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邏輯理路與實踐進路

吳振磊,程旭翀,王澤潤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023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重要講話指出,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特征,“既是理論概括,也是實踐要求”?，F有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研究已然眾多,而聚焦“人口規模巨大”這一特征的研究尚顯不足。有的文獻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人口規模巨大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方式和推進路徑等方面的影響[1][2],有的研究則從人口學角度討論中國人口總量與結構狀況及其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影響[3][4]。這些研究從不同學科視角考察人口規模巨大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影響,但卻未能完整、充分歸納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所內含的特殊性。本文首先從理論淵源到中國實際梳理了人口規模與現代化的關系,進而從人口結構、經濟規模、現代化進程與國家治理四個維度系統剖析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具有何種獨特優勢,面臨何種現實挑戰,最后提出推動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的實踐路徑。

一、人口規模與現代化:從理論淵源到中國式現代化

人口是構成國家的基本要素,人口規模對國家的發展與現代化具有關鍵性影響。亞當·斯密等學者從多角度闡述了人口規模與現代化的關系,為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研究提供了理論淵源。從人口大國與人口小國比較的角度看,人口規模從發展自主性、稟賦優勢、社會治理難度和外部環境四個方面塑造人口大國與小國現代化進程的差異。與以往的現代化國家比較,中國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始終面臨巨大的人口規模,這使得人口規模巨大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

(一)人口規模與現代化關系的理論淵源

人口規模對于一國現代化究竟具有何種意義,這一問題在經濟學理論傳承中有一條清晰的脈絡。亞當·斯密首先注意到人口規模直接形成了市場規模,并以古代中國為例解釋:“中國的幅員是那么廣大,居民是那么多,氣候是各種各樣,因而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產物,各省間的水運交通大部分又是極其便利,所以單單這個廣大國內市場,就夠支持很大的制造業……?！盵5]16阿爾弗雷德·馬歇爾指出,人口規模的有效投入成就生產規模以及規模報酬遞增。西蒙·庫茲涅茨則從國際貿易依存度的角度分析認為,人口大國的國內市場及資源條件允許其發展專業化和規模經濟,因而更不依賴對外貿易,可以通過“內循環”獲得發展動能[6]。人口因素在經濟增長與結構轉型理論中同樣具有重要位置。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指出,不經節制的人口增長將使經濟剩余主要用于生活資料的消費而非投資與積累,從而使人落入貧困陷阱。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按照農業部門和非農部門劃分人口,指出農業部門的大量剩余勞動力進入非農產業的過程形成經濟增長。索洛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也認為勞動力要素是驅動經濟增長的關鍵要素之一,但需配合資本要素和技術進步才能使經濟保持長期增長[7]。這些理論從市場規模、生產規模、人口—資源關系、城鄉結構等視角分析了人口之于現代化的意義。

(二)人口規模如何影響現代化進程:人口大國與人口小國的比較

從世界各國的現代化歷程看,人口規模深刻地影響著現代化的道路選擇和實踐,是影響現代化發展的關鍵性因素。一般而言,小國的人口、資源和經濟總量較小,與此相適應的經濟和社會結構較為簡單。相比之下,大國在較大的人口規?；A上,通常擁有更大的經濟體量、總量更豐富的資源和較復雜的社會結構,能夠形成較為齊全的產業部門和復雜的經濟體系。大國和小國的現代化進程存在明顯差異。一是現代化進程中道路選擇差異。大國依托其規模人口優勢、資源稟賦優勢,受益于規模經濟效應更有可能構建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往往選擇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小國面對相對缺乏的資源稟賦條件和較小的經濟體量,缺乏構建完整產業體系的條件,往往選擇積極融入發達國家主導的產業和經濟體系,在此基礎上打造自身特色優勢。二是現代化進程中稟賦優勢差異。大國依托較大的人口規模通常擁有更大的經濟體量和市場規模,這有助于社會分工的充分展開,一方面有利于構建更為豐富的產業體系和經濟結構,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增強產業鏈韌性,提升抗風險能力,兼顧發展與安全。小國經濟體量小,更易于調整發展戰略,發揮比較優勢實現現代化。三是現代化進程中社會治理難度的差異?，F代化進程涵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諸多方面,其中社會治理復雜程度和人口規模有著直接關系。大國往往面臨更復雜的治理對象與治理場景,在治理能力上的要求更高。四是現代化進程中面臨外部競爭環境的差異。在世界現代化的版圖中,先發的“守成大國”往往掌握著世界秩序,將后發大國視為挑戰者,因而會采取多種手段遏制后發大國的發展,迫使后發大國采取戰略手段保障國家安全。如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就受到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限制。對于小國,守成大國通常將其看作可以利用和合作的對象。一些小國準確把握這一國際社會的現實,通過與大國的積極合作實現快速發展。

