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無私鄧穎超

孟紅

鄧穎超是一位久經考驗的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以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聞名于世，在國內外享有崇高聲譽。作為公認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和著名社會活動家，她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殫精竭慮，無私奉獻了一切。她大公無私的崇高品德和革命風范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對于新時期加強黨的建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時代價值。

心懷大局，革命伉儷

鄧穎超與周恩來相濡以沫生活了半個多世紀，始終能夠“互愛、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諒、互讓、互慰”。在公心至上、服從組織安排和嚴守黨紀方面，兩人認定是黨員的天職，一貫秉持“共產黨員是一塊革命的‘碳’，任黨搬到哪里在哪里發熱發光”的原則，甚至對愛人更加鐵面無私。這種不求名利、只求奉獻的精神，也是大公無私的本質體現。

領導干部的任職一向是一件敏感而又嚴肅的工作，但周恩來對自己夫人的任職卻顯得有些舉賢避親。新中國成立伊始，一些求賢若渴且秉持公心的黨內外人士，曾經懇切地向周恩來提議：鄧穎超是早期中共黨員和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憑她的資歷、能力、經驗、貢獻和聲望，完全可以勝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應賦予她一個充分發揮才干的職務。然而，一向做事“公”字當頭、嚴謹周密的周恩來當場就拒絕了。他說：“我是政府總理，若她再擔任政府的一個部長，那么，我這個總理和她那個部長就分不清了；人家會把她那個部長說的話當成是我這個總理的話，把她做的事當成是我支持的。這樣，家庭關系、夫妻關系、政治關系、政府關系，就都到一起去了。這就不利于我們黨的事業，不利于我們的工作?！彼€堅決地表態：“只要我當一天總理，她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職?！?/p>

在周恩來的“干涉”下，鄧穎超的任職乃至調級多次被低調處理，一減再減，一拖再拖。在籌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領導班子（任期由1975年至1978年）時，毛澤東曾經批準提名鄧穎超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可是這事轉至周恩來手里后，被壓了下來。直到周恩來去世后，鄧穎超于1976年被選舉為這一職務時，才得知毛澤東早有批示。

對于周恩來在她任職上一次次的不近人情，鄧穎超十分看得開，不存怨言，豁達大度地笑言：“恩來這樣做，我很理解。那時不讓我上是對的。如果恩來在的話，他一定不會讓我擔任副委員長的?！钡拇_，身為國務院總理之妻，若鄧穎超那時就出任人大副委員長，可能也很難處理各方面的關系。她把周恩來的這種做法既看成是家風嚴格的體現，也視作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發揚光大。她和周恩來一致達成了家庭關系、夫妻關系與政治關系應該涇渭分明、不容摻雜的共識，而且一貫拿這根標尺來衡量各自的言行。

1984年，鄧穎超在一次同周恩壽（周恩來的弟弟）一家團聚的家宴上，曾經半開玩笑地對侄子女們道出幾十年的真相：“今天我倒要說說我的委屈。解放初期成立政務委員會，人家要我上，你們的伯伯不同意；恢復婦聯時，人家又要我上，他還是不同意；定工資時，蔡大姐是3級，我是5級，到他這兒就給劃到6級。國慶十周年上主席臺，他看到名單里有我，又劃掉了。就因為我是他的妻子?，F在我當副委員長，又是政治局委員、紀委書記，這些工作都是黨分配的。但如果你們伯伯在，他一定不會讓我擔任?！编嚪f超講這些事旨在教育后輩，說：“名人之妻難做。你們是名人的侄兒侄女，也同樣難。你們只有好好嚴格要求自己，謙虛謹慎，才能做好本職工作?！?/p>

鄧穎超言辭背后所提之難，鮮明源自她的自覺自律和丈夫的公心至上與要求嚴格。夫妻倆早年便定有一個君子協議，那就是：“兩個人不能在同一個部門工作?！币虼?，多年來她處處謹慎，盡量避免給周恩來的工作帶來麻煩。

德高望重的何香凝曾感慨評價過：“周恩來、鄧穎超這一對伴侶，就他們對革命的忠誠和貢獻來說，都算得上是杰出的偉人。但是，由于周恩來一貫嚴于律己，一再讓作為自己妻子的鄧穎超受委屈。由于周恩來的‘遮擋’，在客觀上使鄧穎超這朵‘紅花’少了許多光艷?！?/p>

