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精特新企業成長與培育的研究回顧與未來研究展望

張延平 王滿四 黃敬偉 羅勇根

1 引 言

2021 年7 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大力發展“專精特新”企業，2022 年2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進一步強調大力支持“專精特新”企業深化改革、強化創新；國家工信部規劃將在“十四五”期間培育十萬家省級和一萬家國家級“專精特新”企業。在當前復雜的變局下，面對國際貿易摩擦的挑戰和產業優化升級的機遇，專精特新企業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李振東等，2023［1］）。專精特新企業有助于解決我國“卡脖子”關鍵技術問題，也是構建經濟雙循環發展格局的重要支撐（王偉楠等，2023［2］；李金華，2021［3］）。政府正不斷加大專精特新企業培育與發展的力度，相應扶持和引導的政策也在全面鋪開（敦帥和毛軍權，2023［4］）。

為了解現有關于專精特新企業的研究現狀，本研究以“SRDI enterprise”、“SRDI firm”“Chinese niche leader”、“Little giant”、“Single champion firm”等作為檢索詞，在Web of Science、Emerald、Springer 等數據庫進行檢索，以“專精特新”、“小巨人”、“單項冠軍”等作為檢索詞，在中國知網進行檢索，中文和外文數據庫時間范圍均設定在2000 年—2023 年①選擇2000 年作為起始年份原因是專精特新這一概念在該年首次提出。，同時，為了保證文獻質量，剔除非核心期刊，并通過人工逐一閱讀，最終本次共有75 篇文獻進入本研究文獻綜述范疇，其中中文文獻61 篇，英文文獻14 篇。此外，為避免文獻遺漏風險，本研究也將相關專著、報刊和評述作為研究資料用于梳理與分析。

本研究對已有文獻進行編碼和分析，主要摘錄出研究結論和核心議題等作為關鍵內容，編碼結果發現，已有文獻主要圍繞專精特新企業的成長與培育這一主題展開了研究。如，從概念（張曉輝和趙愛民，2023［5］）、影響因素（王偉楠等，2023［2］；趙晶等，2023［6］）、培育模式（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7］）、梯度培育（謝菁，2023［8］）和數字化發展（張遠記和韓存，2023［9］）等領域對專精特新企業的成長與培育進行了探討。作為新興熱點研究主題，關于專精特新企業的研究成果逐漸豐富，但多以單一視角或局部層面來理解和闡釋，還缺乏對其發展脈絡的系統梳理和全面分析。尤其是，專精特新企業作為新興企業類型，具有“專業化、精細化、特色化、新穎化”四大優勢，這也意味著該類型企業的培育過程具有高度復雜性，因此對該類型企業進行全景式、全流程的清晰刻畫，將有助于為專精特新企業的成長與培育提供系統性指導（劉志彪，2022［10］）。

本研究將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礎上，進一步界定專精特新企業的內涵及特征，梳理其研究脈絡和成長因素，探討培育模式及培育路徑，解析其中的培育邏輯，構建出專精特新企業成長與培育的整合分析框架，并給出管理啟示和未來研究建議。其中的研究邏輯主線為：先對專精特新企業的概念進行界定及類型進行分類，這是研究的起點及研究基礎。再與隱形冠軍企業進行對比，以突顯專精特新企業鮮明的自身特征。進而對成長影響因素和培育模式進行解析，以求抓住影響專精特新企業成長和培育的核心環節和關鍵點。最后所總結的梯度培育路徑，則是成長因素及培育模式共同作用下的結果。以期本研究成果，在理論和實踐層面能夠為專精特新企業走出分門別類的、有別于“隱形冠軍”的梯度發展之路提供參考和借鑒。

2 概念界定及企業分類

2.1 概念界定

對專精特新企業的準確界定是研究專精特新企業的基礎。已有研究將專精特新企業定義為具有“專業化、精細化、特色化、新穎化”特征的中小企業（丁建軍等，2022［11］；張米爾等，2023［12］）。其中，在專業化方面，主要表現為生產技藝的專業，深耕專一主業，產品的專有技術或專門用途等特征；在精細化方面，主要表現為生產技藝精深、品質精良、產品精益求精等特征；在特色化方面，主要表現為產品定位獨特，產品的技術、功能或服務有特色等特征；在新穎化方面，主要表現為科技創新水平高，產品、工藝、服務具有較高技術含量和創新能力等特征（劉昌年和梅強，2015［7］；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13］）。在此基礎上，有學者強調專精特新企業更應是創新能力強、競爭優勢突出的中小企業，指出創新是專精特新企業的靈魂（曹虹劍等，2022［14］）。而從綜合視角來界定，專精特新企業則是指工業部門中具有“專業化、精細化、特色化、新穎化”特征，創新能力和生態能力強、補鏈強鏈固鏈優勢突出的中小企業（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7］；曹虹劍等，2022［14］）。

