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DM-PMC指數模型的省級“十四五”中醫藥文化政策文本分析

譚浩,王軍永,梅杰,劉雨璇,周佳佳,王力*

(1.江西中醫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江西 南昌 330004;2.江西中醫藥大學中醫藥與大健康發展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004)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習近平指出:“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盵1]中醫藥文化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標志[2],中醫藥文化自信是文化自信在中醫藥領域的具體表現。我國各省份出臺的“十四五”中醫藥發展規劃中,均強調了弘揚中醫藥文化的重要性。由于各省份中醫藥發展水平與文化傳統不盡相同,其出臺的政策也存在差異。本研究以省級“十四五”中醫藥發展規劃中的文化政策為研究對象,通過挖掘政策文本數據(Text Data Mining,TDM),并參考政策一致性指數(Policy Modeling Consistency Index,PMC)模型這一廣泛運用于政策量化評價的主流模型[3],構建我國省級中醫藥文化政策TDM-PMC指數模型,分析我國各省份中醫藥文化政策,識別政策核心內容與政策偏差,為進一步優化中醫藥文化政策提供理論支持和決策依據,推動中醫藥文化建設,強化中醫藥文化自信。

1 文獻綜述

為弘揚中醫藥文化,許多學者對此展開了研究,關注點聚焦在中醫藥文化的內涵、傳播策略、中醫藥文化自信的提升路徑等。例如,胡真[4]、孫建中[5]等學者研究中醫藥文化的內涵,提出中醫藥文化是根植于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且能促進中醫藥事業發展的文化。李玫姬[6]、劉新鷗[7]等學者從文化傳播的視角出發,研究中醫藥文化的傳播現狀并提出更有效的傳播策略。政策是推動政策目標實現的重要途徑,中醫藥文化政策對于中醫藥文化的發展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目前關于中醫藥文化政策的研究較少,僅少數學者進行了分析,如傅琛等[8]學者以定性研究的方法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醫藥文化產業政策的變遷開展了研究,提出了中醫藥文化產業政策的優化路徑。

PMC指數模型是學界廣泛運用的政策量化評價模型。2015年,張永安等[9]學者開始將PMC指數模型引入政策分析領域,對我國區域科技創新政策進行了量化評價。此后,PMC指數模型在政策量化評價領域的運用得到了長足發展,并在用法上得到了一定創新。王進富等[10]運用自編碼技術,結合PMC指數模型,構建PMC-AE模型對軍民融合政策進行評價。然而,PMC指數模型在中醫藥政策領域的運用較少。蘭婭菲等[11]學者運用PMC指數模型對中醫藥產業政策進行評價,王宇佳等[12]學者則對中醫藥事業政策進行了分析。

綜上所述,PMC指數模型在中醫藥政策領域的運用尚不充分,在用法的創新上也存在較大提升空間。因此,本研究將政策文本數據挖掘與PMC指數模型進行結合,構建TDM-PMC指數模型,并將其運用于中醫藥文化政策的評價中,以期為進一步優化中醫藥文化政策提供理論支持和決策依據。

2 資料來源與工具方法

2.1 資料來源

截至2023年3月1日,全國大部分省份出臺了“十四五”中醫藥發展規劃。本研究收集了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十四五”中醫藥發展規劃政策文本共26份。文件主要來源于各省人民政府、中醫藥管理局、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網站,并根據研究要求,對政策文本按P1-P26進行編碼。

2.2 研究工具與方法

2.2.1 研究工具

(1)文本數據挖掘工具:運用ROST ContentMining、NetDraw等軟件進行政策文本數據挖掘。

(2)TDM-PMC指數模型:結合政策文本數據挖掘和PMC指數模型構建的TDM-PMC指數模型,能夠全方位分析某一類政策,可識別某項政策在各維度的具體情況,以及不同政策在不同維度的差異。

2.2.2 研究方法

(1)專家咨詢法:通過咨詢專家意見,在設置參數和選取變量時,盡可能涵蓋政策評價的每一個維度,從而對中醫藥文化政策進行全方位的分析。

(2)內容分析法:利用ROST ContentMining等軟件對政策文本進行分析和詞頻統計、繪制語義網絡圖等,充分挖掘中醫藥文化政策文本內容,分析中醫藥文化政策的關鍵詞,并為參數設置和變量選取提供依據。

