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遲退休、個稅遞延對養老金替代率和社會福利的影響及政策優化研究

于文廣,管國鋒,喬 智

(1.山東財經大學 a.保險學院;b.統計與數學學院,山東 濟南 250001;2.中央財經大學 保險學院,北京 100081)

一、引 言

人口老齡化已成為長期伴隨中國社會發展的一項重要國情。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超過2.64億,占總人口的比重高達18.7%,已經遠超人口老齡化程度為10%的國際標準。老年人口所占比重的不斷增加不僅會抑制居民消費[1],降低社會福利,還給中國發展帶來了嚴峻挑戰,也使得中國養老金支付體系承受著巨大壓力[2]。

建立養老金體系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保障退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從2012年的7.9億人增加至2022年的10.5億人,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率大幅提高,社會保障事業取得了顯著成效。在共同富裕目標驅動下,促進養老保險體系可持續發展,除了需要擴大參保規模,保障更多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外,還需要提高養老金替代率,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要保證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不下降,養老金替代率需達到70%,但中國2019年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金替代率僅為43.97%,甚至低于國際勞工組織所規定的55%警戒線。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需要領取養老金的老年人越來越多,而繳納養老金的勞動者在相對減少,中國養老金替代率在未來可能會進一步下降,這無疑會給中國養老金體系帶來更多的挑戰。

延遲退休和個稅遞延政策是中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兩個重要措施。在延遲退休方面,中國早在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就提出了延遲退休這一概念,但延遲退休政策的實施以及方案的設定備受爭議。經過長時間的意見征集,江蘇省和山東省在2022年作為試點地區開始實施延遲退休政策。黨的二十大報告更是明確提出要“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延遲退休將成為未來中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必然選擇。為發揮第三支柱個人養老金的作用,中國也進行了一系列探索。2018年財政部出臺了《關于開展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的通知》,選取了上海市、福建省(含廈門市)和蘇州市為試點區域,自當年5月1日起運行為期一年的商業養老保險個人稅收遞延政策。但是,截至2019年6月底,上述試點區域的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累計保費收入1.54億元,效果低于預期。在總結和吸取相關經驗后,2022年11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三部門印發《關于公布個人養老金先行城市的通知》,明確個人養老金制度在北京、天津等36個城市和地區先行啟動,進一步規定了個稅遞延方式的稅收優惠政策。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發展多層次、多支柱養老保險體系”是發展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目標。個稅遞延政策不僅對第三支柱個人養老金形成了補充,促進了第三支柱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多層次、多支柱養老保險體系的發展。

“增進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質”既是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政府長期以來的工作重點。從社會公平的角度看,除了緩解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養老金支付壓力,延遲退休和個稅遞延政策還要在提升退休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增進全體人民福祉方面發揮作用[3]。那么,延遲退休和個稅遞延作為國家同時推進的兩個政策,其發展變化會對中國的養老金替代率和社會福利產生何種影響?這兩個政策又將如何組合優化,以實現老年人生活水平提升和整體社會福利最大化的雙贏局面?這些問題值得深入思考研究。因此,本文基于世代交疊(OLG)模型,厘清了養老金替代率和社會福利在延遲退休和個稅遞延政策共同驅動下的發展變化情況,并研究了社會福利最大化和不同養老金目標替代率下的延遲退休和個稅遞延政策的最優組合,為新發展階段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提供決策參考。

二、文獻綜述

(一)延遲退休政策對養老金的影響

西方國家較早步入了老齡化社會,也較早開展了對延遲退休政策的研究。Rong等認為,延遲退休能夠防止繳費率的進一步上升,減輕養老金體系的支付壓力[4]。隨著老齡化的不斷發展,中國養老金體系的可持續性發展受到沖擊,曾益和陸穎認為中國養老保險基金將于2035年出現入不敷出的現象,甚至在2050年養老金的當年結余和實際結余都會虧空[5]。為實現中國養老金的可持續性發展,多數學者探究延遲退休政策對養老金的影響,發現延遲退休能夠提高養老保險基金規模,大幅提升養老金結余,而且延長養老保險繳費時間還能夠提高養老金替代率[6-7]。還有學者研究了延遲退休對個人養老金財富的影響,于文廣等表明延遲退休能對職工的養老金財富產生積極影響,但對男性和女性職工養老金財富的影響存在異質性[8]。

