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經濟帶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水平耦合關系及影響因素研究

王兆峰,劉路鋒

(湖南師范大學旅游學院,長沙 410081)

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通過辛勤勞動和相互幫助最終達到豐衣足食的生活水平,是消除兩極分化和貧窮基礎上的普遍富裕[1].共同富裕是一個內涵豐富、層次多元的范疇,最為突出的特征是其發展性、共享性與可持續性.實現居民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和奮斗目標,也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然而當今我國社會仍然面臨著城鄉差距、區域貧富差距等問題.2021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定通過并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綱要》,明確要求自覺主動縮小地區、城鄉和收入差距,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旅游業作為當今的朝陽產業和幸福產業,對地區經濟的拉動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一些偏遠、落后的地區,憑借著原汁原味的山川景色和風土人情,吸引了眾多游客前來休閑消費[2].因此,厘清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水平之間的協調關系,對助推經濟高質量發展、縮小貧富差距,促進旅游業的蓬勃發展,實現共同富裕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

共同富裕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內容,國外研究中,雖然直接探討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關系方面的文獻較少,但在旅游與區域經濟發展、農村收入等與居民共同富裕具有一定關聯主題的研究積累了大量成果.這些研究主要探討了旅游影響理論中旅游乘數、倍增效應對社會經濟、環境產生的作用.Ghali[3]與Mathieson[4]認為旅游發展能夠有效增強經濟的倍增優勢;Hwang[5]認為旅游政策可以增加農民的非農收入;Schuber[6]認為旅游發展依賴地區經濟等;Samimi[7]認為區域經濟與旅游發展存在相互作用.國內關于共同富裕的研究多與經濟改革[8]、農業經濟[9]、中國政治[10]等領域相結合.研究方法由早期對概念闡述[11]、理論分析[12]等的定性研究逐漸轉向通過建立面板數據模型[13]、建立評價指標體系[14]等方法的定量研究.國內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之間的關系研究主要聚焦以下方面: 1) 旅游發展對共同富裕的影響,如李鵬基于產業質量視角,分析了旅游對共同富裕的提高路徑[15];郭為通過回歸分析,定量驗證了旅游可以促進中低收入家庭提高收入[16].2) 共同富裕視域下旅游發展的路徑研究[17-19].3) 雙向關系.直接探討居民共同富裕的研究不多,當前學界主要運用耦合協調模型探討旅游發展與其相近的主題,如鄉村扶貧[20]、鄉村振興[21]、美麗中國建設[22]、農村可持續生計[23]等耦合協調研究.因此,當前文獻為本文研究奠定了堅實理論基礎,但仍存在亟須完善的空間:1) 共同富裕與其他學科領域結合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與旅游學科結合較少,仍需進一步深化研究.2) 共同富裕與旅游學科關系多為定性研究,鮮有通過時空耦合協調關系角度進行定量研究.3) 以往研究多聚焦兩者單向作用,較少關注兩者協調關系的影響因素,探討關鍵驅動因素時空效應變化的文獻更為鮮見.

鑒于此,本文選取長江經濟帶作為案例地,運用熵值法、耦合協調模型及GTWR(geographically and temporally weighted regression)模型,定量分析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水平之間耦合協調關系的時空動態演變,并揭示其耦合協調關系的影響因素,對長江經濟帶實現居民共同富裕和旅游發展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1 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水平的耦合協調機理

居民共同富裕主要涵蓋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財富創造與財富分配、區域統籌與城鄉統一等,是一個具有復雜結構和功能的目標系統;而旅游發展是必須遵守經濟、社會、生態等基礎,以實現地方、區域、國家可持續發展的動態系統[24-25].人地關系理論是地理學研究的重要理論,是區域關聯要素綜合分析的重要理論基礎.在區域系統中,可以將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水平分別看作系統的重要構成要素.實現居民共同富裕的過程中,實質上是創造和釋放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的過程,這為旅游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環境基礎;依附于環境的旅游業,承擔著促進經濟發展、社會繁榮、生態友好的重大使命,旅游發展不斷培育的新產品、新業態滿足人民的多元化休閑、康養、文化等需求,豐富精神生活,從而助力實現居民共同富裕.可見,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間實質蘊含著相互配合、相互協調的作用關系,并且,結合耦合協調理論以及參考郭為[16]、徐紫嫣[26]和張東徽[27]等學者研究來看,兩者相互關聯、相互促進,有序組成一個有機統一的耦合協調系統(如圖1).

