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組織中GPSM2、TGF-β1蛋白表達水平及臨床意義

霍 亮 駱 楊 馮海林

肝癌是指發生在肝臟中的惡性腫瘤,其發病率一直居于高位,早期癥狀常被人忽視,其典型癥狀往往只發生在疾病進展到中晚期,所以許多肝癌患者預后生存較差[1]。盡管在肝癌的檢測和治療方面已經有了一些突破性的進展,但其死亡率仍較高。因此,尋找有效的指標評估患者病情,并及時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預后具有重要意義。G蛋白信號調節蛋白(G-protein signaling modulator,GPSM)2協助鳥嘌呤核苷酸的交換,并允許細胞外信號通過細胞表面傳遞給細胞,最終在G蛋白的激活中發揮關鍵作用[2];研究表明[3-4],GPSM2可促進胰腺癌癌細胞的遷移,靶向GPSM2及其下游基因可延長胰腺癌患者的生存時間。轉化生長因子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1,TGF-β1)是一種具有多種功能的蛋白多肽,在細胞的生長、分化、免疫調節、炎癥和損傷修復等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既往研究表明,在老年宮頸癌組織中,TGF-β1蛋白呈高表達,并可能與腫瘤病情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5]。但國內關于肝癌組織中GPSM2、TGF-β1蛋白表達的相關報道尚處于初步階段,基于此,本研究將GPSM2、TGF-β1蛋白表達作為研究指標,探討其與肝癌患者臨床病理參數及預后的關系,旨在為肝癌的早期診斷及預后改善提供更多循證數據支持。

1 材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2018年1月至2022年1月行肝癌根治術的80例原發性肝癌患者為研究對象,術中收集患者的肝癌組織和癌旁正常組織(距離腫瘤邊緣5 cm以上,且無腫瘤浸潤)。納入標準:①符合《原發性肝癌規范化病理診斷指南(2015年版)》的標準[6],經病理及組織學檢查確診為原發性肝癌;②年齡18～80周歲;③術前未進行任何抗腫瘤治療。排除標準:①存在嚴重的心、腦、肝、腎功能障礙;②存在嚴重血液系統相關疾病;③存在其他惡性腫瘤;④存在肝移植手術史。入組的80例PLC患者中男性62例,女性18例;年齡26～78歲,平均(52.13±13.07)歲。

1.2 方法

GPSM2、TGF-β1蛋白表達均采用免疫組化法檢測,所有操作嚴格按照試劑盒(上海雅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說明書進行:石蠟組織切片,常規脫蠟至水;蒸餾水沖洗,PBS緩沖液浸泡5 min;3%雙氧水去離子水孵育15～20 min,以消除內源性過氧化物酶活性;滴加山羊血清工作液室溫孵育15～20 min,傾去,滴加適當比例稀釋的一抗GPSM2、TGF-β1抗體,37 ℃孵育2～3 h;PBS緩沖液沖洗3次,每次3 min;DAB顯色劑顯色,蒸餾水充分沖洗,復染,脫水,透明,封片。結果判讀:隨機選取10個高倍鏡(×400)視野,觀察陽性細胞數,取平均值,以陽性細胞百分比進行評分,依次為0分(<5%)、1分(5%～25%)、2分(25%～50%)、3分(50%～75%)、4分(>75%);按染色強度評分:顏色從淺到深依次為0分(未著色),1分(淺黃色),2分(棕黃色),3分(棕褐色)。兩類評分的乘積為免疫組織化學染色評分,將患者分為 GPSM2、TGF-β1低表達(<5分)和高表達(≥5分)[7]。

1.3 隨訪

自術后起開始每3個月對所有入組患者以電話或門診的形式進行隨訪,截止時間為2022年6月,隨訪至終止時間或患者死亡,所有入組患者隨訪時間1～54個月。

1.4 觀察指標

根據本研究目的,設立醫院專職人員收集患者年齡、性別、腫瘤直徑、病灶數量、腫瘤分化程度、乙型肝炎史、肝硬化史、肝功能Child-pugh分級、淋巴轉移、神經轉移、血管轉移等資料,并比較所有入組患者肝癌組織和癌旁組織中GPSM2、TGF-β1的表達情況,分析GPSM2、TGF-β1表達與臨床病理參數以及預后的關系。

1.5 統計學方法

2 結果

2.1 癌組織與癌旁正常組織中GPSM2、TGF-β1表達比較

肝癌組織中GPSM2、TGF-β1高表達率分別為71.25%(57/80)、82.50%(66/80),高于癌旁正常組織的18.75%(15/80)、13.75%(11/8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4.545、75.731,P均<0.001)。

2.2 癌組織中GPSM2、TGF-β1表達水平與臨床病理參數的關系

分化程度低的肝癌患者癌組織中GPSM2、TGF-β1高表達率較高,血管轉移的肝癌患者癌組織中TGF-β1高表達率較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在不同年齡、性別、腫瘤直徑、病灶數量、乙型肝炎史、肝硬化史、肝功能Child-pugh分級、淋巴轉移、神經轉移的肝癌患者癌組織中GPSM2、TGF-β1高表達率無明顯統計學差異(P>0.05),同時在不同血管轉移的肝癌患者癌組織中GPSM2高表達率無明顯統計學差異(P>0.05)。見表1。

