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鑒國外經驗增強我國重點產業關鍵共性技術供給

■文/唐廣波（中國產業基礎能力發展戰略研究院）

產業關鍵共性技術是在多個領域內已經或未來有可能被廣泛采用，可對整個行業或多個行業的技術進步產生深度影響或形成瓶頸制約作用的基礎技術。產業關鍵共性技術通常介于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具有競爭前性、擴散公益性、未來不確定性等特征。須著力解決關鍵共性技術研發周期長、投入大、風險高，單一主體研發供給意愿不強、能力不夠、效能不高等難題，完善共性技術供給體系，增強重點產業關鍵共性技術供給。

一、發達國家的經驗

發達國家普遍將關鍵共性技術作為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的戰略重點，通過加強政府引導、健全平臺體系、促進產學研密切協同、保持高強度持續投入，強化重點產業領域關鍵共性技術供給，構建了較為完善的共性技術供給體系。

一是政府積極引導。通過制定頂層戰略、設立專項計劃、加強相關立法等方式，積極干預關鍵共性技術發展。比如，美國近年來先后出臺《美國先進制造業領導力戰略》《2021年美國創新戰略與競爭法案》《國家先進制造業戰略》《2022年芯片和科學法案》等，將智能制造、先進材料、電子設計制造等列為優先發展的共性技術方向，支撐提升重點產業領域競爭力。

二是健全平臺體系。優化提升傳統平臺功能，布局建設新型機構，推動共性技術平臺能力不斷提升。比如，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德國弗勞恩霍夫應用研究促進協會、法國卡諾研究所網絡、比利時歐洲微電子中心、日本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等平臺機構一直是相關國家共性技術供給的核心載體，近年來布局建設的美國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英國彈射中心、美國未來產業研究所等新型平臺，在引領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方面作用顯著。

三是產學研密切協作。加強官產學研合作，由企業牽頭組建重點領域產學研合作網絡或技術聯盟，已經成為發達國家開展共性技術創新的普遍趨勢。比如，由美國政府發起，在英特爾、IBM、美光、惠普、摩托羅拉等14家龍頭企業主導下，聯合半導體制造設備企業、美國國家實驗室、大學卓越中心等產學研各界力量組建的半導體制造技術聯盟，開展半導體制造領域的關鍵共性技術研發，推動了美國半導體產業實現趕超和保持領先。

四是高強度持續投入。發達國家一直重視對基礎和共性技術研發的投入，維持較高水平的持續投入強度。比如，作為美國最重要的共性技術研發機構，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2023年預算超過17億美元；歐盟在預算總額約700億歐元的“地平線2020”科研計劃中，持續投入超過240億歐元用于支持關鍵共性技術研發。

二、我國發展現狀和問題

（一）發展現狀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加快推進關鍵共性技術平臺建設，創新能力和供給水平顯著提升，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并在重點行業獲得應用。

一是共性技術平臺建設加快推進。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以及北京懷柔、上海張江、安徽合肥、大灣區四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提速，成為驅動高質量發展的創新引擎。全超導托卡馬克、散裂中子源等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為前沿科學研究探索、產業基礎共性技術開發提供了極限研究手段。首批國家實驗室掛牌組建，國家重點實驗室體系加快優化重組，科技創新基礎能力不斷強化。國家發展改革委、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面向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布局建設一批國家產業創新中心、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圍繞解決實驗室技術熟化、工程化和成果轉化問題，建設一批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國務院國資委組織中央企業組建7個創新聯合體，布局建設45個原創技術策源地，推動200多個轉制科研院所，著力突破了一系列跨行業、跨領域的關鍵共性技術，支撐引領了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和新興產業創新發展。各地也在積極探索新型研發機構、產學研創新戰略聯盟等形式多樣的產學研融通平臺組織模式。

二是共性技術供給水平顯著提升。傳統行業領域，突破了一批以產品技術、流程技術、工藝技術、裝備技術、控制技術、測試技術、節能技術、減排技術、安全技術等為代表的關鍵共性技術，對原材料、機械、消費電子等行業提升技術水平、產品質量、生產效率，實施智能制造、綠色制造起到了重要作用。支撐了我國制造業規模連續14年保持全球第一，22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鋼鐵、有色金屬、水泥、光伏、家電、智能手機等產能躋身世界前列。新興產業領域，突破了一批以大數據、人工智能、新一代移動通信、物聯網、區塊鏈、基因編輯、分子制藥、靶向醫療、先進核能、氫能、儲能、納米材料、仿生材料、資源循環利用等為代表的關鍵共性技術，對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加快發展起到了重要引領支撐作用，促進了我國移動通信、語音識別、第三代核電、掘進裝備等躋身世界前列，“復興號”高速列車、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特高壓輸變電等世界領先，深海技術裝備形成譜系化布局，風電、光電裝機容量以及儲能、制氫規模居世界首位。

（二）主要問題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關鍵材料、集成電路、工業母機等重點產業領域的關鍵共性技術研發供給仍有較大差距，仍有諸多難題亟待破解。

