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再生產與關系轉變：婦女家戶勞動的新意涵

李敏 羅胡伊 鮑海林

摘 要：家戶勞動是工廠使用外包方式給予生產資料，婦女以家庭為單位加工商品的勞動方式?；趯幽鲜市Y社區從事家戶勞動婦女的半結構式訪談發現，2019年至2022年，“農轉居”家庭婦女的家戶勞動助推了家庭再生產與家庭關系的轉變。在家庭再生產方面，優化了家庭的勞動力配置，緩解了家庭的發展壓力，提升了家庭抵御風險的能力；在家庭關系方面，重構了婦女的家庭地位，減少了親子沖突，強化了隔代情感。

關鍵詞：婦女家戶勞動；家庭再生產；家庭關系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7640（2024）01-0020-08

一、問題提出

家戶是中國特有的社會組織。家戶成員擁有共同財產，擁有共同的收支預算，通過勞動分工過著共同的生活。[1]家戶勞動廣泛存在于中國農村，是一個具有長期歷史實踐經驗的社會現象。它承擔了部分本應由國家承擔的社會功能以及市場應擔負的責任，是一種以家庭為主要生產空間、以家庭成員為主要生產者、以商品生產為主要勞動目的的非正式就業形式。[2]

歷史上，在對鄉村和家戶功能建構的過程中，國家雖然逐漸承擔由村莊和家戶承擔的防衛功能及治安保障功能[3]，但國家難以分擔家戶的經濟功能。如缺乏慈善類組織，農民遇到水旱災害仍是以家戶為單元自我救濟、自我解決，以滿足各類社會性需求[4]，即需要依靠以家戶為單位的自給自足勞動。隨著鄉村工業與手工業的發展，商人雇主制度出現了。這是一種生產鏈條末端的普通勞動形態，即勞動者向商人雇主領取原材料，帶回家中，生產為產品交付給原商人，并從商人處領取勞動工資。[5]1949年后，國家實施合作化政策，幾乎重構了家戶勞動。在初級社轉為高級社時，社員的土地轉為合作社公有，取消土地報酬，社會私有的耕畜和大農具等生產資料合理作價，歸社公有，價款由合作社付給本人。[6]家戶勞動不再是以私域為范圍滿足個人及家庭的生產與生活需要，而是以公社制度為保障，農民的身份發生了轉變，成為公社成員；農民的勞動開始服務于公社，屬于集體勞動。國家充分在場，試圖使農民及其家庭得到最穩定的社會保險。改革開放后，市場活力迸發，沿海地區重新出現了商人雇主制度的生產模式。[2]在該模式的基礎上，家戶勞動演變出“來料加工”[7]、“廠外趕工”[8]等新模式。這些模式的共同特征是以家庭為生產單位，代替工廠加工。這些以家庭為中心的代工廠是一種“隱型工廠”。隨著全球化與后福特主義的興起，工業化發展呈現出由集中式轉為分散式的趨勢。[2]家戶勞動既包括直接面向市場、傳統、分散化的小商品生產，也包括現代工業分包體系中間接面向市場、集約化的家庭代工。本研究的家戶勞動是指工廠使用外包方式給予生產資料，婦女以家庭為單位加工商品的勞動方式。

自2019年12月開始的公共衛生危機給各行各業帶來巨大沖擊，形成了新形勢下的差異，弱勢群體遭受的負面影響更大，“農轉居”家庭便首當其沖?！稗r轉居”家庭在本文是指從農村移居到城市、戶籍由農村戶口轉為城市戶口的家庭。[9]他們大多延續在農村的家務分工和勞動方式，即男性外出務工，婦女留守家中。但公共衛生危機導致的不確定性使男性難以外出打工，失去了以往的收入，家庭面臨不同程度的就業與經濟困難。在公共衛生危機沖擊以及市場競爭的壓力下，婦女所從事的家戶勞動具有了新的意涵。