(3)數理統計法:利用Excel 2021等軟件進行數理統計,對省級中醫藥文化政策進行多投入產出分析和TDM-PMC指數分析。

3 政策內容分析與量化評價

3.1 政策內容分析

3.1.1 政策文本處理

首先,將26份政策文本進行預處理,提取每份政策文本中關于中醫藥文化的部分,再將其進行合并,隨后導入ROST ContentMining軟件的文本挖掘數據庫,對文本進行分詞處理,并對分詞后的文本進行詞頻統計,形成文檔集,按照詞頻頻率由高到低輸出分詞結果。其次,剔除對本研究無意義的虛詞及無關詞匯。由于本研究所選取的樣本為中醫藥文化政策,因此“中醫藥”“文化”等對研究無價值的詞匯出現頻率較高,予以剔除。此外,“建設”“開展”“推動”“促進”等高頻詞匯不屬于中醫藥文化政策關鍵詞,也需要將其剔除。最后,以15為閾值進行高頻詞篩選,將閾值之下的詞合并至其同義詞或上位詞中,共得到60個高頻詞供后續分析使用。統計分析發現,60個高頻詞的頻次之和占全部分詞頻次之和的52%,說明所選取的高頻詞所涉及的內容是中醫藥文化發展的重要方向。高頻詞見表1。

表1 中醫藥文化政策高頻詞

社會網絡圖可以反映各關鍵詞之間的聯系,某一關鍵詞節點與其他關鍵詞節點連接邊的數量越多,說明該關鍵詞節點的中心度越高,其在網絡中就越重要[13]。據此,通過Gephi生成中醫藥文化政策社會網絡圖(見圖1),對中醫藥文化政策的內容進行深入分析。在社會網絡圖中,點度中心性最高的5個節點分別是“健康”“教育”“基地”“傳播”“知識”,表明上述節點在社會網絡中與其他節點密切關聯;介數中心性最高的5個節點分別是“健康”“傳播”“知識”“教育”“基地”,說明在社會網絡中經過上述節點的最短路徑數最多;接近中心性最高的5個節點分別是“健康”“知識”“教育”“基地”“傳播”,表明上述節點在社會網絡中居于靠近幾何中心的位置。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中醫藥文化政策的核心關鍵詞以及重點領域,以便后續對政策關鍵詞進行進一步分析。

圖1 中醫藥文化政策社會網絡圖

3.1.2 政策關鍵詞分析

根據中醫藥文化政策高頻詞和社會網絡圖,對關鍵詞進行進一步分析,能夠發現中醫藥文化政策的聚焦點與關切點,分析結果如下。

第一,弘揚中醫藥文化與人民群眾健康息息相關。無論是在高頻詞表還是社會網絡圖中,“健康”這一詞匯都處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健康中國戰略的實施旨在全面提高人民群眾的健康水平,促進人民健康發展[14],中醫藥能夠為人民群眾的健康提供有力保障,對中醫藥文化的高度自信和深度認同有助于發揮中醫藥在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中的作用。因此,“健康”是中醫藥文化政策文本中一個十分重要的關鍵詞,多省“十四五”中醫藥發展規劃政策的文化內容中,均反復提及“健康”,同時,“養生”“保健”等詞匯也常出現在政策內容中,表明弘揚中醫藥文化與促進人民群眾健康存在內在聯系。

