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新詩創作及研究的現狀與未來

方長安 龔學敏 臧棣 朱壽桐

時間：2023年10月24日

地點：重慶市兩江協同創新區域融合創新中心

主持人：蔣登科

與談人：方長安、龔學敏、臧棣、朱壽桐

蔣登科（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教授）：非常高興在第八屆華文詩學名家國際論壇開幕前夕，邀請到方長安、龔學敏、臧棣、朱壽桐四位先生蒞臨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的呂進詩學講壇。他們之中有長期從事詩歌研究與教學的專家，有詩歌刊物的主編，有獲得過魯迅文學獎的詩人，都是當下詩壇的翹楚。這次對話會的主題是“漢語新詩創作及研究的現狀與未來”，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沒有限定切入角度，也沒有具體的內容限制，在座的專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創作經歷和研究經歷，對于當下的詩歌和詩學發表自己的見解。大家可以放開談。

方長安（武漢大學中國新詩研究中心主任、文學院教授）：漢語新詩創作及研究的現狀很復雜，我只能結合自己的閱讀研究談一點粗淺的看法。近些年來，我主要是做新詩傳播接受文獻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課題，為什么要做這個課題？新詩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盡管百余年來誕生了很多偉大的詩人，涌現出不少經典的詩作，但是關于新詩的爭論卻從未停止，贊美與貶抑之聲往往交織在一起，此消彼長，分歧常常大于共識。為什么會這樣？換言之，新詩所遭遇的這種讀者反應情況是怎樣形成的？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弄清楚這種狀況的形成歷史。但是，一百年來的文學史和專門的新詩史著作并沒有專門回答這個問題，它們所敘寫的新詩歷史，往往只是不同歷史時期重要詩人、重要詩作的呈現史，而不是新詩歷史的具體生成史、形成史；關于新詩歷史演變原因，既有的新詩史著作，大都也是大而化之地從政治、經濟、文化思潮角度進行解釋，未能充分揭示出新詩發展演變的具體歷史動因。百年新詩歷史，其實是在詩人與讀者的相互對話、碰撞中生成的，讀者傳播接受深刻地影響著新詩歷史的生成，所以只有從讀者傳播接受維度重審新詩歷史，才可能真正弄清楚新詩的生成史。我做新詩傳播接受文獻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課題，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寫一部包括傳播接受與創作發展二重維度的新詩史。

那么，如何從傳播接受維度重構新詩史？這是一個需要落實到具體操作層面的問題，我們可以以百年縱向時間為軸，以重要的新詩創作潮流、重要詩人創作突圍、新的創作現象發生、詩學轉向等為考察對象，研究具體的傳播接受現象如何參與新詩創作實踐，如何影響新詩歷史脈絡形成，如何推進新詩歷史發展進程。一百年來，新詩傳播接受現象十分繁雜，包括新詩批評、新詩選本、文學史敘述、序跋、廣告、通信等，所以首先必須收集、整理出不同時期新詩傳播接受的海量文獻，然后從海量的歷史文獻中擇取那些傳播接受程度高、在特定歷史時期占據重要位置、發生了重要影響的文獻，將它們還原到新詩創作演變歷史現場，還原到新詩創作發展過程中，研究它們在特定歷史時段如何參與新詩創作、詩學建構，如何推動新詩創作歷史走向。如此重構的新詩史，才有可能改變長期以來所編撰的新詩史只是新詩歷史事件、詩人及其詩作按照時間順序呈現的歷史，使新詩史成為有生成現場感的歷史，在這樣的新詩史中，我們看到的不再只是某一個時代的新詩具有什么樣的內容和藝術特征，而是這種特征是怎樣發生、生成的，新詩史就不再是一般性詩歌知識展示史，而是詩藝形成史、知識生產史，這樣我們才可能一定程度地弄清楚今天讀者關于新詩認識分歧的復雜原因。

