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演變分化說與《〈穆天子傳〉真實來歷的探討》的討論〔*〕

周書燦

(蘇州大學 社會學院,江蘇 蘇州 215123)

一、楊寬“古史演變分化說”的提出及重要論點

1938年,楊寬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古史傳說出于神話演變分化之說”:〔1〕

據古史傳說之史料及史學常識以比較推斷,其漸次演變分化牽合之跡,實有規律可尋,循環論證,無有不可得其會通者。其非偶合明矣!吾人為培植新古史學之基礎,即不能不于古史傳說之紛紜繳繞作一番澄清之開導工作,以探尋傳說演變分化之系統,為古史傳說還其本來面目。非云破壞古史,實為建設古史耳。蓋三皇五帝堯舜禹等之出于神話,具有明確之直接證據,茍將前后之史料排列比較,已甚了然,初不待辨而自明,惜乎世人囿于成見之深也!〔2〕

楊氏還結合我國遠古時期的各種傳說論及:

蓋古史固多出于神話,而神話之來源有純出幻想者,亦有真實歷史為之背景者。吾國古史傳說,如盤古之出于犬戎傳說之訛變,泰皇、天皇、地皇之出于“太一”與天地陰陽之哲理,黃帝出于“皇帝”之音變,本為上帝之通名,此皆純出虛構。至若帝俊、帝嚳、大皞、帝舜之為殷人東夷之上帝及祖先神話,少皞、羿契之為殷人東夷之后土及祖先神話,益、句芒之為東夷之鳥神及祖先神話,鯀、共工、玄冥之為殷人東夷之河伯神話,朱明、昭明、祝融、丹朱、驩兜之為殷人東夷之火正神話,王亥之為殷人東夷之畜牧神神話;又若顓頊、堯之為周人西戎之上帝及祖先神話,禹、句龍之為西戎之后土及祖先神話;則皆由于原始神話分化演變而成者,固不免有原始社會之史影存乎其間?！?〕

楊氏對古代文獻中古史傳說的流變進行細密考察后指出:“吾人匯集先后之傳說,比較其異同,并由語音以求其分合之關鍵,則紛然雜陳之古史傳說,可以澄清見底矣!”〔4〕“考辨古史傳說之方法,貴乎比較其先后異同,異中見同,同中見異,究其分化融合之經歷,然后古史傳說之真相可得而明?！薄?〕關于古史傳說的產生和演變,楊氏繼續論及:

古史傳說之先后發生,自有其層累,亦自有其演變發展之規律,非出向壁虛造,廟號與神祇稱號之混淆,實為神話轉變為古史之主要動力,此多出自然之演變;智識階級之潤色與增飾,特其次要者耳。古史傳說之產生與演變,由于無意自然者多,出于有意杜撰者少,出于時代潮流之漸變者多,出于超時代之突變者少,視大眾意識而轉變者多,出于一二人之改變者少。持托古改制之說者,竟謂少數諸子之力足以徧偽古史,此未免夸大其辭矣!〔6〕

就在《中國上古史導論》發表的同時,楊氏在為《古史辨》第七冊所作的《序》中,較早言及:“我這部《導論》,目的也就在利用新的武器——神話學——對西漢、戰國這最后兩道防線,作一次突擊,好讓《古史辨》的勝利再進展一程的。我此后還想繼續的向這方面推進,非達到最后勝利的目的,決不停止?！薄?〕此后,在《上呂師誠之書》中,楊氏進一步講述了其著述《中國上古史導論》一書的背景和動機:

《導論》一書,僅憑思慮所及,隨筆寫成,宜其無當矣。生意當前古史之研究,最大之難題,為殷墟卜辭之學猶未能建成一體系,其章句訓詁固在在成問題,其所識之字,亦多以意為之,未能堅人之信也?！叵轮率妨险\較紙上之舊史料為可貴,實物之史料誠較傳說之史料為可信,但考釋必須觀其會通,然后能增高新史料之價值。若任情附會穿鑿,其與偽造新史料,相去僅一間耳?！?〕