在不同的概念界定下，專精特新企業內涵也具有顯著差異，由此產生了在企業、產業和生態三個不同層面的內涵比較，如表1 所示。

表1 專精特新企業的內涵比較

2.2 專精特新企業的分類

對專精特新企業的分類主要有兩種視角，一是梯次分類法，二是波特競爭戰略分類法。梯次分類法，參考《優質中小企業梯度培育管理暫行辦法》①資料來源：工業和信息化部https://wap.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2/art_6c22ebf578c54bd2bfec958e9eaeb7b6.html的文件精神將專精特新企業劃分為4 種梯次類型：創新型中小企業、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和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2］；王偉楠等，2023［7］）。波特競爭戰略分類法，則是參考波特的競爭戰略，將專精特新企業從戰略發展角度劃分為專精類、特新類和專精特新綜合類（關偉等，2022［2］；王偉楠等，2023［16］）。專精類表示專精特新企業將優勢資源集中在特定細分市場，期望在該市場取得領先地位，通過高市場認可度在細分市場做到最好（江勝名等，2022［17］）。專精類專精特新企業將聚焦戰略和市場選擇進行有機結合，在已選擇的市場中確定自身優勢競爭地位，利用市場競爭優勢得到成長（劉志彪，2022［10］）。特新類表示專精特新企業確定業務方向進行深耕，謀求技術創新優勢，別樹一幟的差異化定位實現產品迭代開發，通過特色引領高價值產業發展（張兵等，2014［18］）。特新類專精特新企業實現差異化戰略和技術創新的高度結合，促成產業化突破和商業化應用（毛軍權和敦帥，2023［19］）。專精特新綜合類類似于采用整合資源戰略，表示專精特新企業不僅能將優勢資源集中到特定細分市場尋求市場創新，而且能夠利用技術創新挖掘空白市場，深耕主業形成獨特優勢。

3 專精特新企業成長與培育的理論框架

3.1 專精特新企業與隱形冠軍的多維對比：基于主導邏輯理論的目標認知

主導邏輯是企業對自身和經營環境的認知，可以為企業制定相應的戰略目標,形成組織慣例，由此可外化為組織行動（張璐等，2022［20］）。專精特新企業的出現、成長與培育具有不同的目標和戰略行為，結合與隱形冠軍的對比分析，可通過充分明確專精特新企業的主導邏輯，分析其成長動因。隱形冠軍最早由德國學者西蒙提出，指在細分市場處于領先地位、占據主導地位或全球市場排名前二，年銷售收入低于10 億美元，但往往不被公眾關注和熟知的德國中小企業（Simon，1992［21］；1996［22］）?，F有研究大都認可專精特新企業與隱形冠軍存在歷史淵源，二者在內涵上也存在重疊（葛寶山和趙麗儀，2022［23］；夏清華和朱清，2023［24］）。二者的內涵相似性有：長期深耕某一細分市場，在其中積累較高知名度和影響力；主要集中在中高端制造業，一般為中間產品提供商；注重創新，尤其是工藝/技術創新，研發投入強度高；貼近客戶，努力與客戶建立緊密的長期伙伴關系（Simon，2009［25］；趙向陽，2023［26］；曾憲聚等，2023［27］）。

專精特新企業與隱形冠軍雖在內涵上有著較多重疊，但是緣于二者是基于各自國家發展情境的產物，因此又有著諸多本質的不同，這些不同已遠遠超出了概念內涵的范疇（朱巍等，2019［28］；杜晶晶和胡登峰，2020［29］）。因此，充分的辨析專精特新企業與隱形冠軍的差異，才能夠厘清專精特新企業獨特的成長路徑與培育機制。具體來看，在產生背景、認定指標、聚焦產業領域、功能作用和經營策略五個方面，二者都具有鮮明的差異性，如表2 所示。

表2 專精特新企業與隱形冠軍的五維對比

（1） 產生背景和認定指標

第一，專精特新企業。從我國政策導向可以看出，專精特新企業從誕生之初就被賦予了時代任務，從作為中小企業發展升級方向到解決技術“卡脖子”問題（劉寶，2022［30］），其有效反映出專精特新企業的時代任務屬性。另外，專精特新企業的認定已經形成較為完善的評價體系，即：專精特新企業是基于政府政策導向進行梯度認定，總體的認定指標體系更多地源于能否對經濟發展和產業鏈“補鏈強鏈”產生積極帶動作用（王偉楠等，2023［2］；趙晶等，2023［6］）。

第二，隱形冠軍。德國學者赫爾曼·西蒙提出“隱形冠軍”的概念，目的是為了解答哪些企業所作的出口貢獻最大這一個問題（Simon，1996［22］）。此后，國內外學者也根據自身國家的實際情況，分析本國隱形冠軍的標準特征和影響作用（Lee 和Chung，2018［31］；Lehmann 等，2019［32］；葛寶山和王治國，2020［33］）。但溯其根源，隱形冠軍概念產生的背景更多是源于西蒙對德國經濟發展的總結歸納，鼓勵學者關注中小企業成功的特殊經驗。迄今為止，關于隱形冠軍的認定標準依然以西蒙的三大指標為基礎，即市場份額、知名度和銷售收入（Lehmann 等，2019［32］）。雖然在后續研究中，不少學者基于經濟發展水平動態調整了隱形冠軍的認定標準（Johann，2021［33］；葛寶山和王治國，2020［34］），但自始至終認定指標并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

（2） 聚焦產業領域

專精特新企業和隱形冠軍都突出展現了其專注細分市場的特點，但其具體涉足的產業領域卻呈現出不同的關注焦點。以德國的隱形冠軍為例，其細分市場多是具有關鍵技術、更加擅長的領域，如在汽車工程、機械工程、電器工程等優勢領域（李森等，2020［35］）。從國際格局來看，隱形冠軍分布最多的產業是工業領域，尤其是機械制造，其次為電子、金屬加工、化工等（朱巍等，2019［28］）。專精特新企業基于其在增強產業鏈供應鏈韌性發揮的積極作用，產業領域往往是“卡脖子”重災區，國家相關政策也對專精特新企業的專注的產業進行了引導，如《工業“四基”發展目錄（2016 年版）》①資料來源：國家制造強國建設戰略咨詢委員會https://www.yiyang.gov.cn/yiyang/6438/6481/6482/6484/content_346839.html?ivk_sa=1024320u和《中國制造2025》十大重點領域②資料來源：人民日報https://m.huanqiu.com/article/9CaKrnJLbBS，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等。因此可以看出，隱形冠軍給予優勢產業更大的關注，專精特新企業則聚焦于當前技術短板產業。從已有研究綜合來看，可以從兩個方面解釋原因：一是市場環境，德國市場規模有限，較為依存國際市場，需要通過優勢產業獲取競爭優勢掌握話語權，中國市場則足夠龐大，有足夠市場滿足短板產業的需求。二是企業目標，德國隱形冠軍本質是通過細分市場占據價值鏈高端獲取經濟價值，專精特新企業旨在保障供應鏈產業鏈安全，解決“卡脖子”問題，其次才是經濟目標（朱巍等，2019［28］）。

