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際關系對農村老年人自我忽視的影響：有調節的中介模型

鄧遠平，徐建財，張德洪，張舒媛，黎梓

（集美大學師范學院，廈門 361021）

老年自我忽視指的是老年人存在威脅自己健康和安全的行為，通常表現為持續的、非故意的個人衛生或環境問題，如忽視安全、病情、人際關系等[1]。研究發現，診斷為自我忽視的老年組一年后的死亡率是無自我忽視組的6倍，12年隨訪的死亡率，自我忽視組是無自我忽視組的2 倍[2]。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顯示，我國農村60歲以上的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23.8%，這一群體已超過1.2 億[3]。老年人的自我忽視發生率為18.4%～29.1%[4]。據此推測，當前我國農村老年人自我忽視群體規模龐大。

抑郁與老年人自我忽視密切相關。Hansen 等人發現在自我忽視的老年人中抑郁檢出率占51%～62%[5]。Burnet 使用傾向匹配法，發現超過50%的自我忽視者至少經歷了輕度抑郁，這一比率明顯高于匹配的非自我忽視組[6]。關于自我忽視與抑郁兩個變量的因果關系，學界傾向于將抑郁看作是老年人自我忽視的預測因素[7，8]，因為抑郁會導致個體情感冷漠、喪失興趣，忽視自身的日常需求、健康問題和社會交往，并對社區服務、醫療保健等外界支持性服務持否定態度，認為于已無益[6]。顯然抑郁易使老年人形成不良的生活方式，增加自我照顧的難度，導致自我忽視。老年人抑郁影響因素主要來自生理和社會心理兩個方面，社會心理因素包括社會支持、認知、代際關系等多個方面[9]。代際關系作為家庭養老的基礎，是家庭中最重要的關系形式，包含代際成員的復雜生活、生存互動及精神需求等內容[10]?；诩彝ヰB老的角度，代際關系主要體現為子女的贍養行為[11]。良好代際關系意味著親子之間情感親密、交流頻率高，子女能及時發現父母在健康、安全等方面的隱患并提前采取預防措施，如用藥提醒、改善家居環境以保證水電安全，可規避老年人可能出現的自我忽視問題。同時，子女的關愛可讓父母獲得被關心、被愛護的情感體驗，有利于緩解老年人的抑郁情緒[12-14]，并能促進老年人的自我重視[15]。綜上所述，提出第一個假設：代際關系不但直接影響老年人的自我忽視，同時也會通過抑郁對其產生間接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親子支持是否有益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取決于老年人是否將獲得的聯系和支持視為對特定需要的適當反應[16]。老年人特定需要指的是老年人對子女孝道行為的具體期望，也稱孝道期望。在我國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的今天，孝道的傳承和弘揚尤為重要[17]。同樣的子女支持行為，對不同孝道期待的老年人的意義及其造成的情緒體驗會有差異。對于低孝道期待的老年人而言，子女適時提供的食物、生活照料等工具性支持就足以讓老人獲得滿足感；高孝道期待的老年人對子女支持期待更為多元，除工具性支持外，也需要情感支持。他們更希望生活中獲得尊重感和價值感，若子女僅提供工具性支持行為，顯然達不到老年人的孝道期待。根據自我差異理論[18]，現實自我（子女贍養行為感知）低于理想自我（老年人的孝道期待）時會造成痛苦，差異越大，造成的抑郁情緒會越大。另一方面，成功老齡化理論認為老年人積極地投入社會和生產性活動是成功老齡化的一個核心要素[19]，子女過度、超出期待的支持可能會打破老年人生活方式的連貫性，不利于他們獲得積極的體驗，導致幸福感降低[20]。據此，提出第二個假設：以子女支持為標志的代際關系與老年人抑郁的關系受老年人孝道期待調節，老年人孝道期待升高或降低，老年人的抑郁情緒均會升高。

1 方法

1.1 研究工具

1.1.1 農村老年自我忽視 該量表由趙媛媛編制，共14個條目，分別從醫療、衛生、情感、安全、社會交往五個維度測量，具有較好的信效度[21]。該量表采取Likert 4級評分：0 ～3分?？偡衷礁?，自我忽視程度越嚴重。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數為0.81。

1.1.2 代際關系 改編自西安交通大學人口所編制的代際支持量表[22]。量表共有4 題：您和這個孩子感情上親近嗎?（1=很不親近，2=不親近，3=有點親近，4=很親近）；您覺得自己和這個孩子相處得好嗎?（1=很不好，2=不好，3=還可以，4=很好）；這個孩子愿意聽您說心事嗎？（1=很不愿意，2=不愿意，3=有時愿意，4=愿意）；在過去的12 個月，孩子給您（或您的配偶）錢或物方面的資助滿意嗎？（1=很不滿意，2=不滿意，3=比較滿意，4=很滿意）。選項計分為1 ～4 分，得分越高，代際關系越好。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數為0.77。

1.1.3 孝道期望 參考路佳[23]對傳統孝道觀念的梳理結果，從善事父母、敬愛雙親和順從諫諍角度編寫題目測量老年人孝道期望：（1）子女有贍養父母的責任；（2）父母健在，子女盡量不要長期外出；（3）子女應該尊敬自己的父母；（4）子女應盡量順從父母，不該違背父母的意愿。選項為五級計分：很不贊同、不太贊同、不好說、比較贊同、非常贊同，計分為1 ～5分?？偡衷礁?，代表孝道期望越強。本次調查中的同質性系數為0.76。

