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下接觸型婚戀詐騙刑民邊界分析

周賽　王宇

一、基本案情

2020年7月，犯罪嫌疑人奚某某與被害人徐某某通過交友軟件相識。自2020年9月，奚某某隱瞞自己真實姓名及已婚事實，自稱“趙某”與徐某某以“談戀愛”名義線下交往，并營造將與被害人結婚的假象，期間奚某某多次拒絕被害人提出的“見家長”請求。交往過程中，奚某某多次索要、收取被害人財物，包括共同吃飯、看電影、購買衣物等共計人民幣（以下幣種相同）5000余元。另外，徐某某在陷入“訂婚結婚”錯誤認識的情況下，為奚某某線下購買金手鐲花費10363元、金手鏈花費2829元、浪琴手表花費19788元。2020年11月，雙方發生性關系后，奚某某虛構懷孕的事實，以“需要報瑜伽課鍛煉”為由要求徐某某將信用卡交由其使用，后奚某某使用該卡購買減肥套餐等，消費金額共計20097元。2021年3月初，奚某某再次虛構在國外發生車禍等事由，向徐某某索要錢財未果后將其微信拉黑。2021年3月，徐某某報警后案發。

二、分歧意見

線下接觸型婚戀雙方之間不僅有物理空間的線下交際，而且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戀愛關系。較之于“一對多”型婚戀詐騙，“一對一”型婚戀詐騙案件中行為人僅與一名被害人“戀愛”交往，對于“戀愛”過程、詐騙數額、主觀故意等方面的言詞證據常陷于“一對一”的困難境地，致使案件定性及數額認定方面刑民交叉問題凸顯?！耙粚σ弧本€下接觸型婚戀案件中，雙方發生的經濟往來是否構成犯罪？若構成犯罪，詐騙數額該如何認定？實踐中有以下三種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奚某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犯罪嫌疑人奚某某與被害人徐某某通過線下交際建立了一定程度的戀愛關系，二人之間的經濟糾紛應當認定為因民事欺詐引發的婚戀糾紛，應當由民法而非刑法調整。一方面，奚某某的行為不具備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二人的經濟往來屬于民法范疇的“贈與”“共同生活消費”等情形；另一方面，被害人為維持親密關系處分財產，在雙方交往中的花費存在“你情我愿”的情況，其并非基于錯誤認識處分財物進而遭受財產損失。

第二種意見認為，奚某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詐騙數額應全部認定。犯罪嫌疑人奚某某與被害人徐某某的線下交往，系基于奚某某隱瞞自身已婚事實及真實姓名的前提下開展。犯罪嫌疑人奚某某在交往過程中隱瞞婚姻狀況、真實姓名，虛構懷孕事實，致使被害人徐某某陷入“真實婚戀”的錯誤認識情形下給付犯罪嫌疑人財物，最終導致財產遭受損失。因此奚某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詐騙數額應當以被害人損失數額全部認定。

第三種意見認為，奚某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詐騙數額應區分認定。犯罪嫌疑人奚某某隱瞞已婚事實、真實姓名與被害人交往，其在交往期間索要或者收受被害人財物具備非法占有目的。但是這種存在刑民交叉情形的婚戀交往關系，并不應當完全由刑法進行規制，雙方交往中的花費可能存在“你情我愿”的情況。對于詐騙數額的認定，應當厘清刑民邊界，結合雙方交往的過程、犯罪嫌疑人虛構事實的內容、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的程度等因素綜合判斷。

三、評析意見

筆者贊同第三種意見，本案應當以詐騙罪定罪處罰?；閼僭p騙類刑民交叉案件一般具有民事法律行為的外觀，對于案件中遇到的刑民交叉問題，需依據“實質重于形式”原則進行實質審查，結合主觀目的分析案件性質、區分涉案財物情形，進一步結合被害人是否陷入錯誤認識處分財物綜合認定詐騙數額，具體分析如下：

