武帝內傳》的仙傳故事,究竟要傳遞怎樣的信息,是尋道精勤終將感會仙真下降?抑或若非仙才終不能修道成功?終究迷離含糊,總不真切。但是,聯系全詩整體話語氛圍,此句或似勸諭人們若肯勤修仙道,則能感至真仙降會,或表達自己對于如何修道成仙的疑慮與困惑,而總不似全為譏諷武帝求仙之虛妄而說。

《碧城三首》為總寫詩人對于修習仙道所感所思的組詩。三首之中,首章幻想仙界場景;次章寫仙界神妙,讓人神往;末章借漢武帝故事表達自己對于修習仙道的反思、疑慮與困惑。如此一來,不僅對于語匯與詩義皆無需借由更多的臆測與想象來深曲索解,而且三首之間主旨統一,情感流暢,邏輯自洽。以此為基礎,把握詩中自然流露的情感與意識形態,又可進而推知此詩當大約作于詩人早年學仙玉陽前后。對比李商隱后期詩歌創作中神話場景表現的系統意象運用,諸如“欲就麻姑買滄海,一杯春露冷如冰”(《謁山》)、“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瑤臺十二層”(《無題》)、“兔寒蟾冷桂花白”(《月夕》)等,都偏向擇用寒色系的語匯營造無溫度的孤冷氛圍。[39]惟此詩“犀辟塵埃玉辟寒”一句構設的天宮仙界,潔凈而不失溫潤,一反詩人情感常態,其中蘊含的對于天上仙界的真誠向往之情,大概率只能發生在詩人早年學仙期間。此外,本詩末章借漢武帝故事所傳達出來的對于學仙的疑慮困惑之情,或許與不久之后李商隱棄道學儒的人生選擇相關。李商隱后來頻頻感傷于自己“我本玄元胄,稟華由上津。中迷鬼道樂,沈為下土民”(《戊辰會靜中出貽同志二十韻》)的歧路厄途,又一再稱說自己“上清淪謫得歸遲”(《重過圣女祠》)、“淪謫千年別帝宸”(《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的“淪謫”之恨。倘若他當初的棄道學儒真有理由,此詩所傳達出來的疑慮與困惑無疑是最具說服力的一個。李商隱棄道學儒固然可以為出仕或為“稻粱謀”計,但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開設了以道家學說課試取士的“道舉”科,到晚唐一直沿襲,所以李商隱早年的學道并非僅是出世之選。當然,這已經是另一個問題。

注釋:

[1][4](清)馮浩箋注,蔣凡標點《玉谿生詩集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73頁,第136頁。

[2]蔣寅:《李商隱〈無題〉與中國詩歌詮釋傳統》,《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5期。

[3][6][7][9][12][13][14][15][25][32][34][35][37]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中華書局2004年重印版,第1850—1864頁,第1862頁,第1856頁,第1848頁,第1848頁,第1849頁,第1860頁,第1861頁,第1853—1857頁,第1850頁,第1859頁,第1860頁、1858頁,第1851頁。

[5][8]劉學鍇、余恕誠、黃世中編《李商隱資料匯編》,中華書局2006年重印版,第352—353頁,第466—467頁。

[10]《道藏》第3冊,上海書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頁。

[11]《道藏》第34冊,上海書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625頁。

[16](清)陸昆曾:《李義山詩解》,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8年版,第51—52頁。

[17](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上冊,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3頁。

[18](晉)張華撰,范寧校證《博物志校證》,中華書局1980年版(2014年重?。?,第111頁。

[19](南朝梁)宗懔撰,宋金龍校注《荊楚歲時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頁。

[20](唐)趙璘撰,黎澤潮校箋《〈因話錄〉校箋》,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頁。

[21][30]〔日〕吉川忠夫、麥谷邦夫編,朱越利譯《真誥校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頁,第459頁。

[22][23][24]《中華道藏》第2冊,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267頁,第378—379頁,第84—86頁。

[26]王明:《〈抱樸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0頁。

[27](唐)杜光庭:《墉城集仙錄敘》,(宋)張君房:《云笈七簽》,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2526頁。

[28]周作明點?!稛o上秘要》,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1064、1067頁。

[29]王叔岷:《〈列仙傳〉校箋》,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80頁。

[31]李德范輯《敦煌道藏》第2冊,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9年版,第1055頁。

[33](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77—279頁。

[36]《道藏》第5冊,上海書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47—57頁?!稘h武帝內傳》記王母、上元夫人下降于武帝的時間,前后有元封元年、元封二年兩種不同說法。

[38](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本草》卷四,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本,1982年版,第116頁。

[39]歐麗娟:《李商隱詩歌》,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303頁。

作者:哲學博士,西藏大學文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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