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的空間生產與地方認同研究

李江敏, 張佳泋, 郝婧男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 經濟管理學院, 武漢 430078)

隨著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鄉村振興戰略已成為我國現階段廣大鄉村地區的高質量發展路徑.其中,鄉村文化振興作為鄉村振興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內生動力源頭,是實現鄉村全面振興的精神基礎,同時也為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創造了有效途徑[1].2022年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門聯合印發的《關于推動文化產業賦能鄉村振興的意見》中指出,文旅融合是文化產業賦能鄉村振興的重點領域,強調推動相關文化業態與鄉村旅游深度融合,促進文化消費與旅游消費有機融合,并提出培育鄉村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體驗基地等具體實踐舉措.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作為人類長期生產生活實踐中智慧與文明的結晶,承載了傳統文化的獨特地方精神價值,展現出濃厚的文化、民族和地域性特征[2].由于非遺具有“活態性”和對人的“依附性”,其核心價值在可參與的文化傳播活動中得到提升[3].2023年2月《文化和旅游部關于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旅游深度融合發展的通知》(文旅非遺發〔2023〕21號)中指出,要推動非遺與旅游在更廣范圍、更深層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借助旅游這一活態傳承形式,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鄉村非遺資源,對延續歷史文脈、建設文化強國具有重要意義.

在推動鄉村非遺旅游開發的過程中,勢必產生對鄉村非遺文化空間的再造.隨著資本、權力和地方的博弈,鄉村非遺傳承中涌現出新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其原有的空間屬性發生改變[4].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的主體是推進鄉村文化空間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包括政府、村民、非遺傳承人、游客、企業等多元利益相關者.在鄉村非遺文化空間再造中,各主體行為目標得到滿足、社會文化關系不斷堆疊,空間將不再是陌生的公共空間,而轉化為富有意義和價值的情感場所,個體的地方認同由此產生[5].但在鄉村非遺旅游開發中,資本出于趨利的目的常常會通過復制或異化的手段重塑鄉村非遺文化空間,致使真實的鄉村記憶和地方認同不斷消失,最終在被消費型符號占據的舞臺化演變中產生割裂[6].因而需要在旅游開發中將碎片化的空間整合為功能復合、價值融合的新空間模式,引導各主體產生地方認同,為鄉村非遺的可持續性保護與傳承提供有力保障.基于此,本文借助空間生產理論和地方認同理論,通過非參與式觀察與深度訪談等方法,探究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空間生產中主體地方認同的生成機制,以期豐富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的相關研究成果,并為鄉村非遺旅游開發提供借鑒.

1 文獻綜述

1.1 鄉村非遺旅游空間生產

“空間生產”的概念由法國學者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首次提出,他認為空間通過人類主體有意識的活動產生,并構建了“空間實踐”“空間表征”“表征的空間”空間三元辯證法的核心范疇[7].空間實踐涵蓋了客觀的物理空間及其中的社會關系、社會構成物、社會個體和群體的生產行為;空間的表征是由國家權力主導構建出的概念化空間,體現了政治群體的意識形態;表征的空間對應了空間使用者活動的空間,反映出社會生活的隱蔽面或底面[8].列斐伏爾空間三元辯證法的論述超出了自然物理空間的范疇,印證了空間是生產和消費的結果,與地理學研究中的“人地關系系統”具有一致性[9].由于空間生產理論強調空間的社會性,空間會影響人類和社會的行為過程并促進新的社會關系衍生,這種重構又反作用于空間本身引起變化[10].從這個角度來說,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本質上即是一種空間生產,其對所處文化空間的變遷和可持續發展產生深遠影響.鄉村非遺文化空間不再僅僅涵蓋空洞的地理環境或完全客觀的同質空間,而成為一種有工具性的社會產物,也是一種特定種類的商品生產[11].當前研究主要從儀式實踐[12]、地方性[13]及文化空間[14]等視角出發,主要利用包括內容分析法、扎根理論、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分析了鄉村生活空間在非遺旅游開發中產生的實踐演變[12],論述了鄉村非遺旅游為鄉村社會及國家互構創造的具體情景[13],探討了鄉村非遺旅游在地方文化空間重構中起到的核心作用[14].由于地方依戀、資本及現代化的力量的驅動作用,文化空間形態將發生物質空間景觀化、文化空間多元化和社會空間復雜化的改變[15].鄉村旅游空間則表現出鄉村聚落空間融合、立體擴張和適度集約的基本特征,旅游開發成為鄉村城鎮化發展的理想模式[16].作為地方文化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與表征,非遺為鄉村文化空間的重構提供了重要資源,在非遺旅游中將公共空間、文化心理、價值觀念闡釋緊密結合是實現地方重塑的關鍵[17].而在此過程中主要存在國家、市場、傳統三方主導力量[18],鄉村文化空間的管控者不僅控制了生產的參與群體,也對社會關系的再生產和空間再造產生影響,主體間的差異化引發了對制度層面的認同與反抗,因此亟需從三位一體的空間生產理論框架中挖掘出符合鄉村非遺可持續發展的新途徑.

