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背景下老年慢病患者就診需求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郝習君,王凱月,秦夢蝶,馬瀟斌 ,邢琰,郭全榮△,陳長香

(1華北理工大學護理與康復學院,河北 唐山 063210;2石家莊市第一醫院)

我國慢性病患者達2.6億,老年人居多,慢病醫療支出占整個疾病經濟負擔的70%[1],嚴重損害國民健康和國家經濟發展。老年慢病主要表現為患病率高、多病共存、并發癥多、病情變化快、甚至長期失能等[2],常常是一朝確診,終身治療,反復就診成為“常態”,就醫延遲導致慢性病并發癥發生風險增加[3]。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明確了對“互聯網+醫療”的態度,提出發展基于互聯網的健康服務[4],使醫療與健康信息化進入了高速發展期,數字化醫療服務成為一種新興服務體制,體現出了多項優勢。數字化就診是指利用數字化技術、借助網絡平臺而提供的掛號、候診、就醫、繳費、檢查、檢驗、取藥,直至就醫結束的全流程數字化就診服務,提高患者就診效率[5],是緩解醫院就醫壓力,解決患者就醫困難,體現就醫公平的有效途徑之一。然而數字化就醫服務的發展沒有規范要求,各醫院發展不平衡,尤其是老年慢病患者由于年齡、健康狀態、信息化技術應用困難等原因[4]導致應用不暢或不能應用,極大影響了老年人這一脆弱群體的就醫服務,尤其是后疫情時代對數字化就醫服務需求更為突出,因此調查和分析數字化就診服務的需求及其影響因素,為更快更好地改進醫療機構的數字化服務內容和服務質量提供可靠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于2021.11～2022.11選取京津冀三地18個不同等級醫院的住院老年慢病患者作為調查對象(北京10家,其中三級7家,二級1家,一級2家;天津4家,其中三級3家,二級1家;河北4家,其中三級3家,二級1家)。(1)納入標準:①年齡≥60歲,生命體征平穩,且所患慢性疾病為課題組前期調研排名前十的老年人?；悸6];②意識比較清楚,語言表達相對流暢,對問卷問題可以獨立完成或研究人員幫助能夠完成;③知情同意,接受調查。(2)排除標準:有嚴重精神疾患和嚴重認知障礙者。共調查652人,回收有效630份,有效回收率96.6%。

1.2 調查內容

通過文獻梳理和對醫院相關人員的實地考察構建“慢病老年人數字化就診需求評測問卷”,并進行了專家函詢,最終問卷8個條目,各條目的Cronbach’s α系數在0.799-0.845之間,總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42。每個條目采用五級評分,從“不需要”到“非常需要”1～5分,分數越高,需求越大,且將5級中不需要和不太需要劃分為低需求,將一般需要和有點需要劃分為中等需求,將很需要劃分為高需求。依據健康生態學理論構建影響因素框架,包括①個人因素層面: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婚姻、失能、使用設備預約掛號等;②家庭因素層面:家人對采用數字化就醫支持等;③社會因素層面:受他人對于數字化就醫評價影響、醫院數字化平臺功能等。

1.3 調查方法

由統一培訓的調查員遵循自愿和保密原則,持介紹信進入醫院進行床邊調查,所有的問卷均現場回收,降低無效問卷數量。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進行統計分析,數字化就診需求評分用均數、標準差描述,需求率用頻數、百分比描述;對數據進行直方圖的正態分布檢驗結果顯示數據基本符合正態分布,因此單因素分析計量資料用t檢驗方差分析,多因素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運用AMOS 26.0軟件建立慢病老年人數字化就診需求影響因素的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各因素間的相互作用。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慢病老年人數字化就診需求

慢病老年人對數字化就診需求比較高,主要處于中高需求,大多條目的中高需求構成比在80%以上,其中最高的為“電子保存個人詳細資料和病例的需求”構成比為88.0%,其次是“在線獲取醫院緊急救護服務的需求”構成比為87.2%,最低的為“在線查詢病案資料的需求”也高達80.2%。高需求層面,“在線預約掛號的需求”和“獲取電子版就診檔案的需求”的高需求構成比比較高,分別為36.8%和32.9%。數字化就診需求總評分為29.20±7.691。詳見表1。

表1 慢病老年人數字化就診需求狀況

2.2 影響慢病老年人數字化就診需求的單因素分析

結果顯示文化程度、年齡、性別、婚姻、使用設備預約掛號、子女對采用數字化就醫支持、失能、受他人對數字化就醫評價影響、醫院數字化平臺功能、經濟收入能否支持數字化就醫與慢病老年人數字化就診需求有關,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2。

