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OE框架的企業創新質量提升路徑研究

劉巖 賈涵博 張如意 高艷慧

摘 要：創新質量的提升對中國企業來說是實現效益可持續增長和保持競爭力的重要手段。近年來，我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在專利數量與質量層面均呈現出顯著的提升趨勢。在此背景下，國內企業申請專利的動機不再僅限于技術知識保護的單一目標，還包含了開拓國際市場、建立聲譽和增加談判籌碼等。因此，我國企業以多動機并存的方式進行專利布局，而多元化的專利戰略化申請動機對企業創新活動與結果產生了異質性影響。以中國醫療制造型上市企業為研究對象，運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fsQCA），基于技術—組織—環境（TOE）框架，探討技術（發明專利戰略化申請動機）、組織（企業技術知識基礎廣度與深度）和外部環境（政府經費支持與區域知識產權保護）對企業創新質量的多元影響路徑。研究發現：①企業發明專利戰略化申請動機、技術知識基礎特性以及外部環境之間存在聯動匹配的多重并發因果關系，引致企業高創新質量與非高創新質量的組態結果呈現出因果非對稱性關系；②引致企業高創新質量的組態路徑有技術與組織協同型（P1）及技術—組織—環境耦合型（P2、P3）共3條，以及發明專利戰略化申請的阻擋動機與國際市場開拓動機是引致企業高創新質量的關鍵要素；③企業高創新質量背后涉及多種因素的協同作用，通過多種組合以“殊途同歸”的方式提升企業的創新質量。研究結論為企業在不同外部環境與內部知識資源的條件下，根據不同發明專利戰略化申請動機，更好地利用知識產權保護以實現創新質量提升提供了理論指導與管理啟示。

關鍵詞：專利戰略化申請；技術知識基礎；政府經費支持；知識產權保護；創新質量

中圖分類號：F204?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671-0037（2024）1-52-12

DOI：10.19345/j.cxkj.1671-0037.2024.1.5

0 引言

《“十四五”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規劃》中明確指出，全面提升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管理和服務水平。知識產權權利人和企業是知識產權運用的重要主體。知識產權權利人通過創新和創造獲得知識產權，并享有相應的權利和權益，是擁有知識產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而企業通過研發、創新等活動創造知識產權，并通過生產與銷售等經營活動將知識產權轉化為實際的經濟效益；同時建立了完善的知識產權管理制度，實現知識產權的創造、運用、保護與管理。即企業將知識產權轉化為經濟效益，是實現知識產權高效運用的關鍵。知識產權包括專利、著作和商標等。對于企業而言，最重要的知識產權類型為專利。企業有效地創造與運用專利對于其獲取并維持競爭優勢具有重要作用［1］。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深入發展，企業更加注重從戰略高度來進行專利申請，即構建更完善、獨有且由法律賦予排他性的專利組合，以降低競爭者潛在威脅、增加獲取外部知識的交易籌碼以及建立聲譽。這一戰略有助于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從而產出更多高質量的創新成果［2-5］。例如，華為技術有限公司作為中國最早意識到專利在市場競爭中的重要性的企業之一，不僅注重專利的研發，還構筑了專利“護城河”，與三星、高通以及愛立信等海外科技巨頭開展專利競爭，并最終達成了各自標準必要專利的交叉許可協議。這不僅降低了雙方的專利使用成本，還促進了技術交流和研發，有效提升了創新質量［6-7］。此外，通過分析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的專利申請戰略可知，其已經不再僅關注單個專利的價值，而是戰略性地積累大量相關專利，參與專利組合競賽［8-9］。這表明企業的專利申請動機日益戰略化，以形成更為完善的技術壁壘體系，降低競爭對手技術模仿的可能性，提高專利訴訟的成功率。這些專利戰略不僅有利于企業自身實力的提升，還向利益相關者傳遞了積極信號，最終提升企業的價值［9］。企業的專利實踐活動表明，其存在多種專利戰略化申請動機，且不同動機對創新產出具有差異化影響［9］。但是在理論層面，尚未有研究對這一過程進行深入探究，未能揭示企業多元的專利戰略化申請動機如何影響創新質量，因此難以為企業構建有效的專利壁壘進而在與海外領先企業的科技競爭中取得成功提供指導。

