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邊政治關系對中國境外經貿合作區區位選擇影響研究

張 宏 李青洋 劉小迪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全球化經歷了從綠地投資、跨國并購到海外上市，從單項目投資到組團式搬遷，企業“走出去”路徑越發多元化，投資模式也更具創新性。其中，以境外經貿合作區為代表的“集群式”投資模式已成為中國對外投資合作的新方式。境外經貿合作區（簡稱“合作區”）是指由中國境內注冊的中資控股企業（建區企業），通過在境外設立獨立法人機構進行投資而建設的特殊產業園區，旨在吸納中國、東道國及其他國家企業入區投資，推動雙邊和多邊投資合作①。截至2021 年末，納入商務部統計的境外經貿合作區分布在46個國家，上繳東道國稅費66億美元，為當地創造39.2萬個就業崗位，有力促進了互利共贏、共同發展②。然而，還有部分合作區項目在建設初期就因諸多問題而夭折，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區位選擇不合理。相比單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OFDI），合作區建設周期長，投資規模大，更加依賴東道國為其提供的優惠政策與穩定的投資環境?！吨袊耙粠б宦贰本惩饨涃Q合作區助力可持續發展報告》中明確指出，成功的選址和東道國政府的支持是境外經貿合作區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近年來，逆全球化趨勢增強與投資保護主義興起，國際輿論對我國OFDI 進行了不準確的政治化解讀，部分西方國家以“國家安全”為由，用政治手段阻撓我國企業進行正常的海外投資。在此背景下，我國與東道國良好的雙邊政治關系能否提升東道國的區位優勢，促進合作區項目在東道國順利開展？本文試圖通過理論與實證分析，探究雙邊政治關系對境外經貿合作區區位選擇的影響及作用機制，為運用雙邊政治互信促進合作區建設提出可行建議。

與本文研究密切相關的文獻有兩支，其一是制度因素對OFDI 的影響。制度因素可具體分為東道國制度環境與雙邊政治關系，就東道國制度環境與OFDI 的關系而言，現有研究未達成一致觀點。以Globerman 和Shapiro（2002）、Gani（2007）、劉凱和鄧宜寶（2014）為代表的學者發現東道國產權制度越完善、制度質量越優良，境外投資者資產被剝奪的風險將越小，東道國對外資的吸引力隨之增強。然而，也有研究表明東道國制度環境與OFDI 之間存在負向關聯（Buckley 等，2007；蔣冠宏和蔣殿春，2012）。例如，東道國較差的腐敗控制促使跨國公司可以通過行賄縮短投資行政審批流程，因而促進了OFDI 流入（張宏和王建，2009）。就雙邊政治關系對OFDI影響方面，既有研究表明良好的雙邊政治關系對OFDI具有正向激勵作用（Desbordes和Vicard，2009；劉敏等，2018；閆雪凌和林建浩，2019）。一方面，雙邊政治關系改善對OFDI 具有風險降低效應，企業可以利用友好的雙邊政治關系降低東道國征收風險（Duanmu，2014）、確保投資機會與增強企業合法性（Li等，2018）。另一方面，雙邊政治關系改善對東道國制度環境起到一定調節作用，可以改善企業在東道國的投資環境，進而促進企業在該國的OFDI（張建紅和姜建剛，2012；王金波，2019）。其二是中國境外經貿合作區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郭樹華等（2020）發現東道國自然資源、科技水平和匯率水平是促進合作區企業對該國投資的主要因素，而地理距離和當地消費市場水平的影響并不顯著。嚴兵等（2022）學者發現合作區布局偏好制度質量較差、稅收水平相對較高的東道國。張宏等（2023）學者通過構建指標體系測算了各類型合作區的最優理想布局，并將測算結果與現有合作區空間布局進行了對比評價。既有合作區區位選擇的研究主要考察了東道國要素稟賦、經濟環境等因素，鮮有涉及東道國制度因素，特別是雙邊政治關系這一制度聯系的影響。