表2 影響慢病老年人數字化就診需求的單因素分析

2.3 影響慢病老年人數字化就診需求的多因素分析

以數字化就診需求總評分為因變量,以單因素分析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為自變量,進行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文化程度、婚姻、子女對數字化就醫支持、失能、受他人對數字化就醫評價影響、醫院數字化平臺功能、經濟收入能否支持數字化就醫等是慢病老年人數字化就診需求的影響因素。見表3。

表3 影響慢病老年人數字化就診需求的多因素分析

2.4 慢病老年人就診需求影響因素結構方程模型構建

通過前期多因素分析結果以及專業知識初步建立理論模型:主要涉及慢病老人的文化程度、婚姻、子女對采用數字化就醫支持、失能、受他人對數字化就醫評價影響、醫院數字化平臺功能和經濟收入。

變量全部納入探索性因子分析,構建各變量并賦值,變量符合正態分布,可以采用AMOS對模型路徑擬合、極大似然估計方法進行模型參數估計。根據探索性因子分析,應用Amos軟件構建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對初始模型進行擬合分析,在初始模型的基礎上對模型進行修正,修正指數優化模型,檢驗水準α=0.05,修正后模型適配度良好(見表4)。最終模型的建立以子女對采用數字化就醫支持、失能、受他人對數字化就醫評價影響、醫院數字化平臺功能和經濟收入構建就醫需求影響因素的最終模型。5個變量共生成7條路徑影響數字化就醫需求,7條路徑的路徑系數均具有顯著性(P<0.05),詳見表5、圖1。

圖1 慢病老年人就診需求影響因素結構方程模型圖

表4 結構方程模型整體適配度

表5 各變量標準化路徑系數及顯著性檢驗(n=630)

SEM各變量作用效果及效應分析,根據β值,對就醫需求直接影響的變量依次為經濟收入、就醫支持照顧、醫院數字化平臺功能,其總效應值分別為3.072、1.830、-1.775。失能、受他人就醫評價影響可通過就醫支持照顧間接影響就診需求;就醫支持照顧和經濟收入影響可通過醫院數字化平臺功能間接影響就診需求。見表6.

表6 就診需求SEM各潛變量作用效應(n=630)

3 討論與建議

3.1 慢病老年人醫院數字化就診需求較高,醫院信息化就診管理應持續改進

本研究對630名慢病老年患者進行了數字化就診需求調查。結果顯示,慢病老年人對數字化就診需求總得分為29.20±7.691分。從調查項目來看,8個數字化診療需求項目的中高需求率均在80%以上,其中在線預約掛號和獲取電子版就診檔案的高需求率最高,分別為36.8%和32.9%,與汪曉露的社區居民預約就診需求86.0%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7],這體現了大多數慢病老年患者對數字化就診抱有強烈需求。這可能因為慢病老年患者多有行動不便、就醫不方便的情況,數字化服務能減少其就醫障礙[8]。但實際上,現階段我國各醫院數字化建設進展不均,信息化水平差異較大,缺乏適老化個性化的老年數字醫療服務[8]。因此,盡管近年來我國醫療數字化轉型提速,但醫療系統尚未能充分滿足這一巨大的數字化就醫需求。展望未來,隨著慢性病患者規模的擴大,老年患者對數字化就醫的需求還將持續增長。一方面,醫療機構需加快推進門診數字化改造,打造更智慧便捷的就醫過程,以適應大眾尤其是老年患者日益增長的數字化就醫需求;另一方面,政策端應加大對醫療機構數字化建設的支持力度,制定數字醫療發展規劃,加快培育數字化醫療人才,以更好地推動醫療數字化轉型,滿足患者數字化就醫需求。

3.2 慢病老年人數字化就診需求的影響因素涉及個人、家庭、社會諸多因素,應全面考量

本研究對630名慢病老年患者數字化就診需求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和多因素分析顯示,文化程度、婚姻、失能、子女對數字化就醫支持、受他人對數字化就醫評價影響、醫院數字化平臺功能、經濟收入能否支持數字化就醫等因素與慢病老年人數字化就診需求有關(P<0.05)。