1.2 鄉村非遺旅游主體地方認同

“地方”的概念源自人與環境的復雜交互結果,空間主體賦予空間意義和價值,再轉化為個體的感覺價值[8].地方認同包括了觀點、信念、感覺、偏好、價值觀和目標、行為傾向和技能等多個方面,涉及認知、情感與意向三個心理層面[19].而從符號學視角來看,地方認同表現為個體對某種文化象征的認同上[20].在不同社會情境下,地方認同的內涵不斷發生演變.個體對空間的積極實踐有助于人地間情感紐帶的產生,其在互動中產生自我認同與地方認同[21];而當壓力等被施加于人地實踐中時,個體將失去對地方占有的主體性,并產生壓抑、焦慮等負面情緒[22].鄉村非遺文化空間作為其中承載社會結構、價值觀點、行為邏輯等的外部表現,空間內不同群體的認知、情感與行為通過影響社會活動和社會結構重構了空間的生產與再生產進程[23].因此,為構建和諧的人地關系,在對鄉村非遺進行旅游開發時,不僅需要滿足經濟利益需求,更應關注到空間中多元主體對空間的認同感.受傳統農耕文化影響,鄉村非遺承載了國民對過去的集體記憶,鄉村非遺旅游成為旅游主體“留住鄉愁”的有效途徑,在此背景下無論是本地人還是外來者都在獨特的鄉土情懷熏陶下更容易產生與鄉村非遺旅游地的情感聯結,進而建立人對地方的認同.借助鄉村獨特的歷史、文化與傳統承載鄉村空間,可以強化其魅力與吸引力[24],激發不同主體對鄉村非遺文化空間的積極感知.而地方認同作為地方性話語環境的支撐條件之一,有助于非遺的保護與傳承工作持續展開[25].隨著旅游開發過程中外來資本與游客的介入,地方認同在內生文化認同的增強作用與外生文化的滲透作用影響下趨于多樣化[26].當前學者多從人文地理學的視角出發探究地方認同的生成機制,其主要受到文化程度[27]、旅游經歷[28]等個體內部因素及集體記憶和懷舊空間[29]等外部力量的形塑.由于地方是能夠使人產生強烈情感體驗的空間,通過探索旅游開發過程中個體對鄉村非遺文化空間中多方主體、非遺及其活動和非遺旅游活態傳承場所三類鄉村非遺空間生產要素的認知、情感與行動意向,可以挖掘出在空間生產視角下不同主體在鄉村非遺旅游開發中地方認同的形成機制.

通過梳理既有研究發現,學者從不同視角探討了旅游地、遺產地、歷史街區等空間內地方認同的概念、維度劃分與影響因素[19],并從多視角下對文化空間的生產、解構、重構已有較為扎實的研究積累[29].但當前在結合空間生產理論與地方認同理論的研究中,較少從多元利益相關者的視角去探討這一認同的促發機制,各主體需求應得到重視.同時相關研究大多以定量分析為方法進行展開,缺乏對空間主體內在情感的針對性研究與深入挖掘.基于此,本文關注到鄉村非遺旅游這一微觀情景,借助可以深入分析研究對象觀念、情感的扎根理論研究方法,探究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空間生產中主體地方認同的生成機制.

