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內部控制對盈余質量的影響
——基于社會責任的中介作用

白金鳳

河北經貿大學會計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61

0 引言

盈余質量是評價企業會計信息質量的重要工具,也是投資者和債權人進行投資活動的重要依據,高質量的盈余信息能夠更加真實地反映企業的運營情況,緩解外部投資者的信息不對稱,降低投資風險。然而在企業中委托代理關系的存在,管理層可能出于籌集資金、減少納稅和滿足個人利益的可能,對企業會計信息進行處理,操縱盈余信息,使盈余質量降低。從內部控制的角度看,隨意操縱的會計信息也體現了內部控制制度的不完善。完善并執行有效的內部控制不僅可以推進企業的長期發展,也保障了公司合規合法地經營,保障財務信息真實,抑制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提升盈余質量。但高質量的內部控制并不意味著高盈余質量,內部控制對盈余質量的影響機制需要進一步研究。

1 文獻綜述

1.1 內部控制與盈余質量

隨著我國經濟逐步轉化為高質量發展,內部控制也在逐步成為保障上市公司會計信息真實的有效手段,并且貫穿于企業的生產全過程[1]。業務人員專業能力不足造成的會計信息失真或經理人出于某些目的對會計信息進行處理,都會降低企業的盈余質量。貫穿于企業全過程的內部控制制度可以抑制管理層機會主義行為。Weli et al.[2]進行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企業其盈余質量更高。王薛[3]及吳勇 等[4]都用實證的方法證明了內部控制與盈余質量的正相關關系。

1.2 社會責任的中介作用

企業社會責任評級得分的企業會較少參與企業內部的盈余管理,相對來說盈余質量也會較高[5],并且馮晶 等[6]從財務信息生產方和投資者反應2個方面分析并進行了實證檢驗,證明企業社會責任履行行為對盈余管理發揮抑制作用。謝海洋等[7]、王運啟[8]、吳麗君 等[9]的研究實證證明了內部控制對社會責任的促進作用。

彭曉潔 等[10]首次分析了內部控制質量、企業社會責任和盈余管理三者之間的關系,發現內部控制可以對盈余管理行為形成約束,社會責任是內部控制影響盈余管理的一個路徑。李亮錦 等[11]研究了社會責任對于盈余質量的影響,通過實證分析得出：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其盈余質量更高。

總的來說,目前的文獻對于內部控制、社會責任、盈余質量兩兩之間的關系都進行了分析,但是社會責任在內部控制和盈余質量之間的中介作用卻沒有得到完整的實證驗證。

2 理論分析與提出假設

2.1 內部控制與盈余質量關系

企業股東依據管理層對企業的貢獻提供薪水。但是股東和管理者之間存在地位差距,無法將信息完全傳遞,在這種委托代理關系下,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一旦二者追求的利益不統一,很容易發生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股東追求股東財富最大化,而管理層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當股東的利益目標與管理層之間發生沖突,股東就會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通過調整會計政策來實現;管理層也會為了自身利益,利用信息不對稱對會計信息進行隱瞞或調整,以及通過盈余管理來掩飾企業的真實狀況,降低盈余質量。

關于內部控制,從股東的視角來看,在委托代理關系中處于信息劣勢地位,他會要求企業建立完善的內部控制制度,以內部控制來約束和監督企業管理者的盈余管理行為,從而掌握企業的真實信息,降低信息不對稱,抑制管理層對會計信息進行操控,提高盈余質量。且規范化的內部控制管理,會為了實現企業的長期發展目標、財務報告目標,限制約束會計信息的隨意操縱,有效抑制盈余管理行為,從而提高盈余質量。綜上,提出本文假設1。

H1：高質量內部控制和企業盈余質量呈正相關關系。

2.2 社會責任的中介作用

企業為了更好地發展,應該提高責任意識,積極踐行社會責任?？茖W有效的內部控制制度可以有效保障企業高質量安全生產,并踐行社會責任。其一,內部控制目標規定中包含了社會責任,內部控制指引中明確提到企業要安全生產、注意生態環境、保障員工權益;其二,科學有效的內部控制體系可以對企業的風險因素進行識別,并作出客觀科學的評價,及時從源頭將不利因素消除,踐行社會責任。