（3） 功能作用

第一，專精特新企業。其一，是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推進器。專精特新企業雖然體量不大，但其專注于核心業務和細分領域，創新產出速度快、質量好，能夠開辟更多未來發展產業新賽道，促進產業升級，實現新舊動能轉換（敦帥和毛軍權，2023［4］）。其二，有利于補齊國內經濟大循環體系的弱項短板。專精特新企業承擔創新驅動、自主發展的引領作用，能夠進一步彌補國內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短板”和“空白”問題，提升產品國產化率和市場占據空間，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江勝名等，2022［17］）。其三，有利于加快解決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專精特新企業長期專注于細分市場，具有較強創新研發實力和配套能力，在增強產業鏈供應鏈韌性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王偉楠等，2023［2］）。其四，是增強產業鏈創新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通過培育專精特新企業提升產業配套能力，對我國產業鏈中細分領域的短板進行技術強化和填補，成為中小企業躍遷國際價值鏈、產業鏈高端的領頭羊（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7］）。

第二，隱形冠軍。其一，提高行業話語權。隱形冠軍深耕細分市場、利基市場，在該市場占據較高市場份額（Johann 等，2021［34］），同時，隱形冠軍堅持國際化戰略，能在全球市場中成為專項領域領導者，掌握難以動搖的市場地位（李森等，2020［35］）。在此基礎上，通過扶持和培育隱形冠軍企業，能夠在細分領域得到行業主導權和話語權，形成產品不可替代性的競爭優勢（葛寶山和趙麗儀，2022［36］）。其二，提升品牌優勢。隱形冠軍是不為公眾熟知的高市場份額企業，但其在產業鏈上下游具有高知名度和品牌形象，能夠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Lehmann 等，2019［32］），作為全球市場的領軍企業，隱形冠軍的出現往往代表著高品質和高質量。以德國隱形冠軍為例，當前隱形冠軍數量位居世界前列，強大的國際化出口能力，帶動“德國制造”品牌形象的產生，進一步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杜晶晶和胡登峰，2020［29］）。其三，提高產品附加值。已有研究認為，隱形冠軍聚焦利基市場，資源集聚引發的產業鏈固化效應能夠有效提升企業的市場收益（葛寶山和趙麗儀，2022［23］）。同時，隱形冠軍作為行業龍頭企業，在產業價值鏈分工中處于高附加值地位，能夠進一步將收益投入到產品創新和技術創新中，繼而形成良性循環（劉晨和崔鵬，2022［37］）。

（4） 經營策略

已有研究認為專精特新企業和隱形冠軍從培育到壯大是一個存在明顯差異的過程（朱巍等，2019［28］；杜晶晶和胡登峰，2020［29］），因而各自經營策略各自帶有不同的側重點。隱形冠軍普遍更加關注國際化戰略，通過拓展市場獲取競爭優勢（李森等，2020［35］），也有學者認為隱形冠軍在整個生命周期堅持只采用一種發展戰略，戰略需保持一致性和連貫性，即精一戰略（葛寶山和王治國，2020［33］）。在專精特新企業中，經營戰略則可以進行動態調整，如專注細分市場或技術創新方向，可以選擇聚焦戰略、產異化戰略和整合戰略等，也可針對梯度培育的躍遷，調整相應的戰略進行匹配（羅福凱等，2023［38］）。

3.2 影響專精特新企業成長的因素:基于動態能力理論的戰略配置

動態能力理論關注通過資源、技術、市場等因素形成動態能力，助力企業快速響應市場環境，能在個體與組織層面發揮作用，是企業獲取可持續動態優勢和成長的基礎（焦豪等，2021［39］）。專精特新企業不同成長因素間的合理配置與整合，代表不同動態能力和競爭優勢的獲取，專精特新企業成長與培育的過程就是動態能力形成與獲取的過程。關于影響專精特新企業成長的因素研究，主要圍繞四個主題進行討論。一是，專精特新企業通過什么路徑或方式進行成長，具體包含關鍵核心技術和專業程度兩個因素。二是，專精特新企業如何獲取核心競爭力，該主題主要指向創新能力這一因素。三是，專精特新企業如何實現協同發展，這一主題可以歸納為產業配套這一因素。四是，專精特新企業如何更快更好地實現可持續發展，提升生態融通質量與效率，這一主題可歸納為數字化發展因素。上述五個方面的因素具體分析如下：

（1） 關鍵核心技術因素

當前學者多從國家戰略和產業配套兩個視角對關鍵核心技術進行判斷（王超發，2023［40］）。具體而言，影響專精特新企業成長的關鍵核心技術要素，主要涉及卡脖子技術、產業鏈核心環節技術和全球高精尖技術三個方面（胡登峰等，2022［41］）。

第一，“卡脖子”技術方面。研究認為專精特新企業肩負構建經濟新格局，提升供應鏈安全的重要任務（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7］）。從服務國家戰略出發，專精特新企業需要參與到工業“四基”領域和制造強國戰略所明確的十大重點產業領域，尤其是參與到上述領域的“卡脖子”技術研發工作（江勝名等，2022［17］）。

第二，產業鏈核心環節技術方面。從專精特新企業服務產業配套出發，一個是選擇能夠極大提升產業附加值的產業鏈核心環節技術著手（劉志彪和徐天舒，2022［42］），另一個是選擇能起到補鏈固鏈作用的產業鏈核心環節技術著手（曹虹劍等，2022［14］；江勝名等，2022［17］）。