事實上,楊先生以上所說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間,出土文獻研究中的穿鑿附會問題,在當今學術界仍很普遍。所以,楊氏積極闡發的“古史傳說出于神話演變分化之說”,其學術價值,迄今并未過時?！吨袊瞎攀穼д摗钒l表后不久,蔣大沂曾盛贊該書“詞銳而證密,體大而思精”,〔9〕“由古史傳說探索其神話之原型,有證如山,不容反覆”?！?0〕蔣氏還從學術史的角度對該書作出如下評論:

吾國古史傳說,先之以自然變化,重之以人工飾偽,不特棼如亂絲,抑且以膠投漆,究詰無從,非一日矣。自顧師頡剛攘臂一呼,首發層累構成之覆,今又得吾兄集合眾說,爬梳而董理之,不特飾偽之詞,日以游離,即紛亂之實,亦漸克睹其條理;系統就緒,則補苴易于為力;繼往開來,大著為不朽矣!〔11〕

在我們今天看來,以上評論未免有拔高溢美之成分?！吨袊瞎攀穼д摗分械娜舾删唧w論點也未必妥當,如童書業先生即曾指出,楊氏“以顓頊與堯為周人西戎之上帝,殊有問題”?！?2〕針對楊氏“惟黃炎二帝為西方之上帝”的論點,童氏反駁說:“蓋諸上帝皆一‘皇帝’之分化,非僅黃帝為然也?！薄?3〕蔣大沂指出,《中國上古史導論》“僅探索至神話而止,而與神話之初相以及神話之歷史背景,則猶未暇論列”?！?4〕但總的來看,楊寬先生的《中國上古史導論》一書,當時還是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2000年8月14日,在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信中,楊氏即曾反復強調:“《中國上古史導論》和《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這兩種書正是我著作中特別重要的?！薄?5〕“《中國上古史導論》是我早年的代表作,四十年代不僅對國內學術界影響很大,而且在國外學術界有深遠影響?！薄?6〕楊氏還特別提到,1946年,日本著名史學家貝冢茂樹“從疑古派中出現了像楊寬先生這樣的人物,在充分攝取釋古派的方法和成果的同時,正積極開拓一個可以推動現代古史研究前進途徑,可以稱為‘新釋古派’的新境地”〔17〕的評論,“主要就是指這部《中國上古史導論》而言的”?！?8〕楊氏的“古史傳說出于神話演變分化之說”,對于《穆天子傳》周穆王西征和西王母故事演變的分析,頗有重要的理論啟發和參考價值。

二、《〈穆天子傳〉真實來歷的探討》一文的創作背景與寫作動機

1996年,楊寬先生《〈穆天子傳〉真實來歷的探討》一文發表。關于《〈穆天子傳〉真實來歷的探討》一文的著述動機和寫作背景,我們獲得的信息并不多。1995年12月13日,楊氏在致王孝廉的函中提道:“關于古神話方面,有許多文章值得寫,例如一九四二年長沙楚墓所出土的《楚帛書》(或稱《繒書》)上二段文字所謂的創世神話,很希望這方面的研究能夠活躍起來?！薄?9〕在1996年4月3日致王孝廉的函中繼續說到長沙子彈庫出土《楚帛書》“伏羲和祝融開天辟地的神話”〔20〕問題,并希望王氏“能搜集世界上各民族太陽神開天辟地的神話加以比較”,〔21〕“寫成一篇很出色的論文”?！?2〕1996年5月4日致王孝廉的函中仍談到伏羲皇帝的傳說的問題,此封信中首次提道:“最近寫了論《穆天子傳》一文,已寄往上海,尚不知何時能刊出?！薄?3〕在此期間,楊氏反復強調:“忙于修訂《戰國史》一書”,〔24〕迄1996年6月25日,楊氏在致王孝廉的函中寫道:“我已寫成《〈穆天子傳〉真實來歷的探討》一文,送往上海?！薄?5〕由此大致可以獲悉楊氏《〈穆天子傳〉真實來歷的探討》一文的創作背景。也就是在這封信中,楊氏陳述了《〈穆天子傳〉真實來歷的探討》一文的主要觀點:

《穆天子傳》一書,我認為真實的。這是戰國初期魏國史官依據河宗氏口頭流傳所講的祖先伯夭引導周穆王西游河源的傳說。周穆王之西行,當如秦惠文王更元五年“王北游戎地至河上”(《史記·六國表》)相同?！坝稳值刂梁由稀?當由一些戎族首領引導保護送行的,河宗伯夭即是其中一人?！驗檫@是依據河宗氏祖先傳說,此中所述及人物都是真實的?！幼谑献苑Q河伯后裔,有關于河伯的神話,是可以理解的?！?6〕

從以上文字大體可以看出,楊氏并沒有放棄“古史傳說出于神話演變分化之說”,但從其屢屢論及“《穆天子傳》一書,我認為真實的”,“正因為這是依據河宗氏祖先傳說,此中所述及人物都是真實的”,則大體可以看出,楊氏的學術思想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如果此前如貝冢茂樹所稱,作為古史辨派第二代學者的楊寬,開拓出“新釋古派”的境地,迄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楊寬先生反反復復強調古代文獻和傳說的“真實”,則似乎感覺到,其與早期古史辨派顧頡剛先生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

楊氏《〈穆天子傳〉真實來歷的探討》一文或與撰寫《西周史》著作有直接的關系。1997年5月1日,楊氏致王孝廉的信中提道:“我已將《戰國史》(增定本)稿寄給他(按:指吳繼文),同時他又熱忱許諾繼續出版我的《戰國史料編年輯證》(約七十萬字)和《西周史稿》以及《論文集》,這些稿件我正在陸續復印中,待復印完成,亦將陸續寄給吳先生?！薄?7〕同年6月16日,楊氏在致王孝廉的函中再次提道:“拙作《戰國史》(增定本)將于十月出版,拙作《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將于明年五月出版,其工作的認真負責,進行極其迅速,這是先生大力推薦和吳先生特別努力的結果。并蒙許允,拙作《西周史稿》與《論文集》將繼續出版,《西周史稿》將于下星期寄往臺北?！薄?8〕在1997年10月致王孝廉的函中說:“正在繼續補充修訂《西周史稿》一書,這又是一項草創工作,亦已約定,待定稿后送請兩地出版兩種版本?！薄?9〕迄1999年10月12日,楊氏在致孝廉的函中明確說道:“我的《戰國史》增定本在臺北出版之后,《西周史》很厚一冊也已在臺北出版?！薄?0〕綜上可知,自1996年開始,楊寬先生一直忙于《戰國史》增訂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和《西周史》及《論文集》的整理與出版工作。楊氏自稱,“目前我要做的,是一個總結工作,也是個結尾工作?！薄?1〕從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周史》一書的章節結構看,《〈穆天子傳〉真實來歷的探討》一文專門列入《西周史》的一章,顯然,《〈穆天子傳〉真實來歷的探討》一文和《西周史》的撰寫是齊頭并進的。

