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田居儉先生

劉維芳

驚悉田居儉先生病逝的噩耗，心中久久不能平靜。田先生是我學術上的領路人，我也被他稱為“小友”。在與先生近20年的交往中，他在學術上曾給予我悉心的指導和諄諄的教誨，使我受益匪淺，終生難忘。

田先生其人

田居儉先生1935年1月生于吉林雙遼，1959年畢業于吉林大學歷史系并留校任教。1975年調至中國社會科學院，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副總編輯及《歷史研究》主編，1992年調任當代中國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兼《當代中國史研究》主編。曾任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會顧問，中國史學會理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常務理事等職。

田先生出生之時，日本帝國主義已霸占白山黑水。他自幼背井離鄉，跟隨父輩漂泊在外，1949年回到雙遼，1950年，就讀雙遼中學。中學時代，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了校圖書館的幾乎所有藏書，為后來深造文史奠定了初步基礎。1955年，他作為雙遼中學的第一屆高中畢業生，考入東北當時唯一的綜合大學東北人民大學（今吉林大學）歷史系，是家族的第一個大學生。東北人民大學時任校長是著名歷史學家呂振羽。1959年畢業后，田先生留系任教，跟隨歷史學家金景芳學習。其間，一邊聽呂先生給學生講課，一邊系統熟悉先秦群經諸子和有關史籍。田先生說：金先生曾告訴我，先秦史是中國思想文化的源頭，不論你日后研究哪一段，不懂先秦史是很難深入下去的。田先生回憶道：“金先生常用朱熹的詩《讀書有感》（‘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來啟發、教導我攻讀先秦史，置身中國學術的‘源頭活水，為以后從事歷史研究夯實基礎”。田先生教學科研工作剛剛起步之時，遇上了“文化大革命”。當時無法進行正常教學和寫作，他便集中精力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主要是學習《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和《毛澤東選集》。這一時期對經典著作的研讀，為日后繼續研究歷史磨礪了理論武器。

1994 年10 月，田居儉在英國倫敦北郊海格特公墓馬克思墓前

1974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主管的《歷史研究》雜志復刊，需要從一些高校歷史系借調一批教師參與編輯工作，先生是其中一員。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雜志創刊，《歷史研究》并入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田先生從編輯室副主任崗位先后走上《歷史研究》副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副總編輯兼《歷史研究》主編的崗位?！坝捎趯徃?、選稿和編稿的需要，特別是防止工作中出現遺珠之憾”，他逼迫自己努力擴大知識面，“不僅要熟悉中國古代的各個斷代，還要熟悉自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中國近代史”。1992年，他調到當代中國研究所，從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

對郭沫若等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運用唯物史觀推動中國史學發展的杰出貢獻，田先生給予了充分肯定。他認為，郭沫若經歷了舊中國的死亡，更迎接了新中國的誕生，是中國舊史學的批判繼承者，更是中國新史學的締造弘揚者。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國舊史學的終結和新史學的開端，是以郭沫若這位史學大師為標志的。田先生還認為，郭沫若不僅因其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發凡起例開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先河，被公認為近代史學除舊布新的一代宗師，而且還因其有一批獨領風騷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力著，而被時人和后人尊為馬克思主義史學泰斗。史學工作者過去、現在和未來之所以要學習郭沫若，是因為他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研究歷史的正確方向和首創精神，已經成為造就馬克思主義史學隊伍的一面旗幟。

田先生認為“欲知大道，必先為史”。要真正掌握社會發展的“大道”，就必須先去研究蘊含社會發展“大道”的歷史。因為歷史學能給人智慧和知識，使人遇事能參照前人的成敗得失，深謀遠慮，明辨是非，從而或法或戒，決定行止。所以，歷代不同階級的有識之士，都呼吁社會特別是執政者“尊史”。在人類社會諸多的“道”中，最“大”者莫過于治國安邦了。為此，他撰寫了一系列文章，呼吁要重視歷史學習。1999年2月，他在《光明日報》發表《論學史》一文。文中不僅論述了各級領導干部為什么要學習歷史，而且還向他們提出了如何學習歷史的建議。這篇文章發表后，在社會上引起了較大的反響。中央電視臺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當天早間新聞節目里播發了消息。2002年3月，《光明日報》約他撰寫《再論學史》，該文進一步闡述了學習歷史的重要意義，論述了學習歷史知識、借鑒歷史經驗、增長歷史智慧的重要性，希望各級領導干部以豐富的歷史知識為基礎，結合工作實際，做到推陳出新，古為今用。這兩篇文章都被《新華文摘》轉載?！墩搶W史》還獲得了1999年的“五個一工程”獎。2013年5月，先生在《光明日報》發表《三論學史》，重點論述了學習黨史、國史的重要意義。文中指出：學習黨史、國史，有益于實現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前仆后繼不懈追求的中國夢。

