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視野下清代中后期徽州茶商的際遇〔*〕

康 健

(安徽師范大學 歷史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2)

18世紀后期到19世紀六七十年代為國際茶葉貿易格局的重要轉折期。其重要轉向有二:一是國際茶葉貿易格局由綠茶為主向紅茶為主的轉向;二是19世紀60年代以后,華茶在國際貿易中“一統天下”的局面被打破,轉而面臨周遭國家茶葉產品的激烈競爭。中國綠茶在國際市場的份額逐漸被日本綠茶擠占;雖然國際茶市中紅茶貿易日趨繁榮,但中國紅茶逐漸受到印度、錫蘭等英屬殖民地所產紅茶的強烈沖擊。在此國內外局勢復雜變化的近百年時間里,徽州茶商發展歷經繁榮——受挫——復興的曲折際遇。

以往學界有關徽州茶商的研究成果雖然頗為豐碩,〔1〕但未能深刻注重從全球視野綜合考察徽州茶商如何應對日益復雜的國際茶葉貿易格局,〔2〕以及徽州茶商如何因時而變,追求創新而走向復興的背后邏輯,因而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鑒于此,筆者從全球史的視野切入,綜合考察18世紀后期到19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百年國際貿易格局重大變動下徽州茶商的際遇以及應對之策,以期從宏觀上深化對近代徽州茶商與茶葉貿易發展的既有認識。

一、繁榮的隱憂:“廣州體制”時期徽州茶商貿易之盛衰

17世紀初,荷蘭人最早將中國茶葉作為商品輸入歐洲,此后英國、法國、瑞典、丹麥、美國等相繼來華采購茶葉,運往歐美銷售,從而開啟茶葉的全球貿易格局?！?〕荷蘭、英國最初來華主要是購買綠茶,但在18世紀30年代以后,對華貿易中紅茶采購量逐漸增加,在18世紀中葉以后,形成綠茶、紅茶并重的貿易格局,到18世紀后期,紅茶貿易逐漸超過綠茶并成為新的發展趨勢。尤其是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以英國為主導的國際茶葉貿易格局中,紅茶貿易占據壓倒性地位,并隨著時間推移而愈發明顯。早在20世紀70年代,日本學者角山榮就注意到,18世紀中期英國進口的茶葉中,紅茶占66%,綠茶約占34%,“紅茶與綠茶的地位發生了逆轉,英國人選擇紅茶的取向已固定下來”?！?〕

19世紀中葉以前,中國幾乎為世界唯一的產茶大國,西方茶葉貿易份額幾乎為中國獨占。因此,18世紀中葉以后國際茶葉貿易格局由綠茶為主向紅茶為主的整體轉向對中國茶葉出口產生深遠影響,刺激徽商積極從事茶葉出口貿易,推動徽茶大量出口。彼時徽商不斷將松蘿茶、屯溪綠茶運往廣州,通過十三行的行商出售給洋商,從而轉口到歐美國家。荷蘭、英國、美國等國家則從廣州大量購買松蘿茶、屯溪綠茶。從1742年開始,荷蘭對華茶葉貿易中大量采購松蘿、屯綠等徽州綠茶。1742年購買松蘿茶75710荷磅,占對華茶葉貿易總量的8%。1743年采購松蘿茶193041荷磅,占總量的18.3%?！?〕該年為荷蘭采購松蘿茶數量最多的年份,此后荷蘭雖然每年采購松蘿茶,但數量逐漸減少,該國在對華茶葉貿易總量中所占比重也不斷降低。自1760年至1794年,荷蘭每年都從廣州采購屯綠,形成了松蘿、屯綠并行的徽茶出口局面。1760年,荷蘭從廣州采購51747荷磅屯綠,1761年采購屯綠28747荷磅。因受到國際茶葉貿易格局轉變的影響,1760年以后,荷蘭在廣州采辦的綠茶也逐漸減少。從1760年開始,荷蘭每年從廣州采購的松蘿茶、屯綠僅占茶葉總量的5%～10%,而武夷、工夫、小種、白毫等紅茶則占90%以上?！?〕

18世紀中葉以后,英國東印度公司雖然形成紅茶為主、綠茶為輔的對華茶葉貿易結構,但在廣州采購的松蘿、屯綠也頗多。這主要是因為采購綠茶走私到歐美其他國家能獲得巨大經濟利益。173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米德爾頓和韋塞爾兩人堅持說,“給尼什的訓令只包括供應綠茶,連續五個月都反對他的各項訂購,只承認松蘿茶一項”,那個貿易季購買松蘿茶6000擔,每擔價格在十五六兩左右,〔7〕可見,當時徽州松蘿茶出口英國頗為興旺。18世紀20年代,英國從中國進口的茶葉中50%以上是松蘿綠茶,到18世紀50年代以后,進口到英國的松蘿綠茶下降為30%,武夷紅茶上升到60%以上?！?〕1778年開始,英國逐漸在廣州采購屯溪綠茶。當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潘啟官、瑛秀、文官、周官、球秀等行商手中采購的松蘿茶和屯溪茶8000擔?！?〕1784年在廣州行商潘啟官、石鯨官、周官、釗官、鵬官等手中采購松蘿茶、屯溪茶11000擔?！?0〕1787年貿易季,從廣州運出的松蘿茶和屯溪茶多達40000擔?！?1〕

獨立戰爭之后,美國民眾的茶葉消費從紅茶為主向綠茶為主轉變。美國消費者的口味逐漸豐富化,從一味依賴武夷紅茶轉向飲用口感更加豐富的小種、白毫、熙春、松蘿、雨前、珠茶等?！?2〕徽州的松蘿、屯溪綠茶通過廣州十三行出口美國。

18世紀中葉以后,西方人飲茶習俗日趨普及,荷蘭、英國、美國等國對華茶葉貿易需求日益增長,華茶采購量不斷加大,有力地刺激了華商不斷將茶葉運往廣州出口。梁嘉彬在《廣東十三行考》說:“茶葉一項,向于福建武夷及江南徽州等處采買,經由江西運入粵省?！薄?3〕徽商將本地所產松蘿、屯溪等綠茶大量運往廣州出售,從事“廣莊”生意的徽商日益增多。

“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出自著名的茶商家族,自清中葉以來,該家族四五代人持續在廣州經營茶葉貿易。詹天佑的曾祖父詹萬榜生于乾隆十年(1745),卒于嘉慶十年(1805),其在乾隆中葉以后“貸資經商,獨償眾逋數千”,〔14〕開啟其家族在廣州的茶葉外銷貿易事業?！?5〕萬榜之子世鸞(1772—1839)繼承父業,“關外遭回祿,茶商窘,不得歸,多告貸,鸞慷慨貲助,不下萬金”?！?6〕為便于經商和子弟在僑寓地讀書仕進,嘉慶二十五年(1820),世鸞在廣東南?？h申請入籍成功。世鸞子興洪(1823—1903)繼續在廣州從事茶葉貿易。當時詹氏家族共有12個房派,其中長、二房留在家鄉,第七房分遷粵東陽江,其余九房在粵東省城居住,多從事茶葉貿易?！?7〕

婺源清華東園胡氏在乾隆以后,大量前往江西、廣州從事茶葉貿易。胡植奎父親在廣州經營茶葉貿易,娶東粵女盧氏,生植奎。植奎“年十二,習會計,于豫章出入”,其后繼承父業,繼續從事茶葉貿易,“由是經商東粵,時往來存問”?！?8〕嘉慶、道光之際,胡承合(1794—1845),“謀生理于江右,持籌握算,積余資業茶東粵”,〔19〕“以茶業益大其家,自是新堂宇,拓田園,入資為國子生,復由國子生轉貢生”?！?0〕胡高端(1744—1802),以經營茶行為生。高端子大榜(1781—1820),“承襲祖業,業茶為生”;大榜長子仕德(1803—1850),“自父棄世,箕裘克紹,家業光前,商茶往來粵東十有余載”?！?1〕祖孫三代持續在廣州進行茶葉貿易。