三、從《〈穆天子傳〉真實來歷的探討》看楊寬學術思想的變化

綜前所論,楊寬先生《〈穆天子傳〉真實來歷的探討》一文從撰寫到發表,時間頗為短暫,但對《穆天子傳》及其相關問題的思考,卻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如在該文引言部分,楊氏講道:“為什么戰國時代成書的這個周穆王西游的神話傳說中,會保存有西周的史料與當時中西交通的史跡而不見于其他先秦文獻中?為什么此書會有如此獨特的史料價值呢?我曾經長期考慮過這個問題?！薄?2〕在《〈穆天子傳〉真實來歷的探討》一文中,楊氏從學術史角度簡要梳理了學術界關于《穆天子傳》著作年代和史料價值的爭議情況。而從以下《河宗氏祖先神話傳說的真實性》《周穆王西征史跡的真實性》《〈穆天子傳〉所述及周初歷史的正確性》《關于昆侖和縣圃神話的來歷》幾節的標題看,楊氏對于《穆天子傳》各種傳說及所述歷史的“真實性”的強調,應該是受到了楊樹達、唐蘭據班簋銘文判定《穆天子傳》“固亦有所依據,不盡為子虛烏有虛構之說也”,〔33〕“毛班見《穆天子傳》,此書雖多夸張之語,寫成時代較晚,但除盛姬一卷外,大體上有歷史根據的,得此簋正可互證”〔34〕之啟發。楊氏所舉“近來不少學者確認此書作于戰國時代,同時又確認其中既具有西周史料,又反映了先秦中西交通及其沿途部族分布的史跡”〔35〕的觀點,大體上也是楊氏對于《穆天子傳》著作年代及其史料價值的基本意見。

20世紀40年代,楊氏積極闡發的“古史傳說出于神話演變分化之說”,呈現出比信古、疑古、考古、釋古等新史學流派更為獨特的旨趣。這從《中國上古史導論》開篇的議論文字中可見一斑。楊氏首先談到其對信古、疑古、考古、釋古各派的基本意見:

近人分我國古史學之派別為四:曰信古,曰疑古,曰考古,曰釋古。主信古者動謂戰國、秦漢之書近古,所記傳說必有所本,一切皆為實錄,未可輕疑;主疑古者以古書既有真偽,所傳古史又不免失實,茍無精密之考證批判,未可輕信;主考古者,輒病于傳說之紛繁,莫由遵循,又鑒于近人爭辨古史,立論絕異而均不出故紙堆之范圍,乃謂但有紙上之材料無用,非有待于鋤頭考古學之發掘不為功。主釋古者,則以古人十口之相傳,“事出有因”,必有史實之殘影存乎其間,未容一概抹殺,茍據新史觀加以歸納推理,即為可信之古史。此四說者,除信古一派外,無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6〕

從以上文字可知,楊氏除了認為信古一派不科學外,對疑古、考古、釋古各派的學術思想基本采取兼收并蓄的態度,并非不加分析地簡單肯定或否定。

關于疑古,楊氏曾作以下論述:

史學之方法,必先之以史料之搜羅咨訪與考證批判,考證批判之工作,本不能增加固有之史料,僅能淘汰虛妄之傳說;本不能增加已有之觀念,僅能肅清錯誤之成見,故其所得之成績,多屬破壞而不在建設?！纤菔妨现畞碓匆蕴角笫聦嵵嫦嗄酥问氛咦钕缺亟浿襟E,此疑古之說之所以尚也?！?7〕

關于考古,楊氏亦發表有以下較為獨到的見解:

傳說之史料,多屬滋生,相傳愈久,訛謬愈多,演變亦愈甚,且皆形諸筆墨,又多有意傳世,不免有造作虛偽之處。地下實物之史料,多屬原始,又多無意傳世者,自較紙上之史料為可靠。然古器物在當時本為應付人生之需要者,類多無意傳世,欲據少數器物以推論前人活動之全部,實非易事。必有極豐富之實物,比較其大量異同而探求其演化之跡,然后能得梗概,此考古發掘之所以尚也?！?8〕

最后,楊氏還論及釋古:

歷史家之任務,本在研究具體之歷史,既得真實之史料,自當據科學史觀或整個歷史過程學說以為概括之解釋,此釋古之說之所以尚也?！?9〕

在以上論述基礎之上,楊氏指出:“吾人必先‘疑古’‘考古’而后終之以‘釋古’,然后史家之能事盡矣?！薄?0〕綜前所論,楊氏認為疑古、考古、釋古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顯然,在楊氏看來,考證批判史料,比較材料異同,概括解釋史料,是歷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20世紀三四十年代,隨著新史學的蓬勃興起與發展,中國傳統史學的面貌發生著根本性的變化。楊氏在《古史辨》第七冊自序中說:“《古史辨》發展到了現階段,我們認為已有了飛躍的進步,在長夜漫漫中已經找到了曙光?！薄?1〕楊氏對20世紀以來的新史家的理論和方法,并非不加分析地簡單吸收,而往往在批判的基礎上加以融通。楊氏對史料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有著準確的認識:“原夫史學之研究,基于史料,無史料,斯無史學矣?！薄?2〕楊氏的這一見解簡直就是梁啟超“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43〕及徐中舒“史之良窳率以史料為準,史家不能無史料而為史,猶之巧婦不能無米而為炊”〔44〕文字的翻版;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出楊氏的這一觀點,和史料派大師傅斯年“史學的對象是史料”,〔45〕“史學的工作便是整理史料”,〔46〕“史學便是史料學”〔47〕的學術思想,呈現出不同的旨趣。此外,楊氏對王國維先生開創的“二重證據法”運用中存在的問題,〔48〕及科學史觀傳入中國后學者以社會形式解釋古史傳說產生的混亂,〔49〕提出一系列質疑與批判。綜上可知,楊氏自稱:“余之治古史學,本無家派之成見存于心”,〔50〕是完全符合實際的。楊氏將其釋古的學術思想簡單概括為:“僅依據一般史學方法之步驟以從事而已,初唯取先秦古籍有關古史之材料,類而輯之,而比察其異同,久之乃知夏以上之古史傳說類多不可信,又久之而后知曉傳說之來源出于神話?！薄?1〕總的來看,楊寬的“古史傳說出于神話演變分化之說”,與疑古、考古、釋古等新史學流派的學術思想,相互影響,異中有同。但可以頗為清楚地看到,楊氏對于信古派的學術思想則基本上持批判和否定的態度。

楊氏在《〈穆天子傳〉真實來歷的探討》一文引言部分,主張“溝通從西周到戰國的歷史脈絡,用民俗學和神話學的眼光來分析”,〔52〕才能從中找出《穆天子傳》的“真實來歷”。楊氏明確闡發其獨到見解:

這部書所以會有真實的史料價值,由于作者采自一個從西周留存到戰國的游牧部族河宗氏的祖先神話傳說。他們從西周以來,世代口頭流傳著祖先河宗栢夭參與周穆王長途西游的神話傳說,……直到戰國初期才被魏國史官采訪所得,成為《穆天子傳》的主要內容。這種原始的游牧部族所傳的祖先歷史,本來是和神話傳說分不開的?！?3〕

為進一步論證《穆天子傳》的“真實來歷”,楊氏首先分析了河宗氏祖先神話傳說的“真實性”問題。楊氏指出:“河宗氏是以河伯之神作為始祖而崇拜的宗族,是游牧于黃河上游的一個大部落?！薄?4〕“河宗氏所崇拜的河伯潛居在陽紆之澤,正與秦、晉的神話相同?！薄?5〕楊氏由此斷定“河宗氏祖先神話傳說的真實性”?！?6〕楊氏以為,《左傳》等文獻所記懷姓“九宗五正”,“是西周王朝為了安撫狄族首領而授予的官職”,〔57〕“引導周穆王西行的河宗栢夭,原是黃河上游游牧部族河宗氏的首領,亦是狄族,這一帶在西周、春秋時,原是狄族的游牧地區,河宗氏當是狄族的部落。由此也可見河宗栢夭引導周穆王西行記載的真實性?！薄?8〕楊氏推測,《穆天子傳》的成書背景:“戰國初期魏文侯變法圖強,攻占了秦河西之地,又略取戎狄之地,先后建立河西郡與上郡。河宗氏的一部分當有留在魏國境內的。估計河宗氏長期流傳的這段有關祖先的光榮傳說,這時為魏國的史官采訪所得,作為周穆王的史料,并有所補充,而編成此書?！薄?9〕

