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彝走廊主流文化題材少數民族傳統文學作品探析

羅曲

摘 要：在藏彝走廊存在著豐富的主流文化題材少數民族傳統文學作品。這類作品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基礎。其作為一種“精神產品”，是對主流文化的學習、吸納和認同的表現，因此對于培育和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文化強國是重要的文化資源。與此同時，對這類作品加以系統而深入的研究，對于重新編寫相關民族的文學史、中華文學史、中國民間文學史等有積極意義。

關鍵詞：藏緬語族；歷史邏輯；學習“漢地”；文化認同

一、引 言

中華民族自古即由“六大板塊”（北部草原區、東北高山森林區、青藏高原區、云貴高原區、沿海區、中原區）和“三大走廊”（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南嶺走廊）構成多元一體格局，[1]所以自古就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存在。對主流文化的學習、認同和吸納，是歷史發展的邏輯。在少數民族傳統文學中，就有一部分屬于表現主流文化的作品。這部分作品，過去一直游離于漢族文學和少數民族文學之外，近年學界加以搜集整理出版，以“漢族題材少數民族敘事詩”或“漢族題材少數民族古籍”相稱謂。比如由文日煥總主編、民族出版社于2009年至2016年陸續出版的“中國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系列”之“漢族題材少數民族敘事詩譯注”系列，包括拉斯格瑪主編的《漢族題材少數民族敘事詩譯注·蒙古族卷》、梁庭望主編的《漢族題材少數民族敘事詩譯注·壯族卷》、龍耀宏主編的《漢族題材少數民族敘事詩譯注·侗族、水族、苗族、白族卷》、藍柯主編的《漢族題材少數民族敘事詩譯注·壯族、仫佬族、毛南族卷》、吳剛主編的《漢族題材少數民族敘事詩譯注·達斡爾族、錫伯族、滿族卷》，各卷包含作品若干部。由普學旺主編的“漢族題材云南少數民族古籍譯注”“云南少數民族中華文化認同文獻典藏”系列，自2016年至2021年已陸續出版作品若干部。按照這類作品的特點，稱為“主流文化題材少數民族傳統文學作品”[2]較妥。因為僅就其敘事長詩、抒情長詩而言，還有“倫理勸善長詩”（如《孔夫子訓誡經》《勸善經》）等，以及其他文體的作品（如《磨房記》《孔子項托相問書》），均認同并大力表現中華主流文化。

藏彝走廊自古以來就是藏緬語族諸民族先民南下和壯侗、苗瑤語族諸民族先民北上的交通要道和眾多民族交匯融合之所，比如現攀枝花市的米易縣，曾有過傣族土司。[3]這一區域居住的少數民族，一是與古羌人有密切關系的藏緬語族中的藏、彝、羌、傈僳、白、納西、普米、獨龍、怒、哈尼、景頗、拉祜等民族，二是與古越人有密切關系的壯侗語族中的傣族和壯族，三是苗瑤語族中的苗族，四是南亞語系孟高棉語族佤德語支中的佤族和德昂族、布朗語支中的布朗族?；刈逶谠撟呃扔辛阈欠植?。該走廊各少數民族在歷史上所創造的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有機構成，其中的傳統文學是重要內容。因為板塊之間由走廊相連接，所以藏彝走廊各少數民族在創造該走廊特色地域文化的同時，與周邊民族交際往來是常態，特別是對主流文化的學習、吸納和認同，一直都沿襲著歷史發展的邏輯。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在藏彝走廊少數民族傳統文學或民族古籍中，被學界稱為“漢族題材少數民族敘事詩”或“漢族題材少數民族古籍”的作品自是豐富。目前已經翻譯出版的這類作品有《大唐西域記》《董永記》《劉秀走國》等幾十部。除單篇文本或專著外，在部分民族古籍的文本里，也有蘊含主流文化題材的作品。這種現象充分說明了中華主流文化對少數民族文化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少數民族對主流文化也一直在積極地學習、認同和吸納。過去未被重視的藏彝走廊主流文化題材少數民族傳統文學作品，在中華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對之加以重視和研究，很有必要。