居民共同富裕是旅游發展水平的環境基礎.1) 居民共同富裕有助于刺激旅游消費.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逐漸改善,居民的生活方式發生轉變,為人們產生旅游活動提供了充足的收入和充裕的時間,刺激旅游發展水平進入新的階段[28].2) 居民共同富裕有助于旅游基礎設施的完善.居民共同富裕有助于地方財政收入的增加,使廣大人民群眾能共享發展成果,不斷提高偏遠農村公共服務水平.3) 居民共同富裕有助于擴展旅游市場的服務能力和空間范圍.居民共同富裕的實現會使居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得到極大的提高,原有的旅游消費的形式和空間則難以滿足居民產生的新興旅游需求,因此市場需求將會反過來促進旅游發展進行升級迭代[22].4) 居民共同富裕能為旅游發展提供穩定的社會環境.實現居民共同富裕,不僅保障了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而且也將提升人文素養.旅游目的地居民對游客的認可與歡迎態度,將會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并轉化為旅游業發展的軟實力.

旅游發展水平是實現居民共同富裕的動力引擎.1) 旅游發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帶動地區經濟發展.共同富裕的物質條件是“富?！?經濟增長是實現“富?！钡谋赜芍?旅游業通過刺激消費、增加投資、推動基礎設施建設等途徑帶動地區經濟發展[20].2) 旅游發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加快區域協調.旅游發展加強了不同地區之間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環境治理的協調聯動,推動沿線地區通過旅游業實現風險共擔、收益共享,加強了省際交界地區的合作交流與均衡發展[29].3) 旅游發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縮小城鄉差距.通過旅游吸引城市居民前往農村進行旅游消費,發揮旅游的乘數效應,刺激鄉村經濟的蓬勃發展,進而實現鄉村振興,縮小城鄉差距[30].4) 旅游發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豐富精神生活.旅游活動不僅可以放松身心,緩解精神壓力,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也可以利用旅游發展創造的經濟價值,實現對文化資源進行保護和傳承,從而保障區域文化的繁榮發展[31].

2 研究設計

2.1 區域概況

長江經濟帶覆蓋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慶、四川、云南、貴州等11個省級區域,面積約205.23萬km2,占全國的21.4%,人口和生產總值均超過全國的40%,自然資源豐富,地形以山地丘陵為主,地貌復雜多樣,多高山大河;人文資源燦爛,吳越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民族風情等蘊含其中.改革開放以來,長江經濟帶經濟實現了飛躍式發展,長三角城市群發展勢頭強勁,率先實現了“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但是其余城市與此仍有不小差距;長江經濟帶上、中、下游城市群之間出現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因此需要在經濟騰飛的基礎上,處理好地區貧富差距的問題.與此同時長江經濟帶也是我國旅游發展較為活躍的地區,截止到2020年,全區域景區數量為5 510家,接待人數49.4億人次,旅游收入為62 240.63億元,依舊保持這良好的發展勢頭.因此廓清長江經濟帶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不僅對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參考意義,對旅游高質量發展更是大有裨益.

2.2 指標體系構建

2.2.1 共同富裕 在結合新時代建設共同富裕社會的現實需求[32]與相關理論[33]的基礎上,根據體系構建的基礎、目的、原則、依據、標準等構建共同富裕指標體系.參考譚燕芝等[14]、陳麗君等[34]與胡西武[35]等的研究成果,從發展水平、共享差距、可持續3個維度選取25個指標構建居民共同富裕指標體系.發展水平是衡量全體人民是否取得實質性進程的顯著標志,是滿足全體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和高品質生活的重要選擇.設置發展水平維度旨在揭示共同富裕的城鄉發展的實質性進程.共享差距是推動共同富裕的核心內容,是化解新發展階段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重要路徑.設置共享差距維度旨在反映共同富裕進程中的凸出問題.可持續性維度主要強調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是一個漸進式、先富幫后富的過程,需要持續發展的經濟、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和良好的生態環境作為支撐.設置可持續性維度旨在表明科技、文娛、生態等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具體指標數據見表1.

2.2.2 旅游發展水平 參考陳志軍[36]和李佳[20]等學者的研究,從旅游經濟、接待水平、基礎設施3個維度選取10個指標構建旅游發展水平評價體系.旅游經濟選取的指標為各地人均旅游消費、旅游活力及旅游密度,直觀反映地區旅游價值;接待水平選取的指標為地區旅行社水平、游覽場所水平、住宿業接待水平與餐飲接待水平,直觀反映地區旅游服務的充裕度;基礎設施指標選取交通密度、客運總量與污染治理,直觀反映地區旅游交通的便捷度和環境質量.具體指標見表1.