第二,中醫藥傳統文化的傳承是弘揚中醫藥文化的根基。中醫藥文化政策高頻詞表中,“挖掘”“古籍”等詞匯體現了各省份重視對本省特色中醫藥傳統文化的開發與保護?！皞鞒小薄伴_發”等詞匯則表明各省份對自身特色中醫藥文化的傳承與利用。通過提煉中醫藥文化精神標識、加強中醫藥文化資源梳理、深化中醫藥文化時代闡釋,實現中醫藥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第三,中醫藥文化宣傳與傳播是弘揚中醫藥文化的重要途徑。文化宣傳與文化傳播有利于深化文化認識的深度、拓寬文化影響的廣度,進而提升文化自信與文化認同。各省份中醫藥文化政策中,“宣傳”“傳播”共出現231次,凸顯其受重視程度之高?！昂Ｍ狻薄伴_放”等詞匯表明中醫藥文化的宣傳與傳播并不限于國內,而是秉持開放的視角、立足全球化的定位,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時代背景下,在全世界傳播中醫藥文化,提升中醫藥文化的影響力,弘揚中醫藥文化。

第四,中醫藥文化教育是弘揚中醫藥文化的有力保障。中醫藥文化政策詞頻統計中,“教育”“科普”“知識”共出現272次,其在社會網絡圖中與其他節點的聯系也十分密切,反映出教育在中醫藥文化政策中的重要性?！爸行W”“校園”等詞匯則體現出校園教育是中醫藥文化教育的重要路徑,中醫藥文化進校園活動的大力開展,引導中小學生了解中醫藥文化的重要價值,將中醫藥文化貫穿國民教育始終,探索構建中醫藥文化育人路徑,形成可復制推廣的中小學生中醫藥文化教育模式,有助于提升中醫藥文化自信,弘揚中醫藥文化。

第五,中醫藥文化產業塑造是弘揚中醫藥文化的有效方法。文化產業有助于推動中醫藥文化自信的提升,引領中醫藥文化發展?！胺铡薄爱a品”“產業”等詞匯在各省中醫藥文化政策中屢被提及,可見各省份對于中醫藥文化產業作用的認可?！奥糜巍薄绑w驗”“保健”等詞匯則體現了中醫藥文化產業化的實現路徑,包括中醫藥康養旅游、中醫藥文化體驗、中醫藥保健服務等。

第六,中醫藥文化基礎設施是弘揚中醫藥文化的重要載體?！安┪镳^”“基地”等中醫藥文化政策高頻詞匯體現了基礎設施建設在中醫藥文化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各省份中醫藥文化政策均提出通過建設中醫藥主題博物館、中醫藥文化體驗基地等文化場所,形成特色突出的中醫藥文化傳播、展示體系,為中醫藥文化的學習、交流、傳播提供優質的平臺,以提升中醫藥文化自信與文化認同,促進中醫藥事業的高質量發展。

3.2 政策量化評價

3.2.1 變量與參數設置

本研究的變量選取與參數設置過程經歷了三個階段。首先,參考其他學者在進行政策量化評價時所選取的評價指標,在這一階段,確定了“政策性質”“發布機構”“政策評價”等變量。

其次,通過咨詢專家意見,確定了“政策清晰度”“政策重要性”兩個變量。其中,政策清晰度的評價依據是中醫藥文化政策的目標具體程度;政策重要性的評價依據是中醫藥文化部分的內容在中醫藥發展規劃中的比重。

最后,根據政策高頻詞表與社會網絡圖,確定“政策工具”“政策內容”等參數及其二級指標。經過以上三個步驟,最終確定10個一級變量和45個二級變量,見表2。

表2 中醫藥文化政策量化評價變量設置

3.2.2 多投入產出分析

政策關鍵詞分析從政策整體角度對中醫藥文化政策側重點進行了分析,這一分析過程容易忽略政策間的差異性以及單一政策的特性。通過TDM-PMC指數模型,對每一份政策進行多維度具體分析,計算其變量值,進行多投入產出分析。

通過分析政策文本內容,對一級變量和二級變量進行賦分。賦分原則為政策內容涉及該變量則賦值為1,反之則賦值為0。

3.2.3 計算TDM-PMC指數

根據Estrada[15]的結論,TDM-PMC指數的計算公式如下:

X～N[0,1]

(1)

X={XR[0～1]}

(2)

(3)

(4)

上述公式中,公式(3)中i為一級變量,i=1,2,3…m;公式(4)中j為二級變量,j=1,2,3…n。各省中醫藥文化政策TDM-PMC指數的部分計算結果見表3。