二、藏彝走廊區域主流文化題材少數民族傳統文學作品概況

藏彝走廊主流文化題材少數民族傳統文學作品，以語族而言，主要分布于藏緬語族之中，如藏語支中的《尚書》《戰國策》《孔子項托相問書》，以及“斯巴問答歌”中的有關內容。彝語支中有：《董永記》《勸善經》《木荷與薇葉》《紅魚姑娘》《張四姐》《張三姐的故事》《鳳凰記》《賈相孝母》《齊小榮》《唐王游地府》《西行取經記》《丁郎刻木》《唐王記》《賽特阿育》（董永行孝記）、《吳三桂與順治》《吳三桂與康熙》《康熙統天下》《仁宗的故事》《高柯觀的煙賭恨》《高宗父子倆》《剪花女》《孔夫子訓誡經》《吳周福傳奇》《孟合與維色》《峨玉聰的故事》等。如按有關學者的觀點，白族語屬于彝語支，則這方面還可加上《白扇記》《磨房記》《梁山伯與祝英臺》幾部作品。從目前搜集到的材料看，該走廊的壯侗語族中還翻譯出版了傣族的《唐僧取經》《劉秀走國》。所以，如果白語屬于彝語支，則藏彝走廊主流文化題材少數民族傳統文學作品主要分布于藏緬語族的藏語支、彝語支和壯侗語族的壯傣語支之中；如果白族語不屬于彝語支，則這類作品主要分布于藏緬語族的藏語支、彝語支和白語支之中，其次是壯侗語族的壯傣語支之中。從發現面世時間看，流傳于彝族中的《勸善經》是藏彝走廊中最早的一部“主流文化題材長詩”?！秳裆平洝肥菍h文文獻《太上感應篇》的翻譯；在將其再翻譯為漢文時，定名為《勸善經》?！秳裆平洝纷钕扔神R學良先生于20世紀40年代在云南省武定縣茂蓮鄉調研時于該地土司圖書室發現。馬學良先生曾于1947年就他發現的彝文古籍《勸善經》（太上感應篇）撰文《倮譯〈太上感應篇〉序》，發表于南開大學文科研究所人文研究室編的《邊疆人文》第四卷合刊。馬先生在該序文中說：“這部倮譯《太上感應篇》，為倮人把《太上感應篇》譯成倮文，自加釋義與解說。原文對于研究倮族語文，固然是一部可珍貴的材料；而在解說中所記倮族之風俗習慣、倫理觀念、巫術宗教、傳說禁忌，以及心理情態等，尤足表現一個民族的社會狀況及心理情態，以倮人說倮事，自必真切可信，讀之如臥游倮區，如親聆土人訴述風土人情。此外尚可窺出初民對宇宙萬物之看法，及其天真活潑之思想?！盵4]改革開放后，相關部門將彝文《勸善經》進行譯注，馬學良先生在該譯注序中說：“據考證，彝文《勸善經》似產生于明代水西羅甸王國時代，從刻本字體與明代金石彝文對比，文字形體相同，明代彝文多保留圓體字，文中語法用詞及語法結構也與明代彝文作品風格相同?！盵5]

云南是我國少數民族最多的省份，藏彝走廊中的少數民族除羌族外，其他的在云南省都有分布。所以從行政地域分布而言，藏彝走廊主流文化題材少數民族傳統文學作品主要分布于云南省，其次為西藏和四川。

從流傳于藏彝走廊中的主流文化題材少數民族傳統文學作品的內容看，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是反映孝親敬老類的作品。這類作品的代表作有《董永記》《賈相孝母》《丁郎刻木》《賽特阿育》（董永行孝記）、《鳳凰記》等。其他有關的主流文化題材少數民族傳統文學作品中，也有孝親敬老的情節，但相比較之下，不是以孝道為中心或主線。反映董永行孝傳說者，在云南彝區的彝文古籍中為《董永記》，在貴州彝文古籍中為《賽特阿育》。有關董永行孝的傳說，在彝區除了彝族文化人將其編譯為優美的敘事長詩《董永記》和《賽特阿育》外，在民間還有散文體的故事流傳。比如，1943年邢慶蘭先生在云南新平縣漠沙鄉搜集到一則彝族青年借錢葬父的故事，即是彝族民間流傳的散文體的“董永行孝”故事。相比較而言，彝文古籍中的董永行孝傳說為古彝文五言詩體，篇幅長，情節內容豐富，人物形象豐滿。流傳于彝族民間的董永行孝故事變異性大，從翻譯角度說，其“歸化”特性突出。這里列舉的孝親敬老類題材的幾部作品，《鳳凰記》和《賈相孝繼母》是反映前妻之子孝敬繼母，繼母視前妻之子為親出的故事，對研究傳統社會家庭生活有特別的意義。

