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進口競爭效應對中國制造業企業創新影響研究

李冬新 蔡 源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政府更加意識到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失衡所帶來的“產業空心化”弊端，轉而采取舉措重建制造業，以減少制造業外流趨勢。隨著美國制造業加速回流，科技創新能力增強，中國企業面臨美國制造業的進口競爭壓力加大?；诖?，深入剖析美國“振興制造業”政策對中國制造業企業創新能力影響，對加快調整產業結構、增強制造業自主創新能力、促進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學術界對進口競爭對制造業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已進行較為深入研究。Aghion等（2005）研究了英國企業的創新行為，認為市場競爭與企業創新之間存在一種“倒U型”關系，也即隨著市場競爭程度增加，企業創新將先增加到一個高點之后下降。Aghion等（2009）發現“進入威脅”會顯著促進技術前沿的企業創新，可能是這些行業研發投入和市場份額集中頭部企業，更有能力通過創新逃離市場競爭。Bena 等（2015）則認為，進口產品競爭加劇可能不會促進企業創新，將導致該行業企業盈利能力下降，降低企業研發投入；而低成本的供應商競爭，將引發消費者轉向更廉價商品，企業可能更專注降低成本而忽略了質量創新。

Bloom 等（2016）研究發現，進口競爭可能會提高企業創新回報率，從而使企業增加創新產出，面臨進口競爭的企業專利申請提高了約12%，并且企業將持續增加研發投入進行技術創新。Shu 和Steinwender（2019）研究發現，進口競爭對企業創新存在擠出效應和競爭逃避效應，主要是進口競爭可能降低企業市場份額和利潤，產生擠出效應；而企業為了生存會通過技術創新生產差異化產品逃避進口競爭。張亞斌等（2019）研究了中國商品對美國市場的沖擊，發現中美貿易提高了美國的整體就業水平，中美貿易僅對美國資本密集型企業有擠出效應，而對其他行業則有利于提升勞動力就業水平。呂越等（2018）研究發現，發達國家對全球產業鏈控制不利于發展中國家企業技術創新，產生“低端鎖定”現象，因為在激烈市場競爭中產品升級換代迅速，企業研發風險更大，往往依賴進口而不是自主創新，將減少研發投入。魏浩等（2019）研究了來自美國進口競爭對中國企業創新的影響，發現進口競爭可以提高中國企業發明專利產出并優化企業專利結構。

目前關于進口競爭對企業技術創新影響研究的文獻較多，但學者們大多采用2007年以前的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來研究，具有時滯性。本文從企業視角出發，利用2014—2021年中國行業貿易數據和中國制造業上市企業數據，研究進口競爭對中國制造業企業技術創新影響，并且驗證了進口競爭通過增加研發投入、優化人力資本結構提高企業創新水平，有效補充細化了相應影響機制。

二、美國“振興制造業”政策特征與效果

美國政府“振興制造業”計劃始于奧巴馬政府時期。2009 年2 月，美國政府發布《美國復興和再投資法案》，核心內容是擴大政府投入，降低制造業企業成本，提升制造業競爭力，促進產業升級。同年12 月，美國出臺《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進一步明確制造業的核心地位，擬通過優惠政策盡快恢復制造業。2012年2月，奧巴馬政府出臺了《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重在發展先進制造業，維護技術領先地位。此外，美國政府聯合盟國試圖建立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借此打開亞太市場，強化美國制造業的全球經濟地位。2016年特朗普上臺后，堅持“美國優先”原則，加快實施“振興制造業”政策，增加貿易保護色彩，更加關注美國傳統制造業發展，鼓勵美國制造業企業生產流程回歸，通過落實“購買美國貨、雇傭美國人”等行政令，為工薪階層創造更多就業機會。2018 年，特朗普政府制定《美國先進制造業領先地位戰略》，明確了制造業開發新技術、培訓勞動力、強化供應鏈發展方向，通過稅收優惠吸引國內企業本土投資，利用貿易保護措施保護國內制造企業。2021年1月，拜登政府發布了《關于確保未來由美國工人在美國制造》，要求美國政府最大限度使用美國生產的商品，雇用美國人服務。同年2月，拜登政府發布《美國供應鏈行政令》，要求聯邦部門和機構全面審查美國供應鏈安全，查找供應鏈可能面臨的風險和漏洞，確保美國國家安全。同年3 月，拜登政府公布總支出超過2 萬億美元的《美國就業計劃》，重點投資基礎設施、制造業、清潔能源、護理產業與科技研發，包括建設和改善交通基礎設施、替換飲用水系統管道、更新電網及對公立基礎教育設施進行現代化改造等。為降低對其他國家（地區）半導體行業的依賴性，2021年6月拜登政府發布了《2021美國創新和競爭法案》，支持美國芯片產業發展。2022 年8 月，拜登政府發布《芯片與科學法案》《通脹削減法案》，試圖加快關鍵產業鏈本土化進程。

