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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前列腺增生多組學生物標志物的研究進展

2024-03-13 05:35錢信行顧佳敏陸沛文楊室淞李曉東曾憲濤
醫學新知 2024年2期
關鍵詞:前列腺標志物腸道

錢信行,顧佳敏,陸沛文,楊室淞,方 程,李曉東,曾憲濤

1. 河南大學醫學院(河南開封 475400)

2. 河南大學淮河醫院泌尿外科(河南開封 475400)

3.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循證與轉化醫學中心(武漢 430071)

4.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泌尿外科(武漢 430071)

5. 河南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泌尿外科(河南開封 475400)

良性前列腺增生(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BPH)是中老年男性最常見的疾病之一,其發病率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30 歲男性BPH 患病率約10%,60 歲則大于50%,70~80 歲高達80%~90%[1]。BPH 可導致尿道受壓和膀胱出口梗阻,進而引起膀胱功能的改變,如膀胱過度活動,逼尿肌過度活動或逼尿肌收縮力下降,隨后導致下尿路癥狀(lower urinary tract symptoms,LUTS)[2-3]。BPH 是男性LUTS 最常見的原因[4]。LUTS 可導致膀胱壁增厚和膀胱功能障礙,表現為急性尿潴留、尿路感染、膀胱結石,最終導致腎功能不全[5]。我國BPH 疾病負擔處于較高水平,BPH 作為慢性疾病,其導致的直接及間接費用給醫療保健系統帶來了巨大的經濟負擔[6]。若能在LUTS 癥狀出現之前對BPH 進行精確的識別和診斷,將有助于更好的早期干預,從而提高患者的長期生活質量。目前BPH 診斷主要包括國際前列腺癥狀評分(International Prostate Symptom Score,IPSS)、直腸指診、影像學檢查、尿液分析、尿動力學評估及血清前列腺特異性抗原(prostatespecific antigen, PSA)檢測等。影像學診斷是目前應用最廣泛的方法,但難以早期發現/區分良性增生和惡性病變[7]。使用生物標志物篩查BPH 是相對理想的方法。

單一組學研究缺乏多層面的整合,對復雜疾病病因推斷的價值有限。多組學從宏觀與微觀病因學層面進行因果推斷,全面系統探索復雜疾病的致病因素與分子機制。同時多組學有助于探索環境及行為生活方式與慢性病的關系,利用多組學標志物用于疾病風險預測以識別高危人群,拓展了病因學研究的深度[8]。本文將結合多組學指標,從基因組學、蛋白組學、代謝組學、微生物組學不同方面對BPH 相關標志物進行介紹,旨在為臨床BPH 的早期診治提供更多參考。

1 基因組學標志物

1.1 非編碼RNA

長鏈非編碼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和微小RNA(micro RNA,miRNA)構成了大多數的非編碼RNA(ncRNA)。

lncRNA 是一組核苷酸>200 的ncRNAs,不具備編碼蛋白質的能力,但可以參與RNA 剪接和翻譯。lncRNAs 在細胞增殖、分化、促炎和表觀遺傳學等生物學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一項研究檢測了位于1q25.1 的lncRNAGAS5與慢性非細菌性前列腺炎的關系,結果表明,lncRNA GAS5在前列腺炎組織中的表達減少,進而下調環氧化酶-2(Cyclooxygenase-2,COX2)的表達來阻止前列腺炎中的細胞增殖[9]。前列腺細胞的實驗證明了lncRNADNM3OS消除了miRNA-29a介導的COL3A1和TGF-β1的抑制,從而促進TGF-β1 誘導的前列腺間質細胞PrSC 轉化為肌成纖維細胞[10],lncRNA DIO3OS 通過miR- 656- 3p和miR-485-5p上調CTGF 和ZEB1,促進了WPMY-1 細胞的增殖和BPH-1 細胞的上皮間質轉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 過程。在BPH 診斷方面,研究發現血漿lncRNA PCAT-1[11]、外泌體lncRNA-p21[12]在健康受試者中的表達與BPH 患者中有顯著差異。

miRNA 是一組19~25 個核苷酸的小RNA 分子,可以靶向許多基因和其同一途徑中的基因,每個miRNA 都可以調節多個信使RNA(mRNA)的表達,且每個mRNA 都可以被幾種不同的miRNA 靶向。因此,miRNA 幾乎參與細胞增殖、分化、遷移及凋亡等重要的細胞進程。目前已有數十種miRNA 被證明在BPH 的發生發展中發揮作用。miR-221是唯一與BPH 顯著相關的miRNA[13],在BPH 的早期診斷和治療中具有作為生物標志物的潛力。miR-143和miR-145在平滑肌細胞的分化和增殖中起著重要作用,實驗證明miR-143和miR-145在BPH 患者中過表達,后者可能通過抑制MAP4K4并調控下游mTOR 通路發揮作用[14]。