二、文獻回顧

婦女從事家戶勞動來源于國家制度的傾斜和市場的驅動。隨著城鎮化的不斷推進，城市各領域的資源吸引著農村人口涌向城市。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流動人口為3.7億人，與2010年相比，增長了69.73%[10]，并呈現出以家庭為單位的流動趨勢。資本主義早期的工業化是以剝削婦女的廉價勞動力進行原始積累的，其引發的直接后果是男性工人對女性工人的排斥。[11]流動到城市的婦女由于家庭需要或個人能力限制，經常無法外出工作，進而成為閑散勞動力，是家戶勞動存在和發展的主力軍。隨著集體經濟的衰弱，私營經濟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從家庭與市場的契合性視角可以發現，家庭依托作坊經濟嵌入并適應市場的同時，受到了市場再造。[12]在社會變遷和市場需要的背景下，江南小農的“家庭化生產”走向市場[13]，過密型小規模、低報酬的農業制度和市場性的臨時用工緊緊卷在一起，形成了大量半工半耕的非正規經濟體。[14]家戶勞動參與到現代化的工業進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公私領域的分離，為家庭婦女提供了工作機會，使其不再局限于家庭私人空間。

婦女選擇家戶勞動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其一，市場對勞動力的選擇。家戶勞動屬于非正規就業，非正規就業市場的準入門檻和就業成本相對較低，為工作技能有限的婦女提供了就業機會。[15]在這一勞動體制的安排下，家戶勞動的從業婦女成為“無聲的順應者”，而低技能屬性的彈性就業成為婦女難以覺察的束縛。[16]從社會政策支持、社會權益保障和社會地位的角度看，從事家戶勞動的她們仍然屬于非正式就業群體。[17]即便這樣，家戶勞動為何成為就業市場中處于不利位置的婦女最傾向的選擇？其二，婦女選擇家戶勞動出于家庭需要。家戶勞動的主體是婦女、老人等閑散勞動力。[2]家庭的傳統兩性分工使婦女在務工過程中產生心理顧慮，而務工者可以選擇在固定的廠房工作或將原材料帶回家進行加工制作。這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婦女渴望通過工廠增收以改變自身家庭地位與家庭生計的需求[18]，同時契合了婦女希望兼顧家庭照顧的自我要求。婦女進行非正規就業并不必然是女性擇業的被動選擇，而可能是其自主的理性選擇。[19]在她們看來，家戶勞動是一項低級的、“屬于我們”的勞動。家庭式的生產模式使作為家庭重要勞動力的婦女能夠有機會參與其中，使婦女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地位發生變化，并因夫妻之間的微妙關系而表現出不同的形態。[20]其三，家戶勞動可以成為家庭應對風險的保障。研究發現，2021年實現就業的女性人數比2019年減少1 300萬人。[21]隨著大城市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工作機會大量涌現，打零工成為許多已婚流動婦女的選擇。然而公共衛生危機期間，她們沒有收入，也沒有臨時工資之外的任何社會保險，家庭生活和孩子的教育還要繼續，這使她們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22]零工經濟是作為傳統雇傭經濟的有機補充，可以解決“用工難、用工慢、用工貴”等問題，可以為下崗人員或適齡群體提供再就業機會。[23]家戶勞動作為零工經濟的就業形式，其靈活就業的特點無形中幫助婦女在公共衛生危機后成為支撐家庭發展的主力。

家戶勞動伴隨社會變遷發生了新的變化。首先，既有研究多聚焦家戶勞動的宏觀形態和社會影響，而婦女是從事家戶勞動的主體，家戶勞動是特殊的就業形式，不應忽視家戶勞動對婦女及其家庭的影響。其次，從外部市場的視角探析婦女從事家戶勞動影響因素的研究，往往將婦女視為權益被剝削的弱勢群體；從婦女家庭本身的立場探討發現，婦女成為自主選擇的積極個體。婦女從事家戶勞動究竟是受市場排斥，還是基于家庭發展下理性選擇的影響？本文將結合新的社會背景探討其新的時代意涵，擬選取小城市“農轉居”家庭的中老年婦女作為研究對象。她們面臨“農轉居”以及丈夫在外務工的雙重困境，兼具農村婦女與城市婦女的雙重角色矛盾，既要照顧家庭成員，又要掙錢補貼家用，在城市努力尋求自己的生存方式。由此，通過探究“農轉居”家庭婦女從事家戶勞動的具體實踐，分析家戶勞動對婦女及其家庭的影響，并試圖提煉新形勢下婦女家戶勞動的新意涵。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1.4%。[10]河南省X市是全國十大宜居城市之一，城鎮化發展迅速，其周邊村鎮地區有大量家庭流動到該市買房定居。但流動人口群體即使獲得了城市戶口，成為了城市居民，其競爭力相比本地居民還有所欠缺，為此只能繼續前往更發達的城市打工。這類家庭大多遵循傳統的性別分工，男性外出務工，婦女留守家中從事家務勞動及照顧老人和兒童。Y社區是“農轉居”社區，社區居民幾乎都是從農村搬到城市定居的。2012年11月，河南省政府下發文件，實行省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政策。X市的高新區開辦了幾家具有一定規模的工廠，主要生產工業零部件。零部件需要用紙盒包裝后出售，因此需要大量勞動力完成“粘盒子”的工作。Y社區原是20世紀90年代破產的造紙廠的廠址，社區內的平房區居住的是原造紙廠的工人以及新建工廠的管理人員，他們是“老板”?！罢澈凶印惫ぷ骶哂屑夹g要求低、工作時間靈活、空間不限等特點。為了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老板”就近找到Y社區“農轉居”家庭的中老年婦女從事這項工作。