第三，全球高精尖技術方面。專精特新企業與鏈主企業通過協同創新，從源頭上獲取行業和前沿技術的制定權和主導權（周婷婷和李孟可，2023［43］），走科技自立自強的道路，在主導權上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的“卡脖子”和短板問題（胡登峰等，2022［41］）。然而，專精特新企業如何通過全球高精尖技術獲取產業制高點，利用突破“卡脖子”技術縮短國際差距，打通產業鏈核心環節技術推動產業發展，以及三種關鍵核心技術如何互聯互通等問題，目前尚未得到深入研究（丁建軍等，2023［15］；李樹文等，2023［30］；劉寶，2022［44］）。

（2） 專業化程度因素

影響專精特新企業成長的專業化程度因素，可分別從市場專業視角和特色專業視角來進行分析。其中，市場專業視角分析，主要分析專精特新企業通過深耕細分市場，為產業鏈提供專業協作和配套服務的狀況，具體涉及專業化分工、產業鏈關鍵環節和市場拓展三個方面（王偉楠等，2023［2］）。而特色專業視角，主要是基于市場專業視角的延伸，更多的是分析專精特新企業由市場專業屬性帶來的促進作用，主要涉及細分市場相對優勢和靈活創新二個方面（羅福凱，2023［38］）。

首先，從市場專業視角分析。其一，在專業化分工方面，明確了各種類型專精特新企業的優勢和定位，主要是通過協同龍頭企業形成優勢互補、分工明確的發展格局（江勝名等，2022［17］）。其二，在產業鏈關鍵環節方面，專精特新企業作為大中小企業融通創新的關鍵節點，且處于產業鏈核心位置，是暢通國內大循環的重要動力源（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7］）。推動專精特新企業深耕在產業鏈上的關鍵環節，成為行業內的佼佼者，進一步助推新一輪產業升級（李振東等，2023［1］）。其三，在市場拓展方面，研究認為專精特新企業擅長于發現利基市場，利用專業優勢挖掘市場的空白領域（陳游，2023［45］）。例如，疫情期間，在線教育、遠程醫療等新需求激增，專精特新企業在這些新興細分市場發揮著巨大作用（江勝名等，2022［17］）。

其次，從特色專業視角分析。其一，在細分市場相對優勢方面，基于細分市場的差異化、特色化定位，專精特新企業更加專注提升自主獨特創新能力以獲取市場競爭優勢（張曉輝和趙愛民，2023［5］）。其二，在靈活創新方面，基于專精特新企業更為專注細分市場，深耕“小單元”，能夠以最小化產品獲取客戶反饋，小規模大協作地實現快速調整迭代，促成產品的靈活創新（張米爾等，2023［11］）。目前，學者圍繞特色專業視角的研究，逐漸聚焦于解決專精特新企業創新鏈聯動不暢的問題（王偉楠等，2023［2］），而現有專精特新企業尚未能充分發揮特色化來融入建設大中小融通發展的創新生態中（龍岳輝，2023［46］）。

（3） 創新能力因素

專精特新企業的靈魂是創新，這體現了專精特新企業的核心特征，因而創新能力這一因素得到學者的普遍關注。通過文獻梳理，本研究將創新能力劃分為全球競爭能力、自主創新能力、產業升級能力和協同創新能力四種類型。

第一，全球競爭能力。該能力聚焦于專精特新企業生產技術或工藝領先、能夠在國際市場贏得高認可度，獲取市場份額，保持領先地位（劉寶，2022［30］）。全球競爭能力的打造，技術領先是基礎，關鍵在于創新網絡的切入及建造。即：在國際市場建立開放式全球創新網絡，專精特新企業通過創新商業化網絡促進創新成果的傳播，可更好地帶動技術和服務“走出去” （李金華，2021［3］；2022［47］）。

第二，自主創新能力。專精特新企業對比其他類型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培育有一定區別。其他類型企業可以通過技術引進、加強合作、消化吸收再創新等方式提升創新能力，而專精特新企業則需在生產工藝、技術達到國內或國際領先，需要考慮更高階和顛覆性的創新維持競爭優勢（王彥林和王莉，2023［48］）。

第三，產業升級能力。專精特新企業是推動產業鏈整體水平向上躍升，實現產業優化升級的關鍵（李振東等，2023［1］）。在高端制造業回流和低端制造業外遷背景下，專精特新企業擔負著的補短板助產業升級的重任（李振東等，2023［1］）。同時，為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需要加快培育內需體系，專精特新企業需具備實現高質量供給的能力（李金華，2021［3］）。

第四，協同創新能力。這一能力關注專精特新企業如何與鏈主企業、上下游企業、科研院所等建立互動，促進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加強產學研融通合作，在產業鏈上實現協同創新。研究趨勢呈現出兩種脈絡：一是大中小企業融通，大鏈主企業可以依靠其巨大市場和技術資源，更多地從事漸進性創新，專精特新企業則專注單一技術和市場，從事具有顛覆性創新的技術研發，滿足鏈主企業的創新需求（劉志彪和徐天舒，2022［42］）。二是產學研合作，專精特新企業和高校、科研院所協同開發創新，實現技術成果商業化落地和供需對接，打造協同創新鏈（趙晶等，2023［6］）。

（4） 產業配套因素

專精特新企業因其技術專注程度、細分市場等因素影響，在產業鏈中嵌入程度更深，需具備更高的資源整合和資源儲備能力（李振東等，2023［1］）。本研究基于產業配套這一因素視角，將現有研究歸納為融通發展、成果轉化、融資支持和生態營造四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融通發展。主要是從價值定位方面來解析，即通過規模經濟和專業分工，關注主體間的價值結構，可以提升產業鏈中整體的競爭力，例如，有學者認為，龍頭企業帶動和助力專精特新企業發展，牽頭建設資源平臺，提供創新要素支持，拉動專精特新企業共同成長，同時界定好大中型企業和專精特新企業的角色、地位和功能，發揮其互補性作用（趙晶等，2023［6］）。