龔學敏（《星星》詩刊雜志社社長）：在我們的詩歌發展史上，報刊的發展發揮著巨大作用。例如五四前期倡導的新文化，都是通過上?！缎虑嗄辍芬活惖募堎|媒體，將新的文學觀念傳播到全國各地，人們通過閱讀刊物來改變既有觀念，然后形成一種新的文學思想，所以報紙副刊、期刊，尤其是后來的文學界內專業刊物，在新詩發展史上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缎切恰肥俏覀冃轮袊鴦摽钤绲囊槐驹姼鑼I性刊物，創刊于1957年1月1日?！缎切恰吩娍话l行就受到了各界人士廣泛關注。到后來的20世紀80年代，創設的“隔海談詩”欄目對中國新詩進入新時期后的創作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F在的《星星》詩刊，由最初的月刊擴大為《星星·詩歌原創》《星星·詩歌理論》《星星·散文詩》《星星·詩詞》。我們的《星星·詩歌理論》，就是緊盯著新詩創作的現場，做一些我們認為有利于新詩發展的策劃、創意，包括對新詩的解讀和對詩集的評價，甚至包括新詩歷史上的一些趣聞，這些總的來說都是為了中國新詩的發展做出一點努力?！缎切恰吩娍恢痹诎l力，尤其是近年來對年輕詩人的扶持力度比較大?！缎切恰吩娍恢币苍谝娮C著中國新詩的發展，也見證著一代代優秀詩人為中國詩歌所做的貢獻。

新詩的現狀存在著很多現象，業界學者們也根據自身的美學觀念和詩學觀念，對當下新詩的創作現狀進行了不同的歸納或總結。就我看來，當前新詩發展中不能忽略的第一個現象就是當前時期內寫詩的人是有史以來最多的——在新文化運動之前，主要是創作舊體詩，但由于大多數底層人民是不識字的，所以舊體詩的創作者大多是文人；新詩開始，因為戰亂等原因，文盲也很多，寫詩的人就偏少；改革開放后，入學率提高，因此80年代后寫詩的人開始逐漸增多，詩人群體逐漸龐大。如今，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與日俱增，寫詩的人也越來越多，但詩歌的創作門檻卻越來越低。新詩發展的第二個現象，是隨著互聯網時代的來臨，詩歌的發展面臨著新的局面，即網絡詩歌的涌現。盡管網絡文學和傳統文學有著兩個不同的評價體系，但網絡詩歌僅僅是傳統詩人依靠網絡平臺所發表的作品而已，所以它依然處在傳統意義上的評價標準之中并沒有改變，這是互聯網時代我們需要注意的現象。新詩發展的第三個現象，是隨著社會分工的越來越細，詩歌的反映形式也越來越多。比如將詩歌的抒情和韻律運用到流行音樂的歌詞創作中去，其歌詞就變得唯美并富有詩意，形成了“歌詩”，歌手崔健還曾出版過個人詩集，由此可見，流行音樂對新詩的創作和傳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新詩發展的第四個現象，是舊體詩的創作又繁榮了起來?，F在很多年輕詩人都熱衷于寫格律詩，寫出來的詩歌對仗工整，格局嚴謹，并不比寫舊體詩的老一代詩人差。當前新詩的發展還有一個最大的現狀是什么呢？是新詩的創作和評價都不具備一個統一的標準?，F在的詩歌有標準嗎？我們肯定不敢確切地說有。那么現在的詩歌沒有標準嗎？也不對。不管是口語寫作還是書面語寫作，不管是意象派詩歌、學院派詩歌還是民間詩歌，它之所以是一首詩，并且能夠得到多數人認可，就意味著它總體現著詩性，“詩性”就是詩最本質的地方。所以說，“新詩是否有標準？”就是個悖論。除此之外，當前寫詩的人多了，讀詩的人卻少了，尤其是讀紙質詩刊的人少了，現代人大多數都是在網絡上碎片化閱讀，很少有人訂閱紙質書刊。不管是詩歌刊物還是文學刊物，它存在的意義是什么？編輯對稿件的一審二審三審工作，使得刊物成為一個“甄別機構”——從海量的來稿里，編輯首先為讀者甄別出具有詩學價值的、值得推廣的作品，再把作品展現給讀者?？锎嬖诘囊饬x不再是以發行量為主，而是以專業能力為讀者提供更好的閱讀文本。