(二)延遲退休政策對福利的影響

預期壽命的延長會使社會中的個體損失一部分福利,且福利損失較高的個體逐年增多。也有學者從社會福利的視角對延遲退休政策展開了研究,多數學者得出延遲退休能提高社會福利的結論,但提高社會福利的路徑不盡相同[9-13]。延遲退休政策推遲老年人的退休年齡,提高老年人的勞動參與率,進而提高勞動人口的平均年齡,Hu和Yang發現勞動人口平均年齡的上升能提高老年人福利[9]。Zhang等認為延遲退休政策能提高老年個體終身的消費水平[10],還能進一步改善老年人的健康和認知水平[11-12],進而提高老年人主觀福利水平[13]。也有學者持不同意見,鄒鐵釘和殷偉策認為延遲退休政策會對年輕人的就業意愿和就業機會產生負向影響,不利于提高社會福利水平[14]。范維強和楊華磊認為延遲退休政策將損害老年個體的養老金福利[15]。

(三)個稅遞延政策對養老金和福利的影響

個稅遞延政策允許購買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個稅遞延養老保險)的收入在稅前扣除,這有利于個體消費者參加商業養老保險計劃,提高養老金替代率,擴大養老金規模,提高養老金的可持續性發展[16]。此外,個稅遞延還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個人的可支配收入,進而提高社會福利。李心愉和段志明認為個稅遞延政策能提高個人繳費率,擴大養老金的基礎規模[17]。黃薇和王保玲認為個稅遞延政策會降低職工企業年金的保障水平,但會提高職工的凈收入和政府未來的稅收,提高社會福利和緩解養老金支付壓力[18]。但從個體的消費視角研究發現個稅遞延會降低當期消費和不利于消費平滑的需求[19-20]。

綜上所述,已有研究關于延遲退休政策和個稅遞延政策對養老金和社會福利的影響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并從多重視角探討了延遲退休政策和個稅遞延政策影響養老金和社會福利的機制,但是少有研究從養老金目標替代率和社會福利最大化角度出發,研究政策如何調整和組合。此外,現有研究忽略了中國養老金存在繳費不實的現象,該現象會導致測算出來的養老金水平偏高。同時,現有研究多分析單一政策對養老金和社會福利的影響,但在實踐中,延遲退休政策和個稅遞延政策通常會同時推進,而研究單一政策可能會忽略政策組合的綜合影響。為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將延遲退休政策和個稅遞延政策納入到同一世代交疊(OLG)模型中,在考慮繳費不實的情況下,考察延遲退休政策和個稅遞延政策對養老金替代率和社會福利的綜合影響,并基于社會福利最大化和一定養老金目標替代率下求解延遲退休政策和個稅遞延政策組合的最優解。

相比于已有文獻,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1)將延遲退休政策、個稅遞延政策和養老金替代率納入到同一世代交疊模型中,定量考察各政策對養老金替代率和社會福利的綜合影響,拓展了相關文獻的研究內容;(2)在繳費不實情況下,研究既能實現合理、較高的養老金替代率,又能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時兩種政策的調整變動情況,為新發展階段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提供了決策參考。

三、模型的構建與求解

(一)世代交疊模型的構建與求解

世代交疊模型通過將人群劃分為不同年齡組,揭示了人口的代際結構、相同以及不同代際間的關系,因而被廣泛地應用于公共養老金的研究。該模型有以下優勢:第一,可以同時涉及個人、企業和政府三者的均衡,能考察微觀主體變化對宏觀經濟整體的影響。第二,能清晰刻畫政策變量對公共養老金和經濟整體的影響,因為資本勞動比貫穿于世代交疊模型的各個時期,同時又會對利率、工資、儲蓄等變量產生決定性影響,由資本勞動比的變化可反映經濟整體的變化。第三,能描述政策變量對社會福利的影響,同時能得到在社會福利最大化時政策的最優解。

世代交疊模型假設社會中存在年輕期和老年期個體,且每個代表性個體都有一定的生命期限,隨著老年人生命完結,當代年輕期個體會成為老年期個體,同時會有新一代個體進入社會成為新的年輕期個體,兩代個體之間相互關聯,一直更迭。在模型中每個代表性個體都是理性的經濟人,都能合理地利用收入和儲蓄進行消費。同時,每個代表性個體都以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為目標,能理性安排在年輕期和老年期的消費。在世代交疊模型中,年輕期和老年期劃分的依據為是否參與社會勞動,處于年輕期的代表性個體具備勞動能力,工作賺取工資用于當期的消費和儲蓄;當該代表性個體退休后不再參與社會勞動,開始進入老年期,依靠年輕期的儲蓄和領取的養老金維持生計?；诒疚难舆t退休政策的假定,老年期個體還需工作一段時間方能領取養老金。