2 研究方法

2.1 案例選擇

鄉村旅游是依托于鄉村空間環境設計的、集合多功能為一體的一種旅游形式.鄉村旅游業態包括農家樂、鄉村民宿、鄉村精品酒店和露營地、風景道、傳統村鎮、田園綜合體、旅游小鎮等多種類型[30].按地理區位來劃分可以分為城郊型、邊遠型及景區邊緣型,城郊型鄉村旅游主要位于大中型城市附近,為滿足城市巨大旅游需求而產生;邊遠型鄉村旅游大多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但交通相對不夠便捷;景區邊緣型鄉村旅游大多位于著名風景區邊緣,依靠現有旅游資源及景區客源實現發展[31].為盡可能全面地涵蓋不同種類鄉村非遺旅游目的地,本文選取了湖北省武漢市蔡甸區天星村、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區三斗坪鎮石牌村、湖北省武漢市黃陂區姚家集街道杜堂村為案例地(表1).三處案例地分別具備不同類型鄉村旅游地理區位特點:天星村位于武漢近郊,依托城市急速增長的休閑需求打造“武漢花博匯”鄉村休閑度假綜合體,同時借助千里知音故里的文化底蘊背景引入多項地方非遺項目,為非遺傳承人開辟了創作空間;石牌村地處宜昌市夷陵區西南部,借助三峽工程建設搬遷需要,開發“三峽人家”景區,深挖三峽文化、巴楚文化等地方特色文化,打造了原生態場景式的非遺展示模式;杜堂村位于國家5A級景區——木蘭文化生態旅游區中軸北端,依托旅游區客流優勢建設鄉村民俗文化商業街及國內第一家木蘭文化博物館.此外,案例地選擇考慮到了具有不同數量非遺的鄉村旅游地,天星村及石牌村對多項非遺進行了旅游開發,而杜堂村則專注于本地最具特色的一項非遺進行開發.

2.2 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非參與式觀察法、深度訪談法等定性研究方法展開.筆者對三處案例地進行了分別走訪,于2023年2月3日—6日、5月1日—4日、5月6日—9日、10月1日—6日前往石牌村、天星村及杜堂村進行了調研訪談:首先對其基本概況、非遺旅游發展狀況、非遺傳承的文化空間要素、環境氛圍等進行記錄,同時拍攝照片記錄非遺活態傳承場景;隨后選取非遺傳承人、村民、游客、景區工作人員等多位訪談對象進行半結構化訪談,訪談內容包括鄉村非遺旅游發展現狀、村民參與情況、景區管理情況、非遺旅游活態傳承活動、對非遺文化的認知狀況與情感傾向、參與非遺旅游活態傳承意愿等方面.訪談對象共34人,包括非遺傳承人7名,分別為皮影戲代表性傳承人(2人)、南曲代表性傳承人、三音歌代表性傳承人、楠管代表性傳承人、地花鼓代表性傳承人(2人)(A01～A07);鄉村居民8人,為景區內工作人員及附近非遺產品攤販(B01～B06);項目開發者4人,為非遺旅游項目開發企業人員(C01～C04);游客15人,為參與過鄉村非遺旅游項目的游客(D01～D15).此外,本文除深度訪談文本外,還收集部分網絡數據進行補充,共包括34份訪談資料及8份網絡數據(E01～E05).

表1 案例地選擇Tab.1 Choice of cases

3 研究過程

3.1 案例地概況

3.1.1 天星村 天星村位于湖北省武漢市蔡甸區,地處都市城郊.在1 000余名村民集中進城導致老宅閑置的情況下,天星村借機建設集多功能于一體的田園綜合體花博匯項目,2017年武漢花博匯一期正式對外開放,采取士地流轉+房屋租賃+村舍改造相結合的方式,對存量村舍和周邊農用地進行再利用,同時村集體與企業簽訂勞務輸出協議,已吸納周邊村民就近就業1 000余人.天星村于2020年入選第二批全國鄉村旅游重點村名單,2022年“五一”期間花博匯位列同程旅行2022年“五一”假期熱門周邊游景區榜單第四,2022年暑期花博匯景區客流總量約25.7萬人次,同比增長69%.項目打造問茶村和櫻花村,為非遺傳承人及手工藝人設立創作工作室.景區內的知音大戲臺是非遺文化輸出的主要地點,定期開展皮影戲、楚劇等非遺項目的展演.