鑒于此，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其一，研究數據方面，相較于已有文獻，本文通過整合多個平臺的境外經貿合作區相關信息，最終獲得2006—2019 年在65 個國家建立的234 家中國境外經貿合作區的信息集，研究數據的進一步充實保證了實證研究的可信度；其二，研究視角方面，過往研究受限于合作區數據不足和指標選取缺陷，較少關注雙邊政治關系對合作區區位選擇的影響。本文基于國際投資理論和新制度主義理論，分析了雙邊政治關系改善將通過縮短制度距離、加強投資保護與增進文化交流三條機制對合作區區位選擇起到正向激勵作用；其三，實證分析方面，本文利用面板Logit 模型、多重Logit 模型實證檢驗了雙邊政治關系對中國境外經貿合作區區位選擇的影響與機制，并進一步檢驗了雙邊政治關系改善對于東道國是否為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東道國政治風險水平、不同所有權性質的建區企業、不同類型合作區的區位選擇是否存在異質性影響，豐富了相關經驗研究。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作為國家政府間主動構建的制度安排，良好的雙邊政治關系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兩國間經濟合作與發展（Keohane，1984）。本文認為雙邊政治關系改善將對中國在東道國投資建設合作區有著正向激勵作用。一方面，友好的雙邊政治關系能夠提升東道國投資環境的區位優勢。良好的雙邊政治關系既可以彌補東道國制度不完善對母國OFDI 的不利影響，為母國企業提供新的制度所有權優勢（張建紅和姜建剛，2012），又有助于東道國投資規則和保護制度的完善，為跨國企業提供制度保障（楊連星等，2016）。另一方面，友好的雙邊政治關系能夠降低合作區的交易成本。首先，友好的雙邊政治關系增強了母國政府對東道國信息的可獲性，幫助企業更好地了解東道國市場，從而減少信息摩擦，降低合作區的搜尋成本與信息成本。其次，作為一種替代性制度安排，友好的雙邊政治關系減弱了跨國企業在東道國經營的不確定性（潘鎮和金中坤，2015），增強了投資者對東道國投資環境的信心，降低了合作區的議價成本與決策成本。最后，友好的雙邊政治關系促進了中國與東道國之間的信任關系。兩國間的信任關系派生出東道國公眾對合作區的認同，減少東道國違約的可能性，進一步降低合作區的監督和違約成本。

綜上，本文提出假說1：友好的雙邊政治關系促進合作區在該國的區位選擇。

根據制度接近論，制度距離對OFDI 具有負向作用（Cezar 和Escobar，2015）。制度距離越大，母國企業將越難適應東道國的市場規則和制度環境，面臨著更高的投資風險與成本。當企業投資布局在制度距離較大的東道國，其海外子公司的存活率及經營績效均顯著下降（衣長軍等，2019；張吉鵬等，2020）。合作區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集群模式，建區企業出于緩解投資風險、降低投資成本的目的將更傾向于制度距離小的東道國。而良好的雙邊政治關系可以有效縮短國家間制度距離，彌補制度距離對OFDI 的負面影響，促進合作區建設。例如，建立在相互尊重信任基礎之上，友好的雙邊政治關系將降低制度沖突的可能性，更易達成國家間合作共識與資源共享，為合作區建設提供長期而穩定的政策支持。同時，國家間友好的政治關系將增強合作區在東道國市場的合法性，使入駐合作區的企業更易適應東道國的制度環境并融入當地市場，降低企業在東道國面臨的外來者劣勢。

綜上，本文提出假說2：友好的雙邊政治關系通過縮短制度距離促進合作區在該國的區位選擇。

相比單個企業的OFDI，合作區投資模式具有多主體參與、長建設周期的特點，需要更加自由的投資環境。加之當前國際環境復雜多變，能否在東道國形成長期有效的投資保護、消除投資障礙，成為合作區區位選擇的關鍵。而作為一種更高層次的制度安排，友好的雙邊政治關系有利于國家間具體規則的創造，完善投資保護機制。一方面，良好的雙邊政治關系是雙邊協議和合作框架達成的基礎。雙邊政治關系越友好，雙方政府越重視和保護對方企業在本國的合法權益，更易于兩國在投資談判中達成共識，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為企業OFDI 提供有效保護（Busse 等，2010；楊宏恩等，2016）。另一方面，良好的政治關系是雙方政府信守雙邊投資協定承諾的保障?；谧袷胤尚Я途S護雙邊政治關系的考慮，東道國政府會切實履行相關條款，為投資企業提供高于東道國制度的產權保護（宗芳宇等，2012）。

