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間視角下城鄉接合部流動攤販的治理機制與優化路徑
——以昆明市S社區流動攤販治理為例

段云羽（華東政法大學）

一、文獻回顧

流動攤販是一個從古至今存在的群體，也被稱為“小商”“小販”，在《周禮·地官》中就有“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的記載，流動攤販是指以流動擺設攤位的方式售賣商品和服務活動，謀取基本生計生活的弱勢群體。[1]攤販治理屬于灰色空間公共事務治理，其本質是空間治理，當前為賦予流動設攤行業以合法性，采用疏導區等方式彈性管理攤販，將其納入政府監管序列予以常態管理，實現城市形象與民生的平衡。[2]然而，目前攤販治理的理論研究集中在分析管販矛盾激化引發政府權力主導下空間治理理念的變化，打開了流動攤販的生存空間，但卻缺乏整體性的空間研究為流動攤販謀取長久的發展型空間，并且在治理實踐中城管部門采取的治理方式更多在于被動挽救而缺乏主動性干預，因而流動攤販的經營質量并沒有得到根本性改善，[3]加之有效的治理共同體內生動力匱乏，公共性不足難以形成，治理理念更新但治理機制還未跟進。[4]本文旨在深入分析昆明市S社區城鄉接合部攤販治理機制及困境，以公共空間建構、空間主體間關系平衡為視角，總結政府政策引導—社會關系保障—基層黨組織協作的流動攤販治理經驗，為城市流動攤販治理提供智慧。

二、案例深描：城鄉接合部攤販治理的空間實踐與治理困境

昆明市S社區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是昆明主城區內規模較大的城中村之一，2020年以來，全市引攤入市、夜間經濟打造等優化營商環境的措施顯現成效，S社區也衍生出昆明城鄉接合部最有影響力的夜市風情街，有露天攤位400余個，每日營業時間長達12個小時，從18時至凌晨6時左右，被稱為昆漂棲息地，地攤經濟欣欣向榮背后也存在著城市文明與人間煙火的沖突。表1為S社區夜市空間形成的過程。

表1 S社區夜市空間形成的過程

（一）地攤擴張空間失衡：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模糊

昆明市S社區城鄉接合部的牽手樓房租較低，聚集了大量外來務工人員居住，他們聚居在此，利用接合部街道擺攤設點賺取營收。隨著小吃街規模不斷擴大，空間的平衡被打破。一方面攤販為了追求優勢攤位形成了非正式團體——老鄉圈，先進入市場的攤主積累了豐富的生存經驗成為老鄉圈的領頭羊盤活群體力量，當不屬于老鄉圈的外部經營者進入市場時就合伙威脅和驅逐。老鄉圈地攤占據的公共空間越來越大，與其他攤販、周邊居民的糾紛多而瑣碎，熟人環境中自組織管理者與流動攤販間關系敏感且自身缺乏恢復能力無法調解此類矛盾。另一方面，城鄉接合部都有空間狹窄、公共空間資源緊張的通病，樓底擁有鋪面的居民往往擁有更大的空間，他們會將自己店鋪門口街道的公共空間視為私人占有空間，流動攤販們為了爭搶好的攤位，會通過與樓底鋪面攤主建立“熟人關系”避免搶了鋪面生意被投訴，同時也能逃避違規擺攤導致的基層執法人員的驅逐，“熟人關系”下的攤位的默認規則也形成了一定的排斥，使得城鄉接合部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邊界逐漸模糊，基層執法力量聯合整治，但勸說、罰款、沒收財物等單一的治理手段時常引發他們激烈的對抗，耗費了大量的心力，也只能短時間維持。

（二）夜市空間取締風波：治理理念與社會情感的平衡

基層執法力量聯合整治期間，城市三舊改造工作也在城鄉接合部開展起來，由于社區道路規劃亂、設施老舊、房屋破敗內樓房密集，晚間的地攤經濟安全隱患突出，市風貌提升三舊改造的招標區域中也包含了這一區域，有關土地、房屋的調查人員深入社區調查走訪，加上專項整治嚴格取締的態勢，攤主與城管開始了貓鼠游戲，雖然夜市沒有了前期的勢頭但夜間零零星星還是存在，居民也開始議論夜市可能遲早都要消失，距離雙橋村真正拆除的日子不會太遠了，外地來昆打工的異鄉人對于城鄉接合部居住空間的依賴及對雙橋夜市的情懷被喚醒，他們開始通過網絡空間表達對可能拆除雙橋的不舍，回憶夜市的美好，輿論呼聲越來越高，各大媒體也紛紛關注雙橋夜市的發展走向，地攤經濟的治理理念與社會情感之間的矛盾也考驗著基層治理者。