第二是反映戀愛婚姻家庭生活類的作品。這類作品的代表作主要有《木荷與薇葉》《張四姐》《張三姐的故事》《齊小榮》《剪花女》《白扇記》《磨房記》《毛洪記》《賣花記》《紅魚姑娘》《梁山伯與祝英臺》《孟合與維色》《峨玉聰的故事》等。其中《白扇記》《張四姐》《賣花記》等，在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湖北分會編的《湖北民間敘事長詩、唱本總目提要》中也有介紹，而且《張四姐》《賣花記》的內容梗概和彝文古籍中所載文本幾乎相同。這類作品大多以傳統社會生活中的戀愛婚姻家庭為對象，主要反映人們的善惡觀、愛情婚姻觀，表現人民群眾的崇高美德，至今還閃耀著光芒。當然，由于歷史的原因，其中也有一些消極、糟粕的東西，是應當摒棄的。

第三是反映勸善告誡、因果報應類的作品。這類作品的代表作主要有《唐王游地府》《西行取經記》《勸善經》《唐僧取經》《唐王記》《高柯觀的煙賭恨》《順治說道德》《合彭詔奇遇》《因果報應經》《吳周福傳奇》，等等。這類作品，運用一定的道德觀來宣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它們以想象的手法創造一個虛無的世界即陰間，稱在陽世作惡之人死后到陰間會受到殘酷的折磨，且會投生為低等動物；在陽世行善積德之人，死后到陰間會受到優待且會投生富貴人家。他們或者以現實生活為素材塑造典型，并以此為主線形成可讀性強的作品，告訴人們應當有好的習性，丟掉惡習，如《高柯觀的煙賭恨》《吳周福傳奇》等即是其例；或者借權威人士之口，宣揚彼時社會所需要的倫理道德，對人們進行道德的教化，如《順治說道德》《孔夫子訓誡經》等；或者通過歷史上的宗教信仰事件，宣揚行善和孝道的方法和途徑，如《西行取經記》《唐僧取經》。其中的《西行取經記》說，之所以要到西方取經，是因為要為超度祖先尋找經書，以盡子孫后代對祖先的孝道。任何精神產品都有其時代性，所以這類題材的作品，因產生于傳統社會的不同階段，有些內容在現在看來是不可取的；但是，倡導孝道和善良卻一直是各民族所認同的，是社會的需要，只是須因應社會發展而當與時俱進而已。

第四是歷史傳說類的作品。這類作品的代表作主要有《清官龍賓布》《朵伊窮苦人》《高宗父子倆》《吳三桂與順治》《吳三桂與康熙》《康熙統天下》《仁宗的故事》，等等。這類題材內容的作品，從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主要流傳于藏彝走廊藏緬語族的部分民族中。這些作品的主人公，或者是真實的歷史人物加以典型化，或者是以文學手法塑造的藝術形象，以記述歷史或反映社會生活，表達一定的價值觀和思想傾向。

