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莫愁前路無知己”看盛唐氣象

千里黃云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

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唐人分手之際寫詩為贈的情形極為常見，名篇不少，高適（700？—765）這首《別董大》則是其中之尤為著名者，此詩的后兩句后來成了成語。這里的語氣較之數十年前初唐詩人王勃（650—676？）的“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送杜少府之任蜀川》）那是要高亢開闊得多了，盡管這位董老大董令望（在敦煌寫本伯2567、2552中，高適此詩題作《別董令望》）并不知名，現在更查不到任何關于他的資料。

將一個無名之輩的董令望說成是天下無人不識的大人物，不免過于高自期許，但這又有何不可，此正所謂“妙在粗豪”（徐增《而庵說唐詩》卷十一），很像是高適的風格—詩人高適本人當時也還是一個無名之輩，但他確信自己會有遠大的未來。

高適青年時代也走過讀書應科舉的正途，幾次都沒有成功，于是長期漫游于北方各地，結交體制內外的各路高人，又到處題詩；直到五十歲才弄到一個封丘縣尉的小官來當，而上任以后不久就大發牢騷，說這種欺壓百姓的小官絕對不能當。安史之亂以后，高適時來運轉，官居淮南節度使，后來地位也一直很高，到這時候他真的是天下無人不識了。

五十歲以前的高適雖然始終是個窮小子，自我感覺卻極好，晚年他回顧先前那一段到處流浪的經歷道：“少時方浩蕩，遇物猶塵埃。脫略身外事，交游天下才?！保ā冻昱釂T外以詩代書》）高適把自己定位為一個尚未得到大展宏圖之機會的“天下才”，既然如此，則自己的好朋友當然也是無人不識的“天下才”?！澳钋奥窡o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這兩句詩固然是給朋友董大打氣助威，其實也正是詩人用來安慰和鼓舞自己的豪言壯語。才華是國家一級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那還要發什么愁呢！

這種口氣典型地表現出意氣風發豪邁自信的“盛唐氣象”。

《別董大》有二首，其一云：“六翮飄颻私自憐，一離京洛十余年。丈夫貧賤應未定，今日相逢無酒錢?！庇纱丝芍敃r詩人和董大都窘困到連酒也喝不成了，但詩人把這種狼狽情形說成是偶然的，“丈夫貧賤應未定”，沒有什么不能改變的命運！“應未定”通行本作“應未足”或“應未是”，當然是“定”字佳，這樣來說話，前后兩首才渾然一體，也才像是高適。敦煌寫本之可貴也表現在這里。

盛唐時代的知識分子說起話來，調門一般都比較高，這同趙宋以后大家更習慣采用謙謙君子的語氣來立言是很不同的—現在聽上去容易不大習慣，好像其時的唐朝人喜歡吹牛似的。其實“妙在粗豪”又有何不可。

中唐以前，唐朝的貧賤之士大抵多有豪情，他們自強自立，奮發進取，對前途充滿了希望和信心。那時不同社會層次之間流通的渠道比較順暢—這正是“盛唐氣象”的一個重要方面。

后來有人想找一位名人來坐實高適詩題里的“董大”，就抓壯丁似的拉來當時著名的琴師董庭（或作“廷”）蘭—詩人李頎（690—751）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詩《聽董大彈胡笳弄兼寄語房給事》，對董琴師能夠“通神明”的古琴藝術做了非常生動的描寫—硬說高適的詩就是送他的?？墒翘瞥斩判欣洗蟮娜艘欢ê芏?，沒有任何材料能夠證明高適詩里稱為“天下誰人不識君”的董大就是這位琴師。根據敦煌寫本，這位董大的名字是“令望”，此人與董庭蘭毫不相干。

董庭蘭是那時著名的古琴演奏家，長期在高官房琯（697—763）手下充當門客。其人琴藝高超而品行不佳，后來出了問題，并且連累到主公?！杜f唐書·房琯傳》載：肅宗在扶風時，“時議以兩京陷賊，車駕出次外郊，天下人心惴恐，當主憂臣辱之際，此時琯為宰相，略無匪懈之意，但與庶子劉秩、諫議李揖、何忌等高談虛論，說釋氏因果、老子虛無而已。此外，則聽董庭蘭彈琴，大召集琴客筵宴，朝官往往因庭蘭以見琯，自是亦大招納貨賄，奸贓頗甚……憲司又奏彈董庭蘭招納貨賄，琯入朝自訴，上叱出之”?！缎绿茣し楷g傳》亦載：“琴工董廷蘭出入琯所，琯昵之。廷蘭藉琯勢，數招賕謝，為有司劾治，琯訴于帝，帝因震怒，叱遣之，琯惶恐就第，罷為太子少師?！?當時安史之亂尚未平定，皇帝還回不了首都長安，當朝宰相房琯和當紅琴師董庭蘭的表現實在令人非常失望。已成腐敗分子之董大師的下場肯定不會好，只是其具體情況現在已無從了解。

李頎的詩寫得比較早，約在安史之亂以前的天寶五載（746），當時房琯的官銜還是給事中而非宰相，但此時董、房的關系已經相當近密。金性堯先生評《聽董大彈胡笳聲兼寄語房給事》一詩說：“琴是董大彈的，詩卻兼寄房給事，見得董房之間關系的密切……董的琴藝固高超，但作者之寫此詩也可能有意奉承他，奉承董大其實就是討好房琯?！保ā短圃娙偈仔伦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這樣的分析大有道理。從這些情況看去，同高適相見而二人皆“無酒錢”時的窮小子董大，絕不可能是業已進入上流社會的高級琴師董庭蘭。董琴師地位雖高，品行并不比高適的友人董大更高，他們完全不是一路人。

若干年前，鳳凰出版社約我做一本高適岑參的選集，當時因為食少事繁身體不佳，請了一位學生來作助手，在我定下選目以后來寫注釋的初稿，我則負責注釋的定稿并為各篇寫出簡短的品評?，F在將該書中高適《謝封丘縣尉表》一文的品評轉錄于下，以便與鑒賞高適的詩《別董大》互相參照發明—

高適青年時代一向以“天下才”自居，最好能盡快出將入相—唐代不少詩人有此大志，例如李白、杜甫都想當宰相，以便展其雄才，大治天下—但他一旦進入現行行政體制，還是得從最基層的小官縣尉做起，而且要謝主洪恩，感激流涕，誠惶誠恐。

唐代文人做到大官的很少，高適后來因為特殊的機遇當到節度使，算是很少見的一個例外，《舊唐書·高適傳》甚至說“有唐以來，詩人之達者，唯適一人”。到宋朝以后，士人們的浪漫情緒大為弱化，不大做一步登天之類的浪漫美夢了；但宋代文人出任高官的卻比較多。唐宋文化以及士人心態之不同，這也是一個很值得玩味的方面。（顧農、童李君編選《高適岑參集》，鳳凰出版社2009年版）

熱烈豪放的“盛唐氣象”在宋朝再也沒有出現過。唐宋兩代的社會風氣包括士人的作風都大不相同，我們在閱讀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時，一定要注意其間這一重大的差別。

（作者系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