表3 26份中醫藥文化政策TDM-PMC指數值(部分)

根據Estrada對政策評價的等級標準,本研究將中醫藥文化政策TDM-PMC指數值設置為不良、合格、良好、優秀4個等級,指數值在5以下為不良政策,[5,7)為合格政策,[7,9)為良好政策,9及以上為優秀政策[15]。按照政策等級劃分標準,依據26份中醫藥文化政策的TDM-PMC指數值,對政策進行排名與等級評估,見表4。

表4 26份中醫藥文化政策綜合等級評估結果

3.2.4 政策量化評價結果

本研究所選取的26份政策文本,TDM-PMC指數值均值為7.16,其中最大值為8.91,最小值為5.26,政策等級均在合格及以上,其中良好政策16份、合格政策10份。

從各維度進行具體分析:政策性質方面,各政策均包含預測、建議、導向、描述等內容,這一維度得分較高,均值達到0.81。發布機構方面,各政策均數為0.32,表明各省份發布政策多由單一部門或兩部門發布,多部門聯合發布情況較少。政策重要性方面,各政策均值為0.63,表明各省份對中醫藥文化的重視程度有待提高。政策清晰度方面,各政策均值為0.67,體現出各省份對于中醫藥文化的具體發展目標有一定規劃,但發展目標不夠細化。政策工具方面,各政策均值為0.67,反映各省在政策工具的運用上存在較大提升空間。政策內容方面,各政策涵蓋內容較廣,指數均值為0.79,覆蓋了大部分中醫藥文化發展內容。政策評價方面,各政策均值為0.91,表明各政策大體上做到了權責清晰、目標明確、規劃翔實且具有區域特色。政策受體方面,各政策提及政府、企業、學校等較多,其指數均值為0.81,說明受體覆蓋較為全面。政策視角方面,各政策指數均值為0.71,表明各省份綜合運用宏觀、中觀、微觀的視角規劃中醫藥文化的發展。政策公開情況方面,各政策指數均值為1,表明各省份均公開發布政策。

4 結論

4.1 中醫藥文化政策省域間協調性和政策內部各維度均衡性有待提升

運用TDM-PMC指數模型,可以進行各政策文本指數值比較與各政策維度指數值比較,以分析我國中醫藥文化政策的協調性與一致性。分析結果顯示(見表3,表4),我國中醫藥文化政策省域間協調性有待加強,政策內部各維度均衡性有待提升。一方面,各省份中醫藥文化政策的TDM-PMC指數值差異較大,有些省份的中醫藥文化政策接近優秀水平,而部分省份的中醫藥文化政策僅達到合格水平,存在較大提升空間,這可能與各省份的中醫藥發展資源稟賦存在差異以及各省份對中醫藥文化發展的重視程度不同有關;另一方面,中醫藥文化政策內部各維度參差不齊,政策內容、政策受體等維度的指數均值達到0.8左右,體現中醫藥文化政策在這些維度的發展較完善,而政策重要性、政策工具等維度的指數均值不足0.7,表明中醫藥文化政策在這些方面需進一步提升。

4.2 中醫藥文化發展的經濟支撐有待加強,人才培育有待完善

研究結果顯示(見表1,圖1),我國中醫藥文化政策較少提及關于經濟支撐的內容,資金、稅收、財政、補貼等經濟支撐關鍵詞在政策文本中出現的頻率較低。資金作為建設基礎設施、設立機構、培育人才的必備要素,是促進中醫藥文化發展的重要推手[16]。因此,中醫藥文化發展的經濟支撐亟須加強。此外,中醫藥文化教育是中醫藥文化政策重點聚焦的內容,教育、科普、知識等高頻詞匯都是與教育聯系密切的關鍵詞。中醫藥文化的教育與科普離不開教育科普人才的踐行,中醫藥文化教育科普人才在推動中醫藥文化進校園、進社區、進鄉村、進家庭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7]。然而,中醫藥文化政策的高頻詞側重聚焦于推進中醫藥文化的教育科普,對中醫藥文化教育科普人才的培育卻鮮有提及。

