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夫妻互動視角的中青年腦卒中患者痛苦表露影響因素的結構方程模型構建

王 歡,申曉稚,顧 浩,魯麗杰,宋艷艷

1.漯河市中醫院,河南漯河 462000;2.漯河市第二人民醫院,河南漯河 462000;3.許昌萬榮心腦血管病醫院,河南許昌 461000

腦卒中是一種急性腦血管疾病,具有高復發率、高致殘率及高病死率的特點,近年來發病率在中青年群體中呈上升趨勢[1]。由于腦卒中能夠誘發軀體、認知等功能障礙,因此對正處于事業發展期的中青年患者打擊較大,易使其產生病恥感、抑郁等情緒問題,增加患者的心理痛苦[2-3]。對于已婚中青年患者,向親密伴侶傾訴內心感受是其舒緩痛苦情緒的重要途徑[4],在患者康復過程中和康復后均發揮著關鍵作用。然而調查顯示國內腦卒中患者痛苦表露的狀況不佳[5],使其不能較好地受惠于來自伴侶的情感支持。共情是指一方站在另一方的處境體驗其情緒想法,并產生感同身受的能力,在夫妻關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6-7]。感知伴侶回應是指個體對伴侶關注并積極響應自身核心訴求的有效感知,是夫妻關系滿意度的強有力預測因素[8-9]。根據親密關系的人際過程理論[10],夫妻間的痛苦表露并不會自然發生,僅當配偶能夠共情理解自身的痛苦,并且這種理解被自身有效感知時,其才會主動向配偶表露內心,提示感知伴侶回應可介導配偶共情對患者痛苦表露的積極作用,但該關聯機制尚未被研究。本研究以親密關系的人際過程理論為指導,分析患者感知伴侶回應與配偶共情對患者痛苦表露的共同影響,并通過結構方程模型揭示具體作用機制,為基于夫妻互動視角制定中青年腦卒中患者痛苦表露干預方案提供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患者納入標準:符合《中國急性缺血性腦卒中診治指南2014》診斷標準,并經頭顱CT和/或MRI檢查確診;年齡21～59歲;意識清楚,可進行正常溝通且配合調查者?；颊吲懦龢藴?伴有嚴重的心、肝、腎功能不全或惡性腫瘤等;既往有精神疾病史;受教育水平過低,無法閱讀與理解問卷內容。配偶納入標準:與患者為夫妻關系,承擔其主要照顧責任;認知、溝通能力正常。配偶排除標準:既往有精神疾病史;受教育水平過低,無法閱讀與理解問卷內容。

1.2 調查工具

1.2.1一般資料調查表

由研究者自行設計,包括患者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病變類型等,以及配偶的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照顧經驗等。

1.2.2感知伴侶回應量表(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Scale,PPRS)

本研究采用楊舒程等[11]翻譯的中文版量表,由單個維度構成,共包含12個條目。量表采用Likert 7級評分法計算分值,從“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別賦值1～7分,總分范圍為12～84分,得分越高表明患者夫婦一方感知到的伴侶回應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 0.887,信度較好。

1.2.3人際反應指針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C,IRI-C)

采用張鳳鳳等[12]修訂的中文版量表。該量表包括觀點采擇(5個條目)、個人痛苦(5個條目)、想象力(6個條目)和同情關懷(6個條目)4個維度,共22個條目,量表采用Likert 5級評分法計算分值,其中“不恰當”計0分,“有一點恰當”計1分,“還算恰當”計2分,“恰當”計3分,“很恰當”計4分 ,總分越高表明患者配偶的共情能力越好。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12。

1.2.4痛苦表露指數量表(Distress Disclosure Index,DDI)

采用李新民[13]修訂的中文版量表。該量表由12個條目組成,量表采用Likert 5級評分法計算分值,其中“非常同意”計1分,“同意”計2分,“隨意”計3分,“不同意”計4分,“非常不同意”計5分,其中第 2、4、5、8、9、10 個條目為反向計分,總分12～60分。以總分的四分位數作為臨界值, 總分12～29分為低水平,30～44 分為中等水平,45～60 分為高水平,得分越高患者的痛苦表露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31。