2.3 研究方法

2.3.1 熵值法 本文采用熵值法進行數據標準化處理.熵值法是用來判斷某個指標的離散程度的數學方法.離散程度越大,該指標對綜合評價的影響也越強.其優點在于排除了人為主觀因素的影響,廣泛應用于各領域研究中[37].

2.3.2 耦合協調模型 耦合是物理學中的概念,指的是系統與系統間通過相互作用、彼此影響而促使系統實現協調發展的過程.結合相關學者的研究,本文構建了居民共同富裕和旅游發展的耦合協調模型,參考相關文獻,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水平的權重分別設為0.5[38].公式為:

表1 長江經濟帶居民共同富裕和旅游發展水平指標表Tab.1 Index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of resident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1)

T=αU+βE,

(2)

(3)

式中,C為耦合度,U和E分別是共同富裕系統和旅游發展系統.D為耦合協調度,耦合協調度值域為[0,1].參考相關文獻,協調等級的劃如表2所示[36].

表2 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耦合協調等級劃分Tab.2 Coordination classification of residents’ common prosperit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2.3.3 GTWR模型 地理時空加權回歸(GTWR)模型將時間維度與空間異質性相結合,可以更好地處理時空非平穩性,基本公式為[39]:

(4)

式中,(ui,vi,ti)是第i樣本點時空坐標;ui、vi、ti分別表示第i樣本點的經度、緯度和時間;bo(ui,vi,ti)表示第i樣本點的回歸常數,即模型中的常數項;Xit為第k自變量在第i點的值;ai為殘差;bk(ui,vi,ti)為第i樣本點的第k回歸參數,其估計方法如下:

(5)

(6)

其中,帶寬的選擇影響時空權重的確立,本文采用AICc法則.

2.4 數據來源

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與代表性,本文所選取的數據均來源于2011—2021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教育統計年鑒》《中國旅游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民政統計年鑒》《中國衛生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其中缺失數據利用插值法計算得出.

3 實證結果分析

3.1 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水平分析

長江經濟帶居民共同富裕綜合水平呈現波動式上升趨勢(如圖2).說明在經濟體制轉型升級、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協調不平衡不充分的社會矛盾的時代背景下,長江經濟帶居民共同富裕水平在發展能力、共享能力、可持續能力方面雖有改善,但變化幅度偏小.分地區看,長江經濟帶居民共同富裕呈現下游地區>中游地區>上游地區的階梯下降特征.具體來看,下游地區的居民共同富裕程度遠高于中上游地區,分別為1.79%、1.52%,且年均增幅2.04%.該地區縣域經濟發展繁榮,其主要依靠中小企業的民營經濟帶動,出現了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等發展典范,在塊狀經濟的基礎上形成不同特點的區域經濟,形成優勢互補,良性競爭的區域關系,從而縮小了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尤其是浙江省在2021年被國務院列為“共同富裕示范區”,印證了江、浙、滬地區居民共同富裕在全國具有示范作用.中游區域雖有武漢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等經濟增長極,但是省域內居民共同富裕發展不均衡,存在明顯“斷層”現象.上游地區主要體現在城鄉差距上,受限于地理位置、產業基礎等因素,使得發展多依賴于省會城市,往往表現省會強勁,其余市縣發展疲軟的狀況.

圖2 2011—2020年長江經濟帶居民共同富裕水平Fig.2 Timing diagram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resident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由圖3可知,2011—2020年長江經濟帶總體旅游發展水平呈波動上升態勢,并在2019年達到最高值,之后出現回落.這主要是因為2011—2019年長江經濟帶憑借著全國戰略地位最高、區域經濟活力最活躍、經濟發展水平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在旅游產業規模發展進入快車道,在經濟提質提效方面取得顯著進展.然而2020年受疫情的影響,導致旅游活動在前半年一度停止,后半年雖有短暫發展,仍難以扭轉疫情帶來的沖擊.具體來看,下游地區始終位居領先地位,由2011年最低值0.315到2019年最高值0.405,年均增幅3.17%,而在2020年驟降至0.34,降幅高達16.05%.中上游地區交替領先,水平相差較小.2011—2017年及2020年中游地區水平高于上游地區,2018—2019年上游地區領先中游地區,因此,長江經濟帶下中上游三大區域呈現“下游領先,中上游水平膠著”的空間格局.下游地區作為長江經濟帶的龍頭區域,是長江經濟帶旅游發展水平最高的地區,主要是由于優越的地理位置、強勁的經濟實力、廣闊的市場環境為旅游發展塑造了良好的經營環境,在此基礎上利用自身旅游資源稟賦以及較強的服務接待能力,為游客提供了高質量的旅游體驗,從而奠定了龍頭地位.然而,旅游具有脆弱性,在此次疫情沖擊下,對下游地區造成的影響尤為顯著.中上游地區旅游發展水平發展受制于經濟基礎、市場環境等因素,雖與下游水平存在明顯差異,但在基礎設施和接待水平上得到了發展.