圍繞“企業專利戰略化申請動機對創新質量存在何種影響？”這一議題，相關學者目前并未得出明確結論，理論缺口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方面，已有研究從多個角度出發，給出了企業專利戰略化申請動機及其具體測量指標［2］，并探討了單一動機對創新質量的潛在作用［10］，但忽視了企業專利申請更傾向于從多個動機綜合考慮的實際情景。例如，在防止競爭對手技術模仿時，企業可能同時具有國際市場開拓動機。這種多元化的動機對創新質量產生協同影響，因而需要更加深入的探索。另一方面，基于資源基礎理論，已有研究從企業內部或外部資源因素的角度出發，分析了單一資源因素對創新質量提升的“凈效應”［11］。然而，影響企業創新質量的各前因要素之間可能存在相互依賴以及共同作用的關系。例如，不同的專利戰略化申請動機可能導致質量差異較大的創新成果［12］。與此同時，創新存在路徑依賴特征，企業創新活動的開展受其原有技術知識基礎結構的影響［13］，即企業技術知識基礎對專利創造與設計存在顯著的作用。此外，學者們也已經證實，企業技術知識基礎特征對創新質量存在顯著的差異性影響［14］。因此，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這些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協同效應對企業創新質量的作用機制。除此之外，企業并非孤島，外部環境因素必然對其創新活動產生重要影響［15］。例如，區域知識產權保護強度可以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的意愿，同時企業專利戰略的實施也受到知識產權保護方案的影響［16］。因此，內部因素和外部環境因素共同作用于企業創新活動，最終影響創新質量。綜上所述，僅從單一維度分析專利戰略化申請動機、技術知識基礎或外部環境對企業創新質量的影響并不全面，無法識別企業內外多重因素間的并發協同效應。

基于此，本研究引入TOE（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綜合研究框架，構建了探索影響企業創新質量前因因素的系統性理論框架。此外，文中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fsQCA），從組態視角探究企業專利戰略化申請動機、企業內部資源以及外部環境因素對創新質量的多元化作用路徑。本文旨在回答以下幾個問題：①企業專利戰略化申請動機、企業內部知識資源結構以及外部環境中單個要素是否構成影響創新質量的必要條件？②企業多種專利戰略化申請動機與其他要素間形成何種組態以實現創新質量的提升？③哪些要素對于提高企業創新質量更為重要？通過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期望能夠深化對企業創新質量提升的前因和驅動路徑的理解，重點關注企業多種專利戰略化申請動機的影響，為其合理布局專利戰略以實現創新質量提升提供指導。

1 文獻回顧與研究框架

1.1 文獻回顧

關于創新質量，學者們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第一，關于創新質量內涵的界定。Haner［17］（2002）、Wang等［18］（2018）以及王靖宇等［19］（2020）基于創新視角指出，創新質量指的是創新產出的影響度，體現為該創新成果能夠帶來更好的績效表現；另有一些學者則從質量視角出發，將其界定為創新過程中的質量體現，表現為創新成果滿足市場需求的程度［20-21］。本文主要以創新產出影響度來界定創新質量。第二，從不同角度出發，探究了影響創新質量的前因變量。學者們指出，企業內部因素（如創新投入、知識資源、公司治理戰略、創新氛圍、企業家精神、知識型員工、創新網絡等［22］）及外部因素（如政府財政與稅收政策、法律和跨國并購等）均對創新質量存在顯著影響［23-24］。學者們主要從單一角度分析了各因素的作用，得出的研究結論差異較大。然而，創新活動并非僅受單個因素的影響，實際上，企業內外部環境相互作用并共同影響創新活動。企業根據自身已有技術知識基礎進行創新［14］，同時不同的專利戰略化申請動機促使企業開展差異化創新活動［4］，而外部環境又導致企業獲取資源的途徑、選擇的未來創新方向等發生改變［25］。這三者同時作用于企業技術創新成果的質量。由此可見，應當從企業內外部因素出發，將企業自身技術、組織與環境等三要素共同納入分析框架，深入探究三者對創新質量的多元化驅動路徑。