1.1.4 抑郁 CES-D 是國際上抑郁評估常用量表之一[24]，其8題簡版因能節省時間，且信效度良好而被廣泛使用。量表要求被試根據自己在過去一周內各種感受或行為的發生頻率進行評定，每個項目有四個選項：幾乎沒有（不到一天）、有些時候（1～2天）、經常有（3～4 天）、大多數時候有（5～7 天），分別計1 ～4分?？偡衷礁?，說明抑郁情緒越重。本次調查中的同質性系數為0.87。

1.2 協變量

本研究有四個協變量，分別是性別（1-男、2-女）、學歷（1-文盲半文盲、2-小學、3-初中、4-高中/中專、5-大專及以上）、健康狀況（1-非常差、2-比較差、3-一般、4-比較好、5-非常好）、年齡。

1.3 調查對象

數據采集時間在2022年下半年，課題組委托廣西、江西和福建三省共十個鄉鎮農村中學的心理學教師，利用周末時間到當地農村發放問卷。對不識字的老年人，由主試口述題目收集數據。共采集785位農村老年人（≥60周歲）的數據，剔除無效問卷后剩余693人。

2 結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單因素檢驗[25]，結果表明特征根大于1 的因子有10 個。第一個因子可以解釋17.97%的總變異，小于40%的臨界值，說明不存在明顯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研究變量間的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表明（表1），農村老年人代際關系與孝道期望顯著正相關，與抑郁、自我忽視顯著負相關；孝道期望與自我忽視顯著負相關，與抑郁相關不顯著；自我忽視與抑郁顯著正相關。

表1 研究變量平均分、標準差及相關（n=693）

2.3 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

將性別、年齡、學歷和健康狀況作為協變量，選用Hayes 的模型7 對有調節的中介模型進行檢驗（表2）。數據分析發現，代際關系顯著負向預測自我忽視（β=-0.19，t=-5.23，P＜0.001）和抑郁（β=-0.67，t=-4.77，P＜0.001）；抑郁顯著正向預測自我忽視（β=0.12，t=8.31，P＜0.001）。結果表明，代際關系不但直接影響農村老年人的自我忽視，同時也通過抑郁對其產生影響。忽略孝道期望影響，中介效應為-0.17，置信區間為[-0.26,-0.09]，表明抑郁在代際關系與自我忽視間的中介效應顯著。代際關系×孝道期望對抑郁的影響顯著（β=0.81，t=3.27，P＜0.001），孝道期望的調節作用顯著。

表2 代際關系對農村老年人自我忽視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n=693）

為了進一步分析調節效應的實質，將孝道期望分三組，低孝道期望為平均分減一個標準差，中孝道期望為平均分，高孝道期望為平均分加一個標準差。進行簡單斜率檢驗。結果表明，對于低、中強度孝道期望的農村老年人而言，代際關系對抑郁的預測作用具有統計學意義（低：β=-0.37，t=-6.66，P＜0.001；中：β=-0.25，t=-4.42，P＜0.001）；但對于高孝道期望的農村老年人而言，代際關系對抑郁的預測作用不具統計學意義（β=-0.13，t=-1.69，P＞0.05）。這一結果表明隨著孝道期望上升，代際關系對抑郁的影響作用逐漸減弱。

3 討論

本研究顯示，代際關系能直接負向預測農村老年人的自我忽視。良好的代際關系意味著親子互動頻繁，情感親密。能夠及時發現老年人可能存在的自我忽視行為，同時也能提高農村老年人對健康的自我重視，降低農村老年人的自我忽視傾向。此外，代際關系還可通過抑郁對自我忽視產生間接影響。隨著經濟發展和城鎮化的推進，農村代際關系有了很大的改變。改革開放前，農村家庭的代際關系除親情外，還受宗族規訓的約束[26]，但在市場經濟沖擊下，農村居民逐漸進入“理性經濟人”角色[27]。代際關系呈現出親代對子代付出持續強化，而子代對親代責任日趨弱化的失衡狀態[10]。盡管當前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現有的保障水平并不足以支撐農村老年人的生活支出，子女仍是農村老年人生活依賴的主要對象。子女及時且充分的支持能使老人擁有安全感，防止無助感的產生，緩解老年人的抑郁情緒[14，28，29]，即代際關系越好，農村老年人抑郁水平越低。研究還發現，抑郁可正向預測農村老年人的自我忽視。陷入抑郁的個體常感精力不振，認知能力下降且意志力衰退，加上農村生活市場化服務缺乏，農村老年人飲食起居基本自理，致使老年人易忽視自身的健康狀況、周邊的安全問題。上述研究結果啟示我們，在傳統孝文化有所淡化的環境下，為降低農村老年人的自我忽視傾向，政府、家庭和社會應出臺有效措施為農村家庭營造良好的代際關系。

本研究還發現孝道期望可調節代際關系對農村老年人抑郁的影響效應，隨著孝道期望的提高，代際關系對農村老年人抑郁的影響減弱。低、中強度孝道期望下，代際關系均能顯著降低抑郁水平，而高強度孝道期望下，代際關系對抑郁則不具影響。這一結果與假設正好相反，原因可能與當下農村老年人生活情境有關。傳統倫理觀念較強的農村老年人往往會對子女有高孝道期望，希望子女在物質與精神兩方面的贍養并舉。但當下的城市化進程沖擊了農村子女的贍養行為，子女基本在城市生活或務工，留守農村的老人在身體欠佳時并不能及時得到子女的工具性支持。代際關系重心下移也讓老年人的尊重感和價值感受到威脅。顯然，大部分子女的支持行為達不到老年人的高孝道期望。從數量關系而言，高孝道期望下農村老年人抑郁分數普遍較高、差異小，導致其與代際關系分數的線性關系不明顯，致使簡單斜率不具顯著性。在低、中水平孝道期望下，子女代際關系變化導致農村老年人抑郁分數變異性更大，使得兩個變量間的簡單斜率具有顯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