本文選取的調查對象是Y社區從事家戶勞動時間最長、最有經驗、最具典型性的四位婦女。她們的年齡在50至65歲之間，從小生活在農村，家境較差，由于老一輩家長存在重男輕女的思想，所以她們都沒有上過學。在改革開放初期，農民外出打工興起時，她們與家人來到X市打工，在工地干體力活或給工人做飯。她們于2007年在Y社區買了房，獲得了城市戶口。當她們的孩子成家立業、生子后，她們就留在家中承擔家務勞動和照料家庭成員，沒有再就業。2014年，隨著高新區工廠的建立，她們開始從事“粘盒子”的工作。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如表1所示。

（二） 資料收集

本文采用半結構式訪談和非參與觀察法收集資料。由于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均生活在Y社區，所以研究者與研究對象溝通并建立了信任關系。研究者經研究對象同意后，進入其所從事的“粘盒子”勞動現場。因此，研究者有機會對其勞動場地、勞動過程、勞動狀態及其與家人的互動情況等進行觀察。婦女從事“粘盒子”的場所位于其居住單元樓的一樓，是由車庫改造成的小作坊。小作坊中堆放著勞動所需的材料和小桌凳。地下室沒有窗戶，婦女勞動時需要開燈，小作坊只安裝了一個燈泡，照明效果較差。因此，婦女勞動時會打開小作坊的門，坐在不及膝蓋的小板凳上工作。

對以上四位婦女的訪談先后進行了兩次。第一次是2019年8月，訪談內容包括從事家戶勞動的原因、勞動狀況、家戶勞動對婦女及其家庭的影響等。第二次訪談是2022年2—3月，訪談內容包括公共衛生危機對家戶勞動的影響、新形勢下的勞動狀況以及家戶勞動對婦女及其家庭的影響等。

四、婦女家戶勞動對家庭的積極影響

（一） 家庭再生產轉變

1. 家庭勞動力配置優化

在傳統性別觀念影響下，婦女的家庭角色主要是依附于男性的相夫教子，傾向于先承擔家庭責任，而不是先考慮自己，其再生產主要體現為基礎家務勞動、本體性家務勞動以及家戶勞動。本體性家務指具有本體性意義的家務（即人生任務）、贍養老人、子代結婚、撫養孫代。[24]由于家務勞動是日常性、不規則、碎片化的，對勞動力形成無形的捆綁，其勞動力配置需遵循就近和機動原則，所以在滿足日常家庭事務角色的前提下，婦女才能對工作進行有限選擇。為此，她們選擇了家戶勞動作為減輕子代負擔、貼補家用的勞動方式。

一個月只能掙千把塊錢，有時候掙幾百塊錢。就忙幾天，閑時就在家里，洗洗刷刷，做做飯，有時出去玩玩。如果沒有時間，就少接一點活。主要是要看孩子，家里由男人掙錢。（Case4，2019年8月24日）