歙縣茶商是徽州茶商中的一支勁旅。嘉慶前期,歙縣人江紹蓮云:“北擅茶荈之美,近山之民多業茶,茶時雖婦女無自逸暇?！ㄖ奚?業鹽而外,惟茶北達燕京,南極廣粵,獲利頗賒。其茶統名松蘿。而松蘿實乃休山,匪隸歙境,且地面不過十余里,歲產不多,難供商販。今所謂松羅,大概歙之北源茶也。其色味較之松羅,無所軒輊,故外郡茶客胥販之于歙,而休山轉無過問者矣?！薄?2〕可見,歙縣茶商在北京、廣東等地的茶葉貿易頗為興盛,販運松蘿茶的利潤也較為豐厚。

道光十七年(1837),英國怡和洋行商人查頓與廣州十三行行商安昌行簽訂購茶、存茶合同,“恒義二五箱屯茶二百一十件”?！?3〕道光十八年(1838),英國怡和洋行從徽商溥馨茶號采購茶葉,雙方約定:“和平茶一千六百簍,約共八百擔,言明每擔(無餉)價銀四兩五錢正,限至七月尾陸續交足,即收到定銀一千五百元,其余俟貨交到之日,一色找楚,不得至誤”?！?4〕同年,英國商人查頓在行商仁和行那里購買“和順長箱屯茶二百七十件、錦美斗箱屯茶九十八件”?！?5〕這些都反映出鴉片戰爭前夕,徽商將屯溪綠茶運至廣州,通過行商轉售給洋商的貿易不斷發展。

雖然當時包括徽茶在內的華茶出口歐美興盛一時,徽州茶商由此發家致富者甚多。從19世紀初開始,廣州十三行行商的資金日益短缺,周轉不靈,紛紛向洋商借貸,由此陷入日益嚴重的債務危機,影響了茶葉出口貿易?！?6〕徽商多將茶葉販運給行商,通過行商轉售給洋商,因而行商的商業困境直接影響了徽商茶葉貿易。其中又以婺源靝馨號茶商和徽商劉徳章創辦的東生行盛衰軌跡尤為典型。

嘉慶年間,婺源靝馨茶號洪氏茶商在廣州從事茶葉貿易達數十年,“父親提辦全泰字號來廣,二十余年;又接手經營,于今五十一年”,經營松蘿茶和靝馨、馨馨、慶馨、龢馨、惟馨各字號熙春茶,“除納息之外,年年頗沾微利”。但在嘉慶十四年(1809)以后,該茶號在對外貿易中一直虧損。嘉慶十六年以后,該商每年收到英國東印度公司訂單銀,采辦三四千件松蘿茶。但因資金有限,多借款辦茶,結果“年年拕利,互相滾賠,共計約虧去三萬。再加二十二、三兩年,屯茶又賠蝕一萬余兩之多”。因虧損過大,洪氏茶商十分沮喪,“如此虧空重大,毫無花費分文,自知年已七旬,命途多蹇,欠債又深。計欠廣東銀一萬九千兩,江西及南雄、韶州等處一萬一千余兩,休寧七千七百余兩,婺源家鄉五千五百余兩。諒難借本經營,籌劃無法,只得盤算不得已歇業倒帳”。嘉慶二十三年(1818)虧損最多。當年該商號“接辦屯茶三千件(連同孚五百在內),連正、皮茶共過本四萬二千零,內蒙付定單銀一萬五千,另借本二萬七千零,凈賠本利九千二百余兩”?！?7〕向英國東印度公司求助無果,該商號茶商不久之后倒閉歇業?！?8〕

19世紀開始,廣州貿易行商提供的出口茶葉多集中在福建的武夷、工夫和屯溪茶等種類,“行商經常拒絕包括其他任何種類”?！?9〕當時經營屯溪茶的為怡和行、麗權行、廣利行和東生行四大行商,四家占據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廣州采購屯溪茶貿易額的一半以上。這些行商大多從徽商手中采購屯溪茶,其中東生行由徽商劉德章開設,1828年采購的屯溪茶達到頂峰的10000箱?！?0〕彼年東生行的行商劉東給英商的信中說:“承問徽茶一節,今五月初四日,徽州洪水漲發,茶葉被沖,尚屬有限,諒不至有礙。昨彝山客人來信,據云今歲頭二春茶價,比舊歲貴一兩有零。其茶因雨水太多,茶身未免稍粗。三春豐熟,比前價略松一兩?！薄?1〕可見,當年因雨水過多,東生行的徽茶和武夷茶生意受到一定影響。僅僅兩年以后,即道光十年(1830),徽商開設的東生行陷入巨大的財務危機。英國東印度公司大班向兩廣總督呈文,要求地方官府幫助追討東生行商欠?！?2〕兩廣總督李某發文指出,“東生行既系該職員先人遺業,前曾在行幫辦理。今被夷人指控私攜銀兩歸家,責無旁貸,應即幫同劉東實力清理,并將各夷賬銀兩上緊,設法措還,不得藉詞諉卸”,要求東生行償還債務。但因欠款多達數十萬,東生行無力償還,最終倒閉?！?3〕十月初八日,南海知縣發布告示,查封東生行的行棧、房屋產業,“交眾商變賣,先完餉項,次及夷欠”。剩下債務則由“眾洋商在洋行公用銀兩,分限攤還”?！?4〕東生行的盛衰可謂當時徽商茶葉貿易興衰的一個縮影,折射出廣州貿易繁榮背后暗含巨大的商業風險。

婺源商人程廣富,早年在蘇州經商,隨后將蘇州生意交給二弟、三弟打理,他則回婺源,“就近業茶,漸致贏余”,〔35〕從事茶葉生意,并由此起家。婺源茶商王邦達,在澳門從事茶葉貿易長達46年之久,在道光二十四年(1846)與荷蘭領事進行茶葉貿易,當時“包種茶五百六十件,小種茶八百件,即將船主收茶單轉交大班”,后因錢款問題產生糾紛?！?6〕由此可見,五口通商之前,徽商不僅在廣州從事茶葉貿易,而且還在澳門進行茶葉貿易。

二、短暫繁榮:五口通商初期的徽州茶商貿易

五口通商打破了廣州貿易體制局限,西方國家擴大了對華貿易范圍,極大地刺激了華茶出口貿易。至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漢口開埠,洋商可以深入內地進行茶葉貿易,促使華茶出口貿易迅猛增長而一度興盛?；詹枳鳛槿A茶中品質最優者之一,兩次鴉片戰爭極大地促進徽茶外銷,徽州茶商力量日趨壯大。1848年11月4日,英國植物學家羅伯特·福瓊喬裝打扮,深入徽州綠茶區考察。他描述屯溪當地茶葉貿易的景象:“屯溪據估有15萬人,最大宗的貿易物品就是綠茶。這兒有很多大的茶葉商,他們從茶農或和尚手中購買茶葉,然后進行加工與分類,把茶葉分成不同的批次,運往上?；驈V州,在那兒再賣給外國商人。據說每年屯溪要運出七八百批次的茶葉?！薄?7〕對此,夏燮在《中西紀事》中指出:“徽商歲至粵東,以茶商致巨富者不少,而自五口既開,則六縣之民無不家家蓄艾,戶戶當壚,贏者既操三倍之賈,絀者亦集眾腋之裘。較之壬寅以前,何翅倍蓰耶?！薄?8〕明確說明五口通商以后,徽商販茶到廣東貿易更為興盛的景象,以茶發家致富的比比皆是。