現在，我還想談一談當前新詩存在的兩個問題。第一，詩人的思想性。從古至今，偉大的詩人如屈原、李白、杜甫、胡適等，都是杰出的思想家。相較于這些前輩們，我們不禁反思，當今詩人的思想、格局乃至詩歌作品，究竟有沒有達到可以讓我們仰視的程度？這是一個有待確證的問題。第二個，當代詩人缺乏一種直面當下、直面時代的能力。舉個例子，古代詩人對事物和時代變化的感知力特別強，身在一個時代就有記錄一個時代的使命感，愿意把創作視野放置于大好河山和時代變化中去。然而，我們現在的詩人盡管也能感受到時代和社會的變化，但只停滯在“看”這個層面，沒辦法把對時代、世界和生活的思考融入創作中去，這就導致許多詩歌是浮于表面的，沒有實質性的內容和思想可言。

關于漢語新詩創作未來的展望，我始終認為新詩還在發展之中，也需要不斷發展，沒有公認的大詩人要算是新詩的軟肋之一。那真正的大詩人會是什么樣的形象呢？我心目中的大師，他必定要承續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和詩學文化。在漢語新詩的現代化和全球化進程中，詩人只有背靠中國傳統的唐詩宋詞等優秀傳統文化，秉承漢語新詩的東方美學理念，集中西優秀文化為一體，才能寫出真正偉大的新詩，才能夠把漢語新詩真正地推向全世界人民都認可的高度。

臧棣（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當代詩歌的現狀，這個話題其實內置了一個批評意義上的評估，好，還是不好。從不同的角度，它容易引發完全不同的觀感。比如，十年前，研究中國文學的非常有影響的德國教授顧彬就給出過一個判斷，他說：當代的中國文學存在很多問題，但當代的中國詩歌則很出色，和世界范圍內的一流詩歌不相上下。當代詩歌共同體內部，比如于堅，對當代詩歌的評價很高。我自己的評價也非常高。就現狀這個詞的原意而言，我甚至覺得，當代詩的成就是自新詩誕生以來最高的。

盡管中國當代詩歌的成就很高，但在普通讀者眼里，在大眾的閱讀觀感來看，當代詩歌的面目還是非?？梢傻?。當代詩的文體太偏于散文化，語言不夠美，缺乏漢語的雅致，等等；最具有爭議的，當代詩歌似乎“沒有標準”。從文學閱讀的角度，人們不知道怎么評判它。沒有一個通約的可公度的標準來幫助人們鑒別當代詩的好壞。沒有標準可以依循，詩歌的閱讀就很容易墜入五里霧之中。在各個不同時期，都會有人站出來宣稱：新詩已死，或新詩已徹底失敗。比如，20世紀50年代，錢鐘書就斷言：新詩這種詩體，五十年以后就會自動消亡。新世紀之交，季羨林也曾聲稱：作為一種文學實踐，新詩已經失敗。這些言談，都不是個別的反應。它們都代表了知識界對新詩—當代詩的一種懷疑的態度。這種懷疑，已持續了一百多年。公開的反對，似乎已成笑柄，或者說，還有點莫名的羞恥感；但骨子里的抵觸，其實已滲透到文化潛意識深層。所以，今天，我們談論“當代詩歌的現狀”，首先要回應的，就是知識界對當代詩的判斷到底出了什么問題。

從審美態度上看，中國的知識界對新詩的審美文化是很隔膜的。對新詩的成見，也一直沒有消除。即便是在今天，作為一種實踐，作為一種語言方式，“新詩”究竟成不成立？是否具有書寫的合法性？在知識界，也沒有確定的結論。有鑒于此，在我看來，今天再去談當代詩的現狀，就必須從更大的文學史的框架來明確回應這個問題：新詩—當代詩，在漢語文學史的邏輯中，或者在中國漢語詩歌傳統的序列中，它到底能不能最終被納入中國的詩歌傳統呢？最終能不能被歸入自《詩經》以來的漢語詩歌的源流中呢？