1.2 研究框架

基于知識理論，企業技術創新受業務層面的技術重組、管理層面的組織資源合理配置、環境層面外部因素耦合的共同作用。TOE理論框架綜合考慮了技術—組織—環境等3個層面要素的協同影響。本文借助這一框架對影響企業創新質量的前因變量進行分析。首先，在技術層面上，專利的本質是企業通過技術創新和研發活動產出具有創新性與實用性的技術方案，并對其進行保護的結果［26］。因此，企業專利的戰略化申請可以被視為其技術運作的結果，而差異化的專利戰略化申請動機也導致企業創新活動與結果的異質性。由于技術本質就是知識，專利作為技術成果，其戰略化布局實際上也是技術知識的運用。因此，文中將多元的專利戰略化申請動機作為影響企業創新質量的技術條件。其次，TOE強調組織可利用的資源對企業行為的影響。知識作為企業最重要的資源，對其創新活動與結果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因此，企業已有技術知識基礎結構特征對創新成果的數量與質量產生重要影響［27］。企業技術知識基礎的廣度與深度是測度其技術知識基礎結構特征的關鍵指標［28］。因此，文中將技術知識基礎的廣度與深度作為影響企業創新質量的組織條件。最后，從知識角度出發，技術創新是知識創造與重組的結果，而企業的知識創造與整合不僅受到內部因素的制約，也受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知識的創造并非憑空產生，而是需要大量的資源投入，其中研發資金具有重要的影響。企業研發資金來源有自有資金和政府經費支持兩種。政府經費支持緩解了企業研發資金不足的困境，促進了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開展。對于其與創新產出之間的關系，學者們的觀點存在差異性［29-30］，但均不否定政府經費支持對創新質量提升的作用。另外，知識存在外部性，企業創造的新知識、新技術外溢，導致其無法獨占創新收益，因而企業缺乏知識創造的動力。知識產權保護是企業實現創新收益獨占的重要手段。顧曉燕等［31］（2021）發現，知識產權保護對高質量創新具有促進作用，知識產權制度的存在保護了企業的創新收益，促使企業投入更多資源進行高質量創新。因此，文中將政府經費支持和區域知識產權保護作為外部環境因素進行分析。

綜上，企業創新質量提升的TOE理論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

根據所構建的TOE框架，本文對技術—組織—環境等因素展開具體分析。

1.2.1 技術層面

專利實質是企業在某一國家或地區對特定技術下的創新成果的保護，對于企業創新質量提升具有決定性作用［24］。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專利數量快速增長，但平均每件專利創造的經濟價值卻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這意味著，在某些情況下，盡管一些技術方案本身不夠新穎，缺乏商業價值，但企業仍然會對這些技術方案進行專利申請。例如，Boldrin和Levine［32］（2013）通過研究美國專利申請與創新之間的關系發現，盡管專利數量不斷增加，但其并未顯著提升美國的創新水平與生產效率，表明專利數量的增加并沒有帶來技術進步與研發投資的增加。在當前顛覆性創新難度加大的背景下，企業更加傾向于制定專利戰略，通過積累大量相關專利進行專利組合競爭。這意味著企業將在專利申請過程中展現出更多的戰略性動機。

關于企業專利申請動機，現有研究認為可以分為兩種主要類型：一是傳統動機，即保護創新成果，以防他人技術模仿［25］；二是戰略動機［2］。學者們認為，戰略動機包含阻擋動機，而這一動機又存在兩種情形：一是進攻封鎖，指的是企業為了在新的技術發展前沿占有一席之地而進行專利申請；二是防御封鎖，指的是企業為了防止他人開發相同或者相似產品而申請專利［25］?？梢?，防御封鎖動機與傳統動機都是為了減少甚至避免競爭對手的技術侵權行為，二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區別于傳統動機，企業防御封鎖動機不僅包含有傳統動機的僅保護核心技術的專利申請行為，還包含有圍繞核心技術設置技術柵欄的專利申請行為。此外，Teska［33］（2009）發現，企業申請專利的目的還包括提升談判地位、順利進入國外市場、獲取許可收入、成為標準專利等。綜上，本文將企業專利戰略化申請動機總結為以下4類：①阻擋動機。通過專利申請加強企業對核心技術的防御或者限制競爭企業的技術進攻。②國際市場開拓動機。由于專利保護存在地域性特征，企業為了在不同國家與地區獲得專利保護，需要在不同國家與地區進行專利申請。③建立聲譽動機。企業通過走在創新前沿，提升專利的新穎性，提高企業技術聲譽，進而塑造企業創新形象。④增加談判籌碼動機。企業為了與競爭對手進行技術談判而申請專利［2，34］。

由于企業在專利申請過程中存在多種戰略化動機，在不同動機下設計出的技術方案可能具有顯著差異，進而對企業的創新質量產生異質性影響。雖然現有研究區分了專利戰略化申請動機［2］，但多數集中在單一動機的影響上，忽視了企業在實際專利申請過程中可能同時追求多種戰略目標的情況。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企業多種專利戰略化申請動機對創新質量的共同作用。