晚清時期,績溪茶商頗為興盛,活躍于各大通商口岸。對此,近代學人胡祥木曾說:“吾鄉人多操茶業,僑上海,道咸間稱最盛。近則惟汪裕泰、程裕和二肆魁,其曹偶余者皆自鄶以下焉?！蓖粼Ｌ┎杼柧褪亲顬橹拇碇?。其創始人汪立政(1827—1895),13歲時到上海當學徒,積累一定資本,于道光三十年(1850)在滬南創設汪裕泰茶莊,“所業隆隆日上,聞譽交馳,前后三十年間相繼于上海、蘇州、奉賢等處創列九肆”?！?9〕由此可見,汪立政抓住五口通商之后茶葉外銷的有利時機,創辦汪裕泰茶莊并迅速獲得發展。歙縣芳坑江氏茶商此前在廣州經營茶葉貿易,五口通商之后,茶葉外銷日盛,江氏茶商同時在廣州、上海經營外銷茶,獲利頗豐。

現代著名學者胡適出身于茶商世家,其家族的茶葉貿易歷程在徽州茶商家族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胡適父親胡傳(1841—1895)在自傳年譜中說:“余家世以販茶為業,先曾祖(瑞杰)考創開萬和字號茶鋪于江蘇川沙廳城內,身自經理,借以資生?！庇纱碎_啟該家族的茶葉生意并傳承數代。胡適曾祖胡錫鏞子承父業,繼續在上海川沙地區經營茶葉貿易。胡瑞杰、胡錫鏞的茶葉經營時間集中于乾隆末年至道光中葉。胡適祖父胡奎熙、父親胡傳兩代人的茶葉貿易應系鴉片戰爭前后至19世紀60年代。因胡錫鏞去世較早,胡奎熙成年后就接手茶葉生意并使其日益興隆,“每歲之春必歸里采辦各山春茶”?！?0〕道光二十三年(1843),胡奎熙在上海開設茂春茶號。咸豐三年(1853),上海受到小刀會起義影響,胡奎熙在寶山高橋鎮避亂,并重新開設茂春茶號。起義被鎮壓后,胡奎熙在上海大東門外重開茂春字號茶鋪。咸豐七年(1857),他又在大東門內魚行橋頭添設茂春西號茶鋪;咸豐八年(1858)在川沙北街開設嘉茂字號茶鋪,每年皆獲利頗豐?！?1〕胡奎熙不僅販運徽茶,而且還在皖南寧國等地采辦茶葉,運到上海出售。咸豐九年(1859),胡傳跟隨父親到寧國山中采辦山茶?！?2〕胡適父祖輩抓住五口通商之后西方國家大量購買華茶的有利商機,數代成員業茶于滬上,集中體現了徽商敏銳的商業眼光與堅韌的從商精神。

道光二十五年(1845),歙縣茶商畢體仁的叔祖畢鉅典接手家族的茶葉生意,將“傍余基地興造包廂樓屋,以便加鍋添做洋莊箱茶,而本行用息較前益加倍進。通盤劃算,似屬合宜”,轉而經營洋莊茶生意。為此,畢鉅典擴大行屋規模,添設制茶設備,“核計通直,五間包廂樓屋并添茶鍋一切經費約需錢陸百余千文之譜,家下資斧不足,比蒙張號允借錢三百千文,議定一分一厘行息立券,將下年應得用息錢按月償利,陸續撥本,至道光二十九年已將借張號款本息完清?！庇纱丝梢?畢氏茶商不僅擴大了茶葉經營規模,償還了債務,而且還獲得一些利潤。咸豐二年(1852),畢氏茶行進一步升級,將茶行前進屋宇拆除改造,擴大門面,增加曬場,花費不少,“需費一切,計用去錢四百余千文”?！?3〕畢氏茶商兩次擴大茶葉經營規模顯然與五口通商之后帶來的巨大商機有關。

道光末年,祁門茶商胡元龍協助父親胡上祥開山種茶,“入山雇工種茶萪、茶子,以為養老計”。在咸豐二三年之時,獲得五六百兩的收入,從而在貴溪村“半山建造培桂山房”,開設日順茶號,擴大經營規模?！?4〕婺源茶商在五口通商之后也獲得新的發展,不僅繼續在廣州貿易,而且也在上海經營茶葉外銷生意,實力較為雄厚。例如,俞文誥“佐父業茶于粵東,積資百萬”;俞起鸞“承父茶業,客粵東,粵俗繁華,不為所染”?！?5〕臺灣學者陳慈玉也說:“徽州商人的茶業活動主要是由婺源商人所擔當的,而在所有徽商活動之中,茶業比重之增大,與徽商之中婺源商人的地位之提升有關聯?！薄?6〕

鴉片戰爭以及隨后的五口通商仍舊無法滿足西方國家對華茶的巨大需求,為追逐商業利益,西方商人冒險深入尚未開埠的內地茶區采購茶葉。咸豐十年(1860)冬,英國怡和洋行商人顛地進入江西,先經過河口,然后到達景德鎮,隨后赴屯溪、婺源一帶收購茶葉?！?7〕咸豐十一年(1861)五月,九江關監督稱,怡和洋行原本打算到義寧州采辦紅茶,但因當地附近有太平軍活動,改到南昌府吳城鎮租棧收買茶葉。同時,英國寶順洋行與美國瓊記、旗昌洋行沒有任何憑照,但卻陸續前赴吳城鎮辦茶。不僅如此,“洋商自在九江向內地商人買茶者,又有商人采辦徽茶,由饒州來至九江者”?！?8〕英美商人在長江內河開埠前深入內地茶區采辦徽茶,顯系違反條約規定的不法行為。

所謂“有商人采辦徽茶”者,系指祁門紅茶創始人之一的黟縣茶商余干臣。關于其人來祁門從事茶葉貿易尤其是改制紅茶的時間,學界普遍認為是在光緒初年。事實上并非如此,從新見的總理衙門檔案來看,早在咸同之際,余干臣就到祁門從事茶葉貿易,而且當時他還假冒洋商之名,行私茶貿易之實,逃避厘捐,并由此引發中外貿易紛爭,系以典型的奸商形象呈現世人。

祁門知縣史懌悠在咸豐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到任后,隨即開始盤查祁門當地茶葉貿易情況,并向上司稟報:

該縣出產茶葉,向系由商人采買,挑至屯溪裝箱成引,完納厘捐,運至上海銷售。本年浙河不通,商人私由祁門西南鄉,運至江西九江售賣,本地應完厘捐,兩次皆已偷漏。該令八月十三日到任后,使得查悉,因點明未出境之茶,尚有二十余引,令其照完厘捐,方準起運,并查得該縣程村碣地方,有黟商領廣客資本,開設寶順茶號。本年獲私茶之利最多,因令捐銀五千兩,借助餉需等情?！?9〕

上揭祁門知縣的奏報顯示,祁門的茶葉通常由茶商采買,販運到屯溪裝箱,完納厘捐。但在咸豐十一年,因新安江水運不通,茶商私將茶葉由祁門西南鄉經閶江運至江西九江發賣。史知縣上任后,查明此事,發現黟縣商人領“廣客資本”,在南鄉程村碣私自“開設寶順茶號”,進行私茶貿易。因當時正處太平天國戰事期間,軍餉匱乏,于是祁門知縣令其捐銀五千兩以助軍需。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兩江總督曾國藩在給總理衙門的奏折中稱:

據護江西九江道蔡錦青稟稱,本年九月十九日,準英國駐札九江領事官佛禮賜照會,內開寶順洋行在徽州祁門縣地方租設棧房,采買茶葉。今有祁門縣知縣史懌悠,突于八月二十四日,帶回差役,到棧假托稽查,平空訛索,捏稱漏稅,即將棧中茶葉盡行封住,隨將司事人余干臣等,趨押而去,逼勒捐輸銀一萬兩。因查厘金一款,隨處完捐,均是報效。本年茶葉運赴九江碼頭,所有捐厘一事,由景德鎮每擔捐銀一兩四錢,堯山每擔捐銀二錢,湖口每簍六十五斤,捐銀二錢。該行厘遇卡即完,并無偷漏情弊。至在棧之茶,尚未出門,不得謂其漏稅而封,且和約規條具在,所有內地出口各貨抽厘,俱照出口關稅減半。茶葉出口,例稅每百斤納銀二兩五錢,遵照稅則,減半完厘計算,已有盈無絀。該縣何得又平空勒索,妄加例外之捐,實屬不曉事務,有礙通商章程。用特照會,請煩查照,希即轉移皖南道速飭該縣,將訛索英商寶順洋行銀貨,尅日發還。倘有疏虞,決不干休,毋任阻擾,致干和好等因到道,準此卑護?！?0〕

在上引曾國藩的奏折中,當年八月二十四日,祁門縣知縣史懌悠以偷漏稅的名義,將所謂在祁門開設棧房的“寶順洋行”的茶葉及司事余干臣押解,并要求其捐輸銀一萬兩。英國駐九江領事官佛禮賜獲悉此事,立即向九江道員蔡錦青提出強烈抗議,稱寶順洋行“厘遇卡即完,并無偷漏情弊”,且其貿易是符合第二次鴉片戰爭后與清政府簽訂的“和約規條”的,因此,祁門知縣的這種行為是“平空勒索,妄加例外之捐,實屬不曉事務,有礙通商章程”。不僅如此,英國領事官還以照會的名義發文,要求清廷查辦此事,將“訛索英商寶順洋行銀貨,尅日發還”,態度十分強硬。

九江道員收到英國領事官的照會后,覺得事情十分棘手,立即向兩江總督曾國藩奏報:

道查祁門縣系安徽省所轄,該縣知縣史令查封寶順洋行茶葉,系因何事而起,無從知悉,有無逼勒捐輸情事,亦系該洋商一面之詞,既準照會到道,理合據實稟明,俯賜札飭祁門縣史令,查覆飭知到道,以便轉復佛領事,遵照等情?！?1〕

收到九江道員的奏報后,曾國藩立即向總理衙門奏報此事。曾國藩的這道奏折拉開了調查中外貿易紛爭的序幕。

清代從事茶葉貿易需要在牙行領取牙貼,獲取經營資格,在相應部門領取茶引后才能進行茶葉販運。若沒有履行上述手續,則是私茶貿易,需要受到懲處。鴉片戰爭后,西方經濟勢力不斷滲透中國各地,按照條約規定,洋商在內地采辦茶葉、租設行棧,也需要由該國領事與地方官進行商談,進行備案并獲得許可后,洋商才能到內地租設行棧、販運茶葉。若洋商沒有履行這些手續,則地方政府不準洋商“租地造房”,目的是“以杜內地奸商假冒影射之弊”。而咸豐十一年,在祁門程村碣地方私自開設的寶順茶號并沒有“洋商設棧明文”,被祁門知縣以販運私茶之名查辦。知縣旋即要求黟縣茶商余干臣輸捐,他就聲稱該號為“洋商開設”,曾國藩懷疑“恐系內地商人串通冒認”,要求皖南道員負責查辦此事:

如所捐系黟商之銀,不與洋商相干,應無庸議。若所捐果系洋商之銀,再行酌核退還,仍候分咨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總理各口通商事務,與各國明定章程。此后洋商在內地設棧置貨,必須由領事官與地方官會商,先行呈報,以杜弊端,而敦和好。仰即轉復佛領事知照,仍候撫部院批示,并錄報查考繳印發,并分飭署皖南道姚道體備,署祁門縣史令懌悠外,相應咨明。

此后,總理衙門、兩江總督、江西巡撫、祁門縣、英國領事館等中外衙門之間圍繞這場茶葉貿易爭端反復調查、討論。

十一月十二日,總理衙門給英國發出照會稱:

現準兩江總督曾咨稱,內地奸商設立行棧,往往假冒洋商為名,諸多弊端,請與各國明定章程。此后洋商在內地設棧置貨,必須由領事官與地方官會商,先行呈報,以杜內地商人串通冒認等情,前來相應照會,貴大臣通飭各處領事官,曉諭各商人。嗣后,如有洋商在內地設棧置貨,必先報明領事官,由領事官轉報海關監督,交地方官存案,以便稽查。中國定必按照條約辦理,倘不先期呈報,無論華商、洋商,所有一切捐輸、抽厘,均照內地章程辦理,庶幾內地奸商不致假冒洋商為名,從中作弊,請煩貴大臣查照施行?！?2〕

從這份照會中可知,經過一番調查,清廷認為內地奸商多假冒洋商的名義進行茶葉貿易,要求洋商今后在內地設棧辦貨需要走官方程序,由該國領事官轉報海關監督,交地方官備案。

收到總理衙門的照會后,英國領事館頗為不滿,于十一月二十九日給總理衙門發出照會聲稱:

來文內開兩江總督曾咨稱:內地奸商假借外國商名,開立行棧,期免抽厘等項一節。此事曾大人所指何處而言,本大臣實難分曉。若論內地城鎮,則約內本無外商進內開行之條。若論各口,則地方官宜將某行是否洋商所立,向該國領事官一詢便知。本大臣之見,此等情弊,原無英商在內,合俟曾大人詳加確查轉咨,以便查辦?！?3〕

在這份照會中,英方不僅要求清廷進一步調查是否真實存在內地奸商假冒洋商名義開設行棧的事情,并就行棧是否為洋商所開,向該國領事官詢查。同時,英方對曾國藩提出的“內地奸商假借外國商名,開立行棧,期免抽厘”的指控加以否認。

收到英國照會后,總理衙門在給英國回復的照會中稱:

查英國條約第九款載:英國民人準聽持照前往內地各處游歷、通商,并無準在內地賃房設棧之語。第十二款載:英國民人在各口并各地方租地蓋屋,設立棧房等語。所謂各口者,如上海之吳淞?？谝?。所謂各地方,系指附近?？?或府或縣之地方而言,如上?？h之城外是也。條約只有各地方三字,并無內地字樣。今祁門縣程村碣在徽州府境,系屬內地,非洋商應設棧房之所,英領事言寶順洋行,在祁門租設棧房,實與條約不合。至茶葉出口稅,每百斤納銀二兩五錢,如洋商自赴內地置買,應納內地關稅,但須在所經第一子口,呈單報驗貨數,請領運照,沿路驗放。至最后子口報完內地半稅,茶葉百斤納銀一兩二錢五分。洋商錙銖必較,豈肯遇卡捐厘,至一兩九錢余之多。誠如曾大臣來咨,恐系華商串通洋商冒認,慫恿領事出頭爭論。此案應由曾大臣飭查明確,酌量核辦。惟外國商人止準赴內地游歷、通商,不得在內地賃房設棧,似應申明條約,立定章程,擬請貴總理衙門照會英、法公使,通行各口領事,轉飭洋商,一律遵照,并擬請俟接據英法照覆后,再給美國公使蒲姓照會一分,發交本署大臣轉遞,令其一體通行,各領事轉飭遵照。為此,咨呈?！?4〕