在新的社會形勢下，家庭發展進入新的周期，嚴峻的就業環境和家庭經濟情況使家庭不得不做出優化勞動力資源配置的決定。失業或就業不穩定的家庭成員，即從事家戶勞動婦女的丈夫，既不具有市場競爭力，又沒有婦女相對穩定的家戶勞動收入，不得不承擔原本由婦女承擔的家務勞動和家庭照料工作，不再遵從傳統“男主外”的行為準則，而是積極配合婦女的家戶勞動，共同經營生活。

錢難掙，能多接就多接，多掙一點是一點。接送孩子、做飯就讓老公干，不能讓他閑著。（Case3，2022年2月24日）

以前賺一兩千塊錢就行了，現在不行，得多做一點，我在家就專門做這個。（Case2，2022年3月29日）

2. 家庭發展成本壓力緩解

打工經濟與城市化發展使年輕一代的生產、生活和意義面向趨于市場化和城市化，從而助推家庭進入擴大化再生產階段。[25]家庭的發展成本不斷上漲，最典型的表現是婚姻成本與教育成本劇增，其與城鎮化的進一步捆綁成為“農轉居”家庭發展的主要壓力源。對于從事家戶勞動的婦女而言，支持子代結婚和撫養孫代是她們重大的人生意義所在。為了使子代家庭在城市能夠更好地發展，她們會掏空積蓄，承擔子代結婚的開支。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城市學齡兒童數量逐漸上升，升學壓力增大。孫代的出生使她們要在維持家庭再生產的前提下增加收入，保證孫代獲取優質的教育資源。

現在就是愁兒子，兒子得娶媳婦，娶完媳婦生孩子， 都要錢， 所以我接的活最多。（Case1，2019年8月20日）

養了兒子，養孫子，不都是這樣過來的么。（Case3，2019年8月24日）

在新的社會形勢下，家庭中男性承擔本體性家務勞動，以保證婦女有足夠的精力進行家戶勞動，用于支付家庭日常開支，彌補公共衛生危機帶來的經濟損失與逐年增加的生活成本。

兒子賺錢少，還不夠他自己花。（Case4，2022年3月5日）

得給孫輩交學費和書雜費，現在想多攢點錢，多掙點錢。加上兒子、兒媳的工資，基本夠用，自己苦點累點，孩子有學上就行。（Case2，2022年3月29日）

3. 家庭抵御風險的能力提升

在公共衛生危機發生前，由于家戶勞動的時間靈活以及空間不限，婦女在保證完成家務與照料的前提下，通過家戶勞動補貼家用，積累資金。公共衛生危機發生后，男性無法或很難通過外出務工獲取公共衛生危機前的收入。為了緩解家庭的經濟困難，家庭不得不重塑勞動分工，理性做出以婦女家戶勞動為主，男性以家務勞動與家庭成員照料為主的抵御風險策略。同時，在公共衛生危機的沖擊下，子代難以外出打工，面臨經濟困難。婦女家戶勞動的收入可為子代家庭提供經濟支持，有利于緩解子代家庭因經濟困難而導致的關系沖突，實現更好地團結子代、合力抵御風險的目標。

因為賺不到錢，兒子、女兒都回來了，那時候大過年的，也找不到工作，也就靠這點錢先頂一下，不至于餓肚子。（Case2，2022年3月29日）

（二） 家庭關系轉變

1. 夫妻關系：家庭地位重構

在傳統“家本位”的倫理導向下，個體基本是嵌入家庭的。中老年婦女受傳統家庭觀念的影響更深，她們對家庭的嵌入程度體現為對丈夫的依附或從屬地位。傳統家庭的角色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內”，凡家庭內的事務都由婦女無償承擔，婦女的價值局限在家務勞動中，價值認可的話語權掌握在丈夫手中。