1.2 轉錄組學標志物

通過轉錄組學測序,現已確定了一些影響BPH 的關鍵基因。例如,通過基因表達綜合數據庫(Gene Expression Omnibus,GEO)對GSE3868基因表達譜進行研究,發現對比正常組織,BPH組織差異基因影響了細胞周期、自噬、局灶黏附等功能[15]。對GSE119195 數據集進行轉錄調控分析及通路富集分析,發現主要調控樞紐基因有鋅指蛋白(Snai1)、芳烴受體(AHR)、活化T 細胞核因子1(NFATC1),這些基因之間的共同途徑之一是TGF-β 信號通路,該通路可能在BPHLUTS 中發揮重要作用[16]。GSE6099 的轉錄組學分析發現前列腺增生和正常前列腺樣本間,差異基因主要分布在葡萄糖代謝、抗原提呈及能量代謝方面,這些發現為BPH 的發病機制及早期診斷提供了新的方向和見解[17]。對GSE119195、GSE7307、GSE101486 和GSE132714 進行免疫相關轉錄組學分析,結果顯示SOCS3、IGF-1、NOTCH1和VCAN是BPH 免疫原性的關鍵調節因子[18]。

2 蛋白組學標志物

2.1 前列腺分泌蛋白

PSA 是一種33 kda 的絲氨酸蛋白酶,主要在前列腺上皮中表達。BPH 患者血清PSA 升高,且升高的比例與前列腺體積有關。一項對5 716 名受試者的試驗結果顯示前列腺體積大小與血清PSA水平和年齡成正比,ROC 曲線分析表明PSA 對前列腺體積具有良好的預測價值[19]。正常人血清總PSA 小于4 μg·L-1,大于10 μg·L-1則可能患前列腺癌,而兩者存在重疊現象,在4~10 μg·L-1區間難以區分前列腺癌、前列腺增生和炎癥。因此,患者仍需通過活檢來排除前列腺癌,但要確診前列腺增生,還需要更具體的BPH 分子標記。游離PSA(free PSA,fPSA)是由各種失活的裂解形式組成的混合物。fPSA 水平和fPSA/總PSA(tPSA)的比值在前列腺癌患者中表現出明顯較低的水平,可用于區分前列腺良惡性病變,fPSA/tPSA 比值在(6±10)%區間作為臨界值,用以檢測前列腺增生的平均特異性為81%~93%[20]。血清中保留7 個氨基酸的fPSA 稱為前體PSA(proPSA), 聯合tPSA、fPSA/tPSA 和proPSA可提高鑒別診斷BPH 和前列腺癌的效能[21]。良性PSA(benign PSA,BPSA)在前列腺結節過渡區特異性高表達,是一種PSA 在TZ(transition zone)區富集的獨特水解產物,可以推測TZ 區體積并診斷BPH,優于fPAS 和tPSA[22]。前列腺酸性磷酸酶(prostatic acid phosphatase,PAP)在前列腺上皮細胞的溶酶體中合成,是一種分子量為100 kDa 的糖蛋白。PAP 對于鑒別BPH 和前列腺癌具有良好的特異性[23]。前列腺分泌蛋白94(PSP94)又稱β-微精元蛋白或前列腺抑制素樣肽(PIP),是前列腺分泌的主要蛋白。和健康對照組相比,BPH 患者血清中的PSP94 升高,sPSP94/sPSA 比值明顯下降,血清PSP94 的水平和sPSP94/sPSA 比值可作為BPH 的潛在生物標志物[24]。同時BPH 患者的尿PSP94 水平明顯升高,而前列腺癌患者的尿PSP94 水平極低。前列腺增生患者和前列腺癌患者尿PSP94 水平有顯著差異,可以根據尿PSP94 水平區分BPH 和前列腺癌[25]。