從這里所介紹的藏彝走廊主流文化題材少數民族傳統文學作品看，有的是歷史上的民族文化人以本民族語文翻譯或編譯來自漢語文的文本，在翻譯或編譯中民族化特色較濃，“編譯”或再創作的特色突出；有的則基本是屬于“異化”的翻譯，即從文本看主要是采取“源語”（漢語）表達方式以傳達原文的內容，即以源語文化為歸宿。對此，《鳳凰記》可謂是典型。但是從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第四類即歷史傳說類作品中有不少文本，并不像是翻譯或編譯的，很有可能是歷史上的少數民族文化人，以自己所了解的主流文化生活素材或史料，以自己所在民族的語文作為表現工具創作的作品。因此，從藏彝走廊層面而言，其少數民族傳統文學中的主流文化題材作品，從大的方面說可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歷史上的少數民族文化人用少數民族語文對某些漢語文作品的翻譯（編譯），可稱之為“主流文化題材的翻譯作品”；二是以少數民族語文為表現工具，以主流文化題材為對象的創作，可稱之為“主流文化題材的創作作品”，比如《高宗父子倆》《吳三桂與順治》《吳三桂與康熙》《康熙統天下》《仁宗的故事》《高柯觀的煙賭恨》《吳周福傳奇》《順治說道德》《孔夫子訓誡經》等作品，都可視為是典型的例子。[6]從對主流文化題材的作品翻譯或編譯到以主流文化題材為素材進行創作，反映出歷史上藏彝走廊少數民族對主流文化的學習、吸納和認同，進而對國家的認同。這是他們精神產品生產和消費的一種符合歷史邏輯的質的飛躍。當然，在這種精神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存在作者對主流文化素材的翻譯與消化問題，所以這類以主流文化題材為創作素材的精神產品的生產形式，仍然有著與民族思維特點關系密切的“語文符號轉化”的表征，即表現出翻譯的特征。而素材的選取和翻譯，是以一定的價值取向為基礎，也取決于當時的政治大環境，故而這類作品必然會在反映民族特色的同時，表現出特別的文化認同，主要是對國家、民族的認同。

三、藏彝走廊區域主流文化題材少數民族傳統文學作品的解讀

中國自古是由“六大板塊”“三大走廊”構成的多元一體化格局。因此，“通觀中國的民族關系，可以用經濟紐帶、政治紐帶、文化紐帶、血緣紐帶四條紐帶來概括，四條紐帶把中華各族緊緊聯系在一起，誰也離不開誰。這其中，作為主流文化漢文化對各民族產生了長期的持續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是以儒家的思想作為先導的?！盵7]所以，藏彝走廊區域主流文化題材少數民族傳統文學作品的存在，是有其深厚的社會歷史文化根源的。

早在秦漢時期，現在的四川藏區及其相鄰地帶就分布著若干古羌人部落。公元6—7世紀的隋唐之時，今川滇與西藏東部仍聚居著許多羌人部落，號稱“西山八國”。西藏山南地區的雅隆部落崛起，經過幾代經營后，在松贊干布贊普（王）的統率下，統一了西藏諸部，建立了“吐蕃王國”，地域拓展到今藏東及四川西北一帶。此后，吐蕃便與當地諸古羌部落逐漸融合，形成了后來金沙江流域的藏族。[8]自秦漢開始，中央王朝便在上述古羌人部落活動的有關地域設置郡縣，在社會治理中密切了與當地民眾的關系。到了唐代文成公主進藏，更是促進了藏區與中原地區的文化交流。在以后的中央王朝，對藏彝走廊的開發更加深入，治理更加完善，各地方政權與中央王朝的關系更加密切，所以中華主流文化的傳播、影響也比過去更大。對此，相關民族古籍，如藏族古籍《賢者喜宴·噶瑪崗倉史》，就對明代中央王朝與西藏地方政權的關系多有記載?！顿t者喜宴·吐蕃史》《漢藏史集》亦均記載有向“漢地”學習政治文化的內容。[9]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采納司馬錯的建議，先滅蜀后取巴，旋設置巴郡、蜀郡、漢中郡，然后以巴蜀為據點開發“巴蜀徼外”。公元前310年，分布于今云南境內的丹和犁兩個部落群體開始接受秦的統治。前285年，秦郡太守張若又“取笮及江南地”，把秦的治理范圍擴大到今寧蒗、麗江一帶。前250年，秦孝文王開始經營巴蜀以南地區，派蜀郡太守開修僰人道。僰人道自僰道縣溯橫江而上經過今昭通，終于曲靖一帶。公元前221年，秦統一海內，建立了包括今云南在內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到公元前109年，漢武帝著手經略包括云南在內的藏彝走廊大部分區域。入唐后，南詔即派人到成都學習，其內容多為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主流文化，隨之于南詔境內開辦學校，主要傳授儒家文化，出現了研學儒學的少數民族學者。入明后，在白族中比較知名的學者有艾自新、艾自修兄弟倆。[10]歷史上，中央政權派到藏彝走廊的官員，不乏推行中華主流文化的優秀者。其中在元代，先在四川等地任職，云南設立行省后，擔任第一任行政長官“云南平章政事”職務的回回人賽典赤·贍思丁·烏馬兒，則是值得點贊的杰出人物。