自從美國實施“振興制造業”以來，通過優化投資環境、出口刺激和加強創新能力，一定程度提升了美國制造業競爭力，美國實體經濟增加值占比回升，制造業回歸政策取得一定成效。近年來，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美國提速明顯，并重點“回流”至電氣設備、計算機電子和機械設備等行業，這與拜登政府“重建美國制造業”法案中的“加強科技領域管制”“注重供應鏈穩定”等主線一致。但從制造業總量看，美國制造業恢復速度不快，2022 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 比重仍在11%左右，尚處于歷史低位，表明制造業回流相對緩慢。在產出方面，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發布的數據顯示，2023 年11 月份美國制造業指數為46.7，低于預期的47.8，制造業連續13個月出現萎縮，處于20年來最長的萎縮周期，遠低于榮枯分界線。在出口競爭力方面，據世界貿易組織（WTO）貿易數據，2020—2022 年美國商品出口市場份額平均為8.1%，較2015—2019年均值下降了0.7個百分點，其中10類商品子項僅燃料和采礦產品出口市場份額上升1.8個百分點，其他的9類商品出口份額均出現不同程度下降?？梢?，雖然美國制造業回流趨勢已現端倪，其持續性仍有待驗證。與此同時，全球經濟形勢不容樂觀，美國限制高科技產品出口，利用關稅壁壘等政策與多個國家開展貿易戰，并不能促使制造業回歸美國本土，反而會使雙邊進口量下降，不利于世界經濟與全球貿易增長。

三、研究模型設定

為考察來自美國進口競爭對中國制造業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本文借鑒Bloom 等（2016）、Autor 等（2020）研究構建如下基準回歸，即：

其中，Innvijt為j行業的企業i在t時期總體創新水平，包括總體創新水平（Tech）、實質性創新水平（Subst）和策略性創新水平（Strat）。Imp_usjt為核心解釋變量美國進口沖擊。Xijt為控制變量合集，包括企業償債能力、現金流水平、員工規模、盈利能力和公司治理等?！艻nd為制造業細分行業虛擬變量，∑Year為年度虛擬變量，εit為隨機擾動項?？紤]到本文制造業企業專利數據為計數變量，可看成是計數模型，且存在一定的零值樣本。為緩解較多零值對研究的影響，本文采用零膨脹泊松回歸或零膨脹負二項回歸對基準模型（1）進行估計。

為了進一步檢驗美國進口沖擊對企業技術創新影響的機制，本文嘗試構建進口競爭和影響機制交互項進一步檢驗美國進口沖擊是如何通過機制變量影響企業創新水平的，具體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Med為機制變量，分別為研發強度（RDS）和人力資本結構（HCS），其他變量含義與基準模型一致。若模型（2）β1系數顯著為正，且交互項系數γ3也顯著為正，則意味著美國進口沖擊通過Med影響企業技術創新水平機制得到了驗證。

（一）變量選取

創新水平為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現有文獻對企業創新水平測度大多采用研發經費支出和專利數據量化，考慮到本文企業創新水平側重于創新產出水平，故采用專利總量作為制造業企業創新水平的代理變量，并用專利申請量、發明專利申請量以及非發明專利申請量刻畫制造業企業總體創新水平、實質性創新水平以及策略性創新水平。在后續穩健性檢驗中，本文用專利授權量作為企業創新水平的替代變量。