一是體系化布局不夠。我國共性技術供給體系仍不健全，仍未形成高效的統籌協同機制，各主管部門在平臺建設、項目安排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復設置、分散支持問題，難以形成合力。各類專項計劃中支持共性技術的比例較低、周期較短且缺乏連續性，“撒胡椒面”式支持的現象仍未改善。國家實驗室、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定位不清晰，甚至存在相互競爭搶資源的現象。各類戰略科技力量均有向產業鏈創新鏈的上下游延伸的傾向，往往依靠短期大量投入創造“虛假繁榮”，持續性不足，造成惡性競爭和資源浪費。各部門、各地區、各行業圍繞產業發展和轉型升級布局的各類創新平臺及科技項目，同樣存在技術攻關方向同質化程度高，無法有效平衡長遠目標與短期效益，無法與國家重大工程、重大任務有效協同等問題。

二是有效供給不高?？蒲性核D制后成為獨立核算、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工作重心逐步由專注公益服務向追求經濟效益轉變，戰略導向在“營利性”和“公益性”間搖擺，開展基礎性、高風險、長周期的關鍵共性技術研發的積極性不高，服務全行業的動力和能力有所削弱；轉制院所的“國家隊”身份趨于弱化，且與其他企業“競合”關系難理順，牽頭組織實施產業共性技術攻關的功能喪失；轉制院所在晉升通道、薪酬待遇等方面競爭力不強，高層次人才引進困難、流失嚴重，影響了重點產業的關鍵共性技術有效供給。產學研各方之間缺乏足夠的溝通聯系，企業重產品技術輕共性技術現象較為普遍，對科技創新需求的引領能力和對科技成果的承接能力不足；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發成果與企業需求脫節，加之缺少共性技術二次開發和中試熟化的場地、設施和技術條件，大量的科研成果跌進“死亡之谷”，不能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三是資金投入不足。目前國家、地方、企業和科研院所在關鍵共性技術研發方面的投入不足且結構不均衡，政府財政資金對于關鍵共性技術項目的支持力度不夠。包括轉制院所在內的企業，受業績考核、負責人任期等因素影響，更多注重短期產品技術開發，對中長期研究特別是關鍵共性技術和基礎研究投入的意愿不強，尤其是對跨行業、跨企業的“公益性”共性技術研發投入缺乏積極性。政府設立的產業引導基金多投向新興產業領域的競爭性技術，支持和引導產業基金投入共性技術的機制尚不健全，金融機構、社會資本對關鍵共性技術研發和轉化缺少長期投資意愿，制約了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發展和推廣應用。

三、措施建議

一是加強頂層設計，完善關鍵共性技術研發供給體系。優化和完善國家實驗室、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等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布局和定位，通過新建、調整、充實、整合、撤銷等方式重組全國重點實驗室、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等創新平臺，引導地方“因地制宜”布局區域性共性技術平臺。統籌配置科學儀器設備、重大基礎設施、實驗數據等創新資源，推動各類創新資源開放共享。

二是突出目標導向，提升關鍵共性技術研發供給效能。發揮科技領軍企業“出題人”“答題人”“閱卷人”作用，在關鍵共性技術攻關的項目形成、投入、組織、評價方面，進一步加強企業的參與度、話語權，推動更多任務由企業提出方向、由企業組織實施、由企業考核驗收?；谥醒肫髽I創新聯合體和原創技術策源地建設基礎，牽頭組建產學研用金協同的國家級重大創新基地，建立戰略導向、需求牽引、目標明確、高效協同、資源共享的組織機制，加快構建龍頭企業牽頭、高校院所支撐、各創新主體相互協同的創新聯合體升級版，加強面向重大應用的關鍵共性和基礎性技術研發布局。聚焦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產業發展中的關鍵瓶頸，強化應用導向的基礎研究和前瞻性研究，在人工智能、材料工藝、核心元器件、集成電路及專用設備、操作系統與工業軟件、高端數控機床與基礎制造裝備、清潔能源等領域設立關鍵共性技術攻關項目。

三是加大多元投入，強化關鍵共性技術攻關資金支持。發揮財政資金引導激勵作用，探索轉移支付、政府投資、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多種財政支持方式，以及資本金注入、財政貼息、政策性融資擔保、以獎代補等投入方式，加大對關鍵共性技術研發和轉化的支持。積極引導社會資本支持，發揮各類政府投資基金引導作用，鼓勵中央、地方與社會資本合作設立各類產業基金，并開展基金、貸款、債券等多種業務聯動投放，合理放大財政資金杠桿。

四是深化機制改革，激發關鍵共性技術創新動力活力。推進轉制院所進行分類改革，使建制保持良好、共性技術供給能力強的轉制院所回歸公益屬性，發揮其關鍵共性技術研發供給基地的作用，面向大中小企業開展產業共性關鍵技術研發、科技成果轉化及產業化、科技資源共享服務。完善國有企業干部任命、任職期限、考核機制、薪酬確定機制，探索完善考核容錯機制，處理好從嚴管理與鼓勵創新的關系，營造鼓勵創新、包容失敗的制度環境，扎實用好長期激勵的“政策包”和“工具箱”，激發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的動力和活力，打造勇于創新善于創新的企業家隊伍和科技人才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