（一）本案應認定為詐騙罪，不應評價為民事欺詐行為

1. “非法占有目的”是區分婚戀糾紛與婚戀詐騙的關鍵要素

民事欺詐行為，是指在民事活動中，故意地以不真實的情況為真實的意思表示，使他人陷于錯誤，從而達到發生、變更和消滅一定民事法律關系的不法行為。而詐騙罪的基本模式是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取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實施欺詐行為，使對方產生認識錯誤，進而基于該認識錯誤交付財物，最終造成財產損失。

從客觀上看，詐騙犯罪與民事欺詐往往存在重合，即行為人故意隱瞞真實情況或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難以從欺騙內容、欺騙程度等方面進行“量”的區分，必須從非法占有目的上進行“質”的把握。［1］從主觀上看，民事欺詐導致的婚戀糾紛與婚戀詐騙有著本質區別，兩者在主觀故意上的具體內容有所不同，婚戀詐騙犯罪的行為人不具備與被害人結婚的條件，戀愛交往的目的就是非法占有對方財物。而用欺詐手段的行為人系與被害人正常交往，只是企圖通過欺詐手段在交往過程中獲取一定的經濟利益，或解決自身某種需要，并無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由此可見，“非法占有目的”反映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實意圖，也是區分婚戀糾紛與婚戀詐騙刑民邊界的一個關鍵要素。

2. 本案犯罪嫌疑人具備“非法占有目的”

通說認為，非法占有目的由“排除意思”與“利用意思”構成，是指排除權利人，將他人的財物作為自己的財物進行支配，并遵從財物的用途進行利用、處分的意思?！芭懦馑肌北砻髁恕胺欠ㄕ加心康摹敝械摹胺欠ā辈糠?，即行為人占有某一財物的狀態被評價為“非法”的根本原因是因其侵犯、排除了他人對自身財物的合法占有?！袄靡馑肌眲t表明了“非法占有目的”中的“占有”部分，即行為人取得對他人財物的占有后能進行“利用”的持續占有狀態。準確定性刑民交叉案件，需要嚴格適用“實質重于形式”原則對案件事實作出實質判斷，并通過行為人外化的“排除原權利人合法權利”與“合理利用財物”的行為充分反推行為人是否具備“非法占有目的”。

實踐中，可結合客觀行為是否具有欺詐性、財物流動是否呈現單向性、事后處置是否體現消極性等客觀方面實質審查認定，進而判斷行為人在實施詐騙行為時的主觀心理狀態。本案從客觀行為的欺詐性來看，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接觸之初，即隱瞞自身真實姓名及真實婚姻狀況，在無法與被害人結婚的情況下以“戀愛結婚”為名與其交往，但實際只是想“玩一玩”，在被害人陷入“真實婚戀”的錯誤認識后多次拒絕被害人“見家長”的請求；從財物流動的單向性來看，二人在交往過程中，雙方財物往來多為被害人向犯罪嫌疑人的單向流動。被害人在陷入“訂婚結婚”錯誤認識的情況下曾為犯罪嫌疑人購買金首飾等貴重物品，犯罪嫌疑人給付財物的價值與被害人給付財物的價值之間明顯不具備相當性；從事后處置的消極性來看，犯罪嫌疑人取得財物后即用于購買減肥套餐等消費支出，相關財物去向與其虛構的“用于懷孕期間鍛煉支出”的用途并不一致。犯罪嫌疑人在察覺無法圓謊的情況下，甚至故意編造自己在國外出交通事故導致流產的事實，并將被害人的微信拉黑，意圖擺脫被害人。

形式上看似民事法律行為，實質上并不具備民事法律行為的內容，即具體行為符合刑法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系以民事法律關系掩蓋犯罪行為，應當認定為犯罪。［2］綜合前述三個方面，從客觀行為的欺詐性、財物流動的單向性、事后處置的消極性等方面實質審查發現，犯罪嫌疑人奚某某在交往過程中隱瞞婚姻狀況、真實姓名，虛構懷孕事實，致使被害人徐某某陷入“真實婚戀”的錯誤認識交付財物，犯罪嫌疑人將相關財物全部用于個人揮霍消費，不僅對被害人財物具備“利用”的持續占有狀態，而且侵犯、排除了被害人對自身財物的合法占有，本案從整體上看具備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因此，犯罪嫌疑人奚某某的行為應認定構成詐騙罪，不應評價為民事欺詐行為引發的婚戀糾紛。