粘盒子，我老公才不干，他嫌棄得要死。（Case1，2019年8月20日）

家里誰說了算，肯定是男的。我掙的這點錢，也就給家里買買菜，給小孩買點零食，不夠干個啥。（Case3，2019年8月24日）

然而，一場公共衛生危機改變了家庭的勞動力分配，激活了婦女的主體意識，重構了婦女的家庭地位。婦女家戶勞動的收入成為家庭唯一的經濟來源，使她們逐漸意識到自己對家庭的重要意義。婦女也可承擔養育家人的責任，也可“像男人一樣”決定家庭事務，從而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和追求。主體意識的覺醒是勞動婦女個體化發展的動力，是實現婦女獨立自主與男女平等享受權利的開始。而長期處于家庭中心地位的丈夫受公共衛生危機的影響，難以找到工作，使其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地位，并調整自己的行為。他們開始讓出部分事務的決定權，例如家庭重大支出的決定權、家庭分工的決定權等，婦女開始在家庭生活中占有一定的主動權。丈夫主動分擔家務，協助妻子完成家戶勞動，并在情感上表現出對妻子的關心。婦女最初選擇家戶勞動遵循的是以家庭為本的邏輯，一方面滿足完成家務勞動的需求，另一方面實現為家庭奉獻的自我價值。2019年至2022年，家戶勞動改變了婦女依附丈夫的狀況，她們逐漸掌握家庭的話語權和決定權，家庭地位逐漸趨向平等甚至高于丈夫。

我現在就在養家，我現在說一，他（丈夫）不敢說二。（Case3，2022年2月24日）

現在也知道給我送飯了，看小孩寫作業也是他（丈夫）的活，比以前老實多了。（Case2，2022年3月29日）

2. 親子關系：家庭沖突減少

費孝通指出，親子之間因隔著一代的時間，兩代人很可能因接觸不同的社會環境而發生理想上的差別。這是在變遷劇烈社會中經?？梢姷降氖?。[26]209無論在鄉土社會還是現代社會，社會標準不斷發展，父輩與子輩之間的沖突在時間長河中成為規律。隨著子代從成年開始想擺脫對家庭權力的掌控或繼承部分家庭權力，權力的流動必然伴隨圍繞當家權的競爭、沖突、妥協、合作等家庭政治形式。[27]在這一過程中，親子關系可能出現裂隙。這種裂隙可能促成家庭的最終分裂，且其影響一直延伸到分家之后的代際互動過程。[26]209家戶勞動的存在不僅緩解了傳統家庭因分家導致的家庭資源緊張，同時幫助家庭成員重新認識到在公共衛生危機下所有家庭成員對家庭整體發展的貢獻。

為幫助子代家庭在現代社會立足和具有競爭力，實現子代家庭向上發展的目標，父母為子代提供經濟支持以及孫輩照料。尤其是近三年以來，母親從事的家戶勞動直接成為子代家庭生活的保障。中小企業和服務業在危機期間受到更為劇烈的沖擊，留在城市的青壯年出現“就業荒”。[22]由于在大城市能夠獲取相對可觀的收入，小城市沒有足夠的崗位提供給子代，所以他們只得暫時選擇一份工作安定下來，甚至需要依靠家庭的反哺。這時子代對于母親更加信賴，并且對家戶勞動的態度發生了轉變，甚至主動為母親分擔勞動。

孩子在家里也幫忙，下班了也幫忙。我兒媳婦說：“看你這么辛苦，我來干，不忍心看你在這干?！保–ase2，2022年3月29日）

兒子也幫我抬東西。我腰不好，直不起來，他就幫我抬盒子、提糨糊。以前他還拉不下來臉，嫌棄，現在不用說也知道干了。（Case4，2022年3月24日）

3. 代際關系：隔代情感強化

父母參與孫輩照料在中國傳統家庭普遍存在，但隨著年輕父母育兒理念的更新以及兩代人觀念的差異，孫輩的照料主體發生了變化，年輕父母開始親力親為或者雇傭育兒師。因此出現了這樣的現象：祖輩希望從年輕父母手中爭取“看孩子”的權利，與孫輩建立親密關系，在給予子輩有力支持的同時，獲得象征家庭地位的“面子”。受傳統傳宗接代思想的影響，一些祖輩對自己晚年生活的想象圖景是含飴弄孫、享天倫之樂，因此更加渴望與孫輩建立親密的情感關系。

打工經濟的興起使還未走向現代城鎮化的村莊形成了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家庭生計模式。[28]從事家戶勞動的家庭，其子代為了獲取更高收入，選擇流動到經濟發達的大城市打工。祖輩承擔孫輩的照料責任，體現了代際互助傳統在充斥著理性主義育兒背景下在家庭中的延續，同時滿足了祖輩渴望與孫輩建立親密情感聯系的愿望。