2.2 雌雄激素及調節蛋白

睪酮(testosterone)是體內最主要的雄激素,睪酮水平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下降,而前列腺體積和BPH 的患病率則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睪酮水平低的男性前列腺體積明顯高于睪酮水平正常的男性,隨著睪酮水平的升高,前列腺體積呈顯著的線性下降趨勢,且睪酮水平低的男性腰圍、體重指數、胰島素等肥胖相關因素水平明顯高于睪酮水平正常的男性[26]。雌激素在BPH 中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BPH 患者的雌酮和雌二醇水平明顯高于健康人群,細胞內雌二醇水平可誘發并促進男性BPH。在去勢補充睪酮的雄性大鼠中,雌二醇治療增加了前列腺間質的體積。通過不同比例的雌雄激素刺激前列腺細胞,發現雌雄比例的升高會抑制細胞的凋亡并促進細胞增殖,與單獨注射雌二醇的小鼠相比,聯合使用雙氫睪酮可以延緩雌二醇的促增殖作用[27]。

細胞色素P450(CYP)酶可以代謝睪酮和雌激素。CYP1A1 和CYP1B1 參與雌激素的羥基化,從而改變甾體激素的代謝[28]。CYP17 在人前列腺中高表達,在類固醇激素代謝中起重要作用,CYP17 多態性與BPH 患者的相關性明顯高于健康對照組,可能增加前列腺增生的風險[29]。CYP19在維持脂肪代謝、脂質代謝、葡萄糖代謝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生物學功能。CYP19A1 基因的多態性與BPH 風險增加相關[30]。CYP19A1 rs700518基因型多態性導致雌激素代謝水平升高,T/E 比降低,促進前列腺組織間質細胞增生,導致臨床BPH 和代謝綜合征的發生[31]。

2.3 炎癥性指標

炎癥可以以多種方式影響BPH 的發展,也可以與雌雄激素、代謝綜合征等相互作用。近期文獻也報道炎癥小體NLRP3 可以感知線粒體障礙,促進氧化應激,同時與雄激素相互作用,在BPH中發揮作用[32]。利用炎癥相關標志物可區分單純BPH 和伴有炎癥的BPH,對于BPH 的個性化治療有重要意義。

白介素(interleukin,IL)家族是一類主要由免疫細胞產生的細胞因子,ILs 參與了免疫反應的調節和多種疾病的發生發展,IL 家族中很多成員與BPH 相關。在BPH 患者精漿中,IL-1α、IL-1β、IL-6、IL-10 和IL-12p70 水平顯著升高,精漿IL-8 濃度與癥狀評分和PSA 水平呈正相關。在BPH 患者的前列腺樣本中,有13 例檢測到炎癥浸潤,11 例檢測到IL-8 水平升高,可作為生物標志物適用于BPH 患者的診斷、預后和治療效果評估[33]。此外,在BPH 中IL-8 是調節前列腺上皮間質相互作用的關鍵因子,IL-8 在體外誘導人前列腺基質細胞向肌成纖維細胞表型轉變[34]。IL-17 和血管生成素-2(angiopoietin-2,ANGPT2)是炎癥和血管生成的重要標志物,研究發現IL-17 與ANGPT2 在BPH 患者中有顯著相關性,BPH 患者血清中IL-17 顯著增加,前列腺重量大于40 g 的BPH 患者ANGPT2 明顯升高[35]。

趨化因子與衰老、前列腺炎癥微環境密切相關。研究表明,前列腺上皮細胞和間質成纖維細胞在低水平趨化因子的作用下增殖,如CXCL12、CXCL1、CXCL5 和CXCL6[36]。尿中CXCL10、CCL5 和CCL3 水平升高與前列腺組織炎癥和淋巴細胞浸潤評分輕微相關[37]。尿趨化因子可以非侵入性地揭示BPH/LUTS 和前列腺炎癥的分子基礎。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1,MCP-1)是淋巴細胞和巨噬細胞產生的趨化因子,炎癥刺激誘導免疫浸潤,產生炎癥因子刺激前列腺間質成纖維細胞分泌MCP-1,MCP-1 通過基質-上皮或自分泌相互作用刺激前列腺細胞生長,促成一個正反饋循環來刺激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分泌物(expressed prostatic secretious,EPS)中存在高水平的MCP- 1,與前列腺體積的增加有關,MCP-1 及其受體CCR2 可能作為BPH 和LUTS 的潛在生物標志物[38]。

