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疑的無限

李志娟

2023年6月，美國劇作家約翰·尚利（John Patrick Shanley）的名作《懷疑：一則寓言》（Doubt： A parable下文簡稱為《懷疑》）登陸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本次演出由胡開奇翻譯，周可執導，賀颶擔任復排導演。自2005年中國國家話劇院排演的《懷疑》首次和國內觀眾見面以來，國內多家專業劇團及各大院校都曾排演過該劇?！稇岩伞返脑俅蔚絹?，昭示著該劇所傳遞的思辨精神和懷疑精神具有穿透時空的魅力。

進入劇場后，伴隨著莫扎特《C小調大彌撒》（Great Mass in C minor K.427/417a）等音樂的循環播放，靜穆的宗教氛圍在劇場內悄然彌散。觀眾可直觀地看到舞臺上矗立著巨大的深灰色墻壁布景，體現了天主教教會學校森嚴的秩序與較為封閉的氛圍。墻壁布景的中間部分進行了十字架狀的鏤空處理，顯露出后方宗教花紋圖案的彩色背景板。彩色十字架和整體色調與黑、灰二色的舞臺布景形成了鮮明對比，復排導演賀颶在進行導演闡述時，將這種對比形容為“巨大十字架下渺小的我們”[1]。 總體而言，《懷疑》的舞臺設計風格較為簡練，該劇在演出過程中并未變更基本的布景，而是以表演區內桌椅、書柜、花園長椅、梯子、推車等道具的擺放，展現出了劇中教堂、校長室、庭院等不同場景的變換。

尚利將《懷疑》的發生時間設定為1964年，在那個年代“整個世界都在孕育著某種深遠的變革”“曾經生機勃勃的表情已成了死的面具”[2]P16。 憑借著對時代變化的切身體悟與精湛的編劇技巧，尚利通過戲劇角色的對話和言語，搭建了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真相支離破碎的世界。劇作家在創作中融合了其在天主教教會學校求學的經歷，將故事發生地設置于紐約布朗克斯區的一所天主教教會學校里。該劇沒有龐雜的人物譜系和繁冗的情節脈絡，所講述的主要情節可概括為一句話，即：阿洛西斯修女身為教會學校的校長，強烈地懷疑學校的弗林神父引誘了校內唯一的黑人男孩——唐納·穆勒，她聯合下屬詹姆斯修女，企圖查明事實的真相。阿洛西斯修女的懷疑、調查和弗林神父的自證構成了該劇最基本的沖突，故事在二者循環往復的辯證運動中展開。

從《懷疑》的戲劇結構層面觀之，該劇共分為九場，其中一、三、六場為弗林神父的布道與演講。在這些場次中，飾演弗林神父的演員獨自站在舞臺中央，念出大段具有感染力的獨白。其余的場次，則為演員之間展開兩人或兩人以上的戲劇性對白，且各場次之間互有關聯、環環相扣。此種獨白和對白穿插、聯絡的段落劃分，構成了演出過程中的節奏感與層次感。調查真相是阿洛西斯修女這一角色的最高任務，她在劇中所有的行動皆圍繞這一目標而展開，目標導向型的敘事結構保證了情節能朝著既定方向不斷推進。在第二場中，阿洛西斯修女和詹姆斯修女進行了一場私人談話。兩位修女看似在談論教階制度、課程安排、教學方法、學生生活情況等日常生活中瑣碎的細節，然而這些富有風格的對白卻未曾游離于主線之外，不僅塑造了不同人物的迥異個性、凸顯出人物之間上司與下屬的社會關系，亦清晰地展示與說明了教會學校內森然的等級制度。劇作家在人物對白中巧妙地鋪設了多條線索，互相埋伏照應，表明了阿洛西斯修女和詹姆斯修女、弗林神父之間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情感與意志的沖突。隨著情節的不斷深入，觀眾可愈發直觀地感受到阿洛西斯修女和弗林神父在性格、行為方式、處世態度等方面存在的差異：前者恪守教會學校古老而嚴苛的教學理念，她嚴格管控學生的生活和學習，限制異性之間的交往，審查晚會節目，甚至要求學生使用鋼筆而非圓珠筆。弗林神父則迥異于古板的阿洛西斯修女，他是教會學校中的“革新派”代表人物，想將更貼合人性、符合人道的教學理念引入學校。在生活中，弗林神父幽默而富有親和力，他使用圓珠筆寫字，愛吃甜食，在體育課上和學生一起打籃球，是教會需要的“一張更親切的面容”。

第五場中，阿洛西斯修女在懷疑弗林神父做出了不軌行為后，她聯合詹姆斯修女一同邀請弗林神父到辦公室中會面。在這場談話中，阿洛西斯修女直截了當地質問了弗林神父與唐納·穆勒之間的關系，因而導致了沖突爆發。受到懷疑的弗林神父不甘示弱，他先是在第六場中做出了一次有關“流言蜚語”的布道以實行反擊，并在第七場中私下與詹姆斯修女會面。憑借著富有感染力的言辭、貌似誠摯的態度與合乎邏輯的解釋，弗林神父獲取了信任與支持。在《懷疑》的三位主要人物中，詹姆斯修女是一個讓觀眾備感親切、產生代入感的角色。她與觀眾的情感和視角極為相似：相較于古板嚴苛的阿洛西斯修女、位高權重的弗林神父，詹姆斯修女是一個涉世未深的普通人，她性格單純，有著虔誠的宗教信仰，既反感阿洛西斯修女在某些時候不近人情的處理方法，又不愿相信弗林神父扯出人道的大旗來掩蓋罪行的殘酷事實。詹姆斯修女對二位前輩同時保有尊重，但她在調查過程中所搜集到的證據，并不足以支持她做出任何判斷。因此，和現場的觀眾一樣，詹姆斯修女痛苦地搖擺于信任和懷疑的兩極。