解釋變量為來自美國的進口競爭。借鑒Auer和Fischer（2010）研究做法，采用行業層面進口滲透率作為來自美國進口競爭的替代變量。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Imp_usjt表示行業j在t時期的進口滲透率，該值越大意味著受到來自美國的進口競爭越大表示行業j在t時期對美國進口貿易總額，Mjt表示行業j向世界進口的貿易總額，Ejt表示行業j向世界出口的貿易總額。

控制變量。為了控制其他因素對研究的影響，本文借鑒盛明泉和劉悅（2021）、魏浩等（2019）研究做法，從多個角度選取控制變量，文中包括企業償債能力、盈利能力、現金持有水平、公司規模以及公司治理等。表1為文中主要變量的度量情況。

表1 變量說明

（二）變量描述性統計

表2 為主要變量的統計特征結果。Tech均值為8.824，Subst均值為8.603，Strat均值為2.389，說明制造業企業以實質性創新為主、策略性創新為輔，且無論是策略性創新還是實質性創新，最小值與最大值差異都較大，意味著樣本制造業企業創新水平呈現較大差距。以總體創新為例，Tech方差為其均值的100 倍以上，意味著被解釋變量存在過度分散問題。Imp_us均值為0.034，且不同行業受到美國進口沖擊影響呈現較大差異。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的影響，表2 以企業總體創新水平為因變量進行OLS 回歸下多重共線性診斷，結果表明各變量的VIF值均小于10，說明變量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

（三）數據說明

本文實證運用兩套數據。第一套為中國行業貿易數據庫，選取2014—2021年中國制造業細分行業的美國進口和世界進出口數據，行業貿易數據來源于中國海關數據庫，并經過相應的整理和計算得到。第二套為中國制造業上市企業財務數據、專利數據，其中財務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專利數據來源于CNRDS數據庫，企業專利數據目前只更新到2021年，因此實證分析選取時間區間為2014—2021年。由于無法獲得各家企業的貿易數據，借鑒魏浩等（2019）的做法，將行業貿易數據與企業所在行業進行匹配。為獲得有效樣本，本文剔除ST 類企業、數據明顯異常（如資產負債率大于1）企業以及核心數據嚴重缺失企業，經過上述剔除最終得到12393個有效樣本。為了避免極端值對研究的影響，連續變量均進行1%和99%的縮尾處理，實證分析借助軟件工具為Stata15.1。

四、實證分析結果

（一）基準估計

一方面，被解釋變量專利數據符合計數模型特征，應考慮泊松回歸或負二項回歸進行基準模型估計；另一方面，考慮到專利數據存在大量零值，應考慮零膨脹的泊松或負二項回歸。泊松回歸與負二項回歸如OLS與WLS問題，考慮到本文被解釋變量的期望與方差不等，存在過度分散問題，故最終選擇零膨脹負二項回歸進行基準模型估計。表3為LnAlpha和Vuong檢驗結果，前者用于檢驗過度分散問題，后者用于檢驗是否應考慮零膨脹影響，結果表明三個方程LnAlpha均在1%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應當選擇負二項回歸，Vuong檢驗也拒絕原假設，以此考慮零膨脹負二項回歸是合理的。為考慮異方差性影響，在后續實證中不再披露Alpha和Vuong檢驗結果?；貧w均對標準誤進行企業層面聚類。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方程（1）中Imp_us系數為0.062（p＜0.05），意味來自美國的進口競爭促進了國內企業技術創新。從控制變量看，大部分控制變量系數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考慮控制變量的影響有必要，且企業年齡、盈利能力、現金流、股權集中度以及審計質量均對制造業企業技術創新呈現顯著積極影響。方程（2）、（3）中Imp_us系數雖然為正，但只有方程（2）通過檢驗，意味著美國進口沖擊對企業技術創新的積極影響主要是促進發明專利；而對策略性創新的影響不顯著，說明來自美國進口競爭優化企業專利申請結構，且企業為了應對美國進口的沖擊，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生存下來，會將資源集中于實質性創新，提高企業創新質量。

