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沖突與大學生人際沖突解決策略的關系：親子三角關系的中介作用及其性別差異

陳偉，房敏，孫穎，何一清

（1.天津大學教育學院，天津 300350；2.齊魯師范學院學前教育學院，濟南 250000）

近年來，高校學生人際問題日益突出，因關系沖突引起的重大校園惡性事件和危機事件頻發，引發教育和心理學界的廣泛關注。沖突本身并不具有價值判斷意義，其對于個體的影響主要取決于在沖突過程中所使用的策略[1]。沖突解決策略是區分建設性沖突和破壞性沖突的關鍵因素[2]，反映了個體社會化水平及社會技能的高低[3]。當前對于沖突解決策略的研究多集中于個體因素[4]，少有研究從關系互動的角度探討原生家庭對于個體沖突解決策略的影響?；诖?，本研究旨在考察家庭互動關系對大學生沖突解決策略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

父母沖突（interparental conflict）是指夫妻間由于意見不一致或其他原因而產生的言語或身體的攻擊與爭執。幾乎所有婚姻都存在某種程度的沖突，但并非所有沖突都會對子女發展造成影響，子女知覺到的父母沖突比隱蔽未被注意到的沖突更能預測其問題行為[5]。由認知—情境理論可知，父母沖突作為子女的日常壓力源，其評估過程受到沖突頻率、持續時間、解決情況以及沖突背景因素的影響。長期處于具有破壞性的父母沖突之中會激發子女對于消極情緒、父母依戀以及關于家庭完整性和穩定性所產生的不安全感，放大對于沖突的感知，進而影響到情緒調節和行為表現[6]。同樣，情緒安全理論認為對父母沖突的情緒感知、認知評價和應對方式相互作用，共同作用于婚姻沖突對子女的影響[7]?；橐鰶_突作為極具破壞力的因素，會從內部瓦解家庭結構的穩定構造，從而影響家庭的功能穩定性，引發子女心理發展中的各種問題。家庭系統理論指出當父母處于婚姻沖突之中，為減緩兩人之間的焦慮、沖突，焦慮的一方總會無意識地扯入子女，形成親子三角關系，用來避免直接面對問題，以恢復家庭的穩定與平衡[8]。由此可見，親子三角關系聯結了父母沖突對家庭關系的影響以及子女對父母沖突的應對情況，這也使其成為探索父母沖突對子女影響的關鍵變量。

親子三角關系（parent-child triangulation）最早由Bowen 提出，后來其內涵和分類在研究中被不斷深化和拓展。最初主要是指當父母發生沖突時，子女主動或被動卷入其中以降低或轉移焦慮與緊張，從而形成的父—母—子的三角關系[9]，通常包括跨代聯盟（cross-generational coalition）、替罪羊（scapegoating）和親職化（parentification）三大類。又因父母面對沖突時試圖拉攏子女，子女是否固定選擇與一方父母聯盟，將跨代聯盟細分為固定跨代聯盟和非固定跨代聯盟。因父母轉移沖突焦點，聯合起來共同指責還是共同照顧子女的不同，將替罪羊細分為攻擊性迂回和支持性迂回，故而被劃分為五種亞型。已有研究證實，與三大類相比，五種亞型的分類相對較為完整，可以解釋親子三角關系更多的變異[10，11]。盡管父母會無意識地采用親子三角關系以緩解婚姻沖突和焦慮，然而三角關系未必總會降低緊張，緩解沖突。僵化的三角關系可能會對家庭及子女產生不良的影響。許多研究表明，將子女拉入父母關系之中以緩解沖突的行為，會導致子女身心發展受挫，產生問題行為和適應不良的人際互動方式[12-14]。

由社會學習理論可知，目睹父母如何解決沖突是子女習得沖突解決策略的重要來源。Rahim從關心他人和關心自我兩個維度將沖突解決策略劃分為整合（integrating）、回避（avoiding）、競爭（dominating）、順從（obliging）和妥協（compromising）五種策略[15]。該分類被廣泛應用于探索個體在面對沖突時的行為傾向[16，17]。由于整合和妥協策略同時關注自我和他人需要，常被看做建設性解決沖突的方式。若父母將子女拉入自身婚姻沖突中以回避問題，不僅不能讓子女習得建設性解決沖突的方法，反而會使他們應對沖突時，習慣用逃避等策略壓抑自身想法[18]。既有研究表明目睹并觀察父母之間的矛盾沖突，會將沖突中接納和習得的經驗用于與他人的人際交往中[19]。