鄧穎超的秘書趙煒也曾回憶：“我在鄧大姐身邊幾十年，對她的性格和能力都十分熟悉。鄧大姐是那種不追求名利地位的共產黨人，尤其是同周總理共同生活的幾十年中，常常為了大局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一位偉人的身影太高大了，自然就會遮擋住與他互為伴侶的另一位偉人的光輝。他夫婦倆就屬于這種情況。以她的才干和資歷，擔任黨和國家的高職本來應該是順理成章。但在周總理生前她一直保持低調，除了在全國婦聯擔任一些領導工作，她幾乎沒出任過任何國家重要職位。為了支持他的工作，她在解放后幾十年里做了很多物質上和職務上的犧牲?！?/p>

在周恩來逝世后的1977年至1981年，鄧穎超參加各項重要會議、看望同志和視察工作，以及出國訪問、接待外賓等各種國事活動多達1612次。除去她有192天生病不得已住院之外，幾乎每天馬不停蹄忙碌工作著，任勞任怨，不遺余力。

鄧穎超有一段最喜歡的詩句，被她視為座右銘：“春天過后不是秋，何必為年齡發愁，你的生命要與人民的事業結合起來，白發就上不了你的頭?！边@是她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奉獻終身的真實寫照，更是她在名利待遇面前不計得失，甘于犧牲的強大支撐。

無私奉獻，一心為公

鄧穎超一貫堅持廉潔奉公，公私分明，為國家謀發展和為人民謀福祉，而從來不愿謀求自己的一己私利。

鄧穎超曾經用化名存錢于中南海北長安街一個儲蓄所，不要利息。該所營業員對此大惑不解。鄧穎超卻淡然一笑，她對秘書說：“不要緊，咱們不就是要給國家嘛?！倍切┐嫫饋淼腻X，她都用于補助自己陪同丈夫外出時的花費上，不花國家的錢。

1988年4月，全國政協主席一職任期屆滿后，為黨滿負荷兢兢業業工作半個多世紀后，已達84歲高齡的鄧穎超正式離職休養?？杉词雇讼聛?，她仍一如既往地關心國家的改革開放事業，惦記著為那些奮斗在祖國建設事業一線的人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92年5月，病中的她念念不忘祖國的未來，委托工作人員為希望工程捐款1000元，用于建設延安希望小學。

原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高振普曾在周恩來和鄧穎超身邊做了15年的貼身衛士和警衛秘書。周恩來逝世以后，他和其他工作人員含淚整理了周恩來夫婦的收支賬目。他十分感觸地回憶說：“總理的月薪是404.8元，鄧大姐是342.7元。他們的支出項目有伙食費、黨費、房租費、書報費、零用錢、捐贈費和特支，也就是補助親屬和工作人員的費用。從1958年到1976年．總理和鄧大姐共收入161442兀，補助親屬36645.51元，補助工作人員和好友10218.67兀，這兩項占總收入的1/4?！备哒衿者€說，在他到西花廳工作期間，周總理和鄧穎超曾三次交黨費共計14000元。周恩來去世時，夫妻倆的積蓄合計有5709.8元，后來，鄧穎超還交過3000元的黨費。1992年鄧穎超去世后，高振普遵照她生前一再的囑托，把她身后遺留的11146.95元全部積蓄，一分不差地上交了黨費。

心懷大愛，關心同志

鄧穎超始終非常關心周圍同志，善于在細微處送溫暖。她用實際行動證明，她既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更是同志們貼心的親人。

李田英原籍山東省廣饒縣李屋村，1945年夏，她創立了渤海地區第一個農業生產互助組。1947年，被中共渤海地區黨委授予“支前模范”榮譽稱號。1950年9月，作為山東惟一的農業戰線女勞模，她一路輾轉赴京，興沖沖參加全國第一屆工農兵勞動模范代表大會，并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的接見。1922年出生的她從小便裹了腳，行走不便。國慶觀禮在即，其小腳與眾多榮譽，使她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門人物。當“長槍大炮”對焦于其小腳時，她躲躲閃閃起來，覺得這雙小腳純粹是封建時代的標志物，哪能展示在社會主義的廣角鏡頭之下？隨即她便將挽起的褲腳，趕忙放下來遮住小腳。就在這個節骨眼上，鄧穎超朝她走來了，做起了思想工作，安慰她說：“你這雙小腳擔負了更多的辛勞，做了大貢獻，怕什么，讓記者們拍就是了?！睍g，主辦方準備了自助餐來招待來自全國各地的勞模們，可李田英因為首次吃“自助餐”，顯得有些局促不安，無從下手。細心的鄧穎超看出了端倪，詢問李田英為啥不動筷子。李田英羞紅著臉道出苦衷：“不知道怎么吃?！编嚪f超當即伸出援手，親自為李田英選餐，并陪著她吃了一頓終生難忘的自助餐。