第二，成果轉化。實踐中存在的難題是，專精特新企業專注在卡脖子技術和關鍵核心技術的攻關、突破，然而花費大力氣研發的技術，往往容易出現缺乏買家或買家不認可等供需矛盾現象（劉志彪和徐天舒，2022［42］）。在此方面，龍頭企業可以對產業鏈、創新鏈、資金鏈、人才鏈、服務鏈等鏈條進行牽頭梳理，把握當前主要短板和關鍵卡脖子技術，加強產學研融通合作，促進專精特新企業的研發成果實現商業轉化，保障全流程的核心技術國產化替代（李樹文等，2023［15］）。

第三，融資支持。在融資政策方面，當前政府部門與金融機構通過多種途徑拓寬了專精特新企業的融資渠道。但不可忽視的是，專精特新企業因研發投入大、時間長，普遍存在融資難的問題。同時，當前融資更多存在“贏家通吃”的現象，即表現好、績效高等專精特新企業能更快更好地獲得融資，而默默耕耘，潛心“苦練內功”的專精特新企業反而較難得到融資支持（江勝名等，2022［17］；金成曉和于家齊，2023［49］）。也有學者指出，可以充分發揮龍頭企業和鏈主企業的作用，通過股權交叉的方式，促使大型企業和專精特新企業成為利益共同體，以價值共創的模式獲得融資支持（金成曉和于家齊，2023［49］）。

第四，生態營造。目前專精特新企業的培育生態更多是政府主導，通過政策扶持、認定獎勵、補貼等方式直接或間接為專精特新企業提供服務。部分龍頭企業則基于自身產業鏈發展的目的，為專精特新企業提供技術、資金、協同創新研發等專業化服務。值得強調的是，多元的生態才是健康的生態，多方參與、多元化生態才能產生具有活力和效率的專精特新企業（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7］）。

（5） 數字化發展因素

學者們已從數字化發展的視角對專精特新企業的成長進行了豐富探索（李振東等，2023［1］；郭彤梅等，2023［50］；宋曉云等，2023［51］）。通過梳理，本研究將專精特新企業的數字化發展研究歸納為數字化技術、數字化連接和數字化生態三個要素。

第一，數字化技術。專精特新企業作為數字化發展的生力軍，已有研究關注數字化技術在其創新過程中的驅動作用（張遠記和韓存，2023［9］）。首先，數字化技術是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進行信息解釋與處理，如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陳曉紅等，2022［52］），能幫助專精特新企業實現更高階、顛覆性的創新探索，也是維持創新能力的重要保障（李振東等，2023［1］；Huynh，2022［53］）。其次，數字化技術能在企業生產流程、經營管理、產品研發等方面帶來正向影響，將數字化技術與傳統產業進行數智融合，有助于改進專精特新企業的創新方式和創新管理模式，實現精細化管理（劉晨和崔鵬，2022［9］；張遠記和韓存，2023［37］；Ghasemaghaei 和Calic，2020［54］）。最后，數字化技術所產生的數字化信息被視為一種動態能力（吳瑤等，2022［55］），這種動態能力更能匹配專精特新企業在創新活動中的環境適應能力和供應鏈整合能力，因而促使專精特新企業高度嵌入到創新活動當中，保障創新活動的有效開展（李振東等，2023［1］）。

第二，數字化連接。已有研究聚焦于專精特新企業提升數字化連接質量、連接數量和連接效率三個方面的問題。首先，連接質量：專精特新企業利用數字化連接構建產業鏈、生態系統等價值主體，達到互動合作、降低成本的目的（伍中信等，2023［56］）；其次，連接數量：數字經濟時代，龐大的數據進行有效連接是數字經濟運轉的主要載體（陳曉紅等，2022［52］）?！叭f物互聯”的數字連接，可以賦能專精特新企業“特色化”發展，實現快速迭代開發（宋曉云等，2023［51］）；再次，連接效率：數字化技術的出現大大提升了組織間互動效率，一方面可以通過數字化技術篩選價值信息實現降本增效，另一方面則可滿足信息快速傳播的需求（Goldfarb and Tucker，2019［57］；Mikalef 等，2021［58］；周翔等，2023［59］）。已有研究認為，處于產業鏈關鍵節點、配套能力突出的專精特新企業，連接效率的提高能強化多方主體合作的價值（郭彤梅等，2023［50］）。

第三，數字化生態。數字化發展從本質上改變了多主體間的互動模式和價值結構，更多新系統、新平臺開始涌現，形成了互融互通、開放共享的生態體系（陳曉紅等，2022［52］；Sandberg 等，2020［60］）。專精特新企業并不是處于一般的雙邊市場，需要關注到產業鏈上下游、生態系統多主體間競爭與合作、互補的關系，簡單的個體匹配、配對不能滿足其戰略需求，專精特新企業在數字化發展中需要考慮如何在生態、平臺系統中實現深度融合（金楊華等，2023［61］；賀俊，2020［62］）。已有研究指出，專精特新企業的發展離不開產業協同創新、跨組織協作等生態化問題的影響，數字鴻溝問題在平臺化、生態化結構中顯得尤其突出，專精特新企業如何跨越數字鴻溝仍需加大探討（婁小亭等，2023［63］）。同時，生態體系在數字化情境下如何為專精特新企業提供價值，助力專精特新企業協同產業鏈上下游、提升創新效率、促進多主體高效對接等，即回答“使能”問題仍需持續探索（余澳等，2023［64］）。