3.1.2 石牌村 石牌村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區三斗坪鎮,北靠長江西陵峽,南與秭歸縣茅坪縣接壤,村域面積19.89 km2,全村共有村民7 000余人.為配合三峽工程建設需要,整村在原址基礎上向山上進行搬遷,同時配套建設了三峽人家旅游風景區,景區建成后,石牌村村民人均收入超過開發前的30倍.2022年,三峽人家入選“全國非遺與旅游融合發展優選項目名錄”,2023年“五一”期間,三峽人家累計接待游客8.99萬人次,實現綜合收入1 186萬元.景區深度挖掘三峽文化、巴蜀文化、荊楚文化、農耕文化與抗戰文化,首創原生態場景式體驗型民俗區,引入11個非遺表演項目、29位代表性非遺傳承人及13位手工藝人,打造了涵蓋多種文化的民俗聚集再現地.

3.1.3 杜堂村 杜堂村隸屬湖北省武漢市黃陂區姚集街,全村共13個自然灣,417戶,1 748人.2014年,美麗鄉村試點建設啟動后,村莊基礎設施得到大規模完善,同時在“能人回鄉”號召下,多位村民返鄉參與到杜堂村“三鄉工程”開發中.截至2023年4月,木蘭花鄉累計接待游客450萬人次,總收入突破5.5億元,帶動就業超3 000余人,村民戶均增收8萬元.村民加入杜堂旅游專業合作社后,生計來源不斷擴展,包括土地流轉收入、房屋入股保底分紅收入、就業工資收入及依托景區優勢的小本創業收入等.杜堂村引入國家級非遺“木蘭傳說”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并建成木蘭文化博物館、杜塘村大戲臺、木蘭不夜城,打造木蘭專題藏品展示、木蘭故事實景劇目演出、沉浸式夜游街區、研學旅游、專題片拍攝等多種非遺活態傳承形式.其中木蘭文化博物館自開放以來共接待參觀團600余個,游客人數超萬人.

3.2 扎根理論分析

本文運用扎根理論的研究方法,通過對數據進行持續的編碼對照,多次循環、提煉、修正概念直至理論飽和.利用嚴格的體系化歸納總結,從較為雜亂的原始資料中抽象出各級范疇,逐漸建立理論并形成機制框架.在對文本資料進行進一步分析前,先對其中不具實際意義的詞語及與本文無關的語句進行了剔除,最終獲得原始文本材料共33 765字,其中1/3留作飽和度檢驗使用.

3.2.1 開放式編碼 開放編碼是將原始材料逐步凝煉使其概念化和范疇化的過程.首先對原始文本逐句分析進行概念化編碼,為減少個人偏見對研究結果的可能影響,盡量使用原始文本中字詞進行初始概念的命名;最后,對概念進行重新整合分類,在剔除重復次數極少(<2次)和前后矛盾的概念后,對相似關聯的概念進行范疇化處理,最終共得到366個概念(a1～a366)及17個初始范疇(A1～A17),表2展示了部分原始語句、概念及初始范疇.

3.2.2 主軸編碼 主軸編碼是對原始文本資料內部聯系的挖掘,并建立起概念類屬與范疇間的邏輯聯系.本文圍繞鄉村非遺旅游這一場景,基于空間生產三元辯證法的核心范疇空間實踐、空間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間及地方認同的相關研究成果,歸納出物理空間、文化空間、社會空間、認知內容、情感傾向、行為意向6個主范疇(表3).

3.2.3 選擇編碼 選擇編碼是對主范疇的進一步抽象整合,主要分析主范疇間的關系,挖掘能統領所有概念或范疇的核心范疇,驗證其相互關系,構建概念模型[32].本文反復比較分析經過歸納提煉的概念、初始范疇及主范疇,最終將核心范疇定義為“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空間生產中主體地方認同生成”,圍繞這一核心范疇的故事線如下: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的物理空間為主體認知內容提供了基礎,文化空間聯結了主體與空間的生產關系影響情感傾向,社會空間中產生了主體直接參與生產實踐的行為意向.物理空間、文化空間與社會空間共同組成了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的空間生產過程,為主體地方認同的產生提供了物質與精神條件,最終作用于主體認知內容、情感傾向與行為意向的地方認同生成表現.同時主體地方認同基于對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的認知內容激發情感傾向,產生相應行為意向.主體地方認同內化后作用于新一輪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的空間生產(圖1).

