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視野下《山海經》中的特殊類動物研究

摘要：《山海經》中有一類動物的描述明顯區別于其他動物，具有特定的預見性。對于這類特殊類動物的描述猶如作者親見，有著多生物特征融合的特點，同時與先民的生存息息相關，這并非荒誕的神話，而是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擁有特定的形成環境。根據組合的不同可以分為純動物因素的組合以及動物和人因素的組合，純動物組合出現的時間早于帶有人因素的組合；根據預見作用的不同可以分為災害預警和政治預警，其中災害預警出現的時間早于政治預警。通過對特殊類動物的分類研究，可將其分為四個層次，分別是一般聚落時期、古國時期、古國紛爭時期和大一統的國家時期，以對應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

關鍵詞：《山海經》；特殊類動物；組合；災害預警；政治預警

《山海經》里描述的動物千奇百怪、多種多樣，其中有一類動物顯得尤為特殊，這類動物一般的描述結尾為“見則……”之類的內容，在古人眼中遇到此類動物就會出現“預見”的后果[1]。這類動物的作用與其他動物有著明顯的區別，它們表現出復雜性和共性，其預見作用是否可信、不同類型的動物及其預見是否有什么特殊含義、與社會發展階段有何聯系等都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以考古的視角作為切入點來闡述這類動物的內涵，文中古國泛指古代的國家。

一、特殊類動物的復雜性和共性

復雜性主要表現在：一是這些特殊類動物分布在不同的方位，相隔距離遠，這代表著它們是出自不同的先民群體生活范圍，是不同的先民群體根據所在的不同環境以及面對自然災害帶來的生存壓力總結出來的，因為同樣的生存壓力、不同的環境，導致了同樣的預言功能下出現了不同的組合；二是預言功能多樣，既有預言出現大水、大風、大旱等自然災害，又有預言出現戰爭、天下太平等政治預警。

共性主要表現在：一是多生物特征融合而成，現實中多無實際存在；二是描述細致猶如親見；三是多與先民的生存息息相關。它們分布在不同區域且相距遙遠，在人類生產力低下的時代以及為生存不斷奮斗的時代，出現個人游記是不符合現實條件的。因此，對這類動物的記錄最早出現的背景應當發生在先民大遷徙時代，因為只有遷徙，不同地域的觀念才會發生接觸，而且記錄者應為同一地域的貴族階層。同考古發現相對應，這種大范圍的遷徙應當出現在史前社會中晚期，尤其是史前社會末期遷移更加頻繁。多與生存相關，代表著這類記述記錄的現實意義，這是經驗的總結，因為生存的需要。描述細致如親見，意味著大遷徙時代接觸的頻繁以及記錄者對于闡述者的信任。多生物特征融合出現的現實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不同地域傳承造成的，史前時代人們普遍壽命較短，一般在二三十歲，而且沒有成熟的文字出現，所以在當地經驗的傳承過程中出現了偏差，或者是先人有意夸大動物的部分形象，使后人得以注意，避免混淆并及時進行應對；另一方面是遷徙中的接觸，因為遷徙代表著不同的地域，在沒有文字的時代，信息的傳播極容易出現偏差?，F如今不同地區按各自的方言交流，在不借助文字的前提下依然很容易造成溝通不暢、理解有誤。

二、特殊類動物記載的部分可信度

因多生物特征融合而成、現實中多無實際存在的共性，很容易讓人認為書中所記述的是神話。這類記錄是否具有可信度，我們可以從后世的記述中找到類似的佐證一窺究竟。由元末學者婁元禮編撰的《田家五行》是一部記載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天氣經驗的書，書中大多以諺語的形式記錄古人在長期農業生產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氣候經驗。其中關于鳥獸類有如下的記載：

鵜鶘一名淘河，河塘中鵝鸛之屬，其狀異常，可畏之鳥水準也，每來必主大水，甚驗。近至正庚寅五月十八日，正當梅水泛漲之時，忽見此怪數十枚，自西向東，眾人見之，咸謂沒田之先兆。忽一老農云：不妨，因扣其所以，遂引古諺曰：夏至前來謂之“犁湖”，夏至后來謂之“犁途”?！袄纭?，謂其咀之形狀相似摸魚之勢，“湖”，言水漲而深也，“途”，言水退而淺也。今則夏至已過八日，此后雨腳必斷，水必退矣。雖聞此說甚詳，疑信尚不能決。自后果然天晴水退，高下皆得成熟。[2]

文中鵜鶘出現的日期對于古人來說有著預見大水的功能，作者聽到如此說法，起初保持著懷疑的態度，直到后來正如老農所預見的結果出現。由此可見，先民總結具有預見功能的特殊類動物并非空穴來風，而是有現實依據的。當時天氣關乎著人們能否得到充足的食物和保證生命安全，因此，在當時先民的經驗中一定存在著和災害有重大關系的一類動物，只是在傳播過程中出現了嚴重偏差。所以有理由相信，這些特殊類動物的記載是基于現實的，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三、特殊類動物預見效果特定名詞分析和理解