綜上，本研究從影響專精特企業成長的五個因素對相關文獻進行回顧與系統梳理，每個因素下包含若干的研究方向，構建了影響成長因素的整合分析框架（如圖1 所示）。整個框架以專精特新企業成長影響因素為主線，清晰明了地展示了影響因素的方面、維度和關聯脈絡。具體來說，首先是從專精特新企業成長過程來看，關鍵核心技術因素和專業程度因素均屬于創新能力因素的前置因素，即關鍵核心技術因素屬于探索式創新因素，目的在于解決技術瓶頸問題，促進技術趕超；專業程度因素屬于利用式創新因素，能夠抓住市場機遇，建立差異化優勢，兩種類型的因素都能對專精特新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發揮引領作用（李振東等，2023［1］）。其次，創新能力因素是維持產業配套因素的重要保證，創新能力因素能夠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有助于保護專精特新企業免受外部環境影響，實現平穩發展和獲取持續競爭優勢。再次，關鍵技術因素能為產業配套因素解決技術斷點問題，能夠促進科研成果的有效轉化，為關鍵技術研發提供融資資金；同時，專業程度因素能解決產業配套因素聯動不暢問題，整合各種資源進行融通發展。最后，數字化發展能帶動專精特新企業的生態融通發展，對關鍵核心技術、專業程度、創新能力、產業配套等因素具有加速提質的促進作用。

圖1 影響專精特新企業成長因素分析框架

3.3 專精特新企業的培育模式及其梯度培育路徑:基于關系結構理論的結果呈現

關系結構理論關注不同主體間的互動層次和價值結構所帶來的資源整合與配置，跨組織間形成共識并產生合作，以關系結構實現價值創造（郝斌和任浩，2009［65］；王濤，2022［66］）。專精特新企業的培育涉及不同的培育主體，由此會產生不同的培育邏輯和梯度培育路徑，因而關系到主體間的價值結構與互動層次，即從關系結構視角呈現專精特新企業的培育結果。對既有文獻進行梳理，本研究總結提煉出專精特新企業的四種培育模式及其培育路徑匯總表（如表3 所示）。

表3 專精特新企業的培育模式及其路徑匯總表

（1） 培育模式

第一，自力更生模式。相關研究認為，自力更生模式根植于資源基礎理論和動態能力理論，從市場或技術視角出發，基于自身資源基礎和動態能力實現成長，是專精特新企業發展的必由之路（江勝名等，2022［17］）。在該模式下，專精特新企業發展是一個基于資源約束情境，不斷實現資源整合和拼湊的過程。需要強調的是，自力更生并不意味著與外界斷絕聯系，不少的專精特新企業還是會選擇通過外部資源滿足自身需求，包括現有資源的創造性利用和異質性資源的培育（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7］）。

第二，政府扶持引導模式。主要通過政府部門助推龍頭企業、鏈主企業、科研機構和金融機構等構建企業服務生態，以政策補貼、獎勵制度等方式引導和支持專精特新的發展，以保障供應鏈和產業鏈安全（江勝名等，2022［7］；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17］）。該模式下，專精特新企業與政府處于資源匹配和松散聯結的互動關系中（王宣樺，2023［67］），專精特新企業發展也會出現兩種行為傾向：第一，專精特新企業為獲取政策補貼、制度獎勵和服務扶持，將會依照政策和制度引導，優先將注意力投放到政策關注的核心產業領域（曹虹劍等，2022［14］）；第二，由于政策資源的有限性，政策也會優先扶持經濟效益高、帶動效應好的專精特新企業，部分發展周期長、增長效率低但較為關鍵的企業反而難以得到政策優惠和服務幫助（劉志彪，2022［10］），因而致使部分專精特新企業不得不回歸到自力更生模式當中。

第三，大企業賦能帶動模式。近年來大企業賦能帶動模式對專精特新企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江勝名等，2022［3］；李金華，2021［17］）。該模式下，大企業為滿足自身發展，愿意主導構建平臺生態系統來培植產業鏈。而專精特新企業屬于產業鏈上的關鍵節點，在大企業平臺賦能的情境下，專精特新企業與大企業緊密聯結，一起價值共創（李樹文等，2023［15］）。大企業泛指產業鏈中具有主導作用的企業（如龍頭企業、鏈主企業或行業標桿企業），通過建構平臺生態系統來協同供應鏈上下游的信息、物資、資金，整合各方資源，賦能專精特新企業快速發展。如此，專精特新企業得以疏通產業鏈堵點，實現大中小企業融通創新，構筑合作共贏的新生態（盛朝迅，2022［68］）。

第四，專業孵化生態發展模式。專業孵化器通過構建生態系統，推動中小企業開放協作和資源共享，進而促進生態主體間的價值共創，最終促進專精特新企業的培育（張延平等，2022［69］）。在專業孵化情境下，專業孵化器服務更具專業性、精準性，高度適配專精特新企業的發展需求（Schwartz 等，2010［70］）。以專業化為基礎而形成的孵化網絡系統，能夠有力地推動專精特新持續創新（張力，2009［71］）。尤其是，專業孵化器更擅于聯結其他主體形成松散耦合的生態系統，系統架構更具開放性，更有利于專精特新企業的開放性創新（van Rijnsoever 等，2022［72］）。

（2） 梯度培育路徑

目前，較多研究關注完善大中小企業和各類主體協同創新和融通發展制度（羅進輝和閆家銘，2023［73］）。對于專精特新企業而言，則強調培育的梯次性和建立健全梯度培育體系?？赏ㄟ^大中小企業融通創新等模式進一步提升梯度培育的質量（江勝名等，2022［17］），細化專精特新企業梯度培育路徑和培育方法（羅進輝和閆家銘，2023［73］；蔣志文和鄭惠強，2022［74］）。