4.3 中醫藥文化發展目標清晰度和政策干預強度有待提升

國家層面的規劃政策由于無法兼顧各地實際情況,內容常以宏觀的指導性意見為主,而作為地方層面的中醫藥發展政策,其內容應當清晰明確,強化政策的導向性,提出具體的政策目標以及詳盡的政策實施方案[18]。然而,研究結果顯示(見表3),各省份中醫藥文化政策目標清晰度不高,政策導向性不強。一些規劃中提出“建設一批中醫藥文化基地”,對于具體的建設數量,沒有提出更細化的要求,而對于建成的時間,也沒有明確的節點。這類模糊的政策目標不利于政策取得預期的成效[19]。一方面,缺乏清晰明確的指導,會阻礙政策在各層級的貫徹執行;另一方面,模糊的目標給政策績效考核帶來困難,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政策執行者的執行意愿。

5 建議

5.1 提高各省份中醫藥文化政策水平,補齊中醫藥文化政策短板

政策指數值較低的省份應當完善中醫藥文化政策。一方面,要學習其他省份先進經驗,積極復制推廣成熟經驗,不斷創新中醫藥文化政策,以提升本省中醫藥文化政策水平。另一方面,要結合地域文化特點,加大資源稟賦開發力度,深入挖掘當地中醫藥文化精髓,制定具有省域特色、符合本省實際的中醫藥文化政策。除了彌合省域間的中醫藥文化政策失衡之外,還需補齊中醫藥文化政策存在的短板。針對中醫藥文化受重視程度不足的問題,政策制定者應當進一步重視中醫藥文化的發展。一是要通過提升其在中醫藥發展政策中的篇幅占比,更加清晰詳盡地規劃中醫藥文化的發展;二是要出臺更多中醫藥文化發展專項政策,聚焦中醫藥文化的發展。針對中醫藥文化政策工具運用不盡完善的短板,政策制定者需要科學運用各類政策工具的組合。一是要采取資金投入、人才培養等方式,從供給側給予中醫藥文化發展以拉力;二是要運用產業塑造、試點探索等手段,從需求側推動中醫藥文化的發展;三是要通過評估考核、標準規范等途徑,從環境端塑造適合中醫藥文化發展的良好環境。

5.2 加大中醫藥文化發展的經濟支撐力度,完善中醫藥文化科普人才培育

一方面,豐富中醫藥文化發展的經濟支撐手段。首先,通過多渠道籌集的方式成立中醫藥文化發展基金,用于支持中醫藥文化規劃制定、標準構建、產品開發、人才培養等,資金來源可申請國家財政補貼,要求地方財政補貼,鼓勵企業捐贈。其次,通過稅收等各種優惠政策充分調動企業積極性,引導企業參與中醫藥文化建設,具體方式包括開發中醫藥文化產品、開拓中醫藥文化特色旅游等。此外,創新投融資機制,鼓勵社會資本設立中醫藥文化旅游發展基金,合力支持中醫藥文化發展[20]。另一方面,著力培養中醫藥文化教育科普人才。通過提高教師的中醫藥文化素養,激勵其將中醫藥文化有關知識融入教學中,引導學生科學審視中醫藥文化的價值,培養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崇高使命感[21]。加強對中醫藥文化體驗場所工作人員的培訓,如博物館、體驗館的講解人員,培養既具有較強的文化理解與語言溝通能力,又精通中醫藥文化內涵的復合型人才[22]。

5.3 提升中醫藥文化政策內容清晰度,細化中醫藥文化發展目標

提升政策清晰度可以從3個維度入手:在時間維度上,對總體發展目標實現的時間進行具體的劃分,將“十四五”這一時期細化為若干個時間節點,為每個時間節點設置具體的階段性目標,以強化政策的時間導向性;在指標維度上,量化各階段目標與總體目標,結合各省經濟水平與中醫藥發展狀況,在符合省情的基礎上,明確每一階段計劃建成的場館數量、培養的人才規模、開展的活動場次等指標數量[23];在責任主體維度上,將總體任務分解為各領域的具體任務,明確各項中醫藥文化發展任務的責任部門與協作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