綜上，本文提出假說3：友好的雙邊政治關系通過加強投資保護促進合作區在該國的區位選擇。

中國境外經貿合作區內入駐企業文化背景多樣，合作區整體與當地民眾缺少緊密的社會聯系，協作基礎薄弱。聯合國和商務部聯合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受訪合作區遇到的勞工問題主要是由雙方雇員因語言、文化習俗差異引發的矛盾。文化差異不僅帶來民族主義傾向的偏見與隔閡，使跨國公司難以在東道國獲取組織合法性（Spolaore 和Wacziarg，2009），而且易引發利益沖突，降低跨國經營績效（陳巖和李毅，2016）。而親密的雙邊政治關系有利于增強兩國互信，促使兩國民間產生密切的經濟和文化交流，從而減少合作區建設所面臨的外來者劣勢。例如，以孔子學院為載體的文化交流活動不僅可以增強東道國民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提高對中國企業的認可度和接受度，還可以擴大漢語使用范圍，降低語言交易成本（謝孟軍等，2017）。

綜上，本文提出假說4：友好的雙邊政治關系通過增進文化交流促進合作區在該國的區位選擇。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中國境外經貿合作區信息數據集以李祜梅等（2019）公布的1992—2018年中國境外產業園區信息數據集為基礎，根據中國貿促會境外產業園區信息服務平臺、中國境外經貿合作區投資促進工作機制辦公室、《中國民營企業境外經貿合作區指南》以及合作區和建區企業的官方網站，對原始數據集進行增刪修補，最終得到2006—2019年在65個國家建立的234家中國境外經貿合作區的信息集。雙邊政治關系賦值信息來源于“中國外交部官網－國家（地區）－雙邊關系”中的具體表述?？刂谱兞恐?，東道國國內生產總值、東道國GDP 增長率、東道國總稅率數據源于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WDI），外資開放程度來源于聯合國貿發會議數據庫（UNCTAD），東道國經濟風險數據來自國家風險國際指南（ICRG）。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

本文被解釋變量為二值選擇變量，即t年建區企業是否選擇國家j新建境外經貿合作區（zonebinaryijt）。若新建合作區賦值為1，否則為0。

2.解釋變量

本文參考門洪華和劉笑陽（2015）、鄧富華等（2018）學者的做法，對中國與國家j在t年政治關系等級賦值，以此衡量雙邊政治關系（relationjt）。具體而言，根據外交部官網與各國雙邊關系和相關新聞內的表述，按照未建交關系、建交關系、合作伙伴、戰略伙伴、協作伙伴將雙邊政治關系分為五個層級。雙邊政治關系賦值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雙邊政治關系賦值

3.控制變量

根據東道國區位優勢、風險因素以及境外經貿合作區的投資動機，本文選取了如下控制變量：經濟發展水平（lngdp），以東道國當年GDP的自然對數進行衡量；經濟增長率（growth），使用東道國各年GDP增長率衡量；外資開放程度（open），采用東道國當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占其GDP比重衡量；稅負水平（tax），以東道國當年國內總稅率進行衡量；東道國經濟風險（RFI），以東道國通貨膨脹風險衡量。

（三）模型設定

為系統探究雙邊政治關系對中國境外經貿合作區區位選擇的影響，本文構建了如下模型：

其中，zonebinaryjt表示t年建區企業選擇國家j建立合作區的概率，relationjt是中國與j國在t年雙邊政治關系的代理變量，Controlskjt是k個控制變量，μt為年份固定效應，ωjt表示隨機擾動項。傳統線性概率模型易導致預測值大于1或小于0，喪失經濟學意義，因此，本文選擇面板Logit二值選擇模型對（1）式進行估計。

（四）描述性統計

表2 報告了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其中，全樣本為2006—2019 年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181 個國家，建有合作區東道國樣本則為234家境外經貿合作區所在的65個國家。對比兩個樣本發現：建有合作區東道國樣本的雙邊政治關系均值為4.171，高于全樣本的雙邊政治關系均值（2.504），可初步推斷良好的雙邊政治關系與合作區在該國投資布局的可能性存在正相關關系。本文在正式回歸分析前進行了方差膨脹因子VIF檢驗。VIF均值為1.3，說明各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表2 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回歸

基準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第（1）列未加入控制變量，第（3）列加入一系列控制變量，第（5）列則進一步控制了年份固定效應，第（2）、（4）、（6）列展示了相應的平均邊際效應?？梢钥吹?，雙邊政治關系的估計系數均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友好的雙邊政治關系能夠正向激勵合作區在該國投資布局的可能性，驗證了假說1。以第（5）、（6）列為例，中國與東道國的雙邊政治關系每提升1層級，中國企業在該國建立合作區的概率將增加3.1%。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二）穩健性檢驗