基于企業積極踐行社會責任的假設,那么其對于企業的產品生產、管理運營都會按照國家規定的相關法律進行,通過調整會計政策來調整財務報告的可能性就會降低,違反國家政策調整會計信息的行為也會基本消失,相應的企業會計信息真實性會更高,盈余質量也會更高。此外,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會有較高的思想道德水平,對待利益相關者會更加誠信和負責任,并不會為了達到企業的預期值而去調整會計信息,因此企業會減少盈余管理行為,大大提高盈余質量。綜上,以社會責任為導向的企業更具有道德約束力,管理者從事社會不接受的盈余操縱行為的概率降低,進而其盈余質量越高,因此提出本文假設2。

H2：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在內部控制和提高盈余質量之間發揮正向中介作用。

3 變量選擇與研究設計

3.1 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數據來自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2016—2020年的數據。去除金融類和房地產類企業、ST和*ST類,去除關鍵指標缺失的樣本,最終共獲得1 634家公司、8 170個觀測值,并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必要處理。

3.2 變量選擇

3.2.1 被解釋變量

盈余質量(YDA)：選取修正的Jones模型來計算企業操縱性應計利潤的值,其絕對值視為盈余管理程度,YDA值越小說明盈余質量越好。

3.2.2 解釋變量

內部控制質量(XICQ)：迪博風險管理技術公司定期發布相關指數,這一指數越高則代表內部控制質量越高。本文將內部控制指數取對數。

3.2.3 中介變量

企業社會責任(ZCSR)：選取和訊網發布的社會責任綜合評級得分為基礎數據,并以該分數值除以100來衡量企業社會責任水平。

3.2.4 控制變量

1)企業規模(ASIZE)：以企業員工總人數的對數進行測度。

2)資產負債率(BLEV)：反應公司的財務風險,對于盈余質量的考量具有影響。

3)成長性(CGRO)：當期營業收入與年初營業收入的差再除以年初營業收入。

4)董事會規模(DBZ)：采取董事會總人數。

5)總經理與董事長是否是同一人(EDUAL)：對此指標的衡量采用虛擬變量,是同一個人取1,不是取0。

6)產權性質(FSTATE)：企業若為國有企業這一指標應當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7)行業虛擬變量(HIND)：對樣本企業所在行業進行劃分,當樣本為某一特定行業時取值為1,否則為0。

8)年度虛擬變量(IYEAR)：當樣本為某一特定年份時取值為1,否則為0。

3.3 模型構建

YDA=α0+α1×XICQ+α2×ASIZE+α3×BLEV+α4×CGRO+α5×DBZ+α6×EDUAL+α7×FATATE+IYEAR+HIND+εi,t

(1)

ZCSR=α0+α1×XICQ+α2×ASIZE+α3×BLEV+α4×CGRO+α5×DBZ+α6×EDUAL+α7×FATATE+IYEAR+HIND+εi,t

(2)

YDA=α0+α1×ZCSR+α2×ASIZE+α3×BLEV+α4×CGRO+α5×DBZ+α6×EDUAL+α7×FATATE+IYEAR+HIND+εi,t

(3)

YDA=α0+α1×XICQ+α2×ZCSR+α3×ASIZE+α4×BLEV+α5×CGRO+α6×DBZ+α7×EDUAL+α8×FATATE+IYEAR+HIND+εi,t

(4)

4 實證結果與分析

4.1 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1為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根據數據顯示,YDA最大值為2.177.最小值為0,說明企業盈余管理行為普遍且相差懸殊。內部控制指數的最小值、中位數、最大值依次為4.866、6.496 2、6.848,標準差為0.158,說明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建設表現狀況良好。企業社會責任有正數、負數,數值相差巨大。負數說明公司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并沒有遵守規定履行社會責任,還對企業產生了負面影響。但是從整體看,中位數3.1180為正數,且靠近最大值,說明企業的社會責任整體相對集中,且表現很好。對于控制變量,其中企業成長性的最大值過大,與平均值、中位數相差巨大,說明個別企業的成長能力很強。董事會人數均值在8.4,中位數為9,董事長和總經理是否為1人的這個指標的平均值為0.29,說明大多數的企業兩職是分離的。產權性質平均值0.354.說明非國有企業相對多一些。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

4.2 相關性分析

為了防止變量之間多重共線性影響回歸分析的結果,為此進行了相關性分析和膨脹因子檢驗。首先看相關性分析(見表2),內部控制和社會責任與盈余質量都是負相關,大大低于0.5,都在1%水平上顯著,初步驗證了假設1社會責任和內部控制的相關系數為0.276,且在1%水平顯著,初步驗證了假設2。企業規模、董事會規模、產權性質顯著負相關,資產負債率、成長性、董事長與總經理是否為同一人顯著正相關。