五、家戶勞動對婦女的隱形影響

在市場經濟效益最大化的驅動下，工廠為降低成本與風險，讓當地中老年婦女以個體形式進入家戶勞動中。從勞動者保障和個人發展角度看，家戶勞動時間靈活與空間不限兩大優點存在一定悖論。

（一） 時間靈活的悖論

1. 家戶勞動流程的限制

工廠派發訂單的程序與盒子的制作過程決定了婦女家戶勞動的時間安排，這與家戶勞動時間靈活存在一定悖論。工廠派發訂單的程序是：由負責聯絡的婦女或者派發生產材料和結算工資的“老板”，首先將切割好尺寸的紙板、包裝紙、膠水、糨糊以及包裝繩等材料用貨車送到婦女家門口，平均分給所有婦女；然后按訂單工期將成品拉走，時間不固定。每月1號，“老板”會按上個月的成品數量結算工資?！罢澈凶印钡闹谱鬟^程包括三道工序：將紙板塑型成盒和蓋；把盒與蓋覆蓋上包裝紙；把盒和蓋配套打捆，50個一捆。工序雖不復雜，但廠家要求較高，如盒子整齊無破損，盒面干凈、平坦、無氣泡、無褶皺。因此，在盒子的制作過程中，要求婦女十分用心。如果盒子達不到要求，就要婦女自己買材料重新制作。從事家戶勞動的婦女，其工作時間取決于訂單派發時間與訂單量，工資多少取決于工廠需求。當工廠訂單量大時，婦女需加班或動員家庭成員協助完成，收入較高。當工廠訂單量少時，婦女較為清閑，可打牌娛樂，但收入降低。單個盒子的工錢是1角7分，盒子與蓋子一套的工錢是3角。有5年以上經驗的婦女一天能完成500套，日工資為150元左右。這些婦女每月可獲得的工資在500至2 800元之間，平均為2 400元左右。按此計算，每人每月約需粘8 000套盒子。一套盒子用時約5分鐘，一個月的勞動時間約為667小時。除了休息時間，其他時間她們幾乎都在粘盒子。

2. 家戶勞動時間的擠壓

被調查的四位婦女面臨家庭生活與發展的現實需要，她們既要養活自己，還要供養孫輩，為此需要找一份合適的工作貼補家用。在“家本位”的傳統倫理導向下，婦女保留著傳統的家庭角色分工。一方面，她們需要承擔家務等基礎性勞動；另一方面，她們還需分擔家庭經濟壓力。家務勞動的日?，嵥樾詿o形中決定著生產勞動的選擇。為此，她們不得不選擇從事工作時間靈活的家戶勞動，以平衡家務勞動與工作。

每天要接送小孩上下學，就算星期天小孩不上學，你（要照顧他）想走也走不了。所以只能干這個工作，因為可以隨時停，不耽誤事。（Case2，2019年8月15日）

雖然家戶勞動表面上看可以“想起來就可以做，累了可以不做”或者“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但這種“靈活”在一定程度上卻是對她們身心發展和權益的擠壓。婦女的身體遭受了慢性損傷，如眼睛干澀、關節不適和疼痛、手部皮膚破損、頸部和腰部僵硬等。

我昨天粘了一天，手上的皮都磨掉了，你看這膠水粘的……不知道啥保險，也不知道找誰問，上哪問。（Case2，2019年8月15日）

這腿和腰坐久了容易疼，腿彎子都是硬的。我去醫院，醫生讓喝藥，花了好幾千塊錢。（Case3，2019年8月24日）

工作任務增加了婦女的心理壓力。她們隨時準備切換自己的工作頻道，以平衡家務勞動與家戶勞動。任務較重時，她們需壓縮休息時間或發動家庭成員幫忙完成。家庭中潛在的勞動力與可利用的時間被雇傭方無情收割，說明這只是一種以較低保障換取較“自由”工作時間的“虛擬平等交換”。

累，老有個事，咋能不想，搞不好哪天又有別的事， 所以只能趕快干完， 就輕松了。（Case4，2022年3月5日）

沒有時間休息，每天就是干活，干家務，照顧小孩?；氐郊艺创簿退?，也不想別的，也想不來。（Case3，2022年2月24日）

此外，這份“自由”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婦女通過學習新技能獲得相對回報較高工作的想法，強化了資本市場對其角色定位的認同。資本通過婦女的辛勤勞動，實現了降低生產成本的目標，侵犯了婦女應得的保障權益。但在公共衛生危機下，她們不但未意識到自己的權益被侵犯，反而對“老板”抱以感激之情，未想過提出增加工資或保障等要求。