1.2.2 組織層面

基于知識理論，一項創新脫胎于企業原有的技術知識基礎［35］。專利作為重要的創新成果，必然受到企業原有技術知識基礎的影響。這一影響不僅表現在技術知識的累積為專利提供了必要支持上，還表現在影響企業未來技術方向的選擇上。已有研究指出，企業技術知識基礎指的是其擁有的技術知識元素集合；這一集合具有多維度的特性，而這些特性對創新質量存在顯著影響［36］。例如，Krafft等［37］（2014）以美國制藥行業為例，發現組織的技術知識基礎具有廣度、深度、一致性、多元度以及網絡結構等特性，并且這些特性之間存在相互關系?；诖?，多位學者分別探討了企業技術知識基礎不同維度特性對創新的影響。研究發現，各個維度特性對創新的作用并不一致。但多數研究更傾向于分析技術知識基礎多維度特性對企業創新產出數量的影響［37］，較少關注對創新質量的影響，并且相關研究結論也不相同。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選取企業技術知識基礎廣度和深度作為衡量指標。其中，廣度指的是企業技術領域涵蓋的范圍，深度則指的是企業對各技術領域的了解程度［37］。這兩個指標可以很好地反映企業技術知識基礎的主要特性，且已有研究也發現，二者對技術創新產出產生顯著差異化影響。然而，已有研究的局限在于僅從企業技術知識基礎的角度出發，忽略了其與技術方向選擇及外部環境之間存在相互影響，且共同作用于創新活動的實際本質。

1.2.3 環境層面

已有研究發現，多種外部環境因素均可對企業創新活動產生重要影響。本文考察了政府經費支持與區域知識產權保護兩種因素。陳子韜等［38］（2020）研究發現，政府經費支持對企業創新質量提升具有重要影響。一方面，政府經費支持為企業提供更多的資金資源，緩解了資金壓力，使企業能夠更全面地考慮與嘗試多個技術方向，并對結果進行評估。這有助于企業不斷更新并完善現有技術，最終提高創新質量。另一方面，企業獲得政府經費支持也會發出積極信號，促使利益相關者更加信任企業技術水平。這有助于吸引更多潛在的技術合作伙伴，建立合作創新關系，提高技術創新成功率，從而促進創新質量的提高［38］。

除了政府經費支持，區域知識產權保護對企業技術創新活動也具有重要作用。知識產權保護是企業在專利申請過程中實現戰略目標的基礎。已有研究發現，由于技術知識具有公共屬性，企業無法獨占創新收益，這降低了企業的創新意愿。當區域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提高時，會產生多重影響。一方面，區域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提升能夠減少企業技術創新成果的外溢效應，從而提高企業的創新積極性，有利于創新質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區域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提升也能夠吸引擁有最新技術的企業進入該區域，從而促進當地產業鏈上相關企業的技術改造或創新。這有助于提升當地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最終有效提升創新質量［39-40］。

2 研究設計

2.1 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探討TOE框架下企業高創新質量影響因素的聯動與組態效應。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是解決此類研究問題的重要手段。fsQCA研究方法從整體論角度出發，能夠揭示多個前因條件共同作用于某個結果的差異化路徑。因此，本文采用fsQCA方法探索企業專利戰略化申請動機、技術知識基礎以及環境要素之間組合匹配與協同耦合，最終影響企業創新質量的多元化路徑。

2.2 數據來源與變量測量

2.2.1 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的研究對象為A股上市的醫療制造型企業。選取這一行業的原因在于：第一，醫療制造業是一個知識和技術密集型行業，尤其注重對創新成果的保護。企業對專利管理與專利戰略規劃非常重視，意圖通過合理規劃專利戰略捕捉潛在機會，專利競賽十分激烈。第二，我國醫療制造業正在不斷轉型升級，研發投入持續增加。企業將資源與能力結合起來，將專利管理上升到戰略層面，從戰略角度引導企業開展創新并進行專利布局。

A股上市醫療制造型企業數據來源于Wind數據庫，共搜集了199家企業。在此基礎上，對企業進行篩選，具體過程如下：①剔除發明專利申請數小于10的企業。這是因為此類企業主要以保護核心技術為目標進行專利申請，并未從戰略布局角度進行專利規劃。②剔除關鍵變量缺失與ST的樣本企業。最終，確定了134家企業作為研究對象。在確定了企業名單之后，本文從大為公司的Innojoy專利搜索引擎中搜集2009—2021年醫療制造型企業在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數據庫（SIPO）中申請的發明專利作為研究樣本。