在特殊類動物“預見”作用的描述中，通常會出現天下、邑、國、郡縣之類的詞語，這類詞語并非字面上的面積大小、等級不同的意思，而是一定范圍“所在地”的代名詞。原因如下：第一，從《山海經》的描述可知，這類特殊動物的分布地點多在相距遙遠的山系中，預示著同一種災害的特殊動物各地并不相同。鑒于古代的交通條件可知，當這類有預示作用的動物出現時，它被識別和傳播的范圍是一定的。例如，蠻蠻和軨軨均是“見則天下大水”，一個出現在崇吾山，一個出現在空桑山；薄魚和鱄魚都是“見則天下大旱”，一個在女烝山，一個在雞山；第二，《山海經》成書于漢代，記錄的大部分是原始社會末期的事情，當時沒有文字，所有的傳播必須依賴語言和繪畫等，在傳播過程中極易出現偏差。漢代是大一統國家，形成比較成熟的對于天下、邑、國、郡縣的認識，在整理前人的資料中難免受到時代和偏差的影響。第三，上述鵜鶘一例中講到其預示作用，夏至前來和后來的不同效果，代表的是對當地的影響?？梢詮膫让嬗∽C，這些特殊類動物“預見”功能的作用范圍并不大。

四、特殊類動物的分類研究

通過對這類特殊動物的分析可以按照兩類不同的標準進行分類，包括動物組合和不同功用。

按照動物組合的不同可以分為單純的鳥獸因素組合，以及加入人因素的鳥獸組合。以良渚文化為例，良渚文化早期處于聚落規模的張陵山M4：02玉琮上出現了獸面紋，該獸面紋獠牙突出，整個是純粹的動物形象，其后在反山M12：98玉琮王上出現的神人獸面紋明顯出現了人的因素。反山玉琮的年代晚于張陵山玉琮的年代[3]，而反山所在地和時代已經是進入了階級社會[4]，出現了古國[5]。所以《山海經》所記載的這類特殊動物出現的先后也應是如此，同一部族中純粹的動物組合因素的出現早于有人因素的組合。同一時代或不同時代，有人因素的特殊類動物代表的部族，其思想或者說社會發展程度高于其他部族。

按照功用不同，可以分為災害預警和政治預警。其中，災害預警包括大水、大旱等，政治預警包括動土、戰爭、天下祥和等。在《山海經》描述的時代，人們的活動絕大部分是圍繞著生存需求而展開的。在古代，人們對于自然界的抵抗力尤其是災害性天氣的抵抗力是微弱的，災害性天氣直接威脅著人們最重要的需求，不僅會造成農作物的減產、絕收，而且會直接威脅先民的生命。所以先民在不斷的生存磨礪下總結出了不同的動物所對應的不同的災害性天氣，讓后代可以提前做好準備。而國家或特定的政權是后期社會分化到一定階段出現不同的貴族階層才得以出現的，所以政治性預警出現的時間晚于災害性預警。政治性預警的出現代表著當地部族的發展狀態頗為不凡，應為當地范圍內的發展中心。

《山海經》記載的這類特殊性動物，在缺乏文字的時代被先民流傳下來，可以確定的是每一類特殊性動物在不同的先民族群中的地位和影響力是絕對至高的，可以簡單地描述為一定范圍內精神上的統一信仰。結合分類研究和不同的“預見”功能，可以把這些特殊類動物分為四個層次：

第一層次為災害預警中的純動物組合，包括長右、鱄魚、蠻蠻等，純動物類組合提示的自然災害預警起源于先民的日常生活需要，以及對大自然災害性天氣的恐懼和無能為力。為了生存，各個地方、不同族群的先民通過長時間的細致觀察，發現特定的動物和天氣有著某種聯系，便將其記錄下來，在族群內傳承和預防災害。這個層次中各特殊動物所代表的區域聚落處在向古國發展的過程中，災害性天氣對于當地聚落有著非常嚴重的影響，人為因素防護災害性天氣所達到的效果較差，面對大自然的災害抵抗力有限?？脊潘?，處于這一層次的古遺址眾多，以浙江余慈平原中的河姆渡遺址為例，當時的河姆渡先民所在區域應是丘陵山地與平原湖沼交界地帶，丘陵上森林密布，生活著虎、象、犀牛、獼猴、紅面猴、梅花鹿、水鹿等動物。山坡上散生著山桃、南酸棗等植物，淡水湖塘里有著各種魚類、菱角等，沼澤遍布鴨群、雁群，過著以耜耕農業為主的定居生活，但漁獵和采集仍在生活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6]。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為河姆渡先民提供了豐富的食物來源，同時也限制和影響了文化的發展，有學者認為正是由于河姆渡遺址后期咸潮與洪水內澇使得環境惡化，迫使其外遷并走向衰落[7]?？梢姯h境對于河姆渡先民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河姆渡先民對于環境的依賴性較強，對于環境的開發處于初步的簡單利用階段。雙頭鳥背負太陽的圖案是學術界公認的與河姆渡先民精神信仰密切相關的圖案，現實社會中并不存在，應當是先民抽象出來用來表達特定意思的符號，符合純動物因素的組合。河姆渡既沒有城，也沒有貴族墓地，更沒有大型建筑基址，也基本未發現玉器，工具多為骨器，表明其處在聚落發展時期。