這份照會重申外國商民有在中國內地通商口岸游歷、經商的特權,而不準其在內地即未開通商口岸賃房設棧。按照中英《北京條約》第九款、第十二款規定,外國商民只允許在通商口岸,及各地方游歷、經商,并不準在未開通商口岸開設行棧,進行貿易活動。祁門縣程村碣為深處內地的徽州府山區,并非已開通商口岸,因此,英國領事官所言洋商開設的寶順洋行,在祁門開行設棧,與中英雙方已簽訂的條約相背。所以,總理衙門要求照會英法公使,要求洋商一體遵照,并再次重申洋商不得在內地未開通商口岸開設行棧。

其實,早在咸豐十一年六月,英國商人就違反條約,私自在江西南昌府吳城鎮開設棧房,他們“或停泊河干,或游行鎮市,或住宿洋?！?。當時的江西巡撫毓科對此感到憂慮,要求凡在吳城鎮的洋商,必須隨時通報,并查驗其是否有護照文憑?！?5〕

同治元年(1862)二月初四日,總理衙門在給江西巡撫沈葆楨的下行文書中稱:“惟吳城鎮地方,并非通商口岸,應不準其設立行棧。本衙門前因兩江總督咨稱,有安徽黟商在祁門縣設立行棧,而英國領事乃出為承認,稱系洋商開設一案。經本衙門照會英國公使,旋據照覆內稱,內地城鎮,約內本無外商進內開行之條。此等情弊,原無英商在內等語?！薄?6〕在此,總理衙門將洋商在吳城鎮開設行棧的行為,與此前黟縣茶商余干臣假冒洋商之名,在祁門縣程村碣地方開設行棧的事情相提并論,其目的則是為強調洋商此種行為均是違法的。

經過中英雙方多次來回商討之后,同治元年二月初五日,總理衙門就咸豐十一年雙方因在祁門縣境內發生的寶順茶號貿易爭端一事,向英國政府發出照會?，F將其文字抄錄如下:

二月初五日,本衙門發英國照會,前準兩江總督曾咨稱,內地奸商設立行棧,往往假冒洋商為名,經本爵于上年十一月十二日,照會貴大臣,設法分別,以免奸商假冒。旋準貴大臣照覆內稱,內地城鎮,則約內本無外商進內開設行棧之條。若論各口則地方官易將某行是否洋商所立,向該國領事官一詢便知等情弊,原無英商在內,合俟曾大人詳加確查轉咨,以便查辦等因前來。本爵當即行文兩江總督,令其查辦。嗣據覆稱,徽州祁門縣程村碣地方,有黟商開設茶行,偷漏厘捐。經地方罰令捐銀五千兩,而貴國領事官佛照會九江道則稱:該茶行系寶順洋商開設,該縣妄加格外之捐,請將銀貨發回等語。

本爵查祁門地方,距長江口岸甚遙,系屬內地,并非外國商人應設行棧之處。該領事索還捐銀,自系受內地奸商蒙蔽。為此,照會貴大臣,即煩轉飭佛領事,查照條約,及貴大臣前次照覆所稱各等語辦理,勿為內地奸商所蔽,庶不致與條約相背。又現據江西巡撫文稱:去年六月后,有洋商在吳城鎮開設棧房等語。查吳城鎮系南昌所屬,亦系內地城鎮,并非通商口岸。洋商不應在彼開設行棧,相應一并照會貴大臣,轉飭駐札,九江領事官,查明吳城鎮是否有洋商開設行棧。如有國有此事,亦應查照條約,及貴大臣前次照覆所稱各等語,曉諭該洋商等,勿得在吳城鎮開設行棧,并希飭令各口領事官,曉諭各口商人,均不得在內地城鎮有開設行棧之事,以符條約。惟此事系去年六月以后之事,至今始行,查明呈報,該地方官實屬不明條約,疏于查察,除將該地方官議處外,所有該該處領事官,及洋商人等,亦應由貴大臣飭辦。俾得兩相遵守,以免紊亂條約。是為至要。

從這份照會文字可以看出,咸豐十一年所謂的中英雙方的貿易爭端是因黟縣茶商假冒洋商名義,在祁門地方開設寶順茶號,中外商人相互串通,偷漏厘捐,從而引起中英兩國貿易爭端。

因此,早在咸同之交而非光緒初年,黟縣茶商余干臣就曾與英商串通,假冒洋商名義來祁門縣開設行棧,進行不正當的茶葉貿易。同時,此前學界對余干臣商業貿易多是正面評價,強調其創制祁門紅茶所帶來的變革意義。但從檔案資料來看,余干臣唯利是圖,為牟取暴利而不惜與洋商串通,其負面商業形象躍然紙上。卞利教授曾撰文指出,徽商在徽州本土和域外呈現出正負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57〕而祁門紅茶早期創始人之一的余干臣則為徽商的負面形象提供了絕佳注腳。這些都說明,在長江內河正式開埠前,因經營外銷茶有很大利潤,中西商人在茶葉經營上互相勾結,同時也折射出徽州茶商善于把握世界市場茶葉貿易發展的新趨勢。

三、挑戰與機遇:國內外局勢變動與徽州茶商的復興

19世紀中葉,國內外復雜局勢給華茶和徽商帶來巨大的商業挑戰。就國內來說,咸同兵燹使江南地區和徽州本土都慘遭戰火洗劫,正常的社會秩序和商業活動無以維系,徽商資本多被劫掠,茶葉經營被迫中斷。從國際方面來看,中國茶葉出口日益遭到印度、錫蘭等英屬殖民地所產紅茶和日本綠茶的強烈沖擊,在歐美市場的份額逐漸被他國茶葉擠占。同時,伴隨著國際茶葉貿易重心整體由綠茶向紅茶轉變,國際上紅茶貿易迅猛發展,客觀上推動紅茶制造技術在國內不斷傳播,紅茶產區由此日益擴大,給徽商的茶葉經營帶來新的機遇。為順應國際茶葉貿易格局的發展變化,徽州茶商迎難而上,追求創新,創制出黃山毛峰、祁門紅茶等新的茶葉品牌,在時代賦予的挑戰與機遇的夾縫中走向復興。晚清以后,徽商在食鹽、典當、木材等傳統行業經營中逐漸衰敗,徽州茶商由此成為引領近代徽商群體發展變遷的核心力量。

(一)挑戰:海外茶葉的競爭與咸同兵燹的沖擊

19世紀中葉以后,華茶在國際貿易中逐漸受到印度和錫蘭紅茶的沖擊。筆者對1859至1895年英國進口茶葉數量進行統計,如圖1所示:

資料來源:1859—1886年印度茶葉數據來自Tea,1888,pp.116—117;1887—1895年印度茶葉數據來自陳慈玉:《近代中國茶業之發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39、243頁。華茶數據來自陳慈玉:《近代中國茶業之發展》,第238-239、243頁。錫蘭茶葉數據來自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料》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81頁。

從圖1可以看出,19世紀中葉以后,英國進口的華茶(主要是紅茶)、印度茶和錫蘭茶呈現出此消彼長的關系。具體來說,1863年以后,華茶出口英國數量出現波動性上升,到1874年出現第一個低谷,1875年達到歷史最高峰,此后開始呈現波動性下降。與此相比,印度茶出口英國數量從1859年開始逐漸上升,1875年以后整體上升幅度進一步增大。到1889年,英國進口的印度茶數量開始超越華茶且繼續保持原有上升幅度,在國際市場上對華茶造成嚴重沖擊。