1.個人

社會中代表性個體的一生包括年輕期和老年期,每期各有1單位時間稟賦,在年輕期把時間稟賦用于工作,工作取得的收入用來繳納養老保險、消費、儲蓄、購買個稅遞延商業養老保險和繳納個人所得稅?；诒疚难舆t退休的設定,個體在老年期仍要繼續工作一段時間,老年期消費來源于儲蓄的現值、基本養老保險金、個稅遞延商業養老保險金和工作取得的收入。

代表性個體一生的效用來源于年輕期和老年期的消費。年輕期消費C1,t、老年期消費C2,t+1和總效用水平U可以表示為:

C1,t+St=(1-r)(1-i)(1-μ)wt

(1)

C2,t+1=Rt+1St+It+1+Bt+1+iwtRt+1(1-r)(1-δ)+xwt+1(1-μ)

(2)

maxU=max(lnC1,t+βlnC2,t+1)

(3)

在方程(1)中,St是儲蓄,wt表示第t期工資水平,r為個人賬戶的繳費率,i為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μ為個人所得稅稅率。

在方程(2)中,Rt+1表示利率,Rt+1St為儲蓄的現值,It+1為領取的個人賬戶養老金,Bt+1為領取的統籌賬戶養老金,δ為領取個稅遞延商業養老保險金時需繳納稅率,iwtRt+1(1-r)(1-δ)表示領取的個稅遞延商業養老保險金,x表示老年期工作時間,其大小代表延遲退休時間的長短,越大表示退休時間越晚。xwt+1(1-μ)為老年期取得的工資收入。在方程(3)中,β為老年期效用貼現因子。

該代表性個體在式(1)和式(2)的約束下,通過選擇購買個稅遞延商業養老保險和儲蓄實現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求解式(3)最大化一階條件可得:

C2,t+1=βRt+1C1,t

(4)

(5)

2.企業

假定企業處于完全競爭市場,市場中的企業生產同質的產品且企業規模報酬不變,企業投入資本和勞動獲得產出,生產函數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數,本文將生產函數定義為:

(6)

其中,A為綜合技術水平,Kt代表企業在第t期的資本投入,Nt為第t期的總勞動數量,包括第t期的年輕人Lt和第t-1期延遲退休的老年人xLt-1,因此Nt=Lt+xLt-1,0<α<1代表資本產出彈性?；谘芯績热?本文定義勞均產出和勞均資本,yt=Yt/Nt表示勞均產出,kt=Kt/Nt表示勞均資本。

假設企業內的資本在一期內完全折舊,企業按照一定比例η繳納基本養老保險統籌賬戶,通過選擇投入的資本水平和雇傭勞動力的數量使其利潤最大化,求解可得:

(7)

(8)

3.社會保障

依據中國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統籌賬戶實行現收現付制,即t期工作的人繳納的基本養老保險統籌賬戶的繳納金額分配給當期已經退休的老年人,對應以下收支方程:

(1-x)Bt+1Lt=ηwt+1Lt+1+ηxwt+1Lt

(9)

其中,方程左側為退休老年人領取的統籌賬戶養老金總額,右側為第t+1期年輕人和第t期延遲退休的老年人繳納的統籌賬戶養老金。根據人口增長方程Lt/Lt-1=nt-1,nt-1為第t-1期人口出生率,可得(1-x)Bt+1=ηwt+1nt+ηxwt+1。

個人賬戶實行完全積累制,即退休時領取個人賬戶的現值,對應的收支方程如下:

It+1=rwtRt+1+wt+1xr

(10)

4.資本市場

當資本市場出清時,下一期的資本積累來源于上一期的儲蓄、個人賬戶和個稅遞延商業養老保險金,則市場出清條件為:

Kt+1=StLt+iwt(1-r)Lt+Ltwtr+xLt-1wtr

(11)

兩邊同時除以第t+1期總勞動Nt+1,可得第t+1期的勞均資本kt+1:

(12)

5.模型的求解

本文生產函數符合新古典增長框架,當整個經濟體處于均衡狀態時滿足:kt+1=kt=k*,nt+1=nt=n*,將上述條件代入式(12)中可得均衡時的勞均資本:

(13)

(二)養老金替代率的構建

1.個人賬戶養老金替代率

(14)

個人賬戶養老金替代率主要取決于個人賬戶的繳費率、利率、延遲退休時間和個人所得稅稅率,當其他變量保持不變時,延遲退休政策能提高個人賬戶養老金的積累額,提高個人賬戶養老金替代率。

2.統籌賬戶養老金替代率

(15)

統籌賬戶養老金替代率主要取決于統籌賬戶的繳費率、人口出生率、延遲退休時間、個人賬戶的繳費率和個人所得稅稅率,延遲退休政策一方面能減少領取統籌賬戶養老金的人數,另一方面還能增加繳納統籌賬戶養老金的人數,因此延遲退休政策能提高統籌賬戶養老金替代率。

3.基本養老金替代率

(16)

基本養老金替代率為個人賬戶養老金替代率和統籌賬戶養老金替代率的加總。

4.商業養老金替代率

(17)

商業養老金替代率主要取決于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利率、領取個稅遞延商業養老保險金時需繳納稅率和個人所得稅稅率。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能提高購買個稅遞延商業養老保險的總量,提高商業養老金替代率;領取個稅遞延商業養老保險金時需繳納稅率會減少領取的個稅遞延商業養老保險金,從而降低商業養老金替代率。

5.養老金替代率

(18)

養老金替代率為基本養老金替代率和商業養老金替代率的加總。延遲退休政策能提高基本養老金替代率,個稅遞延政策能提高商業養老金替代率,延遲退休政策和個稅遞延政策勢必能提高養老金替代率。

(三)社會福利最大化下最優延遲退休時間和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的求解

上述結論是在社會各部門均衡條件下測算出的結果,若想要得到延遲退休政策和個稅遞延政策的最優組合需引入社會福利函數。

首先,社會是一個延續個體的集合,不僅包括當前兩代人,還包括以前和未來的所有代表性個體,因此在求解社會福利最大化時,不僅關注當前兩代人的福利函數,也需關注所有代表性個體的福利。代表性個體的目標為追求效用最大化,因此本文將社會福利函數定義為各世代代表性個體的效用加權總和,社會福利函數可以表示為:

(19)

其中,W為從今往后各世代代表性個體效用加權的總和,在本文中表示社會福利。ρ為社會折現因子,反映政府對各世代效用的重視程度,其他變量和參數的含義與上文一致。

其次,社會福利的大小會受產品市場的影響,企業生產的所有產品需要滿足當期所有代表性個體的消費和下一期的資本積累,因此政府在第t期面臨的資源約束條件為:

F(Kt,Nt)+Kt=LtC1,t+Lt-1C2,t+Kt+1

(20)

最后,給定初始條件k0和資源約束條件式(20),政府通過選擇年輕期個體和老年期個體的消費及下期初的資本存量來最大化社會福利函數,將資源約束條件帶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的拉格朗日函數求解可得勞均資本。其表達式為:

(21)

聯立社會福利最大化下的勞均資本水平和均衡狀態下的勞均資本水平,即可求得經濟處于穩態且社會福利最大化時最優延遲退休時間和最優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的關系。將式(13)和式(21)聯立整合可得:

(22)

四、數值模擬與分析

(一)參數設定

資本產出彈性α。楊宇和鄧翔利用1978—2009年的中國經濟發展數據測得中國的資本產出彈性為0.28[21],劉斌和孫錄見利用1981—2014年的中國經濟發展數據測得中國的資本產出彈性為0.2[22],中國的資本產出彈性有下降的趨勢。鑒于此,本文將資本產出彈性α設為0.250,同時會對資本產出彈性的取值做敏感性分析。

人口出生率n。根據《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本文將人口出生率n設為1.500。

個人賬戶繳費率r和統籌賬戶繳費率η。根據《國務院關于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本文將個人和統籌賬戶繳費率分別設為0.080和0.160。

老年期效用貼現因子β。假設每期時間跨度30年,本文借鑒汪偉和王文鵬的研究[23],將每年時間偏好因子設置為0.98,則β=0.9830≈0.545 5,同時會對老年期效用貼現因子的取值做敏感性分析。

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i和需繳納稅率δ。根據《關于開展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的通知》,本文將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i設為0.060,領取個稅遞延養老保險金時需繳納稅率δ設為0.075。

