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分配視角下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機制研究

巫穎　王軍　白曉博

〔摘要〕 在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和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的歷史背景下，探討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文章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角，認為共同富裕實現并不是完全由技術、經濟決定的，存在一定的制度建構性，必須考慮制度的作用，核心是處理好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具體來看，要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在初次分配環節的普惠性，建立健全數字經濟時代再分配調節機制和三次分配實現機制等，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關鍵詞〕 共同富裕；數字經濟；三次分配制度；新發展階段

〔中圖分類號〕F124.7；F49；F1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694（2024）01-0011-06

〔作者〕 巫 穎 講師 宜賓學院文學與音樂藝術學部 宜賓 644000

王 軍 副教授 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成都 611130

白曉博 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 北京 100098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數字技術與經濟范式的政治經濟學研究”（22FJLB003）；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數字鄉村建設對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影響研究”（SCJJ23ND421）。

一、引言

共同富裕作為通往人民美好生活的橋梁，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從“先富帶動后富”到“建設小康社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人民為中心的共同富裕建設理念始終貫穿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實現為共同富裕奠定了堅實基礎，在新發展階段扎實推動共同富裕，與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進程是同步并進的。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共同富裕方向，并將其納入我國二三五年遠景目標規劃中，這不僅是對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理念的積極實踐，也是將社會主義本質外化為具體行動目標的新時代重要探索。2021年8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進一步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F階段，從理論和行動的結合來看，我國已經到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1〕。

隨著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和量子信息技術等數字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數字經濟正在深刻地改變著我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吨袊鴶底纸洕l展白皮書2023》顯示，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50.2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0.3%，已連續11年顯著高于同期GDP名義增速?，F階段，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領跑全球，也是驅動新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帶動全體人民收入水平提升的關鍵。與此相伴，共同富裕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理論命題，也是社會主義的現實價值取向和實踐要求，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角，探討數字經濟時代共同富裕的實現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制度建構

按照馬克思的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分析范式，實現共同富裕不是完全由技術、經濟決定的，存在一定的制度建構性（田世野，2019）^〔2〕，必須考慮制度的作用，核心是處理好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在數字經濟的發展中兼顧效率與公平。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集中體現，是社會主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最終目的和本質要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一個重要的發展理念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歷史發展到今天，這一政策已經完成任務，應逐步轉向實現共同富裕（劉國光，2011）^〔3〕。

從制度建構來看，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制度，兼顧效率與公平，關鍵是要理順“政府—市場—社會”三者間的關系。理論與實踐都表明，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實現共同富裕，不能完全依靠市場，政府和社會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三者必須協同發力。市場、政府、社會各有優勢，同時又都存在各自的問題。理順三者之間的關系，要將其優勢充分發揮出來，同時抑制其不足。首先，市場的優勢主要體現在信息和激勵兩方面，在經濟效率上有著突出的優勢，應當讓市場在收入分配中發揮基礎性作用，特別是在初次分配領域。數字經濟時代，即使是對側重于公平的三次分配，市場仍然可能發揮重要作用，近年興起的新興互聯網公眾籌款平臺就是典型案例。其次，政府主導的再分配是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機制，通過政府的制度建構，對初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規范、兼顧效率與公平，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通過政府作用來促進公平分配，也可能面臨政府失靈問題。最后，社會在促進共同富裕方面有著政府、市場不能替代的作用，隨著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社會慈善捐贈等在調節收入分配差距、促進共同富裕方面的作用就更加顯著。與此相伴，社會機制也存在力量分散、有限等內在局限性。通過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關鍵是要從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著手，圍繞“政府—市場—社會”關系的主線，完善相關制度。

另外，數字鴻溝以及其他數字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不公平問題，已經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和擔憂，如何防范和縮小數字鴻溝，以數字經濟發展縮小城鄉、地區、行業差距，促進共同富裕，成為當前數字經濟發展政策設計的一個重要關注點。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所指出的，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數字經濟時代，我們要堅持走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數字經濟發展的政策體系，在激發效率的同時兼顧公平，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在實現共同富裕方面的制度優勢。

三、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在初次分配環節的普惠性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公平與效率具有同向變動的交促互補關系（程恩富，2007）^〔4〕。有學者認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在一定意義上是發展生產力的客觀要求，然而，將公平置于效率之后也導致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擴大（魏眾等，2016）^〔5〕。有學者提出，“效率優先”雖然解決了短期發展問題，但對經濟社會長期持續發展埋下了隱患（劉承禮，2008）^〔6〕。隨著我國改革發展實踐和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經濟學界逐漸形成共識，那就是效率與公平應當結合互促，效率與公平相結合的要義正是在發展基礎上實現共同富裕。