2.2.2 變量測量

結果變量：企業創新質量。本文選取了專利被引次數作為衡量企業創新質量的指標。原因在于，專利被引即該項專利被其他后續專利引用；該數值越高，表明其與后續專利的關聯性越強，對后續技術的貢獻越大，其質量也就越高。已有學者研究發現，專利被引次數與專利的經濟價值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這表明專利被引次數同時體現了專利的技術和經濟價值，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業的創新質量［41］。此外，利用專利被引次數衡量企業創新質量得到了學術界較為普遍的支持［2，35］。因此，本文選取企業當年申請的發明專利五年被引次數來衡量其創新質量。

條件變量：包括企業的專利戰略化申請動機、技術知識基礎特性以及環境要素。

①企業專利戰略化申請動機。已有學者提出了多種測量方式，本文借鑒郭磊等［2］（2016）的研究，選取專利申請阻擋動機、國際市場開拓動機、增加談判籌碼動機以及建立聲譽動機等對其進行測量。

阻擋動機。阻擋動機是指企業為保護自身創新成果，避免或者減少競爭對手模仿其技術的動機。權利寬度表示企業專利申請的權利要求項數。文中采用權利寬度來衡量阻擋動機。權利寬度越大，企業越能夠全方位地阻擋潛在競爭者。具體的測算方式是將專利的獨立權項數（Principal Claims）與從屬權項數（Subordinate Claims）進行加權求和，并將二者的權重分別設為0.7和0.3［2］。

國際市場開拓動機。當企業認為某個國家或地區具有市場潛力和競爭力時，其會更加傾向于在該國或地區申請專利［2］。因此，國際市場開拓動機可以通過企業專利申請布局的國家或地區數量來衡量。

增加談判籌碼動機。這一動機指的是為了更好地與競爭對手進行技術談判或交換，企業有策略性地進行專利申請。文中借鑒以往學者的研究，利用重點專利引用率來衡量［2］。其中，重點專利是指全球領先醫療制造型企業持有的專利。該類企業為年度營業收入排名前10的企業，包括：羅氏（Roche）、諾華（Novartis）、艾伯維（Abbvie）、強生（Johnson & Johnson）、默沙東（Merck Sharp & Dohme）、百時美施貴寶（Bristol Myers Squibb）、輝瑞（Pfizer）、賽諾菲（Sanofi）、葛蘭素史克（GlaxoSmithKline）以及阿斯利康（AstraZeneca）。計算方式如下：第一，搜集并整理企業觀測年度的所有發明專利中引用的專利，分析引用專利申請人。第二，依據企業引用的專利數據，計算企業觀測年度專利引用中申請人屬于全球領先醫療制造型企業的專利數量與企業總引用專利數量的比值，來衡量增加談判籌碼動機。

建立聲譽動機。為了持續創新，企業需要不斷從基礎學科中汲取知識。本文選擇引用非專利文獻數量作為衡量企業建立聲譽動機的指標［2］。

②企業技術知識基礎的廣度與深度。由于技術知識基礎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存在累積效應，因此文中采用企業連續三年申請專利數據來測度技術知識基礎的廣度與深度［37］。其中，技術知識基礎廣度是指企業申請發明專利包含的國際專利分類小類數量總和，反映了企業所涉及技術領域的多樣性［37］。技術知識基礎深度是指企業對所涉及技術領域的掌握程度。借鑒已有研究，利用[技術知識基礎深度=δμ]進行測算。其中：[μ]為各國際專利分類中企業申請發明專利數占所有申請發明專利數比例的均值，[δ]為該比值的標準差［37］。

③環境要素。本文選取的環境要素包括政府經費支持和區域知識產權保護。

政府經費支持。參照以往學者的研究，采用企業獲得的政府資金數量來衡量［38］。本文主要從Wind數據庫中搜集企業獲得的政府資金數量。該指標很好地反映了政府對企業創新活動的支持力度。

區域知識產權保護。該指標指的是特定地區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借鑒吳超鵬和唐菂［39］（2016）以及林周周和蘇屹［40］（2021）的研究，本文用當地技術交易市場成交額占當地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區域知識產權保護強度。在此基礎上，為了更好地區分省內各個城市知識產權保護強度差異，文中進一步將各個城市生產總值占所屬省份生產總值比重作為權重值。最終，企業所處區域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計算方法為各省份技術交易市場成交額占當地生產總值比重與各城市生產總值占所屬省份生產總值比重的乘積。