1954年，李田英作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再次赴京參會，但這次是抱著剛出生16天的次女前往的，成為當時惟一一位抱著孩子參會的代表。鄧穎超聞知后，于百忙中帶上奶瓶、奶粉等物品，到山東代表團駐地看望。她緊握著李田英的手說：“我是代表周總理來看你的——是總理看了代表名單后特意讓我來的?？偫硪恢标P心著你們合作社的發展?！编嚪f超一邊說著，一邊接過孩子抱在懷里，親切地說：“多可愛的娃娃??！”接著，鄧穎超肯定了李田英的大會發言和議案，并希望上下一心，把鹽堿地治理好。鄧穎超親了孩子的額頭問道：“孩子叫什么名字？”李田英不好意思地說：“還沒來得及考慮呢，請大姐給孩子起個名字吧！”鄧穎超饒有興味地說：“孩子本身就帶著名字嘛——她是代表大會最小的代表，人民代表者，代表人民也，就叫‘代民’吧！”話音剛落，一陣熱烈的掌聲響起來，“小代民”的名字由此便流傳開來。

1958年4月，冰心的丈夫吳文藻被劃為右派后，全家陷入一種委屈無助的困境。這時，周恩來和鄧穎超派車接他倆到西花廳做客，希望解融他倆心中之“冰”。冰心一見到鄧穎超，就緊握著她的手，將郁積在胸的悲曲傾訴出來。鄧穎超滿懷同情和理解地握著她的手，仔細聽她訴說。得到鄧穎超的關懷，冰心深感慰藉，信心和希望也在無形中得到恢復和增長。形勢迎來春光明媚后，鄧穎超又常常邀約冰心觀賞滿園春色，并采上一大把西花廳院中的白芍藥送給冰心。有一年，冰心因事未去賞花。惦記著她的鄧穎超專門帶了一捧花去登門探望，促膝長談，使冰心感到如沐春風。

不求留名，引領正氣

鄧穎超一輩子都只看重黨和國家的利益與群眾的幸福，淡泊名利。

她不提倡修復她夫婦的故居。1982年4月底，她曾同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有關周恩來集子的工作人員，專門談過一次修復故居的問題，批評有些地方搞故居時不實事求是：“恩來同志是反對搞故居的，我也是反對的。當然中央決定要搞別人的故居，我不能反對，但至少我可以反對搞我們兩個人的故居。我將來死后留下的遺囑中要說：這所房子是公家的，不要做我們的故居。

她還曾一次次吩咐過趙煒：“將來如果修我們的故居，第一要反對，要講清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第二如果一定要搞，就要實事求是地按我們在世時的樣子搞，決不能改變，弄得富麗堂皇?！彼€要求中央文獻研究室相關工作人員為她作“見證人”。

鄧穎超非凡經歷與對中國革命事業的業績，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對她無限崇敬，但她卻從不居功。她反復聲明：“過去革命斗爭非常殘酷，好多人犧牲了，好多好的東西被毀掉了，留存不下來。我們是幸存者，還要為自己留什么？！”她銘記著硝煙中犧牲的戰友和同志，視自己永遠是一名普通黨員。

1987年，某家出版社擬出版展現包括鄧穎超在內的長征女戰士主題書籍。獲悉后她堅決不同意：“長征時我患了嚴重的肺病，組織上照顧我，把我安排在休養連，配備了擔架和馬匹，一路上是靠同志們的幫助跟過來的。長征中我實際上沒有做什么工作，不像蔡暢大姐、康克清大姐、李堅貞大姐，她們是一步一步走出來的，我沒什么可寫的。

20世紀80年代，相關部門編寫周恩來年譜和傳記過程中，自然會接觸到不少有關鄧穎超的資料，深感她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杰出的婦女代表，意欲為她著傳。當征求她意見時，她嚴肅鄭重地表達了自己不同意的態度，并專程寫信給有關領導同志。

據曾在總理辦公室工作過、后來任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的李琦回憶說：“她（指鄧穎超）一向不同意宣傳她自己，歷來反對為她樹碑立傳。她曾在給我的信中這樣說，你們需要做的工作是大量的，關于我的傳記，‘懇請你們不要列入你們的工作中，更請你們作罷’?！?/p>