老板可憐我們，瞧我們沒事干，就給我們找點活干，這樣我們還可以顧家?，F在我還能有點收入，知足了。（Case1，2022年3月24日）

（二） 空間不限的悖論

1. 家戶勞動場地的延伸

婦女的家戶勞動場所主要在所生活社區單元樓由車庫改造而成的小作坊內。由于生產工期不確定，當工作量較大時，為了保證按時完成工作，她們需要在小作坊長期工作。她們認為“活想在哪干就在哪干”“比較自由”。她們通常在作坊里“粘盒子”后，回家從事洗衣、做飯、照顧孫輩等家務勞動。但在工期緊張時，她們就只能在小作坊休息，照料孫輩，或將生產資料帶回家中勞動。

有時候忙了，就把盒子帶回家粘，有時候到下面作坊粘累了，也可以在躺椅上休息一會兒，在哪都能干，比較隨心所欲。（Case2，2019年8月24日）

2. 家戶勞動空間的侵占

家戶勞動空間的“不限”，使生產空間侵占了家庭生活空間，或者說家戶勞動使再生產局限在家庭空間里。工作時需要面對家庭生活，休息時需要面對工作。長此以往，隨時處于工作空間的婦女會因面臨高壓而難以喘息?？臻g的“不限”無形侵占了勞動力再生產以及孫輩的成長空間。

勞動力再生產一方面是指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所耗損勞動能力的恢復、更新以及勞動技能的積累，另一方面是指具有勞動能力的人口一代又一代不斷地培養和補充。[29]家庭生活空間與家戶勞動空間的重合模糊了婦女與家庭成員生活與工作的邊界，致使原本進行家庭資本積累的空間被侵占，影響家庭內勞動力精力的恢復。此外，從事家戶勞動的婦女還需肩負孫輩照料的責任，而其精力、家庭生活空間被家戶勞動所占據，這無形中將影響孫輩健康成長所需的空間。

六、結束語

傳統性別觀念不可避免地導致男女兩性間的沖突與矛盾，同時對當代婦女的生活與家庭亦產生深刻影響。在傳統社會，婦女被賦予“賢妻良母”“女主內”等諸多角色，其背后折射出對女性角色的刻板要求，同時將婦女的家務勞動與“美德”的價值捆綁在一起。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傳統的性別觀念已發生變化。社會對婦女的角色期待不再局限于家庭。但在“農轉居”家庭中，從事家戶勞動的中老年婦女大多仍保留傳統的性別觀念，深受“男主外、女主內”的影響。在公共衛生危機下，由于男性家庭成員就業受限，經濟收入下降，婦女從事家戶勞動的收入成為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承擔家庭的經濟功能促使婦女的男女平等觀念萌芽，家庭關系也隨之發生轉變。在夫妻關系中，丈夫重新認識婦女所從事的家戶勞動，開始調整自己的行為，婦女的家庭地位提升，夫妻地位趨于平等。在親子關系中，參與家戶勞動的婦女對子代家庭提供的補充性支持使子代對父代的依賴性更強。在代際關系中，祖輩對子孫的感情寄托得到滿足，在“看孩子”的過程中強化了祖孫情感，減輕了子代在外打工無心照顧孩子的憂慮。

家戶勞動的出現既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也是“農轉居”家庭婦女在勞動力市場的理性選擇。從一種宏觀抑或第三方研究者的視角考察家戶勞動，不可否認家戶勞動時間的靈活、空間的不限是資本方包裝的糖衣，將婦女勞動保障圍在一堵隱形的墻內。但在公共衛生危機下，從家庭發展角度看，家戶勞動除對家庭關系的正向影響外，還進一步優化了家庭勞動力分配，緩解了家庭發展的壓力，提升了家庭的抗風險能力。家戶勞動作為推進城鎮化進程的一種勞動模式，為理解“農轉居”家庭的再生產與關系轉變提供了新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