從理論上講，初次分配應該由市場發揮主導作用，應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數字經濟本身是市場創新的產物。中國的數字經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主要是靠市場主體的創新?！按航喯戎?，置身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對潛在的市場機會最敏感，對行業情況最熟悉。數字經濟的發展必須遵循市場導向和市場規律，政策上應當積極為市場主體松綁，充分激發市場主體創新創業的活力。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為企業創新提供服務、準備條件。政府在數字經濟產業體系布局、基礎設施建設、數字經濟相關人才培養等方面能夠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從而加速數字經濟的發展。資源要素的配置和價格，主要由市場供求、競爭來決定，這意味著初次分配領域主要應當由市場來決定。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在調節數字經濟領域的初次分配、促進共同富裕方面完全無能為力，至少在兩個方面，政府的調節作用是必要的和十分重要的。

一方面，促進數字經濟在城鄉、區域、行業的協調均衡發展，引導數字經濟在城鄉、區域、行業的合理布局，吸引社會資本流入數字經濟發展洼地，防范和縮小數字鴻溝。由于發展基礎和客觀條件的差異，城鄉、區域、行業在數字經濟發展上存在明顯差距，可能造成新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從國內數字經濟發展的現狀來看，已經產生明顯的數字鴻溝現象，且有不斷擴大之勢，對共同富裕的實現產生不利影響。雖然數字鴻溝的形成有著客觀的經濟因素，但制度、政策并非完全不能發揮調節作用。實際上，通過政府資源和政策的傾斜，結合中西部地區的資源、氣候優勢，有意識地引導數字經濟相關產業布局，加快補齊發展短板，能夠在相當程度上縮小城鄉、區域、行業之間的數字鴻溝。例如，貴州特有的氣候環境，適合建立大數據中心，通過政策引導，貴州的大數據發展正走在全國前列。另外，農業農村是數字經濟發展的薄弱環節，一個基本的約束條件是農業農村基礎設施薄弱，不僅是與數字經濟發展直接相關的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薄弱，更加基礎的設施，如道路、水利、倉庫等同樣發展薄弱。解決這些困境，也需要政府加大對農業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大幅度提升農業農村數字基礎設施和傳統基礎設施水平。在此基礎上，多渠道、多形式引導社會資本流入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和農業部門等數字經濟發展洼地，補齊這些領域數字經濟發展短板。

另一方面，政府應當對大型平臺企業的壟斷行為進行有效規制，促進合理競爭，積極引導大型企業對中小微企業發揮服務帶動作用，創造普惠性的經濟機會。數字經濟產業大多存在顯著的規模經濟，經過激烈的市場競爭，逐漸形成一批壟斷性的獨角獸企業，這在互聯網平臺經濟領域表現得最為顯著。例如，國內的電商平臺企業只有淘寶、京東、拼多多等少數幾家；外賣平臺只有美團、餓了么等；網約車平臺長期是滴滴一家獨大。這些巨型平臺企業在占據市場壟斷地位后，開始利用其壟斷地位，提高抽成比例、打擊競爭者，不僅擠占平臺上的廣大賣家和消費者的利益，還排斥競爭，壓制市場活力，造成公平與效率的“雙輸”。因而，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實現，政府應當積極反壟斷。

四、建立健全數字經濟時代的再分配調節機制

再分配是調節收入分配差距、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如果說初次分配領域主要由市場決定、更加重視效率，那么在再分配領域，必須更加重視公平。數字經濟時代，如何更好地發揮再分配的調節作用，促進共同富裕，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議題。

數字經濟為經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帶來新動能，將引領新一輪經濟增長，為加大再分配力度、促進共同富裕提供更可靠的經濟基礎。眾所周知，通過再分配調節收入分配差距，要建立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只有“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長期以來，我國再分配政策的調節力度較弱，經濟發展水平不足是根本的制約因素。一方面，因為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財力不足，對農業農村和欠發達地區的轉移支付必然受到制約，對收入調節至關重要的社會保障體系也只能“低水平、廣覆蓋”，再分配政策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情況下，迫切的任務是加速經濟發展，因此本就不充裕的財政資金必須大量用于建設，而非提供公共服務和福利，這也在根本上制約著我國再分配政策的實施效果。因此，提升再分配政策在促進共同富裕方面的效能，需要依賴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進一步提升，這是根本支撐。