再往下,楊氏又極力論證“《穆天子傳》所述及周初歷史的正確性”?！?5〕楊氏指出,“《穆天子傳》主要敘述穆王西征歷程,述及周初其它的事不多。但是所述及的事很正確,可以糾正《史記》的錯誤”?！?6〕楊氏注意到,《穆天子傳》“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吳太伯于東吳”之記載,和《史記》不同。楊氏以為,《史記》所記吳太伯逃奔之說,“是出于誤傳”,〔67〕《穆天子傳》所述太王封太伯于吳(即虞),“真是正確的事實”?！?8〕楊氏還指出,《史記·周本紀》把太王(即大王)稱為“古公”或“古公亶父”“是錯誤的”,〔69〕《穆天子傳》稱為大王亶父,“是真實的歷史記載,應該據以改正《史記》的錯誤”?！?0〕楊氏還論及:“《穆天子傳》記載河宗栢夭向赤烏氏首領傳達周穆王的講話,講到大王亶父做了兩件大事,一是把元子太伯封于吳(即虞),二是把元女嫁給赤烏氏首領,用以說明‘赤烏氏先出自周宗’。既然封元子之事確是事實,那么,嫁元女給赤烏氏也應是事實,而且與封元子之事同樣重要,因而相提并論?！薄?1〕

在文章最后一部分,楊氏回答了“《穆天子傳》所敘穆王西征歷程,既是真實的史跡,為什么其中充滿了神話色彩”〔72〕的問題:“這是因為傳說者是河宗氏游牧部族的人,他們自認為是河伯之神的后裔,河出昆侖又是他們信仰的傳說,……由于這個穆天子西征史跡,河宗氏世代口頭相傳,直到戰國初期為魏國史官采得而記錄,傳說者所傳的神話,就不免要摻入戰國時代神話的特點。原為游牧部族的河宗氏歷代相傳的祖先傳說,理所當然地和神話相結合,這正是它真實的來歷,這是戰國時代中原的文人學士所想象不到的?！薄?3〕

綜上可知,楊氏《〈穆天子傳〉真實來歷的探討》一文,并沒有放棄此前其積極主張的“古史傳說出于神話演變分化之說”。然而頗可注意的是,該文中,楊氏反反復復強調《穆天子傳》的“真實來歷”,“周穆王西征史跡的真實性”,“《穆天子傳》所述及周初歷史的正確性”等。而這些“真實”“正確”,很容易讓人想到,迄20世紀90年代末,楊氏對于古史古書的態度逐漸轉向20世紀三四十年代間其極力反對的“動謂戰國、秦漢之書近古,所記傳說必有所本,一切皆為實錄,未可輕疑”的信古傾向,而與該階段中國大陸學術界風行的“走出疑古時代”思潮,頗有一些不謀而合或不期而同。

綜前所論,不難發現,楊氏有關《穆天子傳》的“真實來歷”,“周穆王西征史跡的真實性”,“《穆天子傳》所述及周初歷史的正確性”的一系列論述與其前所積極倡導的“古史傳說出于神話演變分化之說”,在學理上呈現出諸多矛盾。與此同時,楊氏《〈穆天子傳〉真實來歷的探討》一文中的若干問題,也不斷引起學術界注意。茲分別舉證如下:

如按照楊氏的解釋,《穆天子傳》“采自一個從西周留存到戰國的游牧部族河宗氏的祖先神話傳說”,這一推論顯然先入為主地建立在《穆天子傳》來歷“真實”、周穆王西征史跡“真實”等判斷基礎之上。然而,何以證明河宗氏是一個“從西周留存到戰國的游牧部族”,楊氏并沒有舉出有說服力的第一手證據材料,而只是進行一些大膽的推測。楊氏分別論及,戰國初期,龍門以上,黃河上游還是個戎狄部族的“游居”地區?！?4〕霍太山山神預言,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而攻取得林胡之地,還能占有河宗之地,直到休、溷諸貉之地”,“后來都成為事實”?！?5〕河宗氏“所重視的神靈之地,主要是陽紆和龍門”?！?6〕“徐炳昶《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引古生物學家楊鐘健的話,古代河套有個大湖,當即陽紆,陽紆之山當在湖的北面?！薄?7〕然后,楊氏用簡單類比的方法,由“河宗氏所崇拜的河伯潛居在陽紆之澤,正與秦、晉的神話相同”,〔78〕從而判定“河宗氏祖先神話傳說的真實性”?！?9〕顯然,以上論述很難構成有說服力的證據鏈,也給人們帶來諸多難以回答的疑問。