（三）社區空間升級：生活空間與經營空間的平衡

2019年S社區展開夜市品質提升工程，基層政府著手規范夜市空間，保留夜市特色與城鄉接合部煙火氣，明確了夜市空間將繼續保留，政府將原有的1039個夜市攤位縮減為550個，劃分為雜貨區和美食區，并引入了專業的夜市管理方，夜市經營空間規劃上逐步規范化。然而，城鄉接合部流動人口密集固有的租房難管理、盜竊等治安問題在夜市恢復繁榮人流量加大后愈發凸顯，攤販生產經營空間與生活空間重疊帶來的安全隱患考驗著城鄉接合部街道基層黨組織、市場管理方、轄區派出所的治理智慧。

三、城鄉接合部攤販的治理機制的優化

（一）轉變政策目標：從嚴管重罰轉向疏堵結合

社區地攤經濟的發展既是對物理空間的發展，也是對社會空間的發展。[5]城鄉接合部地攤無序擴張，基層執法力量組織的專項整頓和聯合整治維系了物理空間的秩序，但忽略了社會空間的重要意義，S社區管理者們認識到沖突爆發是物理空間功能失衡和社會動態需求矛盾的集中體現，因此管理者在夜市地攤經濟治理中開始轉變政策目標優化治理機制。2020—2022年期間圍繞昆明市城市管理委員會出臺的《關于加強城市精細化管理有序推進引攤入市工作的實施意見》等政府政策，昆明主城各區結合轄區實際，為穩定經濟保障就業民生開始保留地攤夜市的煙火氣、維系城市交往空間中的打工人情懷。隨后，S社區基層執法也從嚴格取締轉變為疏堵結合，攤販與管理者之間的關系從貓鼠游戲到軟硬磨合，基層自治組織開展沖突調解時也重點關注居民反映的有關夜市布局、經營時間等問題，并將問題納入引攤入市的時空改造中，讓社區居民既做服務的消費者又做夜市的監督者，隨著政策目標、執法行動、調解行為的轉變，夜市地攤經濟治理有效性得到提升，同時地攤轉型的過程也充分體現出轄區居民主體地位。經過市場管理方和攤主不斷磨合夜市最終保留了400余攤位，規范了攤位設施，包括配備消防設施、安裝干濕分類的垃圾桶、統一制作商戶經營使用的生產推車并在設計中注入轄區文化特色元素，讓地攤豐富社區居民消費的空間，同時成為街區一道靚麗的文化宣傳風景線。

（二）培育社會關系：攤販間同類合作與異類互補

一是市場型社會關系，社區引入專業的第三方管理公司后逐漸淡出，管理方在衛生條件、消防安全等檢查方面專人規范化監督，及時回應居民消費—反饋減輕了管販關系的壓力。二是互助型社會關系，夜市空間的攤販們閑暇時互換分貨源地、相互監督定價，形成合作互助關系，同時攤主們為長期經營通過低價位、好服務樹立聲譽穩定熟客逐步建立了信任往來。三是共同愛好型社會關系。城鄉接合部閑不住的本村老人也開始拉著簡易攤車擺放著手工制品、蔬菜等依靠著有正規攤車的攤位叫賣，對他們來說賣東西只是形式，更重要的是夜市空間提供了交換生活故事、養老政策、育兒經驗的平臺，[6]促進了外來攤販與本地居民的融合，讓城鄉接合部有了溫度。

（三）豐富治理手段：基層黨組織柔性管理制度引導

新一輪夜市街區優化提升工作，轄區派出所將通過綜合智慧治理安裝視頻安防、電子門牌逐步解決出租房難管理、盜竊等治安問題，城鄉接合部生活空間與生產空間有了更好的融合。但社區黨員志愿服務隊巡邏中發現，夜市空間的規劃約束不能一蹴而就，城鄉接合部夜市空間升級前，攤販按“先來后到”或是和樓底鋪面經營戶拉關系外擺各種方式搶攤位，形成公私空間模糊的管理困難的局面。外來攤販間搶攤位的爭議主要通過本地居民的聯接協調，制定于2000年以前的村規民約在攤位分配上仍在被使用著，但部分約定和規則現已不適用。于是基層黨組織行動起來，遵循居民約定俗成習慣在走訪中關注各主體的情感變化與合理訴求，將夜市管理的正式制度與傳統習慣相融合，重修新村規民約派發到調解能人手中，通過“熟人化”非正式管理實現不同活動在同一空間內的不同時間段中有序進行。通過增加社區物理空間的安全裝置，提升了夜市消費空間的安全系數，通過基層黨組織走訪調研利用村規民約等柔性治理手段實現S社區夜市長效發展。

四、結語

當前城市攤販治理由剛性治理轉向柔性空間治理，昆明市S社區城鄉接合部空間的地攤經濟治理經驗值得推廣，S社區夜市“一步一攤位”的形成與管理，揭示出地攤經濟蘊含的社會文化意義與微妙的時空秩序，通過構建政府政策引導—社會關系保障—基層黨組織協作的治理機制，充分發揮社會力量的作用，破解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邊界模糊、平衡治理理念與社會情感的沖突，兼顧生活空間與生產經營空間中市民的權利，為城市公共空間建構提供具體分析思路，提供攤販長效治理的實用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