圖3 2011—2020年長江經濟帶旅游發展水平指數Fig.3 Timing chart of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3.2 耦合協調時空演變特征

3.2.1 長江經濟帶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耦合協調的時序演變 基于耦合協調公式計算得到2011—2020年長江經濟帶各省市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水平的耦合協調度.同時根據耦合協調度劃分標準,對長江經濟帶各省市所處的耦合協調階段進行分級,依此揭示兩者耦合協調發展的時空特征(表3).

從總體來看,長江經濟帶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耦合協調度整體表現為波動上升趨勢,其耦合協調水平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2011—2016年處于輕度失調階段,2017—2019年處于勉強協調階段,2020年處于輕度協調階段.表明長江經濟帶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水平聯系逐漸加強,耦合協調水平不斷得到優化,趨于向好發展;2020年,遭受到疫情沖擊,出現下降狀況.從省域層面看,江浙滬三省市耦合協調水平位居前列,且遠高于其他省市.研究期內,江蘇、浙江在2019年皆達到瀕臨協調階段,而上海更是進入初級協調階段.上游地區的重慶和貴州兩省市研究期內耦合協調峰值均突破0.4,尤其是貴州,從2011年的0.28上升至2019年的0.42,年均增幅達1.6%,增幅位于長江經濟帶各省市之首.原因可能是近年來采取的淘汰落后產能、改善粗放型發展模式、大力引進高新技術產業、加強旅游資源的開發營銷以及西部大開發政策在經濟、科技、金融等方面的對口幫扶等措施,使得重慶和貴州經濟有了較大發展.江西、湖北、湖南、重慶、四川、云南表現為波動上升趨勢,但耦合協調水平偏低,這些省市需要抓住長江經濟帶發展新機遇,不斷提高居民共同富裕度和旅游發展水平的耦合協調,以免造成兩者失調.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各省市在疫情影響下,2020年均呈現不同程度的降低.

表3 長江經濟帶各省市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水平耦合協調演變表Tab.3 Coordinated evolution of the coupling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among residents in all provinces and citi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3.3.2 長江經濟帶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耦合協調的空間演變 2011—2020年的研究時期中,由于2020年受到疫情影響,使得我國經濟社會受到影響,故2019年為研究期內峰值,為更好探究研究期的耦合協調空間變化情況,故采用自然斷點法,選取2011年、2019年、2020年進行空間變化的展現(如圖4).2011年,耦合協調度空間差異明顯,由下游到上游表現為“高-較低-較高-低”的發展格局.其中上海、江蘇和浙江勉強協調和輕度失調,湖北、湖南、重慶和四川輕度失調,安徽、江西、貴州和云南中度失調.2019年是研究時期的峰值,空間分布呈“東高西低”格局.各省市耦合協調均表現為穩步提升,上海達到初級協調,遙遙領先于其他省市,江蘇、浙江、重慶、貴州達到瀕臨失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及云南則為輕度失調.2020年上海有所下降,但依然處于勉強協調;江蘇與浙江處于瀕臨失調,其余省市皆為輕度失調.這說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態環境的改善,推動著旅游發展產業的繁榮,在新冠疫情的沖擊下,各省市出現不同程度的回落,表現出“南高北低、東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增強了長江經濟帶的旅游發展水平;旅游發展水平也在推動了長江經濟帶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活躍了市場資源、促進了資金流通,為居民旅游服務的同時也促進了資金流入社會進行再分配,提高了共同富裕度.2020年耦合協調度降低,主要是由于疫情管控,對旅游業造成了巨大影響,使得旅游發展水平大幅度下降,與居民共同富裕差距拉大.

