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日常壓力與負性情緒的多層分析：情緒調節困難與心理韌性的作用

劉 帥，施 霞

（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大學 職業教育學院，天津 300222）

一、引言

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大學生的校園生活也變得更加豐富多樣。同時，處于成年早期的大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會經歷更多需要獨立面對的生活事件，面對更多不確定的日常生活壓力。Lazarus的壓力應對理論指出，個體知覺到壓力的過程往往是對生活事件的認知評價開始的，當個體認為他們沒有足夠的資源來滿足或挑戰外部需求時便會產生壓力。［1］個體對于壓力的認知評價不同，也使得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負面壓力結果的影響。［2］

負性情緒作為個體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往往作為個體知覺到壓力的負面結果出現。［3］實證研究表明，大學生抑郁、焦慮等負性情緒往往出現在應對壓力事件的過程中［4］［5］。并且，知覺到更多壓力的個體所產生的負性情緒水平更高，因此大學生個體如果長期處于壓力威脅下將會出現許多心理健康問題。［6］根據情感動態模型（The Dynamic Model of Affect,DMA），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情緒體驗往往與壓力間存在動態變化關系，并且會呈現一定的變化趨勢。［7］然而，前人關于壓力與負性情緒的研究往往采用回顧式自陳問卷的方法，并將壓力和負性情緒看作一種穩定的心理狀態進行考察。［8］這樣的研究方式往往忽略了日常情境中知覺壓力與負性情緒之間的動態屬性。大學生日常生活中壓力對負性情緒的動態影響需要進一步研究。因此，本研究將情緒調節困難與心理韌性作為可能的調節因素，考察知覺壓力水平對負性情緒反應的動態影響機制。

（一）情緒調節困難的調節作用

近年來，實證研究發現情緒調節困難作為重要因素影響著個體可能出現的許多適應性問題。［9］［10］一旦個體情緒調節出現困難，個體的心理健康就會受到嚴重負面影響。Gratz等人認為情緒調節困難是一種情緒調節能力的缺失，往往表現為個體無法采用具有適應性的情緒調節策略使得情緒調節出現失調或障礙。情緒調節能力包括感知和理解情緒、接受情緒體驗、控制情緒行為表達以及選取適當情緒調節策略的靈活性等。［11］情緒調節出現困難的個體會在面對日常壓力事件時更頻繁地使用適應不良的情緒調節策略并造成更加嚴重的情緒問題，并且具有壓力性的生活事件與負性情緒之間的關系是由適應不良的情緒調節策略（自我責備、災難化和反芻)所調節的。［12］因此，情緒調節困難程度不同的個體在日常知覺壓力對負性情緒的動態影響作用中可能是存在差異的。

（二）心理韌性、情緒調節困難與壓力

心理韌性在個體面對壓力后所產生的負性結果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心理韌性可以被看作是一種積極的個人特質，它可以減輕壓力的負面影響，幫助個體在具有不確定性的壓力環境下積極適應。［13］在本研究中，我們將心理韌性定義為一種積極的人格特征。情緒的拓展——構建理論表明，心理韌性較好的個體在面對壓力時會保持更多的積極情緒從而擴大腦海中潛在應對策略的范圍，從而增強一個人對壓力的適應能力。［14］Gloria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心理韌性可以幫助個體在面對壓力時產生更小的負面影響并且促進更多積極的壓力應對策略，［15］這與情緒調節作用于壓力反應的方式是類似的。心理韌性水平較高的個體在面對壓力后可能會使用更多的積極應對策略，這其中可能也包括了更具適應性的情緒調節策略。因此，對于心理韌性水平不同的個體可能在不同情緒調節困難水平預測日常壓力對負性情緒的動態影響作用上存在差異。

國內學者徐慰等人曾考察了在日常情境下個體特質正念［16］、心智游移［17］在日常壓力與消極情緒關系間的動態影響作用，但結合前文所述，以往對于日常壓力對負性情緒的動態影響機制的研究還較少，日常壓力對負性情緒影響的動態機制中的其他重要中介或調節作用因素還有待研究。本研究采用動態評估（Ambulatory Assessment，AA）的方法，在日常的自然情境下重復對個體的想法和行為進行實時抽樣，可以更好地考察大學生日常壓力對負性情緒影響的動態機制。［18］因此，本研究欲通過動態評估大學生日常生活中的壓力與負性情緒之間的關系，對日常生活情境下的壓力和負性情緒進行密集型追蹤測量，并考察情緒調節困難與心理韌性在日常生活中知覺壓力對負性情緒動態影響的作用。