縱觀目前國內針對父母沖突影響子女身心發展的實證研究，大都將焦點集中于子女問題行為及不良情緒[20，21]，或關注其對子女婚戀態度的影響[22]，很少在家庭系統視角下探討子女沖突解決策略形成過程中父母沖突及親子三角關系所發揮的作用及其性別差異。值得注意的是，性別差異的多重復雜性是本研究關注的重點之一。細觀既有研究，男女生誰更容易受父母沖突影響[23，24]?卷入親子三角關系的類型是否存在差異?研究結論間存在不一致，且存在跨群體、跨文化的差異性[12，25，26]。即便是在同一文化背景同一年齡階段下，也存在分歧性結論[10，27]。關于親子三角關系的性別特點，已有實證研究形成兩種相悖論斷，部分研究尚未證實存在性別差異[9，10]，報告存在性別差異的研究在替罪羊維度得出相對一致的結論，男生更易作為替罪羊卷入親子三角關系，而跨代聯盟和親職化維度的性別差異研究結論不一致[11，12，28]。此外，沖突解決策略的研究發現男生更多使用競爭策略[23]，女生為維持關系和諧常避免使用消極沖突管理方式，如敵對和道歉[29]?；谛詣e差異的分歧性和復雜性，將其作為一個檢測視角納入研究實有必要。

綜上，本研究突破以往未將不固定跨代聯盟和支持性迂回納入實證研究的局限，從子女視角出發，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初步探討父母沖突、親子三角關系與大學生沖突解決策略的關系及其性別差異，為提升大學生沖突解決能力，化解校園危機提供有效干預點。理論假設模型M1見圖1。

圖1 研究假設模型M1

1 對象與方法

1.1 被試

采取分層整群抽樣的方法隨機選取華北地區5所高校大一至大四的學生為被試，共發放問卷1600份，剔除規律性作答和明顯亂答或漏答的問卷后，得到有效問卷1444份，有效率為90.25%。被試的年齡在17～25 歲之間（M=19.18,SD=1.27），其中，男生551名，女生893名。本研究所有被試均為統招全日制在讀大學生，自愿參加本研究。研究程序和內容已經高校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

1.2 研究工具

1.2.1 父母沖突 采用池麗萍和辛自強[5]修訂的父母沖突子女感知量表中的父母沖突分量表。該量表共19個條目，包括沖突強度、沖突頻率和沖突解決3個維度，分為4 級計分，得分越高，表明感知到的父母沖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α系數為0.909，各因子α系數在0.793～0.824之間。

1.2.2 親子三角關系 采用張博雅[9]編制的親子三角關系量表。該量表共20個條目，包括固定跨代聯盟、非固定跨代聯盟、攻擊性迂回、支持性迂回和親職化5個維度，采用6級計分，得分越高，表明個體卷入親子三角關系的程度越深。本研究中，該量表的α系數為0.859，各因子的α系數在0.626～0.792之間。

1.2.3 沖突解決策略問卷 采用張勇和劉紅麗[30]修訂的沖突解決策略問卷。原量表存在整合、回避、競爭、順從和妥協策略5 個維度，共28 個條目，采用5級計分，各維度得分越高，表明個體越傾向于采用相應的策略應對沖突。張勇等[16，30]在大學生和企業員工中進行本土化驗證的結果表明其為四維或三維結構，在大學生樣本中尚未有效區分出妥協策略。鑒于既往量表結構存在不穩定，在本研究中對其重新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經檢驗五因子模型擬合良好（χ2/df=4.978, GFI=0.930, AGFI=0.908, CFI=0.940,TLI=0.926,RMSEA=0.053），所有題目的因子載荷在0.47～0.79 之間。該量表的α系數為0.924，各因子的α系數在0.765～0.897之間。

1.3 研究程序

以班級為單位，采用集體施測，被試自愿參與測試，問卷當場收回，時間約為20 分鐘。采用SPSS 22.0和AMOS 24.0進行數據整理與分析。

2 結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經Harman單因素方法檢驗，第一主成分方差解釋率為15.08%，小于40%的判斷標準[31]。經單一方法潛因子途徑檢驗，對所有數據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32]，結果顯示該單因素模型擬合指標不理想（χ2/

df=19.212, GFI=0.874, AGFI=0.816, CFI =0.845,TLI=0.805,RMSEA=0.112）。綜上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顯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2.2 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