（二）考慮融資約束的影響

考慮到不同融資能力的企業對美國進口沖擊的反應不同，因此，來自美國的進口競爭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可能會受到融資約束影響?，F有文獻對企業融資約束的方法較多，如KZ 指數、WWW 指數、SA 指數等，本文借鑒鞠曉生等（2013）的做法，采用SA 指數作為融資約束測度，前面提到的KZ 指數、WWW 指數測度均依賴于具有內生性的財務指標，而SA 指數僅使用企業規模和企業年限兩個隨時間變化不大且具有較強外生性的變量構建。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Scale為公司總資產（以百萬為單位）的自然對數，Age為企業成立年齡。計算出SA指數為負，文中對其取絕對值，且該值越大，意味著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越大。

為了檢驗上述影響，本文根據SA指數的行業均值將企業分為融資約束高組和低組，并進行表4的分樣本回歸。Imp_us系數僅在方程（2）和（4）中顯著為正，意味著相對于融資約束高的企業，來自美國進口的沖擊對融資約束低的企業創新影響更加明顯?？赡茉蚴侨谫Y約束低的企業融資渠道更廣，融資成本相對更低；受到美國進口沖擊后，融資約束低的企業可能進一步加大自主研發力度，提高企業創新能力，試圖逃離競爭。

（三）考慮產權性質的影響

為了檢驗來自美國的進口競爭對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創新水平的差異性，本文根據企業產權屬性將樣本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并進行表5 的分樣本回歸。從方程（1）和（2）結果看，Imp_us系數雖然均為正，但只有國有企業樣本回歸通過顯著性檢驗，意味著相對于非國有企業，Imp_us對國有企業創新水平影響更加明顯。進一步對方程（3）和（4）結果進行分析可知，產權性質的差異主要表現為Imp_us對實質性創新的影響，可能原因是相對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承擔重要社會責任，肩負著帶領國內企業擺脫美國進口沖擊的責任，且享有更多的政策支持。因此，國有企業會花費更大的人力、財力致力于技術創新，會將更多的資源集中于實質性創新，提高企業技術競爭力。

表5 考慮產權性質影響的回歸結果

（四）企業環境敏感度視角

為進一步考察來自美國的進口競爭對技術創新水平影響是否呈現企業環境敏感性的差異，本文根據2012年修訂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將樣本企業分為重度污染企業和非重污染企業。從表6 回歸結果看，無論是總體創新還是實質性創新和策略性創新，Imp_us對非重污染企業創新的影響更加明顯?？赡茉蚴窍鄬τ谥囟任廴酒髽I，非重度污染企業面臨的外部融資約束相對更低，受到美國進口沖擊后，融資約束低的企業可能進一步加大自主研發力度，提高企業創新能力（尤其是實質創新），試圖逃離競爭；而重度污染企業環境治理要擠占較大的創新投入，創新意愿相對不足于非重度污染企業。

表6 基于環境敏感度的分樣本回歸

五、穩健性檢驗

（一）改變估計方法的檢驗

在前面的基準模型中，本文采用零膨脹負二項回歸。為檢驗基準模型是否依賴于回歸方法，本文首先對專利申請量、發明專利申請量以及非發明專利申請進行自然對數處理，然后采用泊松偽極大似然估計法（PPML）進行基準模型估計。其次，本文采用面板數據雙向固定效應模型控制不隨時間變化的個體異質性影響和不隨個體變化時間異質因素的影響。為考慮專利數據存在大量零值，本文借鑒Liu 和Qiu（2016）的做法，對原始專利數據進行如下變換：

其中，zlijt表示t時期企業i在j行業的專利申請數量。通過上述變換可一定程度保留零值樣本。通過表7回歸結果看，PPML 估計法下Imp_us系數方向以及顯著性水平與基準回歸結論一致，說明本文的研究結論不依賴于估計方法。

表7 改變估計方法的檢驗

（二）影響機制分析

現有研究表明，來自美國進口的競爭會加強國內企業競爭，從而擠占國內企業利潤，最終可能導致企業退出市場。本文基于前人研究，假設企業采用積極的態度應對來自美國的進口競爭，則企業會加大創新投入，改善人力資本結構，從而逃離進口競爭的負向影響。接下來通過模型（2）和（3）估計驗證來自美國的進口競爭能否通過增加研發投入、優化人力資本結構以提高企業創新水平。需要說明的是模型（2）被解釋變量不是計數數據，因此，采用OLS進行估計，模型（3）仍然采用零膨脹負二項回歸。