二、對象與方法

（一）對象

在天津某大學以及網絡招募在校大學生參與研究，總共有82人參與研究。中途7人退出，因此有75名被試完成所有測量。根據Hox提出的多層線性模型中50/20法則，以個體為組在14天內重復追蹤28次，符合建立多層線性模型樣本量要求。［19］其中女生38人（50.7%），男生37人（49.3%）。在受教育水平方面，39 人（58.7%）為本科生，36 人（41.3%）為研究生，年齡范圍從18～25 歲，平均年齡21.8歲（SD=2.39歲）。

（二）方法

1.調查方法

通過在校內以及網絡論壇發布廣告海報招募符合研究條件的被試參與研究。首先研究人員通過微信向被試發送情緒調節困難問卷的問卷星鏈接，并要求被試在安靜且專心的條件下完成。此后采用動態評估的方式測量知覺壓力與負性情緒。具體方法為：在開始追蹤前要求被試打開微信消息通知，每天中午12 點和晚上6 點通過微信消息向被試發送問卷星鏈接，并提醒被試在收到鏈接后完成簡版知覺壓力量表和自編負性情緒問題的填寫與提交。每位被試在完成14天的追蹤測量后會收到一定被試費作為獎勵。

2.個體內（Within-Person）變量（采用動態評估測量）

個體內變量是指將每一個個體看作一個群組，對其重復觀測的變量。本研究中將每天的知覺壓力和負性情緒作為個體內變量。

為了更好地在日常動態測量大學生的知覺壓力，本研究采用簡版知覺壓力量表［20］（Perceived Stress Scale）。簡版知覺壓力量表由10 個簡短的項目組成，題目形式如：在過去的半天里，有多少時間你感到無法掌控生活中重要的事情？此量表采用利克特5 點進行評分，其中“從未有”計0 分、“幾乎沒有”計1分、“偶爾”計2分、“較多”計3分以及“非常多”計4分?？偡衷礁?，代表個體在當下知覺到的壓力程度越強。所有被試在該量表上得分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9。

根據以往研究者對負性情緒的動態考察方法，本研究將參考Diener 等人編制的正負性情緒量表［21］，并在其中選用五個大學生日常常見的負性情緒，采用自編問題評定的方法對日常負性情緒進行測量［22］。這五種情緒分別為憤怒、抑郁、疲憊、焦慮、不適，自編問題的形式如：你當下是否感覺抑郁？被試將對問題進行從0（完全沒有）到100（極其）的評分，并將所有負性情緒的總分作為總體負性情緒的指標。所有被試在5 個問題上回答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1。

3.個體間（Between-Person）變量

情緒調節困難采用中文版情緒調節困難問卷［23］對情緒調節困難進行測量，該量表由36 個項目組成，分為6個維度：情緒意識困難、情緒接納困難、情緒理解困難、沖動控制困難、目標行為困難和策略使用困難，包含11 道反向計分題。量表采用5點計分（1=從來沒有，5=總是有），得分越高情緒調節困難的程度越嚴重。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4。

為了更好地測量心理韌性，近年來的研究趨勢更傾向于將心理韌性放在個體面對壓力情境下的過程中動態考察。［24］因此，心理韌性的測量通過參考Veer 等學者的考察方法，［25］將個體內水平14天內重復測量28 次采集的知覺壓力作為自變量，以負性情緒作為個體當下心理健康水平的指標作為因變量，并構建標準回歸曲線。將此回歸曲線作為提供個體知覺壓力的心理健康反應性的規范性預測，并將每個個體的殘差定義為實際得分與預測得分之間的差值，作為衡量個體心理韌性的指標。被試在回歸線上的殘差表示其偏離當下正常壓力預測心理健康關系的程度，殘差值為正的個體表現出更多的負性情緒反應，而殘差值為負值的個體表現出更少的負性情緒反應。因此，這一指標的殘余分數越高，代表個體心理韌性水平越低。

（三）統計處理

采用HLM 7.0對數據進行多層線性模型分析。第一水平的變量為個體內變量，即采用動態評估測量的知覺壓力與負性情緒。第二水平的變量為個體間變量，即使用情緒調節困難量表測量的情緒調節困難的得分與殘差化法得出的心理韌性的得分。在分析時將在多層線性模型中參考情緒調節困難與心理韌性及其交互項的斜率值及其顯著性，作為情緒調節困難與心理韌性調節日常壓力預測負性情緒的依據。