第二層次為災害預警中的動物和人因素組合，包括顒、合窳等，災害預警中人的因素的出現，表明先民思想中認識到了“人”的重要性，“神人”思想開始形成。這個階段人因素的出現與對自然界的抗爭和利用密不可分，人對自然界的災害干擾能力加強，一定程度上可以利用自然界的環境，甚至有計劃地防護自然災害。先民從單純對大自然的崇拜轉向對自然和人進行雙崇拜，這也是階級分化、政權形成的基礎，這個層次各特殊動物代表的區域發展成為古國。反山所在的良渚古城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其城外有著發達的防洪系統，這個系統還兼具航運、防御功能[8]，表明良渚古城的先民對自然環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和利用，對于自然的依賴性降低，反映在精神層面即出現了神人形象的完整神人獸面紋，脫離了初期僅僅獸面紋的存在。

第三層次為政治預警中的“兵”“寧”“穰”等，不同先民群體之間不斷紛爭，有兵自然有對安寧的渴望。無論是純動物組合還是加入人的因素的組合，全部服務于戰爭，表明這個時期先民群體之間的主要矛盾由內在繁衍生息轉為外在群體之間的矛盾，這類動物應當是以敵對或友好勢力的態度觀點而區分的。特殊類動物的作用已經從單純地預防自然災害發展到識別敵對或者友好勢力的一個標志，表明特殊類動物已經代表一定的群體組織。外部矛盾成為主要矛盾，表明群體內部之間形成了比較完善的規矩，整個群體的統治力和凝聚力空前加強。這個時期并非所有的先民群體都發展成為高級社會組織，古國與古國之間、古國與聚落之間的戰爭是這個時代的主題，早期自然環境對族群的絕對性影響進一步降低。此時的戰爭是依靠人的，戰爭頻繁發生會進一步提升人的重要性。陜西神木石峁遺址是史前文化晚期到夏文化時期的一座城址，規模宏大，用石頭筑城，城墻有馬面等專業的軍事措施，出土的玉器等也多為鏟類和鉞類[9]，可見戰爭對于石峁先民的重要程度。遺址中采集和正式發掘的人頭像石雕很多，暫時并未發現特殊類動物的特類組合，表明在精神領域中人的影響程度進一步提升，這也是后世家天下形成的精神基礎。

第四層次為政治預警中的“放士”“土功”等，特殊類動物的預見作用由戰爭轉入內政，特別是繁重的徭役、放逐賢明之士，暗示著統治階級完全形成，這個層次代表著大范圍一統的國家階段，被徭役的是被統治階級，外部影響可以忽略，對內統治成為主旋律，特殊類動物預見代表著對政權和國家行為的評議。這個時期此類特殊動物雖然從史前時期流傳下來，但是已經失去原來的含義，也暗示著這大范圍一統包含若干個先民群體，由從古國紛爭時期吞并不同族群演化而來。特殊類動物的分層，對史前文化考古研究有著明顯的借鑒意義，也是研究文明化進程中先民精神內涵的重要參考。

參考文獻：

[1]袁珂.山海經全譯[M].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6.

[2]江蘇建湖縣《田家五行選釋》小組.田家五行選釋[M].北京：中華書局，1976.

[3]欒豐實.良渚文化的分期與年代[J].中原文物，1992（03）：83-91.

[4]李之龍.良渚文化社會形態探析[J].考古，2002（09）：70-79.

[5]趙曄.良渚：中國早期文明的典范[J].南方文物，2018（01）：69-76.

[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發掘報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360+373+374.

[7]連琳琳，張麗萍，張妙仙等.浙江沿海15226～5550 cal.aBP的古環境與海平面變化及其對河姆渡文化的影響[J].海洋地質與第四紀地質，2014，34（04）：11-19.

[8]劉斌，王寧遠，鄭云飛等.2006—2013年良渚古城考古的主要收獲[J].東南文化，2014（02）：31-38+67.

[9]陜西省考古研究院 ，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隊，神木縣文體廣電局.發現石峁古城[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作者簡介：

楊京（1986—），男，漢族，河北辛集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史前考古、博物館研究等。