19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英國不僅扶持印度茶葉,而且也積極扶持錫蘭茶葉發展。自1876年開始,錫蘭茶葉在英國茶葉市場銷售量不斷增長,1888年以后整體開始大幅度上升,已對華茶構成實質性威脅。民國初年,茶學家程天綬指出:“錫蘭植茶,始于光緒二年,其歷史最短,而其進步則最速?！叔a蘭雖為后起之秀,然其制茶之精良,頗邀時譽,產額以紅茶為大宗,綠茶則頗少,暢銷于各國之范圍頗廣?！薄?8〕錫蘭茶葉發展之快,對華茶沖擊之嚴重可見一斑。

從上述分析可知,1875年對于華茶出口英國貿易而言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即由此前的整體上升趨勢轉入整體下降趨勢,并逐漸受到印度茶、錫蘭茶的不斷沖擊。19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以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主導以紅茶貿易為主的國際茶葉貿易新格局,在挑戰中國茶葉出口貿易的同時也帶來新的機遇。

十分不幸的是,當印度、錫蘭紅茶沖擊中國紅茶國際貿易市場的同時,日本綠茶也在不斷沖擊中國綠茶在美國的市場,造成中國綠茶出口不斷下降甚至出現滯銷的困境。筆者對1859—1882年美國進口中國和日本綠茶情況作了統計,如表1所示:

表1 美國進口中國綠茶、日本綠茶數量統計表(1859—1882) 單位:磅

從表1可以看出,1859—1882年,美國進口中國和日本綠茶數量整體呈現出此消彼長的態勢,中國綠茶在美國市場日益遭受日本綠茶的沖擊。具體來說,1860年開始,美國進口的日本綠茶整體不斷增長,在1863—1864年突破200萬磅,在1868年已突破1000萬磅,開始對中國綠茶在美國市場構成實質性威脅。尤其在1874—1875年,美國進口的日本綠茶數量接近2200萬磅,首次超過中國綠茶的進口數量,并于此后在美國占有份額的增長速度更快,取得壓倒性優勢。換言之,1875年左右對于華茶出口美國貿易也是一個分水嶺,中國綠茶在美國市場的優勢逐漸被日本綠茶擠占,已成江河日下之勢。

綜上所述,18世紀末以來逐漸形成以紅茶為主的國際茶葉貿易新格局在19世紀以后不斷得到增強。尤其是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華茶在國際市場中不斷受到印度、錫蘭和日本等國茶葉的沖擊,華茶出口貿易日趨衰落。

19世紀中期的咸同兵燹使徽州本土、江南、閩粵地區都遭受戰火打擊,徽州茶商的茶葉貿易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咸同年間婺源慘遭戰火洗劫,婺源茶商受到重大打擊。胡起彬(1833—1876),“時父以下,不下十數人,東西趨避,用度日繁,倍形困憊”,為解決家庭生計問題,遂與人合伙從事糧食貿易,逐漸起家。他雖身處亂世,但志向高遠,有感“近世起家多從茶業,因業茶,不期茶大失利,旋販木于浙之靈湖,以圖恢復”,但“淹滯數年,資斧盡喪,素手歸來,才經兩載,抑郁成疾,赍志以終”?！?9〕胡華鏞(1824—1880)活躍于咸同年間的商場,其祖上三代經營糧食貿易。到華鏞時,他除繼續糧食生意外,還與人合伙從事茶葉貿易。但在咸同兵燹期間,“起家半由茶業,因失利,遂絕志,或聘同事固,固辭。舊歲,茶遭大厄,而虧利虧本者,靡不垂頭喪氣”?！?0〕婺源胡旺中(1825—1901)于咸同年間“業茶業木,并顧兼營。久之,茶既失敗,木又虧損,始蕭然,無復有湖海志”,〔61〕戰亂造成其茶葉、木材生意虧損嚴重,遂從商海退隱。

前述胡適祖父胡奎熙的茶葉貿易雖然在五口通商之后一度興盛,但當戰火波及徽州和上海之后,其茶葉生意受到重創。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太平軍攻占川沙、寶山,胡奎熙和胡傳在兩地經營的兩處茂春茶號被毀。同治元年,上海到績溪的路途被戰亂阻斷,胡氏家族“家中前年所購茶百數簍,被賊掠去,其貲本及屢次避亂遷徙之費,共計二千八百金”,〔62〕茶葉經營無法維系,胡傳家人被迫開始逃難生活。

當然,咸同兵燹并未造成所有徽商生意都萬劫不復,在此期間發家致富者也偶有人在。婺源茶商胡宏楷壯年“疊業茶務,獲白金。由是構新居,置田產,納粟,貢成均”?！?3〕但在戰亂中能發家致富的僅是少數,絕大多數茶商都陷入困境。

(二)機遇:國際茶葉貿易格局的新轉向與徽州茶商的復興

面對國際局勢的新變化,徽州茶商積極尋求新發展。主要表現有二:一是根據清廷政策,及時轉換茶葉貿易口岸,將茶葉貿易從廣州逐漸轉移到上海;二是迎合國內外市場需要,結合徽州本土茶葉的資源優勢,注重制茶技術的革新,創制黃山毛峰、祁門紅茶等新的茶葉品牌,極大滿足國內外茶葉市場需求,使徽州茶葉與茶商發展迎來新的契機,推動茶商成為近代徽商的核心力量。

20世紀80年代,臺灣學者陳慈玉就注意到19世紀前期國際茶葉貿易格局中紅茶取得壓倒性地位的新轉向,并認為其限制了徽州茶商的發展?！?4〕筆者認為,這一轉向促使徽州茶商審時度勢,創制新的茶葉品牌,為自身發展贏得新的契機。

黃山毛峰創始人為歙縣茶商謝正安。咸同兵燹期間,謝氏家族備受戰亂打擊,家業被毀,謝正安和弟謝正富跟著父母逃避戰火,東躲西藏。同治初年以后,動亂逐漸平息,謝正安開始經營茶葉生意,逐漸積累財富。他利用黃山周圍優越的茶葉資源,于光緒元年前后創制黃山毛峰,開設裕大茶行,將茶葉販運到上海、東北等地銷售。關于謝氏茶葉生意的興起發展,謝正安長子謝大均在民國九年(1920)的鬮書中說,“溯自幼年習易于潛口,恪守店規,及壯經理茶務于本里。數十年來,先父創于外,余襄于內。薄置山場田產,興養開墾,克成實業,一切謹遵遺訓,不敢有違”?！?5〕其家族茶葉創制發展之艱辛由此可見一斑。謝正安也在皖北運漕新街開設謝永馨店,在柘皋鎮北門開設天成茶葉店,兩處后又各設分店,可見當時茶葉外銷形勢大好。宣統元年(1909)的分家書中,謝正安叮囑“裕大和記號內所制洋莊做茶家俱全堂存公,以備做茶公用”,可見洋莊生意在謝氏家族中的地位。黃山毛峰的經營,在謝大均這一代得到更好的發展,“數十年經商得意,名震歐洲四五載”,〔66〕經營黃山毛峰的謝裕大茶行聞名遐邇。