2.2.3 變量校準

數據校準需要遵循合理性和透明性的原則，依據理論知識或實踐標準設定錨點。本文參考杜運周和賈良定［42］（2017）、杜運周等［43］（2022）、萬驍樂等［44］（2022）、肖靜和曾萍［45］（2023）的研究，同時考慮到專利戰略化申請動機、技術知識基礎、政府經費支持與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等是依據相對水平來判斷的，而且醫療制造型企業的創新質量也是一個基于樣本的相對指標，適合采用基于樣本的相對位置法來校準。因此，本文采用直接法設置所有連續變量的75百分位數、50百分位數和25百分位數為完全隸屬、交叉點和完全不隸屬的3個校準點，并將交叉點校準后等于0.5的真值改為0.501后再進行計算。在此基礎上，運用fsQCA方法進行后續分析。

根據組態分析過程，本文對各變量進行必要條件分析，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從表中可以發現，所有前因要素的必要性一致率均未超過0.9，說明單一要素并不會對企業高/非高創新質量產生主導影響。因此，將所有前因要素納入fsQCA進行組態分析。

杜運周和賈良定［42］（2017）指出，原始一致性閾值不得低于0.75，PRI一致性閾值最好大于等于0.75，并且根據樣本規模確定頻數閾值，大樣本的頻數閾值可以選擇2或更大值。結合本文的樣本數據和真值表結果，借鑒Crilly等［46］（2012）的研究，根據一致性的自然間斷點，使用截斷值代替門檻值，將一致性閾值設定為0.90，PRI一致性閾值設定為0.75。由于案例樣本數量為134，屬于大樣本，因而將案例頻數閾值設定為2。fsQCA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從表中可以發現，存在3條引致企業高創新質量的條件組合和2條引致企業低創新質量的條件組合。高創新質量組態解的一致率為0.971 2，覆蓋率為0.620 0；低創新質量組態解的一致率為0.976 6，覆蓋率為0.447 7，結果較為理想。

通過對比高與非高創新質量組態結果，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企業發明專利戰略化申請的阻擋動機與國際市場開拓動機對于提升創新質量不可或缺，是引致高創新質量的關鍵要素。其次，令人意外的是，在企業發明專利申請過程中，增加談判籌碼這一動機在引致高與非高創新質量組態中均存在。經過進一步分析發現，企業圍繞行業內領先企業的發明專利進行專利申請時，可能出現兩種情況：一是以領先企業核心技術為基礎，企業通過學習轉化將其與自身技術知識基礎相結合，對該類技術進行全新改造，產出更高質量的創新成果；二是由于在短期內無法突破領先企業的技術壁壘，企業只能圍繞該核心技術的周邊技術進行研發，創造出與領先企業核心技術交叉的相關專利，但企業并不關注這類專利的新穎性和獨特性，導致該類創新質量一般。由此可見，增加談判籌碼這一戰略化申請動機對創新質量的影響極為復雜，后續需要對這一動機進行深入分析。最后，通過高創新質量與非高創新質量組態的對比發現，單個要素并不能單獨發揮作用，必須與其他核心要素相互聯動，才能形成高創新質量的條件組合。這一結論強調了多個條件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共同影響企業創新質量。

①技術與組織耦合的全范圍專利戰略化布局驅動模式。該路徑表明，以高阻擋動機與高國際市場開拓動機為核心條件，輔以建立聲譽動機、增加談判籌碼動機、高技術知識基礎廣度和深度為邊緣條件的前因變量組合，可以產生高創新質量。該組態表明，企業需要全面布局自身專利戰略，重點關注如何阻擋競爭對手與開拓國際市場，并拓展企業技術知識基礎的廣度與深度，即使缺乏良好的外部環境，其依然可以實現高創新質量。該路徑可以解釋56.86%的高創新質量案例。

②基于高技術知識基礎深度與環境協同的專利多維度布局驅動模式。該路徑表明，以高阻擋動機與高國際市場開拓動機為核心條件，輔以高增加談判籌碼動機、高技術知識基礎深度、高政府經費支持與高區域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為邊緣條件的前因變量組合，能夠產生高創新質量。該組態表明，當企業處在良好的外部環境中時，其仍然需要高度重視專利申請的戰略化布局，尤其需要關注阻擋動機和國際市場開拓動機，適度關注增加談判籌碼動機。企業技術知識基礎的構建與完善，更需要重視核心技術領域深度的探索，而非廣度的擴展。該路徑可以解釋12.38%的高創新質量案例。