社會折現因子ρ。社會折現因子反映了政府對各世代人效用的重視程度,社會折現因子越高,意味著政府對未來代表性個體的效用重視程度越高。蔣云赟表明社會貼現率在一定程度上與經濟增長率有關[24],本文假定社會折現因子等于實際經濟增長率。假設中國目前的平均名義經濟增長率為5.5%,平均通貨膨脹率為3%,計算可得社會折現因子為0.430。

個人所得稅稅率μ。根據中經網統計數據,城鎮就業人員平均個人所得稅繳納額占其平均工資比重的均值為3.69%,本文將個人所得稅稅率μ設為0.037。

綜合技術水平A。本文重點研究資本勞動比、養老金替代率等變量隨延遲退休政策和個稅遞延政策等外生變量發生的相對變動,同時借鑒嚴成樑的研究[25],將綜合技術水平常數A設為1.000。

延遲退休時間x。根據中國目前的退休政策,將退休年齡初始值設為55歲。根據“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當退休年齡在55～60歲時,計算得x的取值分別為[1/30,1/15,1/10,2/15,1/6]。

繳費不實率λ?？紤]到現實中企業未足額繳納基本養老保險統籌賬戶,本文使用如下公式來計算某企業的繳費不實情況:

本文使用2012—2019年CSMAR數據庫中上市公司披露信息計算的企業繳費不實率為52%。

表1 參數取值表

(二)在養老金目標替代率下延遲退休時間和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的關系

為探究在一定養老金目標替代率下延遲退休時間和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的關系,本文聯立式(7)(13)和(18),并把資本產出彈性α、人口出生率n、個人賬戶繳費率r、統籌賬戶繳費率η、老年期效用貼現因子β、個人所得稅稅率μ、領取個稅遞延養老保險金時需繳納稅率δ、綜合技術水平A以及繳費不實率λ代入式(18),并分別令養老金替代率T為0.6、0.65和0.7,可得延遲退休時間和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的關系(見圖1和表2)。

圖1 基于不同養老金目標替代率下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和延遲退休時間的關系

表2 不同養老金目標替代率下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與延遲退休時間的關系

由圖1可知,基于不同養老金目標替代率下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和延遲退休時間呈負相關關系,延遲退休時間隨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的提高而降低;隨著養老金目標替代率的提高,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和延遲退休時間均相應提高。為探究在養老金目標替代率下兩者的具體關系,本文對其進行數值模擬,具體結果見表2。

由表2得,當養老金目標替代率為60%,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分別為0、3%和6%時,延遲退休時間需分別達到4.5年、3.6年和3年,延遲退休時間與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負相關。當養老金目標替代率變動到65%和70%時,延遲退休時間與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之間的關系不發生改變,但在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相同時延遲退休時間均相應提高。

當提高養老金目標替代率時,若維持延遲退休時間不變,則需要提高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若維持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不變,則需要增加延遲退休時間;若二者同時變動,則需同時調整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和延遲退休時間。具體來說,當養老金目標替代率由60%提高到65%時,若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一直為0,則延遲退休時間須由4.5年提高到5.1年;當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由0提高到6%時,延遲退休時間由4.5年降低到3.9年。這表明延遲退休政策和個稅遞延政策共同發揮作用更容易使養老金替代率達到目標水平,并且當養老金目標替代率發生變動,兩種政策也需做出相對應的調整。

(三)延遲退休時間和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對養老金替代率的影響

把式(7)(13)代入式(18),同時將資本產出彈性α、人口出生率n、個人賬戶繳費率r、統籌賬戶繳費率η、老年期效用貼現因子β、個人所得稅稅率μ、領取個稅遞延養老保險金時需繳納稅率δ、綜合技術水平A以及繳費不實率λ代入式(18),并限定延遲退休時間x和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i的取值范圍,得到了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和延遲退休時間對養老金替代率的影響(見圖2)。

圖2 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和延遲退休時間對養老金替代率的影響

由圖2可知,個稅遞延政策和延遲退休政策的實施均能顯著提高養老金替代率,養老金替代率隨延遲退休時間和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的提高而提高,但是延遲退休政策對養老金替代率的提高程度要高于個稅遞延政策。

為探究延遲退休政策影響養老金替代率的具體路徑,把式(7)(13)分別代入式(14)(15)和(16),同時將資本產出彈性α、人口出生率n、個人賬戶繳費率r、統籌賬戶繳費率η、老年期效用貼現因子β、個人所得稅稅率μ、領取個稅遞延養老保險金時需繳納稅率δ、綜合技術水平A、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i以及繳費不實率λ分別代入式(14)(15)和(16),具體結果見表3。