自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進入中高速增長的經濟新常態之后，經濟發展就迫切要求尋找新動能、新引擎。在傳統產業過剩日益嚴重、經濟增長疲軟的時代，通過數字經濟這一新興經濟部門的發展，帶動工業、農業、服務業等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形成“實體+數字”的新型經濟結構，有望引發新一輪財富快速增長，并推動產業競爭力全面提升。在財富充分增長的基礎上，財政、稅收政策可以更加側重于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在經濟發展推動財政收入增長的基礎上，國家有能力進一步提高城鄉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和補貼標準，加大對中西部相對落后地區和農村的轉移支付力度，改善其生產生活條件，支持教育、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為共同富裕打牢必要且充分的物質基礎。

除了“數字經濟—推動經濟增長—提升再分配政策效能”這一邏輯主線外，數字經濟的發展還為改善再分配效果提供了新的技術手段。在數字經濟時代，5G、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廣泛運用，使得信息更加透明。因為數字技術革命可以建立更有效的社會治理模式，通過數字化轉型，再分配政策也可以更加透明、規范和公正。數字經濟的發展將使得更多的收入轉為線上，使得規避逃稅、漏稅有了更多的技術手段，更好地“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五、建立健全數字經濟時代三次分配實現機制

數字經濟時代，應充分發揮慈善捐贈作用，創新三次分配的實現機制。第三次分配是改善收入分配結構、幫助社會困難群體提高收入水平、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機制。從線下場景來看，社會困難群體對慈善的需求遠遠沒有得到滿足，同時，社會愛心人士進行慈善捐贈、幫助他人的供給潛力遠遠沒有發揮出來，這種供求矛盾的一個基本原因是慈善捐款渠道不通暢。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這種供求矛盾日益突出，顯示出在當代社會第三次分配對于調節收入分配差距、促進共同富裕的巨大潛力。在數字經濟時代，新的數字技術、線上平臺為解決那些長期困擾慈善捐款（第三次分配）的困境提供了新的技術手段和有利條件。然而，技術動力日益重要，但不代表制度建構不重要。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對第三次分配的促進作用，同樣需要解決好體制機制問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主要圍繞的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第三次分配則進一步拓展到社會，理順政府、市場、社會三者的關系。

一方面，推動紅十字會等慈善平臺和組織借助數字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在信息化時代，由于內外部原因，紅十字會等傳統慈善組織面臨信息不透明、響應個體性和多樣性需求能力不足、社會公信力減弱等嚴峻挑戰，需要創新線上籌款機制，利用新的線上平臺和數字技術，進一步完善對捐款的發起、利用、監管的整個流程，增強對社會個體需求的供給能力，增加慈善捐款的透明度，更好地解決傳統慈善捐款的一些痼疾，進一步提升傳統慈善捐款機構的社會公信力。

另一方面，要創新互聯網籌款平臺，完善相關體制機制。新興互聯網捐款平臺已經顯示出互聯網在發展慈善捐款、完善第三次分配等方面的巨大優勢和廣闊前景，特別是對那些個性化的需求。不同于紅十字會等傳統慈善組織，新興的互聯網慈善平臺擁有更多的社會力量乃至市場力量，更需要處理好政府、市場、社會的關系。新興互聯網捐款組織的成立，無疑是加入了市場力量，體現了市場在激勵創新、適應社會需求等方面的作用。應當發展多元化的籌款機制，滿足困難群體對慈善捐贈的個性化需求。在發揮社會主體創新創業活力、弘揚關心困難群體和社會公益的社會氛圍的基礎上，發揮好政府必要的監督和制度建構作用，建立健全對新興互聯網平臺的監督機制，保證合理的平臺抽成比例，促進慈善資金籌集和利用的公平公正、公開透明，構建有利于新興線上籌款平臺規范化發展的制度環境。

參考文獻：

〔1〕姜長云.扎實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J］.中國西部，2022，（01）.

〔2〕田世野.中國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共享機制構建研究［D］.西南財經大學，2019.

〔3〕劉國光.是“國富優先”轉向“民富優先” 還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轉向“共同富?！?？［J］.探索，2011，（04）.

〔4〕程恩富.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四大理論假設［J］.中國社會科學，2007，（01）.

〔5〕魏眾，王瓊.按勞分配原則中國化的探索歷程——經濟思想史視角的分析［J］.經濟研究，2016，（11）.

〔6〕劉承禮.30年來中國收入分配原則改革的回顧與前瞻——一項基于公平與效率雙重標準的歷史研究［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8，（09）.

（責任編輯 肖華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