1.替換核心變量

（1）替換核心解釋變量。本文參考既有文獻（張建紅和姜建剛，2012；楊連星等，2016；孫楚仁等，2022），選取建交時間（diplomacy）與聯合國大會投票數據的理想點距離（idealpoints）作為雙邊政治關系的代理變量。建交時間越長，兩國之間信任關系越深厚，越有利于建立外交共識與維護友好的政治關系。同時，理想點距離越小，說明兩國在當年具有相似的外交政治偏好，雙邊政治關系越親密。

（2）替換被解釋變量。本文以t年在國家j累計建設的合作區數量代替基準回歸中的是否新建合作區。由于累計所建合作區為非負值，且存在大量零值堆積的特征，因此選用左側受限的Tobit模型進行估計。結果如表4 所示，雙邊政治關系各代理變量的估計系數表明：雙邊政治關系的積極變動顯著激勵了合作區在該國的區位選擇，結論具有穩健性。

表4 替換核心變量

2.更換模型估計方法

（1）面板Probit 模型。假設模型（1）中F(x,β)累計分布函數為標準正態分布而非邏輯分布，改用面板Probit回歸模型進行分析，結果如表5第（1）列所示。雙邊政治關系在1%水平下顯著激勵合作區在該國投資布局，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

表5 更換模型估計方法與剔除異常樣本

（2）條件Logit模型。借鑒嚴兵等（2022）做法，采用條件Logit模型進行估計。條件Logit模型可以估計“隨方案而變”的解釋變量對于方案選擇的影響，被廣泛應用于區位選擇研究中。就合作區區位布局而言，建區企業特征及建區年份均不隨園區個體而改變，只有東道國特征對合作區區位選擇有影響，符合條件Logit模型設定?；貧w結果見表5第（2）列，雙邊政治關系與合作區在該國的區位決策依舊顯著正相關。

3.剔除異常樣本

本文在穩健性檢驗中剔除了在俄羅斯建立的合作區。一方面，中俄政治關系十分緊密，俄羅斯是唯一一個被稱為“戰略協作伙伴”的國家。另一方面，俄羅斯是中國境外經貿合作區分布最多的國家③?；鶞驶貧w中包含在俄羅斯建立的合作區可能會導致異常值出現，影響研究結論的穩健性。因此，本文剔除了在俄羅斯建立的合作區進行回歸，結果如表5 第（3）列所示。雙邊政治關系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結論具有穩健性。

4.內生性問題處理

雙邊政治關系與合作區區位選擇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秉承著“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合作區建設與發展會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與東道國雙邊政治關系產生積極影響，從而導致雙向因果。因此，本文通過構建兩種工具變量對基準模型進行兩階段回歸分析。首先，借鑒楊連星等（2016）學者做法，選用雙邊政治關系滯后3 期作為工具變量，IV-Probit 兩階段回歸結果如表6 第（1）、（2）列所示，良好的雙邊關系對中國在東道國建設合作區有著正向促進作用。第（2）列Wald檢驗表明模型具有內生性，第（1）列第一階段F值為510.06，說明工具變量滿足相關性要求。然而，鑒于雙邊政治關系等級在各期可能存在序列相關性，選用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在外生性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爭議，為此，本文進一步參考王玨等（2019）、孫楚仁等（2022）的思路，采用相同建交時間下，中國與其他國家（除特定國家外）政治關系的平均值作為與該特定國家雙邊政治關系的工具變量。一方面，建交時間是影響雙邊政治關系的重要因素，在相同建交時間下中國與各國家間的政治關系等級應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滿足工具變量相關性要求。另一方面，合作區區位選擇涉及東道國營商環境、資源稟賦等多方面條件，中國與其他國家（除特定國家外）政治關系的平均值很難直接影響中國在特定國家建設合作區的決策，因此也滿足工具變量外生性要求。根據表6第（4）列，在使用工具變量后，雙邊政治關系與合作區區位選擇顯著正相關，結果依舊穩健。