表2 開放編碼范疇化Tab.2 Opening coding examples

表3 主軸編碼分析Tab.3 Axial coding

本文對提前預留的三分之一原始文本按照同一過程再次進行編碼,發現內容仍包含在已得到的各范疇范圍內,可以認為在現有資料基礎上理論已達到飽和.

4 研究結果分析

4.1 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空間生產中主體地方認同“六維循環”生成機制

本研究構建了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空間生產中主體地方認同生成機制(圖2),認為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物理空間、文化空間、社會空間是主體地方認同生成的基礎條件,而主體地方認同的產生具體表現為擴展認知內容、產生情感傾向、激發行為意向,主體地方認同又影響了新一輪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的空間生產,形成“六維循環”.地方認同是基于空間內部形成的人地關系的特殊表達,貫穿了整個鄉村非遺旅游空間生產全過程.物理空間為主體認知內容提供了基礎條件,參與群體在文化場所與承載實體的實踐中完成了知識擴充與參與意愿的感知;文化空間構建了主導者的期盼的空間,引發了各主體的情感傾向,通過對形象符號、功能特征的媒介傳播,主體產生了情境情感,激發了身份歸屬與文化認同;社會空間促使主體在經歷中產生行為意向,在資本、權力與地方的博弈中追求自身訴求,實現自我價值.而在主體地方認同產生后,出于對地方的積極感知與情感傾向,主體自發產生了參與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的行為意向,又反向作用于新一輪鄉村非遺旅游空間生產與重構.

圖2 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空間生產中主體地方認同生成機制Fig.2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place identify in the space production of rur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living transmission

4.2 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空間生產是主體地方認同產生的基礎條件

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空間生產過程中,由于多元利益相關者的介入,鄉村非遺文化空間的生產結構和生產關系發生改變,同時衍生出社會關系重組和社會秩序的重構[33].主體地方認同的產生不能離開人與人、人與地間的互動,因而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空間生產是主體地方認同產生的基礎條件,涵蓋了物理空間、文化空間與社會空間.

物理空間是主體直接感知到的鄉村非遺文化空間,參與群體在文化場所中具身感受到鄉村非遺文化的承載實體,真實感受到鄉村非遺及其活動在旅游情景中的實踐[15].在非遺工作室、戲臺、文化博物館等場景中,借助沉浸表演、互動體驗、場景還原、授課傳播、文化研討的空間實踐活動,包括非遺傳承人、游客、居民、企業等在內的空間生產主體對鄉村非遺文化進行生產與再生產,多方共同主導了物理空間層面的鄉村非遺活態傳承空間生產.

文化空間是由政府、企業等權利主體調動鄉村非遺的形象符號而構建出的一種構想,挖掘出包括社會化功能、生產性功能、傳播性功能等空間特殊功能,同時通過不同媒介手段實現鄉村非遺文化傳播.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中注重品牌塑造,政府和企業通過包括地方精神、地方文化等社會所接受的、以集體記憶和約定俗成為基礎的文化表達手段引發各主體情感共鳴[34].同時在深入挖掘鄉村非遺文化空間內含的文化體驗、科普教育、休閑娛樂等多種功能后,賦予特定文化場景特殊功能,增強鄉村非遺文化空間的適應性.在新時代背景下,利用傳統和信息形態的媒介完成大范圍文化生產、傳承與傳播,超越傳統的物質空間和精神空間傳播范疇,擴大鄉村非遺文化影響范圍.