3.4 影響因素分析

3.4.1 變量選擇 長江經濟帶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水平耦合協調是一個綜合發展系統,包含經濟、社會、環境等綜合因素.參考趙傳松[40]、陳夢根[41]等學者的研究,從經濟、社會、環境三個方面,選取8個指標作為長江經濟帶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水平耦合協調的影響指標,其中經濟方面包括人均GDP(元)、旅游收入占據總GDP之比(%)、人口密度(萬人·km-2);社會方面包括受教育人數占比(%)、養老保險人數占比(%)、科技費用占GDP之比(%);環境方面為污染治理費用占GDP之比(%).

3.4.2 數據的處理和評價 考慮到各影響因素之間存在量綱差異,故采用標準化對數據進行量綱處理.此外為了消除偽回歸現象,對解釋變量數據采用顯著性和共線性檢驗,得出各影響因素結果,見表4所示.

由表4,最終選取人均GDP(元)、旅游收入占比(%)、污染治理費用占GDP之比(%)、人口密度(萬人·km-2)4個指標作為GTWR的解釋變量.并將解釋變量進行GTWR測度,擬合效果良好,見表5.

圖4 長江經濟帶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水平耦合協調圖Fig.4 Spatial map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of resident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表4 最小二乘法各參數一覽表

3.4.3 影響因子時序分析 運用時空地理加權模型,對不同時間內長江經濟帶各省市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影響因素進行回歸分析,進而繪制各系數隨時間變化的關系(如圖5所示),以觀測時間演變趨勢.

人口密度對長江經濟帶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水平耦合協調的影響由負向逐漸轉為正向,且后五年離散程度增大.我國豐富的勞動人口,使我國經濟受益于“人口紅利”,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但同樣背負著人口膨脹對社會經濟壓力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影響.人口密度過高對自然、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壓力,也影響我國教育的發展和人口素質的提高,給就業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從而對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耦合協調產生抑制作用.隨著產業結構優化、“兩山”戰略及精準扶貧等戰略的實施,使得我國經濟逐漸轉型升級,人力資源對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水平趨向正向促進作用.

污染治理投入對長江經濟帶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水平耦合協調的影響作用正向和負向皆有,但是分布范圍在-0.1～0.1之間,影響作用較小,離散程度趨于集中.這可能是我國雖在生態環境治理上逐漸重視,但是更多是表現在推動轉變企業發展方式,提高技術效率,淘汰落后產能等方面,不同省份的環境質量存在差異,污染治理投入的不足則會抑制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的耦合協調性.

旅游收入占比對長江經濟帶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水平耦合協調水平的影響作用為正向,研究期內影響系數大致圍繞0.4～0.6左右,保持著較高的影響力,呈“V”型變化趨勢,由分散到集中再分散.旅游收入的發展是促進地區經濟、調整產業結構、提高就業率、增加居民收入的有效途徑,因此區域內旅游收入占比高,經濟更為活躍,居民共同富裕和旅游發展水平表現更高水平.

人均GDP對長江經濟帶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水平耦合協調水平的影響最大,且呈現正向作用,但表現出下降趨勢,前六年影響系數逐漸下降且離散程度趨于集中,而后四年則繼續下降但離散程度逐漸變大.人均國民經濟收入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地區人民生活水平,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論,只有在滿足基本生理(食物和衣服)和安全(工作保障)的基礎上,才會激發更為高級的社交、尊重和自我實現的需求.而對旅游而言,人們收入不僅決定著是否外出旅游,也決定著旅游類型、旅游時間、旅游地點等,進而影響旅游規模、層次等.人均GDP影響系數的降低則意味著近些年受到國際經濟下行壓力影響,我國經濟發展速度放緩,對居民共同富裕和旅游發展水平耦合協調產生較強影響.

圖5 GTWR影響因素回歸系數時序圖Fig.5 Time sequence diagram of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GTWR

3.4.3 影響因子空間分析 利用ArcGIS 10.4,計算GTWR回歸系數,取其各年份均值進行可視化表達,從而對長江經濟帶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耦合協調各因素進行空間分析,由此得到圖6.

人口密度回歸系數中僅有四川和重慶為負向作用,這可能是兩地人口密度過高,而地區經濟相對落后,經濟增長難以承接人口增長的壓力;其余地區呈正向作用,其中云南和貴州系數較高,可能是由于近些年經濟增長快,而兩地人口基數相對其他省市較少,因此需要大量的人力成本投入到經濟中.

環境污染治理回歸系數大致為“上游>中游>下游”,這說明下游地區人口稠密、工業發達,“三廢”排放多,而政府環境治理費用投入相對較低,由此引發的一系列環境健康問題;而上游地區地域面積廣大,而經濟開發力度較小,相對于下游地區,環境承載力更強.