表6 內生性問題處理

（三）機制檢驗

本文參考江艇（2022）針對分析因果關系作用渠道的建議，著重考察解釋變量與中介變量的關系，進而避免傳統中介逐步法（Baron 和Kenny，1986）中存在的內生性偏誤與間接效應區分問題。在前文理論分析中，本文提出友好的雙邊政治關系將通過縮短制度距離、加強投資保護和增進文化交流三種作用機制影響合作區在該國的區位選擇?；诖?，本文分別選取制度距離、雙邊投資協定和孔子學院作為上述機制的中介變量，檢驗雙邊政治關系對各中介變量的影響。其中，制度距離為各國制度質量與中國制度質量的歐式距離，數據來自世界治理指數數據庫（WGI），采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雙邊投資協定以是否簽訂以及簽訂時長表示，數據整理自聯合國貿發會議與中國商務部，分別用Logit 模型與左側受限的Tobit 模型估計；孔子學院用當年在東道國所設立孔子學院數量表示，數據來自歷年孔子學院年度發展報告，利用負二項回歸模型估計。表7展示了雙邊政治關系與以上中介變量的關系。

表7 機制檢驗

首先，制度距離方面，根據表7 第（1）、（2）列可以發現，友好的雙邊政治關系能夠顯著縮短中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制度距離，優化制度環境。根據制度接近論，企業在進行對外投資時傾向選擇與母國制度距離小、制度環境相似的國家。蔣冠宏（2015）、劉玉等（2023）學者通過實證研究也證實了兩國制度距離越小，中國企業將更傾向以綠地投資的方式進入東道國市場。合作區屬于企業OFDI 的一種集群方式，遵循國際直接投資的一般規律。因此，友好的雙邊政治關系通過縮短制度距離正向激勵在該國建設合作區，假說2得以驗證。

其次，投資保護方面，表7 第（3）、（4）列說明，雙邊政治關系層級越高，兩國政府越有可能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為跨國投資企業提供具有約束力的法律機制，加強投資保護。雙邊投資協定通過信號效應與承諾效應彌補東道國正式制度缺陷（馬亞明等，2021），減緩合作區內企業面臨的政治與經濟風險，進而有效促進企業在東道國投資建設合作區。假說3得以驗證。

最后，文化交流方面，由表7第（5）、（6）列可知，友好的雙邊政治關系與東道國孔子學院數量在1%水平下顯著正相關。作為我國對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孔子學院的增多有利于降低中外文化差異對跨國公司的負面影響（謝孟軍等，2017），減少境外經貿合作區在投資建設時所面臨的文化距離障礙。由此說明友好的雙邊政治關系能夠增進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降低文化差異帶來的交易成本，提高合作區在東道國區位布局的可能性，驗證了假說4。

五、拓展性分析

（一）基于東道國異質性的檢驗

本文從以下兩方面考察雙邊政治關系改善對合作區建設的促進作用是否受東道國異質性的影響。

其一，東道國是否為“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紤]到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后不同國家地理區位可能存在異質性，本文基于樣本國家是否“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對2013年后的樣本集進行分組回歸。表8第（1）、（2）列顯示，雙邊政治關系對于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建立合作區具有顯著的激勵效應，相反，對于其在非“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布局合作區并未體現出顯著的促進作用?？赡艿脑蛟谟冢汗步ā耙粠б宦贰背h通過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加強了中國與共建國家的政治往來，縮短了制度距離，增進了文化交流，從而使得中國企業相對更偏向于選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建立合作區。

表8 基于東道國異質性與建區企業異質性的檢驗

其二，東道國政治風險水平。為檢驗良好的雙邊政治關系是否會促使合作區區位選擇出現“高風險偏好”，本文將樣本國家分為高風險與低風險兩組④，回歸結果如表8 第（3）、（4）列所示。通過檢驗組間系數差異與計算平均邊際效應可知，雙邊政治關系改善對于企業在高風險國家布局合作區的激勵作用更大?？赡艿慕忉尀椋河押玫碾p邊政治關系有利于兩國在經濟、政治上達成合作與共識，通過簽訂投資協定為建區企業提供長期、穩定的政策支持與投資保護，免于合作區被國有化或被征收的風險。這有利于緩解高風險對合作區布局的制約作用，使得合作區區位選擇更具靈活性，呈現一定的風險偏好。