(三)人口規模巨大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14億多人口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艱巨性和復雜性前所未有,發展途徑和推進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點”[8]。相較于其他國家的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現代化在人口的絕對規模與相對規模方面有重大差別。早期的現代化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現的現代化,具有先發的、人口規模較小的特點。英國作為典型的先發式現代化國家,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結束后的1850年約有2736萬人口,彼時世界人口約為12.7億,英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比重約為2.2%。而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實現現代化的美國,其人口在20世紀占世界總人口的比例約為5%(1)英國與美國的人口數據來自世界銀行數據庫。。作為一個人口大國,中國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人口占世界總人口22%左右,至今仍以14億人口占據世界總人口的17%。從人口的絕對規模來看,現有的現代化實踐尚未有過14億級別人口的案例,隨著人口規模的算術級數增長,現代化難度也會呈幾何級數增長。從人口的相對規模來看,先發國家利用其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優勢地位,以較少的國內人口剝削奴役不發達國家的眾多人口。例如,歐洲國家的黑奴貿易和美國的華工貿易,獲取了不發達國家大量的經濟剩余用于其現代化發展。中國作為人口規模巨大的后發國家,面臨著總人口約為10億的資本主義先發國家(占世界總人口比約為12.5%)的阻礙,因而必然要在先發國家預設的國際分工、分配體系和自然資源占有的現實約束中突圍,實現現代化。

二、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獨特優勢與現實挑戰

人口規模巨大從多個維度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獨特優勢,也使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面臨多重現實挑戰。

(一)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具有人力資本規模優勢,但也面臨更為復雜的人口結構轉換問題

人口在中國現代化的歷程中發揮著重大作用,巨大的人口規模以“人口紅利”的形態推動了中國經濟增長。從20世紀60年代,尤其是改革開放后直到2015年前后,中國因年齡結構的人口轉變出現了一個勞動供給迅速擴大、勞動年齡人口維持較高比例,同時撫養比降低的時期,為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提供了有利條件,使經濟增長以高速度維持較長時間,是為人口紅利[9]25-42。蔡昉等學者估算,人口紅利對我國1982—2000年期間人均GDP增長率的貢獻為26.8%[10]34-52。隨著人口轉變進入新的階段,單純以勞動力供給數量已不足以形成比較優勢?！叭丝诩t利”說更多從人口數量的角度理解中國規模巨大的人口,相對忽略了勞動力質量變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而人力資本理論把人的知識能力作為經濟增長的源泉[11],更符合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中國勞動力總體狀況的描述。隨著勞動力的世代更替,我國勞動力人口素質明顯提升,人力資本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更加凸顯,一些研究稱之為“人口質量紅利”或“第二次人口紅利”[12][13]。歷年全國人口普查公報顯示,我國15歲及以上人口中,平均受教育年限1990年僅為6.43年,2000年為 7.85年,2010年為9.08年,2020年增長至9.91年;人口受教育結構方面,1982年我國擁有大學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僅602萬人,初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總人口的41.38%,2020年這兩項指標則分別達到近2.2億人和72.42%。林毅夫曾指出,中國巨大的人口規模必然蘊含著大量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等高素質人才[14]9。教育水平的提高是激活人才優勢的必要條件,為激發經濟發展潛力提供了堅實基礎,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斷提高和受高等教育人口快速累積的過程中,中國的人力資本規模優勢已經逐步顯現。