表1 癌組織中GPSM2、TGF-β1表達水平與臨床病理參數的關系(例,%)

2.3 不同GPSM2、TGF-β1表達水平于患者預后關系

對80例肝癌患者進行術后隨訪,隨訪期間死亡患者36例,存活患者44例,累積生存率為55.00%。GPSM2、TGF-β1低表達患者累積生存率分別為77.27%(17/23)、85.71%(12/14),高于GPSM2、TGF-β1高表達患者的47.37%(27/57)、48.48%(32/66),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41、0.022)。見圖1。

圖1 不同GPSM2、TGF-β1表達肝癌患者生存曲線圖

3 討論

全球原發性肝癌發病率呈增長趨勢,在惡性腫瘤死亡風險排名中居第三位,同時其占肝癌的80%,嚴重威脅人類的健康和生命[8]。隨著我國醫療技術與設備的飛速發展,肝癌的外科手術已取得較快的進步,肝癌病死率有所下降,但術后死亡的風險仍較高[9]。原發性肝癌的病因和發病機制尚未完全明確,根據相關調查研究發現,與飲酒、病毒性肝炎、食物及飲水、毒物及寄生蟲、遺傳因素等有關[10]。近年來發現許多與肝癌臨床特征及預后有關的蛋白分子,然而尚未有統一明確的蛋白分子能夠成為肝癌的治療靶點,因此繼續尋找與疾病相關的蛋白分子具有重要臨床意義。

GPSM2參與多種疾病的病理過程,既往研究[11]報道,GPSM2可抑制口腔鱗狀細胞癌細胞的侵襲、增殖能力。本研究中,肝癌組織中GPSM2高表達率高于癌旁正常組織,提示臨床可結合患者癌組織GPSM2表達進行肝癌診斷。國外研究[12]報道,GPSM2加速細胞生長,細胞周期,遷移和侵襲,并抑制細胞凋亡,在肝細胞癌中發揮癌基因的作用。GPSM2抑制G蛋白信號通路,與癌細胞的發生發展、侵襲轉移等諸多惡性生物學行為密切相關[13]。另有研究[14]報道,下調GPSM2的表達可促進肺腺癌細胞的體內外增殖?；谝陨蠄蟮?可見GPSM2與腫瘤的發生、發展有一定的關聯,但可能不同的癌組織中有不同的表達情況,需分析不同臨床病理參數癌癥患者的GPSM2表達情況。張繼方等[15]研究發現,GPSM2高表達與漿液性卵巢癌發生、化療耐藥和FIGO高分期顯著相關,上調 GPSM2 的表達能增加細胞的遷移和侵襲能力。此外,GPSM2是一個缺氧反應基因,其可能通過增強己糖激酶-2(HK2)表達促進肝癌細胞增殖和糖酵解[16]。本研究在分化程度低的肝癌組織中,GPSM2的高表達率更高,提示GPSM2參與了肝癌的發生和發展,有望成為肝癌早期診斷的監測指標。Kaplan-Meier生存分析顯示,GPSM2低表達患者的中位生存期較長,提示下調GPSM2表達可以延長肝癌患者的術后生存時間。

TGF-β1參與多種惡性腫瘤的病情發生、發展過程,既往研究[17]報道,結直腸癌組織中TGF-β1表達水平上調導致腫瘤細胞免疫逃逸,可能是結直腸腫瘤復發轉移的主要機制之一。本研究中,肝癌組織中TGF-β1高表達率高于癌旁正常組織,結合上述報道,提示臨床可結合患者癌組織TGF-β1表達進行肝癌診斷。國外研究[18]報道,TGF-β1促進胃成纖維細胞向腫瘤相關成纖維細胞的轉化,加速腫瘤細胞遷移和轉移。另有研究[19]報道,下調TGF-β1抑制乳腺癌細胞MCF-7細胞遷移、侵襲能力?；谝陨蠄蟮?可見TGF-β1與腫瘤的發生、發展有一定的關聯,但可能不同的癌組織中有不同的表達情況,需分析不同臨床病理參數癌癥患者的TGF-β1表達情況。黃勝藍等[20]研究發現,TGF-β1高表達與子宮內膜癌患者腫瘤分化程度顯著相關。此外,TGF-β1可能通過上調血管內皮生長因子的表達間接刺激血管生成而促進子宮頸鱗狀細胞癌的進展[21]。本研究中,在分化程度低、有血管轉移的肝癌組織中,TGF-β1的高表達率更高,提示TGF-β1參與了肝癌的發生和發展,有望成為肝癌早期診斷的監測指標。Kaplan-Meier生存分析顯示,TGF-β1低表達患者的中位生存期較長,提示下調TGF-β1表達可以延長肝癌患者的術后生存時間。

綜上所述,肝癌組織中GPSM2、TGF-β1呈現高表達,且其表達水平與腫瘤分化程度或血管轉移有關;同時,GPSM2、TGF-β1低表達的肝癌患者生存率更高。GPSM2、TGF-β1可以作為診斷肝癌病情進展及預測患者預后的輔助指標,采用相應的分子靶向治療可能有助于提高肝癌患者的術后生存率。但GPSM2、TGF-β1在肝癌中的具體的作用機制尚不清楚,還需要進一步采用體外細胞試驗或動物試驗探索GPSM2、TGF-β1參與肝癌預后的作用機制及作為肝癌治療靶點新方向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