C 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是一種急性期蛋白,研究表明,CRP 值可以預測普通人群中較高的LUTS 患病率,CRP 水平較高的男性更有可能發生LUTS。血清CRP 水平可以反映前列腺炎癥的程度,也可以作為LUTS 的標志物[39]。Menschikowski 等[40]研究發現BPH 患者血清CPR水平明顯增高,并與前列腺體積呈正相關。

分化簇(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CD)又稱為白細胞分化抗原。尿液CD14 可以區分BPH 與正常和癌癥受試者,當與PSA 聯合使用時,其特異性將增加,癌癥患者和正常人尿液中的PSA 水平明顯低于BPH 患者,尿CD14 在鑒別診斷BPH 和前列腺癌患者方面具有較高的潛力[41]。MTOPS研究顯示,通過前列腺過渡區活檢中測量CD45、CD4、CD8和CD68 量化了中度/重度炎癥,CD4 顯示出最高的風險(HR=2.03,P=0.001),炎癥與急性尿潴留(AUR)或尿失禁具有很強的進展相關性[42]。

2.4 生長因子

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fibroblast growth factor,FGF)是從前列腺中分離出的第一個生長因子,主要由間質細胞產生,FGF 與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受體(FGFRs)相互結合,影響前列腺的發育和修復。BPH 組織中局部缺氧誘導因子1(hypoxia inducible factor 1,HIF-1)上調,HIF-1 與缺氧反應元件結合后,激活并釋放FGF?;|細胞缺氧導致HIF-1呈時間依賴性上調,FGF-2 和FGF-7 的分泌也增加[43]。Zhou 等人[44]的實驗揭示了MAPK/ERK1/2信號通路的激活影響FGF- 7,FGF-7 通過結合FGFR2 誘導前列腺上皮細胞的EMT。Yuan 等[45]研究發現,BPH 組織高表達堿性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bFGF)可能與BPH 相關。

轉化生長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TGF)是一種多功能細胞因子,可以調節細胞增殖和遷移、炎癥和纖維化等。抑制TGF-β1 信號通路已被證明可減輕纖維化的發生,實驗發現TGF-β1 在正常前列腺和前列腺增生的上皮細胞和基質細胞中表達相似,但其受體TGF-R1 的表達不同,導致前列腺增生樣本中TGF-β1活性增加[46]。在另一項動物實驗中,與健康對照組相比,BPH模型小鼠血漿中TGF-β 通路激活,TGF-β1 濃度升高,實驗還研究了TGF-β 在人BPH 標本中的表達,證實了高水平的TGF-β 與BPH 發病有關[47]。

胰島素樣生長因子(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IGF)是一種抗凋亡劑,包括IGF-1 和IGF-2,它們具有內分泌激素和生長因子的雙重作用,通過結合胰島素受體(IR)或胰島素生長因子受體(IGFR)發揮作用。血清IGF 濃度可以用來區分前列腺增生與前列腺癌,因為前列腺癌的循環IGF高于前列腺增生。胰島素及IGF 有促生長作用,胰島素樣生長因子結合蛋白-3(IGFBP-3)有生長抑制作用,高IGF-1 ∶ IGFBP-3 比率與BPH 風險增加有關[48]。IGFs 可以促進前列腺上皮細胞的生長,需要對BPH 標本進行活檢分析來聯合診斷。

表皮生長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EGF)是促進細胞有絲分裂和增殖的重要因子,通過與其受體EGFR 結合發揮作用,激活下游的STAT3 通路。EGF 可以促進前列腺間質細胞WPMY-1 的增殖[49]。同時在BPH 患者精漿中檢測到了高水平的EGF[50]。

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包括VEGF-A、VEGF-B、VEGF-C等,在血管形成中發揮重要作用。在誘導因素的作用下,VEGF 由前列腺上皮細胞釋放,通過PI3K/AKT 通路促進前列腺間質血管生成和細胞增殖從而導致BPH。通過檢測大鼠前列腺組織發現BPH組VEGF-A 的表達高于正常組[51]。另一項實驗發現,與年輕大鼠相比,受BPH 影響的老年大鼠血清VEGF 顯著增加,血清VEGF 水平的變化可能用來檢測早期病理性前列腺過程[52]。