（二）本案應結合刑民交叉情形厘清涉案財物性質，區分認定犯罪數額

1. 犯罪數額的認定應以厘清刑民交叉情形為前提

較之于非接觸式婚戀詐騙，接觸式婚戀詐騙由于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不僅產生物理空間的線下交際，而且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親密關系，其間的經濟往來多為刑民交叉情形。在刑法與民法規范的保護目的相一致的場合，刑法應當絕對從屬于民法。［3］根據法秩序統一性原理，在民商法上合法的行為，不可能成為刑法上的犯罪。如果某一個行為的選擇在民商法上有爭議，甚至該行為被民商法所允許或容忍，就可能成為“出罪”的理由。［4］厘清雙方經濟往來中的刑民交叉情形，是為了判斷是否有必要進入犯罪的實質認定。民法中當事人的不法行為可由民事手段制裁，民事制裁具有賠償補救的功能，相比之下，刑事制裁強調刑法嚴厲性、謙抑性。民事不法行為阻卻犯罪的理由在于，民事不法行為尚未觸犯刑法的強制性規定，行為的危害程度遠不夠犯罪的程度，社會危害性較小。［5］因此，本案詐騙數額的確定，首先需考察民法對于本案的基本立場。雙方經濟往來是否全部認定為詐騙數額，需詳細剖析本案刑民交叉情形并作具體法律分析，以分類甄別涉案財物的性質。［6］

一般情況下，戀愛雙方經濟往來常有“贈與”“共同生活消費”“借貸”“以對方所贈資金購買禮物或發紅包轉贈對方”等刑民交叉情形。結合本案，在雙方“戀愛”期間，被害人徐某某處分的財物可分為以下四項：一是共同看電影、吃飯等日?；ㄤN，二是共同購買衣物等小額消費，三是購買金手鐲、金手鏈、浪琴手表等大額支出，四是將信用卡一張交由犯罪嫌疑人使用。

本案存在兩類刑民交叉情形，其中第一項、第二項關涉民事范疇中“共同生活消費情形”，第三項、第四項支出關涉民事范疇中的“贈與情形”。但是，上述兩類刑民交叉情形在實踐中是否認定為詐騙數額存在一定爭議。針對“共同生活消費情形”，一種觀點認為，男女雙方戀愛過程中共同生活消費，并非犯罪嫌疑人全部獲利，且現實中亦無法準確區分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之間的受益份額，因此該部分數額不應當認定為詐騙數額；另一種觀點認為，犯罪嫌疑人隱瞞已婚的真相，以詐騙他人財物為目的與他人共同戀愛消費，造成被害人財產損失，該行為具有詐騙犯罪的法益侵害性，應當認定為詐騙犯罪的犯罪數額。針對“贈與情形”，一種觀點認為，“贈與情形”于受贈人而言應當評價為民事的贈與行為，只要符合民法典關于贈與合同的規定，贈與行為即應當受法律保護；另一種觀點認為，贈送方是基于雙方非真實的婚戀關系處置財產，其之所以實施贈與行為，系因犯罪嫌疑人實施了一系列欺騙行為致使其陷入錯誤認識。

上述情形是否認定為犯罪數額，不應孤立適用法律，單純從形式上以民法或刑法的規定片面認定本案，而應在厘定雙方經濟往來中的刑民交叉情形后，對刑民交叉情形進行實質審查，結合“被害人是否陷入錯誤認識處分財物”這一構成要件進行實質判斷，以確定是否具備民事法律行為的實質內容，進而準確區分認定案件的詐騙數額。

2. 本案詐騙數額應結合犯罪構成要件區分認定

婚戀詐騙若構成詐騙罪，需符合詐騙罪行為人以不法占有為目的實施欺詐行為——被害人產生錯誤認識——被害人基于錯誤認識處分財產——行為人取得財產——被害人受到財產上的損失的一般結構。［7］本案中，被害人徐某某在與犯罪嫌疑人奚某某相識之初即陷入錯誤認識，但是本案詐騙數額的認定，還需判斷被害人在具體經濟往來中是否系基于錯誤認識處分財物。關于該問題，實踐中可結合處分財物時雙方交往的過程、被害人處分財物的原因、所處分財物的實際用途、被害人陷入何種錯誤認識及陷入錯誤認識的程度進行分析。