在我看來，當代詩歌發展到今天，已取得非常高的文學成就。這絕不是什么表面的觀感，而是對一種文學事實的體認。首先，從文體實踐上看，胡適對新詩的期待和闡釋，其實相當高瞻遠矚的。在胡適看來，新詩絕非僅僅是寫寫詩、抒發抒發情感那么簡單。新詩既是一種新的文學實踐，也參與了一種新的人文實踐。本質上，它其實是一種社會實踐。它的文化使命也是很深沉的，它參與了對現代中國人的生命感性的塑造。用胡適自己的話說，新詩參與了現代人的塑造——用現代漢語表達現代人的思想和情感。今天，從文學現狀的角度，我們再去回望新詩的百年實踐，以及這一時間跨度帶來的變化，從傳統到現代的詩性表達的轉向；我覺得，我們完全可以負責任地講，新詩在追求現代性或完成詩的現代性轉型這個歷史責任方面，它的文學能力和審美力量都已獲得了充分的發展，變得非常成熟。僅僅從文體能力上看，當代詩的詩性表達已近乎無所不能，能適應各種主題和素材，能有效地傳達各種層次的生命經驗?？梢哉f，當代詩的文體成就足以令人驕傲。

其次，在詩歌語言方面，當代詩的語言能力也是相當成熟的。各種語言風格，各種修辭方式，都在當代詩的語言表達中，獲得了充分的展現。無論是偏于口語的表達，還是偏向綜合的書寫，當代詩的語言能力都發揮得游刃有余。以前，人們對新詩的觀感，會有一個印象，就是在有些題材和領域，詩人對主題的把握還缺乏成熟的詩歌語言的支撐。但這種情況，在當代詩的現狀中，從詩歌語言的能力看，已經不存在了。雖然在具體的寫作上，個別詩人還會有能力欠佳的時候，但從總體上講，當代詩的語言能力是強悍的，足以傳達各種現實感受和詩性經驗。不僅如此，作為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個體生命，當代詩人完全可以盡情地表達對世界的豐富感受，可以用不同風格的語言、不同的語言速度和不同的修訂風格，去書寫任何題材。這種語言能力，也使得當代詩人獲得了對世界、對生活乃至對詩歌自身的強大信心?，F在，年輕一代詩人寫詩，出手很快，學徒期往往很短。比如，在北京大學開設詩歌寫作課，我就發現，有些年輕人僅僅通過一學期的學習，就能很快領悟現代詩的堂奧，展現出令人刮目相看的創造性。他們的寫作很快就能融入當下的詩歌時尚，甚至跟一些成熟詩人相互競技，也差距不大。

這些情況都表明，當代詩的語言意識、文體意識、文學能力，已經被不同代際的詩人廣泛接受了。當代詩歌語言的成熟度和文體的包容力，為不同偏好的詩人，提供了豐富的實踐可能性。甚至可以這樣講，現今這個階段，當代詩比新詩百年歷史中的任何時期，向詩人提供的文學資源，都更為充足，更為多樣，更為深厚。而這當然也是當代詩的成就之一。最可貴的，當代詩人已經獲得了對中國新詩的真正意義上的文學自信。與卞之琳、穆旦那兩代詩人們相比，面對來自西方詩歌的影響時，當代詩人已建立起一個有效的文化視野，可以更自覺、更從容地做出自主的選擇，不再像以前那樣亦步亦趨。不再害怕被人譏笑為“第二次發明自行車”。