三、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共招募82人，其中7人中途退出，最終75 人完成了14 天共28 次的動態評估測量。因此回收到有效回復數據數為2100次。多層線性模型中所有個體內水平變量的被試內平均數的均值和標準差與個體間水平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呈現見表1。

表1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二）日常壓力與負性情緒之間的多層線性模型分析

首先分別將個體內變量負性情緒（總分、焦慮、疲憊、憤怒、不適、抑郁）作為因變量代入第一水平方程中建立隨機ANOVA MODEL，根據結果顯示焦慮、疲憊、憤怒、不適、抑郁以及負性情緒總體得分的ICC值分別為0.60、0.56、0.57、0.59、0.66、0.70，組內相關程度較高適合進行多層線性模型分析。因此，將日常壓力對日常負性情緒的影響放入第一層（level 1），將情緒調節困難與心理韌性放入第二層（level 2）。構建多層線性模型方程如下所示：

Level 1：

總體負性情緒/焦慮/疲憊/憤怒/不適/抑郁=π 0i+π1i*（知覺壓力ti）+eti

Level 2：

π0i=β00+β01*（情緒調節困難i）+β02*（心理韌性i)+β03*（情緒調節困難I*心理韌性i)+r0i π1i=β10+β11*（情緒調節困難i）+β12*（心理韌性i)+β13*（情緒調節困難I*心理韌性i)+r1i

在方程中對第一水平自變量進行了組中心化處理（group center），第二水平自變量進行了總體中心化處理（grand center）。結果顯示，在第一層方程中截距參數均顯著（p<0.001）表明個體在的日常生活中都體驗到了明顯的焦慮、抑郁、憤怒、疲勞、不適等消極情緒。

第一層方程中的斜率均顯著（p<0.001），表明個體某一時刻的知覺壓力可以顯著影響當下的消極情緒。

在第二水平方程中，情緒調節困難的斜率在負性情緒總分（β11=0.19，SE=0.03，p<0.001）、焦慮（β11 = 0.03，SE = 0.01，p = 0.004），疲憊（β 11=0.02，SE=0.01，p=0.018）、憤怒（β11=0.03，SE=0.01，p<0.001）、不適（β11=0.02，SE=0.01，p < 0.001）以及抑郁（β11 = 0.03，SE = 0.01，p =0.001）作為因變量時顯著，并且為正值。（見表2）這表示情緒調節困難可以顯著調節某一時刻知覺壓力對疲憊、憤怒、不適、抑郁以及總體消極情緒的影響。斜率系數為正值表示，當情緒調節困難得分升高，即個體情緒調節困難程度越強，知覺壓力對消極情緒的影響力升高，說明情緒調節困難的高低可以顯著預測日常生活中壓力對負性情緒的動態影響作用。

表2 多層線性模型結果

再看心理韌性的斜率，在總分（β12 = -0.30，SE = 0.11，p = 0.010）、焦慮（β12 = -0.10，SE =0.04，p=0.006），疲憊（β12=-0.08，SE=0.03，p=0.012）作為因變量時顯著，不適（β12=-0.05，SE=0.03，p=0.079）作為因變量時邊緣顯著，并且均為負值。（見表2）這說明心理韌性可以顯著調節某一時刻知覺壓力對當下總體負性情緒、焦慮、疲憊的影響。根據前文對測量心理韌性指標的定義，得分越高表示個體心理韌性水平越低。由此可說明斜率為負值時，個體心理韌性得分升高，知覺壓力對負性情緒的影響降低。

情緒調節困難與心理韌性交互項的斜率顯示，在憤怒（β13=0.00，SE=0.00，p=0.011）作為結果變量時顯著。（見表2）這表示心理韌性可以顯著調節情緒調節困難對知覺壓力影響憤怒情緒的調節作用。交互項斜率系數與情緒調節困難斜率系數均為正值說明了，當個體心理韌性得分越高（即心理韌性水平較低的個體），情緒調節困難對日常知覺壓力影響憤怒情緒的調節作用越強。