③基于高技術知識基礎廣度與環境協同的全范圍專利戰略化布局驅動模式。該路徑表明，以高阻擋動機與高國際市場開拓動機為核心條件，輔以高建立聲譽動機、高增加談判籌碼動機、高技術知識基礎廣度、高政府經費支持與高區域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為邊緣條件的前因變量組合，可以產生高創新質量。該路徑表明，企業在獲得外部環境支持的基礎上，不能忽視自身技術資源范圍的擴展，同時依然需要高度重視專利戰略化申請，尤其需要關注如何阻擋競爭對手和開拓國際市場，這樣才能夠創造出高質量的創新成果。該路徑可以解釋30.10%的高創新質量案例。

綜上所述，企業發明專利戰略化申請的高阻擋動機與高國際市場開拓動機作為核心條件存在于3條組態路徑中，同時其他兩個專利戰略化申請動機也發揮了作用，表明在專利申請過程中企業多元化戰略申請動機對提高創新質量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在實現高創新質量的3條組態中，企業技術知識基礎均發揮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P2與P3路徑也顯示出了技術—組織—環境的共同作用，表明多種前因要素共同作用才能有效提升企業的創新質量。

同時，利用fsQCA方法得出引致非高創新質量的兩條前因條件組態路徑。路徑NP1：～阻擋動機×～國際市場開拓動機×～建立聲譽動機×增加談判籌碼動機×～企業技術知識基礎廣度×～企業技術知識基礎深度×～政府經費支持。該路徑表明，當企業在專利申請過程中缺乏戰略思考且自身技術知識累積不足以及缺少政府經費支持時，其創新質量受到抑制。即當企業的技術知識基礎廣度和深度不足，沒有戰略性專利布局理念，并且無法獲得政府經費支持時，其很難實現創新質量的提升。路徑NP2：～阻擋動機×～國際市場開拓動機×～建立聲譽動機×增加談判籌碼動機×企業技術知識基礎廣度×～企業技術知識基礎深度×政府經費支持×區域知識產權保護。該路徑表明，當企業在發明專利申請過程中忽視阻擋動機、國際市場開拓動機與建立聲譽動機，僅具備高技術知識基礎廣度而不具備高技術知識基礎深度時，企業即使獲得外部環境的支持，也難以實現高創新質量。

由此可見，上述兩條前因條件組態路徑都包括非高阻擋動機、非高國際市場開拓動機、非高建立聲譽動機、非高企業技術知識基礎深度，主要涉及企業技術與組織層面因素。這說明即使外部環境要素完善，也不一定能帶來企業高創新質量。

2.2.4 穩健性檢驗

為提升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和可信度，借鑒以往學者的研究，本文通過調整案例頻數閾值與變量校準值進行穩健性檢驗。文中將案例頻數閾值改為1，并分別設置各變量的95百分位數、50百分位數和5百分位數作為完全隸屬、交叉點和完全不隸屬的3個校準點，之后利用fsQCA方法進行分析。結果顯示，企業高或非高創新質量的前因條件組態和之前的分析結果一致。由此說明，企業創新質量前因條件組態的研究結果具有穩健性。

3 結論與展望

本文基于TOE框架，運用fsQCA方法，探討了技術、組織和環境等層面的影響因素對企業創新質量的組態效應，得到以下結論：首先，技術、組織和環境層面的要素均不是單獨引致企業高創新質量的必要條件，即單個條件并不能引致企業高創新質量或非高創新質量。其次，引致企業高創新質量的前因條件具有“多重并發”和“殊途同歸”的特點。本文發現，實現企業高創新質量的路徑有3條，其一是技術與組織協同驅動型（P1），另外兩條路徑均可以總結為技術—組織—環境耦合驅動型（P2和P3）。整體來看，每一條路徑均由多個前因條件共同發揮作用，顯示出“多重并發”的特征；同時各個前因要素形成不同組合以達成企業高創新質量目標，顯示出“殊途同歸”的特征。最后，引致企業非高創新質量的路徑有兩條，且均包含專利申請非高阻擋動機、非高國際市場開拓動機、非高建立聲譽動機與非高企業技術知識基礎深度。這表明即使處在政府提供經費支持和高區域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外部環境下，企業技術與組織層面要素的缺失仍然會導致其創新質量低下。對比來看，兩條非高創新質量的組態與高創新質量的組態存在因果非對稱關系。