采用皮爾遜相關法對父母沖突、親子三角關系和沖突解決策略進行全樣本和分性別的相關分析，結果見表1。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大學生在父母沖突上性別差異顯著（t=2.47,P＜0.05）；在親子三角關系固定跨代聯盟（t=1.96,P=0.05）、非固定跨代聯盟（t=2.03,P＜0.05）、攻擊性迂回（t=5.05,P＜0.001）、支持性迂回（t=5.51,P＜0.001）和親職化（t=3.04,P＜0.01）維度性別差異顯著；在整合（t=-5.79,P＜0.001）、回避（t=-2.08,P＜0.05）、競爭（t=2.40,P＜0.05）和妥協（t=-3.60,P＜0.001）策略上性別差異顯著，在順從策略上差異不顯著。

表1 主要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及描述統計（n 全樣本=1444，n 男生組=551，n 女生組=893）

2.3 父母沖突對子女沖突解決策略的影響：親子三角關系的作用

采用結構方程模型（SEM）探討父母沖突對大學生沖突解決策略的作用機制，用極大似然法對圖1假設模型M1進行估計和檢驗。結果發現：父母沖突到回避、競爭和順從策略的直接路徑不顯著，親子三角關系到沖突解決策略的個別路徑不顯著，父母沖突到支持性迂回和親職化的路徑不顯著。刪除無統計學意義的路徑后進行重新擬合，得到如圖2 所示的模型M2。M2各項擬合指標分別為：χ2/df=6.15,RMSEA=0.060, NFI=0.974, CFI=0.978, GFI=0.979。此模型擬合良好，表明父母沖突可以通過影響親子三角關系類型中跨代聯盟和攻擊性迂回的卷入程度，進而影響個體沖突解決策略的選擇。采用Bootstrap 法進行中介效應檢驗[33]（取樣次數為5000），結果表明各中介作用置信區間均不含0，說明中介作用顯著。具體中介效應的95%置信區間及效應值見表2。

表2 中介效應的95%的置信區間與效應值

圖2 父母沖突、親子三角關系對沖突解決策略的路徑模型M2

2.4 父母沖突對子女沖突解決策略影響機制的性別差異檢驗

基于男女大學生存在的顯著差異，采用多群組分析深入探討父母沖突對子女沖突解決策略的影響機制是否具有跨性別的結構一致性。構建基線模型、測量加權模型、結構加權模型等探討不同模型間的差異，結果表明各個模型的各項擬合指標均在可接受范圍（見表3），可以進行跨組比較[34]。進一步的模型不變性檢驗表明，與基線模型相比，其他模型擬合指標的改變量均達到顯著水平（P＜0.05），不同性別大學生間存在顯著的組間差異（見表4）。由于上述說明的是整體性的無差異卡方檢定，可能會蒙蔽特定因素負荷量的組間效果，因此還要具體檢查兩組模型路徑系數的臨界比率值差異[35]。具體來看，男生組中，非固定跨代聯盟對順從策略的預測作用不顯著（β男=0.06,P＞0.05;β女=0.156,P＜0.001;CR=-1.117,P＞0.05）。女生組中，父母沖突對整合策略的預測作用不顯著（β男=-0.095,P＜0.05;β女=-0.053,P＞0.05;CR=1.339,P＞0.05）；父母沖突對妥協策略的預測作用不顯著（β男=-0.123,P＜0.001;β女=-0.023,P＞0.05;CR=2.623,P＜0.01）。由CR 值可知，在0.01 的顯著水平下，父母沖突到妥協策略的系數值存在顯著性差異，具體見圖3模型M3。

表3 多群組分析適配表

表4 模型不變性檢驗表

圖3 性別的差異檢驗圖M3（括號外的路徑系數屬于男生模型，括號內的路徑系數屬于女生模型）

進一步采用Bootstrap法進行分性別的中介效應檢驗[33]，發現在男生模型中，非固定跨代聯盟在父母沖突到順從策略的中介效應不顯著，95%置信區間包含0，父母沖突對順從策略的影響僅通過攻擊性迂回起作用。在女生模型中，父母沖突到妥協策略的直接效應不顯著，非固定跨代聯盟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應為0.023；而在男生組中，父母沖突既可以通過非固定跨代聯盟起作用，也可以顯著直接負向預測妥協策略，中介效應占直接效應的比例為33.3%。具體數據見表2。