1.3 調查方法

調查者向調查對象解釋研究目的、保密原則,獲得患者及其配偶知情同意,并闡述問卷填寫方法,患者及其配偶在不同的房間獨立自行填寫,調查者在現場負責答復有疑問者的疑問,所有量表當場調查并回收。結構方程模型的樣本量一般由納入模型變量數確定,其中樣本數是納入模型變量數的20倍。本研究共納入6個變量于模型中(其中感知伴侶回應量表為單維度量表,計1個;人際反應指針量表包含4個維度,計4個;痛苦表露指數量表為單維度量表,計1個),理論樣本量應為120例。2021年1月至2022年7月,采用便利抽樣法,選取在漯河市2所醫院就診的中青年腦卒中患者及其配偶為調查對象。本次共調查237對患者夫婦,如果患者夫婦一方存在問卷條目漏答、填答不完整、填答結果雜亂無章的情況,則視雙方問卷均無效,其中數據有效的患者夫婦共219對,有效回收率92.4%。

1.4 統計學方法

2 結果

2.1 中青年腦卒中患者及配偶一般資料

本次研究中,中青年腦卒中患者年齡31～58歲,平均(46.56±6.70)歲;配偶年齡28～58歲,平均(43.68±6.57)歲。一般資料見表1。

表1 中青年腦卒中患者及配偶一般資料

2.2 配偶共情和患者感知伴侶回應及痛苦表露得分情況

中青年腦卒中患者痛苦表露得分為(36.79±10.48)分,從自我表露程度看,31.5%屬于低水平,37.0%屬于中等水平,31.5%屬于高水平;患者感知伴侶回應得分為(37.86±11.36)分;配偶共情得分為(68.54±12.30)分。見表2。

表2 患者感知伴侶回應及痛苦表露和配偶共情得分情況(n=219)

2.3 配偶共情和患者感知伴侶回應及痛苦表露的相關性分析

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配偶共情及各維度與患者感知伴侶回應及痛苦表露呈正相關(P均<0.01),患者感知伴侶回應與其自身痛苦表露呈正相關(P<0.01)。見表3。

表3 配偶共情和患者感知伴侶回應及痛苦表露的相關性分析(r)

2.4 基于夫妻互動視角的中青年腦卒中患者痛苦表露影響因素的結構方程模型構建

以親密關系的人際過程理論[10]為基礎框架,綜合文獻[6-7]及相關分析結果,以配偶共情為自變量、患者痛苦表露為因變量、患者感知伴侶回應為中介變量,構建結構方程模型(圖 1),通過最大似然法對各參數進行擬合。模型擬合結果顯示:2/df=1.326(<3),RMSEA=0.039(<0.050),CFI=0.999(>0.900),GFI=0.992(>0.900),NFI=0.995(>0.900),表示模型擬合度較好。進一步采取Bootstrap法驗證模型(采樣數5 000次),模型結果顯示,患者感知伴侶回應(β=0.362,P<0.001)及配偶共情(β=0.162,P=0.010)對患者痛苦表露均有直接預測作用,患者感知伴侶回應在配偶共情與患者痛苦表露間扮演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值為0.133 (95%CI:0.038～0.351),95%CI不包含0,表明效應值可靠[14],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45.08%。見表4。

表4 患者感知伴侶回應在配偶共情與患者痛苦表露間的中介效應分析

3 討論

3.1 中青年腦卒中患者痛苦表露及感知伴侶回應與配偶共情現狀

本研究結果顯示,中青年腦卒中患者痛苦表露得分為(36.79±10.48)分,68.5%患者的痛苦表露處于中低水平。腦卒中所造成的軀體、認知等方面功能障礙會降低患者的表露意愿,患者基于自身形象問題的考慮會刻意隱藏內在感受。中青年腦卒中患者痛苦表露水平略高于王佳琪等[5]的研究結果,可能和兩項研究間患者群的年齡差異有關。本研究對象主要為中青年患者群,相比較于王佳琪等[5]的老年患者群,受教育水平稍高,思想較為開放,更善于向家人抒發情感,表露內心的痛苦,釋放情緒壓力。本研究結果顯示,中青年腦卒中患者感知伴侶回應得分為(37.86±11.36)分,處于中等偏低水平,低于孫永紅等[15]針對乳腺癌患者的調查結果,究其原因可能和乳腺癌患者多為女性有關。相比于男性群體,女性對親密者的情感回應更為敏感,更容易覺察到他人對自己情感態度的變化[16]。本研究中患者配偶的共情總分為(68.54±12.30)分,呈中等偏上水平,與健康已婚人群的研究結果一致[8],高于石嫣等[17]針對醫學生的調查,可能和本研究樣本較石嫣等[17]研究樣本的年齡偏高、社會閱歷更豐富有關。共情反映了個體能夠準確理解他人的情緒或想法,并與之產生情感共鳴的能力,這種共情能力會在個體社會化過程中逐漸形成[18],因此會隨著年齡的增加獲得提升。