當然，也不是說當代詩沒有自身的問題。當代詩發展到今天，像任何文體在任何歷史時期中一樣，也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比如，詩歌語言的口水化，詩歌風格的同質化，等等。但在我看來，最根本的問題，都還不是這些。最根本的問題，我們的詩歌文化還有一個很大的缺陷沒有被解決。就是知識界對當代詩的偏見和隔膜。大眾文化對當代詩的誤解和誤讀，其實都源自知識界對當代詩的有意無意、明里暗里的刻薄的貶損。當今的詩歌語境里，詩押不押韻，講不講格律，語言美不美，詩意寡淡，諸如此類，對新詩—當代詩的疑惑，表面上看，它們是來自普通讀者的疑惑和牢騷。究其本質，其實都是知識界在這些問題上的固執己見。像錢鐘書先生、季羨林先生這樣的學者對新詩的“偏見”，是會產生蝴蝶效應的。鄭敏先生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也曾斷言新詩會走入歧途，原因就是割裂了對古典詩歌傳統的承繼。像看待新詩的反傳統，其實是很機械的。新詩對傳統的反叛，作為一種文學實踐，并不意味著對傳統的全然背棄。反傳統，也可能是對傳統的隱形特質另外一種擴展。從詩歌文化的角度，我們也可以參考一下西方的例子。在西方的知識界傳統中，像伽達默爾、海德格爾、薩特、?？?、德里達，這樣的大思想家，都會在闡釋他們自己的思想觀念時，津津樂道對現代詩的閱讀感受。比如，海德格爾對荷爾德林、里爾克的闡釋，伽達默爾也會解讀里爾克、保羅·策蘭，薩特會討論馬拉美。這些被談論的詩人，可都是公認難懂的現代詩人。但這些西方思想家在談論他們的時候，就像在談論家常一樣，毫無隔膜感。

對比之下，中國的哲學界或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幾乎沒有人談論已經有百年實踐的中國新詩。他們不知道怎么判斷新詩，不知道怎么給新詩定位。偶爾判斷一下，就像是在冒傻氣，發牢騷。而在現代文化知識共同體中，西方思想家卻可以非常自信地談論西方現代詩歌。談論現代詩的修辭，現代詩的感性、思想內涵，或審美形式。而當代詩的成就，直到今天為止，仿佛游離于中國的知識界的思想視野之外。這種狀況，造成了中國當代詩歌文化的內傷。其實是很嚴重的。如果這種情形，長期得不到有效的矯正，從詩歌文化上得不到根本的解決，對當代詩的模糊認知，依然會持續很長的時間。

朱壽桐（澳門大學中文系主任）：2017年，我跟音樂家金鐵霖先生做過一次交流，他曾問過我：為什么你們文學界的詩歌現在越來越俗，而我們音樂界的歌詞越來越雅了呢？我是這樣解釋的：現在的傳媒把詩歌的傳播秩序打亂了，這就導致大眾讀者們所接觸的都是能見度或討論度比較高的詩，但像龔學敏、臧棣等這樣的詩人，他們的詩作，顯然沒有“大半個中國”那樣的詩人的詩歌得到那么大的關注度。我們的詩歌由于傳播秩序的改變，其接受度主要以關注度為依據，而關注度又與實際的詩歌水準、詩歌品位并不真正掛鉤，因而，我們即使擁有非常好的詩人，非常優秀的詩歌作品，但在新的傳播秩序中，也常常是掩跡于“大半個中國”之類高關注度的詩人和詩歌之中，這就造成了當代詩壇總體傾向趨于平俗，總體水平趨于凡俗的印象。

網絡化的傳播搶占了當代詩歌傳播相當多的風頭，網絡詩歌在許多讀者和受眾的印象中成了當代漢語詩歌的典型代表甚至杰出代表，這種當代詩歌傳播秩序的改變，在一定程度上讓新詩的聲譽蒙受了損失。但我們還是不能否認新詩發展的前途。漢語新詩仍然存在著某種力量，繼承和發揚新詩優良的傳統，這就是反抗平庸、平俗，即便是在大眾化的時代主題下，詩人們也在極可能努力讓新詩以抗拒平庸、平俗的姿態找到與大眾文化的某個妥當的結合點。就當前的詩歌發展狀況而言，漢語詩歌的民族語言和民族文化的精粹的發揚仍然體現著百折不回的一種潮流，在漢語詩歌中一直有一種生長的力量，敦促著我們的詩歌走向審美的遠方。

就漢語新詩創作現狀來談，有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寫作舊體詩的當代詩人太多了。我們常常抱怨舊體詩創作中的亂象，但有一點卻不得不承認：舊體詩寫作熱體現著這個時代的詩歌拒絕俗化，拒絕隨俗的時代精神。寫舊體詩，哪怕是不怎么講求格律的舊體詩，你還必須疏離凡俗的語言表述，盡可能以某種古雅的語言表述自己的當代情感，這當中不正體現著反抗平庸化、平俗化的精神？而這正是當代新詩沒有充分意識到的一種重要精神。