四、討論

（一）日常壓力對負性情緒的動態影響

本研究考察了大學生日常生活中感知到的壓力對負性情緒的動態影響。在個體內水平，日常知覺壓力可以顯著預測負性情緒（包括焦慮，疲憊，憤怒，不適，抑郁以及總體負性情緒），這表明當個體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壓力時更傾向于出現負性情緒。這一結果與前人在橫斷研究中考察的壓力與負面情緒的結果是一致的。［5］本研究與前人研究相比，考察了大學生自然情境下壓力與負性情緒間的動態關系，提高了研究結果的生態效度，并對探討大學生日常生活面臨更多復雜多變的壓力與情緒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二）情緒調節困難與心理韌性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發現情緒調節困難可以顯著正向預測日常知覺壓力對負性情緒的影響。對于情緒調節困難水平高的個體，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壓力后會產生更多的負性情緒（焦慮，疲憊，憤怒，不適，抑郁及總體負性情緒）。這可能是由于情緒調節困難的個體面對消極的生活事件時更易使用適應不良的情緒調節策略，如壓抑情緒，反芻，逃避等，［26］導致個體更容易產生消極情緒。

同時，本研究發現心理韌性能夠顯著調節日常知覺壓力對負性情緒的動態影響。個體心理韌性水平越低，知覺壓力對于當下負性情緒（焦慮，疲憊以及總體負性情緒）的預測力就會降低。根據情感信號假說（Affective-Signaling Hypothesis）這可能是由于整體心理韌性水平低的人可能會在更多情境中處于較為負性的情緒狀態，在面對壓力時削弱了某些負性情緒（焦慮，疲憊）的信號。［27］這是因為心理韌性水平高的個體對待壓力情境或逆境的防御動機較強，因此在壓力情景下產生更強烈的情緒反應。［28］

最后，本研究發現，相對于心理韌性水平高的個體，心理韌性水平低的個體情緒調節困難預測知覺壓力對憤怒情緒的動態影響作用更強。這說明了在壓力反應中，情緒調節困難對低心理韌性水平的個體損害更大，更易產生憤怒情緒。憤怒情緒是一種由于環境影響與主觀感受構成的一種短暫的情緒狀態，并且讓個體投入更多認知資源。［29］這表明心理韌性可以幫助不同情緒調節困難水平的個體在壓力情境中緩解憤怒情緒。Block和Kremen的研究也指出，心理韌性水平較高的個體在遇到壓力等應激環境時，可以幫助個體更積極地應對不確定的問題，［30］減少負性情緒反應。這與情緒調節困難程度低的個體在面對壓力時可以更靈活地選取適應性的情緒調節策略來減少負性情緒反應的過程是相契合的。

（三）研究意義、不足與展望

目前已有的研究大多以回顧性問卷測量的方式來考察情緒調節困難、心理韌性與負性情緒在特質水平的關系，但Moore 等學者指出，在日常生態情境中的動態評估與傳統回顧性的紙筆測驗相比得到的結果是有差異的，這是因為重復測量減少了被試的狀態對時間點測量的影響的可能性，也可以增加調查研究中被試報告結果變化的能力。［18］因此，本研究創新之處在于考察大學生情緒調節困難與心理韌性對多種負性情緒以及負性情緒總體水平在日常生活動態變化情境中的作用，并且放在日常壓力與負性情緒的動態結構中考察，對多種負性情緒與整體負性情緒水平進行了探究，為更好地探究大學生情緒調節困難與心理韌性在日常知覺壓力對負性情緒產生的動態機制中的作用有著一定的臨床意義。

此外，學校心理輔導人員在為大學生進行日常壓力疏導、改善負面情緒的心理干預工作時，應更加重視指導個體學會使用更有效、更具適應性的情緒調節策略，［31］使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有意識地訓練對各種情緒的覺察與理解，通過認知改變的方式賦予事件更積極的意義，提高個體情緒調節的靈活性，改善情緒調節困難，提高心理韌性水平。

然而，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7名被試沒有完成追蹤調查，即使追蹤的問卷題目較為簡短，但密集型追蹤的測量方式仍會給被試造成更多負擔。因此研究人員在權衡測量方法時要考慮被試流失與被試依從性的問題。此外，本研究仍采用了自我報告的方式，未來在日常情境的動態評估過程中如果可以同時采集被試在當下的生理指標數據，如心率變異性，皮質醇反應等結合考察，將會進一步提高結論的生態效度。日常知覺壓力對負性情緒的動態影響機制中是否還存在其他中介或調節因素，未來也可以進一步進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