社會空間是各主體直接經歷的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文化空間,在制度引導及資本投入的作用下,其他主體在參與鄉村非遺文化空間實踐中占據弱勢地位.政府通過制度政策引導其他主體參與,并具有管理和限制職能,保有較大的話語權.旅游企業與村集體簽訂土地流轉、勞務輸出等協議,為鄉村非遺旅游空間構建投入資本,改善鄉村非遺文化空間及居民生計生活條件,但其占有空間和追逐資本利益的主要訴求有可能引發空間正義失衡[35].村民以景區工作人員、獨立商販、民宿老板等身份參與到非遺旅游實踐中,具有改善生計、追求自身空間權益的合理訴求,但在政府、企業等主導者束縛下可能面臨“低質權能陷阱”而不能深入參與到鄉村非遺旅游空間生產中,失去發展機會[36].游客在參與鄉村非遺旅游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將外來文化帶入到鄉村當中,在帶來經濟效益的同時也會對地方文化習俗產生影響,同時其對旅游服務的需求也影響了當地的產業架構,同時影響到鄉村社會組織關系.

地理區位的不同使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的空間生產模式存在一定差異性.在物理空間層面,由于城郊型鄉村非遺旅游地距離城市較近,游客前往該旅游地所需時間較短,景區邊緣型鄉村非遺旅游地具有得天獨厚的周邊客源優勢,這兩類鄉村旅游地中非遺旅游活態傳承活動在時間上較為分散,在場景上較為集中,但由于距離非遺原生的文化場景距離較遠,非遺原真性受到損害的程度相對較高.而邊遠型鄉村非遺旅游地中旅游活態傳承產生頻率相對較低,多數集中在大型節假日期間,因此非遺傳承人為保證生計,往往選擇在空余時間前往其他場地進行非遺活態傳承活動,例如文化館、民居等,擴充了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的文化場所與參與群體.在文化空間層面,城郊型鄉村非遺旅游地依靠城市資源,往往在非遺活態傳承創新中具有優勢,在數字技術應用方面較為領先,而景區邊緣型鄉村非遺旅游地常通過與大型景區捆綁營銷,展現出較強的知名度與主體吸引力,同時新興文化對這兩類鄉村非遺旅游地侵入程度也較高,產生了傳統與新興嵌套并存的多元文化主義.邊遠型鄉村非遺旅游地通過加大挖掘鄉村非遺的形象符號及功能的力度吸客引流,利用引入附近地區多項非遺項目增強文化空間的多樣性,承載了更多對地方文化的共同記憶.在社會空間層面,城郊型鄉村非遺旅游地中村民外遷前往城市務工較多致使村內空心化程度較嚴重,同時由于城市資本涌的入門檻較低,旅游地社會流動性成為常態,而邊遠型鄉村非遺旅游地中政府及開發商介入程度相對較高,在空間泛化過程中主體客體化程度也因此相對較高.

4.3 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中主體地方認同生成表現涵蓋認知內容、情感傾向及行為意向

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過程中,各主體在體驗獨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后,經過多重心理活動識別了自身身份、產生了地方認同,具體表現為認知內容、情感傾向與行為意向.

認知內容是鄉村非遺旅游主體擴充了鄉村非遺的相關知識,并了解到其他主體的參與意愿.在參與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過程中,主體對非遺歷史背景、傳承現狀、手工技藝、典籍故事、展示方式等有了充分了解,經過具身體驗獲得了深刻持久的語義記憶,強化了知識性內容的習得.由于地方認同受到個體對地方認知聚類的影響,即場景應是怎樣的、人在其中應如何行動[37],當個體關注到各主體對鄉村非遺的參與意愿,在積極的活態傳承環境中將進一步激發主體的地方認同感.

情感傾向是鄉村非遺旅游主體在不同情境中產生的情感狀態,及在實踐中產生的身份歸屬與文化認可.主體在建構或體驗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過程中,可能產生或積極或消極的情緒,深化人與地方的情感聯結,同時主體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將自身歸屬到鄉村非遺旅游空間中,承擔起一定生產責任.基于對鄉村非遺的深入認知,對其技術、文化等方面產生認同,進一步形成地方認同.

行為意向是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過程中,各主體間產生互動行為,同時為實現空間再生產而積極進行傳統創新,認識到自身應承擔起某一職責而許下行動承諾.各主體鄉村非遺旅游開發與體驗中產生多樣化互動,在人際交往過程中人與地方的關系發生改變.主體積極參與到傳統創新中,根據現代化技術、游客需求等改變鄉村非遺傳承形式與內容,深化了對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的參與程度,并產生保護、發揚、傳承鄉村非遺的使命感.