伴隨著人口素質的提升,人口結構顯示出年齡結構變化和生育結構變化兩個方面突出的問題。第一,人口老齡化問題越來越成為影響中國發展的長期因素。據人口學家分析,未來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規模將快速擴張,2025年將超過3億人,2033年超過4億人,2054年達到峰值5.2億人;人口老齡化程度將在2024年超過20%,在2035年跨越30%,于2054年超過40%,屆時中國將成為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2)數據來源于張樂:《堅持系統觀念 抓好“五個統籌” 積極有效應對人口老齡化》,《中國社會報》 2023 年 5 月 25日。。同時,因為發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尚不夠高,針對老年人的基礎設施和社會保障尚不健全,我國的老齡化進程顯現出“未富先老”的特點[15]。規模巨大的人口老齡化會帶來前所未有的年齡結構壓力,且其他國家尚未有過處理此種規模問題的先例。第二,生育率持續走低對經濟長期健康發展形成重大風險。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全國出生人口從2016年的1786萬人下降至2022年的956萬人,六年間近乎減半,達到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低值。梁建章等撰寫的《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2)》估算了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生育成本,按照把一個孩子撫養到年滿18歲所花的成本相對于人均GDP的倍數計算,澳大利亞是2.08倍,法國是2.24倍,美國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國是6.9倍,幾乎為全球最高。在社會層面,長期嚴格的一孩政策形成了低生育文化,使我國育齡夫婦的生育意愿比多數極低生育率國家還要低,落入超低生育陷阱,生育結構形勢嚴峻[4]。在這一趨勢下,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22》預測,2035年之后我國人口總撫養比將超過50%,這意味著每兩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要撫養超過一個老人或兒童,勞動力規模將在未來迅速縮減。

(二)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具有規模經濟優勢,但也面臨更加嚴峻的資源環境約束

人口規模巨大意味著中國式現代化可以實現不同于小國發展的規模經濟效益,這體現在生產規模巨大和市場規模巨大兩個方面。首先,超大生產規模已成為中國持續穩定發展極其重要的優勢。經過70余年的發展,中國的巨大人口規模轉化為巨大的經濟規模,2022年中國GDP已達到17.5萬億美元。在超大經濟規模的推動下,中國在生產率提高速度、產業體系完整程度、高水平創新創業能力和城市群聚集效應等方面表現出突出優勢,這成為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條件[16]。其次,超大市場規模從需求側為中國發展提供優勢。人口規模與經濟規模使“內需”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一種獨特資源。庫茲涅茨指出,大國與小國現代化道路的一項重要區別就是小國的發展必須依賴國外市場,以外部需求匹配其不斷擴張的生產能力,而大國可以更多依賴本國市場產生的內需,依靠內循環推進本國的發展[17]324-351。中國經歷幾十年的高速增長,培育了4億人次的中等收入群體和巨量的國內需求,能夠同時用好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尤其是通過國內供給側的規模效益與國內大市場巨量需求,在外部需求不穩定的情況下實現內部的供需平衡并保持增長,使內需規模巨大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優勢。

然而,巨大的人口總量與相對有限的自然資源也將長期制約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路徑。馬爾薩斯理論指出了自然資源的絕對稀缺性,而針對中國的情形,伊懋可(Mark Elvin)則用“高水平均衡陷阱”描述明清時期中國在資源環境約束下經濟社會發展趨于停滯的局面[18]。中國自晚清以來就始終以人口眾多著稱于世,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人口規模也始終在全球排名第一。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22》預測,中國人口總量雖已進入緩慢縮減階段,但在2035年以前依然保持在14億人以上,2050年將降至13.17億人,依然是全球僅有的兩個規模超過10億人的人口超級大國之一。相對于14億人口,中國的自然資源總量多,但人均占有量少,如人均淡水、耕地、森林、石油和鐵礦石資源僅分別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8%、43%、25%、7.7%和17%[19]。不僅如此,中國生態環境承載力有限,呈現東強西弱的局面,如西北和華北等地區,氣候條件較為干旱、人口超載、糧食短缺,生態環境承載力較差,這使中國的發展面臨嚴重的資源環境約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我國人口眾多的基本國情不會根本改變,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壓力不會根本改變,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緊張關系不會根本改變?！泵嫦颥F代化的宏偉藍圖,中國需要在資源環境的約束下尋求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