表3 延遲退休政策對基本養老金替代率的影響

由表3可得,延遲退休政策的實施能同時提高個人賬戶養老金替代率和統籌賬戶養老金替代率,進而提高基本養老金替代率。具體來說,當延遲退休時間從0年提高至5年時,個人賬戶養老金替代率從16%提高至45.2%,這主要是因為延遲退休期間個人賬戶養老金還會繼續積累,且積累額比以前更高。統籌賬戶養老金替代率從13%提高至17.3%,這主要是由于延遲退休的老年人會繼續繳納統籌賬戶養老保險,提高了統籌賬戶養老金收入,減少了統籌賬戶養老金支出。延遲退休政策對個人賬戶養老金替代率的影響程度要高于統籌賬戶養老金替代率,這可能是因為延遲退休的老年人所繳納的統籌賬戶養老保險會分攤給所有已經退休的老年人,因此對統籌賬戶養老金替代率的提高程度較小?；攫B老金替代率從29%提高至62.5%,這表明延遲退休政策能使老年人以短暫的勞動時間延長換來較高的基本養老金替代率,從而提高了退休后的生活水平。

此外,把式(7)(13)分別代入式(17),同時將資本產出彈性α、人口出生率n、個人賬戶繳費率r、統籌賬戶繳費率η、老年期效用貼現因子β、個人所得稅稅率μ、領取個稅遞延養老保險金時需繳納稅率δ、綜合技術水平A、延遲退休時間x以及繳費不實率λ代入式(17),可得到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對商業養老金替代率的影響,如表4所示。

表4 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對商業養老金替代率的影響

由表4可得,個稅遞延政策對商業養老金替代率有正向影響,且商業養老金替代率隨著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的提高而提高。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每提高2%,商業養老金替代率會提高3.1%左右;當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從0提高至10%時,商業養老金替代率從0提高至15.5%。這表明代表性個體在年輕期購買個稅遞延養老保險能在一定程度上對整個生命周期的財富進行合理分配,為其退休后的生活水平提供一份保障。

同理,把式(7)(13)代入式(18),同時將資本產出彈性α、人口出生率n、個人賬戶繳費率r、統籌賬戶繳費率η、老年期效用貼現因子β、個人所得稅稅率μ、個稅遞延養老保險金領取時需繳納稅率δ、綜合技術水平A以及繳費不實率λ代入式(18),并調整延遲退休時間x和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i的取值,可得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和延遲退休時間對養老金替代率的具體影響,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當沒有實施個稅遞延政策和延遲退休政策時,養老金替代率為29%,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無法完全保障老年人退休后的正常生活。當僅實施可抵扣比例為6%的個稅遞延政策時,養老金替代率可以達到39.3%,個稅遞延政策的實施可以使養老金替代率提高10.3%,但是養老金替代率還是處于較低的水平。在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保持在6%的水平時,隨著延遲退休時間的增加,養老金替代率也在增加。具體來說,當分別實施時間為1年至5年的延遲退休政策時,養老金替代率分別可以達到46.2%、52.9%、59.4%、65.7%和71.9%,這表明個稅遞延政策和延遲退休政策能使養老金替代率達到一個較高的水平。延遲退休政策推遲老年人退休時間,一方面可以提高勞動供給,既能減少參與統籌賬戶養老金分配的人數,又能提高繳納的人數,從而提高統籌賬戶養老金替代率。另一方面,老年人在延遲退休期間個人賬戶養老金可以繼續積累,因此延遲退休政策又能提高老年人的個人賬戶養老金,進而提高個人賬戶養老金替代率。以上分析表明,延遲退休政策和個稅遞延政策均可以提高養老金替代率,兩個政策同時實施能使養老金替代率達到較高水平,且相較于個稅遞延政策,延遲退休政策對養老金替代率的提升作用更明顯。

(四)穩健性檢驗

本文基準結果是基于設定的基準參數計算得出,考慮到基準參數取值的合理性可能會影響計算結果的準確性,為驗證上述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對以下基準參數做敏感性分析:人口出生率n、資本產出彈性α和老年期效用貼現因子β。為方便計算比較,n、α、β的取值為原基礎上下浮動10%。