田先生在主編《歷史研究》期間，還大力倡導歷史學的新學科、新領域、新視角，努力促進歷史學的繁榮。1986年，史學界召開新時期第一次社會史研討會，《歷史研究》是發起單位之一。1987年第一期《歷史研究》刊發一組社會史研究的文章，他以“本刊評論員”名義撰文推薦。文章的題目借用了恩格斯的一句話：“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度嗣袢請蟆泛汀缎氯A文摘》相繼加以轉載，在史學界和理論界產生了積極反響。他在文章中引用馬克思的話：“現代歷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進步，都是當歷史學家從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深處時才取得的?！彼J為：馬克思所說的這種“深入”，應該包括社會史研究；“中國社會通史”應重在“通”字，應包括“當代社會史”在內。因為無論從中國通史的一個斷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角度審視，還是從中國社會正在經歷并將長期經歷的一個社會形態（社會主義）角度審視，當代社會史都是社會通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他認為，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社會史研究的復興改變了以往歷史研究中政治史（軍事史和外交史是其延伸和拓展）、經濟史、文化史三分天下的單調格局，社會史成了百花齊放的史苑中一枝引人注目的奇葩。當代社會史研究的任務不是為社會建設遇到的新矛盾、新問題提供化解思路和謀求對策，而是為社會建設提供歷史借鑒和理論支撐，屬于基礎研究。用當代社會史改進和完善以往國史研究中當代經濟史、當代政治史和當代文化史三足鼎立的格局，既是國史研究和國史學科建設題中應有之義，又是推進國史研究和國史學科建設的有效之舉。

田先生一生著述豐富，代表性作品有專著《李后主新傳》《李煜傳》《亂世風云—五代十國》《春泥集》《當代人與當代史探研》《新中國的由來》，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年1949年卷》《旌勇里國史講座第1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政治前提與制度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序卷》等。

初識田先生

初識田先生始于2004年，當年7月，我博士畢業后到當代所工作。所里安排他為我們新入職的同志做入所教育。他選取了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作為講授內容。他手里拿著的那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密密地夾著書簽?？梢?，這套選集是他平時不知反復研讀過多少遍的。在講授之前，他說明了選擇這篇文章的原因：“馬克思發現唯物史觀，便用唯物史觀指導歷史研究，并借以檢驗和發展唯物史觀。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馬克思所寫的文章，幾乎沒有一篇不是由這個理論起了作用的。特別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本書是運用這個理論的十分出色的例子”。他談道：當時，在法國研究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發動政變、廢除共和、復辟帝制的著作，影響最大的有兩部：一部是維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侖》，另一部是蒲魯東的《政變》。由于唯心史觀的束縛，前者只是對政變主人公的個人暴力行為作了尖刻的斥責，而將政變本身描繪成了偶然性的晴空霹靂；后者雖然想把政變描述成以往歷史發展的結果，但對政變的歷史說明又成了對政變主人公的歷史辯護。馬克思則革故鼎新，用唯物史觀剖析這個通過偶然性表現出的必然性歷史事件，論證了“法國階級斗爭怎樣造成了一個局勢和條件，使得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他還談到法國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的特點是高度分散，彼此隔離，勢單力薄，自己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于是便將希望寄托在別人身上，乞求別人來代表自己。波拿巴正是利用法國小農階級這種致命弱點，實現“行政支配社會”的。在這次講座中，先生系統講授了唯物史觀對于歷史研究的重要指導意義，指出：強調歷史研究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是就其科學的、完整的歷史觀與方法論而言，并非要一味株守其對某些具體問題的結論；強調歷史研究必須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是因為迄今為止還不曾發現任何歷史觀可以同它分庭抗禮或將它取而代之。