2.5 端粒酶

一項地區研究結果表明,較短的白細胞端粒長度(LTL)與中國漢族男性BPH 顯著相關,短端粒促進了前列腺上皮細胞的衰老,衰老細胞又通過SASP 機制促進上皮細胞和基質細胞的增殖,為BPH 的發病機制提供了新的見解[53]。在BPH 中也觀察到了廣泛的端粒酶功能障礙,BPH組織高水平表達端粒酶逆轉錄酶(TERT)和端粒酶RNA 模板(TERC),表明BPH 可能通過穩定端粒以促進細胞增殖[54]。線粒體功能障礙是衰老的標志,也是纖維化疾病的核心機制驅動因素。BPH 患者線粒體功能和纖維化基因發生改變,線粒體蛋白(VDAC1/2、PINK1 和NDUFS3)顯著降低,這可能限制了線粒體氧化磷酸化(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OXPHOS)和其他途徑[55]。線粒體功能障礙,特別是OXPHOS 破壞,是導致多種纖維化疾病的公認機制,可能是老年前列腺纖維化和下尿路功能障礙的潛在因素。

3 代謝組學標志物

3.1 氧化應激產物

BPH 的發展與氧化產物的升高與抗氧化產物的降低密切相關。8-羥基脫氧鳥苷(8-OH-dG)是DNA 氧化損傷和氧化應激的生物標志物,主要存在于上皮細胞中。BPH 患者組織中8-OHdG 含量明顯高于對照過渡區組織,且8-OH-dG含量與前列腺重量相關[56]。BPH 模型大鼠前列腺組織丙二醛(MDA)、8-OH-dG 及增殖細胞核抗原(PCNA)表達增加,但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總抗氧化能力(TAC)以及半胱天冬酶-3(caspase-3)表達降低[57]。與對照組相比,BPH模型犬血清中TAC 顯著降低,MDA 和脂質過氧化生物標志物呈上升趨勢,表明犬BPH 的發病機制可能與氧化應激有關[58]。

3.2 維生素D

維生素D與維生素D受體結合,可促進細胞分化,抑制細胞增殖。BPH 患者血清中25 (OH) D 水平顯著低于對照組,ROC 曲線預測血清25 (OH)D 水平作為BPH 診斷指標的最佳臨界值為15.55 ng·mL-1,敏感性為78.3%,特異性為71.4%[59]。在預測BPH 的Logistic 回歸模型中,25(OH)D 與BPH 有很強的相關性,低維生素D 水平可能是導致前列腺增生的一個重要因素。流行病學研究表明,補充維生素D 的男性患前列腺增生癥的風險降低[60]。

3.3 脂質

脂質代謝紊亂是BPH 的危險因素之一,甘油三酯(TG)、總膽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HDL)、低密度脂蛋白(LDL)在其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低HDL、高TG 的患者發生BPH 的風險增加[61]。流行病學研究顯示TG/HDL-C 和TC/HDL-C 比值與BPH 風險在中國人群中存在顯著關聯,TG/HDL-C 是BPH 的一個顯著的獨立危險因素,較高的TG/HDL-C 值有助于評估BPH 風險[62]。

3.4 有機酸

尿酸(uric acid, UA)是嘌呤的代謝產物,在前列腺細胞的調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UA 通過激活炎性小體響應氧化應激來促進BPH,通過抑制IL-6/JAK1/STAT3 炎癥通路降低血清UA 水平可能抑制BPH 的發展[63]。研究表明,降UA 治療與LUTS 診斷率降低相關[64]。在健康男性中,較高的血清UA 水平與LUTS 的嚴重程度有關,這可能表明血清UA 在預防LUTS 中具有潛在作用[65]。痛風患者有更高的BPH 發病率,UA 與IPSS 呈正相關[66]。

短鏈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 SCFAs)在體內保持腸道微環境的pH 穩定,參與腸道屏障的維持和免疫調節作用,同時也調節表觀遺傳過程。通過研究BPH 患者的糞便,觀察到BPH患者糞便中異丁酸和異戊酸水平升高,腸道菌群很可能通過異丁酸和異戊酸間接參與BPH 的發展[67]。腸道微生物群通過產生SCFAs,可以間接地在前列腺中預防或創造炎癥微環境[68]。因此,SCFAs 水平可能與BPH 的發展有關,腸道菌群可能參與了這個過程。