楊氏運用簡單比較的方法,如其由“(秦惠王、秦昭王)先后越過戎族地區,到北河去視察,說明了他們對黃河的關心和重視”〔80〕推測:“看來周穆王也是如此,同樣是越過戎狄地區而游觀黃河上游,只是規模要大得多,路程要遠得多?！薄?1〕筆者實在不知,由“(秦惠王、秦昭王)先后越過戎族地區,到北河去視察”如何能夠證明周穆王“同樣是越過戎狄地區而游觀黃河上游”的假說?很顯然,二者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邏輯關聯。因此,楊氏所反復強調的“周穆王西征史跡的真實性”,就不能不令學者產生懷疑。

中國遠古時期有所謂大禹“萬國”、〔82〕商湯“諸侯三千”〔83〕的傳說,《史記·陳杞世家》說:“周武王時,侯伯尚千余人。及幽、厲之后,諸侯力攻相并。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薄?4〕整個春秋時期的情形,司馬遷說:“《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薄?5〕諸侯國數量不斷減少,司馬遷已經說出了主要原因:“諸侯力攻相并?！倍鴹钍纤f“從西周留存到戰國的游牧部族河宗氏”,歷經6—7個世紀,河宗氏的族氏組織難道一直保存著,人群沒有混融,社會組織沒有變動?如果人員混雜,族氏組織解體,其祖先神話傳說還能完整流傳下來?如果河宗氏在列國兼并的戰爭中,族氏組織解體,人群混雜,在古代“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86〕的傳統下,迄戰國時期,周人的歷史,“蓋自周貞王以后,國史散佚,文獻無征,故無可考”,〔87〕河宗氏祖先傳說是否還能真實完整地保存下來,頗為值得深思。又如,由“河宗氏所崇拜的河伯潛居在陽紆之澤,正與秦、晉的神話相同”進行簡單類比,從而判定“河宗氏祖先神話傳說的真實性”,是否需要獲得直接的證據支持?

楊氏僅僅根據《史記·封禪書》所記胡巫祠及1976年陜西扶風召陳西周建筑乙區遺址中出土兩個蚌雕人頭像為據,就斷定“這兩個人頭像是‘胡巫’是無疑的”,〔88〕并進一步判定:“胡巫從西北來到中國的都城為執政者所使用,已有悠久的歷史了。從西周初期已經開始,漢代初年皇帝使用胡巫,是繼承了西周以來的傳統的?！薄?9〕以下,楊氏又進一步推斷:“胡巫是烏孫的可能性較大”,〔90〕“西周的胡巫也可能同樣是烏孫來的”?！?1〕事實上,楊氏的以上結論,完全是建立在缺乏直接證據的主觀推測基礎之上,因而很難令人信服。又如,上舉楊氏由大王亶父“既然封元子之事確是事實”,從而斷言:“那么嫁元女給赤烏氏也該是事實,而且與封元子之事同樣重要,因而相提并論”,顯然同樣疑點重重,難以令人信服。楊氏認為,王貽樑認為赤烏氏可能即烏孫氏,烏孫氏原住在敦煌、祁連山之間這個推斷“可能性很大”,〔92〕然而烏孫的史跡,較早也僅僅自張騫出使西域以后方逐漸為人們所熟知?！稘h書·西域傳》明確記載:“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筑長城,界中國,然西不過臨洮?！薄?3〕“西域以孝武時始通”?！?4〕唐代學者顏師古為《漢書·西域傳》作注時說:“烏孫于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獼猴者,本其種也?！薄?5〕迄張騫出使西域時,《漢書·西域傳》仍講道:“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96〕再往后方有遣漢代公主嫁烏孫的記載:“烏孫以馬千匹聘。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薄?7〕以上材料表明,迄漢武帝時期,中原王朝方與烏孫之間通使聯姻,將這一關系上溯至早在周王朝建立之前,并斷言公亶父嫁元女給赤烏氏“也應該是事實”,顯然極其主觀武斷。