田居儉撰寫的《新中國的由來》

田先生的講解給人以醍醐灌頂之感，原來“十分難啃”的馬恩經典原著也逐漸變得可愛可親起來。后來，在先生的推薦下，我們室的同志們大都買了多卷本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等書籍，系統研讀和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

田先生給予的指導

入所的最初幾年，田先生還返聘在我們研究室工作。本著加快每位年輕科研人員成長的初衷，所里給新入職的年輕人都配備了一名資深前輩作為學術指導老師，田先生負責指導我。我進入當代所最初撰寫的兩篇學術論文，都得益于田先生的指導。

《新中國建立初期干部隊伍建設的歷史經驗》一文的最初選題是在先生的啟發下形成的。由于此前學術積累有限，在文章選什么題目時常常感到困惑，每每這時，我會去找他聊聊，聽聽他的建議。每次去找田先生，他無論手頭工作再忙都會放下，坐下來耐心聽我訴說，悉心給我指點。有一次我又就選什么題目的問題向他請教，他說：新中國成立初期干部隊伍建設方面，應該有很多值得借鑒的歷史經驗。同時還提到了毛澤東和陳云曾說過的兩段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說：“現在準備隨軍南下的五萬三千個干部，對于不久將要被我們占領的極其廣大的新地區來說，是很不夠用的，我們必須準備把二百一十萬野戰軍全部地化為工作隊?！标愒圃f：“從遵義會議到抗日戰爭勝利，毛澤東同志的一個無可比擬的功績，是培養了一代人，包括我們在內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痹谏鲜鏊悸穯l下，我完成了這篇論文的初稿。初稿完成的當天上午，我就將它交給田先生，并懷著忐忑的心情坐在辦公室里等待回復。過了幾個小時，他敲門叫我過去，略帶欣喜地說：基本成功。同時，他指出文章還需要進一步修改的方面，并囑咐我：文章寫出來一定要有一些“亮點”或“畫龍點睛”之筆，文章要讓人讀來感覺是“一氣呵成”。田先生的上述教導我一直銘記在心，并在治學過程中時時以此為參照提醒自己。該文后來在《當代中國史研究》發表，并收到讀者的反饋—《對〈新中國建立初期干部隊伍建設的歷史經驗〉一文的一點補充意見》，反饋文章隨后也被雜志發表。當年的人大復印資料《中國現代史》全文轉載了該文。拿到轉載樣刊后，我第一時間去辦公室向田先生匯報。他也十分高興，并勉勵我繼續努力。

另外一篇發表在《中共中央黨校學報》上的題為《毛澤東關于黨的自我凈化思想及其啟示》的學術論文，也離不開田先生的指導。這篇文章在選題確定之時，我就有點兒沒把握，一方面是因為有關毛澤東黨的建設方面的研究資料浩如煙海，定這個題目是否能寫出新意，另一方面是此題目太大，以我當時的學術能力，不知能否駕馭得了。帶著上述困惑，我去找了田先生。他聽了題目后說：這個題目可以寫。我又繼續談了這篇文章的結構，也得到了他的肯定。這給了我繼續寫作的動力和信心。文章寫完后，我請田先生審讀。他審稿十分仔細和認真。讀完這篇文章，他將批注過的“花臉稿”給我，并說：小劉，我覺得你以后可以獨立撰寫論文了。我明白這句話蘊含的深意。因為過去我給田先生拿去的文章，他感覺都是“半成品”，而這次已經基本可以叫作“成品”了。

后來，田先生又帶領我們研究室申報了“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及“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與毛澤東思想的發展研究”這兩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課題。當時，年近80高齡的田先生親自掛帥，帶著我們室全體同志，從課題主題的確定、大綱的構思、申報書的論證，到課題獲批后目錄的起草、文稿的撰寫，再到初稿完成后的反復修改和最終定稿。其間，他還多次召開課題組全體會議，帶著大家討論大綱和書稿，反復打磨，體現了老一輩史學家對工作高度認真負責的態度和崇高的精神風范。