結合上文關于被害人徐某某處分財物的分類認定，第一、二項系吃飯、看電影、購買衣物等“共同生活消費情形”。上述支出均為雙方線下交往過程中吃飯、看電影、購買衣物等小額共同消費，從存疑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角度而言，共同生活消費并非犯罪嫌疑人全部獲利，且無法準確區分認定犯罪嫌疑人的受益數額。雖然犯罪嫌疑人奚某某虛構身份信息、婚姻情況與被害人交往，但是根據刑法謙抑性原則，這種存在刑民交叉情形的婚戀交往支出并不應當全部由刑法進行規制。一方面，本案被害人徐某某與犯罪嫌疑人奚某某經過交往，事實上建立了一定的共同生活親密關系，雙方經濟往來中確實存在保障日常生活的必要共同支出。另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支出該部分財物系為吃飯、看電影等真實原因，不能排除上述小額消費系雙方“你情我愿”的共同生活消費。因而，被害人為雙方共同生活等真實原因支出的上述小額財物，無法認定其系在陷入錯誤認識的情況下作出處分行為，不應認定為詐騙數額。

第三項支出系被害人徐某某為結婚而購買的金手鐲等“贈與”情形。微信聊天記錄等可以證實被害人徐某某多次提出要求與家長見面等事宜，且雙方于此時間段內發生性關系，結合全案證據及社會常理分析，此時購買的金手鐲、金手鏈、浪琴手表等財物，具備確立婚姻關系的傳統“三金”的性質。被害人徐某某之所以購買“三金”贈送給犯罪嫌疑人奚某某，真實原因系為與其“訂婚結婚”，但由于犯罪嫌疑人奚某某實際屬于已婚狀態，被害人根本無法實現與之“訂婚結婚”的目的。因此“三金”等帶有特定寓意的貴重物品系被害人陷入“訂婚結婚”錯誤認識的情況下的“贈與”，應當認定為詐騙數額。

第四項雖關涉民事范疇中的“贈與”情形，但犯罪嫌疑人奚某某通過虛構“懷孕需要報瑜伽課鍛煉”的事實得到被害人信用卡，并在獲得被害人徐某某對使用該信用卡的授權后，消費人民幣20097元用于購買減肥套餐等。被害人徐某某之所以授權信用卡給犯罪嫌疑人奚某某使用，真實原因系為其懷孕期間報瑜伽班鍛煉。綜合考慮犯罪嫌疑人奚某某刷卡揮霍的行為方式、虛構懷孕的欺騙事實、財物的實際消費去向等可以認定被害人系陷入錯誤認識處分該信用卡，相關消費數額應當認定為犯罪數額。

最終，法院以詐騙罪判處奚某某有期徒刑2年6個月，緩刑3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萬元。

* 江蘇省南京市江北新區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三級檢察官［210031］

**江蘇省南京市六合區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部四級檢察官助理［211500］

［1］ 參見杜邈：《刑民交叉型詐騙犯罪的司法認定》，《中國刑事法雜志》2020年第3期。

［2］ 參見國家檢察官學院編：《秉鑒持恒大講堂》，中國檢察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14 頁。

［3］ 參見于改之： 《法域沖突的排除：立場、規則與適用》，《中國法學》2018 年第4期。

［4］ 參見周光權：《“刑民交叉”案件的判斷邏輯》，《中國刑事法雜志》2020年第3期。

［5］ 參見劉纓、劉寶新：《刑民交叉案件的審查認定》，《中國檢察官》2019年第20期。

［6］ 參見陳長福、江帆、羅曉楠：《接觸式婚戀詐騙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審查》，《人民司法》2021年第11期。

［7］ 參見王志展：《新常態下打擊婚戀詐騙犯罪問題研究 》，《犯罪研究》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