圖1 患者感知伴侶回應在配偶共情與患者痛苦表露間的中介作用模型

3.2 配偶共情和患者感知伴侶回應與患者痛苦表露間的相關性

本研究結果顯示,配偶共情與中青年腦卒中患者痛苦表露呈正相關(P<0.01),即配偶的共情理解越多,患者對自身痛苦的表露程度越高,與李蕾等[19]的研究結果一致。究其原因,當配偶能夠設身處地理解患者在疾病過程中所感受到的心身痛苦時,會更愿意認真傾聽患者心聲并給出回應與安慰,這有利于拉近夫妻間的心理距離,進而鼓勵患者主動表露深層的情緒與情感。中青年腦卒中患者感知伴侶回應與其痛苦表露呈正相關(P<0.01),即患者感知到配偶的回應與關懷越多,其對自身痛苦的表露程度越高,與Manne等[10]的研究結果一致。中青年階段發生腦卒中可導致患者社會和家庭角色的轉變、生活計劃的中斷、外表與機體功能的改變,因而部分中青年患者會較為擔心婚姻破裂的可能性[20],而此時感知到配偶對自己核心訴求的積極回應與關懷,能夠給患者帶來心理上的安全感及情感支持,使患者更愿意與伴侶分享內在的情感與情緒體驗,共同應對疾病威脅。配偶共情與患者感知伴侶回應呈正相關(P<0.01),即來自配偶的共情接納越多,患者就越容易感知到伴侶的積極回應與關愛。究其原因,作為維持兩性親密關系的一個核心概念,感知伴侶回應是患者感受與接納來自伴侶的關心、理解和認同的重要途徑,而共情能力使配偶可以對患者的情緒體驗產生一種替代性情感反應[21],這有助于配偶感同身受地理解患者的內心痛苦與煩惱,并自然展現能夠被患者感知與接納的關懷與支持。不僅如此,患者及其配偶的情緒狀態往往是相互依存的,當患者感覺到來自伴侶的積極回應時,他們可能會將這種回應投射到伴侶身上[22],從而增加雙方的關系滿意度。因此,醫護人員應重視評估患者配偶的共情接納水平,通過相應干預措施提升患者配偶的共情能力,以增加患者對伴侶回應的感知,提高其痛苦表露水平。

3.3 患者感知伴侶回應及配偶共情對中青年腦卒中患者痛苦表露影響的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通過構建結構方程模型,本研究發現配偶共情對中青年腦卒中患者痛苦表露不僅有直接預測作用,也可以通過患者感知伴侶回應產生間接影響,患者感知伴侶回應的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45.08%。首先,對于配偶共情的直接效應,罹患腦卒中的中青年患者因為自身工作與生活自理能力下降,其可能由原來的家庭脊梁轉變為被照顧者,由此而產生的病恥感會加重其心理痛苦[23],因此在康復治療的艱難時期更渴望獲得來自家人的支持與理解,而配偶共情作為夫妻溝通的積極形式,能夠給予患者情感安慰與支持[7],進而提升其自我表露水平。其次,患者感知伴侶回應在配偶共情影響患者痛苦表露的路徑中扮演著中介角色,這意味著配偶的共情理解還會通過促進患者對其回應的感知,進而提升患者的痛苦表露水平。這與親密關系的人際過程理論[10]一致,該理論認為及時并準確地感知到來自伴侶的回應是親密關系建立的關鍵環節。究其原因,配偶的共情使其能夠對患者的痛苦情緒產生一種感同身受的理解[21],基于這種理解,配偶會自然展現出患者期待的夫妻溝通與情感支持行為[24],使患者較容易感知到配偶的情感回應,進而更愿意主動向配偶表露內心深處的痛苦與想法。因此,醫護人員應同時關注配偶的共情能力以及患者的伴侶回應感知狀況,可嘗試采取以夫妻為中心的心理干預[25],鼓勵患者與配偶共同參與,使配偶意識到自己在患者康復過程中扮演的關鍵角色,通過提升配偶的共情能力使配偶的情感支持能夠被患者有效感知,從而鼓勵患者主動表露內心的痛苦與消極情緒,改善其心理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