第八場是該劇的高潮部分，阿洛西斯修女邀請穆勒的母親——穆勒太太來到校長室會面，詢問唐納·穆勒和弗林神父之間的關系。阿洛西斯修女的主動出擊使得事件進入臨界狀態。當穆勒太太離開后，聞訊而來的弗林神父來到校長室質問阿洛西斯修女，二人之間爆發了激烈的沖突。針對“穆勒是否遭受引誘”這一命題，在三個人物的兩場對白中，不同人物因有著迥異的主體意志、社會地位、價值觀念和主觀立場，而產生了無法消除的“視差”（parallax），使得三者對于同一事件分別產生了各自的敘述版本，且每一版本都受到視差的限制，與他者形成了抵牾。在阿洛西斯修女看來，不論付出怎樣的代價，她都需要查明作為客觀實在的真相。穆勒太太卻認為兒子的前途優先于真相和道德倫理，由于唐納·穆勒在六月份就將要升學，因此她不愿意追查到底，反而認為“有時候事情不是那么黑白分明”。隨后，在阿洛西斯修女和弗林神父那一場劍拔弩張的對話中，弗林神父認為阿洛西斯修女并未掌握任何證據，她所堅信的是一種“情感”而非“事實”。為了反擊弗林神父，阿洛西斯修女以一個謊言打破了力量的均勢與平衡，終結了這場“羅生門”式的糾紛：阿洛西斯修女謊稱自己暗中調查了弗林神父的過去，此舉迫使弗林神父調離教區，這場爭辯也告一段落。作為一部戲劇作品，戲劇的結尾“必須表現為斗爭和一切已經激起的沖突的徹底終結”和新秩序的重新建立。在風波平息、秩序重新建立之后，阿洛西斯修女已經改變了原先篤定的態度，她發現自己失去了分辨善惡的能力，忍不住發出喟嘆：“我真是懷疑，太懷疑了！”

值得關注的是，《懷疑》中有大量富有思辨色彩的“辯論”（dialecties）場景，這無疑是西方社會中綿延不絕的“辯論文化”傳統在當今戲劇世界中的生動展現。古希臘先哲曾在宗教、哲學、文藝、政治等多個領域展開辯論——蘇格拉底認為人們可通過辯論的方式來獲得知識、認識真相，為思想“助產”；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借蘇格拉底之口認為辯證法是教育體制中最為重要的部分，通過哲學辯論“不用眼睛和其他的感官，跟隨著真理達到純實在本身”[3]P306。在《懷疑》中，尚利繼承了易卜生和蕭伯納慣用的劇作技巧，將涉及倫理和教育改革的問題放置于舞臺上，讓劇中人物圍繞問題進行公開辯論。大量的辯論場景使得該劇的戲劇語言富含理性與思辨色彩，也展示了在盛行所謂“法庭文化”的今天，人們可以借助詭辯技術來消解真相而非探求真理，“我們生活在一個辯駁、對質、裁決、判定的極致文化中。論戰已取代了商討，交流已成為意志的決斗”[2]P15。在劇中，人物不僅通過詢問、假設、推理、爭辯、反詰等方式來論證“唐納·穆勒是否受到引誘”這一命題，亦針對宗教教育和人文教育之間的齟齬和歧異而展開辯論。結合該劇設定在1964年的時代背景，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科技的快速發展、城市化進程加速之下，伴隨著美蘇的“冷戰”與對峙、越南戰爭的爆發，以及美國國內風起云涌進行的民權運動、反戰運動、女權運動等運動，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國積極開展基礎教育制度的改革工作，以培養適合二十世紀城市化與工業化社會所需的人才。是應遵循傳統，抑或革新內容，在改革過程中又應如何擺脫宗教意識的纏繞？戲劇中的天主教教會學校成為不同價值觀念碰撞、沖突的競技場。尚利通過講述一個充滿戲劇性的故事，引發觀眾思考何為教育的本質、現代教育應具備怎樣的功能。

《懷疑》沒有采用傳統的因果式敘事結構，尚利有意讓曖昧的疑云保持到演出的最后一刻。直至演出結束，他也沒有為觀眾揭開謎底，而是為該劇設置了一個開放性的結局——阿洛西斯修女所掌握的證據無法為弗林神父定罪，有孌童嫌疑的弗林神父并未得到徹底的調查，反而得到一次晉升。此種結局營造了“世事不定”的整體氛圍，造成了作品在主題上的多義性。走出劇院后，觀眾可以依據所接受的信息，結合知識、經驗甚至僅僅憑借個人的喜好、偏見與情緒，為弗林神父做出有罪或無罪的審判。在戲劇中始終沒有出場的受害者唐納·穆勒，或許象征著在他人的言語和意志沖突中不斷被遮蔽、消解的真相。懷疑和信仰具有同等的力量，正如尚利所說：“我們必須學會在一個充滿著不確定的世界中生活。結論并不存在。這就是我們時代強音之下的無言與沉默?！盵2]P17

參考文獻：

[1]《“好的話劇能讓理性回歸”》，發布于“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公眾號，見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AD-opP99SG_SwTJscbEk9A

[2]約翰·尚利等：《懷疑（普利策獎戲劇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

[3]柏拉圖：《理想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作者單位：上海戲劇學院）

責任編輯 姜藝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