基于上述對專精特新企業培育模式的梳理，接下來從軌跡和節點位置維度分析和總結其梯度培育路徑。四種梯度培育路徑類型圖示如表4 所示。

表4 專精特新企業的培育路徑圖示對比

第一類，自下而上型梯度培育。該培育路徑匹配的是自力更生培育模式。自下而上的梯度培育，強調專精特新企業厚植自身資源基礎和動態能力，才是其自我培育的核心關鍵（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7］）。自力更生的路徑軌跡沿著直線梯度上升，具體節點位置經歷了“創新型中小企業→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專精特新小巨人→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的迭代變化（劉晨和崔鵬，2022［37］）。

第二類，自上而下型梯度培育。該培育路徑匹配的是政府扶持引導模式。自上而下的梯度培育，凸顯政府在企業培育過程中應當發揮頂層宏觀政策調節和協同服務的作用（蔣志文和鄭惠強，2022［74］）。在實踐中，需要通過高頻率、高投入的扶持政策才能帶來專精特新企業持久的培育效果（曹虹劍等，2022［14］）。企業為了獲取持續的政策扶持，可能會出現“策略性”創新行為和培育結果（黎文靖和鄭曼妮，2016［75］）。由此，專精特新企業的培育成長軌跡沿著梯度培育路徑螺旋式上升，具體節點位置也經歷了“創新型中小企業→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專精特新小巨人→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的螺旋變化（劉晨和崔鵬，2022［37］）。

第三類，中心輻射型梯度培育。該培育路徑匹配的是大企業賦能帶動模式。在這一路徑下，大企業按照平臺生態層級軌跡進行延展性輻射（婁小亭等，2023［63］）。以龍頭企業和鏈主企業為代表的大企業，將會確立共同認可的價值主張，產業鏈中所有成員對彼此的節點位置、貢獻具有清晰的共識（李樹文等，2023［15］）。另外，大企業的賦能帶動，是按照產業鏈和生態圈層由近及遠的梯次展開（趙晶等，2023［6］）。由此，對專精特新企業帶來波浪傳導式的梯次成長。

第四類，網絡孵化型梯度培育。該培育路徑匹配的是專業孵化生態發展模式。該培育路徑更多突出要求專精特新企業依托專業機構獲取專業型資源，與已有模式獲取通用型資源不一樣，其專業型資源更加匹配專精特新企業的特征和成長需求（李金華，2021［3］）。專業孵化器鼓勵專精特新企業建立屬于自身主導生態或集群的模式，更加符合專精特新企業的成長需求。而不像大企業構建相關平臺和生態系統提供給專精特新企業使用，更多是希望主導和掌控產業鏈的發展（王偉楠等，2019［76］；韓少杰等，2020［77］）。參與到培育過程的主體數量更多，身份更具多重性。專業孵化器作為孵化培育機構，能夠整合政府部門、大企業、科研院所、金融機構的專業資源，同時，在這個過程中，相關主體不僅作為資源的提供者，也是資源的獲取者，能夠利用這一模式為自己創造價值回饋，因而該模式的主體共生關系更全面和開放（盧珊等，2021［78］）?？傮w來看，該培育路徑中軌跡和節點位置具有以下特點：一是，在專業孵化情境中，構成的專業性組織和集群數量豐富，且各種主體關系交織互聯，容易形成多個具有主導能力的中心（Adner，2017［79］），因而專精特新企業可以通過各種類型組織獲取異質性資源，也需要與多個主體建立互通互聯關系。二是，由于角色身份的多重性和重疊性，專精特新企業將可以通過單個節點位置代表各種角色，例如：處于產業鏈核心位置的專精特新企業既可以是所屬集群的主導者，也可以是資源貢獻者，更可以是共生規則制定者。

4 總結與展望

4.1 總 結

總體來看，專精特新企業研究正如火如荼，各種成果日益豐富。通過對現有文獻盡可能全面深刻的回顧，融合主導邏輯、動態能力和關系結構等理論，本研究構建了專精特新企業成長與培育的整合分析框架（如圖2 所示）。

圖2 專精特新企業成長和培育整合的理論框架

在該框架下具體探討了專精特新企業的概念及分類、與隱形冠軍企業對比分析、成長因素與培育模式，以及梯度培育路徑等內容。從專精特新企業成長與培育的視角來看，結合相關理論視角，主導邏輯理論回答了專精特新企業培育成“什么”的認知目標，動態能力理論提供了專精特新企業“如何”培育的戰略配置，關系結構理論則呈現了專精特新企業培育的“結果”?；诖?，本研究將融合上述相關理論，結合“動因-過程-結果”的邏輯主線，對整合分析框架進行梳理。具體而言，本研究認為在不同的概念界定下，專精特新企業內涵也具有顯著差異，由此產生了在企業、產業和生態三個不同層面的內涵差異。進一步，專精特新企業與隱形冠軍雖在內涵上有著較多重疊，但是緣于二者是基于各自國家發展情境的產物，由此產生了諸多本質的不同，如在產生背景、認定指標、聚焦產業領域、功能作用和經營策略五個方面，二者都具有鮮明的差異性。專精特新企業基于上述三個層面的內涵差異和五個方面的對比分析，通過主導邏輯構建了認知框架，滿足企業發展目標，并提供發展戰略和行動路徑，由此形成專精特新企業成長的動因。接下來，本研究歸納出影響專精特新企業成長的五個方面因素，即關鍵核心技術、專業程度、創新能力、產業配套和數字化發展，通過上述五個成長因素形成動態能力獲取競爭優勢，產生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價值主張和戰略行動能力，由此構建專精特新企業成長的過程。最后，從研究視角、研究情境和培育邏輯等維度出發，總結出自力更生、政府扶持引導、大企業賦能帶動和專業孵化生態發展四種專精特新企業培育模式，并依據四種專精特新企業培育模式，推導出四種梯度培育路徑。通過上述培育模式和培育路徑中的關系結構，形成具體價值結構和互動層次，由此呈現專精特新企業培育的結果。上述研究成果的總結和發現，將為專精特新企業走出有別于“隱形冠軍”的梯度發展之路提供理論參考和實踐借鑒。