本研究的理論意義在于：首先，以醫療制造型企業為研究對象，聚焦于企業當前專利申請的戰略化布局議題，基于TOE框架，利用fsQCA方法揭示出企業專利申請過程中多戰略化動機并存，并與企業技術知識基礎、政府經費支持和區域知識產權保護共同作用于創新質量，進一步拓寬了TOE框架的應用場景，更好地揭示了影響企業創新質量的多重因素。其次，基于組態視角，從技術、組織與環境等3個層面共8個前因條件出發，構建了影響企業創新質量的理論框架，這是對企業創新質量影響因素傳統研究模型的補充與完善，彌補了TOE框架下多層面因素之間缺乏動態匹配關系的不足，為深入研究企業如何有效提升創新質量提供了新的視角。最后，本文發現企業創新質量的多個影響因素之間存在多重并發的因果關系，識別出不同場景下企業實現高創新質量的差異化路徑，為有效驅動創新質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理論依據，同時也拓寬了企業創新質量影響因素的研究邊界。

本研究的實踐啟示在于：首先，創新質量的提升需要企業考慮多個因素的作用，而不是僅僅關注某單一因素。企業應根據外部環境合理構建自身的技術知識基礎結構，并制定多元化的發明專利申請戰略，以有效提升創新質量。其次，在進行發明專利申請時，企業應當在充分考察競爭對手所掌握技術領域的基礎上，盡量擴展自身核心技術領域的權利要求范圍。同時，企業不僅要關注國內技術競爭，還應積極開拓國際市場，以促進創新質量的有效提升。最后，政府經費支持和區域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等外部環境因素并非提升創新質量的唯一關鍵要素。企業需要從技術和組織層面出發，將技術作為發展基礎，重視技術知識基礎結構，并充分考慮發明專利戰略化申請動機；同時政府不僅需要提供資金支持，還應加強區域知識產權保護，以形成推動企業創新質量提升的制度環境。

本文從企業當前專利申請的多元化戰略動機出發，從多角度對企業創新質量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探索，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本文的研究對象是中國醫療制造型上市企業，由于不同行業具有各自的技術軌道與創新規律，因而需要搜集更多行業數據，以進一步驗證結論的普適性。另一方面，本文主要選取了企業發明專利申請過程中的戰略化動機，并未考慮其他類型專利申請過程中可能存在的戰略化動機及其對創新質量的影響，未來應更細致地研究不同類型專利申請戰略布局的共同作用，以提高研究的解釋力和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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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th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Quality Advancement Within the TOE Framework：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tent Strategizing Application

Liu Yan1， Jia Hanbo1， Zhang Ruyi2， Gao Yanhui1

（1.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an University of Posts & Telecommunications，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Elevating the quality of innovation serves as a crucial means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and uphold competitiveness.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IPR）， showing noticeable improvements in both quantity and quality.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motivations driving domestic enterprises to apply for patents go beyond a singular focus on the protection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hey now encompass a multitude of motive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market expansion， reputation building， and gaining negotiation leverage. Enterprises adopt a strategy for the simultaneous pursuit of multiple motives in patent applications， and this diversified approach to patent application strategies has heterogeneous impacts on innovation activities. Using Chinese-listed bio-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nd employing the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metho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TO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ultifaceted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echnology （motivations of applying for patents）， organization （breadth and depth of firms'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base），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support and reg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levels） collectively influence the quality of corporate innovation.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re are multiple concurrent causal relationships with interactive matching effects among a company's motives for applying for pat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base，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is complexity results in asymmetric causal relationships leading to configurations associated with both high and non-high innovation quality outcomes. Secondly， this research identifies three predominant the pathway （P1， P2， P3） that lead to high innovation quality within companies： the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 systemic pathway （P1） and the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coupling pathways （P2， P3）. The blocking motive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expansion motive in patent applications are identified as crucial elements in driving innovation. Thirdly， High innovation quality in companies involves the synergistic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which are combined in various ways to achieve the same goal，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innovation. In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managerial insights for companies to leverage knowledg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based on different strategic motives， thereby enhancing innovation quality through diverse and converging approaches. The study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recognizing and harnessing the synergies among technology， organizations，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o optimize innovation outcomes. The findings offer substantial guidance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maintain a leading position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success in global competition under different external environmental and internal knowledge resource conditions.

Key words： the patent strategizing application;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base; government funding suppor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novation quality

（欄目編輯：劉靜雅）

收稿日期：2023-12-07

基金項目：陜西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知識視角下陜西省重點產業‘在位者—進入者動態適配對產業重構的影響研究”（2022R022）；2023年度陜西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專項青年項目“基于‘兩鏈融合的陜西省重點產業高質量發展路徑研究”（20230N0127）。

作者簡介：劉巖（1986—），女，青海西寧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技術創新與知識管理；賈涵博（2001—），女，河南商丘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技術創新與知識管理；張如意（1983—），男，陜西寶雞人，博士，講師，研究方向：政治經濟學與創新；高艷慧（1985—），女，陜西榆林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合作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