詩歌的通俗化是中國現代文化運作的一個經常的主題，它有一種時代的合理性。但這樣的通俗化并不能成為詩歌表現隨俗、媚俗的理由，不少著力于搶眼球、博出位的詩人實際上就是致力于讓詩歌隨俗甚至媚俗，以此爭取大宗流量，造成新的流俗化。如果新詩不警惕這一種流俗化傾向的話，那么其發展形勢堪憂。我們的理論批評界也樂意為這樣的隨俗甚至媚俗的現象辯護，在今天這樣一個人人都可以寫詩和發表詩的條件下，倡導“不要高雅，不要純詩”且形成某種理論，認為這是新詩大眾化運作的傳統。其實這當中包含著一些誤解。新詩倡導之處的確有過將平俗、凡俗甚至庸俗的表達當作詩歌正宗一途的倡導，包括“作詩如作文”的倡導，但很快，王獨清、穆木天、黃藥眠等關于純詩的倡導，聞一多、徐志摩等關于新詩格律化的倡導，都是避免詩歌流俗化的一種努力，這樣的詩歌傳統是當代新詩需要繼續借鑒的。當然，發揚新詩傳統不一定非強調格律化不可。相較于舊體詩，新詩的進步之處就在于盡可能地走出格律對詩歌的桎梏，盡可能地做到文體和語言的自由。不過，新詩傳統的“純詩”值得格外重視，它可以抵御新詩的平俗化、流俗化傾向。

蔣登科：幾位專家從歷史、現狀、未來，傳統、現代、西方等不同角度討論了新詩與詩學的現狀與發展趨勢，都結合了自己的創作、研究或編輯工作，具有扎實的歷史根基、現實基礎和實踐依托，具有開闊的視野。他們的討論中有自豪，也有憂患，更有期待。雖然有些觀點不一定能夠被所有人接受，甚至會引起爭論，但他們關注、關心新詩的拳拳之心，他們對新詩與詩學歷史的尊重、對新詩與詩學現狀的梳理、對新詩與詩學未來的期待，都可以為我們的進一步探索提供有益的思路。我相信在座的朋友們對新詩的創作與研究也有了一些新的思考，現在是交流環節，大家可以自由地提問和對話。

提問者1：臧棣老師您好！您最新出版的詩集《詩歌植物學》涵蓋了日常生活中所能見到的全部的植物，是詩歌史上罕見的集中書寫植物的詩集，我想請問一下，跟您以前的詩集相比，這本詩集有哪些創作技巧上的創新或者思想深度上的拓展呢？

臧棣：一開始創作植物詩時，并沒有明確地想要集中創作一本有關植物的詩集的寫作意識，只是單純依賴于自己對植物的偏愛。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近十年，在創作植物詩時，逐漸想要在寫作技巧上做出一些改變，包括如何感受植物、表達植物，這也涉及感受力和想象力的一種調整?？梢哉f，從那時開始，有了一種自覺的書寫植物詩學的審美意識。在傳統的植物詩創作中，一般多采用靜物詩，詩人與植物之間是“看”與“被看”的關系，或描摹植物形狀，或寄情于物。較于這種傳統的寫作方式，我想做一個顛覆性的嘗試。首先，在表達方式上，以情景式、戲劇式來取代靜物式書寫。要打破以人為主的固有思維模式，將植物視為與人類相平等的一種生命存在，把自己轉化為某種植物，站在植物的立場去看待感受世界，進而與植物進行平等的交流，這樣可以在對植物的感受中得到一種對生命更為深入的自我體驗。其次，我也在植物詩的寫作過程中反思詩人與世界、讀者的關系。以往的現代詩人，如波德萊爾，絕不取悅讀者，以絕對個體對抗庸眾的態度建構起了一種尖銳、反諷的現代詩風格。于我而言，在日常生活中，對植物的觀看并與其相處、對話，感受植物生命中的“性靈”，可以說，是對我們身體最全面的啟蒙，為我提供了一種與世界和平共存的途徑，這讓我深刻感受到現代主義詩學中尖銳、反諷的那一部分，已經越來越不適合我。當我以個體生命體驗的角度，去感受一些特別值得關注的生命時，植物詩的書寫本身也包含了我感受自身生命的一種修正。