伴隨著中央王朝在藏彝走廊地區政權的建立和治理，主流文化的輻射和傳播以及對主流文化的學習、吸納和認同也不斷加強。自漢代“獨尊儒術”后，儒家文化成為中華文化的主流和核心，并開始浸潤于中央政權所能觸及的地方；而在信息傳播手段相對落后的地區，具有欣賞性的文學是文化傳播和文化接受的重要載體。所以，隨著社會的發展及歷代中央王朝對藏彝走廊的治理和經略，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華主流文化，在通過行政的手段推行國家政策（如“改土歸流”，或開辦學校）之外，其負載主流文化的文學作品，也通過翻譯，以文字文本的形式以及民間口頭流傳的形式加以流傳，形成一種精神產品提供給人們。無文字者則以口頭的形式，翻譯負載中華主流文化的有關文學作品，亦作為一種精神產品進入街衢巷陌。部分少數民族知識分子則主動以主流文化的題材創作出不少作品，去豐富當地民眾的精神生活。在這種精神產品的傳播中，主流文化對人們產生著潛移默化的教化作用。

藏彝走廊主流文化題材少數民族傳統文學作為一種客觀存在，和其他地區的同類作品一樣，是中華文苑中的一束奇葩。但是，因為長期以來人們對其“身份”不明，不知如何處置：“說它們是漢族文學作品，但其人物、情節、語言、風格又與原作幾乎不同。于是，一般的中國文學史、中國民間文學史或中國民間文學概論等類著作，大都不予理會，甚至蹤跡全無。說它們是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題材卻又是漢族的，于是各少數民族文學的文學史或文學簡論也極少收錄。致使這份珍貴的文學遺產，長期漂流在中國文學史書之外，無法歸宿，也極少翻譯面世”[11]，幾乎成為“冷門絕學”。比如過偉的《中華民間文化與民族文學》文集（分為上下兩冊），在長達1100多頁的篇幅中，僅在其第一卷中有《孟姜女在少數民族中的變異》一文?？傊?，長期以來，學界對藏彝走廊少數民族中主流文化題材傳統文學作品并未加以關注，只是近年才開始去搜集、翻譯、整理、出版。所以在過去的中國文學史或文學概論中一是少見其蹤影；二是偶有所涉及個別作品，也作為一般少數民族原創敘事詩看待，比如祈連休等編著的《中國民間文學史》、賀學君的《中國民間敘事詩史》，僅在相關章節中涉及《則谷阿列與依妮》（后意譯為《紅魚姑娘》），但沒從主流文化題材少數民族傳統文學作品的角度予以觀照。有關彝族文學史方面的著述，對上述類型的作品大多視而不見，遑論從主流文化題材傳統文學作品的角度去加以審視了。

其實，藏彝走廊中的主流文化題材少數民族傳統文學作品作為中華文化百花園中的奇花異卉，是中國主流文化對該走廊傳播和輻射的產物，是民族文化交融的碩果，也是該走廊相關少數民族對主流文化的學習、吸納與認同的體現。因此，藏彝走廊中主流文化題材少數民族傳統文學作品，作為在中華文壇中熠熠生輝的文化遺產，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成果?？傊?，這類作品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中，既是中華各民族文化相互吸收、交匯和相互融合的產物，又是在中央政權關照下主流文化的輻射和傳播力的展現，更是少數民族對主流文化的學習、吸納和認同的反映。