田居儉

在治學方面，田先生對我說得最多的有兩點：一是“良史工文”，二是“治學要有精品意識”。上述兩點也是他一生堅守和踐行的學術操守。田先生多次談到，好的文章應該是理論、史料和文章的完美結合，“良史莫不工文”，繼承和發揚這個傳統，是當代中國史學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只有努力學習古今中外史學名家和大家的精品力作，不斷從中吸取寫作營養，才能使自己成為“工文”的“良史”。田先生覺得好的文章文筆應該是：樸素自然，簡潔流暢，清新活潑，引人入勝?！吧菩蚴?，辯而不華，質而不俚?！绷际饭の?，博采眾長，融會貫通，磨練一副好文筆，這是歷代史家必備的基本功。當代史學工作者也不例外。田先生還多次對我說，治學要有精品意識。他以明清之際杰出的思想家和史學家顧炎武的《日知錄》為例，告訴我：這部讀書札記是作者用大半生時間和精力寫出的，被譽為“負經世之志，著資治之書”，問世300多年來始終被學術界尊為精品，以至成為清一代文史大家如方苞、戴震等一再疏正論辯的“顯學”。雖是一部傾注大量心血精練而成的巨著，但顧氏為該書所寫自序卻只有短短的61個字：“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蚬湃讼任叶姓?，則遂削之。積三十余年，乃成一編。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錄》，以正后之君子。東吳顧炎武?！碧热魷p掉書名來源和作者籍貫姓名所占的幾個字，則僅余46個字，真是精練得不能再精練了。先生還以此書為例，專門發表了《治學也需要精品意識》一文，指出：顧炎武畢生提倡務實求真、去蕪存菁的學風，反對治學中的蜻蜓點水和沽名釣譽現象。他把追名逐利、草率自刻文集的人斥之為“失足落井”，把不辨良莠、盲目為這類文集作序斥之為“落井下石”，更鄙視投機取巧、粗制濫造，甚至變相攫取前人學術成果的劣跡。

雖然這么多年我距離先生所提出的治學目標還十分遙遠，估計此生也未可及，但先生的教誨令我終身難忘，并作為日常治學的指導。

與田先生最后的交往

我與田先生始終保持著聯系。2018年夏季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電話：“小劉，給你打這個電話，我下了很大決心，且思考了很久?！痹瓉硎亲屛規退ㄆ谑杖∫幌略趩挝坏钠诳靶偶?。我欣然接受了這個托付，并告訴他：這個對我只是舉手之勞，您不用那么客氣。先生卻說：“我知道你們年輕人都很忙，所以考慮再三才給你打了這個電話?！辈诟牢?，你覺得有用的資料就直接留下。田先生這一世非到必要時不求人，能自己辦的都盡量自己辦。此后，凡是給田先生寄到單位的信件書刊等都由我代收。受此委托，我一般定期會打電話匯報一段時間收到的期刊書籍等，有重要的也給送去，同時探望田先生。

第一次去田先生家送書大約是2019年春季。當時，他怕我找不到家門，專門請夫人在小區門口等我，為我引路。進到家，印象最深的是滿屋書籍?？蛷d整個被書籍包裹，加上書房里的圖書，家里差不多一半以上的空間被圖書占據。田先生的書房名為“春泥齋”，是擷取龔自珍《乙亥雜詩》名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中的“春泥”二字，為讀書和寫作的斗室命名，用以自勉。田先生的藏書主要是文史哲類的，古今中外無所不包。我帶著疑惑問他：“這些書您都讀完了嗎？”他說，有一部分精讀過，有一部分是概覽過。田先生淵博的學識離不開這些書籍的滋養。

2020年是當代所建所30周年，所里計劃采訪一批老同志，其中就有田先生。當我將此信息告訴他時，可以看出他很高興，但又有些為難，主要是擔心自己的身體吃不消。后來當我再次聯系他時，他說出了顧慮：要接受這樣的采訪需要事前做十分充分的準備，而自覺精力有限，恐難完成。如果敷衍了事，又有違為人治學原則?？紤]到他的顧慮，我說只需要漫談式的，不需要太多的準備，如果身體狀態不好，可以去他家采訪。令人遺憾的是，后續還是因為田先生身體原因，沒能完成這次采訪。

再后來就是疫情的那幾年，由于無法登門探望，我只能給田先生家打電話，表達惦念和問候。最后一次打電話時，是田先生的夫人劉老師接的，先生自己接電話已經比較費勁了。

回憶與田先生交往的點點滴滴，“不是吾師，勝似吾師”。田先生在我學術成長上的教誨和提攜，他高貴的品格、淵博的學識和嚴謹的治學態度，似一盞明燈，激勵著我在學術的道路上不斷前行。

（責任編輯 王兵）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