綜上可知,楊氏的學術思想很明顯有一個從“古史傳說出于神話演變分化之說”向著信古的方向轉變的過程。楊氏的一系列論述,屢屢暴露出一系列證據缺乏,推斷多于考證,結論武斷等突出問題。凡此表明,其學術思想呈現出一定的倒退之勢。

注釋：

〔1〕〔2〕〔3〕〔4〕〔5〕〔6〕〔12〕〔36〕〔37〕〔38〕〔39〕〔40〕〔42〕〔48〕〔49〕〔50〕〔51〕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呂思勉、童書業編著:《古史辨》第七冊(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9、69、70、102、106、148、154、65、65-66、66、66、66、65、66-67、67-68、68、68頁。

〔7〕〔41〕呂思勉、童書業編著:《古史辨》第七冊(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楊序”,第2、1頁。

〔8〕楊寬:《上呂師誠之書》,呂思勉、童書業編著:《古史辨》第七冊(下)附錄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81頁。

〔9〕〔10〕〔11〕〔13〕〔14〕蔣大沂:《與楊寬正書——〈中國上古史導論〉之討論》,呂思勉、童書業編著:《古史辨》第七冊(下)附錄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68頁。

〔15〕〔16〕〔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楊寬著,賈鵬濤整理:《楊寬書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52、152、152、65-66、55、67、67、69、67、72、72、78、79、80、81、79頁。

〔17〕〔日〕貝塚茂樹:《中國古代史學の発展》,東京:弘文堂書房,1946年。轉引自楊寬著,賈鵬濤整理:《楊寬書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52-153頁。

〔32〕〔35〕〔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8〕〔89〕〔90〕〔91〕〔92〕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04、604、604、604、605、606、606、608、608、608-609、609、613、613、614、614、614、614、615、617、618、618、619、619、604-605、605、605、606、606、606、610、610、621、621、621、621、610頁。

〔33〕楊樹達:《毛伯班簋跋》,《積微居金文說》(增訂本)卷四,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24頁。

〔34〕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73頁。

〔43〕梁啟超撰,湯志鈞導讀:《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0頁。

〔44〕徐中舒:《殷周之際史跡之檢討》,原刊《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二分冊,1936年。

〔45〕〔46〕〔47〕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傅斯年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2、242、243頁。

〔82〕《莊子·天下》說:“昔者,禹之湮洪水也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迳跤?櫛疾風,置萬國?！薄睬濉惩跸戎t:《莊子集解》,《諸子集成》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217頁?！蹲髠鳌钒Ч吣?“禹合諸侯于涂山,執玉米帛者萬國?！薄矔x〕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清〕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163頁。

〔83〕《戰國策·齊策四》:“及湯之時,諸侯三千?！薄矟h〕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09頁。

〔84〕〔85〕〔漢〕司馬遷:《陳杞世家》《太史公自序》,《史記》卷三十六、卷一百三十,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586、3297頁。

〔86〕〔清〕龔自珍:《古史鉤沈論二》,《龔自珍全集》第一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2頁。

〔87〕〔清〕崔述撰,顧頡剛編訂:《崔東壁遺書》(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56頁。

〔93〕〔94〕〔95〕〔96〕〔97〕〔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西域傳》,《漢書》卷九十六(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872、3871、3901、3902、29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