提問者2：我在這里想請教一個有關新詩格律化的問題。我想請問朱壽桐教授，您是如何理解鄒絳先生的著作《中國現代格律詩選》的？您還能再談一談對新詩格律化與流俗化的看法嗎？

朱壽桐：謝謝提問！這些對新詩格律化的理解，僅代表我個人的觀點。新詩的發展是有著多種可能性的，包括流俗化傾向，也很可能成為非常值得去研究的對象?！案衤伞北旧硪彩嵌喾N多樣的，就如聞一多先生當年倡導新格律理論時，他就提出新詩的格律不像舊體詩的格律，新詩的格律包含著多樣的可能性，而且每一首詩就應該有每一首詩的格律。但據我的觀察，當然這只是觀察，還沒有理論論證，就例如食指、北島的一些現代詩很漂亮，但我總覺得過于拘泥于押韻。時過境遷，從現在的角度來看，過于押韻可能就會是一種累贅，過于強調韻腳，會使得我們認為這些格律詩是屬于歷史的，屬于過去時代的創造物，而不是當前時代的產物。我的意思不是反對格律，只是從新詩未來發展來看，“格律”是可以存在的，但如果將“格律化”作為一個未來發展方向，我總覺得它是一個缺憾。

提問者3：我有一個問題特別想請教方長安老師。我在考察朦朧詩論爭時，對當前主流文學史中描述朦朧派和崛起派的話語進行了一個比較，發現文學史教材對于朦朧派的定義承繼了崛起派的話語，但諸如程代熙等人對朦朧派的指摘卻被遮蔽了，請問老師是怎么看待這種現象的？同時，在這種文學史話語的梳理中，我發現文學批評和文學史在表現自我、表現審美等方面都屬于同一思潮和脈絡，我特別想請問老師，我的這種思路是正確的嗎？或者說這是有研究價值的嗎？

方長安：謝謝提問。就我看來，部分文學史是需要重新寫的，至于怎么重新寫？我認為首先要把新詩本身的深層歷史脈絡梳理清楚。無論是詩歌史，還是文學史，其編寫者所掌握的資料是相當有限的。若是編寫者以有限的歷史資料來梳理歷史，并加之強烈的個人立場和文學觀念，那么最后呈現出的文學史話語是經過主觀篩選和提煉的，其中必然有很多問題都值得反思。對于你的問題，想要把它厘清，就要先把那段歷史時期中所有的史料掌握清楚，再反觀當前詩歌史編寫者在面對一些復雜詩歌現象、詩歌思潮時，是如何取舍的？這種取舍可能有很多原因，例如所處歷史時代給予他的一個闡釋空間，自身的文學觀、世界觀，或者自有的知識結構和認知水平，等等，這些都可能是有待思考的。所以我認為你所談到的現象本身，是非常有意思的。對于臧棣老師剛才對于新詩評價標準的看法，我個人是非常認同。一些從20世紀20年代、30年代接受教育，后來又成為大文化人士的文人學者們，他們有關新詩的判斷，可能會影響到普通讀者、一般知識分子乃至大學教師的判斷，這可能是導致當代新詩受到很多詬病的原因。所以，我們面對一些不那么認同或者存在爭議的觀點，可以有意識地組織一個較為學理性的分析討論。例如錢鐘書先生等人，他們的知識結構，以及對文學、對詩歌的理解，尤其是對新詩的理解，來源于他們的經驗感受，這有可能與新詩不在一個頻道上，但由于他們在文學界的地位，他們對新詩的看法是很容易被接受并廣為傳播的，這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大眾對新詩的判斷。因此，對于類似的一些重要觀點，我認為還是需要重新進行梳理和分析，這樣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給新詩證明，或者說，引導更多的人更為客觀地進入到新詩內部，更為理性地分析新詩是怎么發展的以及新詩現在達到了什么樣的水平，這個工作是有必要開展的。這是我的一些看法，謝謝。