從旅游收入占比回歸系數來看,產業結構系數為正向作用,其高值集中于下游地區的蘇、浙、滬、皖,而在中游地區湘、渝兩省市系數最低.產業結構對下游地區經濟提供動力支持,優化經濟結構,保障經濟穩定性;同時地區經濟存在“溢出效應”,安徽受益明顯.而中西部產業結構在省市內經濟占比不足,對當地居民收入增長和旅游發展起的作用有限.

人均GDP回歸系數大致為“上游>下游>中游”,這說明下游地區人均GDP回歸系數相對與中下游地區帶來的耦合協調的影響更為顯著;并且上游地區隨著經濟發展,旅游資源得到了開發,兩者均得到了跨越式發展.

圖6 GTWR模型回歸系數空間分布Fig.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for the GTWR models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在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邁向共同富裕的社會背景下,基于2011—2020年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的面板數據,構建評價體系,通過熵值法、耦合協調模型定量分析了研究區域的居民共同富裕和經濟發展耦合協調時空特征,采用GTWR模型揭示其影響因素.主要結論如下.

1) 2011—2020年,長江經濟帶旅游發展綜合水平呈波動上升趨勢,中下游地區水平較為接近,而在2020年均出現下降,居民共同富裕綜合水平整體呈逐年向好趨勢;空間分布上,下游地區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水平皆遙遙領先于其他地區.

2) 長江經濟帶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水平耦合協調度呈逐漸上升趨勢,2019年達到峰值,處于勉強協調階段,重慶和貴州兩地耦合協調水平上升較快,2020年下降到勉強協調;空間分布上,耦合協調度呈現“東高西低”格局,上海達到勉強協調,江蘇和浙江則是瀕臨協調,其余省市為輕度失調.

3) 長江經濟帶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水平耦合協調度的影響因素存在顯著的時空異質性,影響大小依次是人均GDP>旅游收入占比>人口密度>環境治理投入.人均GDP與旅游收入占比表現正向作用,而人均GDP的影響逐漸降低,旅游收入占比呈“V”型發展態勢;人口密度與環境治理投入在空間上具有明顯空間異質性,逐漸由負向轉為正向作用.

4.2 建議

根據居民共同富裕和旅游發展水平的耦合協調關系,為更好促進兩者耦合協調水平的優化提高,故提出以下建議對策.

1) 長江經濟帶居民共同富裕的實現重在跨區域協同合作.推動政府與市場合作互補,發揮江、浙、滬地區的經濟引領作用,使人口由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流動,資源由西部地區流向中東部地區,使資源優勢轉化為資金優勢,同時進一步推動資金由東部發達省份向西部落后省份進行財政轉移支付,采用“先富帶后富、區域共同富”的協調發展模式帶動區域實現共同富裕.

2) 長江經濟帶需要積極落實國際黃金旅游帶建設,貫徹旅游發展理念,倡導區域內外旅游聯動開發,加強旅游資源創新性開發,不斷完善旅游政策,持續優化旅游設施,提高旅游宣傳力度,樹立良好的市場形象,實現旅游高質量發展.同時,繼續積極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為受到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嚴重沖擊的旅游企業采取相應的財政和政策扶持,減輕旅游企業負擔;加強信息的共建共享,及時更新相關信息,確保旅游安全.

3) 長江經濟帶的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水平耦合協調出現的地區差異需要有針對性地進行政府扶持、財力支持和跨區域合作,發揮下游地區經濟的溢出效應,以長三角為龍頭,帶動區域經濟發展;同時堅持對點幫扶西部省份.通過旅游發展,帶動當地居民就業,擴大收入來源,提高收入水平,進一步縮小西部省份居民的貧富差距.

4.3 展望

居民共同富裕是促進旅游發展的前提與保障,而發展旅游是實現居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本文通過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的耦合協調分析,有效地研究了長江經濟帶存在的貧富差距、旅游發展不均衡以及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之間的耦合協調程度.但研究也存在局限性.1) 居民共同富裕是一個復雜多樣的體系,后續研究可進一步增加其他相關指標使評價體系更為完善.2) 研究以長江經濟帶為例得到的結論,對于其他地區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水平的耦合協調關系問題是否準確還需討論,未來可選擇不同地區、不同時段、不同數據來源,進一步驗證區域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水平的協調關系.3) 居民共同富裕與旅游發展水平耦合協調的影響機制是一個復雜的過程,一些因素難以進行量化研究,比如低收入群體增收效果、收入分配方式合理化進程、居民精神健康狀態等等,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進一步細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