(三)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具有發展縱深優勢,但也面臨更加嚴重的發展不平衡問題

中國不同地區的資源稟賦條件差異極大,這種地區間依據資源稟賦展開協調配合的能力讓中國式現代化具有發展縱深優勢。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現代化面臨不同的內外部環境和戰略目標時,大國可以對不同稟賦地區的戰略分工做出頂層設計,從而達到區域協作統籌推進大國現代化的目的。晚清洋務派在推動中國現代化的初步嘗試時,就對江南制造局等第一批官辦工業企業的選址問題產生過爭論,這正反映了洋務派官員在設計工業布局時重點考慮了如何更好地利用大國的發展縱深優勢[20]。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采用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并從1964年開始在中西部13個省和自治區進行“三線建設”,正是在西方國家經濟政治封鎖的背景下發揮三線地區在國防能力方面的比較優勢的戰略選擇。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戰略上選擇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逐步形成了今日的中國區域發展布局。省際層面,改革開放以來長三角和珠三角等城市群因其地理位置、交通條件或政策條件優勢,通過率先發展累積經濟優勢迅速崛起,聚集了大量優勢產業,成為輻射全國的增長極。省內層面,各省也會在發展條件較好的地區形成增長極,并依據比較優勢發展優勢產業,參與全國和區域分工。不同區域的增長極偏重不同產業,共同參與區域分工,加之國內需求存在多樣性和多層次結構,中國逐漸建立起門類齊全的產業結構和國民經濟體系,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當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形成較完備的制造業體系和生產網絡。在不同區域布局不同產業,讓中國的經濟發展擁有縱深空間,某個區域的經濟衰退、某種產業的衰落不至于對整個國民經濟造成重大影響,使中國產生能夠抵抗外部風險沖擊的經濟韌性[6]。

然而,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在推進過程中既具有發展縱深優勢,同時也面臨更嚴重的發展不平衡問題,這突出表現在城鄉區域發展不協調與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衡兩個方面。首先,從城鄉區域發展來看,大規模人口的分地區分布形成了區域發展、城鄉發展不協調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東部地區依靠區位和政策優勢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下迅速發展,如上海在2022年人均GDP達到2.69萬美元,接近歐洲發達國家水平。而在近20年以來,南方省市經濟表現相對更好,逐漸同北方地區拉開差距。在城鄉差距層面,三次產業分工、市場制度水平和要素流動不暢造成廣大農村地區低收入、低消費的現狀。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我國農村擁有近5億人口,但2022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幾乎達到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2倍。區域和城鄉發展不協調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亟待解決的問題。其次,從不同人群的財富與收入結構來看,收入分配失衡問題在巨大人口規模的疊加效應下嚴重影響經濟發展潛力與社會信心。國家統計局2021年數據顯示,按全國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組,我國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85836元,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8333元,處于收入分配兩極的兩組人口收入差距超過10倍。一個較為健康的財富與收入結構可以形成充分的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將會刺激供給側的生產運轉,形成的社會財富又以多種收入的形式回到需求側,形成有效需求。而群體間過大的財富與收入差距會導致一部分群體基本需求得不到滿足,限制其勞動力再生產,而另一部分群體的巨量財富不進入實體經濟,難以形成有效需求,從而社會再生產無法暢通循環,經濟社會發展就會面臨阻礙。