中華民族很早就形成多元一體的格局，所以文化認同一直以來是客觀存在，并且不斷在加強。在當今，“五個認同”中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實現了文化的認同，其他幾個認同就有了堅實的基礎。所以，藏彝走廊中主流文化題材少數民族傳統文學作品，在當今作為一種精神產品和文化遺產，雖然部分作品表現出時代局限性，某些內容比如愚孝等已經不適應現代社會，但這類作品在歷史上的精神家園作用是不可質疑的，其對主流文化的學習、吸納和認同是應充分肯定的。對于當今培育和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文化強國來說，這類作品亦是一種文化資源。它們中的不少文本，可讀性、欣賞性強，在文旅融合發展的語境下，擁有巨大的開發、利用潛力。對這類作品進行系統而深入的研究，可為重新編寫中華文學史、相關民族的文學史、中國民間文學史等提供學術的支撐。因此，對藏彝走廊中主流文化題材少數民族傳統文學作品，應加以系統研究，明確其身份，給予應有的定位，使這筆文化資源在新的歷史語境下發揮新的積極作用。

注釋：

[1]“藏彝走廊”是費孝通先生于20世紀80代年前后提出的一個歷史—民族區域概念，主要指今四川、云南、西藏三?。▍^）毗鄰地區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與河流所構成的高山峽谷即橫斷山脈區域，所以有學者稱之為“橫斷走廊”。后學界據該走廊世居的民族及其淵源關系，稱之為“藏羌彝走廊”。在該走廊區域有岷江、大渡河、雅礱江、金沙江、瀾滄江、怒江六條由北而南的大河縱貫其間，故有學者習慣上又稱該區域為“六江流域”。

[2]本文所說的“主流文化”，是指中國長期以來形成的、以漢族文化為表現形式的中華主流文化。本文之所以提出“主流文化題材”的概念，是有鑒于藏彝走廊有關少數民族傳統文學中的民間長詩，不僅是“漢族題材”，而且是以“主流文化”為表現形式的題材。筆者認為“主流文化題材”相對“漢族題材”而言，覆蓋的面更廣，從而能更好地面對或研究少數民族傳統文學中的有關現象。有鑒于藏彝走廊歷史上少數民族的文字使用情況和文字信息的復制情況，這里的“少數民族傳統文學作品”，包括口頭傳承或民族傳統文字的手寫本、刻印本作品。

[3]現金沙江兩岸的云南麗江市和四川省攀枝花市一帶，仍有傣族居住，比如現涼山州會理的新安鎮與云南永勝縣即居住有傣族。

[4]馬學良：《云南彝族禮俗研究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頁。

[5]馬學良等：《彝文〈勸善經〉譯注》，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頁。

[6]查閱相關文獻，在“寶卷”中有《康熙私訪山東寶卷》和《康熙訪江寧》，所以推論彝文版《吳三桂與順治》《吳三桂與康熙》《康熙統天下》等作品是屬于漢族文化題材的彝族民間創作。

[7][11]梁庭望：《漢族題材少數民族敘事詩譯注》，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

[8]參見李紹民：《藏彝走廊民族歷史文化》，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96—97頁。

[9]明代巴臥·祖拉陳著、周潤年譯注，青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賢者喜宴·噶瑪崗倉史》第七章有“明成祖封授西藏諸王”、第十章有“明代皇帝賜予卻扎嘉措禮品等”、第十三章有“明武宗皇帝再次派人迎請米覺多杰”等內容?！顿t者喜宴·吐蕃史》第二章中的“學鄰族建政經驗、設官及民政”，記述的是向“東方漢地”學習政治文化。明代達倉宗巴·班覺桑布著、陳慶英譯，青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漢藏史集》上篇的“漢地之王統”，其內容也是向“漢地”中央王朝學習政治文化的記述。

[10]艾自新、艾自修是明代鄧川（今云南洱源縣）寺寨人。艾自新有《希圣錄》《教家錄》留世，艾自修有《勵志十條》《治心四說》留世。稱艾自新、艾自修為少數民族（白族）學者，見楊志玲等《儒家道德文化在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播與傳承》一書第122頁。

作者：西南民族大學教授，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