表2 變量相關性分析

為了進一步確保不存在各個變量間嚴重多重共線性,進行了方差膨脹因子檢驗(見表3),數值均在1左右,明顯小于10,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可以保障本文回歸結果的可靠性。

表3 方差膨脹因子(VIF)檢驗

4.3 多元回歸分析

為了觀察內部控制、社會責任和盈余質量之間的關系,依據4個模型進行了多元回歸分析,如表4所示。

表4 多元回歸分析

1)內部控制與盈余質量：表4模型(1)的回歸結果中,內部控制的回歸系數為-0.014 0在1%的水平顯著,說明內部控制越好的企業,其盈余管理程度越低,盈余質量越高,證明本文的假設1。公司規模、董事會人數、董事長總經理是否一個人都是顯著負相關,說明公司規模越大,進行的盈余管理行為越少,盈余質量越高。

2)內部控制、社會責任與盈余質量：表4模型(2)的回歸結果中,社會責任和內部控制的回歸系數為0.156 1,在1%水平正相關,說明內部控制執行對社會責任的履行發揮重要促進作用。模型(3)的回歸結果中,社會責任和盈余質量的相關系數為-0.042 7,在1%的水平顯著,說明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會抑制企業盈余管理行為,提高企業盈余質量。

對模型(1)、(2)、(4)進行對比分析。模型(1)、(2)都顯著,繼續對模型(4)進行回歸(見表4),在引入社會責任變量后,內部控制的相關系數為-0.007 7,在5%水平顯著,對比模型(1)顯著性有所降低,系數在降低,說明是社會責任在發揮中介作用,內部控制首先提高了社會責任,社會責任促進了盈余質量的提升,驗證本文的假設2。

4.4 穩健性檢驗

為了進一步確保實證結果穩定,本文采取了以下的穩健性檢驗辦法。

1)擴大樣本,將年份擴大到2013—2020年。擴大年份后的模型進行回歸結果與前文基本一致,如表5所示,內部控制與社會責任正相關,內部控制與盈余質量負相關,社會責任與盈余質量負相關,驗證了內部控制對于盈余質量的促進作用,社會責任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結果穩健。

表5 2013—2020年回歸結果

2)更換解釋變量,用內部控制缺陷衡量內部控制質量,記為XICD,若不存在內部控制重大缺陷,取值為 1,否則取值為 0,對4個模型進行再一次的回歸分析(見表6),內部控制與社會責任正相關,內部控制與盈余質量負相關,社會責任與盈余質量負相關,驗證了內部控制對于盈余質量的促進作用,社會責任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結果穩健。

表6 替換變量回歸結果

3)更換中介效應的檢驗辦法(見表7),采用Sobel檢驗法,結果顯示社會責任的Z值絕對值為9.11,通過1%水平顯著,中介效應成立,結果穩健。

表7 中介效應檢驗

5 結束語

本文探討了內部控制與企業盈余質量的關系,以及社會責任在其中發揮的中介作用,通過以上的實證檢驗和穩健性檢驗,本文得出以下結論：高質量內部控制促進盈余質量的提升;企業社會責任在內部控制促進盈余質量提升的過程中發揮部分中介作用。根據以上的結論,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1)提高企業內部控制質量。提高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主要在于2個方面。①制度的完善性。企業在制定企業內部控制制度時既要有專業人員的幫助,又要有熟悉企業業務的人員協助,使內部控制制度符合國家規定的同時,又可以依據企業的生產經營特點制定出專項的內部控制制度。并且內部控制制度不能是一成不變的,要隨著企業業務的變化和國家相關規定的修改與時俱進,新的業務會形成新的操作漏洞,要及時規避。②內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執行。被束之高閣的內部控制制度是不能為企業的長期發展保駕護航的,內部控制制度要落到實處,細化到每個員工的操作要求。最后還要準備“急救”措施,當企業沒有預料到的風險發生對企業造成損害時,可以有條不紊地進行修復,找到相關原因并依法進行責任追究。

2)促進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一方面來自于外部約束,具體而言就是國家對于企業安全生產的法律法規,還有國家對于產品質量的檢測;另一方面在于企業自身的社會責任意識,只有企業自身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才會真正把產品質量、安全生產、員工權益、環境保護等要求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