5 研究結論與討論

本文通過非參與式觀察法、深度訪談法的調研方法,依據扎根理論,對概念模型的初始范疇、主范疇及核心范疇進行了多次分析,構建了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空間生產中主體地方認同“六維循環”生成機制,明確了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空間生產是主體地方認同生成的基礎條件,物理空間、文化空間和社會空間為主體地方認同的生成提供了物質和精神基礎,其作用于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主體地方認同生成在認知內容、情感傾向與行為意向上的具體表現.在主體地方認同內化后,又影響了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在新一輪的空間生產中的行為意向,實現鄉村非遺文化空間的生產與再生產.

地方認同的形成可以分為內生性認同與外生性認同,前者是個體將自身生產生活的空間視為世界的全部從而產生認同感,后者則是由于外部環境的改變而引起的認同[38].在鄉村非遺旅游空間生產中存在多種社會力量的驅使,在旅游開發達到較為成熟的階段時,村民、政府等本地人偏向內生性認同,而游客、企業等外來者偏向外生性認同.

旅游對鄉村非遺的影響是多元化的,它推動了部分易于轉化為消費產品與服務的非遺的保護與傳承[39].空間生產理論關注到了空間社會性的一面,揭示了鄉村非遺旅游開發中各主體在空間中的生產實踐過程.而地方認同理論為人地關系的解讀提供了理論依據,關注到個體與地方的情感、價值聯結,有助于進一步分析其行為意向.鑒于鄉村非遺旅游開發涉及到多元利益相關者,與空間生產過程中多主體參與具有一致性,本文從不同主體視角探索主體參與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的生產實踐活動中產生的地方認同,彌補現有研究的缺憾.此外,在物質客觀條件與權利主體主觀建構的共同作用下,不同主體的地方認同與鄉村非遺旅游空間生產與空間重構產生了雙向互動,其行為再造了鄉村非遺旅游空間,產生了持續性的地方建構.

在鄉村非遺旅游開發中,政府、企業占有主導力量,而村民、游客等地方認同的力量較為薄弱,容易導致空間正義的失衡與地方文化的失色.本文厘清了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中主體地方認同的生成機制,為實現非遺的保護與開發、助力鄉村的可持續高質量發展、推動鄉村振興提供了新的思路.

1) 強化弱勢主體權能,維系空間生產公平正義.政府作為權責分配的主體,應加強對市場的監管力度,關注弱勢主體在參與鄉村非遺旅游空間生產中的權益,正確認識村民的傳統鄉土意識和游客的旅游需求,通過構建和諧的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空間,促進多主體產生積極的行為意向,使鄉村非遺旅游開發具有可持續性.

2) 秉持傳統文化內核,創新非遺活化傳承方式.文化作為鄉村非遺的核心價值是各主體參與到鄉村非遺旅游空間生產中的重要原因.企業、非遺傳承人應在深入挖掘鄉村非遺的文化內涵的基礎上,打造具有原真性的鄉村非遺旅游空間,同時以創新性強、參與度高、互動性強的活態傳承方式持續激發多主體地方認同,從而使其參與到鄉村非遺旅游中,實現鄉村非遺的經濟價值轉化,助力鄉村振興.

3) 應用多種宣傳媒介,提高傳統文化傳播力度.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包括社交網絡、電商平臺等多種新興傳播媒介可以被應用到鄉村非遺文化傳播過程中,鄉村應積極開拓傳播模式,營造積極的文化氛圍,加強鄉村非遺的教育意義,使各主體了解鄉村非遺知識、愛上鄉村非遺文化、參與鄉村非遺旅游實踐.

本文的探索性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研究在選擇案例地時僅考慮了相對地理區位因素與非遺數量因素,而各地鄉村非遺旅游發展狀況差異較大,因而有待進一步增加不同類型或不同區域內的鄉村非遺旅游案例樣本深化研究;其次,進一步的研究可單獨選取外來主體對其在參與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活動中地方認同的生成進行深入探討,為相關研究提供新視角;再次,在研究方法上可采用定量研究方法,量化各因素條件,對鄉村非遺旅游活態傳承空間生產中主體地方認同生成機制進一步檢驗與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