臧棣：我想對朱壽桐老師關于新詩格律化的看法做一個回應。關于新詩的形式問題，其實現代新詩之所以成立，就在于其形式方面。從文學的創造性、獨創性層面來看，當前對新詩在形式方面的內在要求就是：新詩應該獨創一個形式，以此表達對世界的新感受和新體驗。在古典格律詩有了成熟的體制之后，往后的詩歌都一直遵循體制，新詩既然在形式上要求獨創，那么自然同古典詩歌的要求是不一樣的，所以“新詩”本身就是一種在形式觀念上的逆轉。如果我們討論的是現代詩，那其最核心的一個形式觀念或形式意識，抑或是理想的狀態，就應該是獨創出一種理解世界的新方式。因此，我認為可能在“新詩”這樣一個表達里面，如剛才朱壽桐老師所講，如果強行要求新詩在形式上必須達成統一的本體，或者只有格律體新詩才能稱之為新詩，這就很矛盾。如何解決新詩形式上的問題？主要還是尊重新詩的多樣性發展。我自己有時候也特偏愛形式，而且我認為那種比較整齊、有規律的形式，其實是詩人應該呈現的一種東西。即便是詩人擁有較強的寫作能力，也不可能在詩歌形式上真正做到漫無邊際的自由，詩歌寫作依然要講究內在機理。也就是說，在多樣性的原則下，新格律詩也是可以存在的。依照鄭敏先生的觀點，新詩或者現代詩歌最終能否成立的一個標準，是必須形成一個大眾都普遍認定的體系，但從生命的感受層面來看，這個東西是永遠不可能存在的。相較于古典文化或者農耕文化里產生的相對封閉的田園詩歌，新詩的審美統一性已經不存在了，已經分裂成了多樣性的存在，在這樣的局面里，對于格律詩的寫作與偏愛，是不反對的。但如果大家認為新詩在未來只有“格律化”一條路可走，新格律詩是新詩唯一的、大一統的方向，那就是一種獨斷論或專斷論，這就存在一定問題。再回剛才討論的關于程代熙對朦朧詩的指摘，我認為程代熙對朦朧詩的批判，是站在一個政治一體化的角度，以維護既有的文學觀念和美學原則去批判多樣性存在的某種實踐?，F在輪到我們去敘述文學史的時候，如果再去復述前人那些觀點，可能就沒有什么必要，也不能再以專斷論或絕對的立場去壓制多樣性的文學實踐，而應該以包容的態度來看待和接受一些文學實踐，這些都是文學史編寫者應該反思的問題。這是我的一些個人理解，謝謝大家。

提問者4：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龔學敏老師。您剛才講到當代詩人的思想性問題和現代詩人缺乏一種直面現代的一種能力，我想請問：作為詩人，如何才能走出固有的思想框架，在精神層面尋找另一種時空呢？

龔學敏：這個問題很哲學，不好回答，也沒有固定的答案?，F在我覺得對于寫詩來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詩人。如果我們身處這個時代卻不去書寫當下，莫非要把時代的足跡都留給后人書寫嗎？如今正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社會和生活環境日新月異，我們每天醒來在手機上看到的時事新聞可能比玄幻小說還玄幻，這些事情我們不寫，我們不去表達，莫非讓后人去表達？我認為這不是怎么去尋找另一種時空的問題，而是詩人應從自身出發，提高自身的認知水平，打開格局以及樹立正確的三觀。這些話聽似很簡單，做起來卻很難，對一個詩人來說極為重要。如果三觀不同、認知高度不同或者格局不夠，你就永遠發現不了這個時代的美妙，甚至這個時代存在的問題。我認為詩人應該擁有悲憫心和平常心，要下沉生活，蹲下來看世界，敢于承認我們都是草根，都是很普通的人，只有這樣才可能會寫作得更好。

（梁蘇琴根據會議紀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