(四)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具有治理能力優勢,但也面臨更為復雜的治理場景

規模巨大的人口對國家的治理者來說是一種可供利用的資源,新中國成立以來經過多年探索形成了中國特色的治理能力優勢。第一,中國共產黨在治理人口大國的過程中形成“黨領導一切”的治理模式,能更好地發揮人口規模巨大的優勢,推動國家發展。與其他治理模式不同,中國的治理模式更加強調黨和政府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積極有為發揮作用。從而黨和政府的政策工具箱中的工具比其他治理模式的國家更多。例如,針對不同地區間發展不平衡問題,在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只能依靠企業和個人等主體的自發行為調整區域間差距。而在中國的治理模式下,通過政府主導的區域間協作,國家內的不同地區可以在發揮自身比較優勢的前提下協作互助,讓發達地區為欠發達地區提供經濟、技術和人才支持,加快欠發達地區發展,縮小區域差距[21]。此外,基于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分成關系,中央政府也可以通過轉移支付直接實現財政資源的統籌調配,讓一個大國之內的不同地區可以通過轉移支付等方式克服地區性經濟問題,為地區提供來自中央政府的“保險”。第二,人口規模不僅是生產規模和市場規模,也是稅基規模。在相同的財政汲取能力下,人口大國的財政收入更高,這保證了大國的公共資源供給能力,使國家提供同等水平公共產品的人均成本更低,從而在同等收入、同等納稅力度的條件下,大國的民眾首先可以享有更高水平的公共產品[22]3-4。例如,中國政府從2012年開始大規模開展高鐵建設,在十年間形成“四縱四橫”高鐵主骨架和“八縱八橫”高鐵主通道,高鐵營業里程從9000公里增長至42000公里,工程速度和總里程數穩居世界第一,通過快速布置起橫跨全國的大型基礎設施,為中國民眾提供了高性價比的公共產品。

人口規模巨大對國家治理來說是對治理能力的有效增益,但紛繁復雜的治理內容也讓中國面臨更為復雜的治理場景。首先,“人多”意味著“地方多”,這產生了中國長期存在的央地矛盾。中國的央地矛盾根本在于中央政府要求國家政策、資源調配和人事管理上的一元化統理,而各地方的差異性巨大,這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從而產生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矛盾[23]。集權的中央政府通過政令驅動國家發展,但很難考慮到各地方條件差異性偶然性帶來的政策實施困難,因而需要賦予地方一定權力,如毛澤東所說“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但地方權力過大則會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地方自行其是,拒絕接受中央政府的指揮,使國家治理喪失有效性。如何在發揮地方積極性的同時制衡地方防止其損害全局利益,是中國國家治理首要面對的場景。其次,中國眾多的“地方”及其差異性也產生了復雜的地方間矛盾。當一個地區的發展狀況持續向好、與周邊地區的差距拉大時,可能形成對周邊地區人才、資金等資源的掠奪,以“虹吸效應”抑制其他地方的發展。而當一個地區同鄰近地區在發展基礎、發展目標和發展策略方面的同質化較為嚴重時,地方間的良性競爭就可能演變為“以鄰為壑”的惡性競爭。最后,政府對社會的治理因治理對象的復雜性而困難重重。巨大的人口規模、巨大的物理空間疊加上愈加精細化的治理內容總和構成了中國政府對社會治理的“治理負荷”[24]。以貧困治理為例,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實施了一系列連續性的農村扶貧開發工作,從最初以開發式扶貧轉向綜合扶貧開發,再到精準扶貧與脫貧攻堅,從“輸血”到“造血”,從單一主體參與到多元主體共同參與[25],完善扶貧體系構建的過程體現了國家對治理對象與治理目標的不斷調整,也反映了這一治理場景的復雜性。隨著絕對貧困的消除,中國的貧困治理進入了相對貧困治理與推動共同富裕的階段,治理對象更多元、致貧要素更復雜。貧困治理面臨的難點表明了“治理負荷”是如何產生與復雜化的。

三、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突破路徑

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要充分研判我國人口變化的關鍵趨勢及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刻影響,采取因勢利導型措施,充分發揮人口規模巨大所蘊含的獨特優勢,有效解決人口規模巨大所內含的現實挑戰。根據前文的分析,我國人口在生育結構、年齡結構和教育結構等方面發生深刻變化,對勞動力供給的量與質、內需規模和結構,以及財富與收入分配等方面均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本文提出從以下六個方面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

(一)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強化中國式現代化的組織保障

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需要社會成員的廣泛參與和共同推進,14億人口的中國式現代化更需要調動各地區各階層主體的積極性主動性,這需要發揮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作用。第一,用好“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針對現代化進程面臨的“卡脖子”技術難題和亟須攻關的重大項目,要進一步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優勢,集中人力物力,凝聚共識、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匯聚合力,突破難題障礙。第二,健全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政治發展道路。依據人民當家作主、人民起來監督、人人起來負責、人民全過程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原理構建體系化、機制化、績效化的現代化政治制度體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第三,不斷提高黨駕馭市場經濟和領導高質量發展的能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要研究和遵循現代市場經濟規律和高質量發展規律,發揮黨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領導核心作用。