這個事拖到1988年黨中央批準后，她才無奈勉強接受了。既然組織上作出決定，只好服從。即使這樣，在詢問她傳記怎么寫時，她仍然多次提示：“要寫就寫全面，不要只是頌揚?！彼龑ｉT叮囑著傳的同志，不要大談個人的生平事跡和貢獻亮點，而是要遵循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創新風格，大膽嘗試，寫出過往歷史環境和革命發展狀態，實事求是寫成績之余千萬別忘了如實寫缺點。

人近“黃昏”時，鄧穎超時不時對周圍同志說出人生感言：“人總是要死的，但精神萬歲！”自己向來倡導“一生奉獻，毫無索求”。她對黨內存在的一些以權謀私、官僚主義、講排場、比闊氣、用公款請客送禮等不正之風深惡痛絕，大聲疾呼要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號召領導干部要起帶頭作用。她反復強調，“領導者的言行要考慮影響”“做每一件事都要想著人民，想著黨的利益”，《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的要求很明確，關鍵是執行，“不僅是執行，而且要自覺，要帶頭”。她對同志嚴格要求，誨人不倦，語重心長；對自己，嚴于自律，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她在一次中央紀委全會上用自己的親身經歷現身說法，談到，“剛進城的時候，我用的枕頭是由幾件單衣疊起來做的枕芯”。周恩來逝世后，有些博物館想征集遺物搞個展出。她明確表態：“這個困難得很，我們身外沒有留下什么東西，更沒有想到革命勝利后，死了還要搞紀念館，要把那些東西留著做紀念?！?/p>

兩立遺囑，兩袖清風

鄧穎超一生都在設身處地為黨、為國家、為人民著想，在對待身后事問題上亦如此。1982年六一兒童節這天，她專門給黨中央寫去關于安排自己的后事的一封信。

中共中央：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團的第一批團員。1925年3月天津市黨委決定我轉正，成為中共正式黨員。人總是要死的，對于我死后的處理，懇切要求黨中央批準我以下要求：1．遺體解剖后火化。2．骨灰不保留，撒掉。這是在1956年決定實行火葬后，我和周恩來同志約定的。3．不搞遺體告別。4．不開追悼會。5．公布我的這些要求，作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為我認為共產黨員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所作的工作和職務也都是黨和人民決定的。

鄧穎超在寫完這首份遺囑之后，她還多次囑咐身邊工作人員：“一個人死后大辦喪事是勞民傷財的事，我反對在家搞吊唁，搞這些是給組織找事，給你們添麻煩?！?/p>

鄧穎超對此事思來想去，仍然放心不下，怕不全面，隨即，又于1982年11月5日，她提筆鄭重地寫下了第二份遺囑，主要內容有：

1．在其患病無救時，不采取搶救；2．未用完的工資，全部交黨費；3．和周恩來共住的房子交公處理；4．中辦發周恩來的大量理論和歷史書籍，退還原機關，其他圖書出版物交共青團中央酌分給青少年集中閱讀的單位；5．個人文件、來往通訊、文書類文件、講話、談話錄音、其與周恩來的所有照片，均交中央文獻研究室存儲清理酌處；6．可交公的遺物，交公或交有關單位使用；7．個人遺物、服裝雜件，交分配合用的及身邊工作同志、有來往的一部分親屬留念使用。

這第二份遺囑，鄧穎超經過深思熟慮之后，雖然比第一份的文字長了一些和內容豐富了一些，但所陳述的文字仍然洗練簡潔，條理分明，而且交待得更為清楚詳細，除了再次強調房子交公處理以外，她將個人所屬文件、照片、圖書甚至衣物的處理都一一作了細致安排。

鄧穎超這兩份遺囑，就像兩面映照個人情操品行的明鏡，從中我們完全可以窺見一位共產黨人堅定的信仰以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生無悔地奉獻給黨和國家的高風亮節。

鄧穎超去世后，她的遺囑在報紙上全文公布，在全國人民當中引起了巨大反響。詩人臧克家發表《遺言動人心》的短文：“這是最動人、最樸素、最概要、最傳神的自我寫照。它，是一座豐碑，鼓舞人向高處攀登；它，是一面鏡子，讓每個人特別是領導同志照照自己；它，是一副去污劑，使塵垢消而清白出；它，是一則萬金難買可以傳之后代的箴言?！?/p>

據鄧穎超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她終其一生毫無個人財產．在她最后離開人世的時候，堅持穿的是破得不能再補的舊西服，用的是周恩來去世時用過的普通舊骨灰盒。個人名利淡如水，黨的事業重如山。為黨為國家，鄧穎超毫無保留地奉獻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