前文已提及,祁門紅茶創始人之一的余干臣于咸豐十一年到祁門南鄉為英國寶順洋行收買茶葉,此時正值祁門紅茶萌芽于亂世之中,影響有限。當時國際茶葉貿易中以紅茶為主,進一步刺激紅茶制造技術在國內傳播,促進紅茶產區不斷擴大。祁門紅茶制造技術來源有二:一是學習寧紅制法,以胡元龍為代表;一是學習閩紅制法,以余干臣為代表。民國調查報告也說:“安徽向制青茶,改制紅茶實肇始于建德。當民國紀元前三十七年,即有黟縣人余姓在建德堯渡街地方設紅茶莊,試制紅茶。翌年,即往祁門設子莊,勤導園戶釀色遏紅諸法,出高價收買紅茶(指毛紅茶)。第二年,即在祁門西鄉閃里開設紅茶莊。祁人胡君仰儒,本南鄉大園戶也,特自制紅茶以為之倡,此為徽茶改制紅茶之始?！薄?7〕

胡元龍和父親胡上祥在咸豐年間開山種茶,逐漸積累資本。光緒元年(1875)前后,胡元龍請江西寧紅制茶師舒基立來改制紅茶,獲得成功,“建設日順茶號,及承綸堂、居仁堂,種種基業,皆我父子兄弟半生日夜辛勤,備嘗艱苦,始得臻此完美?！薄?8〕黟縣環山人余光奎,幼年在建德經營茶葉,隨后到江西義寧州學習紅茶制法,觀察到當地茶質不如祁門之茶,于是建議祁門茶商改制紅茶,沒能得到采納。余氏回到黟縣立川,請其宗育之出資,光奎代為經營,“后果得外人鑒賞,獲利倍蓰”,此后茶商紛紛改制紅茶,祁門紅茶逐漸聞名于世界,后人評論“開祁茶之利源,始余育之,而獻議經辦,實公之首功”?！?9〕

因國際貿易中紅茶十分興盛,很多徽商紛紛從事紅茶貿易?？兿枭掏蹙S達,12歲到上海程裕和茶號當學徒,但茶號老板墨守成規,僅限于本幫茶生意。王維達建議該茶號將茶葉“推廣至山東青島一帶,傾銷俄羅斯國”,因“以信實招來,店務日起”?！?0〕婺源茶商俞嘉法“奔勞湖海,跋險山川,江西、廣東之地,寧波上海之區,皆嘗托足貿易焉……江西義寧州土產紅茶,我婺商畏其途遠,不敢問津,翁獨囊貲赴寧采辦,以為之倡。后之婺商接踵至寧者,咸道翁先開通之力……以茶業積貲不下萬金”?！?1〕歙縣茶商吳士彥,“道光季年,海禁大開,益擴充實業,設莊制出口茶以換回利權,業益進,家益興,置田宅”?！?2〕黟縣茶商孫理和,“開新牌于漢鎮,他若茶香馥郁,味亦略嘗,酒釀清純……意切振興國貨,運紅茶于海參崴境,志存推廣華商?！薄?3〕將茶葉販運到海參崴,直接參與中俄茶葉貿易。祁門茶商陳麗清在光緒初年經營紅茶生意,“怡豐紅茶頭字,在漢口單價售三十七兩五錢”?！?4〕祁門茶商李訓典家族從事安茶、紅茶貿易,雖然在光緒五年(1879)“紅、安兩茶,均遭虧折,繼開景隆茶號又蒙鉅創”,但隨后在李訓典的努力下,在光緒十四年(1888)已有了不少盈余,并將之用于建造新房?！?5〕晚清時期,祁門境內已是“植茶為大宗,東鄉綠茶得利最厚,西鄉紅茶出產甚豐,皆運售潯、漢、滬港等處”,〔76〕茶葉貿易盛極一時。

四、結 語

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六七十年代,由荷蘭、英國等西方國家相繼主導的國際茶葉貿易格局呈現出從綠茶貿易為主向以紅茶貿易為主的重大轉變。在海外對華茶不斷增大的需求下,經營外銷茶十分有利可圖。在廣州貿易體制時期,徽商經營的松蘿茶、屯溪茶通過十三行出口歐美國家,茶葉貿易十分興盛,徽商由此發家者甚多。但行商資金短缺,商欠日多的商業困境也直接影響了徽商茶葉貿易。

兩次鴉片戰爭打破了原有的華茶出口貿易格局,客觀上擴大了與西方貿易往來的開放程度,短期內迅速刺激西方對華茶的市場需求,極大地促進徽茶外銷?；丈套プ∵@一新的機遇,不斷將徽茶販運到上海等地出口,迎來新的發展局面。與此同時,包括徽州茶商余干臣在內的中西商人為追逐商業利益,在茶葉經營上互相勾結,也反向折射出徽州茶商快速察覺國際茶葉貿易格局變動的敏銳眼光。但隨即而來的國內戰亂和周遭國家茶葉產品的激烈競爭,使得華茶在世界市場所占份額不斷減少,在給徽商帶來巨大挑戰的同時也蘊含著新的機遇?；罩莶枭淘趭A縫中迎難而上,主動迎合國內外市場需求,注重技術革新,創制黃山毛峰、祁門紅茶等新的優質茶葉品牌,努力爭取并拓寬世界市場空間。

在國內外經濟、政治局勢發生重大轉變的背景下,清代中后期的徽州茶商貿易經歷繁榮——受挫——復興的曲折際遇。從廣州貿易體制時期到開埠通商時期,除外貿商業中心的變更外,更是充斥著兩次鴉片戰爭及咸同兵燹等戰火的沖擊?；罩莶枭淌冀K前后相續,在歷史劇變中勇于創新而走向復興,成為引領近代徽商群體發展變遷的核心力量,在推動近代中國茶葉貿易乃至近代社會經濟變遷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今后對徽州乃至近代中國茶商群體的研究中應更加注重運用全球史視野,從國內、國際市場相互作用的背景出發進行綜合考察,如此可望在將來對該群體在近代中外經濟互動中的作用與地位獲得更為深刻的認識。

注釋：

〔1〕吳仁安、唐力行:《明清徽州茶商述論》,《安徽史學》1985年第3期;張燕華、周曉光:《論道光中葉以后上海在徽茶貿易中的地位》,《歷史檔案》1997年第1期;王國鍵:《論五口通商后徽州茶商貿易重心轉移》,《安徽史學》1998年第3期;周曉光、周語玲:《近代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入侵與徽州茶商之興衰》,《江海學刊》1998年第6期;周曉光:《清代徽商與茶葉貿易》,《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3期;張小坡:《近代徽州茶商的同業組織及勞資關系處理》,《中國農史》2018年第3期;梁仁志:《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與新變——兼論徽商的衰落問題》,《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等。另外,關于徽州茶商研究綜合回顧,可參閱朱傳煒、康健:《新世紀以來徽州茶商研究回顧與展望》,《農業考古》2019年第2期。

〔2〕僅有少數學者注意到從國際貿易角度關注徽州茶商、茶農研究,如陳國棟:《靝馨茶商的周轉困局——乾嘉年間廣州貿易與婺源綠茶商》,李慶新主編:《海洋史研究》第10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393-434頁;劉永華:《小農家庭、土地開發與國際茶市(1838—1901)——晚清徽州婺源程家的個案分析》,《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美〕劉仁威:《茶業戰爭:中國與印度的一段資本主義史》,黃華青、華騰達譯,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23年,第62-95頁。

〔3〕劉勇:《中國茶葉與近代歐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第62-94頁。

〔4〕〔日〕角山榮:《茶的世界史:綠茶的文化和紅茶的社會》,崔斌譯,北京:臺海出版社,2021年,第49頁。

〔5〕〔6〕劉勇:《近代中荷茶葉貿易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第193、197-207頁。

〔7〕〔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年)》第1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文欽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28-229頁。

〔8〕〔12〕〔美〕簡·T.梅里特:《茶葉里的全球貿易史:十八世紀全球經濟中的消費政治》,李小霞譯,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22年,第37-38、203頁。