(1)影響慢病老年人數字化就診需求的個人特征分析:①本結果顯示,文化程度越高的慢病老年人數字化就診需求大,與有關學者的研究結論一致[9-10]。這可能因為文化程度高者對于數字化就診服務的接受和理解程度高,需求較高,文化程度越高的患者,作為社會上的“信息富有者”,掌握著較多的信息資源,健康素養一般也較高,而健康素養較高的患者更在意健康狀況并積極進行自我保健,更可能借助現代移動信息技術尋求醫療信息和服務,因此需求較高[10]。②本結果顯示,有配偶的慢病老年人數字化就診需求大,與蘇映雪等研究結論一致[11]。這可能因為我國目前老人大多是空巢居住,作為配偶一起居住和生活會及時發現配偶的細微變化,比較關注慢病老人的身心健康和患病后能否及時就醫等問題,加之年齡大腿腳不便,去醫院就醫負擔也就相應增加,因此為解決看病費時費力問題,增大了數字化就診需求[11]。而喪偶老人一般會和子女同住,一旦就醫大多由子女提供幫助,因此喪偶老年人自身對數字化就醫需求的關注度降低。③本研究顯示慢病老年人存在失能者對于數字化就診需求較高,與馬瀟斌等研究結論一致[12]。這可能因為失能與慢病是相互影響的,失能老年人衰弱程度重,直接導致老人會經常多次去醫院就醫,且困難較多[13-14],非常希望能獲取線上就診的服務。④本結果還顯示,經濟收入越高者對于數字化就診服務需求率越高,與王苑蓉[15]和牟麗[16]的研究結果一致。這可能因為是數字化服務的使用往往產生一定的費用,收入越高的老年慢病患者,經濟基礎越好,良好的經濟基礎可以為費用較高的數字化就診服務提供保障,使醫療資源可及性更高[17]。因此,高收入群體可能更愿意尋求和使用數字化就診服務模式?？傊?建議醫護人員在提供數字化健康服務的過程中,要把文化程度較低、配偶陪同就診、失能的老年慢病患者作為重點干預對象。醫院在提供數字化就診服務時要考慮到費用問題,滿足弱勢群體的數字化就診的需求。

(2)影響慢病老年人數字化就診需求的家庭支持因素分析:本結果顯示,子女對慢病老人采用數字化就醫的支持度高者對于數字化診療需求較高,這和劉研然[18]等研究結論也存在一致性。這可能因為子女是老年人的依靠,尤其是失能老人、高齡老人,他們與社會隔離[19],與其他人的接觸減少,對子女的依賴度增加,子女對老人的關心與支持直接影響老年人的就醫行為[12]。子女的支持如技術支持可以教會慢病老年人使用智能設備,使老年人對數字化就診程序較為清楚,增加了與媒介的接觸面,對就診平臺難操作和不放心的擔憂也較少,因熟悉才能利用,另外子女的經濟支持可以為使用數字化服務提供費用保障。建議加強中國傳統養老觀念教育,子女要及時了解和學習信息化就醫服務的發展動態,積極支持和有效利用數字化就醫平臺,解決老年人的就醫困境,降低家庭陪伴就醫的負擔。

(3)影響慢病老年人數字化就診需求的社會因素分析:①本結果顯示,受他人對數字化就醫評價的影響大的慢病老人就診需求較高,說明數字化就診的優勢已經深入人心,受到了使用者的正面宣傳,這結果不同于趙曉銀[20]等的研究結論。這可能因為老年人在社交過程中,接觸的主要是親人朋友和醫務人員,而“家人朋友推薦”和“醫務人員推薦”是老年患者知曉數字化就診的主要途徑,尤其是醫務人員作為醫療領域的權威人士,他們所傳遞的信息更容易被老年患者所信任,其意見也易被老年患者采納。②本結果還顯示,認為醫院數字化平臺功能少者對于數字化就診需求較高,提示目前醫院數字化服務平臺的功能尚不能滿足慢病老年患者的就診需要。建議未來需要廣泛開發更多的服務功能,便于慢病老年患者的就醫看診,完善醫療服務體系,適應信息化發展的時代要求,緩解門診排隊時間長、候診人數多等問題[21]。

3.3 老年慢病患者數字化就診需求的主要影響路徑是子女支持和醫院平臺功能

本研究構建的慢病老年人就診需求影響因素結構方程模型顯示,經濟收入、子女數字化就醫支持照顧、醫院數字化平臺功能三個變量直接影響慢病老人就診需求,失能、受他人就醫評價影響可通過子女就醫支持間接影響就診需求,經濟收入除直接效應外,也通過醫院數字化平臺功能間接影響就診需求?？梢钥闯鲎罱K落腳點是子女支持和醫院平臺功能。因此建議,數字化就醫平臺功能和體系的開發應重視患者尤其是慢病老年患者的應用困難,拓展應用功能,優化服務模式,更多的考慮最弱群體老年人的失能狀況、經濟收入等因素,降低線上信息獲取難度、降低理解難度、降低學習成本、縮短操作鏈路、簡化操作方式,使各家醫院真正邁向“數字化”就診模式[22]。同時加大正向宣傳力度,提升全社會對就醫模式變革的認識水平,充分發揮數字化就醫的重要作用,降低門診秩序維護難度和成本[23],同時化解醫患面對面容易產生的矛盾,優化醫療環境,助力健康中國發展。

總之,老年慢病患者數字化就診需求較高、影響因素復雜,醫療服務機構應進一步加強和改善數字化就診服務的力度,多方調研患者需求,尤其是慢病反復就醫老年群體的各種需求,不斷依據適老和服務特色探索適老數字化就診服務策略,暢通線上就醫渠道,減輕就醫負擔,推動信息化醫療的不斷發展[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