4 微生物組學標志物

4.1 口腔菌群

口腔微生物生態失調已被證實是多種身體系統疾病的一個重要原因。牙周病是一種炎癥性疾病,指牙周及支持組織受損,牙周細菌病原體與牙周病的臨床參數有顯著關系,其中發揮主要作用的是牙齦卟啉單胞菌[69]。本研究團隊既往開展的研究也表明牙周病會增加前列腺增生發生風險[70-71]。牙齦卟啉單胞菌脂多糖誘導前列腺細胞的氧化應激和炎癥反應,牙周炎可能通過調節氧化應激和炎癥過程來促進BPH 的進展[72]。對牙周病和前列腺炎或BPH 患者的前列腺液進行病原體分離與16S rRNA 測序,發現患者齦下菌斑中存在相似的細菌DNA,表明前列腺疾病與牙周病之間存在關聯[73]。牙周炎會改變腸道微生物群和糞便代謝產物,可能存在“口-腸軸”進而影響BPH 的發展??谇晃⑸锶号cBPH 之間存在潛在的因果關系,針對口腔微生物群已成為一種潛在的BPH 干預措施,未來應設計前瞻性試驗來評估牙周治療對前列腺疾病的預防作用。

4.2 腸道菌群

腸道菌群是哺乳動物細菌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之一,與各種疾病有關,如腸道疾病、代謝綜合征、肥胖、肝臟疾病、阿爾茨海默病等。腸道菌群也可能影響前列腺增生。腸道細菌的SCFAs通過調節IGF-1信號通路參與前列腺癌的進展[74],這意味著“腸-前列腺軸”的存在。多組學測序分析發現,睪酮誘導BPH 大鼠腸道菌群β 多樣性增加,厚壁菌門/擬桿菌門比值降低[75];但另一項人體研究發現腸道菌群的厚壁菌門/擬桿菌門比值升高與前列腺增生有關[76],這可能是因為睪酮誘導大鼠BPH 和人BPH 機制不同所致。BPH可能通過包括改變腸道菌群的比例、機體代謝和激素合成、宿主和免疫和炎癥反應,從而影響腸道菌群和腸道代謝物。此外,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的腸道微生物組多樣性顯著減少。鑒于前列腺炎和BPH 的相關性,腸道微生物組可作為慢性前列腺炎的生物標志物和潛在治療靶點。

4.3 下尿路菌群

尿液和前列腺內微生物組在泌尿生殖系統良性和惡性疾病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許多厭氧菌存在于尿液、前列腺分泌物和精液中。隨著年齡的增長,尿道和膀胱微生物群的變化可能與老年男性LUTS 的增加有關,這通常是由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某些細菌可以誘導前列腺的慢性炎癥狀態,導致促炎細胞因子的產生。泌尿生殖系統和前列腺感染的反復抗生素治療也可能導致頻繁的菌群生態失調[77]。16S rRNA 分析發現前列腺微生物群多樣性降低與良性前列腺肥大(BPE)有關,表明前列腺微生物群在BPE 中發揮作用[78]。尿液樣本16S rRNA測序顯示不同患者群體的微生物群組成不同。BPH 和對照組之間表現出顯著差異的前三個微生物屬分別是產堿菌屬、假單胞菌屬和乳酸桿菌屬[79]。

5 結語

目前BPH 的治療方式主要為藥物治療或手術治療,但對老年患者而言,手術治療常帶來并發癥[80]。藥物治療方式主要包括α-腎上腺素能拮抗劑、β-腎上腺素能激動劑、5α-還原酶抑制劑、抗膽堿能藥物,以及磷酸二酯酶 -5 抑制劑獨立或聯合使用植物治療劑。 常規藥物治療副作用較多,目前有大量研究聚焦于中藥制劑與植物配方,但其作用機制并不明確,難以準確反映體內效應。生物標志物有助于BPH 的早期診斷,同時對研發新的靶向藥物具有重要意義(表1)。近年隨著空間轉錄組學測序、單細胞測序等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涌現出了更多BPH 相關標志物的報道。但需要注意的是,單一的生物標志物目前可能不足以作為BPH 的確診標準,還應該結合臨床和影像學檢查或多分子標志物聯合檢測同時進行評估。未來應采用分子生物學手段進行精準醫學治療,對BPH 進行早期干預,為患者提供更加有力的臨床診斷和治療策略。

表1 BPH的生物標志物研究Table 1. Research progress on biomarkers of B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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