首先把式(7)(13)代入式(18),同時將資本產出彈性α、人口出生率n、個人賬戶繳費率r、統籌賬戶繳費率η、老年期效用貼現因子β、個人所得稅稅率μ、領取個稅遞延養老保險金時需繳納稅率δ、綜合技術水平A、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i以及繳費不實率λ代入式(18),可得延遲退休時間x對養老金替代率的影響,然后對人口出生率n、資本產出彈性α和老年期效用貼現因子β分別進行調整,結果見圖3～5。

圖3 人口出生率的敏感性分析結果

圖4 資本產出彈性的敏感性分析結果

圖5 老年期效用貼現因子的敏感性分析結果

由圖3～5可知,人口出生率、資本產出彈性、老年期效用貼現因子的改變不會顯著改變延遲退休時間對養老金替代率的影響方向和程度,上述結果具有穩健性。

為驗證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對養老金替代率的影響,本文把式(7)(13)代入式(18),同時將資本產出彈性α、人口出生率n、個人賬戶繳費率r、統籌賬戶繳費率η、老年期效用貼現因子β、個人所得稅稅率μ、個稅遞延養老保險領取時需繳納稅率δ、綜合技術水平A、延遲退休時間x以及繳費不實率λ代入式(18),然后對人口出生率n、資本產出彈性α和老年期效用貼現因子β分別進行調整,結果見圖6～8。

圖6 人口出生率的敏感性分析結果

圖7 資本產出彈性的敏感性分析結果

圖8 老年期效用貼現因子的敏感性分析結果

由圖6～8可知,人口出生率、資本產出彈性、老年期效用貼現因子的改變不會顯著改變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對養老金替代率的影響方向和程度,上述結果具有穩健性。

(五)延遲退休時間和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對社會福利的影響

進一步探究延遲退休時間和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對社會福利的影響,借鑒嚴成樑的思路[26],結合式(3),可以得到均衡狀態下的福利水平:

(23)

聯立式(4)(5)(7)(8)(9)(10)(13)和(23),并將資本產出彈性α、人口出生率n、個人賬戶繳費率r、統籌賬戶繳費率η、老年期效用貼現因子β、個人所得稅稅率μ、領取個稅遞延養老保險金時需繳納稅率δ、綜合技術水平A以及繳費不實率λ代入式(23)計算可得社會福利與延遲退休時間x和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i的關系(見圖9)。

圖9 延遲退休和個稅遞延政策對社會福利的影響

由圖9可知,個稅遞延政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社會福利,但對社會福利的提高作用較為有限。這是因為代表性個體購買個稅遞延養老保險的支出雖然可以稅前扣除,但是會在一定程度上擠出年輕期的消費,降低年輕期的消費水平。在老年期,代表性個體可以獲得個稅遞延養老保險金,提高老年期的消費,但是需繳納一定數額的稅,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老年期消費的提高程度。

社會福利隨延遲退休時間的增加而提高,且隨著延遲退休時間的延長,對社會福利的提高作用越強。延遲退休政策可以提高老年人在退休后可支配收入的預期,其在年輕期就會降低儲蓄,增加消費。在老年期,雖然儲蓄有所減少,但是高于退休金的工資和更高的基本養老保險金可以作為補充。從整個生命周期來看,延遲退休政策可以提高社會福利。當延遲退休時間大幅增加時,該代表性個體在老年期領取延遲退休工資的時間比領取養老金長,此時老年期消費也會大幅增加,因此對社會福利的提高作用更顯著。

(六)在社會福利最大化和一定養老金目標替代率下的最優延遲退休時間和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

在一定養老金目標替代率下,進一步探究社會福利最大化時的最優政策組合,因此聯立式(7)(13)(18)(21)和(22),并將資本產出彈性α、人口出生率n、個人賬戶繳費率r、統籌賬戶繳費率η、老年期效用貼現因子β、個人所得稅稅率μ、領取個稅遞延養老保險金時需繳納稅率δ、綜合技術水平A、社會折現因子ρ以及繳費不實率λ代入式(18)(21)和(22)求解,可得最優的延遲退休時間x和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i。當求解的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為負值時,令其為0,具體結果見表6。