表8 為研發強度的機制檢驗結果。方程（1）中的Imp_us系數為0.001（p＜0.01），說明受到來自美國進口沖擊的影響，國內制造業企業會加大自主研發強度。方程（2）中交互項的系數雖然為正，但并不顯著。方程（3）中RDS 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加大研發強度有助于技術創新水平提高。交互項系數在5%顯著性水平下為正，說明美國進口沖擊通過促進國內企業自主研發提高實質創新水平。方程（4）中交互項的系數為正，但不顯著。綜上所述，受到美國進口沖擊后的企業會加大研發強度提高實質創新，有助于優化企業專利結構，因為相對于策略創新，實質創新技術含量和創新質量更高，在受到來自美國的進口競爭后，企業更加致力于高質量創新，增強企業競爭力。

表8 研發投入機制檢驗

表9 為人力資本結構機制檢驗結果。方程（1）中的Imp_us系數為0.002（p＜0.01），說明受到美國進口的沖擊后，國內企業會優化人力資本結構，加強高質量人才儲備。方程（2）中HCS 系數顯著為正，且交互項系數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為正，說明優化人力資本結構能夠提高企業技術創新水平，且美國進口沖擊可通過優化人力資本結構促進企業技術創新水平。方程（3）和（4）交互項系數分別在10%和5%顯著性水平下為正，說明美國進口沖擊引起的人力資本結構優化，能夠促進企業實質創新與策略性創新。

表9 人力資本結構機制檢驗

六、結論和政策建議

當前，中國正處在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階段，在美國“振興制造業”和國際產業轉移的大背景下，實證分析美國制造業進口競爭對中國制造業企業創新的影響。從實證結果看，進口競爭促進了中國企業技術創新，能夠增加發明專利數量，優化企業專利申請結構。進口競爭對融資約束低的企業創新影響更加明顯，由于企業融資渠道更廣，融資成本相對低廉，企業有意愿加大研發投入，提高企業創新能力。與此同時，進口競爭對國有企業創新水平的影響更加顯著，能夠通過加大研發投入力度，改善企業人力資本結構，增加高技能就業，有效提升企業創新能力?；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由于進口競爭對制造業企業技術創新有正向影響，我國要根據制造業行業發展情況，不斷擴大對外開放，重視國際市場進口對企業創新促進作用，加快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充分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擴大潛力，推動國內與國際市場更加聯通暢通，充分激發國內市場活力，增強我國應對各種嚴峻復雜挑戰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第二，要強化政策引導，不斷完善高精尖人才培養機制，積極構建獨立自主研發新技術體系，有效改善企業人力資本結構，加快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通過提高制造業技術含量，優化創新質量和創新效率，增強中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中國企業要提高創新意識，融資約束低的企業要加大研發投入，注重對發達國家進口產品調研，通過自主創新實現技術趕超。

第三，可借鑒美國國家制造創新網絡戰略和制造創新研究所先進經驗，圍繞國家戰略需求，充分利用政府投資優勢，有效發揮企業、大學、科研機構協同效應，加快建設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要聚焦我國制造業發展的薄弱環節，優化創新機制，整合各類創新資源，開展關鍵共性技術攻關，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加快打通技術開發、轉移擴散到商業化應用的創新鏈條。

第四，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增強國有企業活力。本文研究發現，相對于民營企業而言，進口競爭對國有企業創新行為促進更加顯著。要增強國有企業自主創新的緊迫感和危機感，加快制定扶持國有企業科技創新政策，發揮規模經濟效應和創新引領作用，最大限度保證重大創新研究的延續性、持久性和有效性，全面增強國有企業技術創新動力，提高技術創新效益溢出。

第五，要加大教育投資力度，持續提升教育質量，積極制定政策吸引海外高層次人才，以環境優勢留住本土高科技人才。要有序推進職業學校和應用型本科高校發展，強化制造業人才培養與企業實際需求相結合，促進產教企融合發展，全面提升我國制造業國際市場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