3 討論

總體來看，大學生的沖突應對方式相對比較積極，更多采用合作化的策略來應對沖突，如整合和妥協策略，對于競爭策略使用最少，這與已有研究中發現大學生傾向于采用合作方式來解決宿舍沖突的結論相一致[36]。此外，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在父母沖突、親子三角關系和沖突解決策略上性別差異顯著，男生對父母沖突的感知更為強烈，更容易卷入親子三角關系，在應對自身人際沖突時更傾向于使用回避和競爭策略，與女生相比，更少使用整合等建設性解決問題的策略。

結構方程模型結果發現，親子三角關系是父母沖突影響子女沖突解決策略選擇的重要變量。父母沖突可以通過影響親子三角關系中跨代聯盟和攻擊性迂回的卷入程度，間接影響沖突解決策略的選擇。綜合來看，高父母沖突家庭中，父母一方固定地拉子女聯盟以緩解婚姻沖突的方式，在子女沖突解決策略形成中起消極作用。當子女選擇固定站在父母沖突的某一方時，也會面臨被另一方父母排斥的風險，導致其不容易形成整合策略，在面臨自身人際沖突時，更多采用競爭策略來應對。由家庭系統理論可知，當子女固定地與父母一方聯盟以對抗另一方，會導致其仗著聯盟關系破壞家庭規則，在面臨自身沖突時堅信自己是正確的，從而采用競爭的策略來應對[11]。其次，本研究發現非固定跨代聯盟對沖突解決策略形成的影響具有雙面性。除發現非固定跨代聯盟顯著影響回避、順從策略外，其對整合和妥協策略的預測作用也顯著。其可能的原因在于盡管子女在父母之間搖擺，面對父母拉扯和沖突時陷入兩難困境，產生回避和順從行為，但根據家庭需要選擇不固定與父母一方聯盟的過程也體現了一定的自主性和靈活性，導致其反向形成增加了在自身沖突解決中的合作性。這也提示在臨床干預中，要辯證地看到非固定跨代聯盟在子女沖突解決策略形成過程中的雙重作用，挖掘其中的積極元素。此外，攻擊性迂回可以顯著正向預測順從策略。攻擊性迂回是子女充當替罪羊從而緩解父母沖突的典型表現。當父母過于關注子女問題行為，以指責處罰的方式予以管教，將其當做轉移婚姻沖突的有效策略時，會導致子女形成自己是父母婚姻沖突導火索的負面認知，從而在面對自身人際沖突時，表現出更多的順從行為[27]。

綜上，本研究結果驗證了跨代聯盟（固定與非固定跨代聯盟）、替罪羊（攻擊性迂回與支持性迂回）和親職化在父母沖突對大學生沖突解決策略形成中的不同作用，支持將親子三角關系的五種亞型納入實證研究的必要性。在具體探討三者之間的作用機制時發現其存在顯著的性別和發展性差異。社會化可能是形成男女間不同行為表現的重要原因[37]。相對而言，社會較接受男生表現出攻擊行為，而期待女生表現出退讓及親社會行為，因而女生在沖突應對時更容易采取妥協折中的策略。已有研究證實在父母沖突情境下，青少年男生更容易呈現出消極應對方式[12]和更多的偏差行為[38]。本研究中男生順從策略的形成僅通過攻擊性迂回起作用也證實了父母沖突對男生外化行為的影響作用明顯。值得注意的是，既往探討父母沖突對子女影響的研究多集中于兒童青少年，較少關注大學生群體。事實上，父母沖突對子女的影響可能存在累積效應，兩者測量間隔時間越長，影響越強[39]。兒童64個月之前經歷的父母沖突可以顯著正向預測其16 歲時的問題行為[40]。盡管大學生已從物理空間上實現與原生家庭分離，心理空間仍不可避免地受到家庭因素的侵擾和影響。大學生正處于青春后期和成年初期兩大發展任務的關鍵期，在應對自我認同危機，發展親密關系的過程中，需要學習如何剝離家庭施加于自身的影響。因而將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