4.2 管理啟示

基于現有研究的分析和總結，本研究管理啟示如下：一是，專精類、特新類和專精特新綜合類專精特新企業，應根據各自企業類型定位不同，采取不同的發展模式及發展路徑；二是專精特新企業應走出與隱形冠軍的差異化道路。以德國為代表的隱形冠軍模式并不一定能夠適應中國情境的發展。在參考隱形冠軍模式的基礎上，專精特新企業需學會差異化發展，主體實施聚焦戰略、產異化戰略和整合戰略，走出中國情境下的本土化特色道路；三是關注及發揮不同成長因素的影響作用。其中，突出關鍵核心技術和專業程度兩個因素的作用，以利于專精特新企業突破成長路徑或方式的問題。關注創新能力這一因素，以使專精特新企業獲取核心競爭力。關注產業配套因素，助力專精特新企業實現與產業協同發展。發揮數字化因素作用，更好的提升生態融通質量與效率；四是選取適配的培育模式及梯度培育路徑。從不同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情境出發，可歸納出四種專精特新企業培育模式及其梯度培育路徑。不同的專精特新企業發展有不同的情境約束因素，針對不同的情境約束條件應選取不同的培育模式。相應的，在不同的培育模式下應實施與之相匹配的梯度培育路徑。

4.3 研究展望

中國情境下的專精特新企業成長與培育呈現出較大的特殊性，未來需綜合考慮企業自身、政策因素、經濟發展環境和產業作用的聯動關系，豐富專精特新企業高質量發展理論。本文將從五個層面進行展望：一是強化鏈主企業在專精特新企業梯度培育過程中的作用研究；二明晰專精特新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過程研究；三是深化專精特新企業融入國內國際雙循環格局的研究；四是拓展專精特新企業關聯主體的研究；五是強化專精特新企業的補鏈固鏈強鏈作用研究。

第一，強化鏈主企業在專精特新企業梯度培育過程中的作用研究。鏈主企業能夠推動產業鏈各環節緊密聯結，促成價值共創并實現高質量培育專精特新企業，是專精特新企業重要的培育主體。已有政策和研究均強調鏈主企業協同專精特新企業融通發展成為趨勢，但并未對其具體培育機制進行深入探索，較少涉及鏈主企業與專精特新企業的互動機理。未來研究可重點關注從價值共創、協同創新視角分析二者的梯度培育機制。同時，結合生態系統理論研究鏈主企業在生態系統構建過程中，互動關系與生態結構設計對培育專精特新企業的影響作用，進一步為鏈主企業培育專精特新企業提供更全面的作用解析。

第二，明晰專精特新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過程研究。隨著數字化時代不斷推進，數字技術的應用成為專精特新企業快速成長與發展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關注到數字化對專精特新企業的重要性，但更多圍繞相關因素的羅列和結論呈現，未能打開其數字化轉型的“動態過程”，關于專精特新企業在數字化轉型前和轉型后的“動因”、“過程”和“結果”的問題還需進行深入探索。未來可重點關注數字化轉型支撐政策對專精特新企業的驅動作用和數字化技術對專精特新企業梯度培育的促進作用，以此揭示專精特新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動態過程機制。同時，可結合產業鏈協同、平臺等理論在培育過程中的應用，從數字化培育的視角厘清專精特新企業的成長過程研究。

第三，深化專精特新企業融入國內國際雙循環格局的研究。專精特新企業是國內國際雙循環格局的重要支撐，從專精特新企業的分類和產業鏈作用來看，專精特新企業的成長與壯大脫離不開國內國際雙市場的發展，如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項目建設，專精特新企業作為發力點體現著重要作用。然而，現有研究將視角聚焦在專精特新企業的微觀主體上，缺少從中觀、宏觀視角對專精特新企業融入國內國際雙循環格局進行深入探索。未來研究可強化對專精特新企業在區域一體化的探討，一方面可關注專精特新企業在國內、國際大循環的互動層級和互動邏輯，另一方面可分析專精特新企業在雙循環格局中的活動軌跡，進而加強專精特新企業特色產業集群建設。

第四，拓展專精特新企業關聯主體的研究。專精特新企業的成長脫離不開生態系統，更加聚焦于專精特新企業與其他關聯主體的互動關系研究，方能促使專精特新企業更好的嵌入產業生態系統。從專精特新企業的培育模式和梯度培育路徑分析來看，專精特新企業的成長和培育涉及多個主體間的關系，如涉及到政府、大企業、專業孵化器和其他服務性支持主體間的互動與協同。然而，現有研究將主體視角局限在專精特新企業的身上，未能從多主體視角來解讀專精特新企業的成長與培育，更未能刻畫出專精特新企業成長的多主體全景畫像。未來研究可細化專精特新企業關聯主體的研究，一方面可關注專精特新企業與關聯主體的互動關系，探索互動邏輯與機制，另一方面可分析專精特新企業與關聯主體的生態結構，探討多主體間協同成長的生態功能與作用。

第五，強化專精特新企業的補鏈固鏈強鏈作用研究。專精特新企業被賦予了補鏈固鏈強鏈的使命，肩負著助推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重任。然而，對專精特新企業在補鏈固鏈強鏈的作用過程和機理研究總體偏少。未來研究，一是可分別對補鏈、固鏈和強鏈的作用過程和機理進行深入研究；二是可對補鏈、固鏈和強鏈間的互動影響和遞進作用過程及機理進行拓展研究；三是融合數字化手段來研究專精特新企業的補鏈固鏈強鏈作用，以突出數字化轉型情境下的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