(二)優化人口發展,應對人口結構轉換問題

人口結構轉換是中國式現代化必須面對的結構性挑戰,應當通過優化人口發展,積極有為應對人口問題。其一,強化人力資本投資。更加注重人力資本投資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意義,加強對人力資源、人力資本和勞動力有效供給的研究,提升全社會對教育和健康的投資,并注重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更加重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全社會的塑造、宣傳和教育,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其二,為生育率適當提升創造條件。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全面推進經濟刺激、時間支持、托育服務、技術供給、生育關懷、輿論環境等生育支持舉措,重視生殖健康,保護我國人口的生育力,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其三,為老齡人口提供全面服務。推行積極老齡觀和健康老齡化理念,從住房、就業、醫療、產業發展、文化建設等方面入手,提高社會適老化水平,并讓老年人自身積極適應時代的變遷和新生活方式的普及,打造老年友好型社會。

(三)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破解資源環境約束

在自然資源有限、生態環境承載力有限的雙重約束下,需要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原則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第一,推進綠色發展。推廣綠色低碳的生產方式,全面提高自然資源利用率,推動產業綠色化轉型,建立綠色技術創新體系,以綠色化為重要目標打造現代產業體系。第二,建立生態經濟體系。建立以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為主體的生態經濟體系,對三次產業進行綠色化改造,實現傳統產業的綠色轉型升級,同時發展新型生態產業,把生態資源轉變為生態產品。第三,構建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加快完善生態環境治理制度,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使用管制制度,形成黨委領導、政府主導、企業主體、公眾和社會組織共同參與的現代環境治理體系。

(四)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改善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平衡

應對財富與收入結構失衡問題,需要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一方面,以創新推動生產力發展。堅持把發展生產力作為提高人民富裕程度的治本之策,強調創新在生產力發展中的核心地位,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完善科技創新體系,激發各種主體的創新動力,把握數字經濟發展浪潮的機遇,實現以創新為根基的技術進步,讓創新成果不斷涌現,為現代化提供內生動力。另一方面,以三次分配調節收入分配。健全三次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階段要使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確保各要素平等參與收入分配;在再分配階段,要健全稅收征管體系,提升稅收、轉移支付與社會保障體系的力度與精準度;在第三次分配中,樹立全社會的慈善意識,號召全體人民廣泛參與,完善個人慈善捐贈稅收優惠政策,擴大慈善捐贈的規模,并強化相關制度建設的規范化標準化。

(五)推動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改善區域和城鄉發展不平衡

針對區域和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應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和城鄉融合發展,構建并完善國內統一大市場。第一,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更加重視發揮西部地區、東北地區和中部地區的資源稟賦優勢、區位優勢和比較優勢;同時豐富省際協調合作的機制、渠道與內容,依托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和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等區域重大戰略,促成區域間協作共進。第二,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深化城鄉分工協作,推進城市產業轉型升級,完善農村產業體系,同時全面深化農村產權制度、土地制度改革,推進城鄉公共資源配置機制對接并軌,完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第三,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打破地方保護和區域壁壘形成的市場分割和地區封鎖,打造統一的要素和資源市場,健全城鄉統一的土地和勞動力市場,全國統一的資本、數據、能源和生態環境市場,并推動完善統一的產權保護制度、市場準入制度、公平競爭制度和社會信用制度。

(六)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適應復雜治理場景

要應對更為復雜的治理場景,需要推動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第一,提高治理精細化水平。對社會治理的構成要素、實現目標、關鍵環節、考核反饋等進行精細化分析與研究,改善決策流程,優化決策目標,提升決策質量,明晰決策的效果。第二,以制度建設完善治理體系。改革和完善政績考核制度,建立程序規范、內容全面、措施適用的制度體系、規則體系和法律體系。第三,合理利用數字化手段提升治理能力。運用前沿數字技術,協同社會主體,通過政府數字化轉型重塑治理結構、優化政府職能、革新治理理念,引發傳統政府向數字政府的轉變,通過數據融合化、業務協同化、線上線下一體化的數字化轉型提升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