表6 不同養老金目標替代率下最優的延遲退休時間和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

由表6可得,當社會福利最大化且養老金目標替代率為60%和65%時,最優的政策是僅實施延遲退休政策,最優的延遲退休時間分別為4.53年和5.31年。雖然個稅遞延政策和延遲退休政策均能夠提高養老金替代率,但是個稅遞延政策對社會福利的提高作用遠不如延遲退休政策,因此在養老金目標替代率較低時,更傾向于實施延遲退休政策,能使養老金替代率達到目標替代率的同時還能大幅提高社會福利。

當養老金目標替代率為70%時,最優的政策組合是同時實施延遲退休政策和個稅遞延政策,最優的延遲退休時間為2.64年,最優的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為14.4%。當養老金目標替代率較高時,僅僅依靠延遲退休政策很難使養老金目標替代率達到目標水平,除非是實施較長時間的延遲退休政策。而中國準備實施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延遲退休的時間遠低于達到養老金目標替代率所需的時間,因而需要與個稅遞延政策搭配實施。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兩期世代交疊模型研究了延遲退休政策和個稅遞延政策對養老金替代率和社會福利的影響,在一定養老金目標替代率和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條件下求解了最優的政策實施組合,并最終得到如下結論:

第一,經模型測算發現,在一定養老金目標替代率下,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和延遲退休時間呈負相關關系,兩種政策的調整可以使養老金替代率達到特定水平。

第二,延遲退休政策主要影響個人賬戶和統籌賬戶養老金替代率。當未實施延遲退休政策時,個人賬戶養老金替代率為16%,統籌賬戶養老金替代率為13%。延遲退休時間每增加1年會使個人賬戶和統籌賬戶替代率分別提高6.4%和0.8%左右,延遲退休政策對個人賬戶的影響程度要高于統籌賬戶。個稅遞延政策只影響商業養老金替代率,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每提高2%,商業養老金替代率會提高3.1%左右。

第三,延遲退休政策和個稅遞延政策的實施均能顯著提高養老金替代率,但是延遲退休政策對養老金替代率的提高程度要高于個稅遞延政策?？紤]繳費不實的情況下,當未實施延遲退休政策和個稅遞延政策時,養老金替代率僅為29%。僅實施可抵扣比例為6%的個稅遞延政策可使養老金替代率達到39.3%。繼續實施延遲退休政策時,延遲退休時間每增加1年可以使養老金替代率提高7%左右,當延遲退休時間為5年時,養老金替代率為71.9%。

第四,延遲退休政策和個稅遞延政策均能提高社會福利,但延遲退休政策的提高作用更顯著。在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條件下,要使養老金替代率達到60%,最優的延遲退休時間為4.53年;要使養老金替代率達到65%,最優的延遲退休時間為5.31年;要使養老金替代率達到70%,需同時實施兩種政策,最優的延遲退休時間為2.64年,最優的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為14.4%。

在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老年人數量不斷增多,為保證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使中國養老金替代率達到一定水平至關重要。本文的研究結論具有較強的政策含義:

第一,推動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的實施。延遲退休政策能顯著提高個人賬戶養老金替代率和統籌賬戶養老金替代率,進而提高基本養老金替代率。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延遲退休政策的實施也契合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是中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必然選擇。

第二,優化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和需繳納稅率。相關部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個稅遞延可抵扣比例和降低領取個稅遞延商業養老保險金時需繳納稅率。此時,個稅遞延政策能顯著提高社會福利,同時又能提高養老金替代率來保證退休老年人的生活質量,提高退休老年人的生活品質,增進民生福祉?！鞍l展多層次、多支柱養老保險體系”是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關于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的一項重要內容。個稅遞延政策是中國推動第三支柱發展的重要舉措,對中國多支柱養老金體系的建設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第三,根據養老金目標替代率,統籌實施延遲退休政策和個稅遞延政策?！霸鲞M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和“健全覆蓋全民、統籌城鄉、公平統一、安全規范、可持續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是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關于保障民生的重要體現。提高養老金目標替代率是提高退休老年人生活品質的重要保障。延遲退休政策和個稅遞延政策均可以通過不同途徑提高養老金替代率,因此應統籌實施延遲退休政策和個稅遞延政策。這也有助于中國養老金體系的可持續發展,為可持續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增磚添瓦。同時,養老金替代率直接關系到退休老年人的可支配收入,養老金替代率的提高能顯著提高退休老年人的可支配收入,改善生活質量,提高其生活品質。此外,延遲退休政策和個稅遞延政策的統籌實施能使社會福利達到最大化。社會福利是民生福祉的一個重要條件和保障性措施,使社會福利最大化是增進民生福祉的直接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