〔9〕〔10〕〔11〕〔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年)》第2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文欽校注,第32、113-114、147頁。

〔13〕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0頁。

〔14〕道光《婺源縣志》卷20之3,《人物九·孝友四》,道光五年刻本,第10頁。

〔15〕《徽婺廬源詹氏支派世系家譜》,光緒十年詹天佑手書族譜。

〔16〕光緒《婺源縣志》卷35《人物十·義行八》,光緒八年刻本,第11頁。

〔17〕《徽婺廬源詹氏支派世系家譜》,光緒十年詹天佑手書族譜。

〔18〕《婺源清華東園胡氏勛賢總譜》卷6《藝文·植奎五十序》,民國五年刻本,第101頁。

〔19〕《婺源清華東園胡氏勛賢總譜》卷6《藝文·承合妻戴氏八十壽序》,民國五年刻本,第109頁。

〔20〕《婺源清華東園胡氏勛賢總譜》卷7《藝文·承合傳》,民國五年刻本,第6頁。

〔21〕《婺源清華東園胡氏勛賢總譜》卷7《藝文·仕德傳》,民國五年刻本,第30頁。

〔22〕〔清〕江登云始輯、〔清〕江紹蓮續編:《橙陽散志》卷末《備志·歙風俗禮教考》,康健校注,蕪湖: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329頁。

〔23〕《道光十七年安昌行為英國商人查頓存儲茶葉合同》,英國劍橋大學怡和洋行檔案,檔號:MSJM/H1/31/01。

〔24〕《道光十八年溥馨印章單據》,英國劍橋大學怡和洋行檔案,檔號:MSJM/H1/32。

〔25〕《道光十八年仁和行英國商人查頓購買茶葉合同》,英國劍橋大學怡和洋行檔案,檔號:MSJM/H1/33。

〔26〕陳國棟:《經營管理與財務困境——清中期廣州行商周轉不靈問題研究》,楊永炎譯、陳國棟校譯,廣州:花城出版社,2019年。

〔27〕《嘉慶二十五年安徽靝馨字號茶商陳情書及歷年賺賠情形清單》,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檔號:FO1048/20/5。

〔28〕陳國棟:《靝馨茶商的周轉困局——乾嘉年間廣州貿易與婺源綠茶商》,李慶新主編:《海洋史研究》第10輯,第393-434頁。

〔29〕〔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年)》第4卷,區宗華譯、林樹惠校、章文欽校注,第256頁。

〔30〕呂長嶺:《清代“一口通商”時期徽州“屯溪茶”外銷到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出口量研究》,《黃山學院學報》2020年第4期。

〔31〕《道光八年劉東通報外商徽茶行情》,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檔號:FO1048/28/42。

〔32〕《道光十年英國廣州商館大班具稟兩廣總督追討東生行商欠》,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檔號:FO1048/30/5。

〔33〕呂長嶺、冷東:《徽商劉德章家族與清代國際貿易》,周曉光主編:《徽學》第16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168-194頁;呂長嶺、冷東:《徽商劉德章家族與清代國際貿易(續)》,周曉光主編:《徽學》第17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136-176頁。

〔34〕《道光十年南?？h處理東生行商欠告示》,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檔號:FO1048/30/28。

〔35〕道光《婺源縣志》卷二十三之四,《人物十,義行六》,第7頁。

〔36〕《監生王邦達為與荷蘭領事交易銀錢糾葛事呈理事官師爺稟》,劉芳輯,章文欽校:《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上)》,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684頁。

〔37〕〔英〕羅伯特·福瓊:《兩訪中國茶鄉》,敖雪崗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58頁。

〔38〕〔清〕夏燮撰:《中西紀事》卷23《管蠡一得·鹽茶裕課》,歐陽躍峰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375頁。

〔39〕《余川越國汪氏族譜》卷3《傳狀上·汪以德公傳》,民國五年刻本,第15頁。

〔40〕〔41〕〔42〕〔62〕〔清〕胡傳:《鈍夫年譜》,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44、452、446、452-453頁。

〔43〕《薛坑口茶行屋業本末附體避亂實錄兼敘平生碎事》,王振忠主編:《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第2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415-417頁。

〔44〕《光緒十七年祁門胡上祥立遺囑章程文》(義字領),抄本;《民國五年胡元龍立分關書》,抄本。

〔45〕民國《婺源縣志》卷42《人物十一·義行八》,民國十四年刻本,第11頁。

〔46〕〔64〕陳慈玉:《近代中國茶業之發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26、224頁。

〔47〕〔48〕〔清〕夏燮撰:《中西紀事》卷17《長江設關》,歐陽躍峰點校,第291、291-292頁。

〔49〕〔50〕〔51〕《安徽祁門縣英商私行設立茶棧應恐華商假冒抗捐》,檔號:01—31—004—01—006,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

〔52〕《安徽祁門縣英商私行設立茶棧應恐華商假冒抗捐》,檔號:01—31—004—01—007,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53〕《內地城鎮按約不準洋商開行恐系華商假冒》,檔號:01—31—004—01—008,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54〕《祁門縣屬內地按約不準洋商設立行?？謨鹊丶樯碳倜罢諘⑹共槊鬓k理》,檔號:01—31—004—01—009,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初二十九日。

〔55〕《英人在吳城鎮設棧并在義寧州辦由》,檔號:01—31—004—01—010,同治元年二月初一日。

〔56〕《吳城鎮洋商設棧應嚴行禁止由》,檔號:01—31—004—01—011,同治元年二月初四日。

〔57〕卞利:《論徽州本土和域外對徽商形象認同的差異及其原因》,《學術界》2019年第4期。

〔58〕程天綬:《印度錫蘭茶業概況與華茶之競爭》,《國際貿易導報》第1卷第6號。

〔59〕《婺源清華東園胡氏勛賢總譜》卷7《藝文·起彬行狀》,民國五年刻本,第31頁。

〔60〕《婺源清華東園胡氏勛賢總譜》卷8《藝文續編·華鏞行述》,民國五年刻本,第51頁。

〔61〕《婺源清華東園胡氏勛賢總譜》卷8《藝文續編·泗公房德立行狀》,民國五年刻本,第45頁。

〔63〕《婺源清華東園胡氏勛賢總譜》卷7《藝文·宏楷傳》,民國五年刻本,第9頁。

〔65〕〔66〕張斌:《關于“黃山毛峰”創始人謝正安家族的兩份鬮書》,《黃山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

〔67〕謝恩隆、陸溁:《調查祁浮建紅茶報告(續)》,《農商公報》1915年14期。

〔68〕《民國五年胡元龍立分關書》,抄本。

〔69〕《黟縣環山余氏宗譜》卷18《懿行傳贊·光奎公》,民國六年刻本,第99頁。

〔70〕《績溪廟子山王氏譜》卷20《世傳六·家傳·商人傳·王維達》,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本,第14頁。

〔71〕《泗水俞氏干同公支譜》卷末《嘉法公傳》,民國十一年刻本,第1頁。

〔72〕《歙縣北岸吳氏慎德堂支譜》卷8《士彥公傳》,民國十年刻本,第123頁。

〔73〕民國《黟縣四志》卷14《雜志·孫理和先生七旬壽序》,民國十一年刻本,第172頁。

〔74〕《清光緒祁門歷口利濟橋局局董日記》,王振忠主編:《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第3冊,第440、440、505頁。

〔75〕《李訓典行狀》,抄本。

〔76〕〔清〕劉汝驥:《陶甓公牘》卷12《法制·祁門民情之習慣·職業趨重之點》,《官箴書集成》第10冊,合肥:黃山書社,1997年,第6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