（二）基于建區企業異質性的檢驗

按照合作區建區企業的所有權性質，可將企業分為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本文將樣本數據重構為合作區-東道國-年份三維結構，借鑒王碧珺等（2015）的做法，利用多重Logit 模型進行分析，進一步探究雙邊政治關系改善對合作區區位選擇的促進作用是否會因實施企業類型而產生異質性影響。結果如表8 第（5）、（6）列所示。無論是國有建區企業還是民營建區企業，雙邊政治關系均在1%水平下顯著提高該類型企業在東道國布局合作區的概率。比較平均邊際效應發現，建區企業為民營企業的合作區受雙邊政治關系的正向激勵作用相對更大。這可能是因為相比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國際化經驗不足，綜合實力較弱，存在更大的外來者劣勢。因此，民營企業在建設合作區時對由良好雙邊政治關系帶來的合法性優勢與制度支持更為敏感。

（三）基于合作區異質性的檢驗

為進一步探究雙邊政治關系改善對于不同類型的合作區區位選擇是否存在異質性影響，本文將合作區按照主導產業劃分為農業產業型、加工制造型、商貿物流型、多元綜合型、科技研發型以及資源利用型六大類⑤。多重Logit模型回歸結果見表9。通過計算并比較平均邊際效應發現，雙邊政治關系每提升1等級，建設資源利用型合作區的概率將提高1.01%，而對于其余五類合作區的概率增加均不足1%。這一方面說明雙邊政治關系改善只有對資源利用型合作區的激勵作用具有經濟顯著性。資源開發型合作區需要大規模投資，涉及敏感行業、環境保護、社會影響等多方面問題。因此，相比于其他類型合作區，雙邊政治關系改善帶來的政治摩擦減少將顯著促進資源利用型合作區的建設布局；另一方面說明若要使建設其余五類合作區的概率增加程度與建設資源利用型合作區的大致相同，雙邊政治關系則需要更大程度的改善。

表9 基于合作區異質性的檢驗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區位選擇是建設境外經貿合作區面臨的首要問題，不僅關系到合作區項目是否順利落地，更涉及合作區未來能否可持續發展。本文通過探究雙邊政治關系對合作區區位選擇的影響及作用機制，旨在為合作區合理布局與高質量發展提供政策建議，更好地發揮其帶動中國企業“抱團出?！钡淖饔??；诶碚撆c實證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結論：（1）中國與東道國間友好的政治關系有助于提升東道國區位優勢，促進合作區在該國的區位選擇，且該促進作用經一系列檢驗后依舊穩健。（2）機制檢驗表明，雙邊政治關系改善可以縮短中國與東道國間的制度距離、加強投資保護、增進文化交流，進而提高中國在東道國布局合作區的可能性。（3）拓展性分析發現，當東道國位于“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或屬于高政治風險國家、建區企業為民營企業、合作區類型為資源利用型時，雙邊政治關系等級的提高對合作區在該國的區位決策有著更強的激勵作用。據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中國政府應積極推動外交政策協調對接，設立政府間合作機制，實現合作區多元平衡發展。本文研究證實，雙邊政治關系改善將提高合作區在東道國投資布局的可能性。同時，基于合作區主導產業類型的檢驗發現，雙邊政治關系每提升1等級，僅對建設資源利用型合作區的概率提升作用大于1%。因此，為促進合作區建設，實現多合作區平衡發展，我國政府不僅應加強與友好國家的外交協調，推動雙邊政治關系積極變動，還應與東道國政府就不同類型合作區特點，協商制定各項優惠政策，提供更加有針對性的政策激勵。

建區企業應合理布局合作區，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樹立負責任投資形象。建區企業可以優先考慮在與我國政治關系友好的國家中布局合作區，充分利用雙邊經貿合作對話機制，爭取東道國政府對合作區的優惠承諾，從而降低海外投資風險。建區企業還應重視與當地社區的良性互動，通過承擔企業社會責任提升跨國投資合法性，減少外來者劣勢。同時，整體利益的形成與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使得東道國區域發展與合作區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有助于進一步推動雙邊友好政治關系的穩定發展，實現合作區與東道國的互利共贏。

注釋：

①資料源于商務部“走出去”公共服務平臺。

②資料源于商務部就2021年我國對外投資合作有關情況等答問。

③在本文數據集中，中國在俄羅斯建立了41家境外經貿合作區，在數量上遠大于每個東道國平均3家合作區。

④本文按照樣本國家政治風險的中位數將樣本劃分為高風險組與低風險組，東道國政治風險水平來自國際國別風險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

⑤園